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要详细提供关于原始猎人、食物采集者、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和新兴的城市社会的资料，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人究竟是不是越原始就越有侵犯性。这些资料主要是最近10年来年青一代的人类学家所发现的；而一般人心目中的人类学资料还是老一代的人类学家所提供的。
“狩猎者——人”是人类学上的亚当吗？
［“狩猎者”在这里是形容词，形容“人”。指以狩猎为生的人类］
人类的人科祖先既不是捕食性动物，则人类就没有从他继承天生的侵犯性，那么，是不是有一种人类祖先——史前的亚当，肇始了人类的“堕落”？人类学最大的权威之一，S。L。瓦希朋，和跟他合作的作家们，便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这个“亚当者，狩猎者也”。
瓦希朋的前提是这样：自有人类以来，99%的时期都在做猎人，因此我们的生物学、心理学与风俗习惯都秉受往日猎人的遗传：
“切切实实地说，我们的智力、兴趣、情绪和基本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在狩猎的历程中，生存适应的产品。当人类学家说到人类的一体时，他们所说的意思是，狩猎和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淘汰压力这么相似，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又这么成功，以致各种的人类到现在基本上仍旧是相同的。”
问题的关键是：这“猎人的心理学”是什么？瓦希朋和它叫“食肉动物的心理学”，大约在更新世中期，也就是50万年以前，或更早的时候，发展完成的：
“早期人类食肉者的世界观跟他素食的亲属的世界观很不相同。素食的人类可以满足于一块小小的区域，别的动物除了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之外，对他们是没有重要性的。但吃肉的欲望却引导动物认识更广的地区，学习到更多的动物的习惯。人类的地域习惯和心理，跟人猿和猴子根本不同。除了人猿的好奇心与统治的欲求以外，又加上食肉动物的探索性与侵犯性，这个增加的过程至少在30万年（或许60万年）。这种食肉动物的心理在更新世的中期完全形成，而它最早的表现可能是南猿类的劫掠行为。”
瓦希朋认为——食肉动物的心理“就是渴望屠杀，以屠杀为乐趣。”他写道：“人比其他动物更喜欢打猎。除非小心地训练，把这自然的欲望掩饰，人就会享受追猎与屠杀的乐趣。在大部分文化中，折磨与残害是放在众人眼前执行的，好让大家都享受这个乐趣。”
瓦希朋坚持认为——“人具有食肉动物的心理。都人屠杀是容易的，教人养成不杀的习惯却不容易。许多人喜欢爱到别人受苦，喜欢杀别的动物，以此为乐……许多社会文化中，打人与残害是公开的。”在这两段话中，瓦希朋不仅认为屠杀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残酷也是。
瓦希朋的论证又是什么？
第一个论证是“人把屠杀当游戏”；（正确一点，他该说把“狩猎”当游戏；可是他却用“屠杀”）。他写道：“人类花费许多努力，把屠杀当做游戏维持下来，便是最明白的例证。以前的公卿贵人总保持一些林园，供做屠杀游戏的场地，现在的美国政府也花千百万元，给猎人提供游戏。”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人喜欢用最轻滑的钓鱼滑车，来延长鱼的绝望挣扎，使自己的主宰感与技巧感达到最高峰。”瓦希朋又说到战争的普遍性：
“一直到不久以前，人们仍旧把战争与打猎同样看待。在人们眼中看来，别的人类不过是最危险的猎物而已。在人类历史中，战争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参加战争的男人从其中感到乐趣；如果不是这样，战争也不致于在历史中占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到了最近，战争的性质与条件完全变了，以前的战争习俗才受到质疑；战争智慧是否应当再做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是否应当再做个人争取荣誉的方式，已经受人怀疑。”
瓦希朋又说：
“孩子们喜欢打猎、钓鱼、打架和玩战争游戏，这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嗜杀的生物学基础已经深入人性。并不是说这些行为不可避免，而是学来容易，让人满足，在大部分社会中又有报偿。屠杀的技巧与乐趣通常在游戏中发展出来，孩子们游戏的行为模式为他们成人以后的角色做了准备。”
确实有许多人因屠杀和残忍而得到乐趣，但这只是说有些人是虐待性格的人，有些文化是虐待性的文化；但也有些人和文化并不是虐待性的。我们会发现，受挫折的人比较容易变成虐待性的人，感到无能的社会阶级，生活中缺乏乐趣的社会阶级比较容易变成虐待性的阶级。譬如说，罗马的下层阶级由于贫穷和社会性的无能感，便从观看虐待性的场面来取得补偿；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也多半来自德国的中下层级；统治阶级如果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与财产受到威胁，便也容易流于虐待［1871年，济叶(Thiers)的军队获胜，大事屠杀法国公社分子，便是极端的例子］，而受压迫阶级由于渴望报复，也易于产生虐待心理与行为。
