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俩谁更愚蠢呢？”
“恐怕是罗克斯伯勒。不过也难说。”奈菲小心地伸直腰走到桌前。他没穿鞋，衬衫下摆放得很开。他们就像两个小男孩，生怕对方得到的糖比自己的大。他们俩都令我讨厌。
“除了他们的选民，大家都讨厌他们。”
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结结实实的三下，间隔时间完全相等。“一定是纽金特，”奈菲说，他的疼痛突然间加剧了，“请进。”
门迅速打开，退休上校乔治·纽金特大步走进室内，只是在关门时稍作停顿，然后便迈着军人的步子朝卢卡斯·曼走来。曼没站起来，只是和他握握手。“曼先生，”纽金特向他干练地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向前迈出一步，隔着桌子与奈菲握了手。
“请坐，乔治，”奈菲说着，朝曼旁边的一把空椅子挥挥手。奈菲想命令他别搬军队的那一套，但他知道说也是白说。
“是，长官，”纽金特边回答边上身挺直地坐进椅子。尽管在帕契曼监狱只有警卫和犯人穿制服，纽金特还是设法使自己穿得跟制服相近。他的衬衫和裤子都是深橄榄绿，颜色十分配套，并旦裤线也熨得一丝不苟，每天下来奇迹般地不起一点皱。他的裤脚在踝上几英寸处塞在黑色真皮军靴里，那靴子起码一天擦两次，总是保持光洁锃亮。一次有传言说有位秘书抑或是一位律师曾看到他的一只鞋底边上沾了一个泥点，不过传言并没有得到证实。
他上衣最上面的一颗钮扣留着不系，敞开恰好露出一角灰色T恤。衣袋和袖子上空空的，未带饰物，既无勋章也无军衔。奈菲早就怀疑这使上校觉得挺丢面子。他的头发是标准的士兵发式，短短的灰色小平头，耳朵上面剃得精光。纽金特五十二岁，已经为国家服务了三十四年，起初是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大兵，后来是赴越某兵种的一名上尉，他是在办公桌后面打的这场战争。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他受了伤，遣返回国时又增加了一枚勋章。
纽金特如今已担任了两年的助理典狱长，表现可嘉，是奈菲的一个忠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副手。他热衷于细节、规矩和准则，专爱研读手册，并且经常撰写供典狱长仔细考虑的新程序、新指令和更改修正。他使典狱长觉得如芒在背，但又离不开他。上校有望在两年内接替奈菲的职位已不是秘密。
“乔治，我和卢卡斯在谈论凯霍尔的事。不知你对他的上诉情况了解多少，不过第五巡回法院已撤消延缓行刑令，因此我们可望在四周内行刑。”
“是，长官，”全神贯注、逐字逐句倾听的纽金特迅速回答，“我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了。”
“很好。你看，卢卡斯的意见认为这次有可能如期行刑。是不是，卢卡斯？”
“机会比较大，高于百分之五十，”卢卡斯说时眼睛并没看着纽金特。
“乔治，你在这儿有多久了？”
“两年零一个月。”
典狱长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计算着什么。“你没赶上处死帕里斯吧？”
“是的，长官。差几个星期，”他不无遗憾地回答。
“这么说你一次都没有经历过？”
“没有，长官。”
“这种事情很可怕，乔治。真的可怕。显然是这份工作中最糟糕的一部分。说实话，我简直应付不了这种事，乔治。我本来希望会在再次使用毒气室之前退休，然而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我需要一些帮助。”
纽金特的后背，尽管已经僵挺得令人看着难受，这时似乎又往起挺了挺。他迅速点点头，目光四射。
奈菲格外小心地坐在椅子上，当身体靠到皮椅面上时他皱了皱眉头。“乔治，既然我完全应付不了，卢卡斯和我就考虑也许你会处理好这一类事情。”
上校不禁露出笑容。接着笑容很快消失，换上一副极其严肃的面容。“我自信能处理好，长官。”
“我也相信你行。”奈菲指指他桌角上的一本黑色活页册子。“我们有一本类似手册的东西。这本就是，它是集三十年来二十几次用毒气行刑的经验加以总结的智慧结晶。”
纽金特眯起眼注视着那本黑色的书。他注意到书页不太平整，大小也不统一，而且其实从头至尾就是一堆草草折叠塞在里面的纸页，活页封面本身也已破旧不堪。他即刻决定，不出几个小时，这本册子就会焕然一新，变成值得出版的一部初学者入门。那将是他的第一个任务。这项文书工作将做得毫无假疵。
“你今晚何不把它读一遍，明天咱们再碰头？”
“是，长官，”他踌躇满志地说。
“直到咱们下回谈话之前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此事，明白吗？”
“明白，长官。”
纽金特动作干练地向卢卡斯·曼点点头，像小孩得到了一件新玩具一样捧着那本黑书离开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他是个疯子，”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们会留心他。”
