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罗·古拉坐在艾比法尼奥驾驶的警车里，一面远离那片空地，一面想：生活在这片沙漠里就像生活在海上。索诺拉州与亚利桑那州之间的国境线就是一群鬼岛或者魔岛。城市和乡村就是各类船只。沙漠就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这里是鱼类的天堂，尤其是生活在深海的鱼类，而不是人类的福地。
3月的几具女尸为首都几家报纸的高声喝问提供了方便。如果说凶手已经入狱，那么这些女子是谁杀害的呢？既然凶手的随从或者帮凶也在大牢里，那么杀害这些女子的凶手又是何人呢？那个声名狼藉，但不大可能存在的所谓美洲野牛的青年团伙真实到什么程度啊？警方的编造到何时为止呢？审判克劳斯·哈斯的时间为什么一拖再拖呢？为什么中央联邦政府不派遣高级检察官领导连环杀人案的调查工作呢？4月4日，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争取到报社的委派，前往圣特莱莎，再写一篇关于连环杀人案的报道。
4月6日，有人发现了米切莱·桑切斯·卡斯蒂约的尸体，地点在饮料瓶仓库大棚的后院。发现者是仓库的两名工人，他俩是这个地方的清洁工。距离尸体五十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带血的铁片和一些头皮；以此推断，铁片是凶器。米切莱·桑切斯身上裹着旧毛毯，旁边有一堆轮胎。这个地方有行人或者醉倒的酒鬼是不奇怪的，因为仓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们经过。据夜间值班的保安说，醉鬼不伤人，可是发起脾气来，也能点燃了轮胎，这样一闹可就让人恼火了。死者面部有被殴打的痕迹，胸部有轻度划伤，头部有裂痕，是致命的，刚好在右耳后边。她身穿白色钉珠的黑色长裤。警察见到时，长裤被褪到了膝盖。她上身穿着玫瑰色衬衫，有黑色大纽扣，被掀到乳房以上。脚踏矿工鞋。有乳罩，内裤在身上。上午十点钟，那地方已经围满了好奇的人们。据办理此案调查的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死者就是在这个地方受到攻击和伤害的。认识这位检察员的几位记者请求靠近死尸拍照，何塞没有异议。何塞说：还不知道她是谁，因为她没带证件；不过，好像不到二十岁。在靠近尸体的记者中就有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此前，他从来就没见过女尸。那一堆堆轮胎断断续续排成了类似一个个洞穴的样子。夜里要是寒冷，可以钻进去睡觉，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你得跪着进去。出来时可能有点费劲。塞尔希奥看见了两条腿和上身的毛毯。他听见圣特莱莎的地方记者要求何塞·马尔克斯揭开毛毯。何塞笑了。塞尔希奥不想待下去了。他向公路走去，那里停着他租来的甲壳虫轿车。第二天，警方查明了死者身份。她名叫米切莱·桑切斯·卡斯蒂约，十六岁。据法医报告说，验尸确定，死因是头颅重伤所致；没有受到性侵犯。在她的指甲里发现了皮肤残余；据此推断，很有可能她与凶手搏斗到最后一口气。面部和两肋的殴打伤，再次证明了她与凶手有过厮打。对阴道涂片检查后，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没有被强奸。她家里人说，4月5日，米切莱去拜访一位女友，出来后去一家工厂找工作。据警方公告说，她可能在5日晚间和6日黎明之间受到袭击和杀害。那铁片上没有发现指纹。
塞尔希奥·贡萨莱斯采访了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夜幕刚刚降临城市上空，他就来到了检察院大楼。里面几乎空空如也。一个充当看门人角色的警察告诉他如何走到何塞·马尔克斯的办公室。走廊上没遇到任何人。大部分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某个地方有复印机的声音。何塞·马尔克斯接待了他，一面看看手表。片刻后，检察员请记者陪他去更衣室，可以节约时间。就在检察员换衣服的时候，记者问米切莱·桑切斯怎么可能活着走到瓶子仓库后院。何塞说：这完全可能。塞尔希奥说：根据我的理解，妇女被绑架是一个地方，然后拉到另一个地方，先奸后杀，最后把尸体抛到第三个地方。具体到本案，这仓库后院就是第三个地方。检察员说：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并非所有杀手都遵守这同一个模式。检察员把警服放入一个口袋里，穿上一件运动衣。他一边把沙漠之鹰357型手枪安放在腋下，一边说：您一定会纳闷大楼怎么会空空荡荡的。塞尔希奥回答说：最合乎逻辑的想法就是所有的检察员都在外面工作。检察员说：这个钟点是不会工作的。记者问：为什么？检察员答：因为今天有室内足球赛，圣特莱莎警察局对我们队。记者问：您也上场？检察员：可能上，可能不上。我是替补队员。二人离开更衣室的时候，何塞劝记者：对犯罪问题，别找什么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一堆臭狗屎罢了。这是惟一的解释。
第二天，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去监狱看望克劳斯·哈斯。又去拜访了米切莱·桑切斯的父母。他觉得克劳斯·哈斯能冷淡就冷淡。人也长高了，好像入狱后荷尔蒙释放出来了，快要长到最高点了。他向克劳斯·哈斯打听米切莱·桑切斯的事情，打听美洲野牛团伙的情况，打听自从他入狱后圣特莱莎沙漠里确实发生的所有女尸案。克劳斯·哈斯无精打采地一笑。塞尔希奥想：就算最近发生的女尸案与克劳斯·哈斯无关，可以肯定克劳斯·哈斯还是有罪。后来，离开监狱后，他想，如何根据笑容和眼神来判断一个人呢？要敢于判断一个人，可那人是谁呢？
