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默默地看着第三次审判的后半段。麦卡利斯特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频频出现，不止一次亚当后悔当初编辑时没有多删除一些。最后萨姆被铐上手铐带走了，屏幕上一片空白。
“还有谁看过这个录像？”莉问。
“没有，你是第一个。”
“你是怎么收集的这一切？”
“这需要时间，一点钱，和不断地努力。”
“不可思议。”
“还在初中时，我们曾有这样一个教政治学的二百五老师。他让我们从报纸杂志上找题目，并且对当日的事件进行辩论。有个学生拿来一份洛杉矶时报，头版上有密西西比州的萨姆·凯霍尔案即将开庭的报道，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得好热闹。接着我们便一直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被判有罪都很高兴。但是对于是否应处死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几个星期后，我父亲去世，而你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真怕我的同学们会发现真相。”
“他们发现了吗？”
“当然没有。我是个凯霍尔，最能保守秘密的人。”
“这个秘密不会再保持多久了。”
“是啊，不会很久了。”
他们盯着空白的屏幕呆了好久。最后亚当按了电源键关了电视。他把遥控器扔在桌上。“对不起，莉，我是认真的，如果这事让你难堪，我希望能有什么方法避免才好。”
“你不明白。”
“我知道。你无法解释，对不对？你怕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吗？”
“我看不起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
“可你喜欢他们的钱。”
“钱是我应得的，知道吗？我忍受了二十七年。”
“你怕你的小小俱乐部会驱除你吗？他们会把你踢出乡村俱乐部吗？”
“别说了，亚当。”
“对不起，”他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我正从隐蔽处出来，莉。我要勇敢地面对我的过去，我想我希望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勇敢。对不起。”
“他现在什么样？”
“老态龙钟。布满皱纹，皮肤苍白。他太老了，不该给关在笼子里了。”
“我记得在最后一次审判前的几天我和他的谈话。我问他为什么不逃走，销声匿迹，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南非。可你知道吗？”
“什么？”
“他说他想过。母亲死了几年了。埃迪走了。他读过有关纳粹战犯孟其尔和埃克曼①以及其他在南美隐匿起来的纳粹战犯的书。他甚至提到圣保罗，那是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他有个朋友，我想也是个三K党徒，能帮他搞到所有的文件并可帮他找到藏身之处。他考虑了很久。”
① 孟其尔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囚犯肉体作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埃克曼是奥地利纳粹分子。两人战后均曾逃至南美。
“我倒希望他去藏起来。那样也许我父亲还会和我们在一起。”
“他去帕契曼的前两天，我在格林维尔的监狱见到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为什么没跑，他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判死刑。我无法相信，这么多年他都是自由人，他是可以很容易地逃走的。他说没有逃跑是一个错误，一个将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
亚当把装玉米花的盆放在桌上，慢慢靠向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握着他的手轻轻说：“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搅在这中问。”
