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声望卓著的专家。据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对连环杀手进行心理侧写的先驱者之一。教授说：我得知他曾经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过，还为美国宪兵服务过，或者说是为军事情报局效力。教授说：有聪明才智的人当特工，似乎不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政府没有委托我开培训班，我丝毫没有委屈或者不自在的感觉。教授说：索诺拉州政府很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教授说：在墨西哥，我们总是让很多事情闹得晕头转向。我一看见或者听见或者读到报刊上某些形容词、某些从疯猴子部落说出来的溢美之词，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可人们多年来都习惯了。教授说：在这个国家当犯罪学专家如同在北极研究密码。如同在有恋童癖犯人的牢房里当男童。就如同在聋子国度里当唠叨鬼。就如同在亚马逊女人部落里用避孕套。如果说他们侮辱了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是瞧不起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你准备一辈子养老的积蓄都不见踪影了，你慢慢就习惯了。要是你儿子骗你，你会习惯的。假如根据法律你本来可以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你却不得不干活，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还减少你的工资，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为了涨工资你不得不给不诚实的律师和腐败的侦探工作，你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也比不发你的文章要好，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不能保住岗位了。教授说：我一向在说，凯瑟勒先生是个声望卓著的专家。据我所知，他用计算机工作。这是有趣的工作啊。他还在电影里当顾问。我没看过，因为好久不去电影院了，好莱坞的垃圾片子只能让我打瞌睡。教授说：不过，我孙子告诉我，那些片子好玩，里面总是好人胜利。
记者说：请说出名字来。克劳斯·哈斯说：他叫安东尼奥·乌里韦。片刻间，几位记者面面相觑，似乎在问：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结果，人人都耸耸肩。克劳斯·哈斯说：他名叫安东尼奥·乌里韦，是杀害圣特莱莎妇女的凶手。沉默片刻后，他又补充说：还有附近的。一个记者问：什么附近的？克劳斯·哈斯说：杀害圣特莱莎城里妇女的凶手，也是杀害城外附近妇女的人。有个记者问：你认识这个安东尼奥·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说：我见过他一次，就一次。随后，他喘口气，似乎准备讲个长长的故事。摄影师丘伊，比门特尔连忙抓住机会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由于光线和他站立的姿势，照片上的克劳斯·哈斯显得较瘦，脖子很长，好像火鸡脖子，但不是普通的火鸡，而是能唱歌的火鸡，或者说是那时候准备高歌一曲的火鸡，不是简单地唱，而是扯着嗓子喊叫、尖叫、像研磨玻璃那样尖叫，还带着大量玻璃残渣，就是说声音纯粹，全神贯注，没有半点假嗓的成分。
10月7日，在距离铁道三十米的地方，位于一处棒球场交界的乱草丛中，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年龄在十四到十七岁之间。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胳膊、胸部和大腿有多处青肿以及利刃的扎伤（有个警察还兴致勃勃地计算了一下伤口的数目，数到三十五处的时候，就烦了）；但是，没有任何一处伤口深入致命的器官。受害人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左边的乳头有咬过的痕迹，被咬掉一半，仅靠软组织连接。法医提供的另外一个情况是，死者一腿长一腿短。起初，警方以为借此可以查明她的身份了，后来证明没有根据，因为在圣特莱莎警察局因失踪报警的名单中，没有人与这个特征相符。发现这具女尸的是一群玩棒球的少年。就在他们报案的当天，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就赶到了现场。那个地方已经站满了警察。有几个检察员，有市局警察，是技术科的人，有红十字会的，有记者。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在周围兜了一圈，最后到了停尸的地方。她个子不矮，至少有一米六八。除去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衬衫和一件白乳罩，她是裸体的。二人离开那里后，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的看法如何。拉罗·古拉问：你说的是死者？艾比法尼奥点上一支香烟，说道：是作案现场。拉罗·古拉说：没有什么现场了。有人已经认认真真地弄干净了。艾比法尼奥启动了警车。他说：那些人是蠢货，不可能认真办案，但情况是一样的。现场清理过了。
