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位问道：“如今他还住在杰克逊·特里吗？”
“没有。我想他是住在科罗拉多吧。”这位回答说。
随后，二人说起体育来。法特的邻座把水全喝光了，一手捂嘴小心地打嗝。
“胡说！”邻座低声说道。
法特问：“您说什么？”
邻居说：“胡说，胡说！”
法特说：啊，我懂了。然后转身去看舷窗外的云彩：有的像教堂，或者像玩具小教堂，被抛弃在迷宫样的大理石采石场上了，比大峡谷大一百倍。
到了底特律，法特租了一辆轿车，查询过租车处提供的地图后，他向巴里·西曼居住的小区驶去。
巴里不在家。一个男孩告诉法特巴里差不多总是待在小酒吧，距离这里不远。这个居民区好像是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退休人员居住的小区。他一面向前走，一面观看两旁的建筑物，是五六层的楼房；他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台阶上或者靠在窗前吸烟。偶尔也看到在某个街角有几个男孩围拢一起聊天，或者女孩跳绳。停在两边的轿车不是好车，不是新款车，但保养得很好。
小酒吧坐落在一片长满杂草和野花的荒地旁边，花草盖住了从前伫立在那里的建筑物的碎砖破瓦。法特看见在旁边一座楼的侧面墙壁上，有一幅让他感到奇怪的壁画。画面是圆形的，像个钟表，本来应该有数字的地方，是底特律工厂劳动者的场面。十二场景代表生产线上的十二个工段。但是，每个场景中都重复一个人物：一个黑人少年，或者说，是个尚未脱离童年或者拒绝脱离童年的黑人少年、又高又瘦的少年，穿的衣服随着每个场景而变化，但是这些衣服总是不可避免地显得瘦小，他履行一种表面上可能被当做小丑的职能，即站在那里让我们发笑的角色，尽管你如果比较认真去看的话，那会意识到他在那里不单是为了让我们发笑的。看上去像是某个狂人之作。狂人新作。在钟表的中心——所有场景的汇集地，有一个像是用果冻涂上的词：恐惧。
法特走进了酒吧，在一个高凳上坐下。他问管理酒吧的人画街头壁画的艺术家是什么人。服务员、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黑人胖子，脸上挂着刀疤，回答说他不知道。
接着，黑胖子咕哝了一句：“可能是小区哪个小伙子。”
法特要了一杯啤酒，朝着酒吧望了一眼。无法辨别顾客中谁是巴里·西曼。他手里端着啤酒，高声问有谁认识巴里·西曼。
“谁找他？”一个矮子问道。此人身穿底特律活塞队球衣和一件天蓝色混纺夹克。
法特说：“我！奥斯卡·法特，纽约《黑色黎明》杂志的。”
服务员走过来问他：您真的是记者吗？他答：对，我是记者。《黑色黎明》的。
矮子没离开座位说道：“兄弟，你那个杂志的名字像臭狗屎。”跟矮子一起玩牌的伙伴哈哈大笑。矮子说道：“这么多个黎明，我早就烦透了。我希望纽约的兄弟们拿黄昏说点什么事吧。黄昏是一天中的最好时光，至少对这个操蛋小区是如此。”
法特说：“我回去就告诉他们。我只管报道。”
一个像法特一样也坐在高凳上的老人对他说：“巴里·西曼今天不来了。”
另外一个人说：“他大概病了。”
高凳上那位老人说：“不错。我也听说了。”
“我再等他一会儿。”法特说，一面喝光了啤酒。
服务员来到法特身边，对他说他从前是个拳击手。
“我最后一次比赛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雅典娜。对手是个白人小子。您猜猜谁赢了？”
法特看了他一眼，嘴巴无法解释地动了一下，又要了一杯啤酒。
“有四个月我没见到我的经纪人了。只是跟我的教练在一起，他名叫约翰尼·图尔奇，我俩跑遍了南北卡罗来纳州，住最差的旅馆。我俩跑得晕头转向，我是因为到处挨揍，老图尔奇是因为年事已高，他八十岁了一对，八十，或许八十三。有时，我俩在熄灯后，还在争论年龄。图尔奇说他刚刚满八十。我说他八十三。他们操纵比赛。老板要我第五回合跌倒。在第四回合时要稍稍挨揍。代价是给我双份报酬，但是并不多。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老板的意思告诉图尔奇了。他说：我这方面没问题，毫无问题。问题是这种人常常说话不算数。将来你就明白了。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在返回西曼家的路上，他觉得有点晕晕乎乎。一盘硕大的月亮沿着建筑的屋顶上方移动。门厅旁边有个家伙拦住了他的去路，说了一些法特不明白或者不可信的话。法特说：婊子养的，我是巴里·西曼的朋友。与此同时，企图揪住那家伙皮夹克的领子。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慢慢喝你的酒吧。”
在门厅里面，法特看见黑暗中有四双发出黄色光亮的眼睛；看见自己揪人的手上有月光闪烁。
法特说：“不想死的话就滚开！”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先松开我！”
法特松开了，寻找头顶上的月亮。他注视着月亮。在他向前走的同时，耳边传来临街的嘈杂声、跑步声，仿佛小区的一部分人刚刚睡醒。他看见自己租来的那辆轿车停在西曼家旁边。他仔细察看一番。没人动它。随后，他叫了一声大门对讲机。有个声音很不高兴地问他要干什么。法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黑色黎明》派来的记者。从对讲机里传出满意的嬉笑声。那声音说：请进！法特两手扶地，爬上了楼梯。有一瞬间，他发觉自己有些不舒服。巴里·西曼正在楼梯平台上等他。
法特急忙说道：“我需要用卫生间。”
西曼叫了一声：“天啊！”
客厅小而朴素。法特看见四处摊着图书、墙壁上张贴的海报以及分散在书架、桌子和电视机上的小照片。
西曼说：“第二个门是卫生间。”
法特进去就呕吐起来了。
