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物学的适应性攻击是为生命服务的。即使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加以说明，在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我们原则上仍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人和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内驱力，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两者的差异。
人可能被各种冲动驱使去杀戮，去施虐，而且他感到有如此做的渴望，这是人所特有的；他是唯一可能成为自己物种的杀戮者破坏者的动物，缺乏生物或经济的合理效益。下面讨论这种生物的非适应的，恶性的破坏性。
我们要记住，恶性攻击是人特有的，不是从动物的本能中派生出来的。它对人的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存没有用处，然而它是人的精神功能的重要部分，在某些人和某些文化中它是占支配地位的强烈感，尽管在其他的人和文化中不是如此。我试图表明，破坏性是对植根于人的生存心理需要的一种可能的回答，而且，它之所以产生，如上所述，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条件与人的生存需要的相互作用。这种假定必然奠定一种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下述问题：什么是人的生存的特殊条件？人的本性或本质是什么？
尽管当代思潮、特别是心理学方面的思潮不太适应于这些问题，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问题属于哲学领域和其他纯思辨的领域，在下面的讨论中，我想证明，在这方面的的确确在着经验考察的范围。
人的天性
不言而喻古希腊以来的大多数思想家认为，存在着某种所谓的人的本性这个东西，即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人们对于什么东西构成人的本质的问题看法各异，但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这种本质存在着某种人之为人的东西。因此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存在，社会的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或者制造符号的动物。
最近，人们已经开始向传统的观点提出疑问。这种变化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日益强调对人的历史的研究。人性的历史考察表明，我们时代的人和先前时代的人是如此不同，以致要假定人在任何时代都有某种共同的可以称之为“人的本性”的东西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美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大大加强了这种历史的探究。对原始人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此多样的风俗习惯、价值、感情和思想，以致许多人类学家指出，人生来是一张白纸，每一种文化在其上书写自己的文章。造成这种否定固有的人性的倾向的另一因素在于，人们经常谴责在这个概念的庇护下有人干出最无人性的行为。例如，亚里士多德和直至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都以人的本性的名义捍卫奴隶制；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学者们已经试图了攫取财富的渴望性、竞争性和作为人的天生秉赋的自私性寻找例证。有人在承认这些令人生厌的人的行为，如贪婪、谋杀、欺骗和说谎不可避免时，他一般玩世不恭地称其为“人的本性”。
怀疑人的本性概念的另一个理由在于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因为人开始被看作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着的，所以滞留在他本质中的实体性概念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认为正是从人的进化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期望达到对人的本性问题的新的洞见。卡尔·马克斯、R。M。巴克(Buck)、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deChardin)、T。多布赞斯基(T。Dobzhansky)已沿着这个方向作出了新的成就；我在本章也作同样的研究。
赞成人的本性存在的假定的主要论据是，我们可以用形态学的、解剖学的、生理学的和精神病学的术语来定义人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借助那些我们可以清楚地把人和最发达的灵长目区别开来的姿式、大脑的构成、牙齿、食物和其他许多因素，给出准确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作为类的人的定义。如果我们不退回到把人的肉体和心灵看作是各自独立的领域的观点，那么我们必须假定，作为类的人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都是可以定义的。
