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培养团体自恋从预算表上看来，又是极为经济的办法，跟改善社会生活水准相较，几乎可说分文不需。为了培养团体自恋，社会只需给意识形态学家一些钱就好了，让他们制造一些口号，促进社会的自恋；事实上，社会上的官吏、学校的老师、新闻业者、传教士和大学教授，往往参加这种运动而不必额外加薪。他们会因为参加了这伟大的行列而自觉骄傲——再者他们也藉此获得了声望与升迁。
团体自恋的人像个体自恋的人一样敏感，凡是伤害到他的团体图像的事物——真的也好，他想像的也好——就会引起他的愤怒。他甚至比个人自恋都更要强烈，也更有意识。一个个人，如果不是在心智上有严重的疾病，对自己的自恋图像总会有点不大确信。可是团体自恋者却没有这种疑虑，因为团体里的大多数都跟他一样。如果团体与团体冲突，产生了对团体自恋挑战的事，就会引起强烈的敌意。自己团体的自恋图像这时会升至顶点，而对方则被自己这一方贬得不能再低。自己的团体变成了保卫人性尊严、道德与正义的一方，对方则万恶汇聚，它是残忍的、奸诈的、没有人性的。团体自恋的象征——旗帜、国王、总统或大使——如果受到侮辱，团体分子就会用强烈的愤怒与侵犯来反应，甚至愿意支持他们的领袖发动战争。
团体自恋是人类侵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它仍旧是防卫侵犯，是当生存利益受到攻击时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它与别的防卫侵犯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半病态现象，因为强烈的自恋实是一种半病态。
侵犯与抗阻
人有许多抑制的欲求与妄想，如果有人想叫他察觉这些抑制的东西，他会反抗，因而产生防卫性的侵犯。这是防卫侵犯重要的来源之一。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抗阻作用”之一，而心理分析学对这个现象做过系统的探讨。弗洛伊德发现，如果分析者触到患者所抑制的东西，患者就会“抗阻”分析者的治疗。这并不是他有意识的不愿意、或不诚意、或保守秘密；他是不知不觉地在防范分析者揭发他潜意识中的东西，他并不知道他抑制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抗阻。一个人往往会终生抑制某些欲求，这有许多原因。他可能怕受惩罚，怕不被爱，怕别人知道了之后，会看不起他（由于自尊与自爱的关系，他甚至不能让自己知道）。
心理分析治疗发现，抗阻作用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反应形态。碰到敏感的话题他可能顾左右而言他；他可能觉得困了，疲倦了；他可能找出理由不来面谈——或者他会勃然大怒，找出理由来中止分析治疗。举一个简短的例子：有一个作家来接受我的分析治疗，他因为自己不肯投机而觉得自傲，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期间他改变了他的原稿，因为他觉得这样更能传达他的作家使命。他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可是却发现不久以后心情沮丧，害了头疼症，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事。我说，他改变原稿的真正动机可能是为了更受人欢迎，能得到更大的名声和更多的钱；再者，他沮丧和头疼，可能与他出卖自己有关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跳起来，对我大声咆哮，说我是虐待者，以破坏他即将得到的快乐自娱，我嫉妒他即将得到的成功，我是无知的人，对他的写作一无所知等等。（我必须说明一点，这位病人平常是个十分有礼的人，在这次爆发以前和以后，对我都很尊敬）他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确定我的解释的正确了。把他潜意识的动机提出来，对他的自我图像和他的认同感是一种威胁。他用强烈的侵犯性来反抗这种威胁，就好像这是威胁到他的身体或财产一样。在这个例子中，他的侵犯有一个目标：毁灭那握有证据的见证人。
在心理分析治疗中，我们发现到，这种抗阻作用是一个通常现象，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心理分析时才会碰到这种情形。日常生活中例子随处都是。有些母亲要她的孩子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有人告诉她，这是因为她想控制他们、占有他们，而不是因为爱他们——这时岂不会勃然大怒？有些父亲十分关心女儿的贞洁，如果有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对女儿有性方面的兴趣——他岂不会勃然大怒？如果有人提醒某位爱国分子，说他在政治信念背后有钓名取利的企图——此时他岂不会勃然大怒？如果有人对某个革命分子说，他的意识形态背后存着破坏冲动——他岂不会勃然大怒？这类的事情谁没有看到过呢？事实上，询问别人的动机是礼貌上最大的一个禁忌——而且是十分必需的禁忌，因为礼貌可以减少侵犯事件。