“他穿着一身死囚才穿的红四衣坐在那里看上去那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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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克莱德·帕克在一只上面有他名字的杯子里冲了一大杯浓浓的咖啡，便开始处理这天早晨的文书档案工作。他在死监里已经干了二十一年，近七年担任值班警官之职。每日早班八小时，他作为四名监舍巡视警官之一将负责管理十四名犯人和两名警卫及两名看管人员。他填完他的报表，又看了看留言夹板。有一张条子要他打电话给典狱长。另一张上写着F.M.登普西的心脏药快用完了，他要求看医生。他们全都愿意看医生。他边啜饮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边离开办公室去进行早晨的巡查。他检查了门卫的军容风纪，告诉那个年轻的白人警卫去把头发理理。
其实在严管区工作挺不错的。死监犯一般是比较安静守法的。他们一天二十三个小时都是单独在自己的囚室度过，彼此隔离，因而不可能合谋闹事。他们一天有十六个小时在睡觉，吃饭也是在自己的囚室。他们每天被容许有一个小时到室外休息，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放风”，而且他们还可选择一人独自去。每个犯人都有电视机或收音机，再不然就是两样都有。早饭后监舍里开始有了生气，音乐、新闻、连续剧以及隔着栅栏的闲谈响成一片。犯人们看不见邻室犯人的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交谈。争论声偶尔会盖过某人的音乐，不过这些小小的争吵很快便会被警卫们平息。犯人们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有一定的特权。拿走他们的电视机或收音机那简直是要他们的命。
死监使关在里面的犯人之间生发出一种奇怪的同志情谊。他们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都是因残暴杀人而被判罪。然而很少有人关注那些过去的行为和犯罪记录，并且一般对肤色的不同也没多大兴趣。在外头的普通监牢里，犯人往往会以种族为界结成形形色色的帮派团伙。但在死监里衡量一个人却是依据其应付这种监禁生活的方式来决定。不管他们是否互相喜欢，他们是一起被囚禁在世界上这个小小的角落里，都在等待着死亡来临。这是由与世抵。许者、流浪汉、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冷血杀手所组成的一个小小的贱民兄弟会。
一人的死在这里关系着所有人的死。关于萨姆新近的死刑判决的消息沿着监舍在栅栏之间悄声传递着。当昨天的午间新闻播出这条消息后，死监变得格外安静。大家突然间个个都要求同自己的律师谈话。对法律事务的兴趣重新萌生，帕克发现有几个犯人关上电视，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研读起自己的审判记录来。
他穿过一道沉重的门，喝下一大口咖啡，默默地顺着A排监舍慢慢巡行。面对走廊是十四间一模一样的囚室，全是六英尺宽九英尺深。每间囚室的正面都是一面铁栅栏墙，所以犯人无论何时都不能拥有完全的隐私。不管他碰巧要做什么——睡觉或者撒尿——都在警卫的监视之下。
当帕克从每个小囚室前面缓缓走过并查寻着被单下的一个个脑袋的时候，他们还在睡着。囚室的灯关着，整排监舍昏暗无光。走廊差役，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在五点钟会把他们叫醒或摇醒。早饭六点钟开，有鸡蛋、烤面包、果酱间或是咸肉、咖啡及果汁。再过几分钟，待四十七名犯人摆脱睡意，继续展开他们冗长的等死过程时，死监就会慢慢恢复生气。等死的过程很慢，一天一天地等，等着又一次凄惨的日出把又一份炎热铺盖在他们自己那地狱般的小洞窟里。然而像昨天那一例，当某地的一个法庭驳回了答辩或请求或上诉而裁决死刑应迅速执行时，那就会很快。
帕克边喝咖啡边点着人头，静静地向前挪动着脚步，进行着他每日清晨的仪式。如果常规不被打破，日程依然如旧，严管区的日子平常是很顺当的。监狱手册中有一大堆规则，不过都是易于遵循并且很公平的。人人都知道这些规则。可是执行死刑另有一本手册，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和变动的准则，这常常使死监的安定受到干扰。帕克对菲利普·奈菲怀有极大的敬意，但对他在每次行刑之前和之后都要重写那本书实在不能忍受。要做到每次行刑都合情合理又合乎宪法，压力是非常大的。没有哪两次行刑的情况是一样的。
帕克憎恨死刑。他相信死亡是一种报应，因为他笃信宗教，上帝说以眼还眼，上帝是说到就会做到的。不过他还是宁愿让旁人在旁的什么地方去执行那些死刑。幸运的是执行死刑在密西西比州十分罕见，所以他干这份工作还是一帆风顺没什么波折。在二十一年当中他只有十五次执行死刑的经历，不过一九八二年以后只有四次。
在监舍的尽头他轻声地对一名警卫讲着话。阳光开始照进监舍走道上面打开的窗户。这将是个又热又闷的日子，而且还会比往日安静得多。抱怨食物差的和要求看医生的都会减少，在这事那事上的牢骚话还会零零星星听到，但总体上他们会是温驯听话然而心事重重的一群。至少有一年或一年多了都没有过像这样从撤消缓期判决到行刑时间相距这么近的。帕克兀自笑笑，一边查点着被单下的脑袋。不错，今天会是个安静的日子。
