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尔菲塔诺从老婆那里收到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没有发信地址，但是有法国邮票。在信里，劳拉讲述了她跟拉拉萨瓦尔谈话的内容。拉拉萨瓦尔说：好呀，你真走运，我这一辈子都想住在公墓里，可你呢，刚一来就住进了坟墓。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他请她住到他家。他愿意每天上午送她到蒙德拉贡疯人院。西班牙最爱幻想的大诗人在疯人院里研究昆虫学啊。拉拉萨瓦尔无条件地给她钱，没有任何要求。有个晚上，他请劳拉看电影。又一个晚上，他送劳拉回小客栈。他问劳拉是否有因玛的消息。一个周六的黎明，二人整整一宿做爱之后，他向劳拉求婚。劳拉提醒他“我已经结婚了”，他也没生气。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啊。他在街头小摊上给她买了一条裙子，在圣塞瓦斯蒂安市中心的商店买了名牌牛仔裤。他跟她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是全心全意热爱妈妈的；还谈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他觉得跟他们有些疏远了。这些话题丝毫没感动劳拉，或者说她有所感动，但不是他期望的程度。对于劳拉来说，那几天的日子如同漫长的太空之旅后用降落伞的延时着陆。她已经不是每天去蒙德拉贡疯人院了，而是每三天去一次。站在栅栏外面，她已经不抱见到诗人的任何希望了，最多希望看见什么手势，但她事先就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懂得那手势的意思，或者过去多年后才能懂得的意思，可到那时一切都毫无意义了。有时，她没给拉拉萨瓦尔打电话，也没给他留字条，就在外面过夜了。于是，他就开车去公墓、疯人院，去她住过的小客栈，去圣塞瓦斯蒂安乞丐和行人聚集的地方寻找她。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找到了她。一次，他在牡蛎海湾边的长凳上找到了她，那时天色已晚，只有那些已经绝对没时间和曾经掌控过时间的人们在散步了。早晨，是拉拉萨瓦尔做早饭。晚上，是他下班回来做晚饭。白天的其余时间，劳拉只是喝水，大量喝水，只吃一点面包，或者一小块松糕，那是她在闲逛前在街角面包店买的，买一小块，只要能放进衣袋足矣。一天夜里，二人在淋浴的时候，她对拉拉萨瓦尔说，她打算走了，跟他要钱买火车票。他回答说：我可以把我现有的钱都给你，可我不能给你钱让你离开我，我不能再也见不到你啊。劳拉没再坚持下去。她自己设法（她没向阿玛尔菲塔诺说明是什么办法）弄到了刚好买火车票的钱，一天中午她登上了去法国的列车。她在巴约讷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朗德。又回巴约讷。随后，去波城和卢尔德【注】。一天早晨，她看见一列满载病人的火车：有残废的人、脑残的儿童、长了皮癌的农民、患了晚期疾病的卡斯蒂利亚官员、穿着像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一样举止大方的老妇人、患皮疹的病号、失明的孩子，她不知不觉就开始给这些病人提供帮助了，好像她是教会安排在那里的一位修女（只是穿着牛仔裤），为了帮助和引导那些绝望的人们一一登上火车站外面的公交车，或者请大家排队，好像每个人就是一条巨蟒上的鳞片，它虽然老迈、凶狠，但是可能非常健康。后来，意大利列车和来自法国北方的火车到了。劳拉像个夜游神一样在列车中间穿行，她那大大的蓝眼睛已经没有力气眨动，走路的速度很慢，因为积累起来的疲劳让她浑身沉重，慢慢向车站的附属设施走去；有些设施已经改造成急救室，有些变成了抢救室；只有一个房间、最隐秘的地方，变成了临时停尸间，停放着死于列车快速颠簸、力气耗尽的人们。晚上，她去卢尔德最现代的大楼里睡觉，那是一座钢铁、玻璃制的实用庞然大物，它的脑袋扎满天线，深入来自北方巨大而痛苦的白云中，那白云像溃不成军的队伍一样前进，它只相信自己整体来自西方的力量；或是从比利牛斯山像幽灵一样滑下来。在大楼里，她常常睡在垃圾间，拉开下面一个小门，顺着地面爬进去。有时，她留在火车站的酒吧过夜，因为列车的混乱状态有所缓和；有时，她让本地老人请她喝一杯牛奶咖啡，谈谈电影和农业。一天下午，她以为看到了因玛从马德里列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一群残疾人。那女人的身材与因玛一样，也像因玛一样身穿黑色长裙，也像因玛的脸盘一样是一张卡斯蒂利亚地方修女的脸。她冷静下来了，等着那女人过来，可她没跟那女人打招呼；五分钟后，她连推带搡地离开了卢尔德车站和卢尔德村，朝着公路走去，然后开始招手拦车。【波城和卢尔德，以上均为法国西南部城市。】
阿玛尔菲塔诺有五年的时间一点也不知道劳拉的消息。一天下午，他跟女儿在儿童公园玩耍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子靠在儿童公园的木栅栏上。他觉得那女子是因玛，跟着女子的目光望去，他松了一口气，发现引起因玛注意的是另外一个男孩。他身穿短裤，比他女儿稍大，黑发，平直下垂，时不时地盖住额头。在栅栏和政府为家长们安装的长凳之间，有一道树墙延伸到一棵老橡树为止，就是儿童公园的边界了。因玛的手被阳光和冷水磨炼得黝黑、粗糙、坚硬，抚摩着刚刚修剪的树墙，好像别人抚摩小狗的脊背一样。她身边有个特大的塑料袋。阿玛尔菲塔诺打算迈着平稳的脚步走过去，结果徘徊不定。他女儿在滑梯后面排队。忽然间，阿玛尔菲塔诺刚要开口跟因玛说话，却看见那男孩终于察觉了因玛在看他，他把一绺头发甩开，举起右手，连连向因玛招手。于是，因玛好像专门等候孩子的招手一样，默默地举起左手，一面摆手，一面向公园北门走去，外面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
