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冷酷锐利的蓝眼睛沉稳镇定。面部的皱纹一动不动。看不到情绪的变化，没有感觉，既不悲哀也不愤怒。萨姆两眼眨也不眨地回视着亚当。
亚当的目光回到他的笔记上。“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杰克逊市的赫希寺被炸。那是你干的吗？”
“说点要紧的，行不？”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萨姆转了一下唇间的过滤烟嘴，考虑了片刻。“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只要你回答这个该死的问题，”亚当厉声说，“现在再耍花招太晚了。”
“以前没人问过我这个。”
“那么，我猜今天是你的一个重大日子。只须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
“是。”
“你用的是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吗？”
“我想是吧。”
“谁与你一起干的？”
“你根据什么认为有人和我在一起？”
“因为有一个证人说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看见一辆绿色庞蒂亚克疾驰而过。而且他说他看到车里坐着两个人。他甚至还依稀辨认出你是那个驾车的。”
“噢，是的。那是咱们的小朋友巴斯卡。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
“你和你的伙伴冲过去时他正在堡垒街和政府街的拐角。”
“他当然在那里。凌晨三点他刚刚从酒吧出来，喝得烂醉，人事不省。我敢说你也知道，巴斯卡始终就没出庭作证，始终就没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要说实话，始终就没受过盘问，直到我在格林维尔被捕并且一半人都看到了那辆绿色庞蒂亚克之后他才站出来。直到我的脸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之后他那不能肯定的指认才提出来。”
“照你说，他是在说谎？”
“不，他也许只是无知。你记住，亚当，我从来没有因那次爆炸被起诉。巴斯卡从来没有受过施压考察。他作证前从来没有宣过誓。我相信，他的话是孟菲斯一家报纸的记者在酒吧妓院打探出巴斯卡这人时才透露出来的。”
“让我来换个问法。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你炸掉赫希寺犹太教堂时有还是没有人与你在一起？”
萨姆的目光落在窗口下几英寸处，然后向下移至台面，接着落在地上。他稍微朝后推了一下椅子，身体放松。不出所料，他又从兜里掏出那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费好大工夫选了一支，把过滤嘴朝下重重敲了几下，然后照例把它插进潮湿的双唇问。另一简短仪式是划火柴，他终于划着了一根，一股烟雾袅袅向天花板飘去。
亚当在一旁观望着直等到情况很显然萨姆不会痛快地给以回答。迟迟不答的本身就意味着认可。他紧张地用铅笔敲着拍纸簿。他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空空的肠胃突然间一阵抽搐。这会不会是一线转机？如果存在一名同犯，那或许他们就是一个小组一起干的，并且萨姆或许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手安置那枚炸死克雷默家人的炸弹。或许这一事实可以提交某个地方的一名富于同情心的法官，他会倾听并准许延缓执行。或许，可能。这会不会是个机会？
“不，”萨姆说，带着从未有过的温柔但十分坚定的口气，一边透过窗口注视着亚当。
“我不信。”
“没有同犯。”
“我不信你的话，萨姆。”
萨姆随便地耸耸肩，似乎一点儿不在乎。他跷起二郎腿，两手抱着膝盖。
亚当深吸一口气，信笔画着什么，仿佛对此早有所料，随后他翻到新的一页。“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那天夜里你几点到达克利夫兰的？”
“哪一次？”
“第一次。”
“我六点左右离开了克兰顿，开了两小时车到达克利夫兰，所以我到达时大约是八点。”
“你去了哪里？”
“去了购物中心。”
“为什么去那里？”
“取车。”
“绿色庞蒂亚克？”
“是的。不过那车不在那里，所以我开车到格林维尔四周看了看。”
“你以前去过那儿吗？”
“去过。之前两个星期我侦察过那地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甚至还到那犹太人的事务所里面去了一趟。”
“那可是相当愚蠢，不是吗？我是说，他的秘书在审判时认出你就是那个进来问路并且要求使用洗手间的人。”
“是很蠢。但那时我没料到会被抓住。她也没料到会再次见到我的脸。”他咬住过滤嘴，拼命吸着。“非常糟糕的一步。不过，如今坐在这儿事后猜测一切当然容易得很。”
