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苏·布拉沃请求编辑部主任让她调查《民族报》记者失踪事件。主任回答说：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可能彻底疯了，可能在图巴克国家公园里漫游呢，也可能在巴塔哥尼亚湖畔国家公园闲逛，边吃浆果边自言自语呢。玛丽－苏说：这两处公园里没什么浆果。主任回答说：那就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吧。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委派她去做这个报道。她先到了大峡谷，那里是《民族报》所在地，找了社长谈话，那人像个打短工的；找了写过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消息的记者——是个十八岁（也许十七）的小伙子，对记者的工作非常认真。后来，她在小伙子陪同下去了索诺伊塔，到了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家里。小伙子使用一把说是存在报社办公室的钥匙，可玛丽－苏觉得像是一把撬锁铁钩，开了房门。还去了治安官办公室。治安官说埃尔南德斯可能在加利福尼亚。玛丽－苏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治安官说：这个记者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比如，欠了六个月房租。房东想把他赶走），他在报社的收入勉强才够吃饭。小伙子不得不承认治安官的话是对的，他说：《民族报》工资少，因为它是老百姓的报纸。治安官笑了。玛丽－苏想知道埃尔南德斯有没有汽车。治安官说没有。埃尔南德斯如果想要离开索诺伊塔，他就得去乘坐公交车。治安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送玛丽－苏去公交车总站，打听埃尔南德斯的去向。但人们的回答是混乱的，没有用处。据一个老售票员、一名司机和几个乘客说，埃尔南德斯乘车和不乘车的可能性一样多。离开索诺伊塔前，玛丽－苏想再次看看埃尔南德斯的家。一切都原封没动，看不出有暴力的痕迹，为数不多的家具上，积满了灰尘。玛丽－苏问治安官是否打开过埃尔南德斯的电脑。治安官说没有。于是，玛丽－苏信手打开电脑，查阅记者兼诗人的文档。她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有个用混成语写成的神秘小说开头。有发表过的文章。有关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牧场短工的人物简介。有关于克劳斯·哈斯的文章，几乎都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的。别的价值很小。
12月10日，永罚牧场的几个工人报告警察：在通往黑屋公路约一公里二十五米的地方、位于牧场的边界地区发现尸骨。起初，他们以为是动物骨架；但一看到骷髅，方才明白是判断错误。据法医分析，是一具女尸，由于时间久远，死因难以断定。距离尸骨三米处发现了一条紧身裤和一双网球鞋。
女众议员说：我在圣特莱莎一共度过两夜，睡在墨西哥饭店。虽然大家都准备容忍我的任何怪念头，可实际上，事情毫无进展。这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像是一派。市政委员会主席像另外一派。副首席检察官像个耄耋老者。人人撒谎，个个胡说。一下子都信誓旦旦地肯定，绝对没人报告凯利失踪的事情，可我确凿地知道她的女合伙人就报了案。萨拉萨尔·克莱斯波这个名字一次也没人提起。没人告诉我妇女失踪的事情。可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话题。更没人把凯利与这些案子联系起来考虑。临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三家地方报社，通知他们我要在墨西哥饭店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我讲了凯利的事情。后来全国性的大报也转载了。我说除去我是凯利的朋友，我还是政治家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人，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揭开真相。我心里暗暗盘算：这群浑蛋，他们不知道在跟谁斗呢！该让他们尿裤子了。那天夜里，新闻发布会后，我躲进房间，开始打电话。我找了革命制度党的两位众议员，是我可靠的朋友。他俩说一定会支持我走到底。这正是我希望的。接着，我给凯利的女合伙人通话，告诉她我在圣特莱莎。这个可怜又非常丑陋的女子哭了，不知为什么连连谢我。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询问这几天是否有人找我。罗莎给我念了来电话的名单。没有意外的电话。一切如常。我打算睡觉，但无法成眠。有一阵工夫，我望着窗外的城里建筑、花园、时不时有豪华轿车通过的大街。我在房间里转悠。注意到室内有两面镜子。一面在房间尽头，另外一面挂在门口，并不互相映照。但如果你摆个特定的姿势，一面镜子会出现在另外一面镜子里。没有出现的是我。