现在，已六十五岁并且日益发胖的罗森被他亲爱的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事务所这群温顺羊羔的牧羊人。他的责任是监督那个使库贝事务所运转的颇为繁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项荣誉，其他合伙律师在赠与他这项荣誉时就这么淡淡地解释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这项荣誉简直成了灾难。被迫从他极度热爱并需要的战场退出后，罗森对于事务所业务的管理也跟准备一场收费高昂的官司相类似。他会为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秘书和办事员们严加盘问，他与其他合伙律师针锋相对，可以为有关事务所政策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高谈阔论数小时。既然被医生监禁在办公室里，他只好把年轻助手们叫来，然后找茬，看他们忍受压力的限度。
他故意隔着小会议桌坐在正对着亚当的座位上，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好像是攥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E.加纳·古德曼坐在亚当的下手，摆弄着他的领结，搔着他的胡须。当他用电话告诉罗森有关亚当的要求并透露了他的家世时，罗森的愚蠢反应是预料之中的。
埃米特·威科夫站在房间的一头，耳边贴着一个火柴盒大的手提电话。他将近五十岁，看上去却老得多，每天都在惊惶中和无数电话中度过。
罗森小心地打开放在亚当面前的卷宗，拿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去年我们和你面谈时你为什么不说你祖父的事？”他单刀直入并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亚当回答。古德曼曾告诫过亚当这个会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和威科夫会占上风。
“别自作聪明，”罗森咆哮起来。
“别这样，丹尼尔，”古德曼说着把眼睛转向威科夫。威科夫正盯着天花板摇头。
“霍尔先生，你不认为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与我们的一个客户是亲戚吗？你当然相信我们是有权利知道这件事的，不是吗，霍尔先生？”他这种轻蔑的口吻通常是为那些撒谎和要花招的见证人预备的。
“其他所有的事你们的人全都问到了，”亚当回答，非常镇定，“记得吗？安全审查，指纹鉴定，甚至谈到了测谎器。”
“是的，霍尔先生，但是你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当你申请工作时你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客户，而你他妈的知道应该告诉我们。”罗森嗓音浑厚，声调抑扬顿挫就像个有戏剧天才的演员。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当。
“他不是你所指的那种祖父，”亚当不慌不忙地说。
“那也是你的祖父，而且在你来这里求职时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客户。”
“那么我道歉，”亚当说，“这个事务所有上千个客户，全都是有钱的，都为我们的服务而付出了巨额费用。我从未想象一件微不足道的义务诉讼也能招来麻烦。”
“你这是欺诈，霍尔先生。你有预谋地选择了这个事务所，因为它当时在代理你的祖父。现在，你又突然来要求接手此案，这使我们处境尴尬。”
“什么处境尴尬？”埃米特·威科夫问，一边折起了他的大哥大放进口袋里，“听着，丹尼尔，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在死囚牢里的人。他需要个律师，该死的。”
“他自己的孙子？”罗森问。
“谁管他是不是他的孙子。这个人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他需要个律师。”
“他解雇了我们，记得不？”罗森掉转了枪口。
“是啊，但他总是可以重新聘我们的，值得试一试，会好起来的。”
“听着，埃米特，考虑这个事务所的形象是我的工作。把一个新来的助手送到密西西比去，让人家拒绝，并把他的当事人处死，我可没想过这样的主意。坦率地说，应该把霍尔先生从库贝事务所开除。”
“噢，太棒了，丹尼尔，”威科夫说，“标准的倔老头对于微妙事件的反映。那谁去代理凯霍尔？想想他吧，这个人需要个律师，亚当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上帝帮助他，”罗森喃喃地说。
E.加纳·古德曼决定说几句了。他两手握紧放在桌上，瞪着罗森说：“事务所的形象？平心而论，你以为我们真像一伙低薪的社会工作者在热情地帮助人民？”
“或者像一伙在救济贫民的尼姑？”威尔夫冷笑着在一边帮腔。
“这件事怎么会伤害我们事务所的形象？”古德曼问。