劳拉出走五年后，阿玛尔菲塔诺再次收到了她的消息。信很短，来自巴黎。劳拉在信中说她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做清洁工作。是夜班，晚上十点开始，清晨五六点钟结束。夜巴黎很美，像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人们都睡觉了。她乘地铁回家。黎明时分的地铁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她有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贝努阿，母子生活在一起。她还住过医院。没具体说明是什么病症，也没说是否还病着。她没提任何男人。她没问女儿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想，在劳拉心里，这个女儿好像不存在；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不一定非如此不可。双手捧着信，他哭了一阵。擦眼泪时，方才意识到信是用打字机写的。不用猜疑，他就明白劳拉是在她说的打扫办公室时写成的。刹那间，他想什么打扫卫生都是谎话，劳拉已经在某个大企业里当上了行政助理或者女秘书。后来，他看明白了。他看见两排桌子中间有吸尘器，看见一盆室内植物旁边有个打蜡机，形状像猎狗和猪交配，看见有扇大窗户，外面是万家灯火的巴黎，看见劳拉身穿保洁公司的防尘服、一件蓝色破旧的防尘服，坐在那里写信，或许还极慢地抽烟，看见劳拉的手指、劳拉的手腕、劳拉无神的眼睛，看见水银玻璃上映照出来的又一个劳拉轻飘飘地浮在巴黎上空，如同一张经过处理（可实际上没有处理过）的照片，漂浮着，沉思地漂浮着，疲倦地漂浮在巴黎上空，从最寒冷的地方发出激动的信息。
寄出这最后一封信后又两年、扔下阿玛尔菲塔诺和女儿之后七年，劳拉回到家中，但没看到任何人。在三周的时间里，她根据记忆中的老地址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一些人不给她开门，因为没有认出她来；或者因为已经把她给忘记了。有些人只在门外接待她，因为不信任，或者因为劳拉干脆弄错了地址。少数人请她进门，为她端上来咖啡或茶。劳拉婉言谢绝，因为她急于看到女儿和丈夫。起初，寻找的结果让她感到沮丧和不真实。她跟一些连她自己也不记得的人谈话。晚上，她睡在步行街附近的小客栈里。小小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外国劳工。她发现城市有变化，但说不出变化在哪里。下午，走了一整天之后，她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休息，倾听进进出出的人们说些什么；进出的人们大多为游客。她阅读关于希腊、巫术和健康生活的法文书。有时，她觉得自己像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伊莱克特拉，隐姓埋名地在迈锡尼闲逛，一个混在平民百姓中的女杀手；这个女杀手的心理无人理解，无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还是肯于施舍的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墨冬和斯特洛菲俄斯的母亲、一位站在窗前欣赏自己孩子游戏的幸福母亲；而内心深处，蓝天挣扎在地中海白色的臂弯里。她低声说着：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注】；在这两个名字中间包含着许多男人的面孔，就是没有阿玛尔菲塔诺的，正是她现在寻找的男人啊。一天晚上，她遇到丈夫过去的学生，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好像大学期间爱上过她。这位从前的大学生带她回家，告诉她愿意待多久都可以；为她安排了一人住的客房。第二天晚上，二人一起吃晚饭，前大学生拥抱了她，她让他抱了几秒钟，好像她也需要拥抱；然后，她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前大学生顿时离开了她，一屁股坐到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了。二人就这样待了几个小时，她坐在椅子上，他坐在镶木地板上，那镶木的样子很怪，颜色黑黄，更像是草编精工地毯。等到桌子上的蜡烛熄灭的时候，她才坐到客厅里去，但是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黑暗中，她好像听见了轻微的啜泣声。她觉得是前大学生在哭泣，于是在哭声的摇晃中睡着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她和前大学生加倍努力寻找。终于有一天她看见了阿玛尔菲塔诺，但认不出他了。他比从前胖了，头发脱落了。她老远看见了他，一点也没犹豫，向他走去。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一棵落叶松下，心不在焉地抽烟。她说：你变得很厉害啊。阿玛尔菲塔诺立刻认出了老婆。他说：你可没变啊。她说：谢谢。接着，阿玛尔菲塔诺起身，二人一起走了。【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以上均为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
