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说：
“头脑是生物进化的产品，这和牙齿与爪子一样；但我们对头脑可以有更多的期许，因为它具有能力做建设性的适应。神经生理学家长远的目标在充分了解人类的一切潜在的可能性，以便帮助人类更充分地自知，并向人提供更高贵选择的自由。总之，使人类特异于天地之间的，是人的头脑，以及它的记忆力、学习力、沟通力、想像力、创造力与自知力。”
李文斯顿认为，合作、信念、互信、博爱是构筑在神经系统的结构里面的，由内在的力量推动，来使这些需求获得满足［他附加一段说，哺乳动物和其他生命，如果没有天生的合作行为，连一代也无法生存。因此他肯定了Ｐ·克鲁泡特金的名著《互助》中所发现的道理］。内在的满足需求，并不限于嗜欲方面。李文斯顿认为：
“满足感同样可以起自欢悦的健康，精力充沛的活动与安静的休息；由遗传所赋的价值与社会习得的价值，可以使他觉得伴随着忧乐；处于新颖的事物，追求新颖的事物，都可以产生独自或共享喜悦的。满足感可以来自好奇心与好问心的满足，可以来自个人与群体更进一步获得的自由。这些都是积极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使人可以经得起不可置信的贫穷，却仍旧肯定生命，犹有过者，他会深信有些事物的价值比生命更高，而且他认为这样的偏偏是很重要的。”
李文斯顿最重要的地方，是他跟早期的本能学派思想在基本上相反；稍后将要引述的几位作者也跟李氏一样。他们所思考的并不是头脑的哪些区域“产生”较高的欲求——如团结、博爱、互信与真理——他们是从生存与进化的观点，把头脑看做一个整体。
Ｃ·房·蒙纳科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他认为有一种生物学的良心(syneidesis)存在，它的作用是确保适当的安全、满足与对完美的追求。房·蒙纳科说，凡是有益于有机体发展的，就产生Kilsis（喜悦、欲望、快乐），因此就渴望一再重复这种行为；凡有害于有机体最佳发展的，就产生Ekklesis（不快乐，难过），因此驱使人避免这种产生痛苦的行为。
弗斯特说，爱与移情(empathy)［同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人的心意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心意中，知其所知，感其所感，叫做移情或神入］是头脑系统中先天具有的东西。他以人的认知现象为研究的起点，他问：两个人如何能够互相沟通呢？语言必须有共同的经验为先决条件。环境并不是原来就这个样子面对着人的，那是经过观察者对它的关系，才呈现出这个样子来。房·弗斯特想道，沟通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两个被皮肤分开的单元，对环境有相同的复现；这两个单元虽然被皮肤分开，结构却是一样。当他们发现到这个事实，而且运用这个事实，甲就知道乙所知道的事情，因为甲跟乙认同了，于是我们懂得了人我平等。……很明显，这种认同，是最坚强的结合——而它最微妙的表现就是爱。”［一切心理学上的了解都是以共同的体验为基础；对另一个人的潜意识有所了解，必然是因为我们接触到自己的潜意识，因此才体验到他的体验，舍此便无法了解另一个人的深处。请参看《禅与心理分析》］
可是，自从人类正式诞生到现在，四万年以来，事实却跟前所讲的情况相反；人类没有好好发展这些“较高的”欲求，却似乎被贪婪与破坏性所统御。为什么生物学上这种生而具有的欲求不能保持优势？或变成优势的力量？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先把它理清一些。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人，他们的心理是什么样，我们固然没有直接的知识，但是我们有相当的理由，认为最原始的人类——从狩猎－采集者到早期的农人——很少有破坏性与虐待性；这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事实上，这些特质（破坏性与虐待性）是与文明并进的。再者，我们也要想到，历史上早期的伟大导师们，确实曾经反抗他们的社会，宣扬新的目标，这些新的目标也就是“较高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论是出以宗教的形式，还是出以世间的形式，都是一再打动人心，而这些人却是生活在与这些目标相反的社会文化中。他们既从小受到相反的文明的制约，为什么会动心于这些目标？事实上，人对自由、尊严、团结与真理的欲求，是促成历史变革的最强大的动机之一。
尽管如此，人类天生的较高倾向，到现在为止却仍旧处于劣势，而现代人生活在特别的焦虑不安中。
社会条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败
唯一让我们觉得可信的原因，似乎是在社会环境。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他的社会环境虽然有益于人的智性与科技发展，却有害于前面所说的那些天生的潜能。
环境因素对人格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些因素对头脑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学术研究上现在已经确定，不良的养育会妨碍婴儿头脑的正常成长。有关系的不仅是食物，而且还有其他因素，例如，从动物实验得知，活动与游戏的自由，对头脑的成长有直接影响。研究人员把老鼠分为两组，一种放在“充裕的”环境，一种放在“限制的”环境。前面这一种放在大笼子里，可以自由活动，可以有种种东西玩耍，可以互相游戏；“限制的”那一组则单只放在小笼子里。换句话说，“充裕的”动物有较多的机会接受刺激与运动神经方面的练习。研究人员发现，第一组老鼠的脑皮肤色物质比第二组要厚一些（体重却比较轻）。
