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蚊子”的经历过后不久，阿玛尔菲塔诺又一次见到了系主任盖拉的儿子。这一次，小盖拉打扮得像个牛仔，虽然刮了脸，洒了香水。即使这样，他还缺少一顶草帽才能像真正的牛仔。撞见小盖拉的方式有些突然，不乏某种神秘感。当时阿玛尔菲塔诺正走在系里一条特别长、有点黑暗的走廊上，那阵儿恰恰空无一人，忽然间小盖拉从一个角落里冒了出来，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一个恶作剧，或者打算袭击他。阿玛尔菲塔诺吓了一跳，随即条件反射似的用手一挡。系主任的儿子在挨了第二下时，连忙说：是我，马尔克·安东尼奥！后来，二人互相认出了对方，情绪也平静下来了，便重新一道向走廊尽头发亮的地方走去，这让小盖拉回想起那些昏迷过或者曾经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的人们的证词，他们说见到了一条黑暗通道，在它尽头有一片白色或银白色的光芒，有时他们甚至作证说见到了去世的亲人，跟他们握手，或者安抚他们，或者恳求他们别再前行，因为生死临界的时刻尚未到来。他问阿玛尔菲塔诺：老师，您怎么看？这是快要死的人胡编乱造呢？还是真话？是垂死挣扎的人在做梦吗？还是他们进入发生这些事情的可能范围中了？阿玛尔菲塔诺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他所以冷冰冰是因为还没完全从刚刚的惊吓中走出来，也没兴致再次跟小盖拉会面。小盖拉说：如果您愿意知道我的想法，那我认为他们说的不是真话。人们看见的都是主观想看的，而绝对不看与现实吻合的东西。人们直到咽气前都是胆小鬼。我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简单地说，人类最像老鼠。
阿玛尔菲塔诺没有料到（他本想一走出那阴森森、让人联想到阴间生活的走廊就摆脱小盖拉）不得不默默地跟他走，因为小盖拉手里拿着当天晚上的请柬：圣特莱莎大学校长、著名的巴勃罗·内格雷特博士在家中举办晚宴。他于是登上了小盖拉的轿车。小盖拉送他到家，表示宁愿在外面等候，脸上还露出羞怯。这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到意外。小盖拉说，还是在街上看车，好像这个小区有贼一样。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洗脸，换衣服。他女儿当然也在受邀之列，也要打扮一番，但穿着可以随意些，而他至少要穿西装、打领带才能出席校长的晚宴。至于饭菜就无关紧要了。校长仅仅想要认识一下阿玛尔菲塔诺；他估计，或者有人提醒，在校长办公楼的第一次见面不如在校长府邸亲切，实际上那座府邸是座两层楼别墅，有一个枝繁叶茂的花园，里面有整个墨西哥的种种植物，不乏凉爽、安静角落可以举办小聚会。校长是个安静、沉思的人，喜欢倾听别人高谈阔论，而不是一言堂。他只是问问巴塞罗那，回忆起年轻时出席过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次国际大会，提起一位曾经在圣特莱莎大学教过书的教授、一个阿根廷人，如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教书；聚会的剩下时间，校长保持沉默。校长夫人从面容上看，虽不能说风韵犹存，却仪表文雅，是校长所缺乏的；她对阿玛尔菲塔诺要友好热情得多，尤其是对罗莎。这姑娘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小女儿克拉拉，很像罗莎。克拉拉多年前就住在美国凤凰城。晚餐中，阿玛尔菲塔诺忽然觉得校长和夫人在偷偷交换眼色。他觉得夫人的眼神中有类似仇恨的意味。从校长脸上看，恰恰相反，则流露出瞬间的恐惧。可是这恐惧的表情却在又一瞬间被阿玛尔菲塔诺捕捉到了，而且校长的恐惧险些传染给他。他恢复平静后看看别的客人，才发现没人意识到这个小小的阴影像个快速挖开的土坑，从里面散发出令人惊慌的恶臭来。
但阿玛尔菲塔诺错了。小盖拉就意识到了这个小小的阴影。另外，他也意识到阿玛尔菲塔诺发现了。二人走向花园的时候，他在阿玛尔菲塔诺耳边悄悄地说：生命一文不值！罗莎坐在校长夫人和佩雷斯老师中间。校长坐在藤架下惟一的摇椅上。系主任盖拉和两位哲学教授分别坐在校长两侧。两位教授夫人纷纷在校长夫人旁边坐下。第三位教授是单身汉，站在阿玛尔菲塔诺和小盖拉身旁。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片刻后走进藤架，双手端着摆满了酒杯的大盘子，放在一个大理石桌面上。阿玛尔菲塔诺本想上前帮她，但是随即考虑到此举可能被误会为失礼行为。当老女仆再次出现时，端着七八瓶酒，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阿玛尔菲塔诺再也按捺不住了，立刻起身去帮忙。老女仆一看见他上来，很无礼地瞪他一眼，大盘子立刻从她手中滑动起来。阿玛尔菲塔诺听见一声尖叫、一声荒唐可笑的尖叫。这是从一位教授夫人口中发出的。就在盘子滑动的同时，他看见小盖拉的身影纵身一跃，稳住了盘子的平衡。阿玛尔菲塔诺听见校长夫人在说：噶齐塔，别难过！随后，他听见小盖拉在问校长夫人她的酒柜里有没有苏西达斯龙舌兰。他又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别理他！都是我儿子的玩意儿。