若说打猎会让人产生出残害其他生灵的乐趣，不但没有事实根据，而且说不通。打猎的人并不会去享受动物的痛苦，事实上，一个喜欢虐待生物的人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猎人；渔人也不是个个都采用瓦希朋说的钓鱼方式。再者，找不到证据让我们相信原始猎人打猎的动机是虐待欲与破坏欲。倒是有一些证据，证明他们对被杀的动物有情感，或有罪恶感。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常把熊叫做“祖父”，或者看做是人类神秘的祖先。杀了熊以后，他们要表示歉意；在吃它以前，要举行神圣宴会，被杀的熊列席为“荣誉客人”，在它面前摆下最好的菜肴；最后，要给熊举行葬礼。
打猎的心理学，包括现代猎人的心理学，还需要更广泛的研究；不过有几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大略说一说。第一点，统治阶层（例如封建制度的贵族）的狩猎是一种游戏，这和别的打猎行为不同——例如原始人的打猎，农人为保护农作物与家畜而做的打猎，还有爱好打猎的人的打猎。
“统治阶级”的狩猎似乎是为了满足权力欲与统治欲，这里面包含了相当成分的虐待性——但这本来就是这种阶级的特色。这种例子所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是打猎心理，无宁说是封建制度心理。
原始的职业猎人和现代热衷于打猎的人，他们的动机至少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动机是深植在人类经验深处的。在打猎行为中，人又重新变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个时刻虽然可能很短，但却是真实的经验。他又回到他的自然状态，跟动物成为一体。人自从变成了人之后，就生活在生存的分裂之下，他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由他的意识而超越自然；现在，在打猎的时候，他摆脱了这分裂的重压。当他潜近动物的时候，他跟他所要猎取的动物变成了平等的生物，虽然由于他运用武器而会获胜，但他还是有这种平等感。在原始猎人来说，这种感觉是明显的。他把自己装扮成动物，并且把动物认做是他的祖先，他很明白地表达出他同动物的一体感。就现代人来说，由于他过于趋向头脑思考，这种跟自然的合一经验便不容易被他察觉到，更不容易明白地说出来，但许多人还是有这种活泼泼的经验。
就现代热衷于打猎的人来说，技术的乐趣是一个同等重要的动机。许多现代作家忽视了打猎的技术成分，倒是叫人吃惊的事；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追杀行为上。打猎不仅需要会使用武器，也需要许多技术和广泛的知识。
威廉·Ｓ·劳格林把这一点叙说得很详细。他说“打猎是人类重要的行为模式。”屠杀与残害的乐趣，劳格林竟然提都没提，他只概括地说：“打猎是一种有尝有罚的活动，聪明同警，解决问题，便得报偿，解决问题如果失败，就会遭到真正的惩罚。因此，打猎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使人类互助。”
我们现代人过分强调工具与武器的重要性；劳格林却有一段话发人深省：
“打猎显然是一种工具运用系统，很牢靠地要把某些事情做好，要把某些有严格规定的行动实行出来，而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矛、棍、手斧等等，现在在博物馆里陈列着，可以静静摆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知道当初人怎么运用它们。从博物馆里去分析这些工具，不会告诉我们多少事情，因为它们已经离开了很久以前运用它们的复杂情况。”[路易斯·蒙夫特对于工具在人类进化中所扮的角色，有深刻的研究，劳格林的见解正好给了他充分的支持］
打猎的成功不仅靠工具的进步，而且靠技术的进步：
“原始人对自然界有熟练的知识；这一点尽管很少有人做系统的研究，却有丰富的资料可做证明。他们熟悉肉眼所见的动物界、哺乳类、布袋动物、爬虫类，鸟类、鱼类、昆虫类和植物界。他们知道潮汐变化，一般的度量衡现象，天文，以及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事物。……我只提一提跟打猎行为有关、跟人类进化有关的知识……人，这种狩猎者，学习着动物行为与解剖学，包括他自己的行为与解剖构造在内。他称驯服自己，再驯服别的动物和植物。在这种意义来说，狩猎是人类的学校，使人类成为自我教育的动物。”
简言之，原始猎人的动机不是为了屠杀的乐趣，而是为了学习种种技术并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现在这个时代，差不多样样东西都是机器造的，我们已经很少再注意到技术的乐趣。人们偶而也作作手工，一般人会呆呆的看着铁匠或纺织女工做工；这是例外。小提琴家之所以迷人，恐怕不仅是他奏出的音乐好听，观众还惊奇于他的技巧。大部分物品都靠手工的时代，工作无疑是有乐趣的，因为里面蕴含着技巧，越巧的工作便越有趣。认为打猎的乐趣在杀，不在技术，正是现代人的特有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果才是唯一重要的事，而不是过程。］
