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交谈比第一次是彻底松弛下来了，是一次朋友交谈，打算澄清一些可能忽略掉的模糊问题，但并不为此变成一次技术性或者逻辑推理式的谈话，恰恰相反，谈话中稍稍触及丽兹的话题，都与感情变化毫无关系；这些话题易进易出，毫无困难地重回主题；二人到了第二次交谈结束时，承认丽兹不是那种终结友情的复仇女神，那种穿丧服戴黑纱的女人，翅膀上沾满了鲜血，也不是赫卡忒女神——她开始时像个保姆，是孩子的守护者，后来学会了魔法，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而是像天使那样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帮助他们发现了怀疑的事情，确信了原来不完全确信的一切，就是说，他们都是讲文明的，是能够体验高尚感情的人们，不是两头被枯燥的工作所压抑的沉闷的野兽，恰恰相反，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发现那天夜里自己特别豪爽，豪爽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二人在一起，那一定要出去庆祝一番；二人为自己身上的美德闪光而惊喜，闪光的确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一切美德，除去短暂的确认之时，是没有闪光的，生活在黑洞里，周围有别的居民，其中不乏非常危险的人），没有庆祝和欢乐，二人最后不言而喻地相约建立永恒的友谊；挂上电话后，说定了在每人堆满图书的单元房里，郑重其事地慢慢喝上一杯威士忌，一面看看窗外的夜空，大概在寻找（虽然自己不知道）施瓦本人在寡妇窗外寻找而不得的什么玩意儿。
莫里尼是最后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也只能如此，虽然对莫里尼来说，情感数学往往不好使。
在丽兹第一次与让－克劳德上床之前，莫里尼就隐约看出了这种可能性。其根据并非是让－克劳德在丽兹面前的表现，而是丽兹放任的样子，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放任，波德莱尔会称之为“忧郁”，奈瓦尔【注】会称之为“惆怅”；他还发现让－克劳德让那个英国女子处于一种极好的状态，是准备发展进一步亲密关系的。【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浪漫派诗人。】
曼努埃尔的事，莫里尼当然没看出来。丽兹给莫里尼打电话，告诉莫里尼她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搞上关系了。这个意大利人吃了一惊（要是丽兹告诉莫里尼她跟让－克劳德、跟伦敦大学一个同事，甚至跟一个学生搞上了，他也许不会吃惊的），但他机警地装做并不惊讶。后来，他试图想像别的事情，但是不成。
莫里尼问丽兹是否幸福。丽兹说是。莫里尼告诉丽兹，他从博希迈尔那里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有新消息。丽兹好像不感兴趣。莫里尼问她是否知道她丈夫的情况。
“是前夫。”丽兹说。
不，她一无所知，虽然有个过去的女友告诉她，她前夫跟一个过去的女友生活在一起。莫里尼问她是不是特别要好的女友。丽兹不明白这问话是什么意思。
“谁过去特别要好？”
莫里尼说：“就是现在跟你前夫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养活他。这是有区别的。”
“啊。”莫里尼应了一声“啊”，打算改变话题，可想不出什么内容来。
他怀着恶意想，要不要跟她说说我的病啊。可这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四人中，莫里尼是那段时间第一个阅读墨西哥索诺拉州连续杀人事件消息的人。消息刊登在《宣言报》上，署名的人是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她去过墨西哥准备写关于萨帕塔【注】游击队的文章。他觉得这消息好可怕。意大利也有连续杀人事件，但受害者的数字很少超过十人，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百人。【萨帕塔，指墨西哥1911年大革命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处应是指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恰帕斯地区农民以萨帕塔为旗帜的游击战。】
后来，他想到了《宣言报》的女记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到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那可是位于墨西哥南端的地方啊，后来，她竟然写了索诺拉州的事情；如果他的地理知识没有欺骗他的话，索诺拉州可是在墨西哥的北方啊，是西北方，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想像着女记者乘大巴做长途旅行的情景，从墨西哥联邦区一直到北方荒原。他想像着她在恰帕斯森林一周后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想像着她与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交谈的情形。他想像着她在墨西哥首都的活动。也许在那里有什么人会给她讲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她没坐飞机返回意大利，而是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前往索诺拉去了。片刻间，莫里尼强烈地渴望陪伴女记者旅行。