他又听见女儿罗莎说：苏西达斯龙舌兰，这名字真漂亮！他又听见一位教授夫人说：这名字真有创意，对，真有创意！他听见佩雷斯老师说：真真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瓶子要摔了呢。他听见一位哲学教授为了改变话题谈起了北方音乐。他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北方乐团与国内其他地方乐团的区别在于，北方乐团总是用手风琴和吉他给低六度和跳音伴奏。他听见还是那位哲学教授问：什么是跳音？他听见系主任说：打个比方吧，跳音就像是打击乐器，像摇滚乐队里的架子鼓，就像小鼓；系主任说，北方音乐里的真正跳音在雷多瓦尔舞曲或者南美民间舞曲里。他听见校长说：是这样的。后来，他接过来一杯威士忌，抬头看看是谁递过来的，发现是小盖拉那张被月光照得发白的面孔。
2号证据毫无疑问更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兴趣。它的标题是《奥伊金斯是阿劳科女人之子》。开头这样写道：“西班牙人来到以后，阿劳科人设立了两条从圣地亚哥开始的通讯渠道：传心线路和阿德金度维线路（55）。劳塔罗（56）由于具备出色的传心术能力，跟母亲一起被带到北方，去为西班牙人效力。劳塔罗打败西班牙人的方式与此有关。由于传心术能力能被消灭，联络会被切断，于是创造出来阿德金度维线路。只是到1700年后，西班牙人才发觉这个消息通过树枝传送的办法。他们感到愕然的是：阿劳科人怎么会了解康塞普西翁【注】城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尽管他们发现了阿德金度维线路，但是无法破译其中的秘密。西班牙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传心术能力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阿劳科人‘与魔鬼有联系’，是魔鬼把圣地亚哥城里发生的一切告诉阿劳科人的。阿德金度维有三条线路从圣地亚哥出发：一条穿过安第斯山的支脉；第二条穿过海岸；第三条走中央谷地。原始人没有语言；他们像动物和植物那样通过心灵互相沟通。原始人一求助声音和手势进行交流，就开始失去了传心术的能力；人类一旦远离大自然，自闭于城市里，这样的能力就越发地失去了。虽然阿劳科人有两种文字：结绳记事的Prom（57）和三角文字的Adentunemul（58），但从来没有忽视传心术的联络方式；恰恰相反，一些Kugas专门研究传心术，他们的家眷被分散到整个美洲、太平洋岛屿、大陆最南端，为的是不让敌人抓住。他们通过传心术始终与智利外部移民保持联系；这些移民最初定居在印度北方，人称雅利安部族；然后从印度北方迁徙到原始的日耳曼原野，后来又南迁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从那里通过传统的印度之路横渡太平洋去智利旅行。”接着，季拉班不合时宜地说道：“季延库西曾经是玛齐（59）女祭司，她女儿金图莱应该接替母亲的职务，或者去从事间谍活动；女儿选择了后者并且爱上了那个爱尔兰人；这给金图莱提供了将来有个儿子，例如劳塔罗和混血儿阿莱霍那样，在西班牙人里长大的希望；总有一天可以像劳塔罗和阿莱霍那样，率领大军把西班牙征服者驱逐到智利的马乌莱河以北，因为根据阿德玛布法律，阿劳科人不得在叶克蒙齐之外的领域作战。金图莱的希望变成了现实，1777年春（60），在一个名叫巴尔巴尔的地方，一位阿劳科女人忍受着站立分娩的痛苦，因为土著传统说：健壮的儿子不可能从软弱的母亲里出生。儿子来到世界了，后来成为智利的解放者和国父【注】。”【康塞普西翁，智利南方城市。】【智利的解放者和国父，即奥伊金斯。】
页下注释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季拉班上了哪种糊涂船。注释55，阿德金度维，这样说：“西班牙人多年后才察觉这条线路的存在，但是始终没有破译它的秘密。”注释56说：“劳塔罗就是快速声音的意思（塔罗在希腊语里是快速）。”注释57说：“Prom是希腊语Prometeo的缩略词，就是从众神那里盗取文字给人类的那位天神。”注释58说：“Adentunemul是由三角形组成的秘密文字。”注释59：“玛齐是占卜的女人。来自希腊语的动词mantis，意思是占卜。”注释60：“春天。阿德玛布法律规定怀孕应该在夏天，那时水果都熟了；这样子女们在春天出生的时候，大地生机勃勃；那时候飞禽走兽也在生育。”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所有的阿劳科人或者大部分阿劳科人都有传心术能力。2．阿劳科语与诗人荷马的语言有密切联系。3．阿劳科人从地球的水陆四方，特别是沿着印度、原始的日耳曼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旅行。4．阿劳科人是优秀的航海家。5．阿劳科人有两种文字：一种以结绳记事为基础；另外一种用三角形表示，是秘密文字。6．不大清楚的是：季拉班所说阿德金度维线路是什么？还有西班牙人虽然察觉到这条线路的存在，却一直无法破译秘密。莫非是通过设立战略要地，例如制高点，来晃动树枝传递消息？难道类似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通过狼烟传递消息？7．反之，传心术联系的办法就一直没有被发现；虽然后来停止使用，那是因为西班牙人杀死了有传心术能力的人们。8．另外，传心术使得智利阿劳科人长期与分散在那些奇怪的地方，例如印度或者绿色的日耳曼的智利移民保持联系。9．由此就能推断出奥伊金斯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就推断出那位作者本人——季拉班也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对，应该这样推断。