我想：真怪啊。我一面等着睡意，一面摆各种姿势做实验。这样熬到了清晨五点钟。我越是琢磨这两面镜子，心里越是不安。我明白到了这个钟点再上床就有些荒唐了。洗个淋浴，换了衣服，打点行李。六点一到，我就下楼去餐厅吃早饭了。这个时候，餐厅还没开门。但是，饭店的一个工作人员进了厨房，为我准备橘汁和浓咖啡。我想吃，可吃不下去。七点，出租车把我送到了机场。路经城里街区的时候，我想起了凯利，想到凯利看街景的心思会跟我一样；于是，我知道她肯定会回来的。一回到首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位曾经在联邦政府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的朋友，求他推荐一位优秀侦探给我，希望这个侦探没有可疑之处，能胜任工作。朋友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把原委说了出来。他给我推荐的人名叫路易斯·米盖尔·罗亚，他曾经在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过。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在那里工作了呢？朋友说：因为私企挣钱多。我在想：这位朋友没有把应该告诉我的都说出来。因为在墨西哥从什么时候开始私企和国企是水火不容了呢？但我只说声“谢谢”，请他为我约见这个罗亚。我的朋友通知了罗亚，说好跟我见面。罗亚的模样很怪。个子矮胖，但像个拳击手，没有半点赘肉，虽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彬彬有礼，穿着整齐；他办公室很大，至少有十个人在为他工作，其中有女秘书和专业保卫人员。我把凯利的事情说了一遍，谈到了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跟贩毒集团的交易、圣特莱莎当局的态度。他没提任何愚蠢的问题。不做记录。甚至问我的电话号码时，也不写下来。我猜测他有录音。我告辞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三天后会有消息。他散发着润肤水或者我不熟悉的香水味。那是一种薰衣草和香料的混合物，有一点淡淡的进口咖啡香。他送我到门口。三天。他说这话让我觉得时间太短了。等待时间的流逝会变得遥遥无期。我老大不情愿地又去工作。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接待了一群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在凯利失踪后，我对这些人士的态度似乎有宜人的妇女味儿了。她们来了三人，根据我的理解，她们的组织不大。要是从前，我就很想把她们踢出门去；但那时可能我心情郁闷，不大清楚我该做什么，便邀请她们坐一会儿。虽然没谈政治，她们还是很可爱的。其中一位还是我和凯利在教会学校的同学呢，虽说比我俩低两届，但有共同的回忆对象。我们喝茶，聊男人，说说各自的工作；她们三位是大学教师，其中有两位离了婚。她们问我为什么一直独身，我笑了。坦诚地说：我比你们更讲女权主义啊。到了第三天夜里十点钟，罗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第一份报告出来了；如果我想看，可以马上送过来。我说：快来吧！都有点晚了。我问他：您在哪里呢？罗亚说：我在车里。用不着您劳动。我去您家吧。罗亚的报告有十页。他的工作就是步步追踪凯利的专业活动。报告里有几个名字，是首都联邦区的人，还有在阿卡布尔科、马萨特兰、瓦哈卡举办的晚会。据罗亚说，凯利代办的大部分工作只能看成是遮遮掩掩的皮肉生意。是高级的嫖娼活动。她那些模特就是妓女，她组织的晚会只为男子服务，甚至她赚钱的百分比都像豪华妓院鸨母的收入。我告诉罗亚我很难相信他的话。我把报告摔到了他脸上。罗亚弯腰，从地上捡起报告，再次交给我。他说：您把它读完吧！我接着看下去。大粪，纯粹是臭大粪！后来出现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的名字。据罗亚说，凯利早就为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工作过，一共四次。我看到从1990到1994年，凯利至少十次乘飞机去埃莫西约，其中有七次转机到圣特莱莎。与萨拉萨尔见面都标在“举办晚会”的栏内。从埃莫西约到首都的航班判断，凯利在圣特莱莎的时间从来没超过两天。她带到圣特莱莎的模特人数是有变化的。起初，1990或者1991年，她带去四五人。后来，只带两个。最后几次，只剩下她自己了。也许那时才是真正在组织晚会呢。与萨拉萨尔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名叫康拉多·巴迪亚的人，是个索诺拉的企业家，兴趣在加工厂、运输公司和圣特莱莎的屠宰厂上。据罗亚说，凯利为这个康拉多工作过三次。我问罗亚：这个康拉多是个什么人？罗亚耸耸肩，说道：此人很有钱，是个敢冒险的家伙，不怕任何灾难。我问罗亚是否到过圣特莱莎。他说：没有。我问他是否派手下去过。他说：没有。我说：请你去一趟圣特莱莎，我想看看问题的核心；请继续调查吧！片刻间，他好像在考虑我的建议，也许似乎在寻思应该如何回答才好。接着，他说他不愿意我浪费时间和金钱。根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我冲他喊道：就是说你认为凯利死了？