法特醒来时看见西曼在用圆珠笔写什么。西曼身边有四本厚书和装满纸张的文件夹。他写字时戴眼镜。法特注意到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字典，第四本是大厚书，名字是《简明法语百科全书》。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无论在大学里还是生活中。阳光从窗户射入。法特拿掉毛毯，坐到了沙发上。他问西曼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人从眼镜上方瞅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杯咖啡。西曼至少有一米八，但走路有些驼背，因此显得矮些。他靠讲座为生，通常报酬很少，因为经常邀请他讲座的单位是贫民区的学校，偶尔是资金不足的进步的小型大学。几年前，西曼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书中搜集了用猪排烹调的菜谱，一般是用红烧，或者火烤的方法，另外补充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资料，是关于何时、何地、何人传授给他的菜谱。这本书的最妙之处是他在监狱里制作的土豆泥或者苹果泥猪排，在于他如何弄到原料的方法以及在种种禁令（包括不许做饭）中烹饪的方法。书并不成功，但是再次传播起西曼的名字，使他在一些上午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现场直播制作书中著名的菜肴。如今他的名字再次被人们遗忘，但他继续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有时的报酬是往返机票加三百美金。
在西曼写字和二人喝咖啡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两个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的年轻人。法特感觉浑身打冷战，不是因为海报，而是身上不舒服；喝下第一口咖啡后，他问西曼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不是他。西曼说：对。法特又问：是哪一个呢？西曼笑了。原来他一颗牙齿也没有。
“很难猜，对吗？”
法特说：“不知道。我现在不很舒服。要是好一点的话，我肯定可以猜出来。”
西曼说：“右边那个，矮的那个。”
法特问：“另外那个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
法特又仔细看看海报。
法特说：“是马里乌斯·纽厄尔。”
西曼说：“对，是他。”
西曼穿上一件夹克。然后，进了卧室，出来时头戴一顶深绿窄边帽。他从黑暗的卫生间一个杯子里拿出假牙，小心翼翼地戴好。法特站在客厅里望着他。他用一种红色液体漱口，把水吐到洗手池里，再漱口后，说：都好了。
二人乘着法特租来的轿车前往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有二十个街区之遥。由于时间富裕，他俩把轿车停在公园旁边，一面谈话一面遛弯。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很大，中央部分被破旧的栅栏保护起来了，那里有个儿童游乐场，名叫霍夫曼纪念堂。他俩在那里没有看见儿童玩耍。事实是，除去有几只老鼠一看见他俩走来撒腿就跑之外，整个场地空无一人。在一片橡树林地旁边，伫立着一个有东方色彩的藤架，像是一座微型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藤架另外一侧传来了嘻哈音乐。
西曼说：“我讨厌这种臭大粪，就是你文章里可能很露骨的东西。”
法特问：“为什么？”
二人向藤架走去，看见藤架旁边有个完全干涸的池塘。在干泥上有一些耐克鞋留下的大脚印。法特想到了恐龙，又一次感觉眩晕。他俩围住了藤架。过去一些，在灌木丛旁边，地上有一架收录机，嘻哈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周围没人。西曼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提供的惟一出路就是自杀。而且连有意义的自杀都不是。法特说，我知道，知道。很难想像什么是有意义的自杀。这种自杀不常有。虽说我也曾经见过或者身临其境两次有意义的自杀。我想是有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法特问：“嘻哈音乐用什么方式为自杀辩护？”
西曼没吭声，他领着法特抄近路，穿过了树林，出去是一片草地。人行道上有三个女孩在跳绳。她们唱的歌让法特觉得特别罕见。歌词大意是说有个女人被截去了双腿、双臂和舌头。还唱什么芝加哥下水道工程和该工程的头目，或者是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多诺富里奥的职员，然后是一段反复重唱芝－芝－芝加哥的副歌。还唱什么月亮对涨潮的影响。然后又唱那个女人长出了木腿、铁臂和用花草编成的舌头。法特完全转向了，问轿车在哪里。西曼告诉他车在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的另一侧。他俩穿过大街，谈起体育。大约走了一百米，二人进了一座教堂。