阿玛尔菲塔诺想：他们还能推断（再努把力还能看见）别的一些事情。他一面思量着一面观察挂在后院绳子上那本迭斯特的著作。比如说，人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978年，也就是说是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可以推断出是在有人因胜利而欢乐、有人因失败而孤独，以及恐惧的社会氛围中出版的。比如，人们会看到一位有着印第安人长相的先生，有点疯病但是谨慎，在跟享有盛誉的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老板谈判；该出版社位于首都圣地亚哥旧金山大街454号。他们在洽谈出版这位民族史学家、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和阿劳科语学院书记的著作价钱，季拉班抱着幻想多于实际的态度把这个太高的价钱试图降下来，虽说印刷厂经理知道：正是活计并不太多的时候，完全可以给此人稍稍降价，特别是如果此人保证、一定保征把另外两部已经修订完毕的书稿（《阿劳科传奇与希腊传奇》、《美洲人起源与阿劳科、雅利安、原始日耳曼和希腊人的血缘关系》）都交给他们印刷厂，因为，先生们，大学出版社印刷的图书，那可是一眼就能区分出来的；最后这句话说服了厂长、经理、管具体事务的小职员，给他稍稍降了价。“区分”这个动词好啊。那就是“与众不同”嘛！阿玛尔菲塔诺连连喘息：呼，呼，呼，呼，好像突然犯了哮喘病。啊，智利！
当然，也有可能看到别的场面，或者换个角度看到那个不幸的画面。于是，如同那本书的开门见山（叶克蒙齐名叫智利，地理和行政角度说与希腊城邦一样），被胡利奥·科塔萨尔【注】鼓吹的“主动阅读”的人们可以先给作者睾丸一脚，再开始阅读，然后把作者看成性无能、一个为军情局上校当差的管家，或者为一位自诩儒将的什么将军效力的总管，这如果是在智利也不算新鲜，反之倒是怪事；在智利，军人都表现得像作家，而作家则表现得像军人；政客们（包括所有政治倾向）表现得既像作家又像军人；而外交官则表现得像白痴天使；医生和律师则表现得像窃贼。可以这样一直说下去，直到恶心，但很难泄气的程度为止。但是，按照这个思路，那就有可能出现季拉班也许没写这本书。而既然他没写这本书，那有可能根本没季拉班这个人，就是说，根本没什么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没有什么土著人联合会；同样，也没有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书记，因为根本没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子虚乌有。阿玛尔菲塔诺轻轻摇摇头，节奏与窗外那本书摇晃的节拍一致，心想：如果按照这个角度观察，那么季拉班完全有可能是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的笔名，是皮诺切特长时间失眠的结果，或者是他早起的结果，因为他早晨六点或者五点半起床，淋浴和做操后，就一头钻进书房去回顾国际上的谩骂声，去思考为什么智利在国外会声名狼藉。但是不该抱太多幻想啊。毫无疑问，季拉班的行文风格可能是皮诺切特的风格。但是也可能是后来的艾尔文总统或者拉戈斯总统的风格啊。季拉班的风格也可能是弗雷总统的风格啊（此话多余）或者右翼新纳粹分子的风格。季拉班的文章里不仅有智利各种风格流派，而且有各种政治倾向：从保守党到共产党，从新自由主义到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老幸存者。季拉班是智利口头和书面西班牙语的宝库，在这个言语库里，不仅有莫里纳祭司的干瘦鼻子，而且有帕特里西奥·林奇【注】的杀戮；还有埃斯梅拉达岛的无数海难、阿塔卡马沙漠和吃草的母牛；有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歌颂军事独裁统治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有出售蜜炸果和煮玉米的街头巷尾，有飘动在静止红旗上的柏林墙幽灵，有受到家庭虐待的人们，有好心的妓女，有廉价房；有智利人称之为怨恨、阿玛尔菲塔诺叫做疯狂的东西。【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中奖彩票》、《跳房子》。】【帕特里西奥·林奇（Patricio Lynch，1824－1886），智利海军军官，参加过英国海军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但是，阿玛尔菲塔诺真正要寻找的是一个名字：奥伊金斯那位有传心术能力的母亲姓名。据季拉班说，她名叫金图莱·特莱乌伦，是季延库西和瓦拉曼克·特莱乌伦的女儿。根据官方记载，真名叫堂娜·伊莎贝尔·里盖尔莫。阿玛尔菲塔诺想到这里便决定不再欣赏在黑暗里轻轻摇曳的迭斯特那本书了，而是坐下来思考自己母亲的名字：她叫堂娜·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实际上，全称是堂娜·费力阿·玛利娅·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格拉尼亚）。他吓了一小跳。毛骨悚然有五秒钟之久。想笑，可笑不出来。