他不失半点稳重地缓缓说道：差不多吧。我吼起来了：怎么会“差不多”呢？该死的！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他非常严肃地说：在墨西哥，人们有可能差不多就是死了。我瞅了他一眼，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这家伙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我几乎是尖叫着喊道：无论在墨西哥还是世界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差不多死了。别说话像个导游一样！要么我的女友活着，你就找到她；要么死了，你就找出凶手来！罗亚微微一笑。我问他：你笑什么？他说：说我像导游，真逗。我说：我讨厌墨西哥人的言行都像《人鬼之间》【注】的一切。罗亚说：可能就是半人半鬼吧。我说：不，不，不可能半人半鬼。片刻间，罗亚沉默不语，双腿交叉，很有尊严地坐在那里，在思考我刚刚说的话。罗亚终于开口道：可能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他又补充说：另外，我想有人会不让我工作。是谁？女众议员，您的人，您党内的同志。我支持你。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罗亚说：我觉得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了。我说：该死的，我当然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否则的话，也到不了今天的位子。罗亚再次沉默。刹那间，我以为他睡着了，但是他眼睛睁得很大。我看也不看他，说道：您要是不干，我找别人。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我送他到门口。我问他：干不干？他说：看看能做点什么吧。但我不做任何保证。他走上了通向街道的小路。门外，我的保镖和司机像呆子发懵一样地看看他。【《人鬼之间》，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8－1986）的代表作。书中的人物都是半人半鬼的样子。】
一天夜里，玛丽－苏·布拉沃梦见有个女子坐在她床脚下。她觉得有人压在床垫上；但是，抻了抻腿，什么都没有。那天夜里上床前，她从互联网上看到两条关于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其中一条是首都一家大报记者写的，说是安东尼奥·乌里韦的确失踪了。他堂弟达尼尔·乌里韦好像在美国图森，这位记者跟他通过话。据达尼尔·乌里韦说，克劳斯·哈斯提供的全部情况都是谎言，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但是，关于安东尼奥的下落，他没提供任何细节，或者记者套出来的细节也是模棱两可、不准确、拖拖拉拉的。玛丽－苏·布拉沃睡醒时，房间里有女子的感觉没有完全消失，直到她下床，去厨房喝口水，方才好些。次日，她打电话给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她没想好要问什么，想要听什么；但是，需要听见她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讲究逻辑的话语。确定那声音是女律师后，她问克劳斯·哈斯的情况如何。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回答：近几个月来都一样。问她是否看过达尼尔·乌里韦的声明。女律师说看了。玛丽－苏说：我打算采访克劳斯·哈斯。您觉得一定要我问他什么问题吗？女律师说：我没有。玛丽－苏觉得女律师说话的口气像是人进入了催眠状态。后来，她不合时宜地问起了女律师的生活。女律师说：我的生活无关紧要。那说话的口气像个傲慢的女性对付一个冒失的女孩。
12月15日，埃斯特尔·佩雷阿·贝尼娅，二十四岁，被人开枪打死在“群狼”舞厅。受害人当时坐着，桌旁有三位女友。邻桌，有个模样俊俏的男子，身穿西装、白衬衫，掏出一把手枪在玩弄。那是一把5906型史密斯威森手枪，带十五发子弹。据目击证人说，那家伙此前与埃斯特尔和她一个女友跳过舞，那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据目击者说，持枪者的两个同伴要他把枪收起来。那家伙不听。看来他要给什么人留下深刻印象，估计就是那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女友，此前他与二人跳过舞。据另外一些目击者说，那家伙说自己是附属缉毒大队的检察员。外表像检察员。高大、结实，头发剪得漂亮。就在他玩枪的时候，子弹走火，打中埃斯特尔的致命部位。急救车来到时，姑娘已经咽气。凶手逃逸。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亲自办理此案。次日，他就告诉新闻界：警方已经找到了一具男尸（衣服和体貌特征与杀害埃斯特尔的凶手吻合）；他躺在墨西哥石油公司仓库后面的旧体育场上，手持史密斯威森手枪，与杀害埃斯特尔的枪支一样，死者右太阳穴有弹孔。他叫弗兰西斯科·洛佩兹·里奥斯，有盗车前科。但他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哪怕是意外杀人，也会让他感到心慌意乱。雷伯耶多说：他自杀了。案子了结了。后来，拉罗·古拉对艾比法尼奥说：真奇怪啊，为什么不辨认一下尸体呢？还有奇怪的是杀人犯的两个伙伴怎么没有露面呢？还有奇怪的是，那支史密斯威森手枪放进枪库后怎么不见了呢？最奇怪的是，盗车贼会自杀吗？艾比法尼奥问古拉：你认识这个弗兰西斯科·洛佩兹吗？拉罗说：见过一次。让我说的话，他可没什么魅力。我觉得更像只耗子。艾比法尼奥：种种迹象都奇怪啊。