在教堂里，西曼站在布道坛上谈论他的生活。尊敬的牧师罗纳德·福斯特为西曼做了介绍，虽然从介绍的方式看，人们发现西曼以前登上过布道坛。西曼说：不多不少，我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是金钱；第三个是食物；第四个是星星；第五是用处。大家笑了。有些人点头表示赞成，仿佛对报告人说同意，他们准备洗耳恭听。西曼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五个小子，没一个会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表情痴呆，站在那里准备鼓掌或嘘他。西曼在台上弯腰驼背走来走去，好像忽然忘记了台词。突然，唱诗班遵照牧师的命令唱起一首美国黑人福音歌来。歌词大意说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还是那位牧师用钢琴给唱诗班伴奏。于是，西曼又回到布道坛上来，举起一只手（双眼紧闭），几秒钟后，唱诗班的歌声停了，教堂里一片寂静。
危险。出乎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信徒）预料，西曼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童年。他说，对于不了解加利福尼亚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像一座魔岛。可能是吧。它和电影一样，但比电影更好。他说，人们住在平房里，而不是楼房，立刻，他扯到平房或者最多两层与四五层楼房的比较上去了：楼房的电梯不是今天坏了，就是明天停止使用。惟一没有害处的是距离。他说，楼房小区缩短了距离。大家都距离很近。你可以走路去买食品，或者可以走路去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说到这里给尊敬的福斯特牧师使了个眼色），或者走路去最近的你所属的教团、教会，或者去博物馆。就是说，用不着驾车。也用不着买车。从这里他又扯到了底特律地区和洛杉矶地区机动车致命事故的统计数字上了。他举起一个手指，在上衣口袋里找什么，结果掏出一个治疗哮喘病的喷雾器。大家静悄悄地等候着。喷雾器“哒”“哒”两响传到了教堂最远的角落。西曼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讲起他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汽车。他说：如今我不开车了，可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说到这里，他瞅瞅大厅，向中央什么地方望去。他说他是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具体地说，就是我和马里乌斯·纽厄尔。从此刻起，报告有点走题。法特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时教堂的大门仿佛全都敞开了，好像纽厄尔的幽灵来了。”但立刻西曼好像打算摆脱困境似的开始说起纽厄尔的母亲来，而不是纽厄尔本人：他母亲名叫安娜·乔丹·纽厄尔。西曼回忆起她漂亮的仪表，她的工作：在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工厂打工。她的信仰：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她的勤奋：把家里打扫得像圣餐碟一样明亮。她的和蔼可亲：总是给人以微笑。她的责任心：给别人以善意的忠告，但不强加于人。西曼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和马里乌斯一道创立黑豹党。我俩努力工作，为老百姓自卫而购买了猎枪和手枪。但是，母亲比黑色革命更珍贵。这话我坚信不移。在我这漫长、动荡的一辈子里，见过很多事情。我到过阿尔及利亚，到过中国，在美国几次入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更宝贵的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这话我在这里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这样说。他又一次说“对不起”，然后转身向圣坛走去，接着回身面向听众。他说：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马里乌斯·纽厄尔被杀害了。杀他的是个黑人，像你们或者像我这样的黑人，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地点在加州的圣克鲁兹。事前我对他说：马里乌斯，别回加州！那里有很多对咱们采取防范措施的警察。可是他不听我的。他喜欢加州。他喜欢礼拜天去岩石海岸，呼吸太平洋的空气。他和我都蹲大牢的时候，有时能收到他的明信片；信中说，他梦见了太平洋的空气。这事有点怪，这么喜欢大海的黑人，我知道的不多。确切地说，没有，特别是在加州。但我知道马里乌斯要说的意思，知道里面的意义。好，坦率地说，对此，我有个道理，为什么咱们黑人不喜欢大海呢。可以说还是喜欢的，但不像别人那么喜欢。我的道理现在说不合适。马里乌斯说，加州的情况已经变了。比如说，黑人警察多了。的确，在这点上是有变化。但别的方面情况依旧啊。虽说别的没变，但是这点变化应该承认。马里乌斯承认，他知道功劳有一部分属于我们。是我们黑豹党人作出了贡献。用我们的沙子，或者说用我们装沙子的自动装卸卡车。我们作了贡献。马里乌斯的母亲以及其他黑人母亲都作了贡献，她们夜里不睡觉，哭着，看到了地狱的大门的景象。就这样，马里乌斯决定回加州，决定下半辈子安安静静地住在那里，不伤害别人，也许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他常说，要给他头一个儿子起名叫弗兰克，纪念一位死在索莱达监狱的同志。实际上，恐怕他得生育三十个孩子来纪念死去的朋友们吧。或者生十个，那每个孩子得有三个名字。或者生五个，那每个孩子就得有六个名字。可是，说真的，他一个孩子也没有，因为一天夜里，他走在圣克鲁兹的大街上，被一个黑人杀害了。据说是因为钱。据说马里乌斯欠那黑人钱，所以就杀了他。