小盖拉对他说：我理解您。要是没错的话，我认为我理解您。我就像是您，您就是我，知己。咱俩都不高兴。咱们生活的环境令人窒息。咱们假装平安无事的样子。其实有事。什么事呢？他妈的，咱们快憋死了。您尽量在发泄。我整天骂人，但不瞎骂，隐晦地骂婊子。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有时，我晚上出去，那酒吧的样子您想像不出来。在那里，我假装是同性恋。但不是普通二尾子，而是索诺拉最肮脏的猪圈里的男妓，高雅、傲慢的阴阳人。当然，什么阴阳人，我连边都不沾。这个我敢在我母亲坟前起誓。但我假装成二尾子。装成傲慢、有钱、谁也瞧不起的同性恋者。于是，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两三个色鬼请我到外面玩玩。他们开始骂人。我知道与我无关。有时，是他们吃了亏，尤其是我身上带枪的时候。有时，我吃了亏。没关系。我需要这些性欲旺盛的流氓。有时，我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小伙子，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劝我多加小心，他们说我是定时炸弹，是受虐狂。有个我特别喜欢的朋友说，这种事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干，因为我有个总是能把我从麻烦里捞出来的父亲。其实，纯属偶然。我从来没求过父亲帮忙。说真的，我没朋友，宁愿没有？至少不要墨西哥人当朋友。我们这些墨西哥人全都烂透了。这情况您以前知道吗？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在内。无一例外。从总统到恰帕斯地区农民起义的副司令马科斯。您知道如果我是司令会做什么吗？我会调动全部兵力攻打恰帕斯地区内的什么城市，只要它有政府军队驻扎。我会屠杀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然后，可能会去美国迈阿密生活。阿玛尔菲塔诺问小盖拉：你喜欢哪种音乐？老师，古典音乐，比如，维瓦尔第【注】、奇马罗萨【注】、巴赫【注】。阿玛尔菲塔诺问：经常看什么书啊？答：老师，从前我什么都看，看得很多；今天只看诗歌。只有诗歌还没有被污染，只有诗歌还在商业之外。老师，不知道您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只有诗歌——当然不是所有的诗歌，是健康食品，不是臭狗屎。【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678－1741），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1749－18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
小盖拉的声音从一种攀缘植物里发出来，破碎成平滑的碎片，不伤害人，说道：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注】是我喜欢的诗人之一。【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歌先驱。代表作为《诗集》。】
提到特拉克尔的名字让阿玛尔菲塔诺（正在机械地上课）想起巴塞罗那他家附近有个药房，如果女儿需要吃药，他就去药房。里面有个店员是个药剂师，非常年轻，极瘦，戴眼镜，晚间营业时，小伙子常常看书。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为了找话说，问小伙子（正在货架上找药品）他喜欢什么书，正在阅读什么书。年轻的药剂师回答（并不回身）他喜欢像《变形记》、《巴托比》、《美洲故事》、《简单的心》、《圣诞颂歌》之类的作品。接着，他说他正在看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先放下《简单的心》和《圣诞颂歌》不说，因为从书名看，它们属于短篇故事，那么可以看出这位有文化的青年药剂师的读书品位，也许换一种活法他就是特拉克尔呢，或者也许在那种活法里让他写出像特拉克尔（这位遥远的奥地利同行）那样绝望的诗歌来；显然，不用讨论的是他更喜欢小品而不是巨著。他选择了《变形记》而不是《审判》，选择了《巴托比》而不是《白鲸》，选择了《简单的心》，而不是《布瓦尔和佩居谢》，选择了《圣诞颂歌》，而不是《双城记》或者《匹克威克外传》。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