阿特曼也做了类似的研究，而“获得组织学上的证据，证明环境充裕的动物脑皮肤增加，又获得自动无线电图表上的证据，证明环境充裕的成年动物，脑细胞的繁殖比例增高。”阿特曼的实验室中的资料“显示其他行为上的不同待遇，例如在老鼠的幼儿期养育它的方式——可以彻底改变头脑的发展，特别是脑皮层，海马趾齿状脑回和新皮层的细胞繁殖。”
把这些实验的结果用到人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头脑的成长不仅依靠食物，而且依靠婴儿所得到的爱护与“温暖”，要看他接受到的刺激是什么程度，要看他有多少自由来活动、游戏与表白自己。但是头脑的发展决不是到婴儿期就结束，甚至到青春期与成年期也决不终止。李文斯顿说过：“并没有那么一个年限，越过了它，头脑就停止发展，越过了它，头脑就失去病后或受伤后重新组织的能力。”似乎整个一生，环境的因素——如刺激、鼓励与情感——都继续对头脑的发展发挥微妙的影响力。
环境对头脑发育的直接影响，我们知道得还很少。幸亏社会因素对性格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而一切情感程序当然都有头脑程序做基础）。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似乎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思想主流——人的性格是由他的社会所形成，或者，用行为主义的话来说，是由社会给他的制约所形成。不过，我们的观点却和环境主义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的区别。环境主义者认为人是一张白纸，他的社会文化在上面写什么就是什么。不管是好是坏，人都由他的社会所铸造；而这里所说的“好”或“坏”，是从伦理或宗教的立足点所做的价值判断［通俗的环境主义观点，有一个杰出的例外，即是马克思的观点。马氏认为“普遍的人性”和“被历史阶段所改造的人性”不同。在他看来，某些社会条件——如资本主义——会制造“残废的人”，而他构思中的社会主义，则有助于人的充分自我实现］。我们这里所采取的立场，则认为人有内含的目标，而人的生活模式是从人的生物学结构产生出来的。设若外在的条件有助于人的充分发展与成长，他就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意味着，确实有某些环境条件有助于人的最佳成长，并且——设若我们前面的假定是对的——会有助于利生症候群的发展。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条件缺乏，他就会变成残废的、发育不全的人，呈现出害生症候群。
许多人把这个看法认为是“理想主义的”或“非科学的”看法，实在叫人吃惊。可是这些人从没有怀疑过，生理的发育与健康有类似的条件，就是说，身体的结构与生活方式必须有适当的配合，才能使生理有良好的发育与健康。这几乎不用我们费口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资料——尤其是营养学方面——证明某些食物有益于身体的成长与健康，某些食物则会使器官的功能失调，导致疾病与早死。大家也都知道，影响健康的不止食物，还有其他因素，如运动与不运动。人在这一方面，跟其他有机体并无不同。农人和花匠都知道，种子需要适当的湿度、温度与某种泥土才会适当抽芽与生长。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种子会在泥土里腐烂而死；如果条件合宜，果树就会尽最佳的可能成长，结出可能结出的最佳果实。如果条件不足，树和果实就会干瘪扭曲，成为残废的果树和果实。
那么，问题在这里：人的潜能若要充分发展，需要有什么环境条件？
讨论这个问题的书籍上千上万，而提出的答案也数以百计。在这本书里我当然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详细的答案。不过我要非常简短地说几句。
历史的记录与对个人的研究显示出来，有益于人的成长的因素如下：有自由，有启发性的刺激，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又要有“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反的条件便不利于人的成长。再者，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些条件不是一个或两个就足以生效，而是要构成一个整个的体系。这意思是说，只有诸种有利的条件结合在一起，构成合宜的社会土壤，才能使人有最充分的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个人的发展在每个阶段也各有不同的条件。
人成长所需的最佳社会条件，并没有被社会科学家们当做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但并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因为除了少数例外，社会科学家只是当前社会体系的卫护者，而不是批评者。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所研究出的结果对社会的运行往往不会发生什么效力，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自然科学家研究出成果，会立即在自然科学界产生影响。可是，社会科学家如果得出错误的结论，和对社会问题的肤浅处理办法，却对现行社会有用，因为它会变成巩固意识形态的“水门汀”，而真理却往往会威胁到现行社会状态。再者，要想正确地研究社会条件，还会遭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人们往往认为“人们所欲望的东西就是有益于他们的东西”。可是我们忘了，人们的欲望常常害了他们，欲望往往是功能失调的症候，也往往是由他人示意而产生的，或由两种因素掺合而生。