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症候群还有另一个元素，虐待性的人是屈服者，是懦夫。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不仅不矛盾，而且从动力学的意义来说，宁是必然。虐待者之所以为虐待者，是因为他觉得无能，没有活泼泼的生命力。他想弥补这个缺陷，用的方法却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一个神。但他即使有权力，仍会痛觉到自己人性的无能。他可以杀人，折磨人，但他却仍旧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孤立的、担惊受怕的人，需要一种比他更高的力量，让他去屈服。在希特勒以下的人，元首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在希特勒自己看来，至高的权力却不是他，而是命运，是进化律。
这种屈服的需要，深深根植在被虐待症中，虐待症与被虐待症，在行为表面上看来虽然相反，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密不可分；它们共同的根基即是致命的“极严重的”无能感。可以说，虐待者与被虐待者都需要另一个生命来使自己“完成”。虐待者把另一个生命变造成自己的延伸物，被虐待者则把自己变造成别人的延伸物。两者都需要共生性的关系，因为他们内在都没有一个中心。表面上看来，虐待者可以脱离他的牺牲品而独立，实际上他依赖他的牺牲品，只不过它的方式是邪僻的，倒错的而已。
由于虐待症与被虐待症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最好称这种性格为“虐待－被虐待症”。固然有些人虐待性较强，有些人被虐待性较强，但这种人必然既有虐待症又有被虐待症。从性格结构的心理学层面来看，这种人是虐待－被虐待者，从政治态度来看，这种人就是“极权性格”（“权威性格”）。在政治态度上凡是极权性格的人，（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展示着虐待——被虐待的性格：凡是低于自己的人他就要加以控制，对高于自己的人则卑躬屈膝。［对权威性格的分析，第一次是本书第二章提到的。第一次的分析资料显示出，接受分析的人78%既不是权威性格，也不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当希特勒攫权之后，可能既不是热烈的纳粹，又不是热烈的反纳粹。12%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可能是坚定的反纳粹分子；10%则是权威性格，这些人可能会成为热烈的纳粹。这大致和1933年以后的情况相符。（E。弗洛姆等人，1936。后来，T。阿德诺也研究过权威性格，不过他是从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着手的，而不是从心理分析的观点］
要想对虐待－被虐待症有充分的了解，必须涉及弗洛伊德的“肛门性格”概念，以及弗氏弟子K。亚伯拉罕与E。钟士对这个概念的增订。
弗洛伊德(1908)认为肛门性格是由种种性格特征的症候群表现出来的：顽固、讲求秩序、吝啬；后来他又认为守时与清洁也是这症候群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根源是“肛门欲力”，它的来源区域则是肛门快感带。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种种特征是肛门欲力的反应行为(reactionformations)，或是它的升华。
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我用关连方式(themodeofrelatedness)来取代他的欲力理论。我认为有一种人，他同别人的关连方式是保持距离，控制、摈斥与囤积（“囤积性格”），而症候群的种种特征，则是这种性格的表现。（Ｅ·弗洛姆，1941）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在有关粪便与排泄方面的临床观察不正确。事实上，几十年来我所做的心理分析观察，完全肯定了弗洛伊德这方面的正确性。不过我们的不同点却在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肛门欲力是粪便嗜好的渊源，因此间接又是肛门性格症候群的渊源吗？或者，这种症候群只是某种特殊的关连方式的一种表现？如果情况是后者，则对肛门的兴趣就只是肛门性格的一种象征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事实上，粪便是一种非常得当的象征，它们代表从人类生命过程中排泄出来的东西，它们对生命再也没有用处。［对喜欢思索的人，我愿提供一点线索：虫惑于粪便和嗅觉，可以象征着神经生理学上的一种退步，退到动物的阶段，因为动物靠嗅觉指引方向，比靠视觉为甚］
囤积性格者在事物、思维与情感上都是讲求秩序的，但他的讲求秩序是不育的、僵硬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摆在固定的位置他都受不了，他一定把它们弄得秩序井然，这样他便控制了空间；他守时守到无理的程度，这样他控制了时间；他顽固的保持清洁，以此他洗脱了同世界的接触——因为他觉得世界是肮脏的、敌意的。（不过，如果没有发展出反向行为或升华，他便不会过分清洁，反而会趋向肮脏）囤积性格者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被困的城堡：他必须防止任何东西出去，他要节省城堡里的东西。他的顽固是一种半自动的防卫，以防止外在力量的入侵。