那天夜里，就在小盖拉那番夸张的话语在阿玛尔菲塔诺脑海深处回荡的同时，这位智利教授梦见自己看到了20世纪最后一位共产主义哲学家出现在一座玫瑰色大理石的院子里。哲学家说的是俄语。确切地说，他是在用俄语唱歌，肥大的身躯向前移动，走S形，目标是一个深红色、有条纹的陶瓷组合体，它耸立在院子的地面上，好像火山口或者粪坑。这位共产主义哲学家身穿黑色西装，打天蓝色领带，头发花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随时会摔倒，但他奇迹般地巍然屹立。他的歌曲并非总是那一首，有时也插入属于其他歌曲里的英语或者法语、流行歌曲或者探戈，都是赞美酗酒或者爱情的旋律。但是，这样的插入是短暂和自然的，很快就回到主旋律上来；主旋律用俄语，阿玛尔菲塔诺不懂俄语（虽说在梦里如同在《福音全书》一样，人们常常有语言天赋），但他凭直觉感到歌声凄凉之极，是伏尔加河上一个牧牛人的故事或怨言，他整夜航行在河上，借助月亮哀叹人类生生死死的悲惨命运。当那位共产主义哲学家终于走到火山口或者粪坑前时，阿玛尔菲塔诺惊恐地发现那人正是叶利钦。难道叶利钦是共产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吗？如果我能梦见这样荒谬的事，那么我发疯到什么程度了呢？但这个梦与阿玛尔菲塔诺的灵魂相安无事。因为不是噩梦。另外这个梦让他感到心情稍稍舒展一些。梦中的叶利钦好奇地望望阿玛尔菲塔诺，仿佛是阿玛尔菲塔诺搅乱了叶利钦的梦，而不是叶利钦搅乱了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叶利钦说：同志，请注意听我讲话！我来给你讲讲什么是人类桌子的第三条腿。我来解释。以后你就别打搅我了！生活就是求和供，或者是供和求，一切仅限于此，但是仅仅这样是没法生活的。还需要第三条腿，免得桌子倾倒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历史则不断倾倒在虚空的垃圾堆里。那么，请记住。公式是这样的：供＋求＋魔力。什么是魔力呢？魔力就是史诗，就是性，就是希腊酒神的迷雾，就是游戏。随后，叶利钦在火山口或者粪坑边缘坐下，让阿玛尔菲塔诺看他缺少的手指头，给他讲自己的童年生活，讲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讲一只游走在一望无际雪原上的白虎。接着，叶利钦从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道：
“我认为应该来一口伏特加了。”
喝完酒，又用猎人般狡猾的眼神看看这位智利教授，之后，用尽可能洪亮的嗓门唱起主旋律来。随后，叶利钦被红色有条纹的火山口或者红色有条纹的粪坑所吞没；剩下阿玛尔菲塔诺一人，他不敢看火山口或者粪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醒了过来。
第三部分 法特
他想：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什么时候浸没在水中的？这是个朦胧熟悉的阿兹特克深水湖泊。是噩梦。怎么出去呢？如何控制局势啊？接着，又是一些问题：我真的想出去吗？真的想把这一切留在身后吗？他又想：痛苦已经无所谓了。又想：也许一切都是从母亲逝世开始的。又想：痛苦无所谓，千万别痛苦加剧，变得难以忍受。又想：操，疼，操，疼。没关系，没关系。他周围全是幽灵。
母亲逝世时，昆西·威廉三十岁。一位女邻居给他上班的地方打电话。
她说：“亲爱的，埃德娜死了。”
他问什么时候死的。他听见电话那边女邻居的啜泣声，还有别的声音，可能也是女人。他问怎么了。没人吭声。他把电话挂了。拨了母亲家的号码。
“谁呀？”他听见一个女人愤怒地发问。
他想：母亲已经到了地狱。又把电话挂了。重新再拨。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了电话。
“我是昆西，埃德娜·米勒的儿子。”他说。
女子喊了一声，昆西没听懂。片刻后，另外一个女人拿起了话筒。他说：我要跟我家邻居说话。对方回答：她在床上，刚刚心脏病犯了，昆西，我们在等救护车，好把她送进医院。昆西没敢问是不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他听见有个男人骂了一句“浑蛋！”那家伙大概在走廊里，母亲家的门是敞开的。他拿手摸摸前额，话筒没挂，等着什么人给他说明情况。两个女人的声音在呵斥刚才骂人的家伙。她们说出一个男人的名字，可是昆西听不清楚。
隔壁桌子写东西的女人问昆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昆西举起一只手，好像在倾听什么重要的问题，一面摇摇头。那女人继续写字。片刻后，昆西挂上电话，拿起椅子靠背上的夹克穿上，说他得走了。
昆西一到母亲家，看到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姑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见昆西进来，姑娘站了起来。她大概有一米八五高，很瘦；下身穿牛仔裤，上身穿带黄花的黑衬衫，十分肥大，好像长袍。
昆西问：“她在哪儿？”
姑娘说：“在卧室里。”
母亲在床上，双眼紧闭，打扮得好像要上街。甚至有人为她抹了口红。就差穿鞋了。有好一阵工夫，昆西站在门边不动，望着母亲的双脚：两个脚拇指上都有老茧，他还看见脚掌上也有，那些老茧大概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头吧。可是，他记得母亲去刘易斯大街找过足疗医生，好像叫什么约翰逊，一直是这个人，因此不应该为老茧吃苦。然后又看母亲的面孔：像是白蜡。
那姑娘站在客厅里说道：“我走了。”
