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汉斯·赖特尔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是一位上校在诺沃里斯弗斯科野战医院里颁发给他的。上校握握他的手，说道：你在丘诺莫斯克和米扩来福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说罢就走了。汉斯不能说话，因为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喉咙。胸部的伤势已经不严重了。不久，他被从克里米亚半岛转移到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那里有一座比较大的医院。医生们重新给他的喉咙做了手术。术后，他又能正常吃饭了，能像从前那样活动颈部了，但仍然不能说话。
为他治病的医生们不知道是该给他准假回德国，还是让他重返部队。那时79师还在包围着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冬季来了，加上苏军反攻成功地打破了德军的战线，推迟了医生们的决定，最后汉斯既没回德国，也没返回部队。
但是，由于他也不能长期留在医院里，就跟79师另外三名伤员一起去了第聂伯河畔的克斯特基诺村。有些人叫这个村庄“布丁尼模范农场”；有人叫它“甜溪”，因为有条小溪是第聂伯河的支流，它的溪水在这个地区是少有的甘甜、纯洁。另外，克斯特基诺够不上一个村庄。只是山丘下有几间散落的房子、一些破旧的木头栅栏、两处烂糟糟的谷仓和一条土路——冬季因为雪水、泥泞难以通行，无法到达另外一个火车经过的村庄。村外有间废弃的村委会办公室，这几个伤兵打算启用。大部分房屋都没人，有些人说是德军入侵前村民就逃走了；有些人说是红军把村民强行拉走了。
开头几天，汉斯睡在可能是从前的农艺办公室或者党支部里，那是村里惟一的砖头混凝土建筑。但是，跟这么寥寥几个德国技术人员和康复人员同住在克斯特基诺，很快让他觉得无法忍受。于是，他决定自己住到一间无人的俄式木屋里去。那些木屋表面上看去一模一样。一天夜里，汉斯在那间砖头房屋里喝咖啡的时候，听到一种新的说法：村民既不是被红军拉走的，也不是逃走的。村民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德军一支先遣队路过该村的时候，对村民中的全体犹太人进行了肉体消灭。由于他不能讲话，也就没提任何问题；但是，第二天，他决定要更加注意研究村里所有的房子。
他把全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说明住户的出身或者宗教的蛛丝马迹。最后，他在一间靠近“甜溪”的房子里住了下来。第一宿过夜，他做了好多噩梦，几次让他惊醒过来。但他想不起来梦的内容。他睡觉的床铺位于一层的壁炉旁边，很窄，很柔软。第二层像个楼阁，也有一张床，有一扇小小的圆窗，像船里的舷窗。他在一个大箱子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大部分是俄语的，但奇怪的是也有德语的。他知道很多东部的犹太人懂得德语，因此推测这家人是犹太人。有时，半夜从噩梦里喊着惊醒过来，点燃床边总是放着的一支蜡烛，会安静好长时间，坐着，双腿露在毯子外面，望着眼前跟着烛光舞蹈的物品，感觉毫无办法可想，与此同时，寒气慢慢让他感觉透心凉。有时，早晨醒来，心情再次安静下来，一面望着泥和麦秸的天花板，一面想这房子有种说不出的女人味。
附近居住着一些不是本村的乌克兰人，他们来这里不久，是给从前的国营农场干活的。每当汉斯出门，这些乌克兰人就冲他脱帽，点头问候。开头几天，汉斯不搭理他们。但是，后来也不好意思地招招手，好像是说“再见”。他每天早晨都去“甜溪”。用匕首挖坑，把个带柄小水锅放入坑中，等流满水后，拿起来就喝，不管有多凉。
随着冬季的到来，所有的德国人都躲进了这个砖头加水泥的房子。有时，大家开晚会，一闹就到天亮。外面的世界没人想着这几个人，似乎前线的失利已经让他们几个消失不见了。有时，这些大兵出去寻找女人。有时，互相鸡奸。没人说什么。有个79师的老战友对汉斯说：这里是寒冷的天堂。汉斯瞅了他一眼，好像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战友拍拍汉斯的后背，说道：可怜的汉斯，可怜的汉斯啊！
有一次，汉斯好久没照镜子了，他在木屋角落里发现一面镜子，就拿起来看看。镜中人留着金色、乱蓬蓬的胡须，又长又肮脏的头发，眼睛干涩，空洞无神。他心里说：臭狗屎！接着，他解开了颈部的绷带：伤口已经结疤，表面上无大碍。绷带很脏，血痂摸上去硬硬的；为此，他决定把绷带扔进壁炉里。随后，他开始在房子里寻找可以代替绷带的东西。结果找到了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的手稿，隐藏的地点就在壁炉后面。
隐藏的地点极简单又极聪明。壁炉也可以做饭，开口宽，通风口长，足以让一个人蹲着钻入炉内。开口宽从外面一眼可以看清楚；壁炉内纵深长从外面则很难发现，因为熏黑的炉膛起着最微妙的伪装作用。肉眼看不出炉内尽头有道沟，比较浅，但是足以让一个人蜷曲着腿坐在里面，得到黑暗的庇护。汉斯·赖特尔在孤独的木屋里寻思：为了让藏匿点运转良好，需要有两个人才行：一个藏进去；一个人在外面放上熬粥的锅子，点火，一次又一次地添放木柴。
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占据着汉斯的心头，因为他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更好地了解鲍里斯·安斯基的生平或者思维方式或者他绝望的程度或者鲍里斯非常熟悉的什么人。有好几次，汉斯试着从壁炉里面点火。只成功了一次。很难把水锅或者俄式茶炉放置在木柴旁边。由此，他推断出建造这个藏匿点的人，修建的同时就在考虑，某人某天要藏在这里，另外一个要帮助这个人隐藏。汉斯想，一个人自救，一个人救人。一个人会活下来，一个人会牺牲。一个人等天黑下来逃跑，一个人留下来成了牺牲品。有时，在下午，他钻进那隐匿点，只拿着鲍里斯的手稿和一支蜡烛，读啊，读啊，一直待到深夜，到肌肉抽筋，冻僵为止。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1909年出生在克斯特基诺村，就是德国大兵汉斯·赖特尔眼下占据的这间房子里。父母是犹太人。这个村子的几乎全部居民都是犹太人。父母以买卖女衬衫维持生活。父亲从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或者敖德萨批发过来，然后在这个地区的大小村庄零售出去。母亲养鸡，卖鸡蛋，她家不需要买菜，因为有一片小菜园，开发得不错。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就是鲍里斯；那时夫妻已进入中年，像《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中年得子，大喜过望。