萨姆住进死监的头几个月里，帕克对他不理不睬。官方有规定，除了确有必要，不得与犯人进行接触，何况帕克发现萨姆一人独处更自在。萨姆是三K党，他憎恨黑人。尽管他少言寡语，但言词尖刻自信，起码一开始时是这样。然而一天八小时无所事事的日子逐渐磨去了他的棱角，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交流已达到可以简短地交谈几句或咕哝几声的程度。经过九年半的朝夕相处，萨姆偶尔居然也能对帕克咧嘴笑笑了。
帕克根据多年的研究，认为死监里的杀人犯有两类。一类是冷血杀手，这种人如果有机会就会故伎重演；还有一类只是因一念之差杀了人，他以后绝不会生出让自己再次血染双手的念头。前者应当速速送往毒气室处决。而处决后一类人却令帕克不安，因为处死他们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如果释放出狱不会危害社会，甚至都不会引起注意。萨姆无疑是第二类人。可以让他回家，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孤独中死去。不，帕克不希望萨姆·凯霍尔被处死。
他拖曳着脚步沿A排监舍往回走，一面喝咖啡一面巡视着黑暗的囚室。他的这一排监舍离隔离室最近，其隔壁就是毒气室。萨姆在A排六号，确切说离毒气室不到九十英尺。他曾经要求搬到几码外的一间囚室，起因是与塞西尔·达夫，他当时的邻居，有点小口角。
萨姆此刻正摸黑坐在床沿上。帕克停下脚步，走近栅栏。“早，萨姆，”他温和地说。
“早，”萨姆回答，瞥一眼帕克，然后面朝门站在房间中央。他穿一件脏兮兮的白色T恤和一条宽松的拳击运动短裤，是死监犯人通常的打扮，因为天太热了。按规定在囚室外面时犯人要穿上鲜红色的连身囚衣，但在里面他们尽量少穿。
“今天会是个大热天，”帕克说，这是他早晨常用的问候语。
“瞧到八月怎么样吧，”萨姆说，也是对通常早晨问候语的标准回答。
“你还好吧？”帕克问。
“从没这么好过。”
“你的律师说他打算今天来。”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我好像需要许多的律师，是不，帕克？”
“看上去可不就是。”帕克喝了一口咖啡，顺着监舍瞟了一眼。他身后的窗户面南，一束阳光照射进来。“一会儿见，萨姆，”他说完缓缓走开了。他检查了剩下的囚室，所有的孩子一个没丢。他走出A排监舍回到前面，身后的门咔啦作响。
囚室唯一的一盏灯安在不锈钢洗脸池上方，池子由不锈钢制成是为了不让犯人把它敲下一块用作武器或自杀的工具。池子下面有个不锈钢的马桶。萨姆打开灯，开始刷牙。快五点半了。他一夜没睡好。
他点燃一支烟，坐在床边打量着自己的脚，然后又盯着那涂了漆的水泥地面看，这种地不知为什么夏不散热冬不保暖。他唯一的鞋放在床下，那是一双令他厌恶的橡胶拖鞋。他有一双毛袜，冬天睡觉时也穿着。他剩下的财产有黑白电视机、收音机和打字机各一台，六件有破洞的T恤，五条普通的白色拳击运动短裤，牙刷、梳子、指甲刀各一把，还有一台有杂音的电扇和一本十二个月的挂历。他最珍贵的财物就是他多年来苦心收集并牢记在心的一套法律书籍。这些书被整齐地放在床对面廉价的木质书架上。书架与门之间的地上有一个纸板箱，里面放着累积起来的厚厚的卷宗，是按年代排列的历年密西西比州政府诉萨姆·凯霍尔一案的审判记录。这些，也被牢记在心里了。
他的资产负债表很简单，除了死刑执行令尚未执行外别无负债。起初贫困也曾使他发愁，但那些忧虑多年前就已烟消云散。听家人说他的曾祖父是个拥有地产和奴隶的有钱人，可近来凯霍尔家没有出过一个有产业的阔人。他知道有的死刑犯很为自己的遗嘱而苦恼，好像他们的继承人会为他们的旧电视机和破杂志争吵不休。他正在考虑立一份遗嘱把他的毛袜子和脏内衣遗赠给密西西比州政府，或者也可能留给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
在他右边住着J.B.古利特，这是个不识字的白人小伙子，他强奸并杀害了某位校花。三年前萨姆在古利特就要被处决的前几天出面提出一项狡猾的请求。他指出了几点未解决的疑点并向第五巡回法院说明古利特没有律师。暂缓行刑令立即下达，而古利特则从此与他结成终生的朋友。
他左边是汉克·亨肖，一个流氓帮伙颇为著名的头头，那早已被人忘在脑后的帮伙称作“红颈黑手党”。汉克和他那拼凑而成的一帮人在一天晚上劫持了一辆十八轮的大卡车，按计划他们只是想窃取车上的货物。但司机拔出一支枪来，随后在枪战中被杀。汉克的家人重金聘请了好律师，因而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他都不会被执行死刑。
三个邻居把严管区他们的这一段归属于罗得西亚①。
① 即今津巴布韦旧称。