他想，我会爱她到死。一小时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丽兹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丽兹给他写邮件，而不是打电话。但一看过邮件，他明白了丽兹需要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思想，因此宁可写信。信中，她请他原谅，因为她说他自私、一种具体化为自怨自怜实际上或者想像中不幸的自私。接着，她说，终于（！！）解决了与前夫的纠纷。乌云已经从她的生活里散去。现在她想快活，想唱歌（这是她的原话）。她还说，也许一周前还爱她丈夫，现在可以肯定那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丽兹断言，怀着焕发的热情，她又集中精力工作了，同时关心那些生活琐事、让人类幸福的家务事。她还说：我希望你、亲爱的有耐心的莫里尼，第一个知道上述情况。
莫里尼连续阅读三遍。他沮丧地想到，丽兹声称的爱情、前夫、与前夫的一切“都翻过去了”，其实，什么也没“翻过去”。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相反，没有收到这个意义上的任何知心话。让－克劳德察觉了曼努埃尔没有察觉到的事。从伦敦去巴黎比从巴黎去伦敦的次数要多。丽兹每隔一阵就要带礼物给让－克劳德，有时是一本论文集，有时是一本艺术品目录，都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展览会上的，甚至是一件衬衫或者一条毛巾，这可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其余的一切照旧。做爱，上街共进晚餐，谈论有关阿琴波尔迪的新闻；从来不谈未来的男女关系；每当曼努埃尔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名字不露面的情况并不罕见），二人的口气是绝对不偏不倚的，绝对谨慎，尤其是绝对友好。有几个夜晚，二人甚至在搂抱中入睡了，但没做爱；这事让－克劳德肯定她不会跟曼努埃尔这么干的。他错了。丽兹跟曼努埃尔的关系往往就是她跟这个法国人的翻版。
饭菜有区别，巴黎的好一些。在舞台和背景方面，巴黎的比较时尚。语言不同，她跟曼努埃尔大部分时间讲德语；跟让－克劳德大部分时间讲英语。但是，总体来讲，大同小异。自然了，她跟曼努埃尔也有过不做爱的夜晚。
假如丽兹最要好的女友（她没有）问她哪个男友床上功夫好些，她还真不知如何回答。
有时，她想，让－克劳德是个比较讲究质量的情人。有时又想，曼努埃尔更好些。如果我们从外部看这件事，严格地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可以这样说，让－克劳德看的书比曼努埃尔多，后者更相信性交中本能多于智力；西班牙人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说，曼努埃尔属于这样一种文化：常常把性欲与世界末日混淆在一起，把色情与“狗改不了吃屎”联系起来；这个错误认识在曼努埃尔的智库中有所表现（他自己由于心不在焉而没有察觉）；曼努埃尔第一次阅读萨德侯爵【注】的著作，仅仅是为了抵抗（和反驳）波尔的一篇文章；波尔认为萨德侯爵的《朱斯迪娜》、《闺房哲学》与阿琴波尔迪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有内在联系。【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主张极度的情欲和性虐待。】
反之，让－克劳德在十六岁就阅读了萨德侯爵的大作，早在十八岁就跟大学里的两个女同学三人同居，早在少年时对色情漫画的爱好就把他给改造成了一个成熟、理性、有节制的收藏者：专门收藏17和18世纪的色情文学作品。说得形象一些吧：就是摩涅莫辛涅【注】，山中女神、九位缪斯的母亲，眷顾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一些吧。简而言之：让－克劳德可以坚持连续性交六小时（而不射精），因为读书多嘛；而曼努埃尔也能行（射精两次或者三次，累个半死），靠的是情绪，是力气。【摩涅莫辛涅，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
既然说到了希腊人，那再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也不算多余，他俩都以为（以邪恶的方式）自己是尤利西斯【注】的翻版；他俩都把莫里尼看成似乎是尤利西斯的好友——欧律罗库，此人在《奥德赛》中两次立功。一次是由于他小心谨慎而没有变成猪，暗示此人有自我意识、有条不紊地怀疑一切、有老海员那样的鬼心眼。另外一次则相反，讲了一个世俗和亵渎神明的冒险故事：宙斯和另外一位大神在太阳岛上放养了许多母牛，这让欧律罗库垂涎三尺，他机智巧妙地煽动同伴们杀牛过节；这让宙斯和大神万分震怒，大骂欧律罗库假充圣人或者是无神论者或者普罗米修斯分子；大神对欧律罗库的态度、对他关于饥饿的诡辩深恶痛绝，超过了杀牛过节的行动，后来，欧律罗库坐的船沉没了，全体船员遇难；这就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相信同样会发生在莫里尼身上的事情，当然不是有意识去想，而是在这两位朋友心灵暗处、微观世界里跳动着，以不连贯的确信方式，或者是本能方式，或者微观黑色想法，或者微观象征性的方式显现着。【尤利西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