“你在格林维尔停留了多久？”
“一个来钟头吧。然后我就开车回克利夫兰取车。道根一向在制定计划时都有几套备用方案。那辆车停在卡车停车点附近的第二地点。”
“钥匙在哪儿？”
“在垫子下面。”
“你怎么办的？”
“开车兜了一圈。出了城，穿过一片棉花地。我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车停下来，打开后车箱查点了炸药。”
“有多少根炸药？”
“我想是十五根。我一般使用十二到二十根，依建筑物大小而定。炸犹太教堂用了二十根，因为它是一座用水泥和石头建成的现代的新建筑。但犹太人的事务所是一座木结构的老房于，我知道用十五根就可以把它夷为平地。”
“车后箱里还有些什么？”
“和往常一样。一纸板箱的炸药、两根雷管和一根十五分钟的引信。”
“就这些？”
“是的。”
“你能肯定吗？”
“当然能肯定。”
“那定时器呢？引爆装置呢？”
“哦，对，我把这个忘了。这个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给我形容一下。”
“为什么？你读过审判记录的。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很成功地照着我的小炸弹重制了一枚。你读过这些的，是不是？”
“读了多少遍了。”
“而且你看到过他们在法庭上出示的照片。定时器的那些残碴碎片。这些你都看到过，不是吗？”
“我是看到过。道根从哪儿弄到这钟的？”
“我没问过。在任何一家药房你都可以买到。那只是一个便宜的上弦闹钟而已。没什么新鲜的。”
“这是你第一次用定时装置吗？”
“这你都知道。其他的炸弹全是用引信起爆的。你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我想听听你的回答。我看过所有的材料，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你为什么要让这枚炸克雷默的炸弹推迟起爆？”
“因为我对点燃引信之后就得拼命逃的做法已经烦透了。我希望在安置好炸弹到它爆炸之间有更长的间隙。”
“你几点安置的炸弹？”
“大约凌晨四点。”
“预计爆炸时间是几点？”
“五点左右。”
“出了什么故障呢？”
“它没在五点爆炸，是在八点的前几分钟爆炸的。那时这座楼里已经有人了，于是这些人中有的就被炸死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穿着这身红色囚服坐在这儿思量那毒气究竟会是什么味儿的原因。”
“道根作证说是你们俩共同决定选择马文作为袭击目标的。他还说克雷默上三K党的黑名单已有两年，而使用定时装置是你作为一种杀死克雷默的办法提出来的，因为他的作息规律是可以预知的。他又说你是单独行动的。”
萨姆耐心地听着，同时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朝着地板点点头。接着他几乎露出一丝笑意来。“恐怕道根发疯了，不是吗？联邦调查局追查他多年，最终他还是屈服了。你知道，他不是个坚强的人。”他深呼吸了一下，望着亚当。“不过有些是属实的。不多，但有一些。”
“你是有意杀他的？”
“不是。我们从不杀人。只是炸建筑物。”
“维克斯堡的平德家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你干的吗？”
萨姆慢慢地点点头。
“那回炸弹是凌晨四点爆炸，当时平德一家人都在酣睡。六口人。真是个奇迹，只有一人受了轻伤。”
“那不是奇迹。炸弹是放在车库里的。假使我要杀死谁，我会把它放在卧室窗子附近的。”
“半栋房子都塌了。”
“是的，其实我满可以用闹钟在这帮犹太人大嚼他们的过水面包圈之类的东西时把他们全干掉。”
“那你为什么没干呢？”
“我说过的，我们并不企图杀人。”
“那你们企图干什么呢？”
“恐吓、报复。迫使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不再资助民权运动。我们企图让非洲裔呆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学校、教堂、居住区和休息室，远离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像马文·克雷默那样的犹太人是在鼓吹建设一个种族混杂的社会并挑动黑人闹事。这狗娘养的得有人教他守规矩。”
“你们这些家伙的确给了他一个教训，是不是？”
“他罪有应得。我只是对那两个小男孩感到抱歉。”
“你的同情心令人感动。”
“听着，亚当，你听好。我无意伤害任何人。那枚炸弹设定在五点爆炸，距他通常来上班的时间有三个小时。他的孩子们在场只是因为他的老婆得了流感。”
“不过你对马文失去双腿不觉得懊悔吗？”
“不觉得。”
“对他自杀也不觉得懊悔？”
“他自己扣动的扳机，又不是我。”
“你有病，萨姆。”
“是啊，等我闻到毒气时会有更多病。”