可是我很难相信。我认为是有人花钱杀害了他。那个时期，马里乌斯在与居民区的贩毒集团斗争。有人不高兴了。有这种可能。那时我在监狱里，不十分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自己的解释，很多种解释。我只知道马里乌斯死在圣克鲁兹，我没在那里住过，以前去过几天，很难想像凶手会住在那里。这就是说凶手一直在跟踪马里乌斯。我惟一能想到马里乌斯出现在那里的理由，就是他想去圣克鲁兹看大海。他去看海和呼吸太平洋的空气。杀手循着马里乌斯的气味跟踪到圣克鲁兹。于是，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时，我想像着马里乌斯的情形。更多的是猜想他内心深处的打算。我仿佛看见他站在加州一处海滩上。比如说，在大瑟尔，或者在蒙特雷海滩，在渔人码头的北边，沿着1号公路向上走。他扶着瞭望台，背对着我们。那是冬天，游客很少。我们黑豹党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我们人人携带武器，虽然武器是放在车里的。我们的表情露出内心深处的不快。大海在咆哮。于是，我走到马里乌斯身边，对他说咱们马上离开这里吧！就在这个时候，马里乌斯转过身来看看我。他在微笑。他在阴间。他用手指着大海望着我，因为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感受。于是，我害怕了，虽说他是我哥们儿，就在我身边。我心里说：大海就是危险啊。
金钱。在西曼看来，金钱简言之，是必要的，但必要的程度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他开始讲所谓的“经济相对论”。他说在福尔瑟姆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二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相反地，在索莱达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三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而在沃拉沃拉，一支香烟相当于一小盒草莓酱罐头。在诸多原因中，有个原因是沃拉沃拉的囚犯，天晓得出于什么动机，或许是因为食物中毒，或许是烟瘾越来越大，瞧不起甜食，打算整天往肺里吸烟。西曼说，就本质而言是个秘密；由于缺少研究，他不适合谈这个话题。但是，他有话要说。第一句话是：他不赞成穷人花钱的方式，尤其不赞成美国黑人花钱的方式。他说：我一看见给妓女拉皮条的无赖开着豪华轿车或者林肯大陆在居民区兜风，就热血沸腾。我忍受不了。他说：穷人赚钱应该更讲尊严。穷人有了钱应该帮助邻居。穷人很有钱以后，应该送子女上大学，还应该收养孤儿。穷人赚钱时，应该对外承认只赚了一半。就是对自己的子女也不应该告诉他们总数，因为将来子女们会要全部家产，而不愿意与收养来的孩子分享财产。穷人赚钱后，应该秘密储蓄资本，为的是不仅要帮助在美国监狱里挣扎的黑人兄弟，而且要做小买卖，比如开洗衣店、酒吧、录像带租售商店，赢利后全部归还给社区。发放奖学金。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变坏。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因为听嘻哈音乐太多而自杀，或者哪怕最后因为一时冲动杀害了自己的白人老师和班上五名同学。赚钱的路上布满了尝试和失败，这不应该让发了财的穷人或者我们社区里的新贵泄气。这一点要注意。不仅要从岩石里而且要从沙漠里取水。西曼说，尽管没有忘记金钱永远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食物。西曼说，正如各位知道的那样，多亏了猪排，我才能起死回生。一开始，我是个黑豹党员，与加州警察对抗，后来漫游世界，再后来美国政府掏钱让我活了几年。从监狱出来，我的生活没有着落。那时黑豹党已经不存在了。一些人把我们看成是老恐怖组织。另外一些人还对60年代黑人的奇特追求有模糊记忆。马里乌斯已经死在圣克鲁兹了。有些同志已经死在监狱里了。有些同志公开道歉，改变了生活方式。如今，不仅警察里有黑人。有的黑人还占据着政府要职，有黑人市长，有黑人企业家，有黑人大律师，有黑人影视明星。黑豹党已经碍手碍脚了。因此等我出狱时，大街上什么也没有了，或者所剩无几，只有少年时进去和如今老朽时出来的噩梦炊烟的残余，没有什么未来的可能了，因为原来我们会做的事情，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已经忘记了，而在牢里我们什么也没学会，除非是狱警的残暴和某些囚徒的虐待。这就是我那时的处境。因此，在我假释的开头几个月里，过得非常悲惨和灰暗。有时，我站在窗前，不停地吸烟，长时间地看着街上的灯光闪烁。我不否认：我脑海里不只一次盘旋着要命的念头。只有一个人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那就是我大姐，祝愿她享尽天福！大姐让我住她底特律的房子，很小，但是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位欧洲公主为我让出了她的城堡，让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单调，但是已经有了今天随着经验积累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幸福”的感觉。那个时期，通常我只能见到两个人：我大姐——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以及我的假释官。