昆西离开卧室，想给姑娘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可姑娘说她不要钱。昆西再三坚持。最后，姑娘接过来钞票，装入裤子口袋里了。装钱时，她不得不把衬衫拉到腰间。昆西想，她像个修女，或者像邪教信徒。姑娘递给他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小区一家殡仪馆的电话号码。
她严肃地说：“他们负责一切。”
他说：“好的。”
他问了一下女邻居的情况。
姑娘说：“她在医院里。大概正在给她装起搏器吧。”
“起搏器？”
姑娘回答说：“对，装在心脏上。”
姑娘走后，昆西想母亲一定深受左邻右舍的喜爱，而母亲那位女邻居（他无法清晰地回忆出她的模样）一定是更受爱戴。
昆西给殡仪馆打电话，是一个名叫什么特里梅因的接的。昆西说他是埃德娜·米勒的儿子。特里梅因查了登记表，再三向他表示慰问，最后找到了表格。他让他稍等，然后把表格转给了一个什么劳伦斯。这个劳伦斯问昆西要办成哪一类的葬仪。
昆西说：“简朴而私密。特别简朴，特别私密。”
最后，双方商定：他母亲要火化，如果一切渠道运作正常，仪式将于次日下午七点在殡仪馆举行。到七点四十五分一切结束。昆西问是否有可能早一点举行。回答是否定的。随后，劳伦斯先生谨慎地触及经济问题。昆西说：没任何问题。他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报警或者打电话给医院。劳伦斯先生说，没必要，这事由霍莉小姐负责。昆西寻思霍莉小姐是谁，但猜不出来。
劳伦斯先生说：“霍莉小姐是您母亲的邻居。”
昆西说：“是的。”
有一阵工夫，昆西和劳伦斯没有说话，仿佛试图回忆或者恢复埃德娜·米勒和她女邻居的音容笑貌。劳伦斯先生清清喉咙，问他是不是知道母亲属于哪个教堂。问他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昆西说，母亲是基督教迷失天使堂的常客。也许这教堂的名字不是这个。他记不清楚了。劳伦斯先生说，的确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基督教天使苏醒堂。昆西说，对，正是这个。他还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因此办个基督教仪式足够了，绰绰有余。
那天夜里，昆西睡在母亲家中的沙发上；他一进母亲卧室就瞅了一眼遗体。次日早晨，殡仪馆的人来要抬走母亲。他连忙起床招待大家，给他们一张支票，然后注意看着他们如何抬着松木棺材走下了台阶。接着，回屋重新在沙发睡觉。
醒来时，昆西以为梦见了一部从前看过的电影。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梦中的人物是黑色的，因为梦中的电影好像是真实电影的底版。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故事情节一样，但演绎起来却不同，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情节突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玩意儿。但其中最可怕的是，他在做梦的同时，却知道没必要非如此不可，察觉到梦境与影片的相似之处，他以为自己明白这二者出于同样的假设，还明白如果从前看过的影片是部真实的电影，那么梦中的影片就可能是一个有道理的评论、一个有根据的批评，而没必要是个噩梦。他一面洗脸，一面想：总之，任何评论都会变成噩梦。这时，母亲的遗体已经不在家里了。
他还想到了如果母亲活着会说什么。她会说：当个男子汉！背上你的十字架吧！
在单位，大家都称呼昆西为奥斯卡·法特。上班后，没人对他说什么。没理由说什么。他看了一会儿以前搜集的关于巴里·西曼的笔记。邻桌的姑娘不在。随后，他把笔记放进抽屉锁好，去吃饭。在电梯里，他遇上了杂志主编，陪着主编的是一个胖姑娘，写过少年杀人犯的文章。三人打个招呼，就各奔东西了。
法特吃了一份洋葱汤和一个法式蛋糕，餐厅物美价廉，距离两个街区。昨天他没吃东西，这顿饭感觉舒服。已经买了单，正要离开，一个在体育部工作的家伙叫住了他，邀请他喝啤酒。二人在柜台前坐下等酒的时候，那家伙告诉他：那天上午，拳击组的负责人死在芝加哥郊区了。实际上，拳击组是个委婉的说法，因为整个组只有他一人，而且还死了。
法特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芝加哥几个黑人把他给捅死了。”
侍者在柜台上放了一个汉堡包。法特喝了啤酒，拍了那人肩膀一下，说他得走了。走到餐厅玻璃门时，法特回头看看里面，餐厅里已经满座，看见了在体育部工作的那人的脊背，看见人们三五成群，吃饭，说话，互相对视，看见三个服务员总是忙个不停。随后，他开门，到了大街上，再回头看餐厅，由于中间隔着玻璃，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拔腿走了。
部门主任问他：“奥斯卡，你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
“明天。”
“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吗？都准备好啦？”
法特说：“嘿，没问题。一切就绪了。”
“好，小伙子，我喜欢这样的作风，”主任说，“有人干掉了吉米·洛厄尔，听说了吗？”
“听说一些。”