对于艾伯特·凯瑟勒来说，1977年是丰收年。他先后在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肯塔基、蒙大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缅因、佛罗里达举行讲座。他走遍许多大学，跟过去的学生，如今是老师、已经有了成年的子女，甚至子女都已经结婚的人们谈话。这情况他从来不感到惊讶。他去过巴黎、伦敦、罗马，那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听他讲座的人们都带着他的著作（已经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请他签字、留言（写上几句友好或者智慧的话），他是非常乐于从命的。他还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华沙。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邀请他前往。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来，1998年他仍然要像1977年一样四处奔波。艾伯特·凯瑟勒有时想：实际上，世界很小，尤其是乘飞机、坐在头等舱或者商务舱里的时候，他会暂时忘记去塔拉哈西或者阿马里洛或者新贝德福德讲座的内容，而一心一意地观看奇形怪状的云朵。他几乎从未梦见过杀人凶手。他见过很多凶手，跟踪过更多凶手的线索，但非常罕见会梦到他们。实际上，他梦少，或者说总是恰恰在醒来时就把梦境给忘掉了。他老婆（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常常回忆梦境；一旦艾伯特·凯瑟勒在家里落脚，二人吃早饭的时候，她就给丈夫讲梦里的故事。夫妻俩听着广播里的古典音乐，喝着咖啡、橘汁，吃着妻子用微波炉烤好的美味面包片，脆生生的，比任何外面的面包都好。他在给面包片上抹黄油的时候，妻子给他讲述夜里的梦境，她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的亲戚，几乎全部过世了，或者梦见她和丈夫多年未见的朋友。接着，妻子进了卫生间。他去花园鸟瞰一排排红色、灰色、黄色的屋顶，观看干净、整齐的街道，左邻右舍的少爷们随随便便停放在卵石路而不是自己家车库的新型轿车。在这个居民区里，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非常尊敬他。如果他在花园里，有人出来开车，没进车里之前，一定会向他招手致意说您好，凯瑟勒先生！人人都比他岁数小。那些人已经不年轻了，是医生、项目经理、依靠刻苦工作为生的专业人士，尽量不伤害别人，虽说伤害不伤害没法弄明白。有时，邻居们在花园里、游泳池旁边举行烧烤聚会。有一次，经不住妻子恳求，他也去过一次，喝了半瓶啤酒和一杯威士忌。这个小区里，没住着警察。惟一似乎头脑清醒的人是个大学教授，秃顶、瘦高个，后来发现是个只知道说体育的白痴。有时，他想：一个警察或者老警察最好跟女人或者另外一个警察或者同一级别的警察在一起。具体到他这里，最好跟个老警察在一起。他老早就对女人没兴趣了，除非她是女警察，从事研究杀人案的女刑警。有一次，一位日本同行劝他用闲工夫搞搞园艺。那位同行像他一样也是退休警察，一度是日本大阪刑警队的一流专家。他听从日本同行的劝告，一回到家中就对妻子说别雇花匠了，以后花园里的事情由他照管。但是，很快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只好把花匠重新请回来。他自己纳闷：我根本不神经紧张，干吗要借助园艺来治疗紧张呢？有时候，出差（推销著作，或者给作家和导演当顾问，或者应邀去大学讲学，或者应邀去警察局协助破案）二三十天后回到家里，看见妻子，觉得陌生了许多。当然，认识老婆是肯定认识的。也许让他感到陌生的是她走路和在家里活动的方式，或者是她在黄昏时分请他一道去超市的样子。她总是下午要去一趟超市购买冰冻面包做早餐，吃起来像欧洲刚出炉的而不是从美国微波炉里烤出来的面包。有时候，夫妻俩买完东西，各自推着各自的小车，站在一家书店窗前，那里摆着他平装本的著作。老婆指指里面，说道：你的书还在那里呢！他总是点点头。随后，夫妻俩继续在步行街上闲逛。他认识她吗？当然认识，只不过这个现实、这个小小的现实（给眼前生活充当锚的）似乎失去了轮廓，仿佛时间的流逝对万物产生了多个细孔效应，仿佛把那自身本质就是轻柔、令人满意和真实的东西变得轮廓模糊和更加轻柔起来了而已。
克劳斯·哈斯说：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在一家歌舞厅里，或者类似歌舞厅的地方，不过也许就是一个带高音喇叭音乐的酒吧。我是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去的。里面有朋友，也有客户。这个年轻人（指安东尼奥·乌里韦）也在那里，坐在餐桌旁，跟我一起去的熟人中有认识安东尼奥的。坐在这年轻人身边的是他堂兄，名叫达尼尔·乌里韦。有人把这两个乌里韦介绍给我。他俩像是很有教养的小伙子，说英语，穿着打扮像牧场主，但显然不是。二人都结实高大。安东尼奥·乌里韦比他堂兄更高大些。看得出来他俩都去健身房锻炼，举重，练肌肉。还可以看出二人很在意外表形象。脸上的胡须有三天没刮，但是身上没有臭味，头发修剪得合适，衬衫是干净的，裤子是干净的，都是名牌货；马靴锃亮，内衣估计也是干净的，也是名牌，总之，是两个讲究时尚的年轻人。他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东拉西扯，聊些你听我说的闲话，都是一些男人的话题，诸如，新车、录像带、DVD、牧场歌曲、包丽娜·卢比奥、歌手，还有那个黑人女歌手名字我不记得了，是惠特尼·休斯顿吗？不，不是，是拉娜·琼斯吗？也不是。是个黑人女子，现在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跟他俩和别人喝了一杯。后来，我们都离开歌厅到外面去了。不记得原因了。忽然间就都到了外面。那时天黑了，我再也没见到那堂兄弟俩。这就是我最后见到他俩。后来，有个朋友拉我进了他的车子。我们匆匆离去，好像那里有颗炸弹要爆炸。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介于卡纳内阿公路与铁路之间的地方，有人发现了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的尸体。她十八岁，半埋在土坑里，高度腐烂。尸体裹在工业用塑料袋里，法医说，死因是拧断了脖子、舌骨断裂而死。认领尸首的是她母亲，早在一个月前她就报告警方女儿失踪了。拉罗·古拉一面查看现场一面想：为什么凶手不怕麻烦挖个小坑想要掩埋尸体？为什么凶手不直接把尸体扔到卡纳内阿公路一侧，或者扔在铁路旧仓库的废墟里？莫非凶手没意识到他把尸体丢在了足球场旁边了吗？拉罗·古拉站在发现女尸的地方好久，直到被人赶走。那个小土坑连个小孩子或者小狗都放不进去，更别说女尸了。难道凶手急于甩掉尸体？莫非是天黑他不认得这个地方？