罗森从不知道什么叫让步。“非常简单，加纳，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新手送到死囚牢去。我们也许会虐待他们，设法毁了他们，让他们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但我们不会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送他们去打仗。你是知道死刑诉讼有多复杂难弄的，他妈的，你写过书的，你怎么能指望霍尔先生能胜任？”
“我将督导他所做的一切，”古德曼回答。
“他真的非常不错，”威科夫继续敲边鼓，“你知道，他已经把全部档案材料都背下来了，丹尼尔。”
“这样能行得通的，”古德曼说，“相信我，丹尼尔，这种事我经得多了，我会始终参与办案。”
“我也会抽上几个小时帮帮忙，”威科夫补充道，“我甚至可以在必要时飞过去。”
古德曼猛然转过身盯住威科夫。“你！公益事业？”
“当然了，我有良心。”
亚当没有理会他们的玩笑，仍然盯住丹尼尔·罗森。他想说，来吧，解雇我吧。来吧，罗森先生，开除了我那我就好去埋葬我的祖父了，然后继续过完我的一生。
“如果他被处决了呢？”罗森向着古德曼发问。
“我们曾经失去过他们，丹尼尔，你是知道的，从我负责公益以来有三个。”
“他的机会怎么样？”
“非常小。他现在能活着全凭着第五巡回法院的延缓执行令的效力。这个延缓可能随时被撤消，然后新的死刑执行期被确定。可能在夏末。”
“没有多久了。”
“是的，我们为他操办上诉已有七年，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上诉了。”
“有那么多人在死囚牢，我们为什么非去代理这个王八蛋？”罗森问。
“说来话长，但是和现在的事完全无关。”
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作了些显然很重要的笔记。“你不会认为你能瞒得住这件事吧？”
“也许。”
“也许，妈的。在他们杀死他之前，他们会把他炒成个名人。媒体的记者们会像一群狼一样围着他。你会被发现的，霍尔先生。”
“那又怎样？”
“怎样？那会成为特大新闻的，霍尔先生。你想想那头版标题吧——失散多年的孙子回乡挽救祖父。”
“别说了，丹尼尔，”古德曼说。
但他还继续说：“新闻界会充分利用它，你难道看不见，霍尔先生？他们会揭露你的身分并渲染你的家人如何疯狂。”
“但是我们热爱新闻界，是不是，罗森先生？”亚当平静地问，“我们是出庭律师。我们不是应该在镜头前表演的吗？你难道从不——”
“这点说得非常好，”古德曼插进来，“丹尼尔，也许你不该劝告这个年轻人回避新闻界。对你搞的一些花招噱头我们可以讲出不少故事来。”
“对，求你了，丹尼尔，别的你尽可以教给这孩子，就是不要讲关于媒体的废话，”威科夫说，不怀好意地咧了咧嘴，“是你写的书。”
有那么一瞬间罗森显得有些尴尬，亚当仔细观察着他。
“我个人相当喜欢这样的安排。”古德曼一边摆弄着领结一边研究着罗森身后的书架。“关于这事有不少可说的，实际上，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小公益部门大为有利。试想，一个年轻律师为挽救死回牢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杀人犯而玩命地拼搏，而且他是我们——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不错，会有大量报道，但那能有什么害处呢？”
“要是你问我的话，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主意，”威科夫说着，他口袋里的迷你大哥大开始响起来，他把电话贴在下巴上转身躲到一边去。
“如果他死了呢，我们是不是显得挺无能？”罗森问古德曼。
“他本来就要死的，对吧？所以他在死囚牢里，”古德曼解释说。
威科夫结束了他的通话，把电话放进口袋。“我得走了，”他说着便匆匆向门口走，神色有点紧张，“我们谈到哪儿了？”
“我还是不喜欢，”罗森说。
“丹尼尔，丹尼尔，从来都是个老倔头。”威科夫停在桌子的一端，用双手支着桌子。“你明知道这是个好主意，你不高兴只是因为他不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
“确实是这样，他骗了咱们，现在又利用咱们。”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理智些，丹尼尔，他的面谈是在一年前，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老兄。忘了它吧。我们手头有好多紧迫的事要做。他聪明，工作非常努力，办事沉稳，又做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有他是我们的福气。是的，他的家庭很糟，但我们肯定不准备把凡是家庭功能有障碍的律师都从这里开除吧。”威科夫冲亚当笑了笑。“附带说一句，所有的秘书都觉得他挺帅。我说把他送到南方去几个月，然后尽快让他回来。我需要他。我得走了。”他消失在门外，关上了身后的门。
当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涂抹时屋里静极了，后来他放弃了并合上了卷宗。亚当几乎都为他难过了，这是个伟大的斗士，芝加哥法律界的传奇人物，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大律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曾经驾驭左右陪审团，吓倒对手，威胁法官，现在坐在这儿像个簿记员，竟为了委派新手承办公益诉讼项目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亚当从中看到了幽默、讽刺，还有可怜。