米切莱·桑切斯的母亲告诉塞尔希奥：从一年前开始，她就总是有噩梦。她经常半夜醒来，或者白天醒来（轮到夜班时白天在家睡觉），总以为要永远失去小女儿了。塞尔希奥问米切莱是不是她最小的孩子。那女人说：不是。我还有两个更小的男孩。但梦里丢失的却是米切莱。这是什么意思呢？答：我不知道，米切莱在我的梦里是个婴儿，不是现在这个年龄，最多两三岁吧。忽然间就失踪了。可我没看见那个偷走她的人啊。梦里只见一条没人的大街，或者没人的院子，或者没人的房间。可从前那里是我小女儿住的地方啊。我回头再看那里，她已经不在了。塞尔希奥问她：左邻右舍是不是害怕呀？那女人回答说：当妈的都怕。有些当爹的也怕。可是一般人，我估计不怕。在通向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入口的空地上，他和那女人告别时，她说噩梦开始的时间是她第一次在电视里见到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的时期，大家都叫她“女圣人”。一群群妇女走路，或者从各个加工厂提供的大客车上下来。塞尔希奥心不在焉地问道：客车是免费的吗？那女人说：这里没有免费的东西。接着他问：这个什么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是什么人？她说：是个老太太，时不时地出现在埃莫西约的电视上，出现在雷纳尔多的节目里。她知道那些犯罪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她要我们提高警惕。可是，我们没听她的话，没人理睬她。她看清楚了凶手们的真面目。要是您想多知道一些情况，就去看望她吧！您见到她以后，请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塞尔希奥说：我一定照办。
克劳斯·哈斯喜欢坐在地上，背靠院子阴凉处的墙壁。他喜欢想心事。喜欢想像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至少要想三分钟。还喜欢思考人类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问题要想五分钟。他想：假如世界上没有痛苦，那咱们可就太美啦。咱们微不足道，又与痛苦无关。他妈的，太美啦。可是为了毁掉这一切，就得有痛苦。最后，他想到了奢侈。有好记性是很奢侈的。掌握几门外语很奢侈啊。能思考、不逃避，很奢侈啊。然后，睁开眼睛，好像从梦里一样观赏几个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他们几个人在院子的那一边阳光照射下兜圈子，好像吃草的牛群。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在监狱的院子放风啊，想到这里，他觉得好像吃下一片速效镇静剂，因为有时候，不是很经常，克劳斯·哈斯早晨起来觉得有人把匕首插进了他脑袋里。“龙舌兰”和“雷雨”都在他身边。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不被人们理解的牧师。有几个犯人像做慢镜头动作那样活动着。比如，那个出售饮料的家伙，他拿着三瓶冰镇可口可乐过来了。还有那几个打篮球的家伙。前天夜里，上床前，有个看守找他，说：跟我走！堂·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先生要见你。那大毒枭不是一个人，旁边还站着典狱长和一个后来成了他律师的人。他们几个刚刚吃完晚饭，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请克劳斯·哈斯喝咖啡。后者婉拒，说是影响睡眠。除那律师外，大家都笑了。那律师好像没听见他说什么。毒枭说：美国佬，你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只想让你知道现在正调查美洲野牛的案子呢。明白吗？克劳斯·哈斯：太明白了，堂·恩里克。后来，大家请他坐下，问他犯人们的生活情况。第二天，他告诉“龙舌兰”那买卖掌握在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手心里。把这事告诉你的伙计。“龙舌兰”点点头，说：太好啦！克劳斯·哈斯说：阴凉里真舒服啊！
据圣特莱莎性犯罪研究所（刚刚成立半年的政府单位）女负责人介绍说：墨西哥全国的杀人案中，死亡的男女比例是10：1；而在圣特莱莎是10：4。这位女负责人名叫尤兰达·帕拉西奥，大约三十岁，白皮肤，栗色头发，很正经，但这正经后面隐约可见她渴望幸福的欲望——天天过节的愿望。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在想：可什么是“天天过节”呢？可能就是与咱们这些芸芸众生不一样的日子吧。咱们天天在过伤心的生活啊。正如他父亲说的：想活着，就得奋斗。可是奋斗什么呢？不可避免吗？跟谁斗呢？争什么呀？为了将来确信什么吗？看出一点什么实质问题？他想：好像这破国家真有什么实质可言似的，好像这个手淫的破星球真有什么实质可言似的。尤兰达·帕拉西奥曾经在圣特莱莎大学攻读法律，后来在埃莫西约大学专攻刑法，但是她不喜欢法院，不久又发现，不喜欢当诉讼当事人；于是，就搞起科研来了。您知道本城有多少妇女是性犯罪的受害者吗？每年有两千多人啊。几乎有一半是未成年少女。可能还有两千人没有因为被强奸而报警。因此，我们可以说每年有四千人被强奸。就是说，这里每天有十多个妇女被强奸啊。她那表情仿佛强奸就发生在这走廊里。走廊照明不好，因为只有一盏黄色的荧光灯管，恰恰与尤兰达·帕拉西奥办公室熄灭的荧光灯一样。当然，有些强奸行为最后变成了谋杀。可我不想夸大其词，大部分受害人忍气吞声，不愿声张被害的事情。行了，到此为止，说别的吧。塞尔希奥不知说什么才好。您知道这个性犯罪研究所有多少人在工作吗？只有我自己一人。以前，我还有个女秘书。可她厌倦了，回恩塞纳达去了，她家在那里。塞尔希奥说：人人都说好话，到处是好话。可是，一到说真话的时候，谁也记不得什么了，没话可说了，没勇气干任何事情。塞尔希奥望望地面，再看看尤兰达·帕拉西奥的倦容。她说：说到吃闲饭，您不想吃点什么吗？我可饿死了。这附近有一家餐厅名叫“玉米饼王”。您要是喜欢墨西哥地方风味，那应该去尝尝。塞尔希奥起身说道：我请您吃饭。尤兰达·帕拉西奥说：我估计会这样。