艾伯特·凯瑟勒研究员在来到圣特莱莎之前的那天夜里四点钟，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接到一个电话，是女记者、革命制度党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打进来的。接电话时，塞尔希奥有点担心是家里人通知他出了什么事情；结果里面的声音是个女人，口气严厉，有霸气，像是发号施令，那是一种不习惯道歉，也不接受道歉的声音。那声音问他是不是一个人。塞尔希奥说他在睡觉。那声音问：傻瓜，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这时，他凭借听力辨别出那人是谁了。只能是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墨西哥政界的女精英、佼佼者、革命制度党的“热情之花”、某些众议员以及五十岁以上接近六十岁几乎全部政治记者的梦中情人，这些人像鳄鱼一样沉溺在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统治的泥潭里（更多是心灵而不是真实的泥潭，有人说是阿苏塞纳发明的泥潭）。塞尔希奥说：我一人在家。她说：你还穿着睡衣吧？我说得不对吗？他说：对，对，您没错。她说：那就穿上衣服！到街上来！十分钟后，我去接你。实际上，塞尔希奥没穿着睡衣，但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顶撞她，觉得那样不大文雅；于是，穿上牛仔裤、袜子和绒线衫；然后下楼到门厅。他看见门对面有一辆大奔驰熄灯停车。奔驰上的人也看到了他。车子的后门开了，一只佩戴戒指的手伸出车外招唤他上来。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女众议员，大姐大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紧裹在一条苏格兰毛毯里；虽然夜间黑暗，她好像是菲德尔·贝拉斯克斯【注】的私生女，戴着宽边墨镜，很像史提夫·汪达【注】戴的墨镜，也像有些盲人不让好奇的人们看见自己空洞的眼窝而戴的墨镜。【菲德尔·贝拉斯克斯（Fidel Velazguez，1900－1997），墨西哥工会领导人。】【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1950－），美国黑人歌手。】
艾伯特·凯瑟勒首先飞到图森，从图森乘小型飞机前往圣特莱莎机场。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告诉他：大约一年或一年半后，开始修建圣特莱莎新机场，建成后足以降落大型飞机。办理通关手续时，市政委员会主席欢迎他的到来，一支玛莉阿芝乐队奏响欢迎曲，一面唱着一首里面有凯瑟勒名字的歌曲（也许他以为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觉得不问为好，微微一笑。市政委员会主席一把推开负责给护照盖章的海关官员，自己动手盖章递给凯瑟勒这位贵宾。主席盖章时摆了一个一动不动的姿势：高举图章，咧开嘴巴微笑，让周围的记者从容拍照。首席检察官开了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只有那位海关官员例外，从表情上看，好像不高兴。随后，众人纷纷登车，向市政府大楼驶去。在活动厅里，这位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问他：是否手中握有关于圣特莱莎妇女被害案的档案资料或者类似的材料。记者们问他：那个主演《有污点的眼睛》的泰瑞·福克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是精神病患者，就像他第三个妻子离婚前声明的那样。记者们问他：以前是否到过墨西哥。得到了肯定回答后，又问他是否喜欢墨西哥。记者们问他：创作《有污点的眼睛》、《孩子们里的凶手》以及《代号》的那位小说家R.H.戴维斯在家里睡觉时真的不能熄灯吗？记者们问他：《有污点的眼睛》的导演雷·塞缪尔森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真的不允许戴维斯进入摄影现场吗？记者们问他：在圣特莱莎发生的系列连环杀人案，在美国有可能出现吗？凯瑟勒说：无可奉告。然后，非常有节制地向记者们致意。道谢后，回他下榻的旅馆去了。那里为他准备了最好的套间，不是总统套间，不是情侣套间，而是沙漠美景套间，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索诺拉沙漠庄严、孤寂的全景。
克劳斯·哈斯说：他们是索诺拉人，不过也是亚利桑那人。记者问：这怎么理解？既是墨西哥人，又是美国人。他们有双重国籍。记者问：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有双重国籍吗？女律师不抬头看人，点点头而已。记者问：他们住在哪里？在圣特莱莎，不过有时也住在美国凤凰城。一个记者说：乌里韦这个姓我听起来耳熟。另一个说：我也耳熟。他们跟埃莫西约那个乌里韦会不会是亲戚啊？哪个乌里韦？《索诺拉之声报》报道交通问题的记者说：就是埃莫西约那个傻瓜。拥有卡车队的那位。这时，摄影记者丘伊·比门特尔忙着给记者们拍照。这些记者都是年轻人，穿着差劲，其中几个的表情像是准备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像打工的小伙子，睡眠不足、带着睡意、互相张望，开始分享一种公用的记忆，其中有大峡谷《民族报》记者，他更像短工，而不是记者，他理解并有效地使用记忆力，能给这场面提供更高级的定义。埃莫西约的那个乌里韦。有卡车队的那个乌里韦。名字是什么？是佩德罗·乌里韦吗？是拉法埃尔·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回答说：是佩德罗·乌里韦。他跟这个案子里的乌里韦有关系吗？克劳斯·哈斯说：他是安东尼奥·乌里韦的父亲。接着又说：佩德罗·乌里韦有一百多辆运输卡车。他给圣特莱莎又给埃莫西约的几座加工厂运送货物。他的卡车队每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穿越边境一次。他在凤凰城和图森也有产业。