那个时期，阿玛尔菲塔诺住在圣古卡特，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开哲学课，距离学校较近。女儿罗莎在镇上国立小学读书，早晨八点半离开家门，下午五点才回家。劳拉看见了罗莎，说她是她的母亲。罗莎惊叫一声，上去拥抱妈妈，几乎马上就离开了，一头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天夜里，劳拉淋浴完毕，在沙发上铺床，一面对丈夫说她病得厉害，可能快要死了，她回来是要见罗莎最后一面。阿玛尔菲塔诺提出明天陪她去医院检查。劳拉拒绝了，说法国医生一向比西班牙医生好；然后从手提包里掏出诊断书，当然是法文的，写明她患上了艾滋病。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从大学里回来，看见劳拉和罗莎沿着车站附近的街道牵手散步。他不想打搅母女二人，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母女一起看电视呢。后来，等罗莎睡觉时，他问她儿子贝努阿如何。有好大工夫，劳拉沉默不语；然后像看照片似的回忆起儿子的音容笑貌、惊喜或害怕的表情；然后她说，贝努阿是个聪明、敏感的孩子；第一个知道她要死了的人是儿子。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这话是谁告诉他的，虽然他无可奈何地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劳拉说，只要看看，用不着谁说。阿玛尔菲塔诺说：知道母亲要死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劳拉说：更可怕的是对孩子撒谎，对孩子绝对不能说谎话。劳拉待到第五天，从法国带来的药品马上要用光了，一天早晨，她对丈夫和女儿说她得走了。她说：贝努阿太小，他需要我。她说，不对，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我，可他还是太小啊。她最后说，我不知道谁需要谁；但真实情况是，我应该去看看他怎么样了。早晨，阿玛尔菲塔诺给劳拉写了一个便条放在桌子上，还留下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他的积蓄。等到下课归来，他以为劳拉已经走了。于是去学校接罗莎。父女二人走路回家。一进家门，二人看到劳拉面对电视机而坐，电视开着，但音量最小。她正在看一本关于希腊的书。三人一起吃了晚饭。将近午夜的时候，罗莎要上床去了。阿玛尔菲塔诺送女儿去卧室，帮她脱衣服，给她盖好被子。劳拉这时在客厅等着他，拿着行李箱，准备离去。阿玛尔菲塔诺对她说：今天晚上你最好留下，太晚了，出门不合适。他撒谎说，已经没有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了。她说：我不坐火车。我拦车搭乘。阿玛尔菲塔诺低下头来说她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走了。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证实了本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拦车搭乘的女子被奸杀事件。一切平安无事。
但是，劳拉这个他猜测的形象陪伴了他好几年的时间，仿佛从冰冷的海水里轰然冒出的记忆，尽管他并没有真的看见什么，因此也不可能记得什么，只记得前妻在街上的身影，那是路灯在邻居墙壁上照射的结果；再有就是做梦，他梦见劳拉沿着圣古卡特出来的公路逐渐走远，她走在辅路上，只有为了节省时间、躲避收费高速路的车辆才走的道路，由于肩扛行李箱，她有些驼背，无畏地走在马路边缘。
圣特莱莎大学好像一处突然趾高气扬地沉思起来的公墓。也像一处空空荡荡的歌舞厅。
一天下午，阿玛尔菲塔诺只穿了衬衣来到院子里，仿佛地主老爷骑马出游，欣赏他无边的领地。此前，他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用厨房的刀开启一个个书箱；他在书箱里发现一本非常奇怪的图书；他不记得买过这样的书，也不记得有人给他送过。这本书就是拉法埃尔·迭斯特写的《几何学遗嘱》，由卡斯特罗出版社于1975年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出版，显然是一本几何学的著作，阿玛尔菲塔诺几乎不了解这个学科。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欧几里得【注】、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注】和黎曼【注】的入门”，第二部分是“几何学中的运动”，第三部分是“V公设的三个论证”。毫无疑问，这第三部分是最神秘的，因为阿玛尔菲塔诺根本想不出这个V公设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内容，再说他也没兴趣知道，虽说这没兴趣不能推诿于缺乏好奇心，他是有好奇心的，而且很大；而是原因在于下午横扫圣特莱莎的炎热，这是一种干燥、扬尘的炎热，是似火的骄阳造成的，是躲避不开的，除非你居住在有空调设备的新楼里，可阿玛尔菲塔诺不属于这种情况。这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作者几位朋友的帮助，他们名垂千古，好像晚会结束后的一张照片，在第4页上，通常那里会有出版人的住址。上面写道：“下列各位以本书的出版向拉法埃尔·迭斯特表示敬意：拉蒙·巴尔塔·多明盖斯，依萨克·迪亚斯·巴尔多，费力贝·费尔南德斯·阿尔迈斯托，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尔·里艾格，阿尔瓦罗·席尔·瓦雷拉，多明各·加西亚－撒贝尔，瓦林丁·帕斯－安特拉德以及路易斯·塞奥阿那·洛佩兹。”阿玛尔菲塔诺觉得这些朋友的姓氏用粗体，而接受敬意的对象的名字却不用，实在是个奇怪的习惯。书的勒口处提醒说，《几何学遗嘱》实际上是三本书，“有其完整性，但是从功能角度说，各部分的关联是由整体安排的。”接着，又写道，“迭斯特这部著作是他关于空间的调查和思考的最后解析，他提出的概念包含在几何学原理的任何有条理的讨论中。”看到这里，阿玛尔菲塔诺认为应该想到拉法埃尔·迭斯特是个诗人。是个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自然是这个地区的诗人嘛，因为他很早就定居在加利西亚了。他那些朋友和赞助出版这本书的人们也是加利西亚人，当然如此了，或者很久以前他们就定居在加利西亚。有可能迭斯特从前在拉科鲁尼亚市或者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注】的大学里授课，或者有可能根本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在中学里给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教几何学，一面望着窗外加利西亚冬季经常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和瓢泼大雨。