亚当厌恶地摇摇头，但没做声。关于种族仇恨他们以后可以再辩论，他此刻所期望的并不是同萨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不过他倒是决心要试一试的。然而眼下他们需要讨论的是事实真相。
“查点过炸药后你做了什么？”
“开回卡车停车点。喝咖啡。”
“为什么？”
“可能是口渴吧。”
“太可笑了，萨姆。你要好好回答问题。”
“我在等待。”
“等待什么？”
“我得消磨几个钟头。当时大概是午夜时分，而我希望在格林维尔逗留的时间尽可能少，所以，我只好在克利夫兰消磨时间。”
“你在咖啡馆里和谁说话了吗？”
“没有。”
“咖啡馆里人多吗？”
“我实在记不清了。”
“你是独自一人坐着的？”
“对。”
“占一张桌子吗？”
“是的。”萨姆勉强咧嘴笑了一下，他知道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
“一个叫托米·法里斯的卡车司机说他那晚在停车点看到一个与你酷似的人，而且这人跟一个较为年轻的男子一起喝了好长时间的咖啡。”
“我从没见过托米·法里斯，可我相信他有三年的时间记忆力衰退。在我的记忆中，在记者发现他并让他的名字上报之前他没跟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神秘的证人怎么在审判多年之后才冒出来。”
“为什么法里斯在最后一次审你时没有出庭作证？”
“别问我。我估计是因为他没什么叮说。在爆炸前的七个小时里我是独自一人或是和某个人一起喝咖啡的事实与正题没什么关系。此外，喝咖啡发生在克利夫兰，与我是否犯罪也扯不上。”
“这么说法里斯在说谎喽？”
“我不知道法里斯在做什么，实际上也并不关心。我是单独一人。这才是最要紧的。”
“你什么时候离开克利夫兰的？”
“我想是在三点左右。”
“你是直接驶往格林维尔的吗？”
“对。我开车经过了克雷默家，看见警卫坐在门廊上，接着经过他的事务所，又消磨了一些时间，大约四点左右我把车停在他的事务所后面，溜进后门，把炸弹安放在走廊上的储藏室里，回到车上，驱车离开。”
“你几点离开格林维尔的？”
“我本来计划等炸弹爆炸后再离开。不过，你也知道，我实际上是在数月之后才得以离开该市。”
“你离开克雷默事务所后去了哪里？”
“我在公路旁找到一家小咖啡馆，那里距离克雷默的事务所大概有半英里之遥。”
“你为什么去那儿？”
“喝咖啡。”
“那时几点？”
“不知道。大概四点半左右吧。”
“那儿拥挤吗？”
“有不多几个人。那只是一家普通的通宵营业咖啡馆，里面有个穿着肮脏T恤衫的胖厨师和一个嘴里的口香糖噼啪乱响的女招待。”
“你和谁讲过话吗？”
“我点咖啡时和女招待讲过话。我可能点的是面包圈。”
“然后你就细品慢尝着你的咖啡，不管他人闲事，专等炸弹起爆。”
“是啊。我一向爱听炸弹起爆，还爱看人们的反应。”
“那么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有几回吧。那一年的二月我炸杰克逊市那家犹太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那些犹太人把白人区的一栋房子售给了黑鬼——炸弹爆炸时我刚刚在三个街区外的一家餐馆入座。那次我用的是一根引信，所以只好赶紧离开，很快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并且找到了一张桌子。那个姑娘才把我的咖啡送来放下，大地就开始震动，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实在很喜欢这样的景象。时值凌晨四点，那地方满是卡车司机和送货的，在远处一个角落甚至还有几个警察，当然他们闻风而动，跑回车上，闪着警灯火速离开。我的桌子晃得厉害，连咖啡都从杯子里泼了出来。”
“这真使你觉得刺激吗？”
“是的，是这样。不过其他几次任务太危险。我没时间去找咖啡馆或餐厅，只好驾着车转那么几分钟等着瞧热闹。我会不断看表，那样我随时都能知道炸弹还有多久会爆炸。你知道，若在车里，我是乐意呆在城郊交界处的。”萨姆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大口烟。他话讲得很慢，很慎重。一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他双眼竟微微闪着光，不过措词是经过斟酌的。“我是眼看着平德家爆炸的，”他补了一句。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住在郊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周围林木茂密，好像那是一片幽谷。我把车停在一英里外的一处山坡上，爆炸发生时我正坐在一棵树下。”
“多么安宁啊。”
“确实是。一轮满月，凉爽的夜晚。他们住的那条街我一览无余，一片片屋顶尽收眼底。夜是那么宁静安谧，大家都在睡梦中，然后，嘭的一声，那屋顶便在爆炸中化为乌有。”
“平德先生犯了什么罪？”
“无非是犹太人的通病呗。喜爱黑鬼。总是热情欢迎那些来自北方的激进的非洲裔，闹得大家不得安生。他喜欢和这些非洲裔一同游行示威搞联合抵制。我们怀疑他在资助他们的许多活动。”