“我们最好看住他。他太他妈的雄心勃勃，说不定他会设法在这个周末用毒气把萨姆毒死呢。”
奈菲拉开桌子抽屉，抽出一个药瓶。他没喝水干咽了两片药。“我准备回家了，卢卡斯。我需要躺下。说不定我会死在萨姆的前头。”
“那你还是快回去吧。”
同加纳·古德曼的电话谈话不长。亚当有几分得意地说他和萨姆已经签了书面代理协议，此外两人已在一起呆了四个小时，尽管收效甚微。古德曼要一份协议副本，亚当解释说眼下还没有副本，原件则安全地存放在死监的一个囚室里，再说，只有当事人觉得需要才会有副本。
古德曼答应重看档案并着手进行工作。亚当给了他莉的电话号码并答应每天电话联络。他挂了电话，瞪着电脑旁两则吓人的电话留言。两个电话都是记者打来的，一个来自孟菲斯的一家报纸，一个来自杰克逊市的一家电视台。
贝克·库利已同这两个地方的记者谈过话。事实上来自杰克逊市的电视采访小组已经在事务所的接待员那儿出现，直到库利发出威胁才离开。外界的这些关注已经扰乱了库贝法律事务所孟菲斯分部单调的日常工作。这使库利不快。其他的合伙人对亚当没话可说。秘书们出于职业习惯保持着礼貌，不过总是急着离开他的办公室。
记者们知道了，库利面色沉重地警告他。他们知道了萨姆和亚当之间的祖孙关系，他不能肯定他们是如何得知的，但肯定不是从他那儿知道的。他谁也没说过，除了，当然，在话已经传出去之后，他才被迫在午餐前把合伙律师们和助手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这个消息。
已经快五点了，亚当还关着门坐在桌旁，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律师、助理律师以及其他有薪水的员工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声音。他决定不去理睬那家电视台的记者，但拨了《孟菲斯报》托德·马克斯的号码。录音机的留言指导他通过神奇的声音邮递，两分钟后马克斯先生拿起他的五位数字的电话分机，急匆匆地说：“托德·马克斯。”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十来岁的少年。
“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亚当·霍尔。你留话叫我打电话给你。”
“是的，霍尔先生，”马克斯滔滔不绝起来，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友善并且不再匆忙，“多谢打电话来。我，呢，我们，呃，听说了一个有关你接手办理萨姆·凯霍尔案子的谣言，呃，正在设法把它调查清楚。”
“我代理凯霍尔先生，”亚当斟酌着字眼说。
“对，我们听说了。而且，呃，你来自芝加哥？”
“我是来自芝加哥。”
“我知道了。那你，呃，是怎么接到这件案子的呢？”
“我们事务所已经代理萨姆·凯霍尔七年了。”
“是的，没错。不过他不是在最近解雇你们了吗？”
“他是解雇过。但现在他重新雇用了我们事务所。”亚当可以听见马克斯把他的话输入电脑时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一个语言，我想，只是一个谣言，说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你从哪儿听说的？”
“啊，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渠道，而且我们得保护这些渠道。确实不能告诉你消息从哪儿来的，你应当明白的。”
“是啊，我明白。”亚当深吸了一口气，让马克斯等了一分钟。“你现在在哪儿？”
“在报社。”
“报社在哪儿？我不熟悉这个城市。”
“你在哪儿？”马克斯问道。
“闹市区，在我们办公室。”
“我离得不远，十分钟就可以到你那儿。”
“不，不能在这儿。咱们另找地方见面，找个安静的小酒吧。”
“好。离你三个街区的联合街上有个皮博迪饭店，饭店大厅旁有个不错的酒吧，叫做马拉兹。”
“我十五分钟后到。就我和你两人，好吗？”
“没问题。”
亚当挂了电话。萨姆的协议里有一段是为防止他的律师向记者发表谈话而写进去的，但其言辞含混，有失严谨。在这一条款中有一处重大漏洞，任何律师都可以乘机钻空子，不过亚当倒并不想冒这个险。虽说经过两次探访，他的祖父在他眼里仍旧只是一个谜。萨姆不喜欢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再解雇一个，即便是他的亲孙子也不例外。
疲惫不堪的年轻专业人员在开车返回郊区之前往往需要喝上几杯，马拉兹酒吧很快就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住在孟菲斯闹市区的人其实很少，因而银行职员们和经纪人们就聚到这儿或者其他无数的酒吧里，大喝绿瓶装的啤酒或者小口啜饮瑞典产伏特加。他们或沿着吧台排成一溜，或围小桌而坐，探讨市场走向，争论未来的贷款基本利率。这是个时髦的地方，有真砖的墙面和实木的地板。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盘的鸡翅和火腿包鸡肝。