在书的后勒口处还有关于迭斯特的其他资料。上面写道：“在拉法埃尔·迭斯特的创作中，有变化，但并非反复无常，而是紧紧围绕个人发展的要求：诗歌创作与纯理论思辨处于同一地平线的两极，本书有着直接的先例，例如，19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平行性新论》；最新作品还有《论芝诺【注】的多样性》和《什么是公理》，在这本书后面，还有一部分，题为《可动性与相似性》。”阿玛尔菲塔诺脸上流淌着汗水，微小的灰尘颗粒粘住了汗水，他想到，这么说迭斯特对几何学的热情不是新产物。赞助他的那些人，根据这个新信息，实际上不是那批每天夜里聚在俱乐部喝酒、聊天的朋友，这些人谈政治，或者谈足球，或者谈情人；他们聚在一起为了闪电般地变成受人尊敬的大学同事，毫无疑问，有些人已经退休了，但另外一些人正值年富力强，所有的人都有权有势，或者比较有权有势；但无法避免的是经常聚会，一天不聚，如同乡下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就像非常孤独的人一样，但也很像非常傲慢的人一样，在拉科鲁尼亚市俱乐部喝法国高级白兰地，或者苏格兰威士忌，大淡阴谋与爱情，与此同时，他们的老婆，如果是鳏夫，那就是女仆，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做晚饭。不管怎么说吧，对阿玛尔菲塔诺来说，问题在于这本书是怎么跑到他的书箱里的！在半小时里，他搜肠刮肚地回忆此事，一面翻阅着迭斯特这本书，但并没有多加注意；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一切是个超出了他想像范围的秘密；但是，他不认输。于是，他问女儿罗莎——那时正在卫生间里打扮——这本书是不是她的。女儿看了一眼，说不是。阿玛尔菲塔诺恳求女儿再看一下，恳求她用完全肯定的口气说是不是她的。罗莎问父亲他是不是不舒服啊。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感觉很好啊。可这本书不是我的，它出现在我从巴塞罗那寄出来的一个书箱里。罗莎用加泰罗尼亚语回答说：用不着担心！然后继续打扮。阿玛尔菲塔诺也用加泰罗尼亚语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因为我觉得自己患上了健忘症。罗莎又看了看那本书，说道：也许是我的吧。你肯定？阿玛尔菲塔诺问道。罗莎说：不，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见它。阿玛尔菲塔诺离开了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的女儿，重返那被破坏的花园，那里的一切都是浅棕色的，好像沙漠已经在他的新家附近落户。他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他归纳了一下可能买这本书的地方。他翻翻第一页、最后一页和封底，寻找地址；他在第一页发现一个书签，写着新页书店，S.L.，蒙特洛河37号，电话：981－59－44－06和981－59－44－18，圣地亚哥。显然这个圣地亚哥不是智利的圣地亚哥，那里是阿玛尔菲塔诺在世界上惟一可以发现自己处于全面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书不看书页，付款，走人。显然，这里的圣地亚哥是指加利西亚地区的坎波斯特拉。在一瞬间，阿玛尔菲塔诺想到了沿着圣地亚哥道路的朝圣之旅。他向院子深处走去，那里有木栅栏与邻居的水泥大墙为界。此前，他没注意过这道墙。他想，上面一定带有玻璃碎片，是房产主害怕有不速之客来访。下午的阳光照在玻璃碎片上，阿玛尔菲塔诺继续在破花园里散步。旁边的墙头上也扎满了玻璃碎片，但主要是啤酒和白酒瓶的绿色和棕色的玻璃。阿玛尔菲塔诺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做梦都没梦见过；这时他正站在左侧大墙的阴影下。但实际上这关系不大，或者没关系；他在巴塞罗那经常光顾的几家书店直接从西班牙别的书店买进一些藏书，那些书店抛售藏书，或者因为倒闭而处理图书，或者兼做批发和零售图书。他想，可能把这本书送到我手里的是莱艾书店，或者是中央书店；我去那里要买哲学书的时候，售货员（或者女售货员）因为著名作家贝雷·金费雷尔、罗德里戈·雷耶·罗沙和胡安·威耶罗来到书店而激动万分，这些作家在讨论乘飞机有没有好处、空难问题、起飞与降落比较哪个更危险，这个时候售货员由于分心而出错，把这本书就塞进我书包里了。也可能是中央书店。但事情果真如此，那我回到家中打开书包或者包裹时应该发现啊；当然，除非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可怕或者恐怖的事情，因而打消了我检查新书的念头。甚至有可能我像个机器人一样拆开包裹，把新书放在床头桌上，而把迭斯特的书放到了书架上，因为被刚刚在大街上看见的事情给吓得不知所措了，可能是车祸，可能是持刀拦路抢劫，可能是一起地铁自杀事件；阿玛尔菲塔诺想，即使我在现场看见，那现在肯定也能记得，或者至少现在脑海里存有模糊记忆啊。他可能不记得《几何学遗嘱》了，但是，一定会记得让他忘记《几何学遗嘱》的那次车祸。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了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怎么会落到圣特莱莎，怎么会跟其他图书在他离开巴塞罗那之前进入了书箱里并且寄送到墨西哥来呢？放入这本书的时候难道在沉思默想？怎么可能把书装箱而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呢！莫非原来打算一到墨西哥北方就阅读这本书吗？莫非打算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陆续研究几何学？如果这是他的研究计划，那么到了这座荒原中的城市，怎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呢？莫非他和女儿从东向西飞行的同时，这本书在他脑海里失踪了吗？或者是他已经到了圣特莱莎，就在等候书箱到达的期间，他忘记了这本书？迭斯特这本书像一种继发性时差综合征那样消失了吗？【欧几里得，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Kolas Ivanovich Lobachevsky，1792－1856），俄国数学家。】【黎曼（Riemann，1826－1866），德国数学家。】【德坎波斯特拉，加利西亚地区的古城，是天主教徒的朝圣地。】【芝诺（Zero of Elea，公元前490－前425），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创始人。】