差不多到了1996年底，莫里尼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丽兹在游泳池里潜水；他和让－克劳德以及曼努埃尔在一张石桌旁边玩纸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背对着游泳池，起初像是饭店普通公用的游泳池。玩牌时，莫里尼观看别的桌子、遮阳伞和排在四面的躺椅。远处，有个带深绿色栅栏的公园，好像刚刚下过雨一样闪闪发亮。渐渐地人们撤离了游泳池，消失在这样那样的门里；这些门通向大楼内的宽敞酒吧、单人间、套间；莫里尼想像着那些双人套间一定有美式厨房和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外面已经没人了，包括原来看到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服务员。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仍然沉迷在牌局里。莫里尼看见让－克劳德手边堆着不少赌场的筹码，此外还有各国的货币，据此，他推测让－克劳德正在赢钱。但是，曼努埃尔脸上没有认输的表情。这时，莫里尼看看自己的牌，发现没的可打。于是，换牌，要了四张牌，放在石桌上，也不翻过来看看，然后有些费力地启动轮椅。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甚至都不问他到哪里去。他转动轮椅向游泳池边滑去。这时，他才发现游泳池如此之大。宽度至少有三百米；莫里尼估计，长度要超过三公里。池水乌黑，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油斑，好像在码头看到的脏水。四面八方都没有丽兹的身影。莫里尼大叫了一声：
“丽兹！”
莫里尼以为在游泳池的另外一端看到了一个身影，于是，挪动轮椅向那个方向滑去。这段路很长。他回头看了一次，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已经不见了。那片地方已经被雾遮盖。他继续前进。池水似乎正在沿着边缘攀登，好像什么地方正在酝酿风暴，或者更糟糕的事，虽然莫里尼走的地方还很平静、安宁，没有任何风暴来临的前兆。片刻后，迷雾笼罩了莫里尼。起初，他打算继续前进，但后来察觉有和轮椅一道摔到池中的危险，还是不冒险为好。等到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之后，他看见一块岩石，好像池中冒出的一块黑红色礁石。他不觉得奇怪。走近池边，他又大喊了一声“丽兹”，这一次他担心永远见不到她了。只要他轻轻一跳就可以落入池内。这时，他才发现，池子是空的，很有深度，仿佛脚下张开了一道悬崖，底部是因水长锈的黑瓷砖。远处，他看出有个女子的身影（尽管无法肯定）正向岩石边缘走去。莫里尼正准备再喊一次，给那人影打个手势，感觉身后有人。立刻，他确信：一是有坏人；二是坏人希望莫里尼转身看到他的面孔。他小心翼翼地后退，继续走在游泳池边，极力不回头看跟踪他的人，一面寻找可能通向池底的梯子。当然，按照逻辑推理，梯子应该设在一个角落里，可是一直没有梯子；莫里尼滑动了几米，停住，转身，面对那陌生人的脸，克制着恐惧心理，恐惧让他慢慢确信他知道跟踪他的人是谁，那人喷出一股臭气，让莫里尼觉得难以忍受。这时，迷雾中露出了丽兹的面孔。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丽兹，大约二十岁，或者更小；她目不转睛和严肃地望着他，迫使莫里尼躲开她的视线。那么，在游泳池底部漫游的人是谁？莫里尼还能看见那人——一个小黑点正准备攀登已经变成一座山的那块岩石；他视线很远，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心里有股深深的无法抑制的悲伤，仿佛看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正在迷宫里挣扎。或者仿佛看到了自己，双腿还能走路，但是迷失在绝对无用的攀登上。还有，他已经无法避免迷失，可避免不了也好，他心想，这情景很像居斯塔夫·莫罗【注】或者像奥迪隆·雷东【注】的画作。这时，他再看丽兹。她说：
“没有回头路啊。”【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法国象征派画家。】【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1840－1916），法国象征派画家。】
这句话他不是听到的，而是直接从她脑子里感应到的。莫里尼想：丽兹具有通灵能力。她不坏，是好人。他闻到的不是臭气，而是通灵能力，据说可以改变梦的方向，他心里知道这是无法改变，是命中注定的。这时，丽兹用德语反复说：“没有回头路啊。”可她自相矛盾的是，竟然转回身去，朝着与游泳池相反的方向走去，消失在迷雾朦胧的森林里，那里射出一道红光，丽兹消失在红光里。