亚当记着笔记，试图弄明白他所有的话。理解这些话很困难，因为那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也许处以死刑倒是个并不那么坏的主意。“还是回来谈格林维尔。那个咖啡馆在哪里？”
“不记得了。”
“那咖啡馆叫什么？”
“已经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何况也不是那种需要你记住的地方。”
“它是不是在八十二号公路上？”
“可能是。你打算干嘛？追查那个胖厨师和那个俗不可耐的女招待吗？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话？”
“是的。我是怀疑你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学会了制作有定时装置的炸弹？”
“在我家房后的车库里。”
“是在克兰顿吗？”
“在克兰顿郊外。制造炸弹并不那么难。”
“是谁教你的？”
“我是无师自通。我有一张图、一本有图解的小册子等等。按着步骤一二三做下去。没什么了不得的。”
“在炸克雷默办公室之前你试过多少次这种装置？”
“一次。”
“地点？时间？”
“在离我家不远的林子里。我拿了两根炸药及必要的装备，到树林深处的小河的河床上进行试爆。爆炸效果十分理想。”
“可以想象。你所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个车库进行的吗？”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个人的小实验室。”
“随你怎么叫。”
“联邦调查局在你被押期间彻底搜查了你的房子、车库和院子。他们没有发现一丝炸药的痕迹。”
“也许是他们太蠢。也许是我的确仔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或者也许是哪个有爆炸经验的人安置的炸弹。”
“没有的事。很遗憾。”
“你在格林维尔的咖啡馆逗留了多久？”
“消磨了好长时间。五点过去，直到快六点。差几分不到六点时我起身离开，驱车来到克雷默事务所旁。这地方看起来并无异样。一些早起的人已经出来活动。我不愿让人看见，于是过河驶往阿肯色州的莱克村，然后返回格林维尔。那时是七点钟，太阳已经升起，周围有过往的行人。没有爆炸。我把车停在一条岔道上，四处走了走。这该死的玩意儿还不爆炸。你知道，到这一步上我已不能再进去了。我走啊走啊，竖起耳朵仔细听，盼望地面震动起来。但依然没有动静。”
“你看见马文和他的儿子进楼了吗？”
“没有。我从街角拐过来，瞧见他的车停在那儿，心想，这可糟了！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无法思考。但我转念一想，去他的吧，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人，何况还作恶多端。接着我想起可能在里面工作的秘书和其他人，于是我又绕着这街区走了一遭。还记得在差二十不到八点时我瞅了一眼手表，当时我冒出一个念头，也许我该打个匿名电话给事务所，告诉克雷默有个炸弹放在他的储藏室。如果他不信我，可以去看看，然后就可以夹着尾巴逃跑。”
“你为什么没这么做？”
“我身上没有硬币。我的零钱已经当小费全给了女招待，而且我不想到商店去换零钱。我得告诉你，我当时确实很紧张。我的手在发抖，我不想在任何人面前显得形迹可疑。我是个生人，对吧？那里面放着我的炸弹，对吧？我是在一个小城镇里，这里人人彼此相识，当罪案发生时，他们肯定会记起在场的那些陌生人来。记得我顺着人行道走，街对面就是克雷默事务所，在理发店前的自动售报箱旁有个男人正在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零钱。我差点开口向他提出兑换硬币的请求，那样我就能打个紧急电话，可我太紧张，只好放弃。”
“你为什么那样紧张？你刚才说你对克雷默是否受伤并不在乎。这是你第六次爆炸，是吧？”
“是啊，不过其他几次都容易。点着引信，夺门就跑，等上几分钟，大功告成。这一回，我脑子里不断地想着克雷默事务所那个指点我上洗手间的漂亮的小秘书。就是后来出庭作证的那个。同时我还不断想着在他事务所工作的其他人，因为那天我进去时看见到处是人。快到八点时，我知道这地方还有几分钟就开门了。我知道许多人都可能遇难。我的脑子乱了。记得我站在一个街区外的电话亭旁，呆呆望着我的手表，又呆呆地望着电话，告诉自己一定得打这个电话。我终于进了电话亭，查看电话号码，但一合上电话簿就忘了号码。所以我又重新查，但是等一拨号我又想起自己没有硬币。因此我决心到理发店换零钱。我双腿沉重，浑身大汗淋漓。我走向理发店，在橱窗玻璃前停下往里看。只见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他们靠墙坐了一排，正在闲聊或看报纸，还有一排椅子也坐满了男人，他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聊天。我记得其中有两个人望望我，接着又有一两个人把目光转向我，于是我就走开了。”