萨姆把烟头丢进马桶，然后斜倚在床上。克雷默爆炸案的前一天他曾去过埃迪在克兰顿的家。他别的都记不起了，只记得带了一些从自家园子里刚摘的菠菜，并且和小艾伦，即现在的亚当，在前院玩了几分钟。当时是四月，天气暖和，他还记得他的小孙子光着脚丫。他记得那双胖胖的小脚，有一个脚趾裹着创可贴。他是在石头上碰伤的，艾伦十分自豪地向他解释。这小家伙喜爱创可贴，手指上或膝盖上总是贴着一块。当他骄傲地把一大盒不同种类的胶条拿给祖父看时，伊芙琳手里抱着菠菜在一旁直摇头。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艾伦。第二天就发生了爆炸案，接着萨姆便在监狱待了十个月。等到第二次审判结束他获释时，埃迪和他一家已经走了。他太傲气，所以不愿赶着去找儿子。偶尔听到过关于他们去向的谣传。莉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但她找不到他们。多年以后她同埃迪交谈时方知他有了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叫卡门。
监舍那头传来一阵声响。接着是冲马桶声，然后收音机响起来。死监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声活过来了。萨姆梳了梳他那油腻的头发，点燃起另一支蒙特克莱香烟，看了看墙上的挂历。今天是七月十二号。他还有二十七天。
他坐在床沿上又打量了一番他的脚。古利特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而萨姆则一边喷云吐雾一边挠着脚踝在听全国广播公司杰克逊市分台的节目。在就当地的枪战、抢劫和凶杀进行报道之后主持人播报了帕契曼监狱就要执行一次死刑的热门新闻。他急切地报告说，第五巡回法院已经撤消对该监狱最著名的犯人萨姆·凯霍尔的暂缓行刑令，执行日期定于八月八日。权威人士确信凯霍尔的上诉已无力回天，那声音在说，处决会如期执行。
萨姆打开他的电视机。同平时一样，声音比图像先出现整整十秒钟，因而他先是听到首席检察官在亲自宣布事过这么多年之后对凯霍尔先生的判决。随着慷慨激昂的讲话声，一张布满干扰纹的脸在屏幕上显现，然后看到了罗克斯伯勒又是微笑又是皱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兴味十足地在镜头前把凯霍尔先生如何最终还是被押进毒气室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通。随后镜头回到主持人。这是个本地小伙子，蓄着一口毛茸茸的胡须。他闪电式地把萨姆的可怕罪行回顾了一遍。在他肩膀后面的背景画面是一幅画得很粗的插图画，上头是一个戴着尖顶面罩的三K党。画面最后以一支枪、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和KKK三个字母结束。主持的小伙子又重播了一遍八月八号这个日期，仿佛他的观众应当把他们日历上的这个日子圈上并且到时得安排休上一天假。接着播出的是天气预报。
他关上电视，朝栅栏走过去。
“你听到了吗，萨姆？”古利特从隔壁大声问。
“听到了。”
“要大闹一场了，老兄。”
“是啊。”
“多往好处想想吧，老兄。”
“什么意思？”
“你只剩下四个星期啦。”古利特为自己想出的妙语笑出声来，但他很快就打住了。萨姆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些纸，坐到床沿上。囚室里没有椅子。他把给亚当的委托协议书从头读了一遍。一共两页的文件文字占了有一页半。萨姆用铅笔在所有空白处都加上了工整清晰的脚注。他还在两页纸的背面补充了一些段落。又有一个想法冒出来了，于是他找到一处地方把它添上。他右手夹着烟，左手拿着文件，一遍遍反复读着。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下他那老掉牙的皇家牌手提式打字机，把它在膝盖上放平稳，插进一张纸，开始打字。
六点十分，A排监舍北端的门喀啦啦响着打开了，两名警卫进了走廊。其中一个推着一辆整整齐齐码放着十四个餐盘的手推车。他们在一号囚室停下，从门上一个狭窄的窗口递进金属餐盘。一号的犯人是个骨瘦如柴的古巴人，他上身裸着，只穿着裤衩，正等在栅栏旁边。就像个饥饿的难民，他抓过盘子，二话没说端到自己的床边。
今天的早餐是两个炒鸡蛋、四片烤面包、一片肥成肉、两小盒葡萄果酱、一小瓶橙汁和一大塑料杯的咖啡。食物是热的，并且分量也足够，符合联邦法院规定的标准。
他们来到下一间囚室，里面的犯人正在等着。他们总是在等，总是像饿狗似地站在门边。
“你们迟到了十一分钟，”这个犯人一边接过餐盘一边轻声说。警卫连看都不看他。
“你告我们去吧，”其中一个警卫说。
“我有我的权利。”
“你的权利就是屁股欠揍。”
“别对我这样说话。我要去告你。你这是虐待。”
警卫没再答理他，把车推到下一个门。每日例行仪式的一部分而已。
萨姆没有在门边等。早餐送来时他正在自己小小的法律办公室忙着工作。
“我猜你就在打字，”他们在六号前面停下来时，一个警卫说。萨姆慢慢地把打字机放在床上。
“打情书，”他边说边站起身。
“好吧，不管打的是什么，萨姆，你最好还是赶紧。厨子已经在谈论你最后一顿饭吃什么了。”
“告诉他我要微波炉烤的比萨饼。恐怕他连这样的东西也做不好。或许我还是只要热狗和豌豆吧。”萨姆从递饭口接过餐盘。
“你可以随便要，萨姆。上一个要的是牛排和大虾。你想象得出来吗？在这种地方居然要牛排和大虾。”
“他得到了吗？”