囤积者会觉得他只有定量的力量或精神能力，这个储存量会越来越少，终致于用尽，而永不能复元。他不能了解一切的生活质都具有自我复元的机能，而活动与能力的运用会增加我们的力量，停滞则消弱我们的力量；对囤积者来说，死亡与破坏比生命与成长更有真实性。他确实听说过“创造”，但那是一种奇迹，他无法相信。他最高的价值是秩序与安全；他的座右铭是“太阳之下没有新事”。他无法跟别人产生密切的关系——“密切”对他是一种威胁；他同别人的关系只有两种，一是保持遥远的距离，二是占有；在他看来，这两种关系都意味安全。囤积者多猜善防，他有一种特别的公平感，本质上等于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
肛门——囤积性格在同世界的关系中，只有一途觉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用爱与建设来同世界相关。
肛门——囤积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们所描述的虐待症有密切的关系，这有丰富的临床资料作证；至于我们是用欲力学说来解释肛门——囤积性格与虐待症的关系，还是用人同世界的关连方式来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凡是具有肛门——囤积性格的社会团体，也是展示出明显的虐待症。
从社会的意义来说，跟虐待——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官僚”二字，在这里我指的是老式的、冷漠的、权威的官僚；在老式的学校、医院、监狱、铁路和邮局现在还可以看到。大的工业机关，虽然也是高度官僚化的组织，却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典型——友善的、微笑的、“谅解的”官僚，这些人可能上过“人际关系”的课。官僚性格的这种改变主要是由于现代工业的本性使然，它需要“联队工作”，避免摩擦，需要更好的劳力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这并不是说这些新的友善的官僚是不真诚的，也不是说他们本来是虐待者，却装做一副假笑脸；事实上，由于前面提到的这些原因，老式的虐待者已经不适合做现代官僚了。现代的官僚不是一个变得友善了的虐待者，而是他自己变成了一个“东西”，他对自己是一个东西，所有的人对他来说也都是东西。他感觉得很少，很少为自己感觉，也很少为别人感觉，而他友善待人的态度，虽然不是虚假的，可是却如此浅薄，以致于跟虚假相去无几。但即使这样说还是不十分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人期望他的友善更深一些；如果偶而他们互相微笑了，他们便以为这就是人性关系也许这时偶而会期望对方的友善更深厚一些。M。马克比，I。米兰二位先生对现代经纪人员的研究，即将出版，可做参考］。在官僚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么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也可以想想，邮局窗子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子关起来，脸上露出不容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子外面最后的两个人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有许多的生活资料足供我们观察，但一般心理学的实验和测验往往没有把这些资料采集在内。］
无需说，并非所有的老式官僚都是虐待者。老式官僚人员、非官僚人员与现代官僚的虐待症，它们的异同情况，需得深刻的心理学研究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资料。以几个特殊的例子来说，马歇乐将军和艾森豪将军，虽然身列二次大战最高的军事官僚之中，却显然没有虐待症，他们真心真意地关怀士兵的生命与生活。第一次大战期中，不少法国和德国将领却无情而残酷地对待士兵，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目的便大量牺牲士兵的生命。
在许多情况下，虐待症常常被仁慈和恩惠的幕布掩遮起来。但这种仁慈却并不是一种有意的骗局，也不仅是虚假的姿态。要想对这个现象有较佳的了解，必须想到，大部分没有发疯的人都希望保存一个自我图像，使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合乎人性。完全不人性，意谓完全孤立，会使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人。因此，有不少资料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对人类没有任慈、友爱与关切，到最后会导致不可忍受的焦虑。报告中记载，纳粹特务中负责杀人的人，有些会发疯和产生精神错乱。纳粹政权中负责执行集体屠杀命令的官员，有不少人产生神经崩溃，这种病被人称做“官员”症。
在讲到虐待症时，我用“控制”与“权力”来说明它的特性，但我们必须警觉到词意的含混。“权力”(power)一词可以指控制他人的一种力量，也可以指做事情的力量。［中文的“权力”和“力量”是截然有分的。只可惜英文字义含混，致造成许多误会与译作上的困难］虐待者所追求的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这正是因为他缺乏做事的力量、缺乏做人的力量。不幸有许多作家借用“控制”与“力量”的含混意义，把“控制的权力”与“做事的力量”混为一谈，目的则在推崇“控制的权力”。再者，缺乏控制并不意味没有组织，只是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剥削性的控制意味被控制者不能控制控制者。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的“共意社团”，都有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合理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以众人真正的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操纵下的同意为基础；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权力”关系不会发展出来。