“我将同意它，霍尔先生，”罗森低沉的声音极富戏剧性，几乎像在耳语，好像这一切使他受到了极大挫折，“但是我向你保证，你办完凯霍尔的事回到芝加哥时，我将建议你结束与库贝事务所的合同。”
“也许没有那个必要，”亚当迅速回答。
“你向我们介绍你自己时作了假，”罗森继续说。
“我说过对不起了，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此外，你是头自作聪明的驴，狂妄而固执。”
“你也是，罗森先生。找出一个不狂妄而固执的辩护律师给我看。”
“确实挺聪明。享受凯霍尔的案子吧，霍尔先生，因为这将是你在这间事务所的最后一项工作。”
“你想要我享受行刑过程？”
“放松些，丹尼，”古德曼温和地说，“放松些吧，这里谁也不会被解聘。”
罗森用一个手指头愤怒地指着古德曼。“我发誓我会建议解聘他。”
“好的。你能做的也就是建议，丹尼尔。我会把它提交给委员会，我们再大吵一回，行了吧。”
“我等不了，”罗森跳起来咆哮，“我现在就去游说。我会在这个周末投我的那一票。再见！”他冲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们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只让目光越过桌子对面那排空着的椅子，停留在那些厚厚的整齐地靠墙排列的法律书籍上。他们听着用力关门后那砰然的回声。
“谢谢，”亚当终于说。
“他不是个坏人，真的，”古德曼说。
“很迷人，一个真正的王子。”
“我认识他很久了。他现在的境况不好，实在是失落沮丧。我们不知道如何对他才好。”
“退休怎么样？”
“曾经考虑过，但是还没有一个合伙律师是被迫退休的。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希望能避免开这样的先例。”
“他是不是真的要解聘我？”
“别着急，亚当。我担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没有说出你的身分是不对，但那是个很小的过失，并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过失。你年轻，受了惊吓，天真，而且你是想帮忙。别为罗森担心。我不敢确定三个月后他是否仍在这个位子上。”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佩服我。”
“可以看得出来。”
亚当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围着桌子踱步。古德曼拔出钢笔开始做笔记。“没有多少时间了，亚当，”他说。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走？”
“明天。今天晚上我要收拾一下，要开十个小时的车。”
“档案重一百多磅，现在正在赶印。我明天给你邮寄过去。”
“告诉我一些孟菲斯办事处的情况。”
“一个小时前我和他们通过话。主管合伙人是贝克·库利。他正在等着你。他们会给你准备一小间办公室和一位秘书，需要什么他们会尽力帮助。在起诉之前他们没有太多可做的事。”
“那儿有多少律师？”
“十二个。这是我们十年前兼并的一个小事务所。谁也不记得确实的原因。当然，是些好孩子，好律师，是一个老事务所剩下的人，当初因为棉花和谷物商人云集于此而繁荣。我认为那是与芝加哥相连的纽带。不管怎么说，在信笺上多个地址也挺好。你到过孟菲斯吗？”
“我生在那儿，记得吗？”
“噢，是的。”
“我去过一次，数年前去看过我的姑姑。”
“那是个水乡古城，相当悠闲自在。你会喜欢的。”
亚当坐在桌子对面正对古德曼的座位上。“今后的几个月里我怎么可能去欣赏风光呢？”
“说得好。你必须尽快去一趟死监。”
“我后天会去那儿的。”
“好。我会给典狱长打电话。他的名字叫菲利普·奈非，黎巴嫩裔，够怪的。黎巴嫩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为数不少。无论如何，他是个老朋友。我会告诉他你要去。”
“典狱长是你的朋友？”
“是的，这要追回到数年前，一个叫梅纳德·托尔的坏男孩儿，他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个受害者。我想他是在一九八六年被处死的，之后我和典狱长成了朋友。如果你肯相信，他是反对死刑的。”
“我不相信。”
“他讨厌死刑。你会学到一些东西，亚当，死刑在这个国家可能很普通，但是被迫去执行它的人并不支持它。你就要见到这些人了：那些与囚徒接近的警卫，那些为了有效地行刑而必须事先计划的行政管理人员们，那些要在一个月之前就得进行行刑演习的监狱员工们。那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小角落，一个非常压抑的角落。”
“我都等不及了。”
“我会跟典狱长谈一谈，并拿到探视许可。他们一般会给你两个小时。当然，如果萨姆不想要律师，也许五分钟就够了。”
“他会和我谈的，你说呢？”