达尔文本人正好意识到这一事实，人作为人，其特征不仅在其特殊的肉体方面而且也在其特殊的心理秉赋方面。他在《人的遗传》中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些秉赋如下［由G。G。辛普森(Simpson)缩略和意译］：
和人的较高级的智能相应，他的行为是较灵活的，较少反射的或本能的。
人和那些相对高级的动物都具有诸如好奇心、模仿、意向、记忆和想象等复杂因素，但是人在更高的层次上具有这些因素而且以更复杂的方式运用它们。
至少，人超出动物，他以理性的方式推理并改善他自己行为的适应本性。
人有规则地以变化多端的方式使用和制造工具。
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他反思自己的过去、未来、生与死等等。
人进行抽象的思维而且发展了相关的符号理论；这些能力的最基本的和最复杂的发展成果是语言。
有些人有美感。
大多数人有宗教意识，宗教意识这个词广泛地包括对迷信的、超自然的、或精神的东西的敬畏、迷信、信仰。
正常的人有道德意识；就后者来说，人是合乎道德的。
人是文化和社会的动物。而且他已经建立了在种类和复杂性方面独一无二的文化和社会。（G。G。辛普森，1949年）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达尔文列出的心理气质，那么有些因素是突出的。他提到某些人所独有的和动物迥异的单独的因素，例如自我意识、符号和文化的创造、审美感、道德感和宗教意识等。这一系列人所独具的特征由于只是单纯地加以描述和罗列，不成体系，而且也没有尝试着对其共同条件加以分析，所以这一列举受到了损害。
他在自己列举的因素中没有提到人特有的感情和激情，例如温情、爱、恨、残忍、自恋、施虐狂、受虐狂等等。他把其他的东西看成是本能。在他看来，任何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特别是灵长目，有某种共同的本能。它们都有同样的感觉、直觉和知觉，同样的热情、感情和激情，甚至更为复杂的诸如嫉妒、怀疑、竞争、感激和宽宏大量等感情：他们进行欺诈而且图谋报复；他们有时候对荒谬的东西极其敏感，而且他们甚至有幽默感；他们感受到惊奇和好奇心，他们据有相同的模仿能力、观念的联想和推理，尽管在程度上极不相同。（Ｇ·达尔文，1946年）显然，我们把人最重要的感情看作是不所不独具的，不是从我们的动物先祖那里继承来的，在达尔文理论中找不到依据。
自达尔文以来研究进化的学者的思想先进性集中表现在现代杰出的研究者G。G。辛普森的观点中。他坚持认为人有某种不同于动物的属性。他写道，“认识到人是动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所独有的本性的本质恰恰在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有的那些特性。他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他的最高意义，不是由他的动物性规定的，而是由他的人性规定的。”（G。G。辛普林，1949年）
辛普林提出，理智、灵活性、个体化和社会化这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是人的基本的定义。即使他的回答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但是他试图把人的基本特性看作是互相联系的并植根于一个根本的因素，而且他认识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是超越达尔文的有意义的一步。（G。G。辛普森，1944年；1953年）
从心理学角度看，在描述人的特殊需要方面，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Maslow)作出了最著名的一种尝试，他制定了人的“基本需要”表──心理的和审美的需要、安全、相属关系、爱、尊敬、自我实现、知识和理解的需要。这张表是不成系统的单纯罗列，遗憾的是，马斯洛不想分析人的本性中的这类需要的共同根源。
根据人类的生物和精神的特殊条件定义人的本质，这首先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的诞生问题。
想要知道人的个体什么时候诞生看来是简单的，但事实上完全不象看起来那么简单。可能的回答是：在怀孕期、在胎儿已呈定形时，在分娩中，在断奶结束时；或者有人甚至会声称大多数人直到他死亡之时还未完全诞生。我们最好拒绝为个体的“诞生”固定一个日子或一个时刻，而情愿提出个人在诞生进程中的过程。
如果我们提出人作为类在什么时候诞生的问题，就更难回答了。我们几乎不知道进化的过程。在此我们正在研究千百万年的事情；我们的认识以其意义仍然有很大争议的骷髅和工具的发现为根据。
然而，不管我们的知识如何不充分，仍然有一些数据，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说的人的诞生的一般图景，尽管这些数据在细节方面需要修正。我们可以追溯到大约15亿年前的单细胞生命起源，或者追溯到大约2亿年前的原始哺乳动物的诞生，来确定人的胚胎期，我们可以说，人的发展肇始于可能生活在1400万年前或更早些的人的类人猿的祖先，我们可以从最初的人即直立人的外表来确定人的诞生的日期，人们在亚洲发现了这种人在约100万年到50万年前（北京人）各种各样的标本；或者从仅约40万年前诞生的现代人来确定人的诞生的日期，这种现代人在所有的生物学方面和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确实，如果我们根据历史时代看人的发展，那么我们会说，从严格意义上说人只是在几分钟前诞生的。或者我们基至会认为，他仍然在诞生过程中，脐带还未割断，而且各种复杂的情况已经产生，它使人们困惑不解：人将不断诞生还是将会流产？