有时候，亚伯拉罕·安斯基跟朋友聚会时，说到儿子有些娇生惯养，以至于感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献出孩子祭祀用。村里东正教的教徒们听了此言，大惊失色；或者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其余的人则开怀大笑。亚伯拉罕·安斯基得出结论说：我倒是没牺牲儿子，可牺牲了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只母鸡啊！不是羊羔，不是我儿子，是一只母鸡啊！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啊！
到了鲍里斯十四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告别父母的场面令人感动。先是父亲无助地哭了，接着是母亲，最后是鲍里斯扑入父母的怀抱，也哭了。莫斯科之行永世难忘。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听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谈话或独白，读了墙壁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纲领——预告天堂般的生活开始了；无论走路还是乘车，他看见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鲜活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村子，如果不算两次陪父亲在本地区卖女衬衫的话。在莫斯科，他前往征兵办公室。他要求参军打弗兰格尔【注】，人家告诉他，弗兰格尔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愿意参军打波兰人；人家告诉他，波兰人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喊着说，他要参军打克拉斯诺夫【注】或者邓尼金【注】，人家告诉他，这两个人都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那好吧，他要参军打白哥萨克或者捷克人或者高尔察克或者尤邓尼奇或者协约国军队，人家告诉他所有这些敌人都被打败了。人家还说：这些战事消息传到你村里的时间太晚啦。人家还问他：小伙子，你是哪个村子的啊？鲍里斯回答说：第聂伯河边上的克斯特基诺村。这时，有个抽着烟斗的老兵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问他是不是犹太人。鲍里斯回答说，对，是犹太人。他看看老兵的眼睛，才发现对方是个独眼龙，而且少了一只胳膊。【弗兰格尔（Pyotr Nikolayevich Wrangel，1878－1928），俄国男爵，步兵中将。曾任白卫军首领对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克拉斯诺夫（Krasnov，1869－1947），1917年任临时政府骑兵军长，与布尔什维克对抗。】【邓尼金（Anton Ivanovich Denikin，1872－1947），曾任临时政府总参谋长，白卫军首领。】
“打波兰人的时候，我们连队里有个犹太同志。”老兵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鲍里斯问：“他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认识他呢。”
“小伙子，莫非你认识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犹太人吗？”独眼断臂老兵问他。
“不，当然不都认识。”鲍里斯说着脸红了。
老兵从他坐着的角落里说道：“他叫迪米特里·韦尔比斯基。牺牲的地点距离华沙有一百公里。”
随后，独眼老兵晃晃身子，用毯子蒙住后脑勺，说道：我们的指挥官叫科洛连科，也在同一天牺牲了。于是，鲍里斯以超音速想像着韦尔比斯基和科洛连科，看见科洛连科在嘲笑韦尔比斯基，听见了科洛连科在韦尔比斯基背后说的话，进入了韦尔比斯基夜间的思维状态，进入了科洛连科的心思里，进入了二人朦胧变化的希望中，进入了他俩的信念和骑马的队伍里，进入了他俩走进的森林和穿过的泥泞土地，听见了田野上夜间的嘈杂声和士兵们早晨上马前难懂的谈话。他看见了村庄和耕地，看见了教堂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直到二人牺牲的那一天——天空完全是灰的、彻底的灰色、绝对的灰色，仿佛数千里的乌云都从那片土地上经过，一刻不停，无尽无休。
那时，不到片刻时间，鲍里斯决定不当兵了；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征兵办公室的准尉递给他一张纸片，要他签字。于是，就当了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鲍里斯一直在出差。他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诺里尔斯克铅矿，到过通古斯卡盆地，为寻找煤矿的鄂木斯克技术人员做警卫工作，到过雅库茨克，登上利纳山直达北冰洋，进入北极腹地，陪同一组工程师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前往新西伯利亚群岛，到达后有两名工程师疯了，一位是文疯子，一位是武疯子；根据医生的指示，他们不得不就地处决了武疯子。医生解释说：武疯子无药可治，何况是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会得雪盲，会神经错乱。后来，鲍里斯到过鄂霍次克海，跟随的是后勤支队，任务是给一支迷路的侦察分队送给养；但是，走了几天后，后勤支队也迷了路，吃光了给侦察兵的粮食。后来，他住进了海参崴一家医院，后来到过阿穆尔河，后来见到了贝加尔湖，湖边有成千上万只野鸟；到过伊尔库茨克城；在哈萨克斯坦围剿过土匪；然后回莫斯科，从事别的工作去了。