“我相信会的。我想象不出那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但他会跟你谈话的。也许要两次探视之后才能让他签字，你能行的。”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的他？”
“两年前。华莱士·泰纳和我去的。你需要去泰纳那儿摸摸底。在过去的六年里，他是这个案子的指定律师。”
亚当点点头，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他一直在采用泰纳的研究成果。
“我们先以什么理由起诉？”
“我们以后再谈这些。泰纳和我将在明天一早碰头再审查一遍这个案子。不过，一切都得等到我们听到你的消息之后再说。如果我们不能代理他，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亚当正在想报纸上的照片，黑白的是一九六七年萨姆被捕时拍的，还有杂志上的照片，彩色的是一九八一年第三次开庭所拍，另外他还把一些电视片段剪接成了一个关于萨姆的三十分钟的录像片。“他什么样子？”
古德曼把他的笔放在桌子上，摆弄着他的领结。“中等身材，消瘦——在死监里你很难看见胖子——神经质并且营养不良。他烟抽得很凶，在那里这很普通，因为没有什么可干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在走向死亡。烟的牌子挺古怪，好像叫蒙特克莱，蓝色的烟盒。在我的记忆里，他头发灰白并且多油。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洗澡。他后边的头发较长，可那是两年前了，脱落的不多。胡子也是灰白的。他有不少皱纹，怎么说他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加上他烟抽得太多。你会注意到在死监里白人看起来不如黑人。他们一天监禁二十三个小时，所以似乎被漂白了。很苍白，公平地说，几乎是病态。萨姆是蓝眼睛，五官端正。我想萨姆·凯霍尔曾是个英俊的家伙。”
“我在父亲死后知道了关于萨姆的事，我问了母亲无数个问题。她没有给我多少答案，但她确实告诉过我萨姆和我的父亲在相貌上不怎么相似。”
“你和萨姆也一点也不像，这是不是你正要问的？”
“是呀，我猜想。”
“他从你学会走路就没见过你，亚当。他不会认出你的。没有那么容易。你不得不自己告诉他。”
亚当目光茫然地盯着桌面。“你是对的。他会说什么？”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估计他会因震惊而说不出多少。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可是读过很多东西，表达能力不错。他会考虑了再说。也许需要几分钟。”
“你像是有点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而且对于他的行为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
“你确信他有罪。”
古德曼嘟囔了一下并笑了笑，他在考虑如何回答。为了决定萨姆·凯霍尔是否有罪已经进行了三次审判。至今九年了，这个案子经过各上诉法庭的反复推敲，也被众多的法官复审过。数不清的报纸杂志的文章调查了爆炸事件及其相关的背景。“陪审团是那么考虑的。我猜想这是最关键的。”
“可是你呢？你怎么想？”
“你看过档案，亚当，这个案子你研究了好长时间。毫无疑问萨姆参与了那次爆炸。”
“但是？”
“有数不清的但是。什么时候都有但是。”
“他没有操作爆炸物的历史。”
“确实。但他是三K党恐怖主义者，他们搞起爆炸像一群魔鬼。萨姆给关起来后爆炸就停止了。”
“但是在克雷默之前有过一次爆炸，一位见证人声称他看见两个人在一辆绿色的庞蒂亚克车里。”
“确实。但是见证人未被允许在法庭上作证，而且那个见证人是在凌晨三点刚离开酒吧。”
“但是另一个见证人，一个卡车司机，声称他看见萨姆在克雷默爆炸前的几小时正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咖啡馆和另一个人谈话。”
“确实。但是卡车司机三年来什么也没再说，并且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没有被允许作证。太遥远了。”
“那么谁是萨姆的同谋？”
“我怀疑我们会不会知道。亚当，记在心里，这是一个上了三次法庭的人，他还从没有上证人席指认过谁。他事实上什么也没对警察讲过，对他的辩护律师也只讲过一点，和他的陪审团则一个字也没说过。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们。”
“你认为他是单独行动的吗？”
“不。他有人帮助。萨姆心里揣着一些难解的秘密，亚当。他永远不会说的。他要遵守三K党的誓言，他抱着一种偏颇、浪漫的观念，把这当作他永远不应违背的神圣誓言。他的父亲就是个三K党徒，你是知道的。”
“是啊，我知道，别提醒我这个。”
“对不起。无论如何，在这场游戏中去发掘新的证据已经太晚了。如果事实上他有个同谋，他应该很久以前就讲出来。也许他应该告诉联邦调查局。也许他不该拒绝地区检察官的说合。我不知道，但是当你已被指控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并且面临死刑时，你就会开始交代了。你会和盘托出，亚当。你会只顾保住你自己，让你的同伴去操心他自己。”