大多数研究人的进化的学者，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人是工具制造者的定义，以一个特殊的事件：工具的制造，来确定人的诞生日期。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定义，他认为这是“美国佬的特征”。在现代作家中，芒福德最令人信服地批判了这种以制造工具为根据的倾向。
我们必须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去寻找人的本性概念，而不是在诸如制造工具等人的独特方面去寻找。制造工具和生产同样十分明显地具有当代的令人困惑的痕迹。我们必须在标志人的诞生的两个最基本的生物学条件合成的基础上，达到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其一是由本能决定的行为不断递减。［为了简化讨论，我这里以宽松的形式使用本能这个词。不是在作为排除学习的本能的陈旧的意义上，而是在“机体的内驱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即使考虑到关于人的本能性质问题上许多保守的观点，人们一般也赞同，动物的进化阶段越高，在脑子中严格决定的和种系发生的循序生成的陈规化行为模式的成分越少。
我们可以把由本能决定的行为不断递减的过程描述成一连续统，在其零点的终端我们会发现动物进化的最低级形式，它们具有最高级的本能决定；这种本能决定随着动物的进化而不断递减，进化到哺乳动物时递减达到一定的水平，一直进化到类人猿时它还在递减，而且我们甚至在这里发现猴子和类人猿之间的鸿沟，就如耶基斯在他们的典型的研究中表明的那样。(R。M。耶基斯和V。V。耶基斯，1929年）本能决定在人那里达到最大程度的递减。
我们在动物进化中看到的另一种倾向是大脑的生长，而且特别是新的皮质的生长，我们可以把进化描绘为一连续统──在终端，最低级的动物，具有最原始的神经结构和相对少量的神经细胞；在另一终端，人，具有较大的和较为复杂的大脑结构，他的新的大脑皮质甚至3倍于自己的类人猿祖先的皮质，而且有一个数量令人难于想象的中央神经索。［C。贾德森·赫里克(JudsonHerrick)已设法提出关于神经沟回潜能的相似的观点：“大脑皮质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在一个很复杂的、非常精致的神经纤维聚合点上纠缠在一起，其中一些来自很远的地方。可以有把握地说，大多数皮质的神经细胞直接地或间接地和每一层的皮质域有关。这是皮质联系过程的解剖学基础。这些联合起来的神经纤维相互结合，形成一解剖学上的机构，在皮质联合成序列时，允许许多不同的皮质神经细胞的功能组合，这种组合的数目远远超出天文学家在测量行星距离时提出的任何数字……正是造成神经要素这类组合和重新组合的能力决定该系统的实际价值……如果一百万皮质神经细胞互相联结，在一个只有两个神经细胞组中，每一个都尽可能地组合，那么中央神经索因此而提供的不同形式的组合数目或许要用10^2783000来表达……在已知的皮质结构的基础上……在解剖方面存在的可用于由视网膜的形象同时刺激起来的视域质质神经细胞的简短系列的细胞间联结的数目……会大大超出10^278300，这已经作为仅有两个神经细胞组的理论上可能的组合提出来的。”(C。J。赫里克，1928年）为了便于比较，利文斯通补充道：“联想到宇宙中的原子数目估计约为10^个”］
因为考虑到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可以把人定义为在本能决定已经达到最低限度而大脑发展已达到最高限度的进化点上产生的一种灵长类。在以前动物的进化中，这种最低限度的本能决定和最大限度的大脑发展的结合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从生物学方面说，它总是构成一种全新的现象。
当人产生时，他的行为几乎不受他的本能特征的指导。除了某些基本的反应，例如对危险或性刺激的反应外，不存在可以告诉他在大多数场合下怎样作出决定的遗传下来的程序，而在这些场合下，他的生活可能就依赖于正确的决定。因此，从生物学方面看，人似乎是最无依靠的而且是全部动物中最脆弱的动物。
人的大脑的非凡的发展弥补了他的本能的不足吗？
从某种程度讲，确乎如此。人由理智的指导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工具是多么软弱无力和不可信赖。它容易受人的欲望和感情的影响，并屈服于这种影响。人的大脑，作为弱化了的本能的替代物是不足的，而且它使生活的任何极大地复杂化了。我并不是以这一点来指工具性的理智，即为了满足某人的需要把思想用作支配对象的工具；归根到底，人和动物，特别是和类人猿都具有这种理智。我指的是人的思维借以获得完全新的性质、即自我意识的那方面。人是唯一的不仅认识对象而且知道他的认识的动物。人是唯一的不仅有工具性的理智而且还有理性的动物，他有利用自己的思维客观地理解──即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而且不是把它作为满足自己的手段。人赋有自我意识和理性，他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他意识到他的归宿：死亡。