“没有。他吃不下去，结果他们给他服了一肚子的安定剂。”
“这么走倒不错。”
“安静！”J.B.古利特在隔壁吼起来。警卫顺着监舍把车子又推了几英尺，在J.B.古利特前面停下来。后者双手抓着栅栏。他们跟他保持着距离。
“怎么，今天早上大家不是都挺快活的吗？”一个警卫说。
“为什么你们两个蠢货就不能安安静静地送饭呢？我是说，你们难道以为我们天天一大早醒过来就乐意听着你们耍嘴皮子开始这一天吗？把食物给我，老兄。”
“哎呀，J.B.古利特，非常抱歉。我们只不过以为你们这些家伙会觉得孤单。”
“你们错了。”J.B.古利特拿了餐盘，转身离去。
“惹不得，惹不得，”一个警卫说着，两人走开又去折磨别的人了。
萨姆把食物放在床上，然后往咖啡里搁进一包糖。按他每天的习惯是不吃炒鸡蛋和咸肉的。烤面包和果酱是他留着整个上午慢慢消受的。咖啡也要仔细品尝，限量配给供应到十点钟，那之后就是他健身和晒太阳的时间了。
他把打字机平放在膝盖上，开始用食指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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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萨姆的协议书改写本在九点三十分完成。他颇为自豪，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比较得意的杰作之一。他一边大嚼烤面包一边做最后一次校对。由干打字机年代久远，字打出来虽然整齐但字体陈旧。至于语言则滥施感情且繁琐重复、辞藻华丽，净是些寻常百姓从来不用的字眼。但萨姆对法律术语用起来可差不多称得上是圆熟流利，堪与任何律师媲美。
走廊尽头的一扇门砰地打开之后又关上了。沉重的脚步一路咔咔作响地走过来，帕克出现了。“你的律师来了，萨姆，”他边说边从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
萨姆起身穿上短裤。“几点了？”
“九点三十过一点儿。有什么分别吗？”
“十点该是我放风的时间。”
“你是要放风还是去见律师？”
萨姆一边穿他的红色连身囚衣和橡胶拖鞋一边思索着这个问题。在死监里穿衣是个迅速完成的程序。“我以后再补行吗？”
“我们考虑考虑吧。”
“我要我的放风时间，你知道。”
“我明白，萨姆。走吧。”
“那对我很重要。”
“我明白，萨姆。那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争取以后给你补，好了吧？”
萨姆仔细地梳了头，又用冷水洗了手。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有话要对J.B.古利特讲，内容和他今天早晨的情绪有关，可是古利特已经又睡了。他们大多数都在睡。死监犯人普遍都是吃过早餐再看一个来小时的电视然后倒头睡个回笼觉。帕克的观察虽然决不科学，可他估计他们一天得睡上十五至十六个小时，而且无论酷暑严冬，无论是大汗淋漓还是置身于电视广播的嘈杂声中都照睡不误。
这天上午要比平时安静许多。电扇依旧嗡嗡作响，但没有呼来喊去的大声喧哗。
萨姆靠近栅栏，背对帕克，把双手伸到门上狭窄的递饭口外面。帕克给他上了手铐，萨姆到床边拾起文件。帕克朝走廊尽头的警卫点点头，于是萨姆的门自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脚镣在这种场合可用可不用，若是一名年纪轻些的犯人，或者是个态度差而体力强一点的犯人，帕克也许就会用了。但这是萨姆。他已经老了。充其量他能跑多远？他的那双脚能有多大危害？
帕克的手轻轻握住萨姆瘦骨嶙峋的上臂，带他经过走廊走到这排监舍大门旁停下，等着开门关门。离开A排监舍后，另有一名警卫尾随他们走到一扇铁门前，帕克用他腰带上的钥匙开了门。他们进了门，亚当正独自一人坐在绿色隔板的另一侧。
帕克解开手铐，离开了这个房问。
亚当拿起萨姆改写的协议书，他第一遍读得很慢。读第二遍时他做了一些笔记，并被里面的一些词句逗乐了。他见过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写得比这更糟糕的作品，也见过比这强得多的。萨姆的难题与大多数学法律的一年级学生一样。人家用一个字就能说明白他却要用六个字。他的拉丁文糟透了。有的段落整段都是废话。不过，对非律师而言，大体上还不错。
原来两页的协议如今成了四页，字打得很整齐，只有两处版式错和一个拼写错。
“你干得相当不坏，”亚当说着把协议放在台子上。萨姆喷出一口烟，通过窗口注视着亚当。“和我昨天递给你的那份协议基本一致。”
“两者基本上大不相同，”萨姆纠正他说。
亚当瞟一眼笔记，接着说：“你似乎关注五个方面：州长、书籍、电影、终止委托以及谁在行刑时来作见证。”
“我关注的事情多呢。这些恰巧是不能商量的。”
“我昨天答应了不会去管你的书和电影。”
“那好。接着往下说。”
“关于终止委托的文字没有问题。你要求拥有随时以任何理由终止我和库贝法律事务所担任你的代理的权利，并且被解雇方无权反对。”