对这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思想。他并非总是有思想的，为此，称之为思想可能有些夸张。是些感觉。是游戏式的想法。就好像走近一扇窗户，不得不看外星风光。他认为（他喜欢这个认为），如果你在巴塞罗那，那么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的人们，就不存在了。时差仅仅是失踪的面具。这样的话，如果你临时去那些理论上不应存在或者还没有自己合适时间以便立足和正确榫接的城市，那么就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时差现象。那不是因为你累了（假如你没旅行的话），而是因为那些应该睡觉的人们感觉疲倦了。事情有些像这个现象。有可能他在什么小说里读过，或者在什么科幻小说里看过，然而忘记了。
另外一方面，这些思想，或者这些感觉，或者这些胡思乱想，也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它把别人的痛苦变成了一个人的记忆。它把痛苦——漫长、自然和总是可以克服的——变成了个人的记忆，短暂、有人情味和可以隐藏起来。它把一个不公正、不法行为、一个没头没尾不连贯的号叫变成一个结构缜密的故事：总有可能发生自杀行为。它把逃亡变成自由，包括自由只用于继续逃亡。它把混乱变成秩序，虽然代价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清醒理智。
而尽管后来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关于拉法埃尔·迭斯特的生平传记资料，证实了他的感觉，或者说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注】让他有了这种感觉；加西亚－撒为尔在题为《受到特别启示的直觉》一书中的序言里，特别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有时间）；有这种感觉的时间是那个下午，他像个中世纪的地主一样走遍他那个荒凉的庭院，与此同时，他那中世纪公主般的女儿在卫生间里对镜梳妆，而他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为什么和在哪里买的那本书，又是如何把那本书最后装入箱子里并且与其他他最熟悉和亲爱的图书一道寄到了这座位于索诺拉和亚利桑那州之间面对沙漠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来的。这时，恰恰是这时，好像是一系列与有时幸福、有时不幸后果联系的事情开始一样，罗莎从房子里出来，说她要跟女友看电影去；她问父亲是不是有钥匙。父亲说有。接着，他听见屋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是女儿走在破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接着是小院门（不到她腰间高）的关闭声；最后是女儿走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渐渐向公交车站走去和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于是，阿玛尔菲塔诺走到破花园的前部，探头向街上张望；他没看见汽车，也没看见罗莎，左手用力捏紧迭斯特那本书。接着，他望望天空，看见一个特大、满是皱褶的月亮，尽管夜幕没有降临。随后，他再次向破花园的深处走去；片刻间，他保持安静，向前后左右看看，想看到自己的影子；但尽管是大白天，面对西方，蒂华纳的方向，阳光仍然灿烂，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这时，他注意到了那些绳子，有四排，一头拴在一个小足球门的横梁上，一头拴在大墙的吊钩上；球门两侧各有一个一米八的木棍埋在地下，显得很结实。那是晾晒衣服的地方，虽然他只看见罗莎一件白色花领衬衫、两条内裤和两条还在滴水的毛巾挂在那里。洗衣房在墙角的砖屋里。有一阵工夫，他一动不动，张着嘴巴呼吸，扶着那晾晒场的横梁。接着，他走进砖屋，样子好像正在缺氧，从带商标的超市塑料袋（每星期跟女儿去购物用的）里，掏出三个衣服夹子（他非得管夹子叫“狗狗”），把那本书夹住挂在绳子上，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回家去了。【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Don Domigo Gancia-Sabell，1909－2003），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医学家、哲学家、作家、皇家学院院士。】
当然，这主意是杜尚【注】的。【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法国著名艺术家。】