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已经破坏了动物生存所特有的和谐，它们使人变成一种反常，变成宇宙的畸形物。他是自然的一部分，服从物理的规律而且不能改变它们，但是他超越自然。当其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同时又不复是这一部分；他是没有居所的，然而他被禁锢在他和其他生物共存的家中。他在一偶然的地点和时间里被抛进这个世界，它意外地被迫并违背自己的意志离开这个世界。当他意识到自身时，他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自己生存的局限。他决不回避自己生存的二歧性(dichotomy)：他不能使自己摆脱精神，即使他想要摆脱也断不可能；只要他活着，他不可能摆脱自己的肉体──而且他的肉体使他想要生存下去。
人不可能重复自己物种的模式生活；他必须生活。人是唯一在自然界中感到不自在的动物。而可能感到自己是从天堂里驱逐出来的，是唯一的必须自行解决不可避免的生存问题的动物。他不可能回到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前人类的状态中去，而且他不知道，如果他前进将会到达何方。人的生存的矛盾异致不断的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使他和动物区别开来，而动物似乎和自然和谐相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必定过着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它具有随着进化过程其肉本和精神已经适应了的特殊的生态小环境。当人依靠自己的文化已经发现或多或少合适的对付自己生存问题的方法时，人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生存状态，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这种相对稳定性并不意味着这种二歧性已经消失；它只是蛰伏起来，而且只要这处相对稳定性的条件改变，它便会表现出来。
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这种相对稳定性确实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人在自己的历史中改造自己的环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身。虽然他的知识增长了，但是他对自己的无知的意识也相应地增强了；他体会到自己是一个个体，而且不只是作为自己部落的一员，因为这一点他的独立感和孤立感也产生了。他创造了更大的和更有效的由强有力的领导者领导的社会单位──而且他变得惊恐不安和俯道贴耳。他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且变得害怕这种自由。虽然他的物质生产能力增长了，但是在这过程中他变得贪婪和自私自利，他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
每一种新的不平衡状态迫使人寻求新的平衡。通常所谓的人的天生的求进步的倾向确实是人发现新的、（如可能的话）更好的平衡的愿望。
新的平衡并不构成人的完善化的直线进程。在历史上，新的成就往往导致后退。当人被迫寻找新的解决方法时屡次闯入死胡同，他不得不使自己从这种死胡同解脱出来；迄今的历史确实表明，他已经有这样做的可能。
这些思考提出了一个关于怎样给人的本质或本性下定义的假设。我提出，人的本性不可能以诸如爱、恨、理性、善或恶等某一具体性质来下定义，而只能根据表示人的生存特征的而且已经植根于正在消失的本能和自我意识之间的生物学上的二歧性之中的根本矛盾来下定义。人的生存的冲突产生了任何人共有的某些心理需要。他不得不克服孤独、无能和失落的恐怖，而且不得不发现使自己和世界联系的新形式，以使自己感觉自如。我已经把这些心理的需要称之为生存的需要，因为它们源于人的生存条件。任何人都有这类生存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的满足对于人保持健全的必要性，就如机体的内驱力满足对于人维持生存的必要性一样。但是人可用不同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要。这些方式按社会条件的差异而改变。满足生存需要的不同方式表现在诸如爱、温情、对正义、独立、真理的追求，恨、施虐狂、受虐狂、破坏性、自恋等感情中。我称它们为植根于性格的感情──或者简单的称之为感情──因为它们在人的性格中溶为一体。
在进一步详尽讨论性格概念的时候，有必要指出这一点：性格是任何非本能追求的相对持久的系统，人通过这个系统跟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相联。我们可以把性格理解为人的正在丧失的动物本能的替代品；它是人的第二本性。有机体的内驱力（即使通过经验可以改变的）和他们的生存需要是人所共有的。他们并不共有的东西是在他们各自性格中占支配地位的感情──植根于性格的感情。性格中的差异大致由于社会条件的差异所致（尽管遗传给定的气质也影响性格的形成）；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可以把植根于性格的感情称之为历史的范畴，而本能则是自然的范畴。然而前者也不是纯粹的历史的范畴，因为社会影响只能通过人的生存的生物学上特定的条件才发生作用。［两种内驱力的这种区别基本上符合马克思所作的区别。马克思提到人的两种内驱力和欲望：“不变的”或固定的内驱力和欲望──诸如饥饿和性的冲动──是人的本性的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在形式和方向上可以改变，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对的欲望”，“其起源在于它们的社会结构和某些生产和交往的条件。”（K。马克思和F。恩格斯。见我的译本第5卷。）它指出，某些欲望是“非人的”，“非自然的”和“想象的”。］