亚当看到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拿记事簿的年轻人。他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便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托德·马克斯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长发及肩。他态度热诚，似乎有点紧张他们点了海尼根啤酒。
记事簿摊放在桌上，就等动手记录了，亚当决定掌握主动。“我有几条基本规则，”他说，“第一，我说的话一律不能公开。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引用我的话。同意吗？”
马克斯耸耸肩，似乎表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他原来的想法，但还是可以接受。“好的，”他说。
“我想你把这叫做深层背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就是这么叫的。”
“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不会很多。我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对情况有个正确了解，懂吗？”
“很公平。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你的祖父？”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当事人，他指示我不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你不能引述我的话。我在这儿可以做的只是确认或否认。仅此而已。”
“那好。他是你的祖父吗？”
“是。”
马克斯深吸一口气，玩味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无疑可以引出一篇非凡的报道。他都可以想见那大字标题。
随后，他意识到应当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你的父亲是谁？”
“我父亲去世了。”
停顿良久。“是这样。那么说萨姆是你母亲的父亲？”
“不，萨姆是我父亲的父亲。”
“好。为什么你用不同的姓呢？”
“因为我父亲改了姓。”
“为什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们家庭的背景情况。”
“你是在克兰顿长大的吗？”
“不是。我在那儿出生，但三岁就离开了。我父母迁到加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在萨姆·凯霍尔身边？”
“不是。”
“你以前知道他吗？”
“我昨天才见到他。”
马克斯考虑着下一个问题，幸亏这时啤酒送上来了。他俩一齐闷头喝起酒来。
他望着自己的记事簿，草草写了些什么，然后问：“你在库贝法律事务所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萨姆·凯霍尔的案子你受理多久了？”
“一天半。”
他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注视着亚当，仿佛在等待他作出解释。“瞧，呃，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
“好吧，亚当。这里面似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你能帮一下忙吗？”
“不行。”
“好吧。我看到有报纸说凯霍尔最近解雇了库贝法律事务所。此事发生时你在办这件案子吗？”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办理这件案子一天半。”
“你第一次去死监是什么时候？”
“昨天。”
“他知道你要来吗？”
“我不想谈这个。”
“为什么不想？”
“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不准备讨论我去探死监的事。我只确认或否认那些你在别处能核实的事情。”
“萨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不想讨论有关家庭的事情。我确信你们的报纸以前对此做过披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可以去查查。”
又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接着又久久地望着记事簿。“八月八日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讲。我不愿随便猜测。”
“不过以前的所有上诉都得以通过了，不是吗？”