4月12日，有人在“黑屋”附近的田野上发现一具女尸。发现尸体的人们因为看到了又黑又长的披肩发，才明白是个女子。尸体处于高度腐烂状态。经法医检验后认定，死者在二十八至三十三岁之间，身高一米六七，死因是头部两次受到重击。没有身份证明。身穿黑裤、绿衫和网球鞋。裤子口袋里发现了汽车钥匙。外貌不符合圣特莱莎失踪者名单上的任何一位。估计死亡时间在两个月以上。案子束之高阁了。
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并不相信特异功能，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去埃莫西约电视台7频道工作室寻找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他找了一个女秘书，又找了另外一个，最后找到雷纳尔多。后者告诉他见弗罗里达绝非易事。雷纳尔多说：我们这些朋友都在保护着她。保护她的隐私。我们就是这位“女圣人”周围的人肉盾牌。塞尔希奥亮出了记者身份，说弗罗里达的隐私可以得到保证。雷纳尔多安排他当天晚上会见“女圣人”。塞尔希奥回旅馆去了。他打算起草关于妇女被害的报道。可是，片刻后，发现写不出东西来。于是，下楼去旅馆酒吧，边喝酒，边看地方报纸。随后，上楼回房间，冲个淋浴，又下楼去了。按照雷纳尔多指定的时间，他提前半小时上了出租车，请司机在城里兜几圈再去赴约。出租车司机问他是哪里人。塞尔希奥说：首都的。出租车司机说：那是一座疯狂的城市。一天里抢了我七次。就差没把我给强奸了。出租车司机冲着后视镜笑了笑。塞尔希奥说：情况已经变啦。如今是出租车司机抢劫乘客。司机说：这事我听说过，该到时候了。塞尔希奥说：这事看怎么说了。约会地点在一家为男士服务的酒吧里。那地方名叫波贝耶。一个几乎有两米高、一百多公斤的保镖看守大门。室内有个之字形的柜台，餐桌矮小，有小台灯照明，扶手椅上套着紫色缎面。扩音器里播送着新世纪音乐。跑堂的身穿水手服。雷纳尔多和一个陌生人在吧台旁边的高脚凳上坐着等候他呢。那陌生人留着时髦的短发，身穿白色衣服。他名叫何塞·帕特里西奥，是雷纳尔多和弗罗里达的律师。这么说弗罗里达·阿尔梅塔需要律师？何塞·帕特里西奥严肃地说：人人都需要律师。塞尔希奥不想喝东西。片刻后，三人上了何塞·帕特里西奥的宝马，驶向越来越黑暗的街道，那方向就是弗罗里达的家。途中，何塞·帕特里西奥想了解首都一个报道警务新闻的记者是怎样生活的。塞尔希奥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为文化、娱乐版面工作。他简要说明了自己是如何接触到圣特莱莎杀人案的。何塞·帕特里西奥和雷纳尔多都全神贯注、静静地听着，好像小孩子听了无数次同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那样频频点头称是，分享着同一个秘密。可是，后来，快要接近弗罗里达家的时候，雷纳尔多想知道塞尔希奥是否认识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塞尔希奥承认只知道那人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在什么晚会与那人相遇过。于是，雷纳尔多告诉他：那主持人爱过何塞·帕特里西奥。有一段时间，那主持人每到周末就来埃莫西约，邀请何塞·帕特里西奥和他的朋友们去海滩大把地花钱。那个时候，何塞·帕特里西奥爱上了一个美国佬，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法学教授，因此丝毫不理睬那个主持人。雷纳尔多说：一天夜里，那著名主持人带我去他旅馆的房间，说是有个建议给我。我以为，因为他心生怨恨，就想拉我上床，或者带我去首都，让我重新开始上他赞助的电视节目。但是，这位主持人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谈话，让雷纳尔多倾听。雷纳尔多说：起初，我只是瞧不起他。他长得不帅，当面看上去，不如电视里的形象。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我过着一种罪孽的生活。（三人都笑了。）一句话，我瞧不起他，可能我还有一点点嫉妒他的好运气，好得不得了。雷纳尔多说：实际上，我陪他进了房间，那是基诺湾旅馆最好的套间。我们经常从那里乘游艇去鲨鱼岛或者度内尔岛，享尽奢华的一切。雷纳尔多一面说话，一面望着宝马驶过街道的两侧破房。他说：著名的主持人就在眼前，他是电视节目的宠儿，坐在床边，端着酒杯，头发乱蓬蓬，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几乎看不到眼珠；等到他看见我，意识到我还站在那里等着的时候，他过来放我出去，说那是他一辈子最后一夜了。你能明白，我那时惊呆了，因为我立刻想到了：这婊子养的会先把我给杀了，然后自杀，只要能在死后给何塞·帕特里西奥造成遗憾就行啊。（三人都笑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死后？何塞·帕特里西奥回答：差不多吧。雷纳尔多说：我当时就对他说别开玩笑了！嘿，最好出去遛遛弯吧。我一边说话，一边看看手枪在哪里。可是无论什么地方，我都没看见手枪，但他完全有可能把枪藏在衬衣里面，就像枪手那样；但他那时根本没有枪手的样子，而是一副充满绝望和孤独的神情。我记得当时我打开了电视机，找到一个从蒂华纳播送的夜间节目，是脱口秀。我对他说，用同样的手段，肯定你做得比他好。可是那位主持人对那节目不屑一顾。他只是一味地盯着地面，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活着没意思，生不如死”的废话。当时我明白，无论我对他说什么，都是白费。他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话，只是想让我留在他身边罢了，以防万一。