我们现在准备讨论人的生存需要和各种植根于性格的感情，这种感情反过来对生存需要作了不同回答。在开始讨论之前，让我们回顾并提出一个方法问题。我已提出人的精神的“重构”，这种精神可能在史前的开端就已存在。和这种方法明显相悖的是一种理论上的重构，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证据──或它因此会出现的证据。但是并不完全缺乏制定暂时性假设的证据，这些暂时性假设可以被进一步的发现反证或证实。
那些发现提供了证据：人可能早在50万年前（北京人）就有自己的信仰和礼仪，这表明人所关心的东西超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范围。史前的宗教和艺术（那时是不可分离的）的历史是研究原始人心灵的主要的资料。显然，我不可能阐明这种研究范围中的这种巨大的和尚有争议的领域。我想强调的是，现在可以利用的材料和那些被发现的关于原始人的宗教和礼仪的材料，未能揭示史前人的心灵本质，除非我们有译解他们的钥匙。我认为，这种钥匙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不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而是埋藏在我们无意识中的那些思想和感情的范畴，而且它们不审现在于任何文化的任何人中的经验的核心；简言之，它是我想称之为“原始人的经验”的东西。这种原始人的经验植根于人的生存的境况之中。因为这个缘故，它是任何人共有的，而且不必把它解释为种族遗传所得来的东西。
当然，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能发现这种钥匙；我们是否可能超越我们心灵的正常的框架而且使我们自身心灵转变为“原始人”的心灵。戏剧、诗歌、艺术、神话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除了精神分析学外，心理学没有做到这一点。各种不同的精神分析学派以不同的方法做到这一点，弗洛伊德的“原始人”是一种历史的构造，特别地组织起来的一伙男性成员，受到父亲的统治和剥削，儿子们奋起造父亲的反，而其内在化是形成超我和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弗洛伊德的目的是帮助当代病人发现自己的无意识。其方法是让他分享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最早祖先的经验。
即使这种原始人的模式是虚构的，而且相应的“俄狄浦斯情结”也不是人的经验的最深层次，弗洛伊德的假设也展示了完全新的可能性：每一时代和每一文化的任何人和他们的共同的祖先共同具有的一种基本的经验。因此，弗洛伊德为人道主义的信念增添了另外一种历史的论据，任何人都享有人性的共同的内核。
C。G。荣格以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弗洛伊德所用的更为精致的方法做了同样的尝试。他对各种神话、仪式和宗教尤感兴趣。他巧妙而且出色地把神话用来作为理解无意识的钥匙，因此他比他的任何前辈更系统、更广泛地在神话学和心理学之间建立起联系。
我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利用过去来理解现实和我们的无意识，而且也利用我们的无意识来理解我们史前的钥匙。这就需要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认识的实践，排除阻挠我们对自己无意识的认识的主要障碍，因此减少我们通过自己的有意识的心灵透视我们内心深处的困难。
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和我们一样生活在相同文化中的伙伴，也能理解截然不同文化中的人，甚至能够理解疯子。我们也能感觉到原始人必定体验到的东西、他的生存需要、人们（包括我们自己）以什么方式能够对这些需要作出反应。
当我们看到原始艺术，一直到3万年以前的洞穴壁画，或看到像非洲或古希腊或中世纪的那些根本不同的文化艺术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理解它们，尽管事实上这些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我们梦见的符号和神话俨如千百万年前的人当他们醒着时所设想的符号和神话。尽管他们在有意识的知觉方面的巨大差异，它们不正是全部人性的共同语言吗？
如果考虑到现代思维在人的进化方面如此片面地沿着人的身体发展和他的物质文化的线索展开，那么一些研究者对早期人的心灵产生兴趣便不会令人惊讶了。骷髅和工具是这种思维的主要见证物。但是我在这里表述的观点和一些著名的学者相同，他们的整个哲学观点不同于大多数人的哲学观点；我特地援引这些观点，特别是和我自己观点接近的古生物学家F。M。伯古尼欧克思(Bergounioux)和动物学家和遗传学家T。多布赞斯基(Dobzhansky)的观点。
伯古尼欧克思写道：