“上一次为了解雇那些犹太浑蛋让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我不想重蹈覆辙。”
“那倒合理。”
“我不在乎你是否认为合理，明白吗？协议里写明了的，而且没有商量余地。”
“公平得很。还有，你只愿与我一人打交道。”
“不错。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其他人一概不得接触我的档案。那个地方犹太人满地爬，他们不许介入，明白吗？黑鬼和女人也一样。”
“你看，萨姆，咱别用侮辱性字眼好吗？咱们称他们为黑人怎么样？”
“噢，对不起。咱们是不是更准确一点，称他们为非洲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呢？你和我将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而且也是白种男性美国人。如果你需要你们事务所帮忙，就一定要设法去找德裔美国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因为你们是在芝加哥，也许可以用一些波兰裔美国人。嘿，那有多好，是不是？咱们那才叫真正用词得当，从多元文化和政治的角度都准确无误，不是吗？”
“随你怎么说都行。”
“我已经感觉好一些了。”
亚当在笔记上打了个勾。“我可以同意你这个意见。”
“你他妈的当然得同意，如果你想要我跟你签协议的话。就是别让那些少数民族介入我的生活。”
“你认为他们急于跳进来吗？”
“我什么也不认为。我还有四个星期可活，我更愿意和我信任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亚当把萨姆的稿子第三页上的一个段落又读了一遍。文中给予萨姆单方面决定选择两名行刑见证人的权利。“关于见证人的这一条我不明白，”亚当说。
“这很简单嘛。如果我们走到那一步，那时就会有大约十五个见证人。既然我是被邀请的客人，我应当有权选择两个。成文法——一旦有机会你不妨复习一下——列举了一些必须在场的人。典狱长——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这位是个黎巴嫩裔美国人——有权对其余人的选择作出决定。他们通常是与新闻界一起用摇奖的方式选出哪些狠心的家伙是被许可到场观看行刑的。”
“那你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条呢？”
“因为律师一向是受刑人——就是我——决定的两个人选之一……”
“而你不愿我来观看行刑。”
“是的。”
“你认为我会希望到场看行刑？”
“我什么也不认为。只不过事实是，一旦处决不可避免，律师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们可怜的当事人被毒气熏死。然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到镜头前哭上一场，继而又对判决不公骂上一通。”
“你以为我也会这么做？”
“不，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还要加这一条呢？”
萨姆两肘支着台面向前靠过来。他的鼻子距隔离板只有一英寸远。“因为你一定不能去看行刑，明白吗？”
“成交了，”亚当漫不经心地说，翻到另一页上，“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地步的，萨姆。”
“好样的。这话正合我意。”
“当然，我们也许需要州长的帮助。”
萨姆厌恶地哼了一声，在椅子里放松了一下。他把右腿搭在左膝上，注视着亚当。“协议书写得很明白。”
确实如此。几乎有一整页都是对大卫·麦卡利斯特的恶意攻击。萨姆把法律置于脑后，使用了诸如“下流”、“自我中心”及“自恋”之类的字眼，并且不止一次提到他对在公开场合出风头的贪得无厌。
“这么说你跟州长不和，”亚当说。
萨姆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认为你有这样的念头不好，萨姆。”
“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认为。”
“州长可以救你一命。”
“啊，真的吗？我今天之所以落到在死监等候进毒气室处死的地步，根由就在他一人身上。他凭什么要救我的命呢？”
“我并不是说他要来救。我说的是他可以。咱们还是持一种对任何机会都不拒绝的态度吧。”