这别的工作就是读书和参观博物馆，就是读书和在公园里散步，就是读书和痴迷地听音乐会、看话剧演出、参加文学讲座和政治报告会，他从中汲取了很多、很好的教益并且善于把文化知识与积累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也是在那个时期，鲍里斯认识了科幻作家埃弗拉因·伊万诺夫，地点在作家咖啡厅，那是莫斯科最好的作家咖啡厅；实际上是在咖啡厅的花园里，伊万诺夫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树冠有三层楼高），坐在桌旁喝咖啡。他俩能成为朋友，部分原因是伊万诺夫对鲍里斯的一些离奇的想法感兴趣，部分原因是鲍里斯毫无保留地赞美（至少在那个时期）伊万诺夫的作品，他喜欢说伊万诺夫是讲科学的作家，而不是官方和大众说的幻想作家。那几年，鲍里斯认为革命将传遍全球，只有傻瓜或者虚无主义者才看不到或者感觉不到革命所带来的进步和幸福的潜力。鲍里斯认为，革命会最终消灭死亡现象。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死亡从远古时代就陪伴着人类，鲍里斯回答说，正是如此，说的就是这个，恰恰就是这个，革命消灭死亡，永远消灭掉，人人都沉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直到发现别的东西为止。消灭，消灭，消灭一切！
伊万诺夫从1902年起就是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他想按照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方式写小说，就是说打算抄袭，但不大成功；为此，经过长时间（一个夏夜）的思考，决定巧妙地按照奥多耶夫斯基【注】和拉热奇尼科夫【注】的方式。百分之五十用奥多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用拉热奇尼科夫的。效果不错，部分原因是读者由于记忆力缺失，早就忘记了可怜的奥多耶夫斯基和可怜的拉热奇尼科夫（二人都死在1869年），部分原因是一向敏锐的文学评论界没有推断、搜集和觉察出任何抄袭的蛛丝马迹。【奥多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1803－1869），俄国作家。】【拉热奇尼科夫（Ivan Larhechnikov，1792－1869），俄国作家。】
1910年伊万诺夫已经是人们常说的“有前途的作家”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而奥多耶夫斯基和拉热奇尼科夫，作为模仿对象，已经没有用处了；伊万诺夫的艺术创作突然停工了，或者换个角度看，出现了滑坡现象，无论怎样做新的掺和（病危抢救式地把奥多耶夫斯基的极端疯狂、拉热奇尼科夫的热忱与高尔基这颗新星掺和在一起）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不管他多么自傲，经济状况在明显下降。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前，伊万诺夫时而在科学杂志社、农业杂志社，打打零工，当当校对员，卖卖电灯泡，给律师事务所做做助手，但从没有忽视党交给他的工作；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编印传单到搞印刷纸，还当联络员去接触左翼作家和同志。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任务，也不放弃老习惯：每天去莫斯科艺术家的狂欢聚会和酗酒。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善他对文学和工作的期望值，恰恰相反，工作增加了两倍、三倍，不少时候是四倍；但是，他都无怨无悔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一天，杂志要他写个故事，主题里要预见1940年的生活。用了三个小时写出了他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题为《乌拉尔人列车》。故事里有个男孩乘坐时速为两百公里的火车旅行，孩子用自己的话讲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座座闪亮的工厂、精耕细作的庄稼地、有两三座十几层高的大楼组成的模范新村，欢喜快乐的外国代表团纷纷记下苏联的辉煌成就以便回国后模仿实践。《乌拉尔人列车》上的男孩是去看爷爷的。爷爷是红军老战士，晚年获得了大学学位，正在领导一项包含最高机密的科研工作。祖孙二人携手走出火车站的同时，爷爷（外表年轻，但实际上年事已高）给孙子讲述科研最新的进展情况。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执意要爷爷讲述革命的故事和打白匪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故事；爷爷嘛毕竟是爷爷，高兴地同意了孙子的要求。这就是作品的全部内容。结果，读者欢迎的程度成了一件大事。