譬如说，尽管现在许多人服用药品，可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这个事实上：货物市场能够从营利的目的上满足人的哪些欲望，就刺激人们这些欲望，让他们需求这些货物。经济体系既然如此，要对这些欲望做批评分析，指出它们的不合理，便显然不会受人欢迎了。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运用他们的理性，去识别什么是他们做为一个人的真正旨趣？难道只因为他们被洗的脑，或被强迫去服从他们的社会经济？再者，为什么许多领袖的人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领导的社会体系，并无益于人类的最高旨趣？如果我人像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认为这都是由于人的贪婪与狡猾，就不能透入问题核心。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理论中曾证明，人虽然想改变和改善社会条件，可是这个企图却总是受环境的物质因素限制，诸如社会生态学上的条件、气候、科技、地理位置与文明传统。
我们已经说过，原始狩猎者－采集者与早期的农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有较佳的平衡，因此有助于产生建设性的热情，而比较不容易产生破坏性的热情。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人改变了，并且转过来他又改变了他的环境。人在智力上与科技上日趋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却创造出某些处境，有助于害生的性格症候群的发展。本书在讨论早期猎人－采集者到“城市革命”的社会转变时，会大略把这种发展做过叙述。为了使人变成哲学家与学者，为了建筑像埃及金字塔一类的艺术品——简言之，为了创造文化，人必须有闲暇，而某些人要有闲暇，就必须有些人来做奴隶，需创造出使人残废的环境，使人另一些方面的生命受到阻碍，尤其是以情感方面为甚。这是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不足以使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和自由共存，不足以使每个人都自然发展，不受残伤。物质条件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单单只是人的愿望并不足以改变这些规律。其实，如果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初，就是天堂，使人不受到物质现实的顽梗限制，则人的理性实足以创造适合的环境，让他既有足够的食粮，又有自由的可能性，因此使他的成长不受阻碍。但是，用圣经神话的用词来说，人却从天堂被赶了出来，再也不能回去。他受到阻咒，要在自己和自然界的冲突之间过日子。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设的；他被抛到世界里，而只有他自己的活动与理性，才能创造一个有助于他的充分发展的世界，这才是人类的家。他的统治者们，虽然往往是一些邪恶的人，往往依自己的妄想行事，未能执行历史的任务，但本意仍是历史必然发展的执行人。只有到了这样的时期，非理性与个人的邪恶才会变成决定历史的因素：外在的条件已经能够使人类进步，可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性格却日趋败坏，因此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然而，历史上也总是常常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看出人类社会与个人进化的目标。但他们的“乌托邦”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不能实现的白日梦；它们并不是存在在“乌有之乡”，而是存在在“非此时之时”，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并非存在于这些理想者写这些理想的时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并不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因为他认为现在历史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点，它的物质条件已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正是这关键性的一点，萨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或者说，他没有把这一点同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在一起，因此他试图把意志学说同马克思的历史学说混合在一起。］
本能热情的合理与不合理
大部分人都认可一个说法：本能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因为它们公然抗拒逻辑思想。这个说法正确吗？再者，性格根源的种种热情（激情）可以分类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吗？