萨姆点起一支烟，干笑了好一阵子。他眨眨眼，眼珠一转，仿佛这孩子是他几十年来碰见的最笨的人。随后他倚着左肘向前倾身，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指着亚当。“如果你以为大卫·麦卡利斯特会在最后一刻同意赦免我，那你准是傻瓜。不过让我告诉你他会干些什么吧。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你，还有我，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会邀请你去他州首府的办公室，但在你到达之前他会递话给新闻界。他会作出极诚挚的样子倾听。他会声称对我是否该处死还有重大保留。他会在临近行刑时再安排一次会面。而在你离开后，他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把你刚刚对他说的一切都透露给他们。他会翻出克雷默爆炸案重弹老调。他会谈论民权及所有那些激进的黑鬼的屁事。他甚至可能声泪俱下。我进毒气室的日子越近，传媒的炒作就越大张旗鼓。他会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他会天天同你见面，假使我们许可的话。我们会被他牵着走到终点线。”
“没有我们他一样可以做到。”
“当然他会。记住我的话，亚当。在我死前一小时，他会在某个地方——或许在这儿，或许在州长官邸——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会站在那儿，面对着数百架摄像机宣布拒绝给我赦免。而且这个浑蛋还会含着眼泪。”
“跟他谈谈没什么害处。”
“好。跟他谈去吧。等到你那么做了，我就行使第二款，请你这个笨蛋滚回芝加哥。”
“他也许会喜欢我。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噢，他会爱你的。你是萨姆的孙子嘛。多么耸人听闻的故事。会招来更多的记者、更多的摄像机、更多的采访。他准高兴结识你，那样他好吊着你的胃口引诱你跟着他走。见鬼，恐怕你会使他再次当选呢。”
亚当翻到下一页，又做了一些笔记。为了把话题从州长引开，他故意打马虎眼拖延了一会儿。“你在哪儿学会这么写的？”他问。
“跟你从一个地方学来的。指导你的那些有学问的人同样也是教我的老师。已故的历届法官们、可敬的大法官们、夸夸其谈的律师们、啰嗦乏味的教授们。你读过的那些垃圾也是我拜读过的。”
“不坏嘛，”亚当边说边扫视着另外一段。
“真高兴你这么看。”
“我知道你在这儿开业，很有些主顾。”
“开业。什么是开业？为什么律师开业？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只是工作呢？管子工开业吗？卡车司机开业吗？不，他们只是工作。然而律师却不同。不同个鬼。他们特殊，所以他们开业。虽然他们有那么多该死的业可开，你以为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吗？你以为他们最后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吗？”
“你喜欢什么人？”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是愚蠢的呢？”
“因为你坐在墙的另一面。你可以从那扇门走出去，驾车离开。你今晚还可以在一家考究的餐馆进餐，然后在一张软床上睡觉。在墙的这一边，生活是有一点不同的。我被当成动物一样对待。我住的是笼子。给我判的死刑使密西西比州可以在四星期内将我杀死，就是这么回事，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很难喜欢什么人的。因此你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
“你是说在你到这儿之前是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吗？”
萨姆从窗口朝这边瞪了一眼，喷出一口烟。“又是个傻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与正题无关，顾问。你是律师，不是精神病医生。”
“我是你的孙子，因此我可以问和你的过去有关的问题。”
“那就问吧。你的问题也许得不到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孩子。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取消过去已经做下的事，也不能对所有的事都作出解释。”
“可我没有过去。”
“那么你真是个幸运儿。”
“我可不这么认为。”
“瞧，如果你期望由我来给你填补空白，那你恐怕是找错人了。”
“那好。我另外应当去跟谁谈呢？”
“我不知道。这事并不重要。”
“也许对我是重要的。”
“好啦，说实话，我此刻对你不大关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更担心的是我自己，是我和我的前途，我和我的性命。一座大钟正在什么地方滴答作响，你知道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别问我为什么，但我能听到这该死的声音，它确实使我焦虑不安。我觉得很难去为别人的问题着急。”
“你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我父亲是三K党。”