应该说，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作者本人。其次是编辑部主任，发表前他亲笔改过故事里的拼写错误，他没觉得这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大量的信件要求编辑部多多发表“这个陌生的伊万诺夫”作品，说“伊万诺夫是希望之星”、“伊万诺夫是相信未来的作家”、“伊万诺夫给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带来了信心”；信件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还有来自祖国边远地区的战士和政治积极分子写的信件，他们觉得自己与爷爷这个形象有一致性；这让编辑部主任彻夜失眠。主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辩证唯物论，没有半点教条主义的气味，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学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作品（甚至康德的著述）；当他重读利希滕贝格【注】、法国大作家蒙田和帕斯卡【注】的著作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还相当熟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文章，因此无法相信在这本杂志发表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或者不夸张地说，有些是优秀的），竟然会是这个短篇小说，多愁善感、毫无科学依据可言的作品，成为让苏维埃大地的公民最感动的玩意儿。【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18世纪下半叶德国启蒙学者、思想家、作家、政论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17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主任想：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当然，编辑部主任的失眠之夜还要算上伊万诺夫的辉煌和伏特加的夜晚。伊万诺夫决定在莫斯科最糟糕的贫民区庆祝他的成功，然后在作家之家庆功，他跟四位很像《圣经·启示录》四骑士样的四位朋友共进晚餐。从这一刻起，编辑部只跟他要科幻小说。伊万诺夫就紧紧盯住第一篇小说，不断从俄罗斯文学和某些化学、生物、医学、天文刊物的深井里汲取的公式中（稍加变化）进行写作，那些刊物如同高利贷者在自己房间里堆积的账单、票据和过期的支票。这样，他闻名遐迩，苏联各地都知道伊万诺夫的大名；不久，他成为专业作家、一个依靠稿酬生活的人，经常出席大学和工厂的大会和小会，其作品也是各个文学刊物争相发表的抢手货。
但是，一切都会老化，光辉未来加上为创造这样的未来而作贡献的英雄加上将来享受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的独创性）的男孩或女孩，这样的公式也老化了。就在这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认识了伊万诺夫。这时，伊万诺夫已经不是热门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很多人认为徒有其表、难以卒读，已经无法引起读者的热情了，昨日的辉煌不再了。但是，伊万诺夫继续写作，继续发表和出版，继续每月凭借那些陈腐的看法领取工资。他仍然还是党员。属于革命作家协会成员。他的名字出现在苏联官方的作家名单上。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幸福的人，自由自在，在莫斯科上等住宅区的楼房里有一套宽大、舒适的房间，时不时地跟不太年轻的妓女睡上一觉，跟她们一起唱歌哭闹；每个星期至少有四次在作家和诗人餐厅吃饭。
但是，在内心世界里，伊万诺夫觉得自己缺点什么。缺乏关键性的一步，缺乏勇敢的搏击。缺乏这样的一刻：像毛毛虫带着别离的微笑那样化做蝴蝶。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犹太人鲍里斯·安斯基出现了，带来了一些荒唐的想法、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深入蛮荒之地的经历、一个十八岁小伙子才会有的野性经历。可是，伊万诺夫也有过十八岁的时候啊，却一点也没经历过鲍里斯·安斯基的故事。他想，也许这要归咎于他是犹太人，而我不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的无知。也许是因为性格冲动吧。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瞧不起一种生活、包括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吧。于是，他开始思考那些青年艺术家或者伪艺术家，如果就近观察他们，会觉得令人恶心。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注】，跟这位诗人见过面，谈过一两次话；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强烈的虚荣心、一种可能是隐蔽的虚荣心，想起了这位诗人缺少对他人的关爱，对他人无兴趣，对名声的无限追求。接着，他又想到了莱蒙托夫【注】和普希金【注】，被人们吹成了明星大腕。还有尼金斯基【注】、古洛夫、纳德松。还有布洛克（他见过此人，感觉令人难以忍受）。他想，后面这几位是阻挠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些人自以为是天上的太阳，会照亮四方；可他们不是太阳，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陨石；实际上，没人搭理他们。他们卑躬屈节，但不觉得耻辱。但是，到了最后，他们被钉在了永久的耻辱柱上，是真正的耻辱，被打翻在地，受万人唾骂、谴责和除名，让后世学会什么是真正的耻辱，真正受到了羞辱。【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俄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列宁》。】【莱蒙托夫（Lermontov，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海盗》、《罪犯》、《恶魔》等。】【普希金（Pushkin，1799－1837），俄国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上尉的女儿》、《叶普盖尼·奥涅金》等。】【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1890－1950），俄国著名舞蹈家。】