历史上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揭发某个王朝的真相的人，常常被掌权的人放逐、下狱或屠杀。表面的原因是说，这些人对当前的建制有危险性，为了保护建制必须把他们处死。这确实是不错的，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揭发真相的人即使没有真正威胁到当前的建制，掌权者仍旧深深恨恶他。我相信，揭发真相使那抑制真相的人产生了抗阻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掌权的人不但觉得真相的揭发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且觉到在摧撼他整个的有意识的取向系统(systemoforientation)，让他的种种藉口无地自容，甚至会逼得他采取不同的行为行动。有些人的某些重要的冲动原先是被抑制的，后来他却察觉到它们；只有经历过这种历程的人，才知道这件事会叫人产生何等的震撼、困惑与天动地变。
服从侵犯
服从者的侵犯行为不仅因为他受着破坏欲的驱使，而且因为他认为服从命令是他的义务。在所有的阶手段侵犯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另一种生存适应性的侵犯是手段性的侵犯，它的目的是在得到必需的或可欲的东西。这种侵犯不是只为了破坏而侵犯；如果它也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那只是因为要达到真正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它与防卫侵犯相似，但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它似乎不像防卫侵犯一样具有种族演化而成的神经基础，哺乳动物里只有捕食动物具有天生的神经配备，为了获得食物而采取手段侵犯。人科动物(homonids)与人类的打猎行为却是以学习以经验为基础，似乎没有种族演化而来的神经配备。
手段侵犯在概念上的问题在于“必需的”与“可欲的”两个词意义不能够很确定。
如果“必需的”是指生理上不可缺少的需要，在定义上就不会有困难，譬如说，所有的动物都要避免饥饿。如果一个人自己或家人连最少量的食物都没有，他去偷东西，这种侵犯显然是由于生理的必需。如果一个原始部落濒临取食的边缘，因此向一个比较富裕的邻近部落发动攻击，这也是生存所必需。不过这种界线分明的例子现在已不多见，常见的都是比较复杂的例子。譬如说，一国的领袖发现，为了取得原料，必须征服别国的土地，或打败一个竞争国家，否则本国的经济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危机。当然，这往往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障眼法，领袖们真正的动机是扩张权力，满足个人的野心，但我们也不能说基于国家的需要而发动战争是历史上没有的，至少，就广义的、相对的意义上来说是有的。
但“可欲的”又是什么？狭义地说，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可欲的就是必需的。这是从客观的处境上来讲的。可是，我们平常却认为可欲的就是所欲的。如果采用这个意义，则手段侵犯就成了最重要的侵犯动机之一。人不只渴望他赖以为生的必需品，不只渴望可以让人生活得好的物质条件。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以及历史上与我们类似的文化时期——大部分人是贪求的：贪求更多的食物、饮料、性、所有物、权力和名誉。人与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因此永远不会满足。贪婪是人类最强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不是本能性的；它显然是精神状况不良的症候，表现出内在的空虚与缺乏中心。这是一种病理现象，表现出人格的发展没有完成，同时，它是佛教、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伦理观点中基本的罪恶。
贪婪的病理特性可以由几个日常的例子看出来。大家都知道，过食是贪婪的一种，常常是由沮丧所引起；强迫性的购买也是逃避沮丧的一种方式。吃和购买是象征行动，所需填充的却是内在的空虚，这些可以暂时消除沮丧感。贪婪是一种热情（激情）——就是说，它充荷着力量，无情地驱使人去达到他的目标。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种种办法都在鼓励众人去变成消费者，可是这样便间接在增强众人的贪婪。当然，贪婪的人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可用，他也不一定会变成侵犯者，可是如果他没有足够的钱用，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必然会攻击他人。最极端的例子是用药成瘾的人（当然，这种人的贪欲不止于心理因素，因为他生理上的需求不断在增强）。许多没钱买药的人，就抢劫甚至杀人以取得买药的钱。他们的行为虽然是破坏性的，但他们侵犯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历史上讲，贪婪是侵犯行为最常见的动机之一，这个动机的强烈程度，恐怕竟和求取生存必需物品的动机相匹。