女众议员说：我请罗亚为这个案子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有时间打造一个慢慢深入到媒体内的形象：她对暴力敏感而且坚决反对暴力，她代表党内改革派的主张，不仅是新陈代谢，而且是针对墨西哥的现实情况改变态度，改变看法，形成开放和非教条的观念。实际上，我仅仅为凯利的失踪感到义愤填膺，为她成为恶搞的对象而狂怒。我越来越不在意所谓的公众看法、选民的看法；实际上，我看不到选民骨子里的东西，即使看到，也是非本质或者次要的，是轻视。但是，每当我了解别的案子，每当我听到了别的呼声，我的火气就获得了群体价值；我的火气就变成了群体性的火气，或者群体性的表示方式；如果能看到我的火气，那它就是成千上万牺牲者复仇的拳头。坦诚地说，我想自己正在变成疯子。我听到那些呼声（只有呼声，没有面孔，没有形体）来自沙漠。我在沙漠里，手持匕首漫游。匕首上映照出我的面孔。我满头白发，面颊干瘪，布满伤痕。每个伤疤就是一个要我白费力气去回忆的故事。最后，我开始吃镇静剂。每隔三月，我见罗亚一次。尊重他明确的意愿，我一直不去他办公室找他。有时，他给我打电话；有时，我给他打电话，都用安全线路；通话时，我俩都不说要紧的事，因为罗亚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借助罗亚提供的情况，我逐渐完成了一张凯利失踪地点的拼图。由此，我得知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举办的晚会，实际上是纵欲狂欢；凯利有可能扮演狂欢会上的乐队指挥。罗亚曾经跟一个为凯利工作过几个月的女模特谈过话。如今她居住在美国圣迭戈。那女模特告诉罗亚，萨拉萨尔分别在两处不同的牧场搞晚会；两处都是萨拉萨尔的地产，不搞生产，富翁买下这样的地块，不搞畜牧业，不搞农业。就是一块土地，中间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大客厅和许多卧室；有的，偶尔还修建游泳池；实际上，那种地方并不舒服，没有女性美。在北方，人们称之为“毒品牧场”，因为很多毒品贩子有这样的牧场；与其说是牧场，不如说是沙漠里的军火库；有些甚至有瞭望塔，上面安置了特等狙击手。这些“毒品牧场”有时长期无人居住。如果留下一个工人看家，他也没有进入主要建筑的钥匙，他的任务就是不让野狗进来安营扎寨，在不长植物的乱石堆里漫游。这些可怜的人只有一部手机和模模糊糊、慢慢就会淡忘的指示。据罗亚说，他们中有人死了或者失踪了或者被沙暴卷走了，没人知道下落，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后来，突然有一天，那毒品贩子又要回来过日子了。那就先派三四个小用人乘坐面包车来打扫大房子。然后，保镖来了，个个是彪形大汉，乘坐黑色郊外SUV或者鬼怪或者朝圣者汽车来了。到达牧场后的头一件事，除去炫耀武力之外，就是划出安全警戒范围。最后，老板带着他的贴身侍从登场。大奔驰或者保时捷汽车安装了钢板，长蛇般地游走在荒凉的沙漠里。灯光彻夜不息。可以看到各种牌号的车辆，从林肯大陆到收藏家手里老牌子的卡迪拉克，拉着人们进出牧场。有满载肉类食品的追踪者车，有运送糕点的雪佛兰水星。人们整宿地喊着，唱着。据罗亚说，这就是凯利去北方组织的晚会。据罗亚说，起初，凯利带上几个准备在短时间内赚大钱的模特。那个居住在美国圣迭戈的姑娘告诉罗亚，带去的模特从来没有超过三人。晚会上还有别的女人，凯利起初不认识，是些年轻的女孩，比模特年轻。凯利让模特穿上适合晚会的服装。我估计都是些圣特莱莎的小妓女。夜里会出事吗？都是通常那种事。男人们喝得醉醺醺，或者吸毒，看录像带上的足球赛或者棒球赛，玩牌，到院子里去练瞄准，谈生意。没人拍摄过色情片，或者圣迭戈那姑娘对罗亚说的玩意儿。有时候，客人们在某个房间里看色情影片，那模特走错了房间，误入其中，看见了往常那点事：一张张严肃痴呆的面孔闪烁着色情影片照出的光芒。总是这个样子啦：严肃痴呆，好像观看性交的影片就把观众变成了泥塑。但是，据那个模特说，在“毒品牧场”没人拍摄和录制过色情电影。有时，有些客人高唱兰切拉民歌和歌谣，在牧场里转悠，好像在宗教游行一样，一面尽心尽力高唱。有一次，他们裸体游行，个别人穿着短裤，顶着清晨四点钟的寒气，又唱又笑，放浪形骸，像群魔乱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那个住在圣迭戈的姑娘对罗亚说的话。但绝对不是什么色情录像，绝对不是。后来，凯利不指望模特了，也就不再叫她们了。据罗亚说，这个决定来自凯利自己，因为模特要价太高，圣特莱莎的小妓女收费低廉，凯利的经济情况不佳。她头几次出差是萨拉萨尔花钱，但通过萨拉萨尔，她结识了那个地区的要人；有可能也为一个什么西格福利多·卡塔兰办过晚会。这个卡塔兰拥有运输垃圾的卡车队，据说他跟圣特莱莎大部分加工厂有特许经营合同。凯利为康拉多·巴迪亚也办过晚会。这个巴迪亚是个企业家，在索诺拉、锡那罗亚和哈利斯科都有财产。