一周后，莫里尼经过用四种不同方式解析前面的梦之后，去伦敦旅行了。此举的决心完全超出了他的常规——只为参加会议而旅行，而旅费和住宿费都由组委会报销。这一次完全相反，没有任何职业原因，食宿、交通的费用自己掏腰包。也不能说他是来救助丽兹的。仅仅是在四天前，他跟丽兹通话，说打算去伦敦旅行，他有好长时间没看过这座城市了。
丽兹听了这个想法很高兴，主动提出请莫里尼住在她家。可莫里尼撒谎，说他已经预订了旅馆房间。他到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丽兹已恭候多时了。那天，二人一起吃了早饭，地点在莫里尼下榻的旅馆附近的餐厅里。晚上，他和她在丽兹家中共进晚餐。饭菜不好吃，莫里尼很有教养地克制着，一面谈起阿琴波尔迪，谈他日益提高的名声，谈到大量有待澄清的疑惑，但是，吃完茶点后，交谈走上私事的轨道，更多地谈及往事，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丽兹帮助莫里尼从老电梯上下去，然后，下了六个台阶，所有这一切都比他预期的愉快，这是后来这个意大利人自己概括的。
从早饭到晚饭，莫里尼孤独一人，起初不敢离开房间，后来由于无聊难耐，决定出门上街，去海德公园看看；他在那里没目的地转悠，一面想着心事，不注意任何人。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看他，因为从来没见过残疾人如此果敢坚定、坚持有节奏的运动。走着、走着，等他停下来的时候，眼前是一座所谓的“意大利花园”，但没有半点意大利味道，谁知道呢，他想，尽管人们有时说，鼻子底下的事也会熟视无睹。
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本书，一边恢复体力，一边开始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听见有人沉重地落座在木凳上的响动。他回敬了招呼。那陌生人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其中有些白发，洗得不干净，体重至少有一百一十公斤。二人互相打量片刻。陌生人问他是不是外国人。莫里尼回答说他是意大利人。陌生人想知道他是否居住在伦敦，还有他在看什么书。莫里尼说他不住在伦敦；正在看的书是《胡安娜修女的烹饪书》，作者是安杰罗·莫里诺，当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虽说内容是墨西哥一位修女的事迹。主要介绍这位修女的生平和菜谱。
“这个墨西哥修女喜欢烹饪？”陌生人问。
“比较喜欢，她也写诗。”莫里尼答。
“我不相信修女。”陌生人说。
“可这个修女是伟大诗人。”莫里尼说。
“我不相信按照菜谱书做饭的人。”陌生人固执地说，好像没听见莫里尼的话。
莫里尼问他：“您相信谁？”
“相信饿了就吃饭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陌生人说。
后来，陌生人转而说明，不久前他有一份工作，在一家只制造瓷杯的企业干活，就生产那种常规的杯子；上面常常写着一句广告词，或者一句格言，或者一个笑话，比如：“哈哈哈，我的咖啡时间到啦”，或者“爸爱妈”，或者“今生今世到老”；有些杯子上写有一些乏味的神话故事，有一天，大概是市场的要求，杯子上的广告词彻底更新，另外还在格言旁边添加图画，开头不是彩色的，后来由于创意成功了，加上了彩色图画，是些笑话，也有色情故事。
陌生人说：“他们甚至给我涨了工资。意大利有这种杯子吗？”
莫里尼回答道：“有。一些用英语写的故事，还有一些用意大利文。”
“对，一切都要称心如意。”陌生人说，“我们的工人干活更高兴了。负责人也高兴了。老板喜气洋洋。但是，生产这种杯子两个月后，我发觉这高兴是做作的。我高兴是因为我看见别人快活，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觉得快活，可实际上我并不快活。恰恰相反，我觉得比给我涨工资之前还要不幸。那时，我想，这是个糟糕的时期，努力不去想这事，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不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我脾气变得很暴躁，性情比过去粗暴得多，随便什么蠢事都会生气，开始酗酒。于是，我面对问题，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喜欢生产这种固定模式的杯子。跟您说吧：夜里我像黑人一样受罪。我想，我要发疯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什么。那时有些想法至今还让我感到害怕呢。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负责人。我告诉他制作这种白痴杯子让我厌烦。那家伙是个好人，名叫安迪，总是愿意跟工人聊天。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以前生产过的那种杯子。我说，是的。他问我：迪克，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我回答：很认真。是新型杯子让你格外费事吗？我说：有点，不过工作还是一样的。现在这些操蛋杯子伤人，从前可没有过。安迪问：这是什么意思？从前的杯子不伤人，现在这些婊子养的杯子让我伤心。安迪问：这些新杯子就是更时髦了，还有什么他妈的不一样？问题恰恰在这里啊，我回答说，从前的杯子没那么时髦，即使它想伤害我，它的刺也伤害不了我，我感觉不到；可是现在呢，这些破杯子像是用鸡巴武士刀武装起来的日本武士，这简直让我发疯。总之，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陌生人说道，“负责人在听我说，可一句也不明白。第二天，我要求算账，离开那家企业。从此，我再也不工作了。您怎么看？”