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期间仅存或者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件ready-made【注】。虽说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件ready-made，这是一种安抚命运又避免警铃的方式。对此，卡文·托姆金斯【注】写道：“杜尚适逢妹妹苏珊与他好友让·克罗迪于1919年4月14日在巴黎结婚，通过邮局给这对新人寄了礼物。就是指示新婚夫妇如何把一本几何学著作悬挂在家中的窗户上，让清风翻书、选择问题、掀动页码和撕扯下来。”由此可见，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仅玩国际象棋。托姆金斯继续写道：“有可能这个倒霉的ready-made由于缺少欢乐，这个礼物对于新婚夫妇来说不讨人喜欢。可是苏珊和她丈夫心情愉快地遵照指示办了。事实是，夫妻二人甚至给那本悬挂的书拍了照片（上面的形象成为这本著作惟一的证据，但是著作没能从风吹雨打中幸存下来）。后来，苏珊给这本书作了一幅画，题为《杜尚倒霉的ready-made》。正如后来杜尚给卡巴内解释的那样：‘把幸福和不幸的想法引入ready-made中让我感到开心，然后是风雨和漫天飞舞的书页，这是个有趣的想法。’”实际上，我撤回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玩国际象棋的说法。跟他在一起的依冯娜终于厌倦了那没完没了的科学游戏，回法国去了。托姆金斯继续写道：“近年来，杜尚对一位采访者坦诚地说，他因为败坏了‘一本满是原则的书之严肃性’而感到快活；他甚至暗示一位记者，那本几何学著作由于经受了风吹雨打而终于领会了生活四件事【注】。”【ready-made，英语，指现成品。】【卡文·托姆金斯（Calvin Tomkins，1925－），美国作家，《马塞尔·杜尚传》的作者。】【生活四件事，即衣食住行。】
那天晚上，罗莎回到家中时，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趁机告诉女儿他把迭斯特那本书已经悬挂在晾衣场上了。罗莎看看爸爸，仿佛什么也没听懂。阿玛尔菲塔诺说：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挂上是因为有可能会用水管把它浇湿，也不是因为我会泼水；现在挂上它仅仅因为需要挂上它，看看它如何抵抗风吹日晒、这种沙漠天气的考验。罗莎说：我希望您别发疯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不会的。别担心！恰到好处地摆出无忧无虑的样子说，我通知你，为的是别把书摘下来、你就权当那本书不在了吧。好吧。罗莎说完就钻进自己房间去了。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就在学生们边听边记的时候，开始画一些非常简单的几何图形：三角形、长方形，在每个顶点上写个名字，可以说是受偶然支配，或者懒散而为，或是由于比学生、课程和那几天笼罩全城的炎热更巨大的厌烦情绪所致。图形如下：
[插图]
他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发现了那张纸，在没扔进垃圾桶前，仔细看了几分钟。图1除去令人厌烦，没什么可多说的。图2似乎是图1的延伸，但是补充进去的名字他觉得有些混乱。色诺克拉底还能放进去，不乏绝妙的逻辑，但是，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在上面干什么？还有，老天爷啊，那位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佩德罗·达·封塞卡是成千上万个评论亚里斯多德的成员之一，就算是末流的思想家也排不上他啊！而图3恰恰相反，有点逻辑、一点傻小于的逻辑，在沙漠里流浪少年的逻辑，衣服破烂，但毕竟有衣服。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名字都是操心上帝存在本体论论证的哲学家。插入长方形的三角形顶端的B可能是上帝，或者是从上帝本质里出现的存在。直到那时，阿玛尔菲塔诺才注意到图2也有A和B，他才丝毫没有怀疑自己不习惯的炎热在他上课的时候让他精神恍惚。
但是，那天晚上，阿玛尔菲塔诺晚饭后，听完电视新闻，又给西尔瓦·佩雷斯女教授（正在为索诺拉州警察和圣特莱莎市警察调查犯罪的方式而生气）打了电话之后，又在书房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另外三张图。毫无疑问，画图的是他自己。事实是，他回想起自己稀里糊涂地在一张白纸上乱涂，一面想着别的事情。图4是这样的：
[插图]
图4有点奇怪。他有好多年没想特伦德伦伯格了。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想起他呢？为什么会有柏格森、海德格尔、尼采和斯宾格勒陪他在一起呢？他觉得图5更加奇怪。科拉科夫斯基和瓦蒂莫出现在这里。被人们遗忘的怀特海到场。可尤其是居友，让－玛丽·居友令人意外地来了，可怜的居友1888年三十四岁就去世了，一些爱开玩笑的人称他为“法国尼采”；在大千世界里，追随他思想的人超不过十个，而实际上，只有六七人，阿玛尔菲塔诺之所以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在巴塞罗那认识了西班牙惟一的居友追随者——一位赫罗纳的腼腆教师以及他研究居友的方法，他的最大愿望是发现居友的一篇文章（不知是诗歌，还是散文，亦或哲学论文），用英语写成，发表在1886－18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报刊上。最后的图6最为奇怪（哲学昧最少）。在横线的一端出现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1938年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失踪了，不应该把此人与伊万·尼基丁·斯米尔诺夫混淆起来，后者于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公审之后被极左分子枪毙；而这条横线的另外一端出现了苏斯洛夫的名字，是掌管意识形态的头子，能化种种罪孽为神奇，有雄辩之才。但是，这条横线被两条斜线穿过，上端写着马里奥·邦格以及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下端写着哈罗德·布鲁姆以及艾伦·布鲁姆，这就太像开玩笑了。另外，这是阿玛尔菲塔诺不理解的玩笑，尤其是两位布鲁姆的出现，肯定有可笑之处，但无论他怎样窥伺，就是不得要领。