据罗亚说，无论萨拉萨尔、卡塔兰还是巴迪亚都跟圣特莱莎集团有联系，就是说跟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有关系，据说，此人偶尔也参加过晚会。证据嘛，任何法庭都看重的证据，是没有的；但是，罗亚为我工作期间搜集了大量证词、妓院里的谈话、醉鬼们聊天的内容，证明甘波萨诺偶尔去过晚会。不管怎么说吧，凯利组织的狂欢会上肯定有贩毒分子，尤其是两个甘波萨诺的代理人，一个叫塞尔希奥·穆尼奥斯·欧特洛，是诺加莱斯贩毒集团的头目；一个叫法比奥·伊斯基尔多，曾经当过埃莫西约贩毒集团的头目，开辟过从锡那罗亚到圣特莱莎的毒品运输线，或者是从瓦哈卡或者是从米却肯甚至从塔毛利帕斯（那是华雷斯城集团的领地）开始的运输线。罗亚认定穆尼奥斯和法比奥到过凯利组织的晚会。这样，晚会上，凯利没请模特，而是雇佣下层姑娘或者有社会地位的女子与妓女一道，在废弃的牧场里服务；可以肯定与会者有银行家萨拉萨尔、企业家卡塔兰、百万富翁巴迪亚，就算没有甘波萨诺，至少有他的两个代理人法比奥和穆尼奥斯，还有社会名流、犯罪高手和政界头面人物。达官贵人大杂烩。一天早晨或者夜里，我的女友凯利就从空气里消失了。
玛丽－苏在几天时间里，从《凤凰城独立报》的编辑部，试着跟那位采访过达尼尔·乌里韦的首都记者取得联系。这位记者几乎从来不在报社停留。跟她通话的人们拒绝提供这位记者的手机号码。等她终于跟那位记者说上话的时候，玛丽－苏觉得他声音醉醺醺像个坏人，至少十分傲慢，他不肯给出达尼尔·乌里韦的电话号码，理由是必须保护消息来源者的隐私。话不投机，玛丽－苏提醒他大家都是同行，都为报界工作。首都那位记者说哪怕都是情人也不行。关于《民族报》那位记者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后，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一天夜里，玛丽－苏重新翻阅克劳斯·哈斯案件的档案，最后找到了迈尔卡多写的新闻报道，那是他在圣特莱莎监狱克劳斯·哈斯新闻发布会后写成的。迈尔卡多的文字风格追求轰动效应，不讲究准确。文章中充斥着陈词滥调、不准确的推断、荒诞的肯定、夸张和显而易见的谎言。迈尔卡多有时把克劳斯·哈斯描绘成索诺拉富人阴谋集团的替罪羔羊；有时描绘成复仇天使或者潜伏在牢房里的侦探，但绝对不是输家，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把刽子手们逼得走投无路的好汉。玛丽－苏到了凌晨两点钟，离开报社前喝完最后一杯咖啡，心里想，这样一个写次货的记者，谁肯傻乎乎地去杀他并且抛尸野外呢！那么这个迈尔卡多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编辑部主任也工作到很晚，给她说了几个可能的答案：累了，走了；疯了，走了；二话没说，走了。一周后，那个陪她去索诺伊塔采访的小青年，给她打电话，想知道她要写的迈尔卡多文章怎么样了。她说：我什么也不写了。小青年想知道为什么。玛丽－苏说：因为毫无神秘之处。迈尔卡多大概住在加利福尼亚并且在那里工作。小青年说：我不信。玛丽－苏觉得小青年喊了一声。她听见电话里面有卡车声，好像电话是从一家运输公司的院子里打来的。她问：你为什么不信呢？小青年说：因为我去过他家。没看见有搬家的样子啊。她说：他走了，因为想走。她听见话筒里小青年说了一句：不对。要是他真心想走，一定会带走自己的图书。玛丽－苏说：图书很沉啊。再说，图书可以再买。加利福尼亚的书店可比索诺伊塔多啊。她说这话是想开个玩笑，但立刻意识到这话毫无幽默之处。小青年说：不，不，我指的不是那些图书，而是他的东西。玛丽－苏问：他的书吗？他说：是指他撰写和发表的东西。就算世界末日临近了，他也不会丢弃的。玛丽－苏试图回忆迈尔卡多家里的情况。客厅里有书籍，卧室也有几册。统统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本。藏书不算多。但是，对一个打工的记者来说，也许够了，甚至有富余。她没想到书籍里可能有迈尔卡多撰写的东西。她问：你认为没有那些东西，他是不会走的？小青年说：绝对不会走的，因为那些东西像是他亲儿子。玛丽－苏想：有迈尔卡多署名的图书不会很沉，绝对不会在加利福尼亚重新购买。
12月19日，在基诺区附近，距离北卡卫兰内斯村社不远处，有人发现一个塑料袋内装着一具女尸残骸。据警方说，这是美洲野牛团伙的又一个牺牲品。据法医说，死者年龄大约在十五到十七岁之间，身高一米五五到一米六，被害时间大约在一年前。塑料袋里有一条廉价海军蓝色裤子，像加工厂女工上班穿的工装；还有一件衬衫，一条黑色塑料腰带，搭扣也是塑料的，像仿制品。办理此案的是刚从埃莫西约调来的检察员马尔克斯·阿拉纳，原来他归缉毒大队。但是，第一天到现场的还有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上级通知胡安把这个案子交给马尔克斯·阿拉纳（说是让他适应一下艰苦条件）的时候，胡安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一直走到北卡卫兰内斯村社的门口。村里的主要建筑还保留着屋顶和窗户，但是别的建筑只剩下飓风留下的残壁了。有一阵工夫，胡安围绕村社兜圈子，想看看能不能至少遇到一位老农或者孩子，哪怕一只狗。但幽灵般的村社里连狗也没剩下。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问：我希望你干什么？希望你把这些情况全都写下来，继续写这个事件。你从前的文章我看过。写得好，但有时候无的放矢。