可是“万一”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万一最后决心……我记得当时我到阳台上看看海湾。圆月当空。我想这海岸真漂亮啊！糟糕的是情况特殊我们没有意识到，还没来得及享受美景呢。海岸、沙滩、星空，真漂亮啊！可是，后来我累了，又回到房间的扶手椅上坐下来。为了不瞧主持人那张面孔，我再次看电视节目。节目里的人在说，他手里掌握着，他可以用“掌握”两字，好像说的是中世纪历史或者一段政治史，保持着他从美国被驱逐出境的记录。你们知道他非法进入美国一共多少次吗？他在美国被捕和随后被驱逐到墨西哥一共三百四十五次啊！三百四十五次啊！一共用了四年的时间。说实话，我忽然来了兴趣。我想像这在我节目里会有如何的效果。想着在我的节目里会给他提什么问题。我开始设想如何跟他建立联系，因为毫无疑问，他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蒂华纳电视台的主持人向他提了一个要害问题：你从哪里弄钱支付领路的“蛇头”费用呢？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此频繁的被驱逐出境，实际上，他在美国根本没有时间干活挣钱啊。那家伙的回答真是令人惊奇。他说，起初，“蛇头”要多少他就给多少；可是后来，比如说第十次吧，他就讨价还价了；到了第五十次以后，“蛇头”和向导跟他交上了朋友；他估计到了第一百次吧，“蛇头”和向导就很可怜他了。如今嘛，他对蒂华纳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蛇头”和向导拿他当成“护身符”了，因为他对“蛇头”那一套很懂行了，常常带来好运，再有他在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别人的紧张情绪，原因是如果有人掉队，那肯定是他；假如越境后要甩掉什么人，肯定是他。可以这么说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就变成了有标记的信件、有标记的钞票了。这时，节目主持人（很坏）先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后提了一个聪明的问题。愚蠢的是问他想不想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人根本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根本没听说过什么他妈的吉尼斯。聪明的问题是，是不是还打算再来一次？那人问：打算什么？主持人说：打算越境呗。那人说：如果上帝允许，他身体健康，他脑海从来没抹去在美国生活的想法。主持人问他：你累不累呀？你就不想回你老家或者在蒂华纳本地找找好运？那人微微一笑，好像有点害臊，说道：一旦有个想法冒出来，那就没办法了。雷纳尔多说：这是个疯子，百分之百的疯子。可是，我在旅馆里比在基诺湾还疯狂；在我身边的床上，坐着首都电视台最疯狂的主持人。那么，我还能真去想什么呢？当然，这位主持人已经不想自杀了。他仍然坐在床边，但是眼神像狗一样的疲倦，注视着电视屏幕。于是，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真能有这种人吗？会不会是魔法师啊？是不是在刻画头脑简单啊？于是，那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起身，掏出腿下或者屁股下面一直隐藏的手枪。我忽然又吓得脸白了。他冲我打个手势，几乎察觉不到的手势，好像是在告诉我用不着担心！他进了卫生间，但没关门。我想：哎呀，他妈的糟了，要自杀啊！可他只是撒了一大泡尿而已，一切如常，一切安好，电视机开着，卫生间开着，夜幕笼罩在旅馆上方。这小子真是完美的偷渡苦工啊，我想把这个偷渡苦工带到我的节目里去；也许这个爱上了何塞·帕特里西奥的主持人想把这个偷渡苦工带到他节目里去吧。这是个魔鬼般的偷渡苦工，是厄运之王，是把墨西哥的命运背负在肩的人，是微笑的偷渡苦工，是类似癞蛤蟆的那种多油、无害的动物，是一块煤炭，本来是可以化做钻石的煤炭，是贱民，但不是出生在印度，而是墨西哥。一切安好，忽然间一切安好，干吗要自杀呢！从我在的地方看到那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把手枪放进了他的用品盒，随后盖好盒子，放入浴巾抽屉里了。我问他要不要到酒吧喝一杯。他说：好吧。但是先把节目看完了吧。这时，节目里的人们正在跟一个驯猫的家伙说话。主持人问我：这是什么频道？我回答说：蒂华纳第35频道。他好像在梦里一样重复了一遍，蒂华纳35。后来，我俩离开了房间。在走廊里，主持人停下来，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梳梳头。问我：怎么样？我说：帅极了。后来，我俩按动电梯电钮，等候电梯。主持人说了一句：瞧这一天！我点点头。电梯一来，我俩进去了，一直下到酒吧，一路无话。后来，就分手了，各自回去睡觉。
记者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和性犯罪研究所女负责人尤兰达·帕拉西奥饭后，望着玉米饼王餐厅窗外的夜空。尤兰达说：并非圣特莱莎的一切都坏。关于妇女问题，也不都坏。好像酒足饭饱，加上困倦，他和她看到了一些好事，一些被歪曲的有希望的细节。二人抽烟。她问：你知道墨西哥妇女失业率最低的地方是哪里吗？塞尔希奥看到沙漠里的月亮像个螺旋物爬上了屋顶平台。他问：是圣特莱莎吗？她说：对，是圣特莱莎。这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有工作。工资低，剥削重，工时长得可怕，没有工会保护，可是有工作啊。这对于来自瓦哈卡州或者萨卡特卡斯州的妇女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塞尔希奥想着月亮：是螺旋的样子吗？不可能。对，是视力错觉，是一些像小雪茄烟样的云彩，像迎着晚风伸展的衣裳，像诗人蓝波笔下的苍蝇或者蚊子。他问：这么说本地没有妇女失业啰？尤兰达·帕拉西奥说：讨厌！当然有。男女都有失业的。只不过这里的妇女失业率远远低于国内其他地方罢了。事实上，粗略地说，圣特莱莎的所有妇女都有工作。您举出数据，比较一下吧！