即使他（人）可以被合法地看作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他具有灵长类的全部解剖的和生理的特征，他单独形成了其起源不可辩驳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群落……人感到自己被野蛮地和自己的环境分离开来，他在这个世界中茕茕孑立，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广度和规律；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历经百般艰辛和挫折去学习他为了生存必须知道的任何东西。他周围的动物开始采集、找水，为防御无数的敌人而回避或逃遁；对它们说来，休息和活动的时间以对食物和睡眠、再生产或防护要求而固定来来的不变的节奏交替进行。人和自己的环境相分离；他感到孤独、被遗弃，除了他所知道的虚无外他感到对任何东西都一无所知。……因此他的第一情感是生存的焦虑，甚至这可能已把他带到绝望的边缘。（F。M。伯古尼欧克思，1964年）
多布赞斯基表达了非常相似的观点：
然而，自我意识和先见之明带来了自由和责任的令人恐怖的天赋。人感到他自由地实施自己的某些计划而把另外的计划打入冷宫。他为自己是世界和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感到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由责任感引导的。人知道他有责任说明自己的行为：他有善和恶的知识。这是极其沉重负担。任何其他的动物都不必肩负这类负担。在人的灵魂中有一种悲剧的不谐和音。在人的文化的缺点中，这是比分娩的阵痛远为严重的痛苦。（T。多布赞斯基，1962年）
（一）定向和献身的框架
人的自我意识能力，理性和想象力是超出甚至最聪明动物作为手段的思维能力的新的品质，需要一种被构造出来的，具有内在连贯性的世界的图景和他在这个世界中所处地位的图景。人需要一张自然界和社会世界的地图，没有它，他便会懵懵懂懂，而且不能有目的和始终如一地行动。他将无法指导自己，而且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固定点，容许他组织进入自己大脑的任何印象。不管他是相信对任何事件作出最终解释的巫术和魔术，或相信主宰他生命与命运的祖先的显灵，还是相信褒奖或惩罚他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或相信能回答人类所有问题的科学力量，──从他的对定向框架的需要的观点看，不会产生任何差异。他的世界对他有意义，他通过和他周围东西的一致，肯定自己的观念。即使地图是错的，也完成了它的心理功能。但是地图决不会完全错误的──也永远不会完全正确。它在近似地解释为生活目的服务的现象时，总是充分的。只有达到这种程度，即当生活实践摆脱了自己的矛盾和非理性时，理论的图景才和真理一致。
给人深刻印象的事实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不存在这种定向框架的文化。也没有发现任何没有这种定向框架的个人。一个人可以经常否定自己有这种图景而且相信他按照他的判断力的指导对生活的不同现象和事件逐一地进行回答。但是我们很容易证实，他认为他自己的哲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他来说，它只是常识，而且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全部观念依赖──通常为人接受的参照系。当这种人面临一个从根本上不同于他的整个生活观时，他会断定它是“愚蠢的”或“不合理的”或“幼稚的”，而他认为自己的生活观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构成参照系的需要在儿童那里表现得特别清楚。儿童在某一年龄期，极其需要这种定向框架，而且他们经常利用一些适合于他们的材料，自己以机灵的方法作出这种框架。
对定向框架需要的程度解释了一个令许多研究者困惑不解的事实，即受到非理性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或任何其他性质教义影响的人对这些东西感到心安理得，而对一个不受它们影响的人来说，这些显然是毫无价值的构造。原因部分在于领导者启发式的影响和人的可暗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实的全部。如果对人来说有凝聚力的定向框架的需要不是那样生死攸关的，那么他就不可能那么会受暗示。意识形态越是自称回答了一切问题，就越是具有吸引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非理性的或者明显不健全的思想体系能够轻而易举地吸引人的原因。
但是地图不足以成为行动的指南；人也需要有告示他走向何方的目标。动物没有这种难题。它的本能供给它地图，也供给它目标。但是，人由于缺乏本能决定性和有一个大脑允许他设想他可能走的许多方向，所以需要一个总的献身对象；他需要一个献身的对象成为他的全部欲求的焦点和他的全部有效的──不只是人们自封的──价值的基础。这个对象把他的各种能力朝一个方向汇聚起来。它使他振历，使他超出自己具有其全部疑虑和不安全的孤立的生存，而且赋予生活以意义。因为他献身于孤立的自我彼岸的目标，他超越自身而且告别了绝对的自我中心的囚所。［我在神学的参照系里依传统使用“超越”这个词。基督教的思想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的超越意味着超越自身达到上帝；因此神学试图通过指出人的超越的需要，证明信仰上帝的需要。然而这种逻辑是错误的，除非上帝这个概念在代替“非自我”的纯粹符号的意义上使用。存在着超越自我中心、自恋、孤立的处境以达到和别人联系，向世界开放，逃出自我中心的地狱并因此逃出自我监禁的地狱的需要。象佛教那样的宗教体系不需要上帝和超人的力量就设想出这种超越；因此迈斯特·埃克哈特在他的胆大无匹的公式中也没想了这种超越。］