我希望你打在实处，打在人体上，打在那些逍遥法外的人身上，别放空炮。希望你去圣特莱莎看看，闻闻那里的空气。希望你咬住那个地方别放。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了解圣特莱莎，像大家一样，印象一般。可是，自从第四次访问那里以后，我觉得开始认识那座城市和沙漠了。如今，我已经不能把那城市和沙漠从脑海里抹去。我知道了那里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街区的名字。了解一些违法活动。但是，我不能找墨西哥警察。如果我去最高检察院，那里的人会以为我疯了。我也不能把情况交给美国警察。说到底，这里有个爱国的问题，不管对谁而言（首先从我自己开始吧），我是墨西哥人。还是女众议员嘛。哪怕是骂街，仍旧一如既往地咱们自己来解决问题，否则一起完蛋。有人我不想伤害；但是，有的人我知道一定要伤害。这是对的，因为时代在变，革命制度党也应该变化。这样一来，我剩下的只有找报界。也许因为我当过好几年记者吧，我对你们中间一些人的尊敬始终如一。另外，虽然咱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毛病，但至少还享有言论自由。革命制度党几乎一向尊重言论自由。女众议员说：我说的是“几乎一向”，你别摆出不信的样子。在墨西哥，你想发表什么就发表，没问题。一句话，咱俩不讨论这个，行吗？你出版过一部据说是政治小说，里面说的惟一内容就是毫无根据的泼粪，也没怎么样。对吧？塞尔希奥说：那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很糟糕。您看过了？女众议员说：看过。你写的一切我都读过。塞尔希奥说：写得很糟糕。又说：这里没有书报检查制度，可是也没人看书。但报纸不一样。报纸有人看。至少看看标题。沉默一下，他问：罗亚后来怎么样了？女众议员说：罗亚死了。不是被人杀害的，也不是失踪。是病死的。他得了癌症。没人知道情况。他是个嘴严的人。如今，他的调查办公室有别人管了。也许根本不存在了吧，可能现在就是个咨询或者企业顾问办公室了。罗亚在去世前把有关凯利案件的全部卷宗都给了我。不能交的，他都销毁了。我凭直觉感到不妙，但他宁可什么都不对我说。他去了美国，找西雅图一家医院，忍耐了三个月后，去世了。他是个怪人。我只去过他家一次。他自己住在那博莱斯区一处单元房里。从外表看，那房子普普通通，中产人家的住处。但是，从里面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真不知怎么描述它才好。住处如其人，简直就是罗亚的镜子，或者是罗亚的自画像，对，一幅未完成的罗亚自画像。他有很多唱片和艺术类图书。所有的门都安装了铁甲。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带着金边镜框；她表情有些伤感。厨房彻底改造过，宽大，摆满了专业厨师的用具。他一得知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就从西雅图给我打了电话，用他的方式跟我告辞。我记得我问他是不是害怕。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要问这个。他反问我是不是害怕。我说：我不怕。他说：我也不怕。如今，我希望你利用我和罗亚搜集的全部资料，捅一捅马蜂窝吧！当然，你不是孤军作战。我永远在你身边，每时每刻支持你，尽管你看不见我。
1997年最后一个案子很像倒数第二个，也是在塑料袋里，只是发现的地点不是城西头，而是城东头，位于与边境平行的一条土路上，这条路最后通向山区进入隘口。据法医说，受害人死亡的时间很久了。年龄大约十八岁，身高一米五八到一米六。裸体，但塑料袋内有一双高跟皮鞋，质量上乘；据此，推想这可能是个妓女。还发现一条超级短小的白色短裤衩。警方经过三天懒洋洋的调查，这个案子如同前个案子一样都了结了。圣特莱莎的圣诞节像往年一样过起来了。吃吃喝喝，觥筹交错，龙舌兰加啤酒。甚至连最贫困的街区，也听到了欢声笑语。其中有些街道彻底黑暗，与黑洞相似；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笑声成为居民和外来人不迷路的惟一指路“明灯”。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的母亲是独眼。她头发金黄，但是个独眼。那只好眼是天蓝色的，宁静、深邃，好像不太聪明，但是善良，极善良。阿琴波尔迪的父亲是个瘸子。在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在德国迪伦附近的军事医院住了一个月，心想一条腿出不了门，眼睁睁看着能动弹的伤员（而他不能啊！）如何偷窃不能动弹伤员的香烟。但是，当那些人也想偷他的烟草时，他一把抓住小偷（是个有雀斑、高颧骨、虎背熊腰的家伙）的衣领，喊道：住手！别玩大兵的烟草！那小子溜了。夜幕降临。阿琴波尔迪的父亲觉得有人在看他。
隔壁床是个木乃伊。双眼黑乎乎像两口深井。
他问：“想抽烟吗？”
木乃伊不吭声。
“抽烟是好事啊。”他点燃一支烟，送到木乃伊绑着绷带的嘴边。
木乃伊哆嗦了一下。父亲想：也许他不抽烟，便拿回来了。月光照在烟头上，给它染上了一层白霉。于是，他再次把香烟送到木乃伊唇边，一面说道：抽吧，抽吧！忘掉一切吧！木乃伊的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他。他想：可能他是认识我的同营战友。可他为什么一言不发啊？他想：也许他无法开口吧。忽然，冒烟了，从绷带间隙里冒出来了。他想：冒气了，冒气了。