莫里尼回答前犹豫了一下。
后来，他说：“我不知道。”
陌生人说：“差不多人人都这么说：不知道。”
莫里尼问他：“如今您做什么？”
陌生人说：“什么也不于。不工作了。我是伦敦的乞丐。”
莫里尼心里想，这好像是在表演旅游节目，但没敢说出声音来。
陌生人问：“您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什么书？”莫里尼问。
陌生人用一个粗大的手指点点莫里尼小心翼翼拿着的那本书，意大利巴勒莫市塞叶里奥出版社出版的书。
他说：“我认为很好啊。”
“给我念几个菜谱！”陌生人用一种让莫里尼感觉是威胁的口气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莫里尼说，“我跟女朋友有个约会。我该走了。”
“您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陌生人问，依然用那样的口气。
莫里尼说：“丽兹·诺顿。”
“丽兹，这个名字很漂亮。”陌生人说道，“您的名字呢？问问您不算鲁莽吧？”
“皮埃罗·莫里尼。”
“真奇怪。您的名字差不多跟这本书作者的名字一样呢。”陌生人说道。
莫里尼说：“不一样。我叫皮埃罗·莫里尼。他叫安杰罗·莫里诺。”
陌生人说：“要是您不介意的话，至少给我念几个菜名。我会闭着眼睛听，想像一下菜肴的样子。”
“行。”
陌生人闭上了眼睛。莫里尼开始慢慢诵读胡安娜修女的一些菜单，用的是演员的腔调。
奶酪油煎饼
凝乳油煎饼
风干油煎饼
油炸甜饼
蛋黄甜点
鸡蛋糕
奶皮甜食
核桃甜食
摩尔蛋糕
甜菜糕
黄油奶糖
奶油甜点
奶糕
读到“奶糕”时，陌生人像是睡着了，莫里尼便离开了意大利花园。
第二天与第一天相似。这一回丽兹去旅馆找莫里尼。莫里尼交房钱时，丽兹把他惟一一件行李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车子开上大街后，他俩走上前一天前往海德公园的道路。
莫里尼察觉并注意着这条路的情况，接着，海德公园出现了，他觉得就像一部丛林影片，颜色不对，凄凄惨惨，令人感动，直到车子拐弯，消失在别的街上。
二人在一个小区里吃了午饭，这是丽兹以前发现的地方，餐厅靠近河边，从前有两家工厂和修船车间；如今改造成了住宅区，盖起了服装店、食品店和新式餐厅。莫里尼按照平方米计算，一家小时装商店相当于四套工人住宅的面积。餐厅相当于十或者十六套工人住宅。丽兹在称赞小区，表扬人们为振兴小区所做的努力。
莫里尼心想，“重振”一词不妥，虽说重振有再度浮出的意思。恰恰相反，二人在吃饭后点心时，莫里尼再次想哭，或者最好昏倒在地，从轮椅上缓缓地摔下来，眼神注视着丽兹的脸庞，永远别再醒来。可是眼下丽兹正在讲述一个画家的故事——第一个来小区居住的人。
画家年轻，大约三十三岁，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但不是所谓的“名人”。实际上，他来这里居住是因为画室的租金比别处便宜。那个时候，这里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当时还住着领社会保险的老工人，但还没有年轻人和孩子。在街上，妇女因稀缺而名贵，原因要么是死了，要么是终日在家，足不出户。那时只有一家小酒店，破破烂烂，跟小区一样。总之，是个荒凉、破败的地方。但似乎正是这个景象刺激了画家的想像力和创作愿望。画家本人也差不多是个孤僻的人。或者说喜欢孤独。
因此，小区没让画家害怕，相反，他爱上了小区。他喜欢夜间回家走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喜欢街灯的颜色和照在房子上的光线。喜欢他移动时跟着他一起移动的影子。喜欢烟灰色的黎明曙光。喜欢聚集在小酒馆、说话不多的人们，他也变成了小酒馆的常客。喜欢痛苦，或者对痛苦的追忆；毫不夸张地说，痛苦已经被无名的什么东西给吞噬了，吞噬之后，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喜欢这样的意识：痛苦最后变成空白的等式是可以成立的。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式可以应用到一切方面去，或者几乎一切的方面去。
这样，他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创作起来了。一年后，他在埃玛·沃特森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那是一个在沃平地区的另类空间。他的画展大获成功。他开创了一个新派别，后人称之为“新颓废派”或者“英国野兽派”。开幕式上展出的作品很大，三米乘两米，在灰色的混合物中，展示小区大难后的废墟。这好像表明画家和小区之间已经产生了全面合作关系。也就是说，有时似乎是画家在画小区，有时是小区在用它凄凉、粗野的线条在描绘画家。作品不坏。但是，如果不是一幅明星之作、比其他作品小得多的代表作推动大批英国画家来看（几年后他们纷纷踏上了“新颓废派”之路），那么画展也许不会取得轰动效应。那幅代表作，两米乘一米，如果仔细看（可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看得仔细），是作者自画像的省略法处理，有时看上去是自画像的螺旋形（这取决于看画的角度），作品中央悬挂着画家的右手，被制成了木乃伊的样子。