人们常把贪婪和自利（自己的生活利益）看做同一回事，这实是观念上的一种混淆。自利的来源是生物生而具有的一种驱使力，目的是为求自我的生存，去获得生存的必需物，或去达到习俗上、传统上的生活水准。如马克斯·魏伯、陶尼、房·布伦塔诺、松巴特等人所说，中世纪的人，不论是农夫也好，工匠也好，动机是想保持传统的生活水准。十六世纪进行革命的农夫，并不想要求取城市里工匠的生活水准，而工匠也不想求取封建地主或富裕商人的生活水准。即使到了18世纪，法律仍旧禁止商人任意装璜店铺或作不利于其他同业商人的广告，以免把顾客抢走。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完全发达起来——跟以前罗马帝国的社会有些类似——贪婪才变成了市民的主要动机，而这样的市民数量越来越多。然而，或许是由于奄奄一息的宗教传统仍旧存在，大家都不敢坦白承认自己贪婪。结果是大家自诩贪婪乃是自利。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自利是人性里本有的欲求；自利等于贪婪；因此，贪婪的根源是人性——它不是一种受性格左右的人性热情。如此，得证
论战争的原因
手段侵犯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战争。流行的看法总认为战争是由人类的破坏本能所引起。本能主义者同心理分析学家们也往往这样解释战争［请参考A。斯特拉契；另请参看E。F。M。杜尔边与J。鲍尔比(1939)；杜氏与鲍氏以极佳的论证证明，和平的合作也是人性关系中自然而基本的倾向，和战斗一样；不过，他们认为战争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譬如说，传统的心理分析学派重要的代表之一，E。格劳弗就辩称“战争的谜底……深藏在潜意识。”他把战争喻做“本能的生存适应上，一种失策的方式。”［当我在修改这一段稿本的时候，看到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报告；报告似乎表示出与会人士对战争问题的态度有所改变。A。米其里屈博士说，除非把心理分析学用来研究社会问题，“我们所有学说都会被历史冲刷无遗，”再者，“如果我们再坚持下去，认为战争是因为父亲恨儿子，想要杀他们，认为战争是杀子战，我怕没有一个人再会信以为真。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学说，可以解释团体行为，能够从社会的种种冲突中见出团体行为的来龙去脉，看出社会的冲突怎样影响个人。”30年代早期，心理分析学家们确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探讨，但这些人却被国际心理分析协会用种种藉品赶了出去。这次会议结束时，安娜·弗洛伊德对米氏所提新的“努力”方向给予正式的允许，不过细心地附加了一句话：“关于侵犯理论，我们现在不急着成立定论，宜待我们对人类的侵犯性有更多的临床研究之后，再做定论”］
弗洛伊德比起追随他的人来，却要实事求是得多。在他给爱因斯坦的信“为什么战争？”中，他并没有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人类的破坏性，他认为战争是由团体与团体间事实上的冲突所引起；由于国与国间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可以和平的解决冲突，便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他认为这便是战争的起因。他认为人类的破坏性只是一个补助的因素，使得政府一旦决定战争，国民易于从战。
凡是对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把战争归因于人类的破坏天性，是一种谬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我们现代的政治家，他们筹划战争都是由于十分实际的原因，尽管他们的估价老是错误的，他们却还是前思后想，所想的都是实际的原因。他们发动战争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可耕地、财富、奴隶、原料、市场、领土的扩充与防卫。在特殊的情况下，战争的起因里可能会有复仇的愿望，在小部落战争里也可能有破坏性的激性，但这不是战争的常例。认为战争是人类的侵犯性使然，不但所见非实，而且有害。这种看法使人没有把注意力落到真正的原因上，因此也就消减了人对消除战争所当做的努力。
人类生而具有战争倾向，这种说法不但和历史的记录不合，最重要的是和原始人的战争历史不合。我们已经说过，原始人——尤其是猎人与食物采集者——是最不好战的，而他们的战斗，也比较没有破坏性和嗜血的倾向。我们也曾说过，跟着文明的进步，战争越来越多，而嗜血的倾向越来越强。如果战争是由天生的破坏性使然，情况应该正好相反才对。18、19和跟20世纪的人道倾向，促成了种种国际条约，减低战争中的破坏与残忍行为这些条约，一般说来，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前，还算受到各方的尊重。从这一个进步的远景看来，似乎文明人比原始人的侵犯性较小，而目前还在进行的各种战争，则被人认为是由于侵犯本能太顽强，认为是这种顽强的本能不肯接受文明的恩泽。但事实上，文明人把他的破坏性投射到人的本性中，以为这破坏性是人的本性，结果把人类的历史认为就是生物史，把文明史认为是人性史了。
要分析战争的种种起因，实在超出本书的范围。因此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大战。