5月，有人杀害了奥乌罗拉·克鲁斯·巴里安托斯，十八岁，地点就在她自己家里。她是在双人床上被发现的，身上有多处刀伤，大部分在胸部，双臂张开，好像求救于苍天，身下有大片凝固的血迹。发现者是她的邻居和女友，因为这位女友觉得奇怪，为什么大白天的还窗帘紧闭，房门是敞开的。女友便迈进室内。她立刻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说不准。一进卧室，她刚一看见奥乌罗拉被害的样子，就吓昏在地。被害人的家位于菲利克斯·戈麦斯区草原大街870号，这个居民区属于中产阶级下层。案子交给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办理。他在警察抵达现场后一小时赶到那里。奥乌罗拉·克鲁斯的丈夫名叫罗兰多·佩雷斯·梅希亚，还在凯耶城加工厂上班，没人通知他关于妻子的噩耗。搜查房子的警察发现了一条内裤，估计是佩雷斯·梅希亚的，上面满是血迹，扔在卫生间里。下午一两点钟，一辆警车开到凯耶城加工厂，把佩雷斯·梅希亚带到了第二警察分局。他口气肯定地声明，上班前是跟老婆一起吃的早饭，每天如此，夫妻感情和谐，没有经济问题影响夫妻生活。据佩雷斯·梅希亚说，二人结婚有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吵过架。警察拿出带血迹的内裤给他看，他承认是自己的，或者很像是自己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以为他肯定要精神崩溃了。可是那位丈夫看到裤衩虽然哭了起来，却没有精神崩溃，这并不让胡安·德迪约斯感到意外，因为内裤不是照片，不是信件，内裤就是内裤罢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被捕了，等候事态进一步发展。不久，新情况就来了。先是，有个目击证人看见一个男子在奥乌罗拉·克鲁斯家附近转悠。据这位目击者说，那转悠的人是个年轻人，样子像运动员，他挨家挨户按门铃，爬窗户往室内瞧，好像在看家里是不是有人。他至少看了三家，其中就有奥乌罗拉家。后来就不见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击者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上班去了，走前提醒老婆和丈母娘外面来过陌生人。据目击者的老婆说，她丈夫走后不久，她还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后来，她也上班去了。家里只剩下他丈母娘和孩子们。丈母娘跟他女儿、女婿一样，也站在窗前向大街方向张望，可是没有看到和察觉任何可疑的动静。后来，她的外孙们起床了，她得给孩子们准备早饭，然后送他们去上学。另外，小区里没有别人看见那个运动员模样的人转悠。在死者丈夫工作的加工厂里，有几个工人作证说罗兰多·佩雷斯·梅希亚每天总是在轮班前到岗。根据法医的鉴定，奥乌罗拉·克鲁斯的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据法医说，那个强奸杀人犯是个很有力气的年轻人，毫无疑问，是个完全失控的家伙。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法医“完全失控”是什么意思，法医回答说：在受害人体内和床单上发现的精液数量都超过正常值。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有可能是两个人的啊。法医说：有可能。但为了证实这个判断，他已经把血样送往埃莫西约警察局技术科去化验，如果DNA不成，至少看看凶手的血型。法医比较倾向于强暴是在受害人死后发生的，考虑到肛门撕裂的程度。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调查这个居民区几个与青年犯罪团伙有联系的年轻人时，觉得越来越不舒服。一天夜里，他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查明他得了重感冒，给他开了消炎药，嘱咐他卧床休息。几天后，由于喉咙黏膜感染了细菌，他的感冒加重，不得不用抗生素。受害人的丈夫在第二分局的看守所蹲了一个星期后被释放了。送往埃莫西约化验的精液样本丢失了，不知道是在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
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亲自为塞尔希奥·贡萨莱斯等人开门。他没料到她竟然如此之老。弗罗里达吻吻雷纳尔多和何塞·帕特里西奥的面颊，只跟记者握握手。他听见雷纳尔多说：这一路上真烦死了。弗罗里达的手上有裂纹，像是长年接触化学品的手。客厅很小，有两把扶手椅和一台电视机。墙上悬挂着一些黑白照片。他看见有张照片上雷纳尔多和几个人围着弗罗里达，大家都满面笑容，像是外出郊游野餐的样子：信徒们围着自己的女祭司。老太太问塞尔希奥：喝茶，还是喝啤酒？他要了啤酒。他问老太太：您真的能看见圣特莱莎发生的杀人案吗？“女圣人”似乎有些拘谨，迟疑片刻方才回答。她整理一下衬衣领子和毛衣，可能毛衣太紧。她回答得有些含糊。她说，有时候像邻居的孩子一样看见了一些东西，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视觉，而是想像，这情形在脑海里常常发生，就像邻居的小孩一样，就像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就必须纳税一样，但是她认为：大家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能在特定的时候看事和想事；而她近来只能想像妇女被杀害的事情。