他是个胖子，有时请我在他办公室喝威士忌，他经常问我：巴里·西曼，你过去怎么会是那样一个坏蛋呢？有时，我想，他说这种话是挑衅。有时，我想：这家伙是加州警方豢养的，他要挑衅，然后给我肚子一枪。他会说：巴里，说说你的男性……他指的是我的性功能；要么就说：谈谈你干掉的那些家伙吧！说吧，巴里，说吧！说着，他拉开抽屉，我知道那里有枪，他等着我开口呢。没办法，我只好说话。我对他说：好吧，罗乌【注】，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还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几个美国人。甚至可以说，为基辛格和尼克松铺平道路的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在罗乌的办公室里待上三小时，其间他要我谈谈我暗杀的家伙，我就给他讲讲我见过的政治家和了解的国家。直到最后我凭借极大的耐心甩掉了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罗乌后来可能死于肝硬化。我的生活继续向前，总是提心吊胆，总是有得过且过的感觉。于是，有一天，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没忘记。做饭的手艺我没忘。我没忘了怎么做猪排。在我大姐的帮助下，她真是个仙女，喜欢说这些事情，我就把她记得的菜谱、我母亲的菜谱、我在监狱里做的菜肴、周六在家中阳台上给我大姐做的菜（坦率地说她不喜欢吃肉），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本子记满以后，我去纽约找出版商，其中一位有兴趣出版，后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又传播了开来。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感谢结合起来，把烹饪与这么多善良人帮助我而产生的不知所措的感觉结合起来，我首先要感谢我大姐，然后是许许多多好人。这里，请允许我说得准确些。我说不知所措，意思是说，惊奇。是说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叫人拍案惊奇。比如，金盏花、杜鹃花，或者千日红花。但我也意识到这点本事还不够。我不能永远依靠这猪排名菜过日子。猪排解决不了一辈子的问题。应该变革。应该改革，创新。应该善于寻找，哪怕你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因此，凡是有兴趣的人们，赶快拿出笔和纸来，我要口述另外一个菜谱了。就是橘味鸭。不提倡天天吃橘味鸭，因为不便宜，再说加工起来不能少于一个半小时，但是两个月吃一次，或者过生日吃一次，还是很不错的。四人份的配料有这些：三斤鸭子一只，半两黄油，四瓣蒜，两碗汤，几根香草，一勺西红柿酱，四个橘子，一两糖，三勺白兰地，三勺醋，三勺雪利酒，黑胡椒粉，油和盐。接着，西曼说明烹调的各个程序，刚一说完，他只说了句橘味鸭是一道佳肴，就结束了。【罗乌，假释官的名字。】
星星。西曼说人们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或者说以为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他谈起人们夜间看到的星星，比如说，你沿着80号公路从德梅因到林肯城，车子中途抛锚了，不严重，输油管或者散热器问题，也许是轮胎扎了；于是，你下车，从后备厢拿出千斤顶和备胎，换轮胎，最慢也就是半小时，完工后，抬头看天，上面布满了星星。那是银河。西曼说起了体育明星。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星星。他把体育明星与电影明星作比较。他明确地说，体育明星往往比电影明星的寿命短。一个体育明星在最佳状态下，职业生命也就是十五年，而一个电影明星，也是在最佳状态下，如果年轻时从业，那艺术生命可以持续四五十年。与此相反，如果你沿着80号公路一侧开车时观看随便哪颗星星，它的寿命可能有几亿年，也许就在你观看时，那颗星星已经死了几亿年，观星人丝毫不会发觉。那可能是颗活星，也可能是死星。他说，这取决于人们的看法，这事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夜间看到的那些星星，是生活在表象王国里的。它们是表面现象，同样是表面现象的还有梦境。因此，那位由于轿车爆胎而站在80号公路上的游客，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浩淼夜空上的东西究竟是星星，还是自己在做梦。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位停车的游客也是梦境的一部分，是从另外的梦境分离出来的梦境，如同水滴从浪花里分离出来一样。西曼说到这里，提醒道：星星是星星，陨石是陨石。他说：陨石与星星毫无关系。一块陨石，尤其在它的轨迹是直接撞击地球的话，那与星星毫无关系，与梦境也无关联，但或许可能与分割论有关系，那是一种逆向分割。接着，他说到了海星。他说马里乌斯·纽厄尔每当游历加州什么海滩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颗海星，天晓得他是怎么找到的。但西曼又说，出现在海滩上的海星通常是死的，是海浪送上海岸的海星尸体，当然，总有例外。纽厄尔说，他能区别死海星和活海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区别的，但是他会区别。纽厄尔把死海星留在沙滩上，把活的放回大海去，丢进岩石下面的海水里，让海星至少再有一次生还的机会。有一次除外，他把一颗海星带回家了，放进了鱼缸里，里面是海水，太平洋的咸水。