“也许是。就算我是得到了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吧。”
“州长可以准予从宽处理吗？”
“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
“不太可能。你得去问他。”
“你的当事人在行刑前会接受采访吗？”
“我怀疑。”
亚当瞟一眼手表，仿佛突然间要去赶飞机。“还有别的事吗？”他问，把啤酒一饮而尽。
马克斯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以后咱们还能再谈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事了。如果你把我们家的事扯上，那就免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可外传的家丑了。”
“无可奉告。”亚当站起身，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握手时他说。
“多谢。我会给你打电话。”
亚当快步走过酒吧中的人群，消失在饭店大厅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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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在强加于死监犯人的所有那些愚蠢、苛刻的监规之中最让萨姆恼火的便是那条“五英寸规定”。这一小本堂而皇之的监规对死监犯人在其囚室可以拥有的法律文件的数量进行了限制。规定要求文件摞在一起压紧后的厚度不得超过五英寸。萨姆的文件和其他犯人并无太大区别，然而经过九年的上诉战之后他累积的材料已经有满满一大纸箱。在这条五英寸规定的限制下他还怎么能进行得了分析研究和准备呢？
四下挥舞着码尺就像个乐队指挥似的帕克曾经几次进入萨姆的囚室，仔细用尺丈量文件。萨姆每次都超标，据帕克的估计，有一次被逮住时萨姆的文件竟有二十一英寸之厚。帕克每次都就此写一份违规报告，于是就有更多的文书档案材料进入了萨姆的档案。萨姆时常想是否他在中央行政办公楼中的档案也超过五英寸了呢。他希望如此。不过谁会在意呢？他们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有九年半之久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命以便有朝一日再要了这条命。除此之外他们对他还能做什么呢？
每次帕克都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他的文件进行精简。萨姆通常寄几英寸的文件给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兄弟。有几次他也曾并非情愿地给E.加纳·古德曼寄过一两英寸。
眼下他的文件大约有十二英寸多，同时还在垫子下面放着高级法院最近的一份薄薄的案例汇编。他又把两英寸寄放在隔壁汉克·亨肖的书架上由他保管。此外他还有大约三英寸寄存在另一个邻居古利特的文件堆里。萨姆替亨肖和古利特审阅所有的文件和信件。亨肖由家人花钱雇了一位好律师。古利特却从华盛顿的一家大事务所请了一位从未出过庭的傻瓜。
还有一条不可理喻的“三本书规定”限制了犯人在囚室的藏书数量。这条监规明文规定死监犯人只能拥有三本以下的书籍。萨姆有十五本书，六本放在自己的囚室，其他九本则分散放在他在死监里的当事人那里。他没空看小说。他的藏书一水都是关于死刑和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法律书籍。
他刚刚吃了一份水煮猪肉、斑豆和玉米面包，正在读加州第九巡回法院的一个案例，该案的犯人在面对死刑时平静得使他的律师们认为他一定是疯了。所以他们连续上书声称他们的当事人确实已经疯到了不能被执行死刑的程度。由一批反对死刑的加州自由派组成的第九巡回法院欣然接受了这一新颖的辩护理由。死刑暂缓执行了。萨姆喜欢这个案例。他好多次都但愿自己的案子是由第九巡回法院受理而不是这个第五巡回法院。
隔壁的古利特说：“接风筝，萨姆。”于是萨姆走到栅栏边。放风筝是囚室不相邻的犯人唯一的联络方式。古利特把纸条递给了他。纸条来自和萨姆隔着七个门的一个令人同情的白人小伙子，人称他小牧师。他十四岁就成了一名乡村传教士，一个定期宣讲有罪者将受到地狱之火惩罚的人，然而他却犯下了奸杀教堂执事之妻的大罪，他的传教生涯就此中断，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再继续了。他如今二十四岁，在死监已经住了三年，最近又雄心勃勃地重操传播福音的旧业。纸条写着：
亲爱的萨姆：
我此刻正在这里为你祈祷。我相信上帝会干预并阻止此事。但是他如果没有做到，我会求他让你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把你速速带回家。
爱你的兰迪