确实，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人在性格上有是受苦的人。他可能变成一个屈服的与被虐待的人，而不是虐待性的人。但他的缺乏力量有时也会帮助他发展出某些美德，如团结、同情与创造性。没有力量的人，易陷于被奴役；有力量的人，则易于失去人性，这是两种恶道。最当躲避的是哪一种？这是宗教、道德或政治信念的问题。佛教、以先知为始的犹太传统和基督教的福音书，都很明白地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正与现代思想相反。在力量与非力量之间做微妙的区别是完全对的，但有一个陷阱，我们必须躲开：不要借用某些字义的含混，来同时事奉上帝与凯撒，更不可把上帝与凯撒认同为一。
虐待症的种种发生条件
究竟是哪些因素助成虐待症的发展，不是本书所能尽言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必须在开始就得说清楚：环境与性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线式的。这是因为构成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固然复杂多端，而社会的组成因素也是复杂多端。个人性格受体质遗传的影响，受家庭生活特质的影响，也受个人生活中特殊事件的影响。不仅这些个人的因素影响个人的性格，而且环境因素也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复杂得多。我以前曾强调过：一个社会不是一个社会。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老的和新的中下层阶级，新中产阶级，上层阶级，衰败的特权分子，有宗教传统或哲学、道德传统的群众，或没有这些传统的群众，小镇和大城——这些只是社会构成因素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任何因素孤立起来，以它来做了解性格结构或社会结构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想探索社会结构与虐待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等于要把所有的因素做实际的分析。但同时我们又须说明，一个群体剥削和压制另一个群体时所抑仗的力量，会使统治群体易于发生虐待症，固然个人的例外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群体来说，实情的确如此。因此，要想消除虐待症（个人的病症不在此例），必须先消除剥削——不论是阶级剥削，性别剥削或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削都是一样。可是除了极少数的小社会之外，世界历史上就从没有一段时期是没有剥削现象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是呈现着一种努力，想以法律为基础，建立一个秩序，阻止大部分的权力滥用，只是目前在世界各处又受到阻挠，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也在“法律与秩序”的呼吁下，重建了权力的运用。
以剥削性的控制为基础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可以预料的。它会意图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评性的思想与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罗马皇帝们给民众提供娱乐的景观，即以虐待性的东西为主。现代社会用报纸和电影提供相似的景观，报导罪行、战争、暴行；内容尽管不如罗马时代那般狰狞，可是对于心灵却没有营养，正像它们广告中的早餐麦片粥一样对儿童健康没有多少好处。这种文化食粮不提供积极启发性的刺激，只提供消极的、怠惰的刺激。顶多它提供好玩的、惊险的东西，可是几乎没有让人喜悦的东西；因为喜悦需得自由，需得松解控制的缰绳，但在肛门－虐待症的社会来说，这正是与虎谋皮。
个人的虐待症跟社会虐待症的平均值有关，有的人比平均值高些，有的人比较低些。凡是使儿童或成人觉得空虚，觉得无能的因素，都会加强虐待症（一个在儿童时期没有虐待症的人，到了青年期或成年期，如果遇到新的环境，也可能变成虐待者）。恐惧便是因素之一，例如恐怖的惩罚便会加强人的虐待性。我所说的恐怖是惩罚并不仅指它的严厉程度，而是指恣意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出自惩罚者虐待的欲望，而它的严厉则让人产生恐怖。有些儿童由于气质使然，对这种惩罚的恐惧可能变成终生的主要动机，他的人格完整感可能慢慢崩溃，自尊会降低，终致于他会常常出卖自己，以致他会不再有自我认同感，他不再是“他”。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会产生致命的无能感，即是精神的贫穷。如果没有刺激，便没有东西唤醒儿童的种种功能，如果周围的气氛是沉闷的、无欢的，儿童就会冰封起来；没有东西可以让他发挥自己的效力，没有人回应他，甚至没有人听他说话，这样的孩子就被遗弃在无力感和无能感之中。这种无能感并不必然会产生虐待性格，因为还要靠许多其他因素来决定。然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症发展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个人而言如此，就社会而言亦是如此。