他弟弟名叫霍阿金·乌里韦，在索诺拉和锡那罗亚有几家旅馆，在圣特莱莎有咖啡连锁店，是达尼尔·乌里韦的父亲。佩德罗和霍阿金都跟美国女子结了婚。安东尼奥和达尼尔都是长子。安东尼奥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达尼尔是独生子。从前，安东尼奥在埃莫西约他父亲的办公室工作，但是后来就不在任何地方干活了。达尼尔一向是颗“流弹”，乱飞一气。保护他俩的人是毒品贩子法比奥·伊斯基尔多，而法比奥则是为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工作的。据说，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是安东尼奥受洗时的教父。安东尼奥的朋友们像他们一样都是百万富翁的子弟，但是其中也有圣特莱莎的警察和贩毒分子。他们在圣特莱莎个个挥金如土。他们是圣特莱莎系列杀人案的凶手。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就在发现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尸体的同一天，在伊达尔戈区贝尔塞菲尼大街的人行道上又发现了露西亚·多明盖斯·罗阿的尸体。在警察最初的报告上说，露西亚做皮肉生意，吸毒；死因可能是吸毒过量。但是，第二天，警方的声明做了明显的调整。说露西亚在墨西哥区一家酒吧里当女招待；死于腹部中弹，凶手可能使用了左轮手枪，点44口径。现场没有目击证人。不排除凶手是从行驶的汽车里射击的。露西亚三十三岁，离异，独身住在墨西哥区一居室里。没人能说清楚她在伊达尔戈区做什么；但据警方分析，有可能她在散步，纯粹出于偶然与死神不期而遇。
大奔驰驶入特拉帕区，绕了几圈之后，最后开进一条石子路，两侧长满了橡树，月光照在家家户户，但房屋里好像没人居住，或者已经破败。在途中，女众议员、女记者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始终保持沉默，裹在她那条苏格兰毛毯里抽烟。塞尔希奥则望着车外。这位女众议员的住宅很大，平房，前后院（从前马车可以直接进入院内），有马厩和直接在岩石上开凿的饮水槽。他跟着她进入客厅，那里悬挂着一幅塔马约【注】和一幅奥罗斯科【注】的画作。塔玛约的画是红色加绿色。奥罗斯科的是黑色加灰色。客厅的墙壁雪白如玉，令人想起私立医院或是死神。女众议员问塞尔希奥喝点什么。他说咖啡。她不抬高声音，只说了一声：一个咖啡，一杯龙舌兰，好像给俩人点黎明时分的饮品一样。塞尔希奥看看她身后是不是有用人。可没看见人。但是，几分钟后，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跟女众议员是同代人，但劳动加岁月让她显老，双手端着龙舌兰和热腾腾的咖啡。他对女主人说：咖啡的味道好极了。女众议员笑了（其实就是咧开嘴巴，露出牙齿，发出一声模仿的夜鸟“喳喳”叫），说道：你要是尝尝我手中的龙舌兰，那才真明白什么叫“味道好极了”。她没摘下墨镜，说道：好了，说咱们的事情吧！她问：听说过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吗？他答：没有。她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她问：听说过我吗？他答：当然听说过。真的，没听说过凯利？塞尔希奥答：没有。阿苏塞纳说：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德行。她沉默了几分钟，对着台灯的亮光看看杯子，或者望望地面，或者闭上眼睛，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墨镜掩护下进行的。这位女众议员好像在说梦话一样，说道：我和凯利从小就认识。起初，她给我的感觉不好。我认为她太爱挑剔了，这是我那个时候的看法。她父亲是建筑师，为城里的新贵服务。她母亲是美国佬。那是她父亲在哈佛或者耶鲁大学念书时认识的。她父亲留学美国拿的是政府奖学金，不是父母花钱。我估计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对吗？塞尔希奥说：肯定是的。随即看到女众议员再次沉默下来。她说：念书，他是好学生；可当建筑师，简直就是臭大粪。您见过埃里松特住宅吗？塞尔希奥说：没见过。女众议员说：它位于克约阿甘区。那住宅简直就是灾难，建筑师就是凯利的父亲。塞尔希奥说：我没去过。她说：如今那里住着一个电影制片人，一个老酒鬼、一个已经不再搞电影的家伙。塞尔希奥耸耸肩。她说：用不了几天，他就得醉死，他的侄子们就会卖掉埃里松特住宅，让建筑公司原地盖住宅楼。实际上，建筑师里维拉的足迹在世界上越来越稀少了。这现实生活简直就是一个患艾滋病的妓女，您说是吗？塞尔希奥点头称是，说就是如此。女众议员叹息道：这个里维拉建筑师啊！这个里维拉建筑师啊！沉默片刻后，她说：凯利的母亲是个大美人，绝代佳人！这位派克尔夫人啊，既美丽又现代。顺便说一句，建筑师里维拉对待她简直像对待女王一样。他很应该如此，因为男人们一见到她，就会发狂，若是她真的甩掉他，她荣华富贵半点不缺。而她从来没这个想法。尽管我小时候也听说过有个将军和一个政治家追求过她，她也没有恶意对待二人的甜言蜜语。您也明白那些有坏心眼的人是怎么样的。但她肯定很爱里维拉，因为从来没离开过他。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凯利，实际上凯利应该叫露丝·玛丽娅，跟她祖母同名。派克尔夫人多次怀孕，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总也怀不住。估计她子宫有毛病。可能她的子宫受不了墨西哥儿子的折腾，多次流产。这是可能的，但少见。于是，凯利成了独生女，这个幸运还是不幸影响了凯利的性格。一方面，她是或似乎是个爱挑剔的女孩，野心家典型的苗头；另外一方面，她从小就有个性，非常强烈、果断的个性，我敢说她很有独创性。说真的，起初她给我的感觉不好，后来，慢慢了解她之后，她邀请我去她家，我也邀请她来我家做客，对她就越来越有好感了，最后成了亲密的好友。女众议员说：这种事常常打下永远的烙印。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对准一个男人的面孔啐吐沫，或者像是啐一个幽灵。塞尔希奥说：我能想像出来。她问：您不再来一杯咖啡吗？