塞尔希奥心里想：这是个好心肠的唠叨女人。为什么是好心肠呢？难道因为墨西哥所有的老太婆都有好心肠吗？塞尔希奥想：确切地说，是为忍受沉重的一切，是好心肠，更是铁石心肠。弗罗里达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连连点头。塞尔希奥问她：您怎么知道这些杀人案都发生在圣特莱莎呢？弗罗里达说：通过精神。还通过频道。记者请她说明白一些。她说：一桩普通杀人案（虽说不存在什么普通杀人案）最后会留下一个被破坏的液体图像、湖泊或者水井的水面，随后会重新平静下来；而连环杀人案，比如发生在那座边境城市的案子，留下的是沉重图像，金属或矿物图像，一种可以让窗帘燃烧起来的、会舞蹈的图像，而且不仅能把窗帘烧黑，还能让出事的地方，或者卧室或者客厅或者仓库或者谷仓变黑。塞尔希奥忽然感觉疲倦，问老太太：您能看见凶手的面孔吗？老太太说：孩子，有时我能看见他们的脸，可是醒过来的时候，就忘记了。弗罗里达，您能说说他们的模样吗？就是普通的脸（虽说世界上，至少不在墨西哥，没有什么普通的脸）。也就是说，您说不出他们的模样来。我说不出来，也许只能说他们的脸盘很大。很大吗？对，很大，好像浮肿了，膨胀了。像假面具？弗罗里达说：我可没说假面具。就是脸。不是面具，不是化装，就是浮肿，好像他们用了过量的可的松。可的松？弗罗里达说：或是让人发肿的肾上腺皮质激素。也就是他们有病？我不知道，看情况吧。看什么情况？看他的眼神。他们自认为是病人吗？不，绝对不。那他们知道自己是健康的？孩子，所谓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准确地“知道”什么。可他们自以为是健康人？弗罗里达说：可以这么说吧，孩子。（塞尔希奥想：真奇怪呀，她叫我“孩子”。）他问：您听见过他们的声音吗？很少听见。不过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呢？弗罗里达回答：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一种难懂的西班牙语，不像西班牙语，可也不是英语。有时，我想他们说的是自己发明的语言。但语言不可能发明啊，因为我懂几种语言，所以我估计他们说的是西班牙语，他们是墨西哥人嘛，只不过大部分词汇我听不明白。塞尔希奥想：她刚才叫我“孩子”。只凭她叫一次就可以想像这是她说话的口头禅。她是个好心肠的唠叨女人。有人给他送上来第二杯啤酒。他谢绝了。他说感觉有些累。他说：得回旅馆去了。雷纳尔多不成功地掩饰着恼怒，望着塞尔希奥。塞尔希奥想：我何罪之有？他去了洗手间，那里散发着陈旧的气味；但是，地上有两盆浓绿、几乎发黑的植物。他一面倾听雷纳尔多、何塞·帕特里西奥和弗罗里达在客厅里似乎争论什么的声音，一面心里想：马桶旁边放花盆，这主意不错。从洗手间的小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用水泥铺地但潮湿的小院子，好像刚刚下过雨，在摆放植物的大花盆旁边，还有一些开放着红花和蓝花的花盆，那品种他没见过。回到客厅里，他不再坐下。他伸手给弗罗里达，答应给她寄来准备发表的文章，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不会寄任何东西的。“女圣人”送他们三位到门口时，说道：有些东西我是明白的。她先注视着塞尔希奥的眼睛，又看看雷纳尔多。塞尔希奥问她：弗罗里达，您明白什么？雷纳尔多劝她：弗罗里达，别告诉他！何塞·帕特里西奥说：人人一开口说话，哪怕只说几句，就会流露出心中的苦乐，对吗？这是大实话。弗罗里达说：因为我心中那些想像的人物一开口，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我完全明白他们的苦乐多极了。塞尔希奥问：什么多极了？弗罗里达望着他的眼睛，拉开了大门。她能感受到索诺拉的夜幕像幽灵一样拍打着她的后背。弗罗里达：痛苦多极了！塞尔希奥问：好像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逍遥法外吗？弗罗里达说：不，不，不。这跟逍遥法外没关系。
6月1日，十五岁的萨布里那·戈麦斯·特梅特里奥徒步走到墨西哥保险协会办的医院——黑拉尔多·雷盖伊拉医院，她身上有多处刀伤，后背有两处枪伤。她立即被送进了急救室，几分钟后，死去。咽气前，她吐出几个单词。她的名字，兄弟姐妹的住址。她说，被关进了一辆郊外SUV。她说有个男子长着猪脸。一个打算给她止血的护士，问是不是那男子绑架了她。她回答遗憾的是再也见不到她的兄弟姐妹了。
6月，克劳斯·哈斯用电话通知的办法，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地点就在圣特莱莎监狱里面，有六位记者与会。事前，他的女律师劝阻他别搞发布会。可是，那几天，克劳斯·哈斯似乎情绪有些失控（此前有过这类表现），任何反对他计划的意见，他都不愿意听。据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也没向她透露发布会的内容。只告诉她，他现在有了从前没有的材料，他要公布于众。前往参加发布会的记者们根本没指望他能说出什么新东西来，根本不指望有什么新鲜内容可以照亮这口黑井的底部：像铁拳一样连续出现在圣特莱莎城里、城外和沙漠的女尸，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口深不可测的黑井了。但他们还是去了，因为无论如何，归根到底，克劳斯·哈斯和女尸本身就是他们要采访的消息啊。首都各大报纸没有派出代表。