人的献身对象总是在变化的。他可能献身于要求他杀死自己孩子的偶像或献身于要他保护儿童的理想；他可能献身于生命的生长或献身于生命的毁灭。他可能献身于聚敛财富，攫取权力、破坏性的目标，或献身于爱、创造性和勇敢的目标。他可以献身于大多数形形色色的目标和偶像；然而，献身对象的差异是极端重要的，而献身需要本身是首要的，生存的需要要求得到满足，不管这种需要是怎样得到满足的。
（二）根性
当婴儿出生后，他脱离了子宫的庇护；当他处在子宫中时他一直是自然的一部分──他通过自己母亲的身体生活，而且基至在他出生后仍然比大多数其他动物更依附母亲。而且，甚至当脐带被割断时，他仍然极度渴望不被分离，渴望返回到子宫或者找到新的受到保护的和安全的地方。
但是，通向天堂的道路被人的生物的、特别是被他的神经生理的构造所阻塞。他只有一种选择：或者坚持他的回归渴望，而且用对母亲的象征性依赖来补偿这种渴望（和依赖诸如土地、自然、上帝、民族、官僚政治等象征性替代品），或者进步，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体验人的兄弟般的关系和摆脱过去的权力，在世界中发现新的根基。
意识到自己分离性的人需要找到他和自己伙伴的新的关系；他的真正的健全依赖这种关系。由于和世界没有感情方面的联系，他会因十分孤独和失落而感到痛苦。但是他可以用不同的和确定的方式使自己和别人联系起来。他可以爱别人，这需要有独立性和生产性；或者如果他的自由意识还未发展起来，那么他可以共生性地和其他人相联系，即通过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或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在这种共生性关系中，他要么努力支配别人（施虐狂），要么被别人支配（受虐狂）。如果他既不能选择爱的方式，也不能选择共生的方式，那么他可以通过唯一的和自己相联系（自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他成了这个世界，并且他通过爱“自己”而爱世界。这是处理联系性需要的常见形式。解决问题的最后的和恶性的形式（通常和极端自恋混合在一起）是渴望毁灭任何人。如果没有人在我之外存在，那么我不必害怕别人，也不必使自己和他们发生关系。通过破坏世界，我得救了，不致于被世界碾得粉碎。
（三）统一性
如果人不在自身和自然界以及人的世界之间确立统一性的感觉，那么人将不堪忍受生存的分裂。但是我们有着确立这种统一性的许多途径。
人可以借助毒品、性放荡、斋戒、舞蹈和充斥于各种信仰中的仪式诱发出神或狂喜的状态来麻痹自己的意识。他也可以使自己和动物同一，以重新获得丧失了的和谐，寻找这种统一性的形式是许多原始宗教的本质，在原始宗教里，部落的先祖是一个图腾动物，或者在那里人通过象动物那样行为（例如认自己为熊的条顿人的狂暴斗士）或者穿戴动物的假面具使自己和动物一致。也可以通过把全部力量服从于一个毁灭一切的感情，例如，破坏、权力、名誉、或财富等感情来确立统一性。
在麻痹自己理性的意义上说，“忘掉自己”，是全部想要在自身中恢复统一的目的。这是悲剧的企图，因为它或者只能在记忆方面成功（例如在出神时或在酒醉中）或者，即使它是永久的（就如在对憎恨或权力的感情中那样），它使人残缺不全，使人和别人疏远，歪曲他的判断，而且使他依赖这种特殊的感情，就如另外的人依赖烈性毒品一样。
只有一种不扭曲人而可能成功地达到这种统一的途径。在公元前一千年，在世界上已经发展起文明的各地方──中国、印度、埃及、巴勒斯坦和希腊，人们已经作了这种尝试。从这些文化土壤中涌现出来的伟大的宗教教导我们，人不是通过悲剧的努力去摆脱分裂的事实，也不是通过根除理性，而是通过全面地发展理性和爱的途径，能达到统一。尽管道教、佛教、先知的耶稣教、福音书的基督教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达到对同一的体验，不是通过倒退到动物的存在中去，而是通过成为全面的人──人自身中的同一、人和自然的同一来达到这种体验。在2500年的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人在这到由这些宗教设定的目标的过程中还未作出更大的进步。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缓慢性，加上各宗教被那些其社会功能是统治人和操纵人的东西所同化，这种事实似乎说明了原因。但是，新的统一的概念在人的心理发展中是革命的事件，就如农业和工业的发明对经济的发展来说是革命事件一样。这个概念永远不会完全丧失；它在基督教的各派中，在任何宗教的神秘性中，在诺阿香·德·弗奥勒(JoachimdeFiore)的观念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中和在马克思哲学的世俗形式中被带入生活里。
对获得拯救的退步的和进步的方式选择只是社会的历史的选择。每个人面临同样的选择；如果他在已经选择了的社会中不选择退步的解决方法，那他的自由幅度确实是小的──但它是存在的。巨大的努力，清晰的思维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指导是必要的。（我们最好把神经病理解为个体内部的两种倾向的斗争；深层的性格分析如果成功，会导致进步的解决。）
对人的生存分裂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式完全是现代控制论社会的特性：要和社会的作用一致，几乎不去感觉，使自己除为物而丧失自身，生存的分裂被伪装起来，因为人已经和他的社会组织同一了，而且他忘记了他是一个人，用海德格乐的话来说，他成为“一”，一个非人。我们可以说，他是处在“否定的狂喜状态”中；由于他不再是“他”，由于他不再是人而成为一个事物，他忘了他自身。