真想不到，萨姆思量着，他们竟然已经在祈祷，盼我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地速速回家。他在床边坐下，在一片纸上写了简短的回信。
亲爱的兰迪：
谢谢你为我祈祷。这是我需要的。我还需要我的一本书。书名是《布朗斯坦论死刑》。书是绿色的。把它传过来。
萨姆
他把纸条递给J.B.古利特，胳膊伸在栅栏外等待那风筝顺着这排囚室一路传下去。已经快八点了，还是那么闷热，幸而外面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夜晚会把室温降到将近八十度，加上嗡嗡直响的风扇，囚室会变得可以忍受。
萨姆日间已经收到了几只风筝，都是表示同情和期望的，并且都提出愿意尽力帮忙。音乐声已经轻下来，也听不到时而有人由于权利受到侵犯而发出的吼叫。这是死监变得更为平和的第二天。电视从早到晚地开着，但音量放得很低。A排变得引人注目地平静。
“我有了一个新律师，”萨姆把手伸出悬在走廊里，身子倚在两肘上，轻轻地说。除了短裤他什么也没穿。他们在囚室里交谈时，他能看到古利特的手和手腕，但从来看不到他的脸。每天萨姆在被带出去放风沿着监舍走过时都放慢步子，盯着他的同志们的眼睛不放。而他们也紧盯住他的眼睛。他们的脸已经被他记住，而且他也熟悉他们的嗓音。不过，一个人和你一壁之隔居住多年，彼此在就生死大事长谈时却只能看见对方的手，这真是一种残忍的事。
“这挺好，萨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是啊。我看，是个极聪明的孩子。”
“你说谁？”古利特两手十指交叉，没有动弹。
“我的孙子。”萨姆声音压低，仅能让古利特一人听见。他是个可信赖的人，可以把秘密告诉他。
古利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他在仔细考虑这事。“你的孙子？”
“是。从芝加哥来，在一家大事务所做事。他认为我们可能还有机会。”
“你从没告诉我你有孙子。”
“我有二十年没见他了。昨天他才露面，告诉我他是个律师并且希望承办我的案子。”
“过去十年他在哪儿呢？”
“可能是在成长吧。他还是个孩子。我想是二十六岁。”
“你打算让一个二十六岁的毛孩子来接手你的案子？”
这话有点使萨姆不快。“都活到这份上了，我实在也没多少选择的余地。”
“见鬼，萨姆，你对法律的了解比他还多。”
“我清楚，不过在外面能有个正式的律师用正规的电脑打出申请书和上诉书再把它们提交给合适的法院，是件好事。能有个人上法庭去跟法官们辩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州政府据理力争，是有好处的。”
这话看来说服了古利特，因为他有几分钟没做声。他的手也安安静静。接着，他的所有指尖开始互相搓，这个动作当然是有事使他烦躁的表示。萨姆等候着。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萨姆。这事把我烦了一整天了。”
“什么事？”
“你知道，你在那儿，我在这儿，至今已有三年了。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你知道，你是我唯一信赖的人，如果他们把你带进走廊那头的毒气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好。我是说，我一向有你在旁边替我看法律文件，我永远也搞不懂那些文件资料，而你则总是给我提出忠告，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我信不过我那个从华盛顿请的律师。他从不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不知道自己的案子到底怎么样了。我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一年就走还是五年后走，光这就能把我逼疯。要不是因为有你，我如今已经疯了。假如你这回没躲过去可怎么办呢？”这时他的手由于百感交集而绞扭着。他的话说完了，手也安静下来。
萨姆点起一支烟，也递给古利特一支，这是死监里唯一他与之分享香烟的人。他的左邻汉克·亨肖不抽烟。他们抽了一会儿烟，各自对着走廊上面的一排窗户喷吐着烟雾。
萨姆终于开口说：“我哪儿也不会去，J.B.古利特。我的律师说我们会有机会取胜。”
“你相信他吗？”
“我想我信他。他是个精明的小伙子。”
“让自己的孙子当律师，那感觉一定很怪，老兄。我是想象不出来。”古利特三十一岁，已婚，无子女，并且经常抱怨他的老婆滥交男友。她是个冷酷的女人，从来没探视过他，有一次来信报喜说她怀了孕。古利特板着脸生了两天的气，后来才向萨姆承认他打了她许多年，而且自己也追逐了不少女人。一个月后她又来信道歉，说一个朋友借钱给她做了堕胎手术，还说她毕竟并不想离婚。古利特从来没那么快乐过。
“我想是有那么点奇怪，”萨姆说，“他看上去一点儿不像我，但他像他妈。”
“这个大公子就这么冒出来告诉你他是你失散已久的孙子？”
“不，起初没有。我们谈了一阵子，他的声音听起来耳熟，就像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便是你的儿子，对吗？”