“他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他的父亲是三K党。”
“棒极了。三代同党。”
“我想是四代。雅各布·凯霍尔上校在南北战争中与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一起打过仗，根据咱们家流传下来的说法，他是三K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我的曾祖父。”
“你对此感到自豪？”
“你这是在提问吗？”
“是的。”
“并不是自豪不自豪的问题。”萨姆朝台子点点头。“你打算在协议上签字吗？”
“签。”
“那就签上吧。”
亚当在文件最后一页底下签了字，递给萨姆。“你问的问题都是颇具隐私性的。作为我的律师，你一个字都不能泄漏。”
“我明白这层关系。”
萨姆把名字签在亚当名字旁边，然后研究着两人的签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姓霍尔的了？”
“在我过四岁生日前一个月。这是家务事。我们全家同时改的。当然了，我并不记得。”
“为什么他改成霍尔？为什么不彻底斩断联系，改为米勒或格林，或别的什么？”
“这是在提问吗？”
“不。”
“他是在逃避，萨姆。而且是边逃边切断后路。我看四代的重负真够他受的。”
萨姆把协议放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有条不紊地点起另一支烟。他朝着天花板吐出一口烟，凝视着亚当。“听着，亚当，”他缓缓地说，声音突然变得柔和许多，“咱们先把家族的事在一边放放好吗？也许我们以后会回来解决它。此刻我需要知道会有什么事将要落到我头上。据你所知，我还有希望吗？诸如此类的情况我都需要了解。你怎么才能让那钟停下来？你下一步怎么做？”
“这取决于几件事，萨姆。取决于你告诉我多少关于爆炸案的实情。”
“找听不明白。”
“如果有新的事实，那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会有办法的，相信我。我们会找到一个乐于倾听的法官。”
“什么样的新事实？”
亚当把拍纸簿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日期。“爆炸的前一晚是谁把绿色庞蒂亚克开到克利夫兰的？”
“我不知道，是道根的一个手下吧。”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
“说出来吧，萨姆。”
“我发誓，我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事。我从没见过这个人。车子被开到一个停车点。我找到了它。我应当在完事后把车留在原来发现它的地方。我从没见过那个负责转移车子的人。”
“审判期间他怎么没被发现呢？”
“我怎么知道？我琢磨，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从犯吧。他们要找的是我。干嘛在一个小卒子身上费心呢？我不知道。”
“克雷默爆炸事件是你们搞的第六次爆炸，对吧？”
“我想是。”萨姆向前靠近，脸都要触到隔板上了。他声音压低，仔细斟酌着每个字眼，仿佛有人在什么地方听着。
“你想是？”
“这事过去很久了，对吧？”他闭上眼想了一会儿。“是的，是第六次。”
“联邦调查局说是第六次。”
“那这事就可以肯定了。他们一向都是对的。”
“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只用了一次还是在以前每次爆炸时都用？”
“是的，根据我的记忆，用过几次。我们用了不止一辆车。”
“全是由道根提供的吗？”
“对。他是汽车商。”
“我知道。在前面的爆炸活动中转移庞蒂亚克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我从没看到或遇见任何人为爆炸转移车子。道根做事可不是那样的。他特别谨慎，计划周密。我虽然没有事实作依据，但我可以肯定那个转移车子的人对我是谁也一无所知。”
“车子来时就带有炸药吗？”
“对，总是带着。道根的枪和炸药足够打一场小型战争。联邦调查局同样也没找到他的兵器弹药库。”
“你们从哪里学的爆炸？”
“三K党的训练营地和基础训练手册。”
“或许是来自遗传吧，不是吗？”
“不，不是。”
“我可是正经的。你怎么学会引爆炸药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基础技术。傻瓜花半小时也能学会。”
“那么再有点实践你就是专家了。”
“实践是有帮助的。爆炸并不比点燃烟火困难多少。你划一根火柴，什么样的火柴都行，把它放在一根长的引信末端，等引信一点燃你就拼命跑。假如你运气好，大约十五分钟之内它是不会爆炸的。”
“这一套是不是每个三K党徒都得学会？”
“我认识的大多数三K党徒都会操作。”
“你如今还认识哪个三K党徒吗？”
“不，他们背弃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