瓦希朋说孩子们很容易对打猎、战斗和战争游戏感兴趣，这当然是事实，但他忘了，社会文化所接受的任何行为模式，孩子们都很容易去学习的。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人类天生有嗜杀的兴趣，显示出对于社会行为缺乏常识。再者，有许多游戏，它迷人的地方不在杀，而在其中蕴含的技术；禅宗的剑术、西洋斗剑、柔道和空手道，都是很好的例子。
“每个人类社会都把屠杀他人社会的成员，认做可喜的行为”，这段话同样没有根据，只是俗套，它唯一的来源是D。弗利曼的一篇文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而弗氏这篇文章却又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变成了一偏之见。事实上，原始猎人彼此间的战争，往往不是嗜血性的，他们的目的也多半不在屠杀；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讨论。再者，认为战争习俗到了最近才受到质疑，当然是忽视了广大的哲学与宗教教训，希伯来人的先知们便不再呼吁不要战争。
如果我们抛开瓦希朋的推论，便可以向另一个方向问一问：狩猎行为有没有酿成其他的行为模式。确实，由于狩猎，似乎有两种行为模式遗传给我们：合作与共享。大部分狩猎社会中，同一个小团体的人必需合作，也必需共享得来的食物。除了北极地区之外，肉类在大部分地区都不能保存。打猎的人运气并不总是天天一样好，今天运气好的人，就要同运气不好的人共享食物。今天运气不好的，明天可能运气好。设若狩猎行为会让人产生遗传上的变化，则现代人倒应该遗传了天生的合作与共享冲动，而不是屠杀与残忍。
很不幸，从文明史看来，人类的合作与共享的记录寥寥无几。我们可以解释说，狩猎生活没有造成遗传上的改变，或者，由于社会所鼓励的是无情的自私自利，这些合作与共享的冲动已经被深深抑制了。在现在的工业化世界以外，许多社会仍旧有明显的合作与共享倾向，这是否表示这些冲动具有与生俱来的性质？我们应该慎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即使在现代战争中，大部分士兵对于敌人也不觉得很大的恨意，只有少数的人放纵自己，任行残暴［越南战争有些不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没有把“土著”敌人当做人看］；同一阵线的士兵则相当能够合作与共享。在平常生活中，大部分人不会冒生命的危险去救别人，也不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战争时期这却是平常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战争之所以那么吸引人，原因之一正是它给人患难与共的机会，让人把这些深深埋藏着的人性冲动发挥出来，因为在承平时期我们这样做会被人看做傻瓜。
瓦希朋对打猎心理学的看法，是偏见的例子之一，他的基本立场，还是人类生面具有破坏性与残忍性。在整个社会学领域里，碰到实际情绪与政治问题时，我们常常会发现到很强的党派性。碰到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利害有关的问题，人就不再客观，而代以之偏见。现代的社会，为了政治与经济目的，几乎是随时准备无限的残害人类性命；可是它可以找到最好的藉口为自己的暴虐辩护，它会说，破坏与残忍不是由我们的社会体系产生出来，而是人类生而具有的本质。
侵犯与原始猎人
幸亏对于狩猎行为我们不只是凭空思考；世界上现在不家原始猎人和食物采集者，对他们的生活，我们已经搜集到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告诉我们，打猎并不致于使人产生破坏性与残忍性，而原始猎人同现代文明人相比，侵犯性较小。
可是我们对现代原始猎人的知识能不能适用于史前原始猎人。向近处说，能不能适用于四万年前到五万年前出现的现代人——“真人”(“Tomosapienssapiens”)？
人类出现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得非常少，真人在狩猎－食物采集阶段是什么样子，我们甚至也知道得不多。有不少作家警告我们，不要从现代原始人的资料给史前原始人下结论。［］不过，像G。P。穆杜克所说，我们对现代原始人这么感兴趣，主要是“他们给了我们借镜，可以了解更新世人类的行为”；《狩猎者－人》一书中大部分作者，似乎都与穆杜克有相同的看法。史前的猎人——食物采集者即使跟现代原始猎人——食物采集者不完全一样，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1）真正在解剖学和神经学上跟现代人没有不同处；（2）从现代的原始人，我们至少可以对史前猎人有一点重要的了解，即是狩猎行为对人格的影响，和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再者，我们从原始猎人所得的资料，使我们知道，这些最不“文明”的人，却最不具有破坏性与残忍性，也最不自私！而原来我们却以为这些特性是人类的天性，是霍布士所谓的“自然人”的天性。
在讨论现在还存在的原始猎人以前，先说一说旧石器时代的猎人。M。D。赛林斯写道：
“面临石器时代的危险，为了适应淘汰竞争，人类社会克服了灵长动物的一些习性，如自私、杂乱的性行为、专制统治和残酷的竞争。他们用血族关系与合作来代替冲突，把团结置在性的上方，把道德置在权力的上方。在这段最早时期，他们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把人类灵长动物的天性推翻，因此保全了人类未来的进步。”
在史前猎人对动物的崇拜式中，我们得到一些他们生活的直接资料，证明他们并没有所谓生而具有的破坏性。蒙夫特曾经指出来，史前猎人的洞窟壁书，一点也没有人与人相斗的痕迹。