“你接着去了哪儿？”
“我记不清了。克雷默的隔壁有一座办公楼，我记得看见楼前停了一辆车。我思量那也许是一个秘书或其他什么人准备进克雷默事务所，我想就在我朝车走去时炸弹爆炸了。”
“那么你是在街对面了？”
“可能是。我记得自己在街上抖动着双手和膝盖，把落了我一身的玻璃碎片抖掉。再往下的情况我就不记得了。”
门外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巡视警官帕克端着一个大泡沫塑料杯，外带一份纸巾和搅棒以及一小包奶粉出现在门口。“我想你也许需要来点咖啡。抱歉打扰你们了。”他把杯子和其他东西放在了台子上。
“多谢，”亚当说。
帕克迅速转身向门走去。
“我要两份糖一份奶，”从另一侧传来萨姆的话。
“是，先生，”帕克高声回答，脚步并未放慢，匆忙走掉了。
“这里的服务不错嘛，”亚当说。
“好极了，好得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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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萨姆当然没有被招待咖啡。他立刻就明白了，但亚当还不明白。因而在等了几分钟之后，萨姆说：“喝了吧。”在亚当用塑料搅棒搅和着糖块的同时，他自己又点起一支烟，在椅子后面来回走了几步。快十一点了，萨姆已经错过了他的放风时间，而且他对帕克是否会找到时间给他补上也没信心。他边走边下蹲了几次，又做了六下曲体前弯，在他颤颤巍巍起身和下弯时，他的膝盖及关节都嘎巴直响。他在进死监第一年的头几个月就养成了严格坚持做操的习惯。有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囚室里做一百下俯卧撑和一百下仰卧起坐。加上狱中的低脂伙食，他的体重减至最合乎标准的一百六十磅。他的腹部平坦结实，身体空前健康。
然而不久之后他醒悟到死监将是他最后的归宿，有一天州政府会在这儿把他杀死。如果一个人被一天二十三个小时锁在里面等死，拥有良好的健康和坚实的二头肌又有什么益处呢？他渐渐不再做操了，烟抽得却越来越多。萨姆在他的狱友中被认为是个幸运儿，主要原因是他外面有人资助。萨姆每月一次收到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弟弟唐尼航运来的一纸箱整整齐齐码好的十条蒙特克莱香烟。萨姆一天平均抽三到四包烟。他希望在州政府动手之前抢先把自己杀死。他更愿意自己死于一种慢性的病痛，一种需要昂贵治疗而按宪法规定密西西比州政府又必须提供治疗的疾病。
现在看来在这场比赛中他似乎是要失败了。
那个通过一项犯人权利诉讼而取得帕契曼监狱管辖权的联邦法官曾经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对基本的惩治办法进行了全盘修正。他仔细界定了犯人的权利，对区区细节也作了规定，诸如死监的每间囚室的面积和每个犯人可以拥有的钱数。最高数额是二十美元。规定中将其称之为“现金”，并且只能来自于外援。死刑犯不许干活挣钱。幸运的人每个月从亲友那里得到一些钱。他们可以到设置在严管区中央的小卖部把钱花掉。在这里，饮料、糖果、小吃和香烟都有各自的外号。
大多数犯人得不到外界的接济。他们只好搞实物交换，攒够钱就去买烟叶，回来用薄纸卷起来慢慢抽。相比之下萨姆的确是个幸运的人。
他坐下来，又点起一支烟。
“你为什么在审判时不出来作证？”他的律师隔着玻璃问他。
“哪次审判？”
“问得好。前两次审判。”
“没有必要。布雷泽顿挑的陪审员都不错，一律是白种人，明事理、富于同情心。我知道这些人不会给我定罪，所以没有上去作证的必要。”
“最后一次审判呢？”
“那一次情况有点复杂。凯斯和我商量了许多次。他起初认为那样或许会有帮助，因为我可以向陪审团解释我的意图。我本不打算伤害任何人，等等，以及那枚炸弹本来是计划在早晨五点爆炸的。不过我们知道法庭上的盘问是很讨厌的。法官已经裁定，为证明某些事可以讨论其他几起爆炸案。我会被迫承认实际是我安置的炸弹，整整十五根炸药，用来杀人自然是绰绰有余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作证？”
“因为道根。这个撒谎的浑蛋告诉陪审团我们的计划就是杀死那犹太人。他是个非常有力的证人。我是说，想想看，由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前任魁首出来控告他自己手下的一个人。那可是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陪审团欣然信之。”
“道根为什么说谎？”