（四）有效性
人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一个陌生的和不可抗拒的世界中，而他的随之而来的无能感可能轻而易举地使他不知所措。如果他体验到自己是完全消极的、单纯的对象，那么他会缺乏对自己意志的意识，缺乏自己的身份感。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必须获得能够做某事、使某人感动、“造成影响”的感觉，或用最道地的英语说，他必须感到自己是“有效的”。我们今天用这个词关涉到“有效的”演说家或航海家时，意指成功地获得结果的人。但这是“使有效”原意的退化。和使有效同意的词是：使发生、完成、实现、进行、履行等；有效的人是具有做、实现、完成某事的能力的人。能够使某件事有效是断言某人不是软弱无力的，而是活生生的、能起作用的人。能够使之有效意味着是能动的而不啻是受影响的；是能动而不是被动的。归根到底，它是某人存在的证据。因此可以这样来叙述这条原则：我存在，因为我生效。
许多研究已经强调了这种观点。游戏的杰出解释者K。格鲁斯在本世纪初写道，儿童游戏的基本动机是“以成为一个原因为乐”；他就是如此解释儿童因把碗碟弄得叮当作响，把东西弄得团团转，捏泥块和类似的活动而感到快乐的原因的。他的结论是：“我们要求关于结果的知识而且要求成为这些结果的制造者”。（K。格鲁斯1901年）50年后，皮亚杰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皮亚杰观察到儿童对由自己的运动而产生的对象特别感兴趣。（J。皮亚杰1952年）R。W。怀特在把人的一个基本动机描述为“能力的动机”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概念，而且提出“effectance”这个词是能力的动机方面。（R。W。怀特，1959年）
同样的需要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15个月到18个月年龄的某些儿童说出的第一个句子是重复的、“我做──我做”的某种变化形式，而且“我”经常在“我的”之前被首次使用。（D。E。谢克特1968年）［也是我和D。E谢克特的个人的交流所得。］由于儿童的生物学处境，一直到18个月为止，他必定处在极度的无援状态中，而且甚至更晚一些，他仍然依赖其他人的宠爱和亲善。儿童的自然的软弱无能的程度每天都在改变，而在一般的成人中，他们对儿童态度的改变相对说来是缓慢的。儿童发脾气、哭泣、调皮，这些他试图借以和成人斗争的不同方式是他试图有一个结果，试图去运动、改变，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最明显的各种表现。儿童经常被成人的优越的力量所击败，但是失败不是毫无结果的；它仿佛会激起一种倾向，通过积极地做一个人不得不消极地忍受的事情，以克服失败。要统治而不得不服从；要取胜而不得不遭失败；简言之，去做一个人不得不受苦的事情，或做被人禁止去做的事情。精神分析的材料足以表明精神病患者的倾向和性欲的独特性，如观淫癖、强迫性的手淫、或强迫性的性交要求等，通常是这种早期禁忌的产物。乍看起来，这种从被动角色到主要角色的强迫性的转化似乎是一种去治愈还未痊愈的伤口的尝试，即使是不成功的尝试。一般“犯罪”即干被禁止干的事情的吸引力或许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为了避免误解，我也想强调一下，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单独的因素（禁令）从人际关系的处境中分离开来。这种因素也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禁令在非压迫的处境中发生，那么它不会有产生摧毁儿童意志的那些结果。］］不仅那些被禁止做的事情有诱惑力，而且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也有诱惑力。人似乎深深地被吸引而走到他自己生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自然的边缘，仿佛他被驱使，不得不从存在于其中的那个狭窄框架朝外观望。这种冲动是伟大发现的重要的诱导因素或是骇人听闻的罪行的重要的诱导因素。
成人也感到需要重新确立，因为他能富有成效所以他存在的信念。获得有效感的途径有多种多样的：通过在被养育的婴儿、爱人的微笑、情人的性欲反应、会话伙伴的兴趣之中引起的一种满足的表情，通过物质的、理智的、艺术的工作。但是，对别人的控制权，感受到他们的恐怖，谋杀者注视其受害者脸部的痛苦表情，征服一个国家、折磨一个人、已被建设起来的东西的全部毁灭也能满足这种同样的需要。“使有效”的需要表现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在人和动物、和无生命的自然、和观念的关系中。在和别人的关系中，基本的选择是，或者去感受实现爱的潜能，或者去感受实现恐怖和痛苦的潜能。在人和事物的关系中，选择是建设和破坏。不管这些选择是如何对立，它们都是使用同样的生存需要有效的反应。
在研究沮丧和厌烦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丰富的材料，感觉到被人宣告无效性──即完全致命的无能（其中性无能只是一小部分）──是一种最痛苦和最不能容忍的经验，人几乎会干任何事来克服它，从吸毒到工作，直到残忍行为和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