虽然我们不能贸然以现代原始猎人来推论以前的原始猎人，可是现存尚存的猎人——食物采集者却有着叫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科林·胜博尔，这方面的一位专家，报告说：
“在我认识的两个团体里，几乎完全没有侵犯行为，情感上的也没有，身体上的也没有，没有战争，没有宿仇，没有巫术。我也不信打猎是侵犯活动。这一点是我们务必当心、细细考察的：打猎根本不是用侵犯精神去做的。由于猎人们觉得在剥取自然资源，在杀生的时候有真实的恼丧感。有些时候甚至伴着怜悯同情。我同猎人共处的经验，使我知道他们是非常温和的人，虽然他们生活极为艰苦，但这跟侵犯性完全不是一回事。”［胜博尔曾详细描写非洲原始狩猎社会中的木图侏儒族的社会生活］
跟腾博尔共同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他的这个看法。
对于原始猎人与食物采集者的人类学资料，E。R。赛维斯收集得最广泛，整理出版，名为“猎人”，备载了这类的社会；但也有两部分没有包括进去：一种是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定居部落，他们有富裕的环境；另一种是跟文明一接触就立即消失的狩猎——食物采集社会；后面这一种社会，我们所知极少。［赛维斯所论列的社会如下：爱斯基摩人，加拿大的阿尔罔克猎人与阿撒巴斯卡猎人，美国西部大盆地的舒尚族，智利与阿根廷的火地群岛上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马来半岛的西曼人，印度安达曼群岛上的人。］
这些狩猎——食物采集社会最显然，也可能最重要的特色，是他们的游牧生活，这是由粮草的需要所致，而这种游牧生活使家庭关系比较松，却形成“群队”社会。他们的需要和现代人不同，现代人需要房屋、汽车、衣着、电力等等，原始猎人则只需要“食物和用来取食的少数工具，这就是他们经济生活的中心。”
除了年龄与性别而产生的工作分别以外，任何家庭中都没有完全专任的劳力分工。食物中少部分是肉类（约25%)，主食是种子、根、果实、核果与浆果类，采集供应则是女人的工作。如M。J。米吉特所说：“打猎、捕鱼和食物采集的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可能是着重素食。”爱斯基摩人是唯一只靠渔猎为生的人，大部分的捕渔工作是女人来做。
在狩猎社会中有广泛的合作，这是群队社会的通常现象，因为工艺不发达，人必须合作。“由于工艺方面十分简单，对环境又缺乏控制力，许多狩猎——食物采集民族实在是世界上最清闲的人。”
他们的经济关系特别值得我们参考。赛维斯写道：
“由于我们自己的经济性质，我们总以为人类具有‘天生的交易倾向’，以为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是讲求‘经济’，是求‘最大的’经济效果，‘买得便宜，卖得贵’。原始民族却没有这些现象；他们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随手送人’，他们喜欢的是慷慨，他们希望互相厚待，他们惩罚小偷，认为那是自私。
“最奇怪的是，环境越坏，物品越少（或越值钱），他们就越不‘经济’，越是慷慨。当然，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个社会管理的，都是群队里的一分子，都是血缘有关系的人；他们的交易方式与正式的经济原则完全不同。我们不是也‘给’自己的孩子食物吗？不是也‘帮助’兄弟和‘供养’年老的父母？别人对我们也是同样。
“概括地说，亲近的社会关系，情感与家庭生活的礼节和慷慨的精神，都影响着人对物品的处理，因此，对物品的经济态度会降低。人类学家有时会用‘纯粹的礼物’或‘不求报偿的礼物’来形容这种给予，表示它不是交易，而其中的情感成分也不是从物品换取来的交易。但这些用词并不能说明这种行为的真正性质，而且还会产生误导作用。
“有一次，一个爱斯基摩猎人拿给彼得·弗劳琴一些肉，他向他表示谢意。猎人却垂下脸来；一个老人立刻更正弗劳琴，说：‘你不可以谢他，那些肉是你应得的权利。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想做依赖别人的人。因此也没有谁给谁礼物，因为接受礼物就变成依赖了。鞭子下出狗，礼物下出奴隶。’
“‘礼物’两字，寓含着一种仁慈的意思，而不是相互态度。在狩猎——采集者以外的社会中，人们常常表示谢意，可是，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当一个人把他的猎物拿出来众人分享时，别人不应赞美他‘慷慨’。有些时候他确实是慷慨，但当他把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时也不应称赞他慷慨，因为那句话寓含着感谢；这却又等于说，他把东西拿出来不是出于意料的，他不是自自然然地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不应当称赞他慷慨，而应当称赞他打猎的本事。
“有一个问题，不论在经济上或心理上都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便是产业问题。现在最普遍的老套之一便是人类天生喜爱产业。一般说来，产业有两种，一种是用来作工的工具和某些私人物品，如装饰品等等，另一种是会生产物品的产业，拥有这类产业便可以叫他人为我来作工；在工业社会中，这种产业主要是机器，或投入机器生产的资本。在原始社会，是土地和打猎区域，在原始群队，没有一个人不可以接近自然的资源——这些资源不是任何人私有的……