【塔马约（Rufino Tamayo，1899－1991），墨西哥著名画家。】【奥罗斯科（Jose Clemente Orozco，1883－1949），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凯瑟勒先生一到旅馆房间，就下楼去了大堂。他跟接待人员聊了一会儿，询问旅馆的计算机设备和上网条件。然后，去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没喝一半，就起身去了卫生间。出来后，似乎洗了脸，不看酒吧里周围的人们，直奔餐厅去了。他要了沙拉、黑面包、黄油、啤酒。酒菜没来之前，他起身去餐厅入口处的电话间，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坐下，掏出一本英语一西班牙语词典，寻找词汇。服务员给上了沙拉。凯瑟勒喝了两口墨西哥啤酒，面包片上抹了黄油。再次起身，去了卫生间。但是，没有进去，而是跟负责清洁卫生的一个男人用英语聊了几句，给那男人一个美金；然后，拐向旁边走廊的旁门，推门而入。穿过一条走廊，来到餐厅的厨房间。那里飘散着辣酱和腌肉的气味。凯瑟勒问一个厨房伙计从哪里出去可以上街。那伙计送他到一个小门。凯瑟勒给了伙计一美元，穿过院落上街了。街角处，有辆出租车在等他。上车后，他用英语对司机说：咱们到下城区兜一圈。司机说Okay。随即出发。跑了一圈差不多两个小时。这一圈包括市中心、北马德罗区、墨西哥区，几乎要到可以眺望砖坯镇的边境线了，那边就是美国领土。掉头回北马德罗区，进入马德罗区和改革区的街道。凯瑟勒说：我想看的不是这个。司机问：头儿，您想看什么啊？我想看穷人住的地方，加工区、地下垃圾堆。司机掉头再次穿过市中心，直奔菲利克斯·戈麦斯区，上卡兰萨大道，穿过韦拉克鲁斯区、卡兰萨区和莫雷洛斯区。走到街道尽头，那里有片广场，是片深黄色空地，堆满了载重卡车、公共运输巴士和买卖从蔬菜、鸡鸭到念珠的大小摊位。凯瑟勒请司机停车，他想下去看看。司机说：老板，最好别下车！美国佬的命在那里可不值钱啊。凯瑟勒问他：您以为我昨天才出生？司机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坚持他别下车。凯瑟勒命令道：停车！他妈的！司机皱皱眉头，要求他付钱。凯瑟勒问他：您以为我会溜掉？司机说：不。我等您回来。不过没人敢保证您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还有钱。凯瑟勒哈哈笑了。要多少钱？司机说：二十美金足够了。凯瑟勒掏出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给了司机。随即下了出租车。有一阵工夫，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松开了领带，好奇地观看着临时小集市。他问一个出售辣椒凤梨片的老太太：这些巴士都开往什么方向？老太太回答说：都开往圣特莱莎。他手指反方向，用西班牙语问道：那边有什么？老太太说：就是公园。出于客气，他买了老太太一片辣椒凤梨。走到远处后，他把凤梨就给扔了。一回到出租车旁，他就对司机说：看见没有？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啊。司机从后视镜里冲他一笑：真是奇迹！凯瑟勒说：去公园吧！空场的尽头是土路。道路分成两个方向。每个方向又分岔成两条路。这六条都是柏油路，分别通向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那里厂房高大。每座工厂周围有铁丝网，电线杆子上的路灯照耀着地面，产生不真实的光晕，要发生紧急大事的光晕，这不是真的，因为日出日落又工作了一天罢了。凯瑟勒再次下车，呼吸着加工品的气味、墨西哥北方的工厂气息。他看见运载着工人来来去去的公交车到达或者离开园区。一股潮湿、发臭的气味，好像有人在烧汽油，吹打着他的面孔。他似乎听到了笑声、手风琴声和风声串连在一起了。工业园北边，有一大片用废旧材料建成的屋顶像海浪一样伸展开来。向南边看，破烂的棚屋后面有一片光亮的孤岛，他立刻猜到那是另外一个工业园区。他问司机那园区的名字。司机下车，看看凯瑟勒指示的方向说：可能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天开始黑了。凯瑟勒好久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晚霞了。五颜六色的云朵在西方转动。这情景让他回想起多年前在美国堪萨斯看到的黄昏。这两处美景不一样，但是彩霞相同。他记得那时跟一位治安官和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同时在一起。车子停在公路边上。大概是三人中有谁要下车撒尿。于是，他看到了晚霞。那西方的五颜六色像巨大蝴蝶一样飞舞的同时，夜幕从东边一瘸一拐地向西方挺进。出租车司机说：走吧！老板，别浪费这大好的运气了。
《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问：克劳斯·哈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乌里韦堂兄弟呢？克劳斯·哈斯说：在监狱里，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有几个记者点头。那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可能，只能是神话。是犯人们编造的神话。是渴望自由的冒牌替代品。传到监狱里的事情很少。你能知道的就这么一点点。克劳斯·哈斯愤怒地望着女记者，说道：我的意思是说，监狱里可以知道外面任何犯法的事情。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是真的。克劳斯·哈斯说：的确如此，是真的。女记者说：不对，不是真的。这是高级神话，是电影里编造的故事。那位女律师咬牙切齿发出咯咯声。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黑发是染的，盖住了部分面颊，鼻梁微微凸起，用笔勾画了眼线。要是此前一切由她决定，那么她周围所有的人、照片边缘的人影可能早就消失不见了；还有这个房间、这座有犯人和看守的监狱、圣特莱莎监狱的百年老墙也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座火山，火山口里只有寂静以及在山口上她和克劳斯·哈斯戴着镣铐的模糊身影。