伊万诺夫认为，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有责任感和理智成熟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善于倾听，善于在恰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应该合情合理地抓住机会以及适当地表现出学问。学问太多容易招人嫉恨。太投机取巧遭人怀疑。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人，有判断力的人。绝对不抬高嗓门说话，绝对不挑起争端。应该适度地和蔼可亲，应该不轻易树敌。尤其是不叫嚣，除非大家都叫嚣。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知道，他身后有作协、艺术家工会、文联、诗人之家。伊万诺夫常想：进教堂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脱帽啊！咱们就不划十字了吧！行！不划了。咱们是现代人。但起码要脱帽呀！青年作家可是相反，进了教堂就是不脱帽，打死也不脱帽，真真令人遗憾。而他们不仅不脱帽，而且哈哈大笑，哈欠连连，搞同性恋，大放臭屁。有些人甚至鼓掌，喝彩。
但是，鲍里斯·安斯基要拿出来的东西，实在太有诱惑力，即使伊万诺夫再谨慎小心，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双方好像是在科幻作家的房间里达成的协议。
一个月后，鲍里斯·安斯基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伊万诺夫和作家的老情妇——玛卡丽达·阿法纳谢夫娜，莫斯科一家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家。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档案里，入党的那一天可与婚礼媲美。三人和另外加入进来的作家在作协餐厅举行晚宴庆祝；饭后，他们拉着玛卡丽达在莫斯科的贫民区闲逛，这女人已经烂醉如泥，几近昏迷状态。在一个棚户区里，就在伊万诺夫和那两个作家高唱失恋的歌曲、你再也见不到那样眼神的歌曲、你再也听不到的天鹅绒般柔情歌曲的时候，玛卡丽达醒了，用她的小手，隔着鲍里斯·安斯基的裤子，抓住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她不看着他的眼睛，而是盯在他脖子到肚脐之间的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说道：“如今你可是共产党员啦，这玩意儿可需要坚硬如铁啊。”
鲍里斯·安斯基问道：“真的吗？”
玛卡丽达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别嘲笑我！我已经认出你是谁了。一眼就发现了你。”
鲍里斯·安斯基问她：“我是谁？”
“是个把理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犹太小子。”
鲍里斯·安斯基低声说：“现实有时纯粹就是愿望。”
玛卡丽达笑了。
她问：“那怎么把二者炒在一起啊？”
鲍里斯·安斯基说：“同志，要盯住火候，比如，特别要注意某些人士。”
她问：“哪些人呢？”
鲍里斯·安斯基说：“注意病人。比如，注意结核病患者。在医生眼里，结核病患者已经不可救药了，尤其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但是，这些患者自己，在夜里，尤其漫漫长夜，愿望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愿望。或者您看看那些无能者吧。”
她没有松开鲍里斯的生殖器，问道：“哪种无能？”
鲍里斯说：“当然是性无能。”
“啊！哈哈！”玛卡丽达叫了一声，嘲讽地一笑。
鲍里斯低声说：“性无能痛苦的程度跟肺病患者差不多一样，他们有欲望的感觉。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替代现实，而且会压倒现实的欲望。”
她问：“你认为死人也会有性欲吗？”
鲍里斯说：“死人不会有。但活死人会有。我在西伯利亚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位猎人。他的性器官被挖掉了。”
玛卡丽达笑道：“性器官！”
鲍里斯说：“阴茎和睾丸。撒尿时靠一根麦管，蹲着或者跪着，劈开双腿。”
“明白。”玛卡丽达说。
“再说，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每周无论天好坏，都要去森林里寻找他的阴茎和睾丸。大家都以为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暴风雪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出行，他总是还回到村子里来，总是带回来同样的消息：没有找到阴茎和睾丸。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外出了。好像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本来是五十岁的人，一夜之间，像是八十多岁的了。我们小分队离开了那个村庄。四个月后，我们又路过那个地方，打听那个没生殖器的男人怎么样了。村里人说，他结婚了，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和同志们去看他，发现他正准备干粮，准备再次长期待在森林。样子不像八十，而是五十了。也许从眼神、面部表情、嘴唇和颧骨上看，更像四十岁的。两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那时想，这个猎人成功地用愿望战胜了残酷的现实，用自己的理想改造了环境、村庄、村民、森林、白雪、阴茎和睾丸。我想像着他在针叶林里叉开腿、跪着撒尿的样子，向着北方、白色的雪原、暴雪走路的情景：身背套索，全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命运安排。”