“道根发疯了，亚当。我是说他真疯了。联邦调查局跟踪他十五年——窃听电话，监视他老婆的活动，骚扰他的亲戚，恐吓他的孩子，夜间不分早晚随时可能去敲门。他日子过得真惨，老是有人在监视窃听。后来，由于他的草率，国内税务局乘虚而入。他们，还有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他会被看管三十年。道根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我听说在我受审后他被送走一段时间。你知道的，是送到了精神病院。经过治疗，他回了家，不久就死了。”
“道根死了？”
一口烟吐了半截，萨姆愣在了那里。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烟经过他的鼻子袅袅从他眼前上升。此刻那双眼睛正透过窗口不相信地望着自己的孙子。“你不知道道根的事？”他问。
亚当闪电般回忆着他所收集并编目的无数文章和报道。他摇摇头。“不知道。道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为你了解一切呢，”萨姆说，“我当你把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全记下来了。”
“我知道不少有关你的事情，萨姆。我实际上对道根并没在意。”
“他是在房子失火时烧死的。他跟他老婆。一天夜里，他们正睡着觉，煤气管里的丙烷气开始泄漏。邻居们说就像炸弹爆炸一样。”
“什么时候出的事？”
“恰恰在他指证我一年之后的同一天。”
亚当想把这情况记录下来，但是手里的笔没动。他端详着萨姆的脸，想从中找到一点线索。“恰恰一年？”
“不错。”
“真是个奇妙的巧合。”
“当然我是在这里面，不过我还是零零星星听到关于此事的一些情况。警方认定这是偶然事件。事实上，煤气公司似乎还因此被控告。”
“那么你不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我当然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好。是谁干的？”
“联邦调查局事实上来这里问了我一些问题。你能相信吗？联邦调查局居然把手伸到这里来了。从北方下来两个小伙子。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到死监来，亮出他们的身份，与一位活生生的三K党恐怖分子见面。他们害怕得要命，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他们问了我一个小时的傻问题之后就离开了。从此音讯全无。”
“谁会去谋杀道根呢？”
萨姆咬着过滤嘴，用力吸进最后一口烟，边在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边把这口烟吐过隔板。亚当动作夸张地把烟挥开，但萨姆没睬他。“好多人，”他咕哝着说。
亚当在记录的空白处注明以后再谈道根的事。他得先行研究一下，而后再在将来哪次谈话时乘其不备提出来。
“即便只是为了辩解，”他边写边说，“你似乎也该上台去作证反驳道根。”
“我差点就上台了，”萨姆有些后悔地说，“审判最后一天的前一晚，凯斯、我及他的助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对我是否应当上台作证的问题一直讨论到半夜。但你想想看，亚当。那样一来，我将被迫承认是我安置的炸弹，而且炸弹上还装了延迟爆炸的定时装置，我还得承认参与了其他的爆炸活动，承认事务所爆炸时我正在马路对面。再者，检方已经清楚地证明马文·克雷默是打击的目标。见鬼，我是指他们把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录音放给陪审团听了。你应该听过的。他们在法庭上安装了扩音器，把录音机放在陪审团前的一张桌子上，好像那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然后就听到道根在电话上对韦恩·格雷夫斯的讲话，他的声音有些刺耳，但很清晰。他讲了炸掉马文·克雷默办公室的种种理由，并且夸大其辞地说他将派遣他的小组——指的是我——到格林维尔去照管有关事宜。录音带上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地狱里的鬼叫，陪审团仔细地听着每个字，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自然还有道根的亲口证词。假如我在这种时候上去作证，试图让陪审团相信我并不是坏人，肯定显得十分滑稽。麦卡利斯特能把我活吃了。所以，我们决定我还是不应上台。回想起来，那一决定是错误的。我应该出来讲话的。”
“不过，你是在你的律师的劝告下才没去讲的。”
“听着，亚当，你如想以协理不力为由攻击凯斯，还是赶紧算了吧。我抵押了我所有的财产，支付凯斯很高的报酬，而他也是尽职的。古德曼和泰纳很早就曾考虑过追究凯斯的过失，但他们发现他作为代理律师没有任何失误。你就别再动这个脑筋了。”