习俗上的用法，“理性”和“合理的”只用在思想程序上；“合理的”思想是遵从逻辑定律的思想，不被情感和病理因素所影响。但是，“合理的”和“不合理”有时也用来形容行动与情感。譬如，一个国家如果缺少训练有素的工人，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则十分多，这时若花昂贵的代价去购买节省劳力的机器，经济学家就可以称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世界上每年花一千八百亿美元在军备上（超级强国占比数的80%），经济学家会说它不合理，因为这些钱所制造的东西，在平时一无用处。心理学家也可以说某种神经官能病症是不合理的，譬如说，强迫性的清洗行为，或无端的焦虑等等。这些病症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它们是心灵功能失调的结果，而且会骚扰到正常的功能。
我的看法是这样，思想、情感或行为，凡是能够促进整体的合宜的功能与成长的，就可以叫做合理的，凡是会消弱或破坏整体的，就叫做不合理的。很显然，只有对一个体系做实验分析，才能看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把“合理”和“不合理”做这样的用法，与今日的哲学习俗用法不相同，但却可以在西方传统里找到它的基础。在赫拉克里图斯来说，理性(logos，拉丁文将它译成ratio（比例）是宇宙的基本组织原则，这和他当时logos的用意相关——当时意为“比例”。赫氏又认为追随logos就是“觉醒”。亚里士多德把logos用在伦理学上(EthicaNicomachea，V。1134a)，常常把它当作“正确的理性”来用。多玛斯·阿奎纳斯则论及“合理的欲望”(appetitusrationalis)，又认为理性有的是关于行为方面，有的则只关于知识方面。斯宾诺莎论及合理的与不合理的情感，巴斯卡则言及情感的推理。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具有组织必当做的事的能力，而理论理性则使人认识什么是什么。另请参考黑格尔在谈到情感时，所用“合理”一词的意义。最后我愿提到的怀德海的一句话：“理性的功用在促进生活的艺术。”］
把合理与否的概念用到本能（官能驱使力）上，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能是合理的。从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本能的功用正是适当的维持生命，确保个体与种族的生存。动物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几乎完全由本能来决定，而人如果主要由本能来决定，他的行为也会合理。他的觅食，防卫侵犯（或逃走），他的性欲等等，若是由官能刺激而来，不会助成不合理的行为。人的非理性（不合理）不是由于他有本能，而是由于本能不足。
性格根源的热情，合理不合理呢？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促进生命的热情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促进有机体的成长和健康生活；阻碍生命的热情是不合理的，因为同成长与健康生活相抵触。有一个黑格尔式的观念需在这里澄清：一个人所以变成破坏性的和残忍的人，界限缺乏更进一步成长的环境条件。在人所处的环境之下，就似乎他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从人的可能性来说，他的那些激情是不合理的，然而从他所生活于其间的特殊历史结构看来，他的激情是合理的。历史上的历程也可以采用相似的说词。古代的“百万机”，现代的帝国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说是合理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下，这是历史发展唯一的可能产品。这当然是辩护者的说词。但他们的辩护若要有效，必须证明历史上那个阶段没有其他可能性可供选择，但我相信实际上是有的。我的看法是，如果真正没有其他可能性，而阻碍生命的激情是为了适应那时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激情是合理的，但从人成长的可能性来说，这些激情是不合理的。［弗洛伊德的“原我－自我－超我”理论结构，大大的防碍了对这个问题的辨析。因为他的这种三分法逼得心理分析学认为，凡是不属于自我的，就一定属于原我或超自我，这个划一的（虽然构思很巧）分类法，使得人们在讨论合理与否的问题上遭到不必要的困难］
我们必须再重复，害生的激情跟利生的激情同样可以做为人类的存在需求的答案；它们都是深为人性的。要实现利生的热情，必须有实际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缺乏，就会发展出害生性的激情。“破坏者人”，可以说是邪恶的，因为他的破坏性是邪恶的，但他仍旧是人。他不可能退回动物的存在状态，再受动物的本能所推动，他不能改变他的头脑结构。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存在上的败笔，因为依照他存在的可能性，他本不应发展成这个样子，可是他却失败了。不管怎么说，成长受到阻碍，而变成邪恶的人，同充分的成长，而变成创造性的人，同是人类实有的可能性；他究竟变成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看有益于成长的社会条件存在还是不存在。