推动第一次大战的，是双方政治、军事与工业领袖的经济兴趣与野心，而不是参战诸国的侵犯性在水坝后面堆得太高，想找发泄。战争的那些动机是大家现在都晓得了的，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简言之，可以说，在1914到1918年的战争中，德国的目标就是在得到西欧与中欧的经济霸权，并想获得东欧的领土。（事实上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他的对外政策基本上跟帝国政府没有不同）西方盟国的动机也是一样。法国想要阿尔萨斯－洛林；俄国想要达旦尼尔海峡；英国想要德国的某些殖民地，意大利则至少想取一些战利品。这些目的有的是在秘密条约里明白写出来的。如果不是这些目标，两方好几年前就可以达成和平，两方各自数百万人的生命也不致于就这样牺牲。
双方都说自己是在自卫，是为自由而战。德国人说他们被包围了，他们受着威胁。再者，他们同沙皇作战便是为自由而战；德国的敌人则说德国扬克（Junkers，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军事侵犯主义在威胁他们，同德国皇帝作战，就是为自由而战。若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罪于法、德、英、俄诸国人民要发泄侵犯性，是妄言，只能误导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出什么人、什么社会条件该为历史上这最大一次屠杀负责。
至于对战争的热切，我们必须把它做一个分别，战争开始期间的热切和后来继续打下去的动机是不同的。就德国人来说，必须分为两种。国家主义分子——这只是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在1914年以前好久，就在叫嚣要从事征服战。这些人主要是一些高级中学的老师，少数的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政治领袖，而支持这些人的则是德国的海军领袖，和某些重工业领袖。这些人的心理动机可以说混合了团体自恋、手段侵犯，并在国家主义运动中谋职得权的愿望。大部分德国人民则只有在战争开始前后短时间内对战争热切。我们发现，在这个时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重要的不同反应，譬如说，知识分子和学生比工作阶级热切得多。（战后出版的德国外交资料告诉我们，当时的德国政治领袖，白斯曼－浩尔维格总理，知道要获得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里最强的党——的同意是不可能的，他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向俄国宣战，使工人们以为是在为反独裁而战，为自由而战，以此来获取同意）在战争开始的前后几日，政府和报章杂志一致用有计划的暗示来影响德国人民，使他们相信德国遭到了屈辱与攻击。因此激起他们的防卫侵犯心理。就以国民的整体来说，他们的动机并不是最强烈的手段侵犯，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强烈的冲动想去征服外国的领土，这可以从政府的宣传上看出来，就是到了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德国政府仍旧否认有任何征服的意图，到了后来，当军事将领们掌握了外交政策时，虽然承认有征服的意图，但他们解释说，那是为了日耳曼帝国未来的安全；然而不管用什么说词，战争爆发后不几个月，人民开始时的热切便消失下去，永去不返。
最显著的例子是当希特勒开始攻打波兰，因而也点燃了二次大战时，德国人民的参战热情却仍旧是零。尽管受了好几年繁重的军事灌输，人民却明明白白的显示，他们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为了激起德国人民的防卫侵犯心理，希特勒甚至不惜用纳粹伪装波兰士兵，攻打西里西亚(Silesia)——东欧的一个地区，包括Sudeten山地及Oder河盆地，煤、铁及其他金属藏量甚丰）
德国人民尽管确实不要打这场仗（将领们也不愿意），他们却未加抗拒而走入了战场，并且勇敢地打到最后。
心理学上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不在什么原因引起战争，而在究竟是什么心理因素使战争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因素都与这个问题有关。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也是一样，略有差别而已）一旦开始，德国士兵（法、俄、英国的士兵也是一样）就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战败，整个国家就会遭到可怕的灾难。从个人方面来说则觉得自己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战，这是杀人与被杀的事。但即使是这种想法也不足以让他们情愿继续打下去。他们也知道，如果做逃兵，被抓到就会被枪决，但即使这个生死的威胁仍旧遏止不了大规模的兵变；在俄国与德国，这种兵变终致造成1917和1918年的革命。1917年，法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不兵变的，法国将领封锁军队的消息，使人个单位不知道另一个单位的事情，再加上整批的屠杀和日渐改善士兵的生活，才把兵变的危机压制下来。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权威的尊敬与畏惧，这是一种很深入的情感。传统上一向灌输军人，叫他们相信服从领袖是一种道德的和宗教的义务，为了服从命令，他应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结果士兵们在战壕里挨过了三四年可怕的日子，才慢慢看出来他们是被他们的领袖利用了，领袖们的战争目标跟所谓的保国卫民根本没关系，因此他们再也不要服从——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士兵和在家的国民是如此。