那天夜里，女儿睡下以后，阿玛尔菲塔诺从圣特莱莎最大众化的“边境之声”广播台昕完最后的新闻节目，到花园里去了；抽了一支香烟，看看荒凉的街道，迈着慢吞吞的步子向后院走去，好像害怕踩进土坑里，或者是后院的黑暗让他恐惧。迭斯特那本书仍然挂在罗莎当天洗的那件衣服旁边；她那件衣服好像是水泥制成，或者重金属做的，因为它在晚风中纹丝不动，但把那本书吹得晃来晃去，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仿佛要把书从绳上的夹子里解救出来。阿玛尔菲塔诺感觉晚风吹拂着面颊。他脸上有汗水，时断时续的气流擦干了汗珠，让他窝火。他觉得，自己好像在特伦德伦伯格的书房里，好像追随着怀特海的脚步，走在一条运河岸上，仿佛靠近了居友的病榻，请他出主意。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做个幸福的人。好好体验眼下的日子。做个善良的人！或者反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走开！
救命！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在大学图书馆查来查去，找到了更多的迭斯特资料。1899年他出生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的里安索镇。开始写作时，他用加利西亚语，后来转向西班牙语，或者是同时使用双语。是戏剧家。内战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人民政府失败后，流亡国外，具体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年在那里发表了《旅行、挑战和沉沦：悲剧、滑稽戏和喜剧》，这部著作由三本已经发表的作品组成。是诗人，散文家。1958年，阿玛尔菲塔诺七岁时，迭斯特出版了前面说过的《平行性新论》。迭斯特还写过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是《费力斯·穆列尔的故事与编造》（1943）。后来，重返西班牙，重返加利西亚。1981年在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去世。
罗莎问：这是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反问：什么实验？罗莎：我说的是挂在那里的书在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说：从字面上说，不是什么实验。罗莎问：那为什么要挂在那里？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忽然心血来潮。这主意是杜尚的。他把一本几何书挂在露天，看看几何能不能学会实际生活中的四件事。罗莎说：你会把书弄坏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会弄坏的，大自然有可能。罗莎说：爸，你一天比一天更疯了。阿玛尔菲塔诺微微一笑。罗莎说：我从来没见你办事像对一本书这样。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不是我的作品啊。罗莎说：都一样，现在是你的书了。阿玛尔菲塔诺说：真奇怪，本来应该如此，可实际上，我没觉得这是一本应该属于我的书；另外，我感觉，几乎是确信，我现在没有弄坏它任何地方。罗莎说：请您设想一下，眼下它是我的。您把它取下来吧！邻居们会以为您发疯了。阿玛尔菲塔诺说：邻居？就是那些在墙头上安插碎玻璃片的人？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咱俩的存在，他们比我要疯一千倍。罗莎说：不是那些人，是另外一些，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咱们院子里发生的一切。阿玛尔菲塔诺问：有人找你麻烦了？罗莎说：没有。阿玛尔菲塔诺说：那就没问题了。别为那些傻话担心。这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把一本书挂在绳子上可怕多了。罗莎说：这事代替不了那事。咱们不是动物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你让那本书安息吧！记住它并不存在，忘掉它！你从来对几何就没有过兴趣。
每天上午，阿玛尔菲塔诺去大学之前总要穿过后门，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看看那本书。毋庸置疑的是，印刷纸张很好，封面装订结实，足以抵抗风吹雨打。拉法埃尔·迭斯特的老朋友们选择了优质材料给他做告别纪念品，这个告别稍稍有些提前了，是一群有学问的老人（或者戴着真才识学的光环）告别另外一位有学问的老者。阿玛尔菲塔诺想，墨西哥西北的大自然，在他这个破花园里，是微不足道的。一天上午，他在等候公交车把他送到大学里去的时候，打定主意要栽花种草，以及在花木店里买一棵已经成长起来的小树，以及在花园两侧种花。又一天上午，他想，无论对花园如何加工、使之令人愉悦，结果都可能没用，因为他不打算在圣特莱莎逗留很长时间。他想，应该回老家了。可是回哪里去呢？接着，他又想：是什么把我推到这里来的呢？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这座该死的城市里来呢？难道因为这里是我应该了解的天下少有的黑洞之一吗？是因为我骨子里想死吗？然后，他看看那本挂在绳子上一动不动的迭斯特的《几何学遗嘱》，他真想打开那两个夹子，掸掸书上这里、那里粘上的黄褐色尘土，但是没敢动手。