当个人的性格同社会性格不相合的时候，个人会把合于社会性格的种种因素加强，而使得不合于社会性格的因素潜藏起来。譬如说，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虐待性，而且虐待行为在这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善和使人不愉快的事，这社会里如果有虐待性的人，他就不能任性发泄虐待欲，他固然不一定会改变他的性格，但他可能不会以此为行为准则；他的虐待性可能并没有消失，但它好像是“干缩”了，因为缺乏养分。以色列的kibbutzim和其他共意社团中的生活便提供了不少这种例子，当然，新气氛导致性格上的真正改变，也是实有的例子。
一个虐待性性格的人如果处在反虐待的社会里，大致上对他人不会产生伤害，别人会把他当做病人。他不会变成孚众望的人物，也极少有机会达到某种地位，产生社会影响力。如果问道，某些人的虐待性为什么这么强烈，我们切不可只考虑到他的秉赋的与生物学的因素（Ｓ·弗洛伊德，1937），还要考虑到心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实际上不仅深刻的影响到个人的虐待症，也深刻的影响社会的虐待症。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从个人的秉赋和家庭背景，是不足以了解一个人的发展的。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某些特征为什么这么坚持和根深蒂固，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人和他的家庭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并且要知道这个体系的精神。
尾声：论希望
在这本书中，我曾试着证明，生活在群众中的史前人，那些狩猎者与食物采集者，破坏性最小，有最适当的合作与共享；只有当生产量增加，劳力开始分工，剩余物资出现，有阶级组织与特权分子的国家建立起来，大规模的破坏与残忍行为才出现，而文明愈进，权力的角色愈重要，破坏与残忍愈严重。
这本书有没有提供有利的论据下，使我们认为将在在人类的动机里，侵犯与破坏再度扮演最低量的角色？我相信我提供了，并希望我的许多读者也认为我提供了。
侵犯性是人类遗传因子中的生物学配备，以此而言，它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人的生存利益、他的生长、他自己和他的种族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所起的防卫反应。在某种原始环境中，在还没有什么人对别人构成重大的威胁时，这种防卫侵犯相当小。从那时以后，人类经历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很有理由推想，人类终将走完整个一圈，重建一个无人再被威胁的社会：孩子不被父母威胁，父母不被上司威胁，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再被另一个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再被一个超级强国威胁。要达到这个目标极其困难，因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到处都是重重问题，再加上各国都崇拜偶像，而且不不是相同的偶像，因而，即使能互相了解对方的语言，却不能互相了解对方的心。忽视这些困难自然愚蠢；但把所有的资料经过实际研究，却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有真正的可能性去建立一个世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威胁不再存在；但要想做到这一步，必须先把政治与心理上的挡路石移除。
防卫侵犯是生而具有的，恶性侵犯——虐待症和恋尸症——却不是生而具有的。因此，当人类改变了他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它适合充分发展人的真正需求与能力——即是，发展人性的自我活动，发展人的创造能力，并以此做为发展的目的——则恶性侵犯就会减低。剥削与操纵使人产生倦怠，会使人残废，而一切使人在精神上变成残废的事物，都会使人变为虐待者和破坏者。
有些人会说这个观点“过分乐观”、“乌托邦”或“不落实”。从某种角度看，这些批评也自有道理，但为了了解这些批评正确与否，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希望”的意含，并讨论一般人所谓的乐观与悲观是什么意义。
设想我计划到乡村做一次周末旅行，可是我不能确定天气会不会好，就天气的好坏，我们可说：“我是乐观的。”但设若我的孩子病得很重，他的生命正处在可挽救与不可挽救的界限上，这时，如果我说：“我是乐观的”，敏锐的人听到便会觉得奇怪，因为在这种际遇上我这种话似乎是超然的和遥远的。“我相信(Iamconvinced)［“由足够的证据而相信”的意思，中文没有恰当的译词］我的孩子会好”也不很恰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事实的基础，使我能够被说服而确信。
我怎么说呢？