“这个故事很美。”玛丽卡达一面松开鲍里斯·安斯基的生殖器，一面说道，“可惜我太老了。我见过的事情太多了，难以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鲍里斯·安斯基说：“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理解和随后进行变革的问题。”
从那一刻起，鲍里斯·安斯基和伊万诺夫仍然各行其道，至少表面上如此。
鲍里斯这个年轻犹太人的活动多到了发疯的程度。比如，1929年，二十岁的他参加创办了一些杂志，里面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地点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罗斯托夫。他是想像之声剧团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尝试出版赫列勃尼科夫【注】的遗作。他以一家从未面世的报纸记者身份采访了两位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和布鲁切尔。他有过情妇，是医学女博士，名叫玛丽娅·萨米亚蒂娜，比他大十岁，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他还结交了格里高里·亚阔文——当代德国史大专家；他俩在遛大街时谈了许多关于德语和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的问题。他结识了季诺维也夫【注】。他用德语写了一首关于托洛茨基【注】被流放的诗歌。他还用德语写了一系列格言式的文章，题为《对艾乌黑尼娅·博斯之死的思考》。艾乌黑尼娅·博斯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艾乌黑尼娅·格特利波夫娜（1879－1924）的化名。对此人，皮埃尔·布鲁埃【注】说：“她于1900年入党。1903年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随即出逃，去美国避难；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结党反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回国后，经过二月革命，她担任基辅起义和内战的领导人。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字者之一。1924年自杀以示抗议斯大林的迫害。”鲍里斯·安斯基还用意第绪语写了关于伊万·拉佳（1887－1920）的情诗，里面充满了外来词。伊万·拉佳是芬兰党的创始人之一，可能在党内高层斗争中被暗杀。鲍里斯·安斯基还阅读未来主义作家的作品、离心派作家的著作、意象主义的文章。他读过巴维尔【注】的文章，读过普拉托诺夫的早期小说，读过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一点也不喜欢），读过安德烈·别雷【注】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让他连续四天失眠。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文学未来的论文，开头第一句是“乌有”，最后一句话还是“乌有”。与此同时，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的关系；她另外还有一个情人——一个专门治疗肺病的医生，他能让肺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啊！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把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看成是基督的化身，穿白大褂、没胡须的活菩萨——会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梦中再度出现。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图书馆里不停地发奋。有时，只要一想起父母来，就给双亲写信。父母就满怀关爱、想念和勇敢地给他回信，因为父母勇敢地不说饥饿、物质匮乏——在昔日肥沃的第聂伯河流域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鲍里斯·安斯基还有时间写了题为《兰道尔》的讽刺怪剧，取材于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注】的最新故事，1918年兰道尔写下了《面对作家的演说》，1919年兰道尔因为参加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活动被枪决。同样是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阅读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刚刚发表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觉得这真是一部优秀、杰出、难以忘怀的大作，看完后又到莫斯科图书馆去寻找德布林别的著作，结果找到了1915年出版的《王伦三跳》、1918年出版的《从瓦再克到汽轮机的战争》、1920年的《华伦斯坦》以及1924年的《高山、大海和巨人们》。【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1885－1922），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季诺维也夫（Zinvoiev，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联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苏联早期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因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主张而被打成对立派——托派。】