烟从木乃伊的耳朵眼、喉咙、前额、眼窝冒出来，即使如此，木乃伊仍然望着他。直到父亲吹了他一口气，从他嘴上拿下香烟，又冲着他缠着绷带的头部吹气，到烟消云散为止。后来，父亲在地上碾灭了烟头，方才入睡。
父亲醒来时，木乃伊已经不在床上了。他问：木乃伊在哪儿呢？有人从床上说：今天早晨死了。父亲点燃一支烟，等着吃早饭。让他出院的时候，他一瘸一拐地步行到了迪伦城。从那里，他登上一辆开往另外一座城市的火车。
在这座城市的火车站上，他等候了二十四小时，吃着军队的伙食。发放菜汤的人是个瘸腿军曹，跟他一样。他俩聊了好长时间，军曹一面分发菜汤，他一面喝汤，屁股下面是木匠用的那种凳子。据军曹说，一切都要变啦。战争快要结束了，新时代要开始啦。父亲边吃边说：什么都不会变的。包括他们自己，一人丢了一条腿，也没有变化。他说一句，军曹笑一下。军曹说黑，他说白。军曹说白天，他说黑夜。军曹一听见他答话，就笑，问他菜汤是咸，是淡。后来父亲等烦了，看来那趟列车不回来了，又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父亲在田野里漫游了三周，啃着硬面包，偷吃农庄的水果和母鸡。在他漫游期间，德国投降了。有人说了这个消息，他说：好得很！一天下午，他进了自己的村庄，敲打家门。老妈给儿子开了门，一看见他如此破破烂烂，没有认出儿子。后来，家里人才拥抱他，让他吃饭。他问家里人他的独眼老婆是不是改嫁啦。大家说没有。当天夜里，他就去看她，没换衣服，没洗澡，尽管老妈再三恳求，也不刮脸。独眼婆一看见他出现在门外，立刻认出是自己的丈夫。瘸子一看到她出现在窗前，就认出了自己老婆。马上举手，敬了一个军礼，甚至有些严肃的军礼；但是，这个军礼也可以理解为一句话：生活就是如此。从此，他逢人便说，在这个瞎子村庄里，独眼婆就是头号美人。
汉斯·赖特尔出生于1920年。他不像男孩，像海藻。英国作家卡内蒂【注】，我想还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注】，两位风格迥然的大作家都说过：如同英国人的象征物或写照是大海一样，德国人的隐喻是森林。汉斯·赖特尔从出生起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不喜欢大地，更不喜欢森林。也不喜欢大海，或者一般人所说的海洋，其实就只是海平面，就是渐渐变成了比喻失败和疯狂的风波。汉斯喜欢海底，海底下有平原，但不是平原，有峡谷，但不是峡谷，有悬崖，但不是悬崖。【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英国著名作家。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迷茫》。】【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拉丁美洲著名作家。】
独眼妈给他在大瓦盆里洗澡的时候，小汉斯·赖特尔总是从妈妈有肥皂液的双手里溜走，一直沉入盆底，要是妈妈不把他捞回水面，他能留在水下，睁着大眼睛注视着黑木板、黑水，水底下漂着他身上的污垢、细小的皮屑，它们像潜水艇一样朝着某个猫眼大的海湾、某个漆黑、宁静的山谷驶去，虽然根本没有什么宁静，只有许多杂物的假面具，包括宁静。
有一次，瘸子爸（有时在一旁看独眼婆给儿子洗澡）要她别把儿子捞上来，看看儿子怎么办。在盆底，汉斯·赖特尔灰色的眼睛看看独眼妈那只蓝眼睛，然后侧卧，安安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的肢体，像探测船那样盲目地驶向宇宙。肺部的空气不够了，他不再望着那些远去的碎屑，开始跟踪而去。他满脸通红，明白自己正在穿越类似地狱的区域。但他不张嘴，没有任何想浮上去的表示；其实，他头部距离水面只有十公分，就到了有氧气的世界了。最后，妈妈的双臂把他提出水面。于是，他哭了。瘸子爸裹在旧军大衣里，冲着壁炉里啐一口浓痰。
三岁时，汉斯·赖特尔比村里同龄的男孩都高，比任何四岁的孩子高，并非所有五岁的男孩都能比他高。起初，他走起路来步履蹒跚，村里的医生说，这是因为他个子高，应该多喝牛奶，增加钙质。但医生错了。汉斯·赖特尔走路不稳的原因在于他是在地球表面活动，相当于潜水新手初次在海底行走。实际上，他是住在海底，吃在海底，睡在海底，玩耍在海底的。因为牛奶不是问题，独眼妈有三头奶牛，成群的母鸡。这孩子营养很好。
瘸子爸有时看见儿子在田野里行走，于是想自己的家族里是不是有如此高大的人呢。据说，某位高祖或者曾祖为斐迪南大公效力，那军团里全都是超过一米八或者一米八五的大汉。那个高级军团伤亡惨重，因为容易瞄准他们，拿他们当靶子。
有一次，瘸子爸望着儿子笨拙地走在邻居菜园的边上，想像那个普鲁士军团与同样高大的俄罗斯军团对峙的情景；俄罗斯军团由一米八或者一米八五的农民组成，身穿俄罗斯帝国近卫军的绿色制服；遭遇后，伤亡惨重，甚至两军的其他部队已经后撤时，这两个巨人军团仍然在进行肉搏战，直到司令长官下达死命令要求向新阵地转移时，方才罢手。
瘸子爹参战前身高一米六八。退伍后，由于少了一条腿，身高一米六五。他想：巨人军团都是疯子搞的玩意儿。独眼妈一米六，她认为男子越高越好。