10月14日，在一条从星星区通往圣特莱莎郊外牧场的土路一侧，发现了又一具女尸。她里面穿着长袖海蓝衬衣，外面是一件黑白竖格夹克衫，下面是李维斯牛仔裤，腰间系着仿丝绒衬里腰带扣的宽皮带，脚踏细高跟半腰皮靴，还有白色长筒袜、黑内裤和白乳罩。根据法医的报告，死因是被勒住颈部窒息而死。脖子周围还保留着一米多长的白色电线，中间有个带四角的结，可能是用来绞杀受害人的。颈部周围有受过勒掐的痕迹，好像用电线之前，凶手曾试图用双手掐死她；左臂和右腿有划伤，臀部有被殴打的痕迹，好像被凶手踢过。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在三四天前。估计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后来查明了她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三十八岁，曾经在加工厂打工，被害前是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女招待，于四天前失踪。前来认尸的是她女儿，也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十七岁，母女住在白杨树区。小罗莎在停尸间看见了母亲，她说是我妈。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她声称，那件黑白竖格的夹克衫是她的衣服，不过母亲也常常与她共享，她俩有很多东西是共用的。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说：有几个不同时期，我和凯利每天见面。当然，因为她是女孩，在学校里，我们也没别的选择。课间休息，我俩在一起玩耍，聊我俩的事情。有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玩，我很愿意去；可我父母、爷爷奶奶不赞成我找凯利这样的女孩，当然不是因为她的缘故，而是因为她父母，担心她父亲里维拉建筑师会利用女儿的友谊进入我们家族隐私的铁圈；我们家族认为这个铁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曾经抗击了墨西哥大革命的进攻，抵抗了1926年镇压起义后的骚乱【注】，抵御了文火烧烤式的波菲利奥【注】余党边缘化活动，实际上，这是伊图尔维德【注】余党的勾当。为了让您大体上有个印象，波菲利奥统治时期，我们的家族还好；但是马克西米利亚诺【注】在位时，我家更好。如果伊图尔维德长期当皇帝，我家会更好。请您记住，真正的墨西哥人只有我们这寥寥几人。全国只有三百个家族。总共一千五百人或者两千人。剩下的就是愤怒的印第安人或者怨气冲天的白人或者天晓得从哪里来的暴徒，他们准备搞垮墨西哥。大部分国人是贼。一心想发迹。但好吃懒做。肆无忌惮。您可以想像得出来，对我家来说，里维拉建筑师就是社会上典型的野心家。他们以为里维拉的老婆不是天主教徒。好像我听说，他们认为里维拉的老婆是妓女。总之，就是那种风流人物吧。可家里从来不禁止我去看凯利（当然，我说过，他们也不高兴），或者我邀请她来我家（次数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因为凯利喜欢我家，可以说喜欢我家超过她家。从根本上说，可以理解成她就是这种人，她常说这符合她的口味，从小她就聪明过人。可也固执得厉害，也许这话更贴切。咱们这个国家总是把聪明和固执混淆起来，对吧？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固执。在这个意思上，凯利很有墨西哥味儿。她固执得厉害。就是说，比我固执。为什么她喜欢我家胜于她家呢？因为我家上档次，而她家只有风格。您明白这里的区别吗？凯利家的住宅很漂亮，比我家舒适，就是说有很多舒适条件，整座住宅采光好，有个令人愉快的大客厅，是接待客人或者举办晚会的理想地方；有个现代花园，有草坪和割草机，按照那个年代人们常说的就是布局合理的住宅。我的家嘛，您可以看看，就是这座住宅，当然如今这个样子是因为疏于管理，就是一座散发着木乃伊和蜡烛气味的大房子，或者说是座大教堂。可是里面却有着墨西哥财富和持久性的象征标志。这是一座没有风格的住宅，有时看上去丑陋，好像一艘沉船，但是上档次。您知道什么叫上档次吗？说到底就是有威严。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亏欠。用不着给谁解释什么。凯利就是如此。我不想说她有意为之。我也不是。那时我俩还都是孩子，头脑单纯，就算是复杂，也还是个孩子。我俩说话不拐弯抹角。而她这个人也是如此。说话办事纯粹出于我行我素，想发作就发作，想快活就快活。您有女儿吗？塞尔希奥答：没有，没儿没女。她说：好，将来您有了女儿，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沉默片刻后，女众议员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念书。有时我希望他永远别回墨西哥。这样对他更好。【1926年有些基督徒反对执行宪法中关于宗教的条款，揭竿而起。埃利亚斯政府派兵镇压，造成社会动乱。】【波菲利奥（Porfirio Diaz，1830－1915），曾两次担任墨西哥总统。实行独裁统治。】【伊图尔维德（Agustin Cosme Damian de Iturbide y Aramburu，1783－1824），墨西哥军官，1822年5月自称墨西哥皇帝。1824年7月被人民处决。】【马克西米利亚诺（Maximiliano，1832－1867），奥地利皇帝的幼弟，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傀儡。1863年6月10日法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扶植他登上墨西哥“王位”。1867年7月5日华雷斯率领军队光复了首都，处决了马克西米利亚诺。】