还有另一个情感因素助成了战争，可是它也跟侵犯性没有关系。这个情感因素是相当微妙的。战争是一件叫人兴奋的事，固然它会叫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并且要经受肉体上的许多痛苦，但它仍旧是兴奋刺激的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一般人的生活是多么无聊，我们就不会惊奇于他们想投入战争了。投入战争，为的是结束那种无聊的、厌烦的、僵化的生活，去从事冒险——而事实上，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他一生中所能盼望的唯一冒险机会［但我们也不可过于高估这个因素。瑞士、斯堪底那维亚诸国，比利时和荷兰，就做了很好的例子，证明如果国家没有受到攻击，如果政府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而只是人民的冒险心理，是不足以举国兴战的］。
在某种范围内来说，战争把一切价值都翻转了。某些深藏在人心中的人性冲动，如博爱与团结，只有在战争的时期才有表白的机会；和平时期的现代人，所奉行的是自私自利原则与竞争原则，因此把博爱与团结的心阻断了，不让它生长。战争却鼓励它们。在战争中，社会阶级的差别既使没有消除，也减低了许多。在战争时期，人又是人了，不管社会地位有没有赋予他特权，他现在都有机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有所作为的人。用一种很强调的话来说，统御着和平时期社会生活的，是不公正、不平等与厌倦，而战争则是对这些东西的直接反叛。当一个军人为自己的生命同敌人作战时，他用不着再为他自己那个小生活圈子的衣、食、住、行、医药等等而奋斗，因为战争时期，社会制度已经出乎常轨地社会化了，他原先的那些需要，都可以由这个越常的社会制度来供应。战争有这么一种积极的特点，对我们的文明实在是一个可悲的注脚。和平时期如果我们的文化生活能够提供像战时一样的冒险性、团结、平等与理想，我们可以断言，要人民去战争，便非常困难。战争时期政府的课题是怎样运用这种对例常价值的反叛，使它来供战争的役使，同时又要阻止平等博爱的精神变成对政府的一种威胁，因此它更是紧紧地要求守规律，要求服从领袖，把领袖说成是不自私的、智慧的、勇敢的人，他们保护人民，使人民不致毁灭［这一个困境在有关战俘待遇的国际条约里表露出来：所有的国家都同意，一个国家俘虏敌国的战俘，不可向他们宣传不利于他们本国政府威信的话，不得让他们不尊敬他们的政府。总之，各国政治共同协议，你可以杀敌军的战俘，但不可教他们不忠于本国］。
总之，近代的主要战争以及古代国与国的战事，不是起于被水坝挡住的侵犯性，而是起于军事与政治领袖们的手段侵犯。原始社会的战争到较高的社会的战争，其间的不同，给我们这个说法做了证明，即是说，文明越原始，战争越少。［］战争的密度与强度也是一样，是依科技文明的发展而上升。国家越是有力，政府越是有权，战争就越多越激烈，连长期的酋长都没有的最低等原始社会，战争越小越弱。下表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数目，显示了同样的情况。时间自1480年开始，每百年为一期。［略］
有些人坚持人类的天性侵犯性是战争的起因，他们认为现代的战争是正常现象，是由于人类“破坏性的”天性使然。他们想从动物行为资料和人类史前祖先的资料中求取证据。结果为了符合他们的目的，不得不把这些资料偏曲，他们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心：现代的文明一定比没有科技的时代更优越。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文明人遭受到这么多的战争与破坏，原始人岂不更糟？他们在“进步”的发展上，比我们差得太多。破坏性的心理与行为不可能归罪于我们的文明，因此必定是由我们的本能使然。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级社会里，最牢固的特点可能就是服从。这种社会让人以为服从就等于美德，不服从就等于罪恶；不服从是万恶之首，其他一切罪恶都随之而来。安提冈(Antigone)被克里昂(Creon)所杀，因为她没有遵从国家的法律。军人都接受特别的服从教育，因为军人的本质就是反射式的接受命令，而不问任何缘由。杀人伤人的士兵，倾刻间杀害千万人的轰炸机飞行员，并不必然是被破坏或残忍冲动所驱使，而是由无条件的服从原则所策动。