“是的。他死了。”
“你儿子死了？”
“是的。”
绿皮书终于从小牧师处传过来了，另外还有一张字条，告诉萨姆他大前天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梦。他最近获得了一种解梦的特异功能，急不可待地想与萨姆分享。这个梦还在继续向他展示，一旦他把这些信息拼合在一起，就可以进行解析破译并说给萨姆。就他现在所知，这是一条好消息。
至少他停止唱歌了，萨姆看完字条，边在床边坐下边暗自说。这小牧师以前是所谓的福音歌手，此外还是词曲作者，他隔一阵子就歌兴大发，不分昼夜在监舍里扯着喉咙高唱小夜曲。他是个未经训练的男高音，总是跑调，但音量惊人。当他对着走廊大声试唱新曲时很快就激起了众怒。帕克常常得亲自出面制止骚乱。萨姆甚至威胁如果还不停止这种猫叫春他就采取法律手段，敦促法庭从速处决这小子，不过事后他对自己这样的施虐行为表示了歉意。可怜的小伙子只是精神错乱，若是萨姆能活得够长，他打算照他刚读过的加州那件案子的策略以神志失常为由替他上诉。
他躺在床上开始阅读。风扇吹动著书页并使闷热的空气流动起来，但没有几分钟他身下的床单就湿透了。他就这样在潮湿中睡了，直到近拂晓时死监才稍稍凉快了一些，床单也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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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奥伯恩之家从来也不是什么家，过去有数十年是一座古雅的小教堂，黄砖建造并装有彩绘玻璃。它离孟菲斯闹市区只有几个街区，在一块不见阳光的空地上，周围有一道丑陋的铁索栅栏圈着。黄砖墙已被涂写得一塌糊涂，彩绘玻璃窗也被三合板所取代。教堂的会众多年前就已从内城东迁到更为安全的郊区。他们带走了教堂的桌椅和歌本，还把教堂的塔尖也一起搬了走。一名治安警卫沿栅栏走过来，准备开门。相邻的建筑是一座行将倒塌的公寓楼，后面隔着一条街是一片日渐衰败的由联邦政府兴建的贫民住宅区。奥伯恩之家的病人就来自这里。
她们全是十来岁的年轻母亲，她们的母亲无一例外也曾是十来岁的母亲，而父亲则普遍身分不详。她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五岁。最小的有十一岁。她们把婴儿揽在一侧胯上从贫民区来到这儿，有时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她们三四个结伴而来使她们的来访就像一次社交活动。而她们单独前来时则显得忐忑不安。她们聚集在旧时的内殿，这儿如今已是办理登记手续的接待室。她们带着幼儿等待登记，大一点的孩子就在椅子底下玩耍。她们同她们的朋友闲聊，朋友是从贫民区步行来到奥伯恩之家的其他女孩，因为汽车是稀罕物，况且她们太小还不能开车。
亚当把车放在旁边的一个小停车场，向那个警卫打听路怎么走。警卫细细打量着亚当，然后指指大门，那里有两个抱着孩子在吸烟的年轻姑娘。他从她们中间走过去时点点头，尽力显得有礼貌，但她们只是瞪着眼。他在里面看到六个同样的母亲坐在塑胶椅子上，一群小孩挤在她们脚边。桌子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指着一个门，告诉他走左边的过道。
莉的小办公室开着门，她正神情严肃地同病人谈话。她朝亚当一笑。“五分钟就好，”她说，手里拿着一块像是尿布的东西。那病人身边没有小孩，但看样子就快有了。
亚当沿着过道找到了男厕所。他出来时莉已在大厅等着他了。他们互吻了面颊。“你对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何看法？”她问。
“你们究竟在这儿做些什么呢？”他们穿过墙皮剥落、地毯破旧的狭小过道。
“奥伯恩之家是个非赢利机构，员工大多是志愿人员。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年轻母亲。”
“那一定很令人沮丧。”
“就看你是从什么角度看了。欢迎到我的办公室来。”莉朝门挥挥手，两人走了进去。墙壁上覆盖着彩色的图表，其中一幅画着各年龄段婴幼儿及其适应的食物，另一幅用简单明了的大字列出新生儿的常见病，还有一幅卡通式的图画盛赞避孕套的好处。亚当在椅子上坐下，审视地打量着四壁。
“所有的女孩都是从贫民区来的，你可以想象她们从家里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后指导。她们没有一个结过婚，都是和她们的母亲或姨妈或外祖母同住。二十年前一些修女为了指导这些女孩怎样抚养健康的婴儿而创办了奥伯恩之家。”
亚当朝那张避孕套广告点点头。“也教她们避孕？”
“是的。我们不是家庭计划设计人员，也不想做设计人，不过提一下计划生育并无害处。”
“你们做的也许应当不止是提一下。”
“也许吧。去年我国非婚生子占全部出生婴儿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此外每年都有更多的虐待和遗弃儿童的案件发生。你听了会伤心。这些小家伙有一些根本没有机会。”