那天晚上，有人去旅馆接凯瑟勒，请他出席在市政委员会主席家中举行的欢迎晚宴。到场的人有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两位检察员，一位名叫埃米利奥·卡里拜的医生，是法医处主任，圣特莱莎大学法医和病理学研究教授，美国领事亚伯拉罕·米切尔先生（大家叫他柯南），企业家贡拉多·巴迪亚和雷内·阿尔瓦拉多以及大学校长堂·巴勃罗·内格雷特。有老婆的都带老婆。独身的比较沉默寡言，但其中不乏好像喜欢这独身的角色，不停地哈哈一笑，讲些故事。也有结婚但没带老婆的。席间，大家不谈命案，只谈生意（边境地区经济形势大好，还能更好），只谈电影，尤其谈论凯瑟勒当过顾问的片子。饭后，喝完咖啡，女客们暂时纷纷退去（丈夫事先嘱咐过的）以后，男人们都集中到书房（更像是比赛场地，或者豪华牧场的打猎场），开始万分小心地触及那个大话题。让有些人感到吃惊的是，凯瑟勒开始时用提问代替回答。另外，他提的问题都找错了对象。比如，他问美国领事柯南·米切尔：你作为美国公民如何看待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会英语的人把这个问题翻译成西班牙语。有些人觉得先向美国人发问，这不好。米切尔说：这个问题，我还没形成看法。凯瑟勒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大学校长巴勃罗·内格雷特。校长耸耸肩，一笑，说道：这是个文明世界。然后，咳嗽一声，不说话了。最后，凯瑟勒打算听听卡里拜医生的看法。法医反问他：你要我怎么回答？是以圣特莱莎居民的角度，还是法医？凯瑟勒说：普通公民吧。卡里拜说：法医很难当普通公民，他见的死尸太多了。一提到死尸，众人的热情急剧下降。索诺拉首席检察官递交给凯瑟勒一份卷宗。有位检察员说，他认为的确有连环杀手，但是此人已经入狱。副检察官给凯瑟勒讲述了克劳斯·哈斯以及美洲野牛团伙的故事。另外一位检察员想知道凯瑟勒对这种模仿性的凶手们有什么看法。直到米切尔像考场里互相抄袭的人们耳语一番之后，凯瑟勒方才明白这问题的意思。大学校长邀请凯瑟勒做两次学术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重申凯瑟勒光临本市让大家感到荣幸。凯瑟勒乘坐市府机关的公车返回旅馆途中，心里想，说真的，这些人真诚、好客，跟他认为的墨西哥人一样。夜里，感到有些疲倦，入睡后梦见一座火山口和一个在火山口周围兜圈的男人。梦中，他想：这个男人大概就是我吧。他没在意，那形象消失了。
克劳斯·哈斯说：开始杀人的是安东尼奥·乌里韦。达尼尔陪着他，帮助他抛尸。后来，达尼尔也来了兴趣，也许“兴趣”这话不准确。记者们问克劳斯·哈斯：哪个词汇准确？克劳斯·哈斯说：要是这里没女人听着，也许我会说出来。男记者笑了。《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说别因为她在场就装腔作势！丘伊·比门特尔给女律师拍了一张照片。他心想：这是个美人，身材苗条，挺拔，表情高傲。是什么推动这样一个美人奔走于法庭和监狱之间呢？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说吧！他看看天花板，说道：准确的词汇就是“受到了刺激”。记者齐声问道：什么刺激？克劳斯·哈斯说：达尼尔·乌里韦由于看到了堂兄的所作所为，慢慢受到了刺激；不久以后，他也开始强奸和杀害女人了。女记者喊道：真是发疯！
11月初，圣特莱莎一所私立学校的郊游小组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母圣天山最陡峭的山坡上，那山也叫达维拉山。领队的老师用手机报了警。五小时后，警察才到现场。那时天快黑了。在登山的过程中，有个检察员名叫艾梅尔·多诺索，脚下一滑，摔断了两条腿。那些郊游的师生一直没离开现场，帮助运送受伤的检察员到圣特莱莎一家医院。次日凌晨，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几个警察帮助下重返圣母圣天山，陪同前往的还有那位发现了尸骨、随后报警的老师。这一次，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尸骨并且运送到了城里的法医处。法医确定尸骨属于女性，但无法确定死因。尸骨缺少软组织，连尸体的人形都不完整。在发现尸骨的地方，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发现了一条裤子，已经被风吹雨淋得残破不全。好像有人在抛尸山林前，先脱下了受害人的裤子。要么就是脱下她裤子装进了口袋，然后抛到距离死者几米远的地方。说实话，这一切毫无意义。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到了十二岁，我和凯利就不再见面了。建筑师里维拉意外身亡。凯利的母亲突然失去了丈夫，对一切充满了疑惑。她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让凯利换学校；然后，卖掉了克约阿甘区的住宅；母女住进了罗马区的一处单元房。但是，我和凯利继续保持电话联系，也见过两三次。后来，她们离开了罗马区的单元房，搬到纽约去了。我记得凯利走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那时我想永远再也见不到凯利了。十八岁时，我进了大学。我想我是我家第一个读大学的女人。可能家里之所以让我继续读书，是因为我说不让我念书我就自杀。我先是攻读法律，后来又学新闻。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愿意活下去，就是说活得像个人样，活出我自己的个性来，那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向我首先关心的事情，而此前家里关心的事情与我关心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区别。我像凯利一样也是独生女；家族的成员一一衰老，一个接一个去世。也许您能猜想到，我的性格里容不下“衰老”和“去世”的概念。我太热爱生活了。我喜欢生活能为我提供的一切，不给别人只给我的一切；另外，我相信理应得到一切。在大学里，我开始变了。认识了另类的人。在法律系，我认识了革命制度党的年轻野心家；在新闻系，认识了墨西哥警察的鹰犬。他们都教会了我一些东西。老师们很喜欢我。起初，这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会喜欢我呢？我就像是从19世纪初一座固定茅舍出来的人呀。难道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独具魅力或者聪明过人？我知道我不傻，可也不太聪明。那为什么我会让老师们产生好感呢？难道因为我是血管里流淌着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血液的最后一人？即使如此，那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就该与众不同呢？很可以写一部关于墨西哥人多愁善感的揭秘专著。我们墨西哥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啊！表面上，我们是多么朴实，或者说，在别人面前，我们是多么朴实！而实际上，我们是多么阴暗啊！咱们墨西哥人，是多么渺小！面对自己和面对别人时，变得多么扭曲啊！这一切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掩饰什么？为了让人相信什么吗？