有时，阿玛尔菲塔诺走出圣特莱莎大学，或者坐在家中走廊里，或者阅读学生的论文时，会想起父亲来：父亲喜欢拳击。父亲认为，所有的智利男人都是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十岁的时候对父亲说：爸爸，可我觉得意大利人更是二尾子。您想想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吧。儿子说这番话的时候，父亲非常严肃地看着儿子。爷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总是感觉自己更多的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智利人。他总是喜欢谈拳击，更确切地说，喜欢谈从专业杂志上看来的拳击比赛，或者是体育专栏里的比赛记事。用这种方式，他可以谈谈罗阿伊萨兄弟、马里奥和鲁本（塔尼的两个外甥），谈谈戈弗雷·斯蒂文斯，一个不会拳击的贵族二尾子，谈谈温贝托·罗阿伊萨（也是塔尼的外甥），很会拳击，但比赛不多，谈谈阿尔图罗·戈多伊，善于骗人，长期有病，谈谈路易斯·维森提尼，一个居住在智利奇廉地区的意大利人，仪表堂堂，可是不幸出生在智利而毁了他的前程，谈谈埃斯塔尼斯劳·罗阿伊萨，就是塔尼，他在美国比赛时被人用最可笑的方法偷走了世界拳王的称号：裁判在第一轮里踩了塔尼的脚丫子，造成塔尼踝骨骨折。阿玛尔菲塔诺的父亲问他：你能想像得到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像不出来。父亲说：你过来，站在我身边，我来踩踩你的脚丫子。阿玛尔菲塔诺说：还是不踩为好。父亲说：嗨，相信我好了！不会出事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改天吧！父亲说：就得是现在！于是，阿玛尔菲塔诺靠近父亲，在父亲周围非常灵活地动来动去，时不时地用左手来个直拳，用右手来个勾拳。突然，父亲向前迈了一小步，踩住了他脚丫子，于是就全完蛋了：阿玛尔菲塔诺动弹不得，打算钳住对手，或者避让，但无论怎样，踝骨受了伤。父亲说：我认为裁判是故意的。不可能用脚一踩，踝骨就伤。后来，各种抨击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智利的拳击手个个都是二尾子，这个臭狗屎的国家，人人都是二尾子，人人都是，毫无例外，个个准备上当受骗，准备让人收买，如果有人让他们摘下手表，他们也乐意脱下裤子。那时，阿玛尔菲塔诺十岁，还没看过体育杂志，而是看历史杂志，尤其是军事史杂志，于是，他这样回答父亲的话：这个位子应该是为意大利人准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父亲听了以后，沉默下来，用坦率的赞美和自豪的眼神看看儿子，心里好像在问这鬼小子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接着，又长时间没说话。最后，仿佛要说什么秘密似的悄悄对儿子说：单个的意大利人都是勇士！他承认，如果抱团，就会出丑。他概括道：这恰恰是希望之所在。
因此可以推测嘛，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这样想。他向前门走去，到走廊上停步，手里有一杯威士忌；接着，探身到门外，看到街道上有很多停泊的车辆，几小时前被扔下的，散发着（他感觉如此）破铁和鲜血的气味；他没转身回头去室内，而是出门向花园后面走去：《几何学遗嘱》在寂静和黑暗中等候着他呢；他骨子里，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因为他身上流淌着意大利人的血，此外，他讲究个人利益，又讲究教养。有可能他根本不是胆小鬼。虽说他不喜欢拳击。可那时迭斯特那本书飘在空中，清风用黑色手帕擦干了他前额的汗珠。他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父亲的形象，随便什么形象，但是没有结果。回屋内时，他没走后门，而是进了前门；他探身到窗外，向大街两端望去。有几个晚上，他觉得暗中有人在监视他家。
早晨，阿玛尔菲塔诺按照强制性规定看了迭斯特那本书后，走进厨房，把咖啡杯子放到洗碗池中。这时第一个离开家门的是罗莎。正常情况下，父女是要道别的，偶尔有时，比如阿玛尔菲塔诺先进房间，或者随后再去后花园，那么，父亲就说一声“再见”、“注意安全”，或者亲吻女儿一下。一天早晨，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声“再见”，就一屁股坐到书桌前，通过窗户看看后院的晒衣绳。《几何学遗嘱》轻轻摇晃，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忽然，书不动了。在隔壁花园里唱歌的鸟儿们都沉默了。刹那间万籁俱寂。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好像听见了街门在响和女儿出去的脚步声。接着，他听见汽车马达发动的声音。那天夜里，罗莎看租来的影片。阿玛尔菲塔诺给女老师佩雷斯打电话，坦率地承认他的神经越来越混乱。女老师安慰他说：不用过分担心，采取了措施就行，别变成了妄想狂；还提醒他说，被害的女子都是在城里别的区域被绑架的。阿玛尔菲塔诺听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他说他神经丰富。女老师没明白这笑话的意思。于是，阿玛尔菲塔诺愤怒地想，这个鬼地方，人人都稀里糊涂。接着，女老师试图说服他周末一起外出，他带女儿，她带儿子。阿玛尔菲塔诺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说道：上哪儿去？她说：咱们可以去距离城里二十公里处的一家乡村饮食店吃饭，那里让人特别愉快，有给年轻人准备的游泳池，有座巨大的露天遮阳花台，可以眺望石英山，一座有黑色矿脉的银色山峦。山顶处，有座黑砖古庙。里面很黑，只有从天窗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墙壁上写满了19世纪游客的留言，是那些大胆翻越奇瓦瓦与索诺拉之间山头的人们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