不过我们必须马上要加一句：人并不是环境下无助的东西。环境因素固然促进或阻碍人的某些特征，并给人的行为立下疆界，但人的理性与意志，在他发展的历程中，是力量巨大的因素。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不是历史制造人，而是人在历史过程中创造自己。唯有教条式的思想及心智的懒散，才会把人的发展简化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因而妨碍了人对自己的真正了解［不管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候，人都绝不是不再能改变的。由于某些可能发生的事件与体验，人可能在任何时候产生根本改变。人真正的转变（悔改）之所以能够发生，原因在此。要证论这个题目，需得一本书始可。我这里只简略地提几句：我们有丰富的资料，看到许多人在心理分析治疗中发生深刻的转变，也看到许多人“自行”发生转变。最感人的是历史上的一些记录，证明人虽会受环境的影响，却不是由环境来决定的。即使最邪恶的社会里，都常常有最特异的人格，他们体现了人类存在的最高典型。他们有一些做了人性的代言人，“救世者”。没有这些人，人类可能会失去做人的目标；另有一些则是历史上没有留下记录的。犹太人的传说中，有言每一代都有36个正直的人，他们的存在，对人类的生存做了保证，这种传说指的就是那些人］。
热情对心理上的功用
为了生存，人必须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他的本能向着对他的生存有益的方面去推动他。如果人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本能决定，在生活上他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只要有充足的粮食，他就可以做一只“心满意足的牛”［即使这一点，还是有问题，因为动物除了生理的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之外，还有别的需求，例如游戏］。但人只满足官能的需求却不能快乐，而且也不能使他的心智保持清醒。再者，他的问题也不是先满足生理需要，行有余力，再发展那些“奢侈的”性格根源的热情。因为热情是由他存在之初就有的，而力量往往比官能驱使力还大。
当我们察看个人与群体行为时，发现食色的满足只构成人类动机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的动机是他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热情：对于爱［当然，动物的幼儿需要“爱”，它的性质和人的幼儿没有多少不同。但是人类有非自恋性的爱，这和动物的爱性质不同；此处所指就是这种爱］、关切、团结、自由与真理的追求，对于控制、屈服与破坏的欲求；自恋、妒忌与野心。这些热情策动他，使他兴奋；它们不仅是他的梦境中的材料，而且是一切宗教、神话、戏剧与艺术的材料——总之，一切使生活有意义，使生活值得活下去的东西，莫不是这些热情所构成的。人被这些热情所推动，不惜冒性命之险。如果这些热情所求取的目标遭到失败，他们会自杀；但是性方面不满足，他们却不会自杀，甚至于饿肚子也不会使他们自杀。可是，驱策他们的不论是恨还是爱，人性的热情力量一样庞大。
第一种假定性的答案，可能只有神经生理学家们能够证明其对错。这种假定是这样的：头脑需要不断的兴奋，这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它必需种种热情的存在，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供给不断的兴奋。
另一种假说是本书中已经提过的，即是人类存在处境的独特性。我们已经说过，人觉察到他自己，他的无能与孤独，因此，如果他活得只像是一个被动的“东西”，他便没办法忍受。当然，历来大部分思想家、戏剧家与小说家都很明白这一点。我们能否想像，伊底帕斯这出戏，只在述说伊底帕斯对他母亲的性欲所受到的挫折？而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也只在表现主角的性欲挫折？然而古典心理分析家们却正是这样想，而其他一些现代的还原主义者们也持这样的想法。
人的本能驱使力是必需的，但却琐屑；人的热情把他的力量熔铸为一，去追求属于神圣领域的目标。琐屑的体系是为了“谋生”；神圣的领域却是超乎肉体生存的领域——是在这个领域中，人赌他的命运，往往赌自己的性命；是在这个领域，人见到他最深的动机，就是那些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动机。［为了对此处所说的分别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记得：被人称做神圣的东西，并不见得真的被他们当做神圣的东西。譬如说，基督教的概念与象征到现在还在人嘴里说来说去，称做神圣，可是那些去做礼拜的人又有几个为此产生热情的力量？人们所渴求的是征服自然，是名誉、权力和金钱，这是他们真正献身的目标。但没有人管它们叫做神圣的，这是因为这些东西还没有纳入今日宗教表面的体统里（实则骨子里已经纳入）。唯一的例外是人们会说：“神圣的自私”（指国家），或“神圣的复仇”］
为了超越生活的琐屑，人被驱使着去寻求冒险，要去窥看甚至越过人类存在处境的界限。这造成了伟大的美德和滔天的罪恶，造成了创造行为与破坏行为，这些都是如此吸引人，让人兴奋。凡有勇气走向边界，而不屈服于恐惧及疑虑的，就是英雄；他要使他的生命有些意义，他要尽他的可能，走到边界，越远越好。
在此我们再做一个重要的澄清。人们生活在社会里，这社会向他提供现在的生活模式，告诉他，这样生活会使生命有意义。譬如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人们所受的劝告是：要事业成功，做一个“赚取面包的人”，养家，做好公民，消耗货物，消耗享乐——这样就过得有意义。但是，这些暗示虽然对大部分人产生表面的效力，他们却没有真正地感到生命有意义，他们心理也没有一个中心。这种暗示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且越来越不生效。今日这种事已经在大幅度发生——这可以从一些事实看出来：服用药品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什么事都不再感到真诚的兴趣，智性与艺术的创造越来越低落，而暴力与破坏则越来越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