“谁提供经费呢？”
“全是私人捐款。我们花一半的时间去设法筹款。在使用经费上我们是非常节省的。”
“像你这样的顾问有几位？”
“大约十二个。有些人一周来几个下午，还有人星期六来。我很幸运能腾出工夫全天来这儿工作。”
“一周几小时？”
“我不知道。谁去记这些事？我十点左右来，一直干到天黑以后才走。”
“你工作没有报酬？”
“是的。我想，你们那些人是把这叫做为了公益吧。”
“这跟律师有所不同。我们做志愿工作是为证明自己和我们所挣的钱是正当的，我们是在对社会作出微薄贡献。我们此外还可赚许多钱，你了解的。这有一点区别。”
“这是有益社会的工作。”
“你怎么会找到这地方的？”
“不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是一个社交俱乐部的成员，那是个茶道俱乐部，我们一个月聚会一次，共享一顿美餐，同时讨论为不幸的人募捐。有一天，一个修女对我们讲了奥伯恩之家，于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了捐助对象。一件事又引出了另一件事。”
“你一分薪水也没有？”
“费尔普斯有很多的钱，亚当。事实上我还捐了不少钱给奥伯恩之家。我们如今每年在皮博迪饭店举办一次募捐会餐，出席者着礼服，喝香按酒。我让费尔普斯拉上他那些银行家朋友带上妻子出席并付款。去年我们募到二十万。”
“这些钱花在哪儿了？”
“有些用在日常开销上。我们雇有两名专职员工。房费虽然便宜但还是要花钱的。其余的钱用于婴儿必需品、医药费，以及宣传费。钱总是不够。”
“看来是你在管理这个地方？”
“不。我们雇了一个管理员。我只是一名顾问。”
亚当打量着她身后的广告，是那幅上面有一只巨大的黄色避孕套并无恶意地蜿蜒横陈在墙上的图。尽管有电视的大力宣传，有学校到处张贴的标语，还有电视中定时播出的由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摇滚歌星表演的音乐电视广告，他从最新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却得知十来岁的孩子并不使用这些小小的工具。他想象不出还有比整日坐在这狭小的办公室里同十五岁的母亲们探讨尿布疹的问题更糟糕的事情了。
“我佩服你的勇气，”他注视着挂有那幅婴儿食品广告的墙说。
莉点点头但没说话。她的眼睛流露出疲惫的样子，她该下班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她说。
“去哪儿？”
“不知道。随便哪儿都行。”
“我今天见到萨姆了。跟他一起呆了两小时。”
莉把身体埋进椅子里，又缓缓地把脚抬起放在桌面上。同平常一样，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活领衬衫。
“我是他的律师了。”
“他在协议上签字啦？”
“对。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四页的协议。我们双方都签了字，所以现在就看我的了。”
“你害怕吗？”
“害怕。不过我能应付。今天下午我同《孟菲斯报》的一个记者谈了话。他们听说了我是萨姆·凯霍尔孙子的传言。”
“你告诉他什么？”
“我不可能完全否认这个传言，怎么可能呢？他想打听有关咱们家的种种问题，但我只告诉他一点点。我肯定他会到处打探并且会获得更多一些情况。”
“关于我呢？”
“我肯定没向他提你，但是他会着手去打听。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呢？”
“抱歉他们有可能揭露你的真实身分。你将作为萨姆·凯霍尔这样一个杀人犯、种族歧视主义者、反犹分子、恐怖分子、三K党徒和最年老的一个被送入毒气室像牲口一样给毒气熏死的人的女儿而蒙受耻辱。他们会把你赶出这个城市。”
“我有比这更惨的经历。”
“什么？”
“作为费尔普斯的妻子。”
亚当听到这话大笑起来，而莉只是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一个中年妇女来到门口告诉莉她要走了。莉跳起来，急忙把自己年轻英俊的侄子亚当·霍尔介绍了一番，告诉她他是芝加哥的律师，到这里来访问一段时间。这番话显然给那妇女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她退出了办公室，消失在大厅尽头。
“你不该向她作什么介绍，”亚当说。
“为什么不？”
“因为我的名字明天会上报——亚当·霍尔，芝加哥律师和萨姆·凯霍尔之孙。”
莉的嘴角挂下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她耸耸肩，似乎并不在乎，可亚当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真是愚蠢的错误，她心里在责怪自己。“谁理它？”她说着拿起手包和公文包，“咱们找一家餐馆吃饭去。”