这事是在黑豹党诞生时发生的，那时党员们忙于监督、疏导居民区的交通，避免车辆超速行驶、撞倒儿童。其实只要安装红绿灯就行了，可是市政府不愿意安装。这是黑豹党初次露面的活动之一：当交通监督员。与此同时，马里乌斯·纽厄尔在照看海星。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鱼缸需要一个泵。一天夜里，纽厄尔拉着西曼和小纳尔逊·桑切斯去偷泵。三人没带武器。他们前往科尔切斯特阳光城位于白人区的金鱼专卖店。三人从店铺后面进入。泵已经拿到手中的时候，有个人端着猎枪出现了。西曼说：我那时想，这回可要完蛋了。但是，那时，马里乌斯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是为了我的海星啊！端猎枪的人没动弹。于是，我们后退。他就前进。我们停步。那人也停。我们再后退。他就跟在我们身后前进。终于，我们到了小纳尔逊开车的地方。那人在距离我们三米的地方停下了。轿车启动后，那人端起枪瞄准我们。我喊了一声：加速！马里乌斯说：别！慢点！慢点！开始倒车，车子倒向主干线。那人在后面走着，用猎枪瞄准我们。马里乌斯说：好，现在加速！等小纳尔逊踩油门时，那人一动不动，逐渐变小，直到我看见他从后视镜里消失为止。当然，那台泵对马里乌斯毫无用处。一星期还是两星期后，尽管马里乌斯细心照料，海星还是死了，最后进了垃圾袋。实际上，你说星星的时候，用的是转义。这叫做隐喻。你说这是一位电影明星。你使用了隐喻。你说天上布满星星。更是隐喻了。如果你下巴上挨了一记右拳并且把你打昏了，人们会说他两眼冒金星了。又是隐喻。隐喻是咱们迷失在表象里的方式，或者说是在表象的海洋纹丝不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就是救生圈。别忘了：有的救生圈漂浮在水上，有的救生圈直沉海底啊。这话最好终生别忘记。说实话，只有那么一颗星星，它不是什么表象，也不是隐喻，更不是从什么梦境里分离出来的。它就在外面天上。那就是太阳。它是惟一可以为我们制造灾难的星星。惟一的星星。年轻时，我看过一部科幻电影。一艘宇宙飞船脱离了轨道，向太阳飞去。宇航员开始头疼了，这是刚刚开头。接着，人人大汗淋漓，纷纷脱下航天服，即使这样仍然疯狂地出汗和脱水。阳光开始熔化飞船的外壳。电影观众坐在位子上，也不由得感到酷热难挡。我不记得影片的结尾了。我估计在最后的时刻宇航员们方才得救，因为及时纠正了方向，再次对准了地球；于是，太阳留到了身后，像一颗硕大的星星，疯狂地悬挂在无限的太空。
用处。西曼说：但是太阳有它的用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离太阳太近，那是炼狱；但离它远一些，那可是有用处，又美丽，只有吸血鬼才不承认这个。随后，西曼说起有些事情从前有用处，大家有共识，而现在却让人怀疑了；他说：比如，50年代的微笑，人们会满面笑容地为你开门。我不知道会不会为你开路，但是肯定会为你开门。如今，笑容令人怀疑。从前，假如你是卖东西的，走进了什么地方，那最让人高兴的就是人们笑容可掬地请你进门。无论你是服务员还是经理、女秘书、医生、电影导演还是园丁。惟一永远不笑的是警察和狱警。他们永远板着面孔。但别的人，大家都努力微笑。那时是美国牙科医生的黄金时代。当然了，黑人永远有笑容。白人有笑容。亚洲人有笑容。拉丁美洲人有笑容。如今，咱们知道了，这笑容后面可能隐藏着最凶恶的敌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咱们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首先不信任那些有笑容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他们打算从你这里捞点什么。但是，美国的电视节目里充满了笑容和越来越完美的牙齿。这些节目是要咱们信任他们吗？不是！这些节目是要咱们相信他们是好人、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吗？也不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想从咱们这里捞到什么。他们只想露出雪白的牙齿、笑容而无求于咱们，只想换取咱们的赞美。对，赞美。他们希望咱们看看他们。对，这就是全部要求。他们完美的牙齿、完美的身条、完美的举止，仿佛他们始终是与太阳脱离的，是火焰的碎片，是炼狱的碎块，他们之所以出现在地球上仅仅是服从表示敬意的需要。西曼说：我小时候不记得孩子嘴里打过舌钉。如今，几乎我认识的孩子人人有舌钉。无用的东西流行，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而是当成时尚，或者是区别他人的标志，而无论时尚还是阶层的标志，都需要别人的敬意、赞美。当然，时尚的预期寿命很短，一年，最多四年，然后进入降级阶段。阶层标志则相反，只有携带标志的尸体腐烂了，标志才腐烂。接着，西曼说起身体所需要的有用的东西。首先需要均衡的食物。他说：我看见这教堂里有很多胖人。我估计你们中间吃蔬菜的人不多。或许现在应该给各位开个菜单了。这道菜肴的名称叫“柠檬抱子甘蓝”。请大家记录！配料是给四人吃的：八百克抱子甘蓝，一个柠檬的汁和末儿，一个洋葱头，一束欧芹，四十克黄油，黑胡椒粉和盐。制作方法如下：1．洗净抱子甘蓝，去掉外边的叶子；把葱头和欧芹切成碎末。2．准备一锅开水加盐，放入抱子甘蓝煮二十分钟，或者甘蓝变软为止。把水沥干，单放。3．在一个抹了黄油的炒锅里，轻轻煸炒葱头，添加柠檬汁和末儿，按照口味加盐和胡椒。4.加入甘蓝，用酱油搅拌，煸炒几分钟，撒上欧芹末，上菜时边上放个柠檬角。西曼说：吃起来津津有味啊。这样的菜肴没有胆固醇，对肝脏好，有利于血液循环，健康食品。接着，他又拿出菊苣和对虾沙拉以及花椰菜沙拉的食谱。随后，他说，人类不仅要吃健康食品，而且应该读书。看电视的时间不要太长。专家说电视对眼睛无害。我表示怀疑。