“要是没有同案犯呢？”
“有的。”古德曼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隔着桌子递给亚当。他看了之后说：“温·莱特纳。这个名字挺熟。”
“莱特纳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克雷默案子的官员。他现在退休了，住在欧扎克的一条可钓到鳟鱼的河旁。他喜欢讲述当年在密西西比州三K党和人权运动时期的战斗故事。”
“他会和我谈吗？”
“噢，当然。他是个啤酒桶，等他喝到半酣就会讲出那些惊人的故事来。他不会泄漏任何机密，但对于克雷默爆炸案他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我一直怀疑他知道的要比他讲出的多。”
亚当析起纸条放进口袋。他看了一眼手表，快下午六点了。“我得赶快走。我要收拾一下，还有好多事。”
“我明天会把档案寄过去。你在见过萨姆之后立刻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我能说句话吗？”
“当然。”
“尽管他们是那样，我还是要代表我的家人——我的拒绝谈论萨姆的母亲，我的只是低声念叨他名字的妹妹和我那在孟菲斯的拒不承认曾姓凯霍尔的姑姑——一还代表我故去的父亲，对你和事务所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我非常尊敬你。”
“不客气。我也尊敬你。现在到密西西比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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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公寓是一套单卧室的阁楼，坐落在街角上一座本世纪初建的仓库的三层楼上。这一区域以犯罪率高而著称，但据说天黑之前是安全的。仓库是一个浪荡公子在八十年代中买的，他花了不少钱去改造，把它隔成了六个单元，并雇了个精明的房地产商，作为雅皮士步入社会的起始住房推向市场。他赚的是来这儿过夜的热情的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年轻人的钱。
亚当讨厌这个地方。他六个月的租期还有三周到期，但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只能被迫再延长六个月，因为事务所要求他们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也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另找一套公寓。
显然他也没有时间去买家具。一只可以随意怎么坐都行的没有扶手的质地很好的皮沙发对着古老的砖墙孤零零地放在地板上。两个坐袋——一个黄的一个蓝的——放在附近，这可以应付那些不速之客。沙发左边是面积不大的厨房区，有个快餐柜和三只柳条凳，沙发右边是卧室，里面是没有收拾的床和满地的衣服。七百平方英尺，每月一千三百块钱租金。亚当，作为九个月前的抢手货，他的工资是以六万年薪开始的。现在长到六万二。他的毛收入每月五千多一点，一千五是预扣的州与联邦的所得税。另外六百他从未见过的钱是库贝事务所扣下的退休基金，保证在五十五岁时可以提取，假如他在这之前还没被他们毁掉的话。在付了房租，水电，租一辆绅宝的每月四百块钱，偶尔买一些冷冻食品和一些好衣服后，亚当发现他还需要大约七百块钱，在这一部分中有些是花在女人身上的，但他结识的那些女友也同他一样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有新工作、新信用卡，通常坚持自己付款。这对于亚当来说也好。感谢他的父亲对于人寿保险的信念，他没有偿还学生贷款的负担。虽然他有些想买的东西，他还是坚持每月把五百元投入互惠基金。近期他不准备娶妻成家，他的目标是玩命干，玩命攒钱，四十岁就退休。
靠着砖墙边的是个铝合金的桌子，上面放着电视机。亚当坐在沙发里，只穿条短裤，拿着遥控器。屋里光线很暗，只有电视屏幕发出的无色的光。此时已过午夜。录像是他用了几年时间收集的片段——“三K党爆破手历险记”，他给起的名。开始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早晨，当前晚的爆炸把一座犹太教堂夷为平地之后，由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地方电视记者进行的简要新闻报道。这是已知在两个月之内的第四次以犹太人为目标的袭击事件。记者的身后是台轰隆作响的反向铲车，车斗里装满了瓦砾。她说联邦调查局没什么线索，而能对新闻界披露的就更少了。她沉重地宣称，三K党的恐吓宣传仍在继续。随后她宣布结束。
然后便是克雷默爆炸案。报道是以警报的喧嚣和警察把人群推出现场为开端。一个当地记者和他的摄影师及时赶到现场恰好使他们能拍到最初的混乱景象。可以看见有人向废墟中马文的办公室跑去，一团浓重的灰色烟尘停留在草坪前几棵小橡树的上方。那些树被震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但没有倒。烟尘凝固不动，看不出要消散的迹象。镜头外有人喊着火了，摄像机晃动着，然后镜头停在了隔壁建筑物前，浓烟从断裂的墙里拥了出来。记者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传进了话筒，他急迫而语无伦次地描述着整个触目惊心的现场。他时而指着这边时而指着那边，于是摄像机急速推拉作出为时已晚的反应。警察把他推开，他太激动了而顾不得理会。壮观的骚乱在格林维尔这个沉睡的城镇爆发，这正是他最重大的时刻。