【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e，1926－2005），法国历史学家。在《1917－1923德国革命》一书中提及俄国十月革命。】【巴维尔（Pavel Mikhailovich Tretyakov，1832－1898），俄国著名收藏家。】【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1880－1934），俄国象征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1919），德国作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就在鲍里斯·安斯基阅读德布林的著作，或者采访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或者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街他的房间里做爱的时候，伊万诺夫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为他开启了登天的大门，一方面恢复了读者对他的崇拜，另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这样一些人的尊敬，他们是他的同行，作家，有才华的作家，那些依然保存着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火力的人们，那些保存着普希金火力、果戈里火力的人们，突然之间注意到了他，实际上第一次看到了他，也接受了他。
那时，高尔基还没有在莫斯科定居，他从意大利给伊万诺夫写了一封信，里面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父告诫性的话语，但是信中的确可以感觉到大量阅读了伊万诺夫作品后的欣喜之情。
高尔基说，您的长篇小说让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种信念、一种希望。您的想像力，不能说是僵化的……绝对不能……已经有人说您是苏联的儒勒·凡尔纳了。但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我认为您比凡尔纳出色。您是一支更加成熟的笔、有革命……直觉的笔。是一支大手笔。尤其作者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是，作为……苏联人，咱们坦率地说说。无产阶级文学是面向今天的人说话的。文学提出的问题可能要到……明天才能解决。但它面向的是……眼前的工人，而不是明天的……工人。估计您今后的作品会考虑……这一点的。
据说司汤达收到巴尔扎克写来评《巴马修道院》的信时，高兴得跳起舞来；那么，伊万诺夫收到高尔基的信时则高兴地热泪涟涟。
众口一致赞美的这部长篇小说名叫《日落》，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队伍。很快就参加了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一次战斗里，他受了伤。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呢。眼看着食肉猛禽要对尸体逞凶的时候，一艘外星飞船从天而降，把少年和别的伤员都带走了。后来，飞船进入平流层，围绕地球轨道飞行。全体伤员迅速康复。接着，一位很瘦、很高的更像是海藻不像人类的生物，给他们提了一些问题，诸如：星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在何方？自然没人能回答出来。有个人说，上帝创造了星星，宇宙的起点和终点听从上帝的安排。大家把这个人抛进太空里去了。其余的人睡觉。那个十四岁的少年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一间破房子里，有张破床，有个破柜橱，里面挂着破衣裳。他向窗外张望，出神地看见了纽约的城市风光。但是，这个少年在纽约的冒险经历是很不幸的。他认识了一个爵士乐手，跟他说起了什么会说话、可能还会思想的童子鸡。
乐手说：“最糟糕的是各国政府知道这件事，所以有很多养童子鸡的人。”
少年反驳说，养童子鸡是给人吃的。乐手回答说，童子鸡正希望如此啊。最后说道：
“受虐狂的童子鸡式的嫖客抓住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蛋蛋啊。”
少年还认识了一个女子，她在一出讽刺剧里充当催眠师的角色。少年爱上了她。她比少年大十岁，就是说，二十四岁了。她并不想跟什么人恋爱，但是有几个情夫，其中包括这个少年；因为她以为爱情会破坏催眠的本事。一天，女子突然失踪了。少年四处寻找，没有结果，于是决定雇用一名私人侦探帮忙。这个侦探是墨西哥人，曾经在农民起义军领袖潘乔·比利亚【注】手下当兵。他有个奇怪的理论：相信在平行的宇宙中间有大量的地球。人们凭借催眠可以进入这些地球。少年认为这侦探在骗钱，决定跟着他四处寻找那女子。一天夜里，他俩在一条胡同里遇到一个大喊大叫的俄国乞丐。他喊的是俄语。少年能明白他的话。乞丐说：我在弗兰格尔手下当过兵。劳驾，给点尊重吧。我在克里米亚半岛打过仗。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一艘英国船把我们给撤离出来了。于是，少年问他是否参加过某次战役——这少年在那次战役里受了重伤。乞丐瞅瞅少年，回答说：参加了。少年说：我也参加了。乞丐回答说：这不可能啊！那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哪。【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1910年墨西哥大革命中的农民军领袖。】
后来，少年和那墨西哥侦探向西走，去找那个会催眠术的女子。他俩在堪萨斯城找到了她。少年求她施催眠术，让他返回原来的战场（他应该死在那里），要不然请她接受他的求爱，别再逃跑了。女子说，这两件事她都办不到。墨西哥侦探这时对催眠术有了兴趣。他开始给女子讲故事，与此同时，少年哭着离开了那公路旁边的酒吧，走进了夜幕下的道路。片刻后，方才停止哭泣。