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样子。一天上午，狂热地投入自画像的创作之后过了两天，画家用画具把右手砍下来了。他立刻在小臂上绑了止血带，把右手送到了一位他认识的动物标本制作人手中，此人了解画家希望的新作性质。后来，画家去了医院，医生们为他止了血，在小臂处塞满药布。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问他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画家的回答是，干活时不注意，是砍刀砍下来的。医生问他砍下来的手在哪里，因为有可能断手再植嘛。画家气哼哼地痛苦叫道，在来医院的路上，他把它给扔进河里了。
虽然他作品的价格高得令人瞠目结舌，但是销售一空。据说，那幅代表作被一位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阿拉伯人买走了，同时买走的还有四幅大画。不久，画家疯了，他妻子只好把他送进瑞士洛桑或者蒙特勒疗养院。
如今他还在疗养院。
反之，画家们则纷纷在小区安家落户。主要原因是房租便宜，但也是被那位画家的传奇色彩所吸引，毕竟是这个人近年来用最极端的方式画出了自画像啊。后来建筑商们来了，后来有些人家买下了改建和重修的住宅。后来时装店、戏剧工作室、自助餐厅纷纷出现，直到变成了伦敦最时尚和表面上便宜的小区之一。
丽兹问莫里尼：“这个故事怎么样？”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他说。
想哭，或者想晕倒的愿望依然存在，但是他忍住了。
二人在丽兹家中喝了下午茶。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丽兹才说起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事情，但用的是偶然谈及的方式，好像她和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对莫里尼来说，既无趣也无益（可他那副紧张样子没能逃过她的眼睛，尽管他小心翼翼什么也不问，因为知道即使提问也减轻不了多少焦虑感），甚至对她也无趣和无益。
下午过得十分愉快。莫里尼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从那里欣赏丽兹的客厅：书籍、挂在雪白墙壁上的镜框（有照片和神秘的纪念品）；表明她有心注意像挑选家具（趣味高雅、令人愉悦、不夸张炫耀）这样的普通事情，从客厅里还能看见一片绿荫覆盖的街道；丽兹肯定每天早晨出门前要看上一眼街道。莫里尼开始觉得舒服了，似乎这位英国女朋友多层面的形象在保护他，似乎这个形象也是一种肯定，那话语像婴儿一样，他不懂，可是让他感到安慰。
告辞前，他问她刚才说的那个画家的名字，是否有那次幸运而惊人的画展的作品目录。丽兹说，他叫埃德温·约翰【注】。她随后起身，去堆满图书的架子上寻找。她找到一大厚本目录，递给意大利人。打开目录前，他想，如此追问画家的故事是不是妥当，尤其是现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想，要是我不问，会急死的。打开目录（更像是一部全面介绍，或者试图全面介绍约翰创作道路的艺术著作），画家的照片在第一页，展示出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那是在他自己断臂之前的照片，目光直对着镜头，微笑，可能是羞怯，或者嘲笑。头发黑且直。【埃德温·约翰（Edwin Johns，1878－1961），英国画家，新颓废派创始人。】
“我送给你了。”他听见丽兹这样说道。
“多谢。”他回答说。
一小时后，二人一起去机场。一小时后，莫里尼飞向意大利。
那个时期，一位此前默默无闻的塞尔维亚评论家、贝尔格莱德大学德语教师，在让－克劳德推动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回忆起一位法国评论家送给出版物的一些小小的发现，是关于萨德侯爵的，这是一堆散乱的临摹纸片，模模糊糊证明萨德侯爵到过一家洗衣店，记录了他跟某位剧场的人有关系，还有一位医生开出的药品费用清单以及购买坎肩的收据（详细记录了纽扣、颜色，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了不起的记录价值，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过萨德其人，他给洗衣店送过衣裳，购买过新服装，与一些人（时光模糊了他们的存在）有过书信往来。
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很像那位法国评论家的论文。但他钩沉的人物不是萨德侯爵，而是阿琴波尔迪；他的文章基于一次详尽、有时没有结果的调查：从德国出发，走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再返回意大利，结束于意大利巴勒莫一家旅行社，看来阿琴波尔迪在这家旅行社早就买好了飞往摩洛哥的机票。塞尔维亚老师说，阿琴波尔迪是一位德国老人。“德国老人”这四个字使用得模模糊糊，好像在用魔杖揭开什么秘密，同时又像极端具体的批评文学，一种非思辨的文学，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