电视对视力不好，手机的利弊还是个谜。可能像一些科学家说的手机致癌。对此，我不肯定，也不否定，可问题在那里摆着呢。我说的是应该读书。牧师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请大家阅读黑人作家的作品。请大家阅读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吧！但是不要仅限于此。这才是今天晚上我真正要提供的内容。只要读书，就不算浪费时间。我在监狱读书。从一开始就读书。看了很多书，狼吞虎咽，像吃辣味猪排。监狱里熄灯很早。你就得上床，听吵闹声、脚步声。好像监狱坐落在水星内部，而不是在加州，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你会觉得又冷又热，这是你孤独一人或者有病的明显标志。你当然会努力想点别的心事、好事，可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某个在警卫室的看守点燃一盏灯，那么一束光线就会钻进你牢房的栏杆。这种事在我那里发生过千百次了。有时是电灯的位置没安装好而射进来的光线，有时是上面走廊里的日光灯，有时是旁边走廊的灯光。于是，我拿起书本，凑近光线，开始阅读。看书困难多多，因为字母、页码好像精神失常或者被这种地下水银般的气氛给吓坏了。但是，照样阅读，阅读；有时，速度快得甚至让我自己都目瞪口呆；有时，速度极慢，仿佛每句话、每个词不仅对我大脑而且对我全身都是精神食粮。这样，我可以消磨时光，而不在乎我由于为弟兄们操心而坐牢的原因究竟是不争的事实还是在做梦，至于我在狱中的死活大部分弟兄觉得无关紧要。我知道自己在做有用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做正事的同时，看守们在走路或者交接班时互相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可我听起来像骂街），或者一见面就骂人（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我正在做有用的事情。随便别人怎么看，反正是有用的事情。读书如同思考，如同祈祷，如同与朋友谈心，如同阐明你的想法，如同倾听别人的谈话，如同听音乐（对，对），如同看风景，如同出门逛海滩。各位如此亲切友好，一定在纳闷：巴里都看些什么书籍啊？我什么都看。但是，让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本书是我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阅读的书，是它让我重新恢复了平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本什么书呢？那本书的名字是《伏尔泰作品简编》。我向各位保证：这本书非常有用，或者至少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那天夜里，法特送西曼回家后，在旅馆里睡了，那是杂志社从纽约为他事先预订的。服务台的人告诉他前天就在等他了，还有部门领导留给他的口信：问他是否顺利，情况如何，他明知这个时候单位已经没人了，还是给单位打了电话，在答录机上留下一个口信，大致说明了他与巴里·西曼见面的情况。
淋浴后，上了床，在电视里寻找色情节目。他找到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德国女人正在跟两个黑人做爱。德国女人说德语，两个黑人也说德语。他纳闷：德国也有黑人吗？后来，他看烦了，换成了免费频道。他看了一小段垃圾剧，里面有个大约四十岁的肥胖女人在忍受一个大约三十岁胖子的丈夫和他新情妇——一个三十岁胖女子——的辱骂。法特想，那胖男人显然是个阴阳人。这节目是在佛罗里达摄制的。所有的人都穿短袖衬衫，只有主持人除外，他身穿白色西装上衣，草绿色长裤，灰绿色衬衫，打着象牙色领带。主持人逐渐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那胖子在做怪相，让他那小胖子情妇忽悠得好像鬼迷心窍一样摇来晃去。与之相反的是，胖子的老婆静静地望着观众，最后一句话没说就哭了。
法特想，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节目或者说那一小段节目，并没有到此结束。胖子一见老婆哭了，反而变本加厉地恶语相向。在胖子说出来的话中，法特以为听出来一句下流话。那胖子还说，今后再也不允许老婆毁掉他的生活了。胖子说：我不属于你的。小情妇说：他不属于你啦！你别蒙在鼓里啦！片刻后，胖女人有了反应。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她不是说给丈夫的，也不是说给小情妇的，而是直接对准了节目主持人。主持人说：你要想想自己的处境，说话的时候想想是不是合适。胖女人边哭边说：我来这个节目是被骗的。节目主持人说：上这个节目可不靠欺骗。胖子的情妇说：别胆小啊！听听他对你说什么吧！胖子在老婆身边转来转去地说：听听我要对你说的话吧！胖女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举起了汽车上的保险杠，离开了拍摄现场。小情妇重新坐下。过了一会儿，胖子也坐下了。这时，主持人已经坐到了观众席上，他问胖子是干什么工作的。胖子说：现在我失业了，可不久前我是保安。法特改换了频道。他从小吧台里拿出一瓶田纳西公牛牌威士忌。喝下第一口后，他想呕吐。盖上小酒瓶，重新放回小吧台。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电视机还开着。