“群队赖以为生的资源是共有的财产，如果有异邦人来侵犯，全体共同防卫。在群队以内，每个家庭对资源都有相等的权利。同族的邻社也可以随意来打猎和采集，至多先打个招呼。资源方面的权利限制，最主要是果树。有时候，某些树划归某些家庭。不过，这种划分却主要是劳力划分，而不是财产划分；因为，如果一块林园交给分散开的好几家共管，便容易浪费时间与劳力。由于林园比猎物和菜蔬更稳定，按照一般习俗便由某些家庭长期管理，但是，如果有些家庭果实歉收，有些家庭丰收，则共享规律会使大家都有东西吃。
“最像私有产业的东西是个人造的和给个人用的东西。武器、刀子、刮刀、衣服、首饰、护身符等，往往是猎人和食物采集者视为私有财产的东西……但在原始社会里，甚至这些东西也不能算真正的私有财产。由于这些东西的拥有权是以它们的用途来决定的，它们的作用便主要是劳力分工，而不表示拥有‘生产物品的产业’。这些物品虽属私有，但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有。除非有些人有这些东西，另一些人没有有，因而产生剥削情况，这些物品的私有权就不会有特殊含义。而且我们几乎不能想像（在人种志上也找不到例子），有些人由于偶然的遭遇，没有了武器或衣服，不能向别人借到或要到的。”
狩猎——采集社会中，没有动物社会里的“支配”关系。赛维斯说：
“在‘支配’上，狩猎——采集群队比其它人类社会更跟猿猴有别。他们完全没有靠体力分别出来的阶级，也没有靠金钱、遗传、军事或政治地位分别出来的阶级。唯一优于别人的人，是年长而有智慧的人，他们领导各种仪式。
“既使有些人名誉地位比别人高，地位与特权的表现方式也与猿猴式的支配完全不一样。在原始社会中，慷慨与谦和是地位高的人必备的特质，而他们所得到的报偿只是别人对他们的爱与悦服。譬如说，一个人在群队里可能最强壮、最快、最勇敢、最聪明；他会不会比别人地位更高？不一定。只有当他把这些优点用来服务他人，他的声望才能高。譬如说，用在打猎上，如果他能得到更多的猎物，又很便宜地、谦和地把猎物分给别人，他就会得到声望。简略一些说，在猿猴社会里，力量越大，就越有支配权，越能得到更多的食物与配偶和别的东西；在原始人类社会，大的力量却必须用来服务人群，一个人要得到声望便必须做许多牺牲，要做得比别人辛苦而得的食物比别人少，至于配偶，通常他也和别的男人的一样，只有一个。
“人类最始的社会好像也是最平等的社会。这可能跟他们简陋的工艺有关系，因为他们比任何别的社会更需要长时间的完全合作。猿猴不一定会合作与共享，人类社会却会——这是基本的不同。”
关于狩猎——采集民族中的权威人士，赛维斯也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明确的印象。在这些社会里，群队的行动当然也需要管理：
“与群队的行动有关的问题，由权威人士管理。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领导’。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群队行动的管理与密切合作随事物性质的不同而变化。通常包括营地的移动、围猎、跟敌人的小型战斗。在这些活动里，领导者不是长期性的；依活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领导者。譬如说，计划举行仪式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很老的人指导，因为他对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打猎的时候却需要年纪比较轻的，打猎的技术比较好的人来领导。
“总之，他们的领导人跟‘酋长’的意思完全不相同。”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有统治机关，并认为这是一切动物遗传的本性；这是一种众人接受的陈俗看法，跟这种看法相比，狩猎——采集社会没有阶级组织，没有酋长，便更具特殊的意义。人猿类也有统治关系，但跟人类相比，温和得多。原始民族的社会关系告诉我们，人类并没有天生秉具支配与屈服心理。人类社会五六千年以来，都是少数统治阶级在剥削大多数人；把这个历史现象做一番分析，我们就了解，支配与屈服心理不是社会阶级的起因，而是为了适应社会阶级才产生出来的。以特权阶级的统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阶级，为了名正言顺，当然要找一个方便的藉口，让大家相信这种社会结构是出自人类天生的需要，因此是自然不过的，是无可避免的。但原始人的平等社会却说明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在这种没有权威或权威机构的地方，人怎样保卫自己以对抗破坏分子和危险分子？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行为的控制大部分是靠习俗习惯和礼节。但如果风俗习惯和礼节不能防止破坏社会的行为，又用什么来制裁？通常是大家都不再理睬这个犯罪的人，对他的礼貌也减低；大家会议论他，嘲笑他；情况严重些，就驱逐他。如果他屡犯不改，如果他败坏了群体，他群体的人甚至会决议把他处死。然而这种例子极少。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由群体里年长而智慧的男人来解决。
这些资料跟霍布士对人的看法完全相反，霍布士认为，人有天生的侵犯性，这会使每个人同每个人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必须等到国家垄断暴力与惩罚，间接地去满足人们对犯错者的报复心，社会才有和平。赛维斯却说：