让－克劳德觉得这篇文章很怪。发表前，他给曼努埃尔、莫里尼和丽兹各寄了一份复印件。曼努埃尔说，这里面能有些东西，尽管这种调研方式让他觉得是啃书本的活计、一个助手非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他的看法；他还说，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热潮中有这种没思想的狂热分子也是好事嘛。丽兹说，她一直有一种本能（女性的）认为阿琴波尔迪迟早会走到摩洛哥的什么地方；塞尔维亚作者文章的惟一价值就是那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字预订的机票，那是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飞向摩洛哥拉巴特前一星期的事。她说，从现在起，咱们可以想像阿琴波尔迪迷失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某个山洞里了。莫里尼则一句话没说。
事情走到这一步，就有必要澄清一下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了。的确有一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名字预订的飞机票。但这个预定根本没有落实，在登机时，阿琴波尔迪压根没露面。塞尔维亚老师认为，这问题是明白无误的。不错，阿琴波尔迪是亲自预订了一张飞机票。我们可以想像一下，阿琴波尔迪在旅馆里，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喝醉了；甚至可能在半睡状态下、糊里糊涂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气时做了重大决定，跟航空小姐说预订票时使用了笔名，而不是护照上的真实姓名，这个错误明天就亲自去航空公司办公室改正，再用真名买票。这就说明了阿琴波尔迪没有出现在飞往摩洛哥航班上的原因。当然，也存在别的可能性：阿琴波尔迪到了最后一刻，经过三思（也许四思），决定不做这趟旅行，或许，在最后一刻，决定旅行，但不去摩洛哥，而是，比如，美国，或者，所有这些只是玩笑，或者误会。
在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里，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作了描述。但一眼可以看出，其描述来自那个施瓦本人的口述。当然，在施瓦本人的口述中，阿琴波尔迪还是个年轻的战后作家。塞尔维亚老师文章中惟一在体貌方面的描述就是让阿琴波尔迪从1949年在荷兰弗里斯兰出现的年轻人（那时仅仅出版了一部著作）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阅历丰富，著作等身），但体貌特征依旧，好像阿琴波尔迪与大多数人的变化相反，样子一直没变。塞尔维亚老师说，我们的作家阿琴波尔迪，从创作角度看，毫无疑问，是个意志顽强的人，顽强得像头牛，倔强得像毛驴；如果阿琴波尔迪在西西里岛上下午最忧伤的时刻，打算去摩洛哥旅行，哪怕没用真名订票，而是用了阿琴波尔迪这样的笔名，虽然是疏忽，但绝对不能让我们抱这样的希望：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不亲自去旅行社用真名和合法护照买票，也没去登机，而是像成千上万孤独的德国老人那样独自飞跃长空，去北非某国。
让－克劳德心里想：他老啦，独身一人啊。是成千上万德国独身老人之一啊。如同一台孤独的机器。如同突然衰老的光棍，或者如同一个乘坐光速旅行归来的光棍看见了别的衰老或者变成了冰雕的光棍。成千上万孤独的机器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羊膜般的地中海，吃着意大利通心粉，喝着红葡萄酒或者苹果酒，半睁半闭着眼睛，确信退休老人的天堂不在意大利（同样不能在欧洲任何地方），飞向非洲或者美洲混乱的机场去，那里卧着大象。那是以光速飞向巨大的坟墓啊。让－克劳德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让－克劳德望望双手，心里想着，墙上有斑点，手上也有斑点。这个讨厌的塞尔维亚臭狗屎！
等塞尔维亚人的文章发表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不得不承认塞尔维亚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曼努埃尔说，应该做调查，应该有文学评论，应该写阐释性论文，如果时机到了，可以印刷宣传小册子，但是不能搞这种科学幻想与没写完的侦探小说混合的杂种。让－克劳德完全同意他朋友的看法。
1997年新年伊始，丽兹渴望有什么变化。希望放假。希望去爱尔兰或者纽约看看。希望强制自己离开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她约二人来伦敦一谈。让－克劳德凭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或者没什么不可逆转的事发生。他心平气和地赴约，准备多听少说。曼努埃尔恰恰相反，担心最坏的事发生（丽兹准备告诉他们她更爱让－克劳德，不过会向他保证友谊长存，甚至有可能邀请他在迫在眉睫的婚礼上作傧相）。