服从侵犯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侵犯，需要我们好好注意。从太保以至军队里的士兵，为了不致显得“没种”，为了服从命令，多少破坏的行为都做了出来。这种侵犯行为，动机并不是人的破坏性，可是人们却常常认为这是人类天生具有破坏冲动的证据。服从侵犯本可列为半侵犯的一种，我们不如此做，是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服从，许多这种侵犯冲动都可以不致发生的。再者，人也有不服从命令、不投合建制的冲动，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冲动对自身却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自加防范，不受这种冲动的左右，因而他们就去做那些人家要求他去做的侵犯行为。
减低防卫侵犯所必需的条件
防卫侵犯是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反应，它是种族发生史上演化出来的，因此像别的本能倾向一样，要想改变它生物学上的根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想办法控制它，修改它。但要减低防卫侵犯，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减少那些在事实上激发它的因素。要提供一个社会改变的大纲，显然也不是本书所能包含的［在《健全的社会》和《人类新希望》中，我曾讨论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我只简约地讲几个要点。
当然，最主要的条件是，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遭受威胁。这必需有物质的基础，可以使一切人都过着尊严的人性生活，使得团体控制团体根本不可能的，也不必要，没有人会被这种事所吸引。如果用跟现在不同的生产、拥有与消费制度，在可见的将来，这是能够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它就会实现，或者容易实现。事实上它是这么困难，以致于许多怀着好意的人却什么都不肯做，他们只希望用歌颂进步来改变人类的临头大难。
建立社会制度，供应一切人生活所需，意思是统治阶级必须消失。人不再生活在“动物园”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要恢复他充分的自由，而一切的剥削控制都必须消失。人类一定要有领袖进行控制——这是一种神话。没有阶级组织，而却功能良好的社会多的是，这些社会便证明了那神话的欺人。当然，要想使人类走出动物园，必须政治与社会的彻底改变，而这些改变使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发生变化，其中包括家庭的结构，教育与宗教的结构，以及在工作与休闲时间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防卫侵犯不仅是对真实的威胁所起的反应，也是对自以为真实的威胁所起的反应。如果社会的结构有了基本的改变，就没有人能够对人民施行集体示意，集体洗脑，让他们把没有的事当做真实的威胁。而众人之所以能够接受示意，是因为他们个人没有能力，他们对领袖有敬畏心。如果社会各方面做了前述的基本改变，人民就不致于无能，对领袖也就不致于那么敬畏，因此，他们便可以发展出独立思考的能力。
至于团体自恋，如果要使它降低，就必须消除现在大部分人生活中的贫困、单调、无聊与无能。单是改变物质条件还不够，最基本的还是要社会组织的彻底改变，把它从“控制——产业——权力”的取向，改变为生命取向；从占有(having)与囤积，改变为生活(being)与共享［取向，就是生活的方向与态度。“控制——产业——权力”的取向，就是以控制产业与他人，占有财产与他人，争取并保持权力为生活的目标。生命取向虽以生命为重，是一种尊重生命胜于一切的态度。以生命与生活的美好为一切之先。being这个字，重点是说，以“做一个人”为重，而不是以“做一个某某东西的拥有者”为重；以做一个人为重，则必然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而把一切物质与力量都用来为人服务，而不是把人当作这些东西的奴隶］。要想做到这一步，每一个人，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也不管是工人是雇主，都必须有最高程度的积极参与跟责任感；做一个国民，他对国家也是一样。一定要设计出全新的、非集权化的种种生活与工作方式，同时也要设计出全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把社会紊乱——就是由千百万个原子乱糟糟堆成一团的社会——结束。
这些条件都是互依的。它们都是一个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六千年来的这个整个社会体系彻底改变，由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来替代时，反应性的侵犯才会减到最低限。如果这件事发生，则佛陀的理想、先知的、耶酥的理想，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就不再仅是乌有之乡，而是合理的与实在的答案，跟人类的基本生物学目标相一致，向着个人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成长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