“事实上，当然，群队社会中即使没有裁判机构来把群队维系在一起，它也不会破碎……群队社会里宿仇与战斗虽然很少，但也隐约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此必须想力法来阻止它的发生或扩张。这种事情往往是由两个人吵架开始，因此，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就把它中止。一般来说，做仲裁的人是跟两方都有亲戚关系的长者，如果跟它们的关系远近一样，那是最好，这样就不会被任何一方认为是偏坦谁。但当然并不是每一次的仲裁人都恰好处在这个立场，而且族里有地位的人也不一定每次都愿意做仲裁人。有时候，争执的双方有一方显然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或者有一方是大家都喜欢的，另一方大家都不喜欢，这时公众就成了仲裁人，众人共同的意见明白地表达出来之后，案子就决定了。如果上面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就会举行某种比试，这往往是比赛，而不是打斗。爱斯基摩人的社会里，摔角和撞心是典型的比赛方式。这是在公众面前举行的，胜利的人，大家就认为是赢了这场诉讼。最有趣的是爱斯基摩人的唱歌决斗，武器是歌词，‘小小的、尖锐的歌词，像我用斧头劈开木片’。除了杀人案以外，唱歌决斗可以用来解决一切争执。但东格陵兰岛上的人，如果亲属被杀，而自己身体又弱，或者觉得自己唱歌一定可以得胜，便用唱歌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复仇心。东格陵兰人对于唱歌的艺术倾心热爱，他们往往忘了争执的原因，一心唱歌，所以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是我们可以想像的。就这些爱斯基摩人来说，歌唱的艺术跟体能上的本领有同等的地位，甚至比它更高。歌唱的风格有严谨的传统规律。一个成功的歌唱者把传统的歌曲表达得那么细腻美妙，因而赢得听众的欢喜和热烈喝彩。受到大家诚心诚意喝彩的人就是‘赢的人’。他不会得到别的报偿，但他得到声誉。唱歌决斗往往把时间延得相当长，这可以给众人时间让他们商得共同的意见，看是谁对谁错，或谁有罪无罪。一般来说，众人心里本来也各有立场，但在大部分原始社会中，意见上全体一致是大家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因此每个人都知道大多数人是站在哪一边，这当然需要一般时间。渐渐地，嘲笑某一个歌唱者的越来越多，直到最后，众人同情哪一边已经十分清楚，众人的意见很快一致起来，输的人便困窘地退出去。”
另一些原始狩猎社会在私人争端发生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并不像爱斯基摩人那么可爱，而是用掷标枪决斗：
“争执的发生往往是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原告按常例站在固定的距离外向被告掷标枪，被告则闪躲。众人会为掷标枪的速度、力量与准确喝彩，也可以转过来为闪躲的技巧喝采。过了一会儿，对一方的喝采渐渐超过了另一方，众人的意见就趋于一致。当被告者明白了众人认为他有罪，他就应该不再闪躲标枪，让自己身上某个多肉的部分被标枪刺到。在原告的方面来说，当他明白了众人认为他不对的时候，他就不再掷下去。”
原始猎人——是富裕的社会吗？
M。D。赛林斯讲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原始猎人的经济匮乏与现代人对贫穷问题的态度。他的话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分析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一般人认为原始社会猎人好侵犯，因为旧石器时代非常贫困，人们常常面临饥饿。但赛林斯认为原始猎人并不好侵犯，而且他们的社会是“富裕的社会”。
“在一般人的想法里，社会里的人如果想要什么，就容易得到满足，便是富裕的社会。我们自然认为只有工业文明才有这样的成就，但猎人——采集者的社会（尽管我们没有个个都研究到）都有更富裕的一面。‘容易得到满足’的需求，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是生产得多，一种是要求得少，因此，达到富裕的途径便也有两条……如果采取禅宗的办法，即使生活水准很低，仍旧可以享受无以伦比的丰富生活。我想这便是猎人的情况。”［R。B。李（“猎人以什么求生：或者，资源困乏如何生活”）也不相信狩猎——采集的生活常常朝不保夕，外在贫困状态；譬如他说：“最近的资料告诉我们，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和我们原先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赛林斯更进一步发出中肯的宏论：