三十分钟后，他从另一个角度描述马文·克雷默被人从废墟中七手八脚救出时声音已经比较镇静了。警察扩展了他们的警戒线，把人群一点点向后推，消防和救护人员抬着担架上的马文穿过事故现场。摄像机追随着救护车直到它开走。一个小时之后，还是这个角度，在消防队员用担架抬走两具小小的尸体时记者已经非常平静而且忧郁。
从爆炸现场到监狱前没有录像，这时萨姆·凯霍尔第一次一闪而过。他戴着手铐并且很快地被带进一辆等候的汽车里。
如同每次一样，亚当按键重放这段有萨姆的简短镜头。那是一九六七年，二十三年前，萨姆当时四十六岁。他深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是当时流行的式样。在他的左眼下有一块小纱布，摄像机是从右面拍的。他走得很快，一步步紧跟着押送人，因为人们在围观、拍照并且大声提问。他只有一次转向那些声音，如同每一次，亚当让画面定格，盯住他曾看过千百次的他的祖父的脸。图像是黑白的，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的目光总是相遇。
一九六七年，如果萨姆是四十六岁，那么埃迪就是二十四岁，亚当差不多三岁。他当时知道有亚当。那时的艾伦·凯霍尔，不久成为远方一个州的居民。在那里法官将批准给他一个新名字。他经常看这段录像，边看边纳闷在克雷默家的男孩子们被害的准确的时刻，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七点四十六分，他自己在哪儿。那时他家住在克兰顿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或许仍然熟睡在离他母亲的手表不远的地方。他快三岁了，而那对克雷默双胞胎只有五岁。
录像接下来是一些萨姆的短镜头，他被带进带出不同的汽车、监狱和法庭。他总是戴着手铐，而且养成了盯住前面几英尺外的地面的习惯。他面无表情，从不看记者，从不回答他们的提问，也从不说一个字。他动作很快，闪出门就钻进等候的车里。
他前两次受审的场面曾在每天的电视新闻报道中有详细记录。亚当多年来设法重新搞到了大多数的片段，并仔细地编辑这些材料。有一个大声咆哮着的脸，克洛维斯·布雷泽顿，萨姆的律师，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新闻界大发议论。就时间而言，布雷泽顿的镜头颇多，亚当瞧不起这个人。屏幕上有一串清晰的扫描法院外草坪的镜头，一群无声的旁观者，全副武装的州警察，还有披长袍的三K党徒，戴着他们的尖顶头罩和邪恶的面具。然后是萨姆短暂的几瞥，他总是在匆忙中，总是躲在一个高大的押解人后边疾走以躲避摄像机。在第二次开庭以及第二次陪审团因意见不同而无法判决后，马文·克雷默把他的轮椅停在威尔逊县法院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眼里衔着泪花，沉痛地控诉萨姆·凯霍尔和三K党还有墨守陈规的密西西比的司法系统。当摄像机转动时一个意外的事件在镜头前展开。马文突然认出不远处两个穿白袍的三K党徒，开始对他们叫骂，其中一个破口回骂，他的声音淹没在周围的声浪中。亚当用尽一切办法，仍无法分辨出那个三K党徒的话。那声回骂可能永远弄不清。两年前，还是在密执安法学院，亚当曾找到一位当时在场的当地记者，他的话筒离马文不远。据那个记者说，草地对面的回答似乎是他们要炸掉马文剩下的肢体。他们那些粗鲁残忍的言辞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马文变得暴怒起来，向那党徒骂出极下流的话。两个党徒悠闲地离去，而他转动着他座下的轮子，冲着他们大声吼叫。他声嘶力竭地叫骂哭喊。他的妻子和几个朋友试图制止他，但他挣脱出去，拼命地摇着轮椅，走了近二十英尺，他的妻子在后边追。摄像机跟著录下了一切，他冲出人行道进了草地，轮椅翻倒，马文四仰八叉地摔在草地上。当他滚向一棵树旁时盖在他断腿上的被子也掉了。他的妻子和朋友立刻赶到，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消失在那一小群人中。但仍能听见他的叫骂声。这时摄像机掉转镜头，抓住那两个三K党徒，一个呆立在那里，另一个笑着挡在第一个之前，一声非比寻常的痛哭从那一小群人中爆发。马文悲从中来，他像一个受了伤的疯子发出尖利的嚎叫，一种病态的声音。几声凄厉的哭嚎之后，录像转到了下一个镜头。
亚当头一次看到马文嚎叫与呻吟着在草地上滚时，他曾经热泪盈眶。后来，尽管那图像与声音仍然使他喉头发紧，但他早已不再落泪。这盘录像是他自己所作，只有他自己看过。可他看的次数太多了，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一年科技的进步是不可估量的，萨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庭的录像就清晰多了。那是一九八一年二月，在一个很小的小镇的一个热闹的广场上，有一座古雅的红砖建造的法院。天气严寒，或许因此使得看热闹的和举行示威的人来得不多。开庭第一天的报道中有一个短镜头，三个戴头罩的三K党徒在一个手提取暖器旁挤成一团，搓着手，看上去更像是狂欢节上的狂欢者而不像危险的恶棍流氓。十几个一律身着蓝色茄克的州警在一旁监视着他们。