就在法特睡觉的同时，电视里播送一篇报道，是说有个美国女人在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报道记者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名叫迪克·梅迪纳。他讲述了一系列在圣特莱莎被害妇女的名单，其中许多人的尸体被扔进了公墓的集体墓穴，因为无人追究这些死人的来源。梅迪纳报道的地点在沙漠里。他身后有一条公路，再远些是个高地。梅迪纳报道时用手指着那里说：那边就是亚利桑那州。大风吹乱了报道员的黑发。他身穿短袖衬衫。接着，出现了一些装配厂和梅迪纳的画外音：在这块边境地区，实际上没有失业问题。人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排队。客货两用卡车上布满了细沙，颜色像孩子拉出来的屎。洼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弹坑，渐渐地变成了垃圾场。画面上出现了一张面孔，是个小伙子，不会超过二十岁，又瘦又黑，高颧骨，梅迪纳的画外音说：这小子是给非法越境分子当向导或者中间人的。梅迪纳说出一个名字。一个女青年的名字。接着，出现亚利桑那州一个村镇的街道画面，那就是女青年的老家。出现了一些房屋，花园里的草木都是枯黄的，四周圈上了银灰色的铁丝网。出现了女青年母亲悲伤的面孔。她已经哭干了泪水。出现了女青年父亲的脸，高大的身材，虎背熊腰；他死盯着镜头，一言不发。父母身后是三个姑娘的身影。母亲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说：是我们另外三个女儿。最大的还没超过十五岁。三个女孩拔腿向房子后面跑去。
电视上报道上述新闻的同时，法特梦见了自己写过的一个人物，那是他第一次发表在《黑色黎明》上的新闻报道，此前杂志社退回了他写的三篇文章。那人物是个黑人老头，比巴里·西曼还老，居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法特认识老头时，布鲁克林已经没有共产党员了。但是，老头继续坚持支部活动。老头怎么称呼？他叫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但是，小区里的年轻人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又叫他“老疯子”，或者“骨头口袋”，或者“皮包骨”。但通常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主要原因是老头常常说起斯科茨伯勒事件，谈起斯科茨伯勒审判，谈起那些在斯科茨伯勒险些被绞死的黑人们，谈起如今在布鲁克林小区已经无人记得的那些黑人们。
法特偶然认识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的时候，老头大概有八十岁了，居住在布鲁克林最破烂的地段之一，是个有两居室的单元房。客厅里有一张桌子和十五六把椅子：是酒吧里那种长腿、小靠背的折叠木椅。墙上悬挂着一个巨人照片，身高至少两米，穿着老式工人装，正从一个面对镜头的男孩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男孩笑着露出一日洁白、整齐的牙齿。巨人的长相和男孩一模一样。
“那孩子是我啊！”琼斯对法特说。那是法特第一次去老头家里。“那巨人是罗伯特·马尔迪约·史密斯，他是布鲁克林市政维修工，钻下水道的行家，跟十米长的鳄鱼搏斗。”
二人进行了三次畅谈，法特给老头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企图动摇老头的政治觉悟。法特问老头怎么看斯大林。琼斯回答说：斯大林是龟儿子。怎么看列宁？老头说：龟儿子。怎么看马克思？老头说：恰恰应该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是伟人！应该尊敬！从这里开始，琼斯用最好的语言说起马克思来。只有一件事琼斯不喜欢：马克思性格暴躁。这归咎于贫困，因为琼斯认为贫穷不仅会生病和生气，而且导致性格暴躁。法特的下一个问题是怎么看柏林墙倒塌和一些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琼斯回答道：这是可以预料的，早在事情发生的十年前，我就预测出来了。接着，他不合适地唱起《国际歌》来。他打开窗户，用法特绝对预料不到的洪亮声音，唱起《国际歌》的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刚一唱完，他就问法特《国际歌》是不是专门给黑人写的。法特说：不知道。我可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随后，琼斯为法特描绘了一番布鲁克林共产党员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员有一千多人。战后，上升到一千三百人。实行麦卡锡主义的时候，党员剩下大约七百人；麦卡锡主义结束时，布鲁克林剩下不到两百党员。到了60年代只有一百人；到了70年代初，不到三十个党员分散在五个不可征服的支部里。到70年代末，只剩下十人了。到80年代初，只有四人了。这剩下的四人里，80年代里死于癌症的有两个；有一个没通知任何人就退党了。琼斯认为，可能那人外出旅行，死在途中了。总之，再也没有露面，无论家里、家外，还是他常去的酒吧都没有。也许去佛罗里达找他闺女了。那人是犹太人，有个女儿住在那边。事实是，到了1987年，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继续坚持。法特问：你为什么要坚持？有一阵工夫，琼斯在考虑如何回答。最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法特的眼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