“贫乏是商业经济社会中特有的顽念［亦译‘强迫性的’］心理，是参与商业经济的人所处的状况。市场把大堆大堆耀眼商品放在众人面前，而所有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因为没有一人有钱把源源不断新东西全买回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人，是生活在双重悲剧下，始于无能感而终于贫乏感……我们被判定要劳苦工作以求取物质的满足。我们是从这个优越而又焦虑的人们，回看猎人的生活。我们以为，现代人的工艺那么进步，尚且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那么，这赤裸的野人，靠他小小的弓箭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把猎人配上资产阶级的欲望冲动，手里则拿着石器时代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认为他们生活非常无望了。［S。庇高特有相似的想法，他写道：“人们在谈到史前社会的物质生活时，常有谬误的观念：一些考古学家也往往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譬如说，他们用‘衰败’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某地陶器的发展，结果竟至用一种情感的意义甚至道德的意义，把‘衰败’二字用在这些器皿的制造者身上。器皿少或器质比较差的地方，那里的人就是‘极贫困的’，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没有让考古学家得到想得到的制品而已。”］
“贫乏并不是由工艺技术单方面来决定的，它是技术与目的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可以认为猎人为了营生终日忙碌。可是事实上，猎人的工作却比我们少得多，食物的需求不是浩繁的，而是间歇性的，他们有充裕的空间，每个人在白天睡眠的时间比任何社会里的人都多……他们不但没有焦虑，反而深信自己富裕，相信所有需要的东西（他们所要求的那些）都容易获得。即使在坚困的时候，他们仍旧具有这个信心。［波尼奥的比南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如果今天没有粮食，明天会有。’”
赛林斯的见地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他没有把现今社会的参考坐标和价值判断认为是必然正确的，能够跳出这一环的人类学家为数不多。他告诉我们，社会学家常常扭曲了他们所观察研究的社会，因为他们从自己认为“自然的”经济学立场来看待那些社会——这正像对“人性”所达成的结论一样，他们研究人性所采用的资料，即使不完全是现代人的资料，也大部分是文明史中的资料。
原始人的战争
战争的通常起因虽然并不是防卫侵犯、破坏与残忍，但在战争中，这些冲动却表现出来。因此，原始人的战争资料会帮助我们了解原始人的侵犯。
米吉特对澳洲的瓦布利族人的战争做过概略的描述，赛维斯认为这段描述写出了狩猎——采集社会中战争的一般特性：
“瓦布利社会不注重军事，他们没有长期的战士或职业战士；没有军事指挥阶级，群体也很少从事征服战。每个人都是储备战士，经常都是武装的，准备防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也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他喜欢自己独立作战。有些争执中，同宗族的人会联合在一起，有时会包括社团里全部的男人。但他们没有军事领袖——既没有选出来的，也没有继承——为他们计划战术和指令他们遵从。有些人虽然比别人有能力，比别人勇敢，他们的话更受人尊重。但别人也并不一定要听他的话。再者，战争的环境是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在什么状况下采取什么战术才最有效。现在年青的一代还是这样。
“社团与社团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全面战争的理由。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奴隶；动产是有限的，为数很少；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实际上会使胜利者处于难堪的状态，因为他们并不想住在占领的地方。对别的部落发动的小型征服战偶而会发生，但我可以确定这跟族内战争和社团之内的战争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譬如说，瓦内加人攻打瓦林加利人，以便夺取纳米地区水源，查是瓦内加人参加战争的数量只不过三五十人；我还没有见到证据，社团与社团联合为军事同盟，来攻打其他的瓦布利社团或别的部族。”
从术语上说，原始猎人的这些冲突也可以叫做战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战争”一向存在于人类之间，因此它是天生的嗜杀驱使力的表现。不过，这一种推论忽略了一种很重要的分别，就是低等原始社会，高等原始社会和文化社会战争的不同。原始社会——尤其是低等原始社会——的战争没有中央集权的组织，也不是由长期的领袖所领导的；比较起来，发生的频率比较小；它不是征服战，不是屠杀战，它的目标不是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可是文明社会的战争却是组织化的，由长期的领袖所指使，目的在征服领土和（或）获得奴隶和（或）胜利品。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中，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因素会刺激他们发起全面战争。