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那是个意大利咖啡馆，家居布置，改装的凉台上有几张小小的桌子，不多的几盏灯，光线幽暗。他们在一个暗角里坐下，要了饮料，她点的冰茶，他点的矿泉水。侍者刚离去，莉就把身子倚在桌上说：“亚当，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是个酒鬼。”
他眯起眼睛，呆住了。他们前两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
“至今已有十年了，”她解释着，身体依然前倾靠在桌上。离他们最近的人在十五英尺以外。“原因当然很多，有些你恐怕能猜得出来。经过治疗，我出来时已滴酒不沾，并且坚持了大约一年。然后就旧病复发。我戒了三次酒。最后一次是在五年前。这事真不容易。”
“可你昨晚还喝了酒。好几杯。”
“我知道。还有前天晚上。不过今天我把酒瓶都倒空了，啤酒也倒掉了。我的公寓里已是滴酒无存。”
“那对我倒不错。但愿我不是你酒瘾复发的原因。”
“不，和你无关。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行吧。你将和我一起住几个月，你我会有一些难捱的时刻。你一定得帮帮我。”
“那当然，莉。我一来你就告诉我多好。我喝酒不多。喝不喝没关系。”
“酒精中毒就像一头怪兽。有时我可以看着他人喝酒而无动于衷。后来看到一个啤酒广告却能冒出一身大汗。看到杂志上一则我常爱喝的葡萄酒广告后，那渴望之强烈，简直能惹得我恶心起来。那真是可怕的挣扎呀。”
饮料端来了，亚当却不敢碰那矿泉水。他把它倒在冰块上用小匙搅动着。“家族里有这种遗传吗？”他问，几乎确信这是有遗传性的。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小时萨姆会偷偷喝上一点酒，但他不让我们碰。我的外祖母是个酒鬼，所以我母亲从不碰酒。我在家里从没看见过这东西。”
“那你怎么喝上瘾的呢？”
“慢慢上瘾的。我离开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因为在埃迪和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被禁止的。那时我遇到了费尔普斯，他们家人都常在社交场合大量喝酒。喝酒起先是一种逃避，后来又成为一种支撑。”
“我会尽力而为的。对不起。”
“别对不起了。同你一起喝酒我很快活，不过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对吧。我是三度开戒，每次开始时都想着自己可以有所节制地喝一两杯。我在头一个月一天只喝一次葡萄酒并且给自己限量一杯。后来就成了一杯半，再后来两杯，然后是三杯。再以后就是旧病复发。我是个酒鬼，我这毛病永远改不掉了。”
亚当举起杯来和她碰杯。“为戒酒成功。让我们一起来把它戒掉吧。”他们喝了一大口饮料。
侍者是个学生，对他们该吃什么很快就提出了建议。他推荐了大师傅的烤饺子，推荐它只是因为它是全市最好的，而且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端上桌。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常纳闷你是怎么打发你的时间的，但我不敢问你，”亚当说。
“我曾经有过一份工作。我生了沃尔特，他上学后我觉得很无聊，所以费尔普斯就在他一个朋友的公司里给我找了个工作。高薪金，漂亮的办公室。我有个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的秘书。一年后我辞了职。亚当，我嫁的是富豪，所以我根本不该工作。费尔普斯的母亲被我领取薪水的事吓得要命。”
“富家女人整天都干些什么呢？”
“承担天下一切重担。首先她们必须保证丈夫外出是去上班了，然后必须作出一天的计划。她还得指导和督促仆人的工作。至于购物，那起码得分两部分——上午和下午——上午部分通常包括给第五大街打几次电话订购那些必需品。下午的购物有时其实是亲自完成，当然有司机在停车场等候。午餐要花去大半天时间，因为事先需要几个小时进行筹划，而落实至少得用两小时。正常情况下午餐是一次小型宴会，出席的是更多的同样苦恼着的人儿。接下来，作为一个有钱女人她还要担负社会责任。一周最少三次她得赴朋友家的茶会，在那里她们一面小口品尝着进口饼干一面对被遗弃婴儿或精神失常的母亲的悲惨处境唏嘘不已。然后是匆忙回家梳妆打扮一番迎候从办公室的争斗中返回的丈夫。她将与他在游泳池边同饮第一杯马提尼酒，而此时正有四个人在为他们准备晚餐。”
“性方面呢？”
“他太疲劳。再说，他也许还有情妇。”
“费尔普斯也是这样？”
“差不多，尽管在性事上他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而且他在银行里有的是金发女郎供他享用。你无法相信，他那办公室净是些漂亮女人，洁白无瑕的牙齿、精心修饰的指甲，全穿超短裙，露着修长的腿。她们坐在漂亮的办公桌后面打电话闲聊，随时等候他的召唤。他在会议室旁边有一间小卧室。这人是个畜生。”
“所以你就放弃了富家女人的辛苦生活搬出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