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凯霍尔档案中起码有两英寸厚是对凯斯的代理所做的研究和记录。审判时法律顾问的协理不力是死刑上诉常用的论据，然而在凯霍尔一案却未能派上用场。古德曼和泰纳对此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长篇的备忘录在芝加哥他们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六层的办公室之间传来递去。最后一份备忘录宣称凯斯在审判中表现上乘，无懈可击。
档案中还包括萨姆写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明确表示不容许任何人向凯斯发难。他保证决不在这样的诉状上签字。
然而，这都是七年前写的，当时死刑还是一个遥远的可能。如今情况不同了。事实需要重新挖掘或者甚至加以杜撰。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有根稻草就得抓住。
“凯斯如今在哪儿？”亚当问。
“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说他在华盛顿找了一份工作。大约在五年前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已不再开业。我们输了官司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我想，我俩谁也没料到结果竟然这样。”
“你没料到你会被定罪？”
“没好好想。你知道，我已经打赢两次了。而且第三次审判时我的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或者我该把他们称为盎格鲁裔美国人。虽然审判进展不妙，我想我还是不信他们会真的给我定罪。”
“凯斯呢？”
“哦，他是很担忧的。我们绝对没有小看这次审判。我们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进行准备。在我们准备的那段日子里，他顾不上其他的客户，甚至也忽视了他的家人。麦卡利斯特几乎每天都在报纸上信口雌黄，而他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努力地作准备。他们公布了候选陪审员名单，总共四百人，我们用了好几天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他的审前准备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并不天真幼稚。”
“莉告诉我你考虑过潜逃。”
“哦，她告诉你了。”
“是的，她昨晚说的。”
他把下一根烟在台子上磕了磕，然后欣赏了一会儿，好像这会是他最后的一支烟。“是啊，我是考虑过。在麦卡利斯特盯上我之前，我几乎过了十三年的自由人生活。第二次审判结束我回家时是四十七岁。四十七岁，我已经两次被陪审团无罪开释，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很快乐。生活走上了正轨。我务农之余还经营一个锯木厂，依然进城喝我的咖啡，每年选举都去投票。联邦调查局监视了我几个月，不过我看他们也渐渐相信我已经不会再去搞爆炸了。时不时有个别讨厌的记者来克兰顿问些问题，但没人理会他们。他们全是来自北方，笨得要命，粗鲁无知，而且他们从来呆不长。一天有一个记者来到家里，赖着不走。我没去取猎枪，只是把狗放出来咬他的屁股。他从此再没回来过。”他忍俊不禁，暗自轻笑，把烟点起来。“在我最不着边际的梦里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我稍有预感，看到一点点儿蛛丝马迹显示出会有这样的事临到我头上，我也在多年前就跑掉了。那时我是完全自由的，懂吗，不受任何限制。我可以逃到南美，改名换姓，销声匿迹，潜逃上两三次，最后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定居下来。”
“就像孟其尔那样。”
“差不多。你知道，他们始终没抓到过他。他们从来就没抓到过几个潜逃的纳粹。我此刻本应住在一栋可爱的小房子里，说着葡萄牙语并且嘲笑着像大卫·麦卡利斯特那样的傻瓜。”萨姆摇着头，闭上眼睛，想象着可能会有的情景。
“当麦卡利斯特开始制造舆论时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因为我傻。事情发展缓慢，就像一场噩梦一小片一小片地成为现实。起初是麦卡利斯特靠他所有那些承诺得以当选。接着数月后道根被国内税务局捉住。我开始听到流言蜚语并在报上看到些微迹象。但我就是对出事的可能性拒不相信。没等我觉悟过来，联邦调查局已在跟踪我，我已经逃不出去了。”
亚当看看表，突然感到疲倦起来。他们谈了已有两个多小时之久，他需要新鲜空气和阳光。烟雾使他头痛，而且这房间此时也热了起来。他拧上笔帽，把拍纸簿放进公文包。“我还是走吧，”他对着隔板方向说，“我可能明天回来再接着谈。”
“我会在这儿的。”
“卢卡斯·曼准许我随时来探视。”
“这家伙还可以，是不是？”