第一个出现在丽兹单元房里的是让－克劳德。他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丽兹说，最好等曼努埃尔来了再谈，这样可以避免同样的话重复两次。由于二人没什么重要事可说，便开始谈天说地。让－克劳德很快就不听话了，改变了话题。丽兹于是说起阿琴波尔迪。这新话题几乎让他心烦意乱。他又想起那个塞尔维亚人，又想起那个可怜、孤独、可能厌世的老作家来（阿琴波尔迪），又想起自己浪费的岁月，想起丽兹出现前自己的蹉跎岁月。
曼努埃尔要迟到了。让－克劳德想：整个生活全都是一堆臭狗屎；他吃了一惊：怎么会这么想呢！后来又想：要是没这个四人帮，现在她就是我的啦。又想：要是没有什么亲和力、友谊、知己、联盟，现在她就是我的啦。稍后又想：要是一切都没有，我也不可能认识她呀。又想：也有可能认识她，因为我们对阿琴波尔迪的兴趣是属于每个人的，不产生于我们这个友谊整体。又想：也有可能她恨我啊，可能觉得我好卖弄学问，感觉我冷漠、傲慢、孤芳自赏，是个排他的酸臭文人。“排他的酸臭文人”这说法让他很开心。曼努埃尔已经迟到了。丽兹似乎也非常平静。实际上，让－克劳德表面上也很平静，但远非如此。
丽兹说，曼努埃尔迟到了是正常的。她说，飞机常常晚点。让－克劳德想像着曼努埃尔的班机在火焰中冲向马德里机场跑道，在轰鸣中扭成一堆废铁。
他说：“咱们应该打开电视吧！”
丽兹看他一眼，冲他一笑。她笑着说：“我从来不开电视。”她奇怪让－克劳德竟然不知道她不看电视。让－克劳德当然知道。可他此前一直没情绪说：咱们看看消息吧，看看电视上是不是有飞机失事。
他问：“我可以开电视吗？”
“当然可以。”丽兹说。让－克劳德一面弯腰按动电视开关，一面偷偷瞧起她来，光彩照人，神情自若，一会儿准备烧茶，一会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一会儿把刚才拿出来展示的书籍放回原处，一会儿接一个并非曼努埃尔打来的电话。
他打开了电视。把不同的频道一一巡视一遍。他看见一个大胡子身穿破衣烂衫。他看见一群黑人走在土路上。他看见两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在不慌不忙地交谈，二人双腿交叉，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身后时隐时现的地图。他看见一位肥胖的太太在说话：女儿……工厂……会议……医生们……不可避免的，后来，她微微一笑，低下头来。他看见一位比利时大臣的脸。他看见一架飞机的残骸正在跑道一侧冒烟，四周有救护车和消防车。他大声喊叫丽兹。可丽兹还在打电话。
让－克劳德没再喊叫，只说：曼努埃尔的飞机爆炸了。丽兹没看电视屏幕，瞅了他一下。他只用几秒钟就明白了，着火的飞机不是西班牙的。在消防队员和救护队员旁边，可以看到有些乘客逐渐远去，其中有些人一瘸一拐，有些人披着毛毯，他们因害怕或者惊吓而变了脸色，但是显然都没有大碍。
二十分钟后，曼努埃尔到了。吃饭时，丽兹告诉曼努埃尔让－克劳德以为他乘坐在失事的飞机上了。曼努埃尔哈哈大笑，但是怪怪地瞅了让－克劳德一眼，没被丽兹察觉；但让－克劳德立即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另外，这顿饭吃得很阴沉，虽然丽兹的态度完全是正常的，好像与他俩是偶然邂逅而并非事先明确告知他俩来伦敦聚会。她还没张口，他俩已经猜出她要说什么了：她打算终止，至少暂时停止与他俩的爱情关系。她举出的理由是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做事；接着，她说，不愿意与他俩绝交。她需要思考，仅此而已。
曼努埃尔接受丽兹的解释，没提任何问题。让－克劳德相反，本来他打算问问是不是她前夫与这个决定有什么关系；可是有了曼努埃尔做榜样，他也宁可一言不发了。午饭后，三人乘坐丽兹的轿车在伦敦兜风。让－克劳德坚持要坐在后排，直到看见丽兹目光中的嘲讽闪过，方才同意大家随意，可结果恰恰是他坐到了后排。
丽兹一面驾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大道，一面对二人说，晚上最好三人同睡。曼努埃尔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风趣的话，算是继续开玩笑吧。让－克劳德不敢肯定丽兹是不是开玩笑，更不相信自己会参加三人同睡。后来，三人去肯辛顿公园的彼得·潘塑像附近看落日。三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旁边是一棵高大的圣栎树；这是丽兹喜爱的地方，从小为之着迷。起初，三人看见一些人躺在草坪上；但是，渐渐地附近的人都走了。男男女女走过去，穿着华丽的女人匆匆向蛇行艺廊或者阿尔伯特纪念碑走去；一些男人夹着破报纸向反方向走去；母亲们拉着婴儿车走向贝斯沃特路。
夜幕开始降临时，三人看见一对说西班牙语的青年男女走到彼得·潘塑像前。女的黑发，很漂亮，伸手要摸彼得·潘的腿。男的个子很高，留着大小胡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记了什么。后来，他高声说道：“肯辛顿公园。”
女的不再看塑像了，而是看湖水，确切地说是看道路与湖水之间的草丛中有什么在动弹。
丽兹用德语问：“她在看什么？”
“像是一条蛇。”曼努埃尔说。
“这里没蛇！”丽兹喊道。
这时女的叫男的：“罗德里格，过来！看这个！”男的好像没听见。他已经把小本子放进皮夹克口袋里了，正在悄悄欣赏彼得·潘塑像。女的弯腰在看草叶下的什么东西向湖里爬去。
让－克劳德说：“看来真的像蛇啊。”
“这话我说过了。”曼努埃尔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