“事情发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天堂市。”主任说，“据说吉米在那里有个妓女，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娘儿们，有丈夫。”
法特没精打采地问：“吉米多大岁数？”
主任说：“大约五十五左右。警方逮捕了那妓女的丈夫，可是咱们在芝加哥的人说，可能她也卷进了这桩命案。”
法特问：“吉米不是大块头吗？不是有一百多公斤重吗？”
“不是。吉米不是大块头，体重也没有一百公斤。他大约身高一米七，体重八十公斤。”主任说。
法特说：“我把他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那人有时跟雷米·伯顿一起吃饭。我有时会在电梯里遇到他。”
主任说：“不是那人。吉米几乎不来办公室，总是出差在外，一年来这里露下面。我想他是住在坦帕，或者有可能根本没家，整天在旅馆和机场过日子。”
法特洗了澡，没刮脸。听了一下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他把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巴里·西曼卷宗放到桌子上。穿上干净衣服，出门走了。由于还有时间，他先去母亲家。他发现那里有股发霉的气味。走到厨房，没有发现什么腐烂的东西，就把垃圾袋捆好了，打开窗户通风。后来，他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机。他看见电视机旁边有个架子上放着一些录像带。他本想查看查看，可是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大概是母亲录下来的什么节目准备晚间看的。他努力想些愉快的事情。心里盘算着日程怎么安排。想不出来。绝对静坐了片刻后，关掉电视，拿起钥匙和垃圾袋，出了家门。下楼前，他敲敲邻居的门。没人回应。到了大街上，他把垃圾袋扔进一个满满的大桶。
葬礼简朴，特别实际。他在两张纸上签了字。又开出一张支票。先是接受了特里梅因先生的吊唁，再是劳伦斯的安慰。劳伦斯是最后露面的，那时昆西就要带着母亲的骨灰盒离开了。劳伦斯先生问：对仪式满意吗？举行仪式的时候，昆西再次看到那个高个子姑娘，她远远地坐在大厅的角落里。她穿得跟以前一样，下身是牛仔裤，上身是那件带黄花的黑衬衫。他瞅瞅她，打算做个友好的表示。但她不看着他。其余的人，他不认识，大部分是妇女，据此他推测她们是母亲的女友。最后，有两个女人走到他身边说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话，大约是“振作起来吧”或者“节哀顺变”。他走着回到了母亲家中。把骨灰盒放到录像带旁边，再次打开电视机。房间里没有发霉的气味了。整个大楼都是安安静静的，仿佛空无一人，或者全都出门办理什么急事去了。窗外，他看见一些正在玩耍和说话（或者密谋）的男孩，但是玩耍和说话很有节奏，就是说，玩一分钟，停下来，集合在一起，说话一分钟，再玩，再停下来，如此循环往复。
昆西纳闷：这是什么玩法啊？停下来说话是不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还是明显地不懂游戏规则呢？他决定出去走走。过了一会儿，他觉得饿了，便迈进一家中东小饭馆（他不晓得是埃及的，还是约旦的），要了一份羊肉糜三明治。走出小饭馆，他感觉胃不舒服。在一个阴暗的胡同里，他呕吐起来，吐出了肉糜，嘴巴里有股胆汁和作料的味道。他看见一个推小车出售热狗香肠的人。他追上去，要买一瓶啤酒。那人看昆西的眼神，好像昆西在吸毒。他说政府不允许他出售带酒精的饮料。
昆西说：“你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吧！”
那人递给他一瓶可口可乐。他付了钱，那人沿着昏暗的街道走远的时候，他已经把整整一瓶可乐喝光了。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一家电影院的透光看板。他回想起少年时常常在电影院里度过许多下午时光。虽然售票窗口说影片已经开始很久了，昆西还是决定进去。
法特（昆西）在座位上仅仅看了一场。一个白人被三个黑人警察抓住了。这些警察没有把那个白人带到警察局，而是带进了一个飞机场。那被捕的人见到了警察局长：也是黑人。那人很机灵，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缉毒局警察。双方无需多言就心领神会地成交了。说话间，那人从窗户向外张望，他看见了降落跑道和一架小型飞机向跑道一侧滑行。接着，有人从小飞机上卸下一包可卡因。开箱并拿出砖块样东西的人也是黑人。站在他身边的还有另外一个黑人，把可卡因砖一一扔进烧火的铁桶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冬夜取暖就是用的这种铁桶。可这些黑人警察并非乞丐，而是穿着笔挺的政府官员、缉毒局的警察。那人不再向外张望，他提醒局长他的部下可都是黑人。局长说：这是有原因的。接着，局长说：你可以走了。那人走了，局长微微一笑，可笑容很快就变成了鬼脸。就在这个时候，法特起身去卫生间，把胃里剩下的羊肉糜吐了出来。随后，来到街上，回母亲家中去了。
法特在开自己家门前，先敲敲女邻居的门。给他开门的是个女子，年龄与他相仿，戴眼镜，头发包在一块绿色非洲头巾里。法特自报家门后，打听女邻居的情况。那女子仔细盯着他看看，然后邀请他进门。客厅像母亲家的客厅，甚至连家具都相似。室内，法特看见六女、三男。几个人站着或靠在门框上，多数人还是坐着。