6月，就在克劳斯·哈斯用电话告诉记者们他要发布一个轰动性（这是他的话）声明之后没几天，在通往“黑屋”附近的公路旁边，出现一具女尸。她名叫奥罗拉·伊巴涅斯·美黛儿。两周前，她丈夫报告了妻子失踪的情况。奥罗拉·伊巴涅斯·美黛儿，三十四岁，在贝尼区加工厂干活，有四个子女，从三岁到十四岁；她十七岁就与海美·帕切克·帕切克结婚。他是机械工，妻子失踪时，他已经失业，是加工厂车间裁员的牺牲品。据法医报告，受害人因窒息而死，虽然已经过去数日，颈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勒痕。舌骨未断裂。有可能被强奸过。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由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当参谋。布斯特罗对死者周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随后对她丈夫实施逮捕。经审讯，海美·帕切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对记者说：作案动机是吃醋。吃醋的原因不是因为具体的某个男人，而是不准她跟任何男人说话。再加上失业后出现的新情况叫他难以忍受。可怜的帕切克以为妻子要离他而去了。警察问他是用什么交通工具送她被骗的妻子到黑屋公路三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去的，或者假设从杀妻的第一现场（无论审讯人多么严厉，帕切克就是不肯交代）到公路旁边的第二现场使用了什么车辆，帕切克声称是个朋友借了他一辆1987年的郊狼汽车，车身两侧画着红色火焰。警察没有找到那位朋友，或者因为案子需要投入而没有去找。
站在克劳斯·哈斯身边的是他表情呆板的女律师，好像她脑海里在放映一场暴力图像。二人周围站着以下报纸的记者，有《北方使者报》、《索诺拉之声报》、《圣特莱莎论坛报》，这是三家地方报纸。还有《凤凰城独立报》、《埃莫西约索诺拉人报》以及大峡谷《民族报》。这个《民族报》是个版面很少的小报，是周报（有时双周或者每月出版一次），几乎不靠广告，有些生活在大峡谷和好景山脉之间中产阶级下层的老订户，他们是居住在里克河、卡门、图巴克、索诺伊塔、阿玛多、萨瓦丽塔、巴塔哥尼亚、圣哈维尔的老年短工；该报的版面只刊登犯罪故事，越恐怖越受欢迎。发布会上只有一名摄影记者，名叫丘伊·比门特尔，是《索诺拉之声报》的，他站在文字记者的外围。会客室的门时不时地有人推开。进来的是看守。他看看克劳斯·哈斯，或者他的女律师，似乎在问他俩需要点什么。有一次，女律师要看守送点水来。看守说，好的，马上来。说罢离去。过了一会儿，看守带两瓶水和一些冷饮罐来了。记者们纷纷感谢，大家几乎都要冷饮罐。只有克劳斯·哈斯和他的女律师要水。有一阵工夫，没人说话，一声不吭，只是喝饮料。
7月，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一条黑水沟边，位于马伊多雷纳区东边，不远处是一条土路和一些高压输电塔。死者大约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据法医说，死亡时间至少在三个月前。尸体的双手被捆在后背，用的是塑料绳，就是捆绑大箱子的那一种。左手戴一个长长的黑手套，套住了前臂。另外，那不是廉价手套，而是天鹅绒的，就像女明星使用的那种，是有些名气的大明星才用的。摘下手套，发现她戴着两枚戒指，一枚是纯银的，戴在中指上；一枚戴在无名指上，是银的，刻着一条蛇。右脚上穿着男用长袜，是翠西牌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后脑勺上捆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在它旁边有个黑色、优质的乳罩。此外，她全身裸露，没有任何可供确认身份的证件。这个案子经过了严格的手续后，送进了档案室。尸体扔进了圣特莱莎公墓。
7月末，圣特莱莎当局，在索诺拉州政府的协助下，邀请研究员艾伯特·凯瑟勒来访。消息公开后，有些记者，尤其是首都记者问圣特莱莎市政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这位美国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当局默认了墨西哥警方办案的失败呢？主席回答说：不是，绝对不是。凯瑟勒先生来圣特莱莎是举办一个十五学时的培训班，给从索诺拉最优秀的警察中选拔出来的学生上课；选中圣特莱莎做培训地点，对埃莫西约不利，但是考虑到圣特莱莎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也考虑到圣特莱莎发生的连环杀人惨案——这是此前墨西哥鲜为人知的弊病；政府希望马上根除。那么，组成专业警察来根除这一弊病，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克劳斯·哈斯说：各位，我来讲讲是谁杀害了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政府不公正地指责我杀了她。凶手们就是杀害了本城三十多个姑娘的那些小伙子们。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低下了头。丘伊·比门特尔拍下第一张照片。上面有望着克劳斯·哈斯或者看着自己采访本的记者们的面孔，不激动，没热情。
9月，有人发现了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的尸体，地点在城中区和菲利克斯·戈麦斯区交界的哈维尔·巴雷德斯大街几个垃圾桶后面。尸体是全裸的，有勒伤和强奸留下的伤痕，后来被法医确认。受害人名叫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家住鲁文·达里奥区凯赛多教师街。她与三个女子同住，十八岁，是大灌木咖啡馆的女招待，地点在圣特莱莎的老城区。她失踪时无人报警。最后见到她的是三个男人，他们的绰号分别是“猴子”、“红珊瑚”和“老太婆”。警察打算找到他们。可是，好像大地把他们三个给吞没了。案子送交档案室了。