由于当时民权运动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一种持续的斗争，萨姆的第三次开庭比前两次吸引了更多的媒体。他是个供认不讳的三K党徒，一个从自由乘车客和爆炸教堂的久远的年代里来的活生生的恐怖分子。他是那段臭名昭著的日子的残渣余孽，曾被追踪而如今即将被绳之以法。他不止一次被比作纳粹战犯。
萨姆在最后一次开庭前没有被拘禁。当时他是个自由的人，他的自由使他更难被摄像机捕捉到。屏幕上数次出现他闪身进入不同的法院大门的镜头。在第二次开庭过了十三年之后，萨姆虽老却不失风度。他的头发短而且整洁，只是灰白了。他略有些发福，但仍很匀称。在媒体追赶下他灵活老练地沿人行道行定并出入汽车。一架摄像机在他迈出法院旁门时捕捉到他，亚当在萨姆的目光刚好对着摄像机的瞬间定住了录像带。
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庭的录像中有很多镜头是围绕着一个趾高气扬的年轻检察官拍的，他名叫大卫·麦卡利斯特，一个着深色西眼，飞快一笑时露出一口整洁牙齿的英俊男人。他有无可置疑的政治野心，有相貌、头发、下巴、浑厚的嗓音、流利的话语，以及吸引镜头的能力。
在一九八九年，那次开庭的八年之后，大卫·麦卡利斯特当选密西西比州州长。不出大家所料，在他包罗万象的施政纲领里主张有更多的监狱，更长的刑期，坚决保留死刑。亚当讨厌他，但他知道过不了几个星期，也许几天后他可能就会坐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州长办公室里恳求特赦。
录像带结尾是再次戴上手铐的萨姆在陪审团宣判了他的死刑之后被带出了法庭。他面无表情。他的律师仍在震惊中，发表了一些内容平淡的评论。记者把萨姆在几天内将被转移到死回牢房的消息作为报道的结束。
亚当按下倒带按钮然后盯住空空的屏幕。在他没有扶手的沙发背后有三个装卡片的盒子，里面装着其余的故事；三次开庭的一大堆记录副本，这是亚当在佩珀代因上学时买的；上诉大战——自从萨姆被定罪人们就开始这样形容这场官司——的辩护状、申诉书以及其他文件的复印件；厚厚一摞精心复印、装订整齐并带有编目的上百篇报道三K党徒萨姆的历险生涯的报刊文章；有关死刑的材料与研究；在法学院做的笔记。他对他祖父的了解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多。
是啊，亚当知道他还没有触及皮毛。他按了另一个按钮，又一遍看他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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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埃迪·凯霍尔的葬礼是在萨姆被判死刑后不到一个月时发生的。葬礼在圣莫尼卡的一个小教堂举行。只有不多几个朋友和相比人数更少的家庭成员参加。亚当坐在前排，夹在母亲和妹妹之问。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盯着不远处盖着盖的棺材。像往常一样，他母亲的表情僵硬而淡漠，眼中偶尔闪出泪花，不时用纸巾擦着。她和埃迪有过不知多少次的分手与和解，以至于孩子们都弄不清谁的衣服放在谁那儿。虽说他们的婚姻不曾有过暴力，却也是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离婚状态——离婚的威胁，离婚的计划，和孩子们严肃地谈论有关离婚的事，离婚的谈判，离婚的表格，放弃离婚，发誓不离婚，等等。在萨姆·凯霍尔第三次受审期间，亚当的母亲悄悄地把她的东西搬回了他们的小房子，并且尽可能地陪在埃迪身边。埃迪不再去工作，又一次退到他自己狭小阴暗的世界。亚当问他的母亲，她只简单解释说他爸爸显然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困难时期”。窗帘被拉上，百叶窗关起来，灯的插头拔下来，声音放到最低，电视关上，全家人忍受着埃迪的又一次困难时期。
陪审团裁决的三个星期后他死了。他在知道亚当会第一个到家的那天，在亚当的房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他在地板上留了一张字条指示亚当如何尽快在姑娘们到家之前把污物清理好。在厨房还找到了另一张字条。
卡门当时十四岁，比亚当小将近三岁。她的母亲是在密西西比怀上的她，在她的父母匆匆向西搬迁之后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在她出生的时候，埃迪已经合法地把他家人的姓从凯霍尔变成了霍尔。艾伦成了亚当。他们住在洛杉矶东部，三间一套的公寓，窗户上挂着肮脏的单子。亚当记得那单子上有好些破洞。那是他们许多临时住处的第一个。
坐在前排紧挨着卡门的是一个他们称之为莉姑姑的神秘女人。她刚刚被作为埃迪的姐姐，埃迪唯一的手足，介绍给亚当和卡门。虽说孩子们不允许提有关家族的问题，但莉这个名字仍会偶尔被提到。她住在孟菲斯，一次婚姻使她进入孟菲斯一个富有的家庭，育有一子，由于宿怨与埃迪一直没有联系。孩子们，尤其是亚当，渴望能见到亲戚，况且莉姑姑是唯一曾被提到过的，孩子们对她有许多幻想。他们总想见到她，但埃迪却说她不是好人而不让见。他们的母亲小声告诉他们，莉实在是个好人，有一天她会带他们去孟菲斯见她。