“我叫罗莎林。”缠头巾的女子说道，“您母亲和我母亲是好朋友。”
法特点点头。房间尽头传来抽泣声。一个女人起身进了卧室。她一推开卧室的门，抽泣声提高许多。可是门一关上，声音就听不到了。
罗莎林带着厌烦的表情说：“是我妹妹。”她问法特：“您要咖啡吗？”
法特说要。那女子去厨房的时候，有个站着的男人走过来，问法特是不是想见霍莉太太。法特点头说是。那男子带他走到卧室门前，随即留在法特身后，在门外等候。床上停放着女邻居的遗体，床边有个女人跪在地上祈祷。法特看见那个身穿牛仔裤和带黄花黑衬衫的姑娘坐在窗户旁边的摇椅上。她眼圈红红的，望着他的样子仿佛从来没见过他。
走出卧室，法特在一条长沙发的顶端坐下，占据长沙发的是几个用单音节词说话的妇女。罗莎林把咖啡送到他手上的时候，法特问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罗莎林平静地回答说：今天下午。怎么死的？罗莎林微微一笑：岁数大了。法特回到家中才意识到手里还端着咖啡呢。马上想到应该把杯子送回去，但随即又想还是明天再还为好。他不能喝咖啡。把杯子放到录像带和母亲的骨灰盒旁边，然后打开电视机，熄掉室内照明，在沙发上躺下。电视调成静音。
次日，法特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眼球的是一部动画片。一大群老鼠在城里狂奔，一路发出无声的呐喊。拿起遥控器，换了频道。找到新闻节目后，开启了音响，但音量不大。起身，洗脸和脖子，擦脸时发现：挂在架子上的毛巾很可能是母亲用过的最后一条。他闻了闻，没发现什么熟悉的气味。洗手间的搁板上，有几个药匣子和装润肤膏或者消炎膏的小瓶子。他给单位打了电话，找他的部门主任。只有他邻桌的女同事在办公室，法特跟她说了几句。他告诉女同事不去杂志社了，因为他打算几小时后前往底特律。她说知道了，祝他好运。
他说：“我三天后回来，也许四天。”
挂上电话，拽拽衬衫，打上领带，照照门口的镜子，设法打起精神来。是该回去干活了。手握门把手的时候，停下脚步，寻思把骨灰盒带回家是不是合适。心想：回来再说吧。推开门走了。
法特在自己家中逗留的时间刚好够把巴里·西曼卷宗装进包里。还装了几件衬衣、袜子和短裤。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发现自己非常紧张。试图镇定下来。走到大街上，他察觉细雨蒙蒙。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所有开过去的出租车都有乘客。把手提包挎在肩上，沿着人行道边缘向前走去。终于，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正要关上车门的时候，好像听见一一声枪响。他问司机是不是也听见了。司机是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英语说得很糟糕。
司机说：“纽约每天都听得见更惊人的事情。”
法特问：“这惊人的事是什么意思？”
司机说：“惊人就是惊人嘛！”
过了一会儿，法特睡着了。但时不时地还睁开眼看看两侧飞驶过去的建筑物，里面不像有人居住，或者瞅瞅雨水打湿的街道。然后，又闭上眼睛，重新入睡。司机问他要停在哪个航站楼的时候，他才醒过来。
“我去底特律。”他说，接着又睡着了。
在飞机上，坐在法特前排的两个人在说什么幽灵。他看不见那二人的面孔，但可以想像出是成年人，大概有六七十岁。法特要了一杯橘子汁。空姐是个金发老美女，有四十岁的样子，脖子上有个黑斑用一块白手帕遮着，但是由于忙忙碌碌照顾乘客，白手帕已经滑落下来了。坐在法特身边的是个黑人，在喝水。法特打开手提包，拿出巴里·西曼的卷宗。前排乘客已经不再谈幽灵了，而是说起一个名叫勃比的人来。这个勃比住在密歇根州的杰克逊·特里，在休伦湖畔有座畜牧场。一次这个勃比划船游湖，不幸落水。他努力抓住一棵漂在水上的树干、一棵神奇的树干，等待天亮。但是，夜间的湖水越来越冷，勃比感觉要冻僵了，力气要耗尽了。他觉得越来越虚弱，尽管想尽力用皮带把自己捆在树干上，但不论怎么努力还是不行。这话说说容易，在实际生活里，你很难把自己捆绑在一棵漂浮的树干上。于是，他死了心，想起一些亲人（说到这里，二人提到了一个什么叫吉格的人，大约是个朋友的名字，或者狗或者宠物青蛙的名字），并使出浑身力气抱住树干。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天上有道亮光。他天真地以为那是一架出来寻找他的直升机，于是喊叫起来。但是，他很快察觉直升机会发出类似黄蜂那样的嗡嗡声，而他看见的亮光没有声音。几秒钟过后，他发现那是一架飞机。那是一架大型客机，它笔直地朝着他抓住树干的地方冲击下来。突然，他浑身的疲倦一扫而光。他看见飞机正好从他头上掠过。飞机上起火了。在距离他所在位置三百米的地方，飞机插入湖中。他听见两下或许更多的爆炸声。他感到一阵冲动，想要靠近空难发生的地点，他这样做了，但动作很慢，因为操纵树干很难，它就像救生圈一样。飞机已经一分为二了，只剩下一部分漂浮在水上。勃比到达残骸前，看到它如何缓缓沉入重新变黑的湖水。不久，救生的直升机群赶来了。机群发现了勃比，当勃比告诉救生的人们他不是飞机乘客，而是自己钓鱼翻船了时，那些人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讲这个故事的人说，不管怎么说吧，勃比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