少年走了几个小时后，已经远离了人烟，看见公路一侧有个人影。那是个海藻形状的外星人。二人互相打招呼。谈话。内容有时听不懂。话题是各式各样的：几种外语、国家纪念碑、卡尔·马克思的晚年、工人阶级的团结友爱、地球年和恒星年测量的变化时间、搬上戏剧舞台的美洲被发现、很像戴了面罩一样的深海黑洞——好像是多雷【注】画的。随后，少年跟着外星人离开了公路，他俩穿过一片麦田，经过一条小溪，登上一座小山，又走过了一片庄稼地，最后来到一处冒热气的牧场。【多雷（Gustave Dore，1832－1883），法国著名画家。以为文学作品插图闻名遐迩。】
下一章介绍那少年已经不再是少年了，而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社工作，已经成为大牌记者了。他接受了一项任务，去中国某地采访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大家提醒他：这趟差事非常艰苦，到北京后，可能条件很危险，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共产党领袖的声明传到国外去。虽说有人提醒，这位大牌记者还是接受了任务。他历经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终于迈进了那位中国人藏身的地窖。他决定不仅要采访他，而且要帮助这位中国人出国。在烛光的照射下，那中国人的面部很像那个墨西哥侦探——潘乔·比利亚从前的战士，但是，地窖的恶臭很快让这个中国人和这个俄国青年染上了疾病。他俩发烧，出虚汗，说胡话。中国人说他看见群龙在北京街道上空飞行。俄国青年说看见自己参加了一场战斗，也许就是前哨遭遇战，他喊着“乌拉”，号召战友们不要停止追击。后来，他俩像死人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一直忍耐到逃跑的那一天。
他俩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过北京，逃到郊外。那里有两匹马和一些粮草。那中国人不会骑马。俄国青年教他骑马的方法。旅途中，他俩穿过森林，接着登上高山。天上星星的闪光给人以超自然的感觉。中国人发问，星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又在何方？青年听见了他的发问，想起了自己肋骨上的伤疤，至今还隐隐作痛，想到了黑暗，想到了一次旅行。还想起了那个会施催眠术的女子，尽管女子的面部特征隐藏着，变化着，难以捉摸。青年想，假如我闭上眼睛，那就可以重新见到她了。但是，他没闭眼睛。他俩踏入了一片广漠无垠的雪原。那两匹马深陷在雪地里。中国人唱起歌来了。星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在深奥难测的宇宙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记忆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
突然间，那中国人从马上摔了下来。俄国青年为他作了检查。中国人像个冒火的玩偶。俄国青年摸摸中国人的前额，再摸摸自己的前额，发现高烧在吞噬他俩的躯体。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中国人捆到马背上，继续前进。那雪原上是绝对的万籁俱寂。夜幕加上星星在苍穹上的漫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寂寥。远方，一个巨大的黑影似乎要压倒夜幕。那是一条长长的山脉。在俄国青年心里，一个想法正在形成：在雪原上或者翻山越岭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刻会死掉。心里有个声音哀求他：闭上眼睛吧！闭上了眼睛，你就能看见那会催眠术女子的眼睛和可爱的面孔。那声音说，如果闭上眼睛，就能回到纽约的大街上去，就能去那会催眠术女子的家——她正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候你呢。可俄国青年没有闭上眼睛，继续骑马前进。
不仅是高尔基阅读了长篇小说《日落》。别的一些名人也读过了，但这些人没有给他写信表达仰慕，而是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不仅是名人记住了他的名字，记忆力好的人们都记住了伊万诺夫这个名字。
鲍里斯·安斯基在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上，引证了四个人的话。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教授阅读了《日落》。教授觉得内容混乱。作家阿·托尔斯泰阅读了《日落》。作家觉得章节混乱。安德烈·丹诺夫阅读了《日落》的一半，就丢下了。斯大林也阅读了《日落》，认为疑点太多。当然，这些事丝毫没有传到善良的伊万诺夫耳中。他把高尔基的信装进镜框里，悬挂在墙壁上，家中最显眼的地方，让越来越多的来访者看见。
此外，伊万诺夫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给了他一处莫斯科郊外的夏季别墅。有时，走在地铁里，有人请他签名。作协餐厅里每天晚上为他预留座位。他跟同样出名的作家一道在雅尔塔休假。哎呀！雅尔塔红十月饭店（过去的老英法饭店）的那些晚会啊！他们在黑海旁边巨大的花坛里，倾听着蓝色伏尔加乐队乐声，温暖的夏夜，星光闪烁，与此同时，那位走红的戏剧家抛出一句充满才智的话，那位冶金系统的小说家则回敬一句不可反驳的警句；雅尔塔的夜晚还有一些善饮不醉、可以喝到清晨六点而不倒下的杰出女性；还有下午四点钟就跑来请教文学创作秘方的克里米亚半岛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满头冒汗的小伙子。
有时候，伊万诺夫一人独处，还有更多是自己面对镜子的时候，可怜的他掐掐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梦里，看看一切是否真实。的确，一切是真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实际上，乌云正在包围过来。可他感觉到的只是长期渴望的轻风，香风吹拂着他那充满不幸和恐惧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