“他不错。只是履行公务罢了。”
“像奈菲和纽金特以及所有那些其他的白人乡亲都是如此。”
“白人乡亲？”
“是的，这是专门用来称呼当局主管人员的。没人真正希望处死我，他们无非是在履行公务。这儿有个只有九指的小低能儿，他是负责搀和毒气并将其注入毒气罐的法定行刑人。等他们把我捆上时你问问他他在干什么，他会说他只是在履行公务。监狱里的牧师、医生和心理医生，以及押送我进去的警卫和抬我出去的医务助手，他们都是好乡亲，其实对我并无敌意，他们不过是在履行公务。”
“不至于到那一步的，萨姆。”
“这是你的许诺吗？”
“不是。但你要往好处想。”
“是啊，往好处想在这里可真流行。我和那些小伙子爱看动机分析片，以及旅游节目和居家购物。那些非洲裔更愿意看‘灵之旅’。”
“莉很担心你，萨姆。她要我告诉你她想着你，在为你祈祷。”
萨姆咬着下嘴唇，注视着地面。他慢慢点点头，一言不发。
“我在她那儿大概还要住一个来月。”
“她还在给那个家伙做老婆吗？”
“就算是吧。她希望来看你。”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萨姆小心翼翼地从椅子里起身，敲敲身后的门。他回过头透过隔板注视着亚当。他们互相对望着，直到警卫开门把萨姆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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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这个小伙子一小时前离开的，他得到了萨姆的委托，可我还没看到书面文件，”卢卡斯·曼对菲利普·奈菲解释着，后者正站在窗前观看一群沿公路拾垃圾的囚犯。奈菲头疼，后背也疼，这倒霉的一天刚过去一半，就已接到州长一大早打来的三个电话和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的两个电话。这些电话当然都起因于萨姆。
“如此说来，他有了自己的律师了，”奈菲边说边轻轻用拳头压着后背下部的中央。
“是啊，我着实喜欢这小子。他离开时顺路进来看我，那样子看上去就像被一辆大卡车碾过。我想他和他的祖父将会有一段难捱的日子。”
“情况对祖父来说会越来越糟。”
“对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糟。”
“你知道州长问我什么？他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得到我们那本关于如何执行死刑的手册。我告诉他不行，并说实际上他不能要这本手册。他说他是本州一州之长，他觉得应当有一本。我设法解释说那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手册，只不过是一本有黑色封皮的活页册子，而且我们每回用毒气处死一个人之后都会大加修改。你们管它叫什么，他想知道。我说什么也不叫，真的，没有正式名称是因为幸亏它利用率不高，不过，经过进一步考虑，我个人用小黑书来称呼它。看他步步进逼，我也有点发火了，然后我们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他的律师，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驼背小傻老头——”
“拉雷莫尔。”
“拉雷莫尔给我打电话来说依据州法的某条某款，他，指州长，有权拥有一本手册。我让他等一等，搬出州法全书，让他等了十分钟，然后我们一起读法律条款。他果然和往常一样是连蒙带唬，把我当成傻瓜。在我的这本州法里并没有那样的说法。我没等他再说话就挂断了电话。十分钟后州长又打电话来，完全是甜言蜜语，告诉我别在意那本小黑书的事，说他十分关心萨姆的宪法权益及其他一切，所以只是希望我让他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不折不扣的变色龙。”奈菲把身体的重量倒到另一只脚上，换一个拳头按压后背，同时眼睛还盯着窗子。
“接着，罗克斯伯勒半小时后打来电话，猜猜他想知道什么？想知道我是否跟州长谈过话。你看，罗克斯伯勒自认为我和他是关系非常亲密的政治上的老朋友，你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彼此信任。因此他告诉我，当然是朋友之间的心腹话，不可对外人言的，他说他认为州长可能企图利用这次行刑谋取政治利益。”
“他胡说八道！”卢卡斯大声说。
“是的，我告诉罗克斯伯勒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竟会这样去想咱们的州长。我态度十分认真，他也认真起来，接着我们彼此约定要对州长严加注意，只要发现一点他企图操纵局势的迹象，就及时互通消息。罗克斯伯勒说州长如果行为不轨，他有办法对付他。我没敢问是什么办法，但他看上去颇为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