早晨七点钟，凯瑟勒醒了。七点半，淋浴完毕，穿好了白衬衫、绿领带和灰珍珠色的西装，下楼吃早饭。他要了橘汁、咖啡、两片面包抹黄油和草莓酱。黄油不好，草莓酱不错。八点半，就在他翻阅命案报告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察接他走。两位的态度是全心全意的。两位像是第一次被允许给妓院老板穿衣服的青楼女子。但是，凯瑟勒没看出来两位的神情。九点，他做内部讲座，只给二十四名挑选出来的警察传授。大部分穿便衣，个别穿警服的也有。十点半，参观检察警署的附属单位。他查看了计算机，用识别嫌疑人身份的程序玩游戏，陪同的警察们露出满意的表情。十一点半，全体前往距离警署大楼不远的墨西哥北方特色餐厅吃饭。凯瑟勒只要了咖啡和奶酪三明治。但是，检察员们非要他尝尝餐厅老板亲自送上来的两大托盘墨西哥风味小吃。喝过咖啡后，没等他要求，服务员送来了一杯凤梨汁。他品尝一下，立刻发现里面掺了白酒。掺的很少，为了调味，或者说为了中和凤梨的香气。有些小吃是脆的，里面有馅，但难以辨认；有些小吃外表很软，像是煮过的水果，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肉馅。一个托盘的食物很辣，另外一个微辣。凯瑟勒品尝了微辣食品，说道：好吃，很好吃。然后，品尝了很辣的，赶忙喝光了凤梨汁。他心里说：这些龟儿子吃得很好嘛！下午一点钟，他跟着两个讲英语的检察员去看十个地方——是他从看到的案卷中挑选出来的。在他乘坐的车子后面，跟上来另外一辆轿车，里面有三位检察员。他们先到了博得斯塔山谷。凯瑟勒下车，靠近谷底，拿出一张城市地图，做了记录。然后请检察员们带他去好景居民小区。到达后没有下车。他把地图摊开，胡乱写了点什么，检察员也看不明白。接着，他要求去星星山。他们穿过马伊多雷纳区从南边进山。凯瑟勒问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检察员们说了。他要求下车走走。后面的轿车也停了下来。开车的人打手势问前面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街上，站在凯瑟勒身边的检察员耸耸肩，表示莫名其妙。最后，全体下车，开始跟着那位美国人走起来。一路上，行人都斜视着凯瑟勒；有些人担心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有些人以为这涉及一伙贩毒分子。但有些行人认出来了这个走在队伍前面的老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侦探。走过两个街区后，凯瑟勒发现了一家设在葡萄园里，用木柱支撑蓝白条格帆布的架下，摆着餐桌的露天饮食店。地面铺有地板。店中无人。他对一个检察员说：咱们进去坐一会儿吧。从葡萄园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星星山。检察员们把两张餐桌合在一起，坐下来抽烟，不由得相对一笑，好像在说先生，我们准备好了，请您吩咐口巴。凯瑟勒心里想：一张张年轻、精神焕发的面孔，一张张健康的面孔，其中有些人会不等衰老、不等有皱纹、不因为岁月沧桑、担惊受怕或者胡思乱想就可能英年早逝啊。一个中年妇女，系白围裙，从饮食店后面走出来了。凯瑟勒想要一杯放冰块的凤梨汁，类似早晨喝过的那一种。但是，警察们劝他要点别的，因为这个地区制作果汁的水不可靠。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英语中“自来水”的说法。凯瑟勒问大家：朋友们，各位喝点什么啊？警察们说：龙舌兰。然后，解释说这是一种只有在索诺拉才能蒸馏的饮料，使用一种只有本地才生长的特殊龙舌兰品种，墨西哥其他地方没有。凯瑟勒说：那咱们就尝尝龙舌兰吧。这时，一群儿童向饮食店里张望，看看警察，然后跑了。那中年妇女回来时，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放了五个杯子和一瓶龙舌兰。她亲自给凯瑟勒斟酒，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听凯瑟勒的意见。美国大侦探说：真棒啊！与此同时，感觉热血上头了。女人问：凯瑟勒先生，您来这里是为了那些女尸吧？凯瑟勒问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昨天看见电视上有您。我还看过您的影片。凯瑟勒说：啊，您还看过我的电影。妇女问：您打算消灭这些杀人凶手？凯瑟勒说：很难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试试吧。只能这么说了。检察员为她翻译成西班牙语。从他们所在的蓝白条格帆布下面望去，星星山好像石膏模型。黑线条大概是垃圾。棕色线条大概是岌岌可危、勉强维持平衡的破旧房屋。红线条大概是被风吹雨淋的铁块。凯瑟勒说：这龙舌兰很好。起身时，他在餐桌上放下一张十美元钞票。检察员们赶忙把钞票还给他。他们纷纷说：凯瑟勒先生，您是我们的客人。凯瑟勒先生，您这是在自己家里啊，别客气。跟您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很高兴跟您一起巡逻。凯瑟勒笑着问：咱们是在巡逻吗？那妇女站在饮食店深处望着他们远去，她像座雕像，半身被一道分隔厨房或者餐桌区的幕帘所遮蔽。凯瑟勒心里纳闷：是谁把那些铁块搬到山顶上去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