六岁时，汉斯·赖特尔比同龄的孩子都高，比所有七岁的都高，比八岁的高，比九岁的高，比一半十岁的男孩都高。此外，六岁时，第一次偷书。书名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他把书藏在床下，其实学校里没人惦记这本书。也是在那个年龄，他开始练潜泳。那是1926年的事。从四岁开始游泳，总是把脑袋扎进水里，睁开眼睛；后来，妈妈骂他，因为他整天红着眼睛，担心村里人看见儿子，以为她儿子整天哭鼻子呢。但是，学会潜水，还是到了六岁的事。钻进水里，下潜一米，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对，是这样。但不算潜水。到了六岁，他觉得下潜一米太少，决定直奔海底。
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他已经牢记心头了。他一面潜水，一面复习书里的内容。这样，他发现掌状海带，是一种宽叶海藻，如书中所说，茎粗叶宽，呈扇形，多有条状分支，很像手指。掌状海带是一种冷海水海藻，在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里生长。在低潮和岩石海岸下面可以找到，呈团装。落潮常常把这种海藻暴露在海边。汉斯·赖特尔第一次在海底见到这种海藻的时候，激动得哭了。这似乎很难，一个人一面睁着眼睛潜水，一面哭泣。但是，别忘记：汉斯才六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孩子少见。
掌状海带呈浅褐色，像北极海带，茎叶粗糙，又像欧非囊根藻，茎叶上有鳞茎。但是，这后两种海藻生长在深水；尽管汉斯·赖特尔有时夏天中午远离海岸或者远离放置衣物的岩石，然后下潜海底，却从来没看见过这两种海藻，只能幻想着海底下有一片宁静的海藻林。
那个时候，他开始在练习本上画出各种海藻。画了绳藻，这是一种细长绳状的海藻，有时能长达八米。不分叉，样子娇嫩，其实非常结实。生长在落潮线以下。还画了海土豆，这是一种圆形鳞茎状的海藻，橄榄绿色，生长在岩石和别的海藻上面。形状怪异。他从来没见过，但梦见过多次。画了墨角藻，这是一种棕色海藻，支架杂乱，沿着支条上有卵形水疱。墨角藻分雌雄，生产形状像葡萄干的果实。雄性黄色。雌性暗绿。他画了糖海带，这种海藻只有一个长长的蕨叶，状如腰带。晾干后，叶面上有晶体，可做甜味剂。生长在岩石海岸，附着在各种坚固的物体上，但也会被海浪卷走。画了粉团扇藻，这是一种稀有海藻，体小，呈扇状。生长在温水中，从大不列颠南海岸到地中海到处可见。没有相似物可比。画了普通马尾藻，它生长在地中海的卵石海滩上；叶子之间有带柄生殖器官。浅水和深水都可以找到。画了脐形紫菜，这是一种形状极美的海藻，紫红色，长约二十公分。生长在地中海、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紫菜有多种，均可食。威尔士人吃紫菜尤甚。
瘸子爸在回答儿子一个问题时说：“威尔士人是蠢猪。绝对是猪。英格兰人也是。但愚蠢程度比威尔士人好些。实际上，都是蠢猪，不过企图伪装一下，由于善于伪装，结果好些。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还蠢，稍逊威尔士人。法国人像苏格兰人一样愚蠢。意大利人是猪崽，是准备吃掉自己母猪的崽子。至于奥地利人，也一样：蠢猪，蠢猪，蠢猪。绝对别相信匈牙利人。绝对别相信波希米亚人。他们在舔你手心的同时，能吃掉你小手指。绝对别相信犹太人，他们吃了你拇指，还留下口水。巴伐利亚人也是蠢猪。孩子，跟巴伐利亚人说话的时候，千万勒紧腰带啊。至于莱茵人，最好别跟他们说话，因为稍不留意，他们能砍掉你一条腿。波兰人像母鸡，你要是拔掉他们几根羽毛，就能看见那皮肤像猪。俄国人也一样。他们像饿狗，其实是饿猪，二话不说，准备遇到什么吃什么，不管他是谁，绝对不后悔。塞尔维亚人跟俄国人一样，但是矮小。他们像伪装成吉瓦瓦狗的小猪。吉瓦瓦狗是侏儒狗，体积有麻雀大小，生活在墨西哥北方，在美国电影里露过面。美国人当然也是猪。加拿大人是冷酷无情的大猪，但加拿大最坏的猪是法语区的人。最坏的猪还有爱尔兰人。土耳其人也跑不掉，他们是搞鸡奸的猪，跟德国撒克逊人和西伐利亚人一样。至于希腊人嘛，我只能说他们跟土耳其人一样：搞鸡奸的多毛猪。只有普鲁士人例外。可是普鲁士已经不在啦。普鲁士在哪儿呢？你看见了吗？我是没看见。有时，我感觉所有的普鲁士人在大战中死光了。有时，相反，觉得我住在那个肮脏的臭医院的时候，普鲁士人集体迁徙了，离开了。有时，我去岩石海岸，看看波罗的海，打算猜一猜普鲁士人的船只开往什么地方去了。瑞典？挪威？芬兰？不可能，因为那都是蠢猪生活的地方。那么去什么地方了呢？去冰岛啦？去格陵兰岛？极力猜测。但猜不出来。那么普鲁士人在什么地方呢？我站在岩石海岸上，搜索着灰色的海平面。那是像脓水一样浑浊的灰色。不是一年一次的灰色。而是每月一次啊！每十五天一次！可我一直没看见普鲁士人，一直猜不准他们到哪个方向去了。我只看见了你，看见了你那在浪花中时隐时现的脑袋。于是，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安安静静坐了好长时间，望着你的脑袋，我也变成了石头；虽然有时我的视线失去了目标（你的脑袋），或者你的脑袋出现在很远的地方，我并不为你担心，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浮出水面，海水不会伤害你的。有时，我会坐在石头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感觉冷得厉害，都来不及抬头看看你是不是还在海里。我怎么办？于是，起身，牙齿打战，回到村里。刚一迈进村口，我就放声歌唱，让街坊们以为我是在克雷布斯酒馆喝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