最适当的说法可是能这样：“我有信念(Ihavefaith)我的孩子会好。”但是，“信念”（信仰）这两个字，由于它神学上的意含，在今天已经很少人应用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却是最得当的说法，因为信念寓含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热烈地、强烈地要我孩子活下却的愿望，因此我会尽一切可能使他康复。我不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不像在那种“保持乐观”看法的情况中一样，跟我孩子是分开的。我是我所观察到的处境的一部分，我投身在里面，我虽叙述他的病状，但我不是他这个“主体”的“客体对象”。我的信念是以我跟我的孩子密切的关连为根基的，那里面既有知识亦有参与。当然，我所说的信念是“合理的信念”(E。弗洛姆，1941)，这种信念的基础，是对一切相关资料的清楚认识；而“不合理的信念”则是一种幻象，以吾人的欲念为基础。
乐观是疏离的信念，悲观是疏离的绝望［疏离就是疏远和隔离。站在疏远和隔离的立场对某事表示信念，这是不投身的、不参与的、不关切的态度；是无能为力或置身事外的态度。这便是弗洛姆所批评的乐观，悲观同此］。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现况和前途有真正的关切——就是既关心又有责任感——我们则不是有信念便是绝望，而不可能是超然的乐观或悲观。人类的生存自有种种相关因素，合理的信念与合理的绝望是以对这些因素最透彻的、批评性的知识为基础。对人类的合理信念，是以他得救的真正可能性为基础；如果看不到这种真正的可能性，那便是合理的绝望。
有一件事需要在这里提出来。如果我们对人类的改善抱着信念，大部分人马上就会责之为不切实际；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来，绝望也往往同样不切实际。“人类向来就是屠杀者”这句话出口很容易，但并不正确，因为说这话的人没有把错踪复杂的历史因素考虑在内。“剥削他人是人类天生的欲望”这句出口也同样容易，但却也同样忽略了（或偏曲了）事实。简言之，“人性本恶”并不比“人性本善”更合乎事实。但“人性本恶”比较容易使人相信，凡是要证明人性邪恶的人，很快就可以找到一大堆应合者，因为他向人提供了一个托辞，让他们给自己的罪恶找到藉口，而且，他说这句话似乎不必冒什么危险。然而，散播不合理的绝望，这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就像散播一切不真的事理一样，它使人丧失勇气，使人心与社会混乱。传播不合理的信念，以假的弥撒亚为真的弥撒亚，同样是破坏性的，因为它诱惑人心，然后使它瘫痪。
不幸，大部分人的态度既不是有信念又不是绝望，而是对人类的前途漠不关心。那些并非完全漠不关心的人，则不是乐观，就是悲观。乐观者是信仰人类“进步”的人，他们认为人类的成就就是科技成就，认为自由就是免于直接压迫，就是消费者在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的货品之间选购的自由。原始人的尊严、合作、仁慈，不能打动他们；科技成就，财富与残暴则能。多少世纪以来，对科技落后民族的统治，已经在乐观者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价值标准：“野蛮人”怎么会是人？他们怎么能跟飞上月球——或按一下按钮就能毁灭几百万人——的人平等？更不用说优越了。
“悲观者”实际上跟乐观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一样舒舒服服过着，也是一样很少投身到人类的问题中。他们像乐观者一样很少关怀人类的命运。他们并不觉得绝望，设若他们觉得绝望，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满足地过下去。人有一种内在的需求，要每个人都去做点事。悲观者的悲观主要的作用却是在保卫自己，免于去面对这种内在的需求，他们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做什么也没用）。乐观者却用他的乐观来保卫自己，不去面对这内在的需求，他们告诉自己说：不管怎样，一切都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什么也不必做。
本书的立场，是对人的能力抱着合理的信念：人类历史所制造的环境之网，现在看来虽极为危险，但人仍有能力从其中挣脱。这既不是“乐观者”的立场，又不是“悲观者”的立场，而是具有合理信念的激进者的立场，他相信人类有能力避免最终的灾难。这种人道的急进主义探入了人类处境的根本，因此也探入了它的原因；它要把人从幻象之链里解放出来，它认为我们必须做根本的改变才得以避免劫难——不仅我们的政治与经济结构需要改变，而且价值观，人的目的观，和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改变。
有信念意味着有勇气，去思议不可思议的事物，但仍旧要在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来行动。它是这么一种希望：日日预期弥撒亚的到来，然而在指定的时间它没有到来，却不失望。这种希望不是消极的，也不是有耐心的；它是最没有耐心的，最急切的、最积极的，在实际可能的范围内，寻找一切行动的可能性。就以个人的成长与解放［指从“幻象之链”(thechainsofillussions)解脱出来］而言，更绝不是消极等待的。确实，社会的结构对个人人格的发展有严重的限制力。但那些只知道向外在的革命而不知向内在革命（即是革心）的所谓急进分子，却利用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为自己找藉口，不肯做内心的变革。他们说，在今日的社会里，个人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真的如此吗？
今日人类的处境已经太严重，不允许我们再去听从煽动家的言词，更不宜听从破坏性的煽动家的言词；甚至于，那些只有头脑活着，而心灵却已坚硬了的领袖，我们也绝不可再听从。批评性的与急进的思想若想结出果实，必须先跟人类最珍贵的秉赋结合在一起，即是，对生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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