记者们在想：是谁邀请的艾伯特·凯瑟勒？谁支付凯瑟勒先生的劳务费？支付多少？是圣特莱莎市？是索诺拉州吗？凯瑟勒先生的酬金是从哪里出的呢？是从圣特莱莎大学里出的吗？从州警察署的黑金库吗？干这种事会有私人掏钱吗？会有人赞助这位著名的美国研究员来访吗？他们为什么恰恰在此时此刻请来这么一位研究连环杀人案的专家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呢？莫非墨西哥没有能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学专家？比如说，那位希尔维里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不是相当优秀吗？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那一届人里不是最棒的心理学家嘛？他不是获得过纽约大学的犯罪学硕士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又一个硕士学位吗？请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上课不是开销更少一些吗？把墨西哥的事交给墨西哥人办，不是比交给美国人办更爱国吗？对了，顺便问一句，凯瑟勒先生会说西班牙语吗？要是他不会，那么谁给他当翻译呢？他带着自己的翻译，还是从这里给他安排一个？
克劳斯·哈斯说：我正在进行调查。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他说：监狱里消息灵通得很。他说：朋友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可以讲出来许多事情。他说：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很大的活动范围，给你提供帮助。没人笑。丘伊·比门特尔继续拍照。照片上有女律师，她好像要哭。勇敢点！记者们的目光如同爬行动物的眼睛：他们注视着克劳斯·哈斯。后者的目光落在灰墙上，好像在剥落的水泥上已经写好了他的台词脚本。有个记者轻声耳语道：请说出名字来！但大家都听清楚了。克劳斯·哈斯不再看墙壁，眼睛盯着这个记者。他没直接回应这个要求，而是再次解释在露易丝·桑多瓦尔那个案子里他是无辜的。他说：我不认识她。接着，他用双手蒙住脸。他说：那是个美人，早点认识她就好啦！他觉得头晕。想像着落日下一条街道上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和和气气地散去，最后空无一人，只剩下一辆停在街角的轿车。接着，夜幕降临了。克劳斯·哈斯觉得女律师的手指放到了他手上。她手指太粗，太短。另外一个记者说：需要名字。没有名字，我们没法继续写下去。
9月，在市南区一片空地上，有人发现了玛丽娅·埃斯特泣·拉莫斯的裸体，她裹在一条毯子里被装进了黑色塑料袋。她双脚用电线捆着，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伤痕。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确定尸体被扔在空地上的时间大概在星期五十二点至周六凌晨一点半之间，因为那广场上的其余时间有买卖毒品的人，有去听音乐的成群年轻人。听取各路人马的报告后，他确信夜里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广场无人。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家住韦拉克鲁斯区，广场方向不是她通常会走的道路。她二十三岁，有个四岁的男孩。跟她共住房子的是两个加工厂的女工，案发时其中一人失业。这位失业女工告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她试图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她问胡安：您觉得怎么样？就因为我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把我给开除了。检察员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问谁准备照顾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儿子。那下岗女工说：是我。这孩子没别的亲人吗？有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下岗女工说：大概没有。不过，可以找一找。据法医说，死因是利器击打头部致死，虽说她肋骨有五根断裂，胳膊上有轻微刀伤。她被强奸过。在毒品贩子发现她躺在市南区布满垃圾、杂草空地上之前至少四天，她就被害了。据她同事说，玛丽娅·埃斯特拉有或者有过未婚夫，大家叫他“奇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但是，人人知道他的工作地点。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塞拉芬·卡拉比多区一家小五金店找“奇诺”。在小五金店里，他打听“奇诺”。人们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胡安按照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女同事说的样子，给店里人描绘了一番。回答依然是：这个店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叫“奇诺”的人工作过，无论是店前还是店后，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特征的人。胡安发动线人工作，自己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寻找“奇诺”。可是结果他好像只是在捕风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