“狩猎——采集社会的生育死亡比例很少产生人口压力，让某一地区的人为争压别人的领土而发动战争。即使产生了这种压力，也不致发生大战争。人口较多，势力较大群体，如果要求某个地方的狩猎权或采集食物权，往往用不着战争就可获得。再者，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劫掠行为不会得到多大的实益。每一个社团在物质上都是贫穷的，而且他们也没有东西做交易上的价值标准，没有哪一种东西是特别值‘钱’或不值‘钱’的。还有，在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中，也不会把俘虏拿来做奴隶，以便做经济剥削。这种事在近代战争中固然常见，可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则是无用的，因为经济生产很低。要想叫俘虏和奴隶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多余的生产，非常困难。”
赛维斯对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战争的概述，得到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和补充，我们将在下文中引用一些。D。比尔边则强调，在狩猎社会中虽然偶尔有仇恨，却很少战争，领导人物的特点是给族人做榜样，而不是统治他们，这种社会的主要原则是互惠和慷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关于领土和战争，U。H。斯都华研究的结果如下：
“有许多人变为原始群队拥有领土或资源，为了保护这些东西，他们会作战。虽然我不能断言完全没有这种事，却是很平常的。第一，如果他们的群队小，他们会跟别的群队通婚或合并，如果太大，会分开为小群队。第二，像这里所报告的一些情况，他们对于某些特殊的地区并不很积极地想去利用。第三，在这些社会中所谓的‘战争’，往往不过是疑心被人施了巫术而做报复，或者家族之间的仇恨而已。第四，在大部分地区，大家以采集食物为主要来源，而我并没有听过有防卫果实区域的现象。原始群队互相间并不战斗，也看不出有理由要集中人力去防卫领土，即使相这样做，恐怕也做不到。确实，就连果树、鹰巢和其他少数的特殊资源，有时是某些人私有的，但我们还不明白，一个人住在好几里以外，如何来保护这些资源。”
H。H。图尼海的结论与此相似。他认为，恐惧、愤怒和挫折固然是个类普遍的心理，战争却是人类进化晚期才发展出来的。大部分原始社会的人没有战争，因为战争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概念化思想。大部分原始人不能够构想出组织之类的东西，而要征服或打败别的社会却必需组织。大部分的原始战争不过是一场混战而已，根本不能算战争。拉巴波特说，图尼海的作品不受人类学家的欢迎，因为他不看重专业人类学家有关原始战争的著作，认为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有时候甚至导致完全的误解；他认为，即使好几代以前业余的人种志学家所得的资料，只要是原始资料，都比较可信得多。［D。C。拉巴波特为图尼海所写的序言，其中引用最杰出的战争史家汉斯·德尔布鲁克的一段话，德氏发现“希罗多德编写的马拉松战争史只有一件事是对的，就是哪一方打胜了，哪一方被消灭了”。］
昆西·赖特的巨著（1637页，附有丰富的参考书目）对原始民族的战争列述细尽，他采用了653个原始民族的资料。他的缺点是重在描述，对于各型原始的社会和战争的分析稍嫌不足。不过，他的结论仍旧和许多作家相呼应：“食物采集者、低等猎者和农人是最不好战的。较高等的猎人和农人比较好战，最高等的农人和牧人最好战。”这段话证明我们的看法不错：好战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文明发展的产物。赖特的资料告诉我们，社会的分工越细，越好战，有压迫阶级存在的社会，最好战。他的资料最后告诉我们，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外在环境越是平衡，社会就越不好战，平衡常常遭受扰乱，则会使好战性增加。
赖特把战争分为四种——防卫战、社会战、经济战与政治战。防卫战：在社会习俗中没有战争，只有当他们被人实际攻击才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和打猎的武器来保卫自己，但他们认为这种防卫战争是不幸的事。”社会战：是指那些“通常并不很破坏生命的”战争。（与赛维斯描述的猎人间的战争相似）经济战争与政治便不同，从事这种战争的人是为了获得女人、奴隶、原料和土地，以及（或者）为了维持统治阶级或王朝于不坠。
几乎人人都这样想：如果文明人这么好战，那些最原始人的人要好战成什么样子！[S。安德列斯基跟本书及本书中所引用的一些作者，有相似的看法。他引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古哲韩非子的一段话：“古时候的人不耕地，植物树木的果实却足够让人吃饱。女人不织，鸟兽的皮毛却足够供人穿用。不用工作就足以生活，人口少，物用富足，因此百姓不争不吵。因此不用厚赏也不用重罚，百姓自己就会管理自己。但是现在，一家有5个孩子还觉得不够多，而每个孩子又月5个孩子，祖父没有去世，就已经有25个孙子辈了。结果是人多物少，人必须辛若工作以求薄饱。因此常常争执，报偿即使加倍，惩罚即使加重，仍旧不能消除骚乱。”］但是赖特的资料却证明最原始的人是最不好战的，好战跟文明成正比。设若人类生而具有破坏性，情况必不致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