反而是莉去了加州，和他们一起埋葬了埃迪。葬礼后她住了两个星期，与侄子侄女混得很熟。他们爱她，因为她漂亮又潇洒，穿着牛仔裤与T恤，赤脚在沙滩漫步。她带他们逛商店，看电影，在海岸边作长长的散步。她用许多理由解释为什么没有早来。她说她想来，也答应过，只是埃迪不许她来。他们从前打过架，他不愿意见她。
最后，还是和亚当坐在码头上一起观看夕阳沉入太平洋的莉姑姑谈到了她的父亲，萨姆·凯霍尔。海浪在他们脚下轻柔地拍打着，莉给亚当讲述了当他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曾在密西西比那个小镇呆过的一段不长的时期。她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膝盖，揭开了他们家族悲惨的历史。她赤裸裸地列出萨姆参加三K党活动的细节，克雷默的爆炸案，以及那些终于把他送进密西西比死牢的审判。她的口述中虽说有不少的漏洞，但她很有策略地包含了所有要点。
对于一个刚刚丧父、尚不成熟的十六岁少年，亚当接受整个事情的表现却非常得当。他问了几个问题，海上的冷风吹来，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听，没有震惊也没有愤怒，只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这个可怕的故事给他一种奇特的安慰。在他的世界之外竟有一个家族在那里！或许他根本不是与常人不同。或许他也有不少可以分享人生经历的叔伯姑姨表兄弟姊妹。或许也有几栋由真正的祖先建造的老房子，还有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农场。他终归还是有来历的。
但是莉是聪明人，她及时觉察到他的兴趣所在。她解释说凯霍尔家族是个奇特而秘密的家族，他们自我封闭，回避与外人接触。他们不是那种到了圣诞节就团圆，逢七月四日国庆必聚会的友好热情之人。她住在离克兰顿只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却从未见过他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日暮时分去海堤成了一种仪式。他们会先在市场上买些红葡萄当零食，把籽吐进大海，直到天全黑下来。莉给他讲了在密西西比与她的弟弟埃迪度过的孩提时代。他们住在离克兰顿仅十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农场里，那里有可以钓鱼的池塘和可以骑的小马。萨姆是个和蔼的父亲，不是专制的却也实在不能说是亲切的。她的母亲多病而且不喜欢萨姆，但她溺爱她的孩子。她失去过一个孩子，一个新生儿，那时莉六岁，埃迪差不多四岁。她几乎一年都没走出她的卧房。萨姆雇了个黑女人照顾埃迪和莉。一九七七年她母亲死于癌症，那也是凯霍尔全家最后一次相聚。埃迪曾偷偷跑回家乡去参加葬礼，不过他设法避开了所有的人。三年后萨姆最后一次被捕并被判刑。
关于她自己的生活莉没有讲多少。十八岁时，中学毕业典礼结束后一个星期她就匆匆离家直奔纳什维尔，打算录制唱片一举成名。不知怎么回事她遇上了费尔普斯·布思，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生，家里开着银行。他们最后在孟菲斯结婚安了家，开始了一种看来并不快乐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儿子，沃尔特，他显然相当反叛，现住阿姆斯特丹。关于莉的情况细节只有这些。
亚当拿不准莉是否改过姓。他怀疑她改过，可谁又能责怪她呢？
像来时一样，莉悄悄地离开了。没有拥抱也没有告别，天亮之前她溜出他们家走了。两天后她打来了电话，鼓励亚当和卡门写信来，他们也热切地照办了，可是再也没有了她的信和电话，重新建立联系的保证渐渐地烟消云散。他们的妈妈有一个解释。她说莉是个好人，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凯霍尔家的人，天生就有些忧郁古怪。亚当的梦碎了。
在他从佩琅代因毕业的那个夏天，亚当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半个国家去基韦斯特。他们在孟菲斯与莉姑姑一起住了两个晚上。她独自住在公寓式管理的一套宽敞、现代化的私人套房里，房子坐落在可以俯瞰河上风光的陡峭河岸上。他们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他们三个，吃家里烤的比萨饼，喝啤酒，看过往的驳船，几乎无所不谈，只是从不提及家庭。亚当对于将要上的法学院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莉也有一大堆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她活泼、幽默、健谈，是个称职的女主人和姑姑。当他们拥抱告别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并且央告他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