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诺夫担心什么？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问题。不是肉体上的危险，因为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多次险些被捕，坐牢，流放；虽然不能说他是个勇士，但也用不着撒谎就可以断言，他不是胆小鬼，不是没胆量的人。伊万诺夫的担心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就是说，如同许多把习作，尤其是虚构小说变成生活组成部分的公民一样，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坏作家。也害怕得不到承认。但是，最害怕变成坏作家。害怕自己的刻苦努力被遗忘。害怕身后没有留下足迹。害怕偶然和自然因素抹去那浅浅的脚印。害怕独自吃晚饭。害怕没有人注意他的在场。害怕不受青睐。害怕失败和做了荒唐事。但是，最最害怕的就是变成了坏作家。害怕被打入坏作家的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鲍里斯·安斯基想，这些担心、害怕和恐惧都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如果这些害怕的人们用装模作样来抵消心里的恐惧。这就是等于说，根据坏作家的说法，好作家的天堂也是装模作样的。就是说，好作品（或者优秀作品）也都是围绕表面文章而作。当然，表面文章也是根据时代和国情而变化的；但是，总要装模作样，像是那个东西但又不是那个东西，说表面，不说就里，纯粹做做样子；甚至就是样子也装成托尔斯泰的架势、头发、眼睛和嘴唇，也要让托尔斯泰骑马奔驰几千里，让托尔斯泰在看似着火的地毯上使一些女子失去童贞。
不管怎么说吧，乌云逐渐笼罩在伊万诺夫头上了，尽管他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伊万诺夫活到这个份儿上，只想到伊万诺夫自己，结果闹出大笑话来了，那是在《俄罗斯联邦共青团文学报》两位年轻人来采访他的时候发生的。这二人给伊万诺夫提了许多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
共青团报：为什么您的第一部大作，赢得工农群众好评的作品，写它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呢？您构思《日落》的故事情节用了几年的时间？它是您成熟时期的作品吗？
伊万诺夫：我今年只有五十九岁。还有些日子才能满六十岁呢。我愿意提醒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候年龄和我差不多。
共青团报：您认为您这部作品就相当于苏联科幻小说版的《堂吉诃德》吗？
伊万诺夫：有这个意思。肯定有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伊万诺夫就自认为是幻想文学的塞万提斯了。眼瞅着断头台式的乌云逼近，眼瞅着乌云像枪对准了后脑勺一样，可他只看见了自己骑马走在文学荣耀的大草原上，身边跟着那位神秘、有用的桑丘。
农民说：危险啊，危险！富农喊道：危险呀，危险！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名者说：危险呀，危险！死去的东正教的神父们喊道：危险呀，危险！伊内萨·阿曼德【注】喊道：危险啊，危险！但是，伊万诺夫一向耳背，一向不会提前预测乌云的逼近和暴风雨的威胁；经过一番写专栏文章和到处作报告之后，大面上的事情做得还出色，因为实际上人家要他走走过场而已，他又闭门谢客，在自己那套莫斯科的住宅里，积累素材，换了新打字带，然后去找鲍里斯·安斯基，因为打算最迟用四个月的时间再交给出版社一部新小说。【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1874－1920），俄国共产党内的妇女领袖。】
那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正忙于一项要覆盖整个欧洲的广播计划，还要把中央的声音传送到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去。安斯基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1930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实际上是1929年，这个时间错误的产生要归咎于俄国消息的来源不透明）；鲍里斯·安斯基的情绪开始低落。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1930年，无论你多么天真幼稚，都应该明白十月革命已经失败了。
但是，伊万诺夫还想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去找鲍里斯·安斯基。
1932年伊万诺夫出版了他的新作，书名是《正午》。1934年又有新书问世，题为《拂晓》。在这两部作品里，大量充斥着外星人、星际飞行、被肢解的时间、两个或者更多发达文明的存在和定期对地球的造访、这些文明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尔虞我诈、暴力搏斗，还有一些漂泊不定的人物。
1935年伊万诺夫的作品在书店里下架了。几天后，一份正式文件下达，伊万诺夫被开除出党。据鲍里斯·安斯基说，伊万诺夫三天没有起床。床上摆着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他没完没了地翻阅，打算找出自己被开除出党的缘由。他哭泣，长吁短叹，极力躲进童年的回忆里去，没有效果。抚摸着自己作品的书脊，难过得令人心碎。有时，起床看看窗户外面的街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1936年，随着第一次政治大清洗的开始，伊万诺夫被捕了。在牢房里蹲了四个月，在所有放在眼前的口供上签字。出狱后，面对文学界过去老朋友的冷眼相待，他打算给高尔基写信，请导师干预。但是，高尔基重病在身，没有回信。后来，高尔基去世了。伊万诺夫想参加葬礼。可他刚一露面，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高尔基圈子里的青年作家，朝他走来，质问他，害臊不害臊？疯了没有？明白不明白他这么一露面就是对纪念导师的辱骂。
伊万诺夫回敬说：“高尔基给我写过信。他喜欢我的小说。我起码应该参加他的葬礼。”
诗人说：“同志，你能为他做的事也就剩下自杀了。”
小说家说：“对，这主意不错。从你家的窗户跳下去吧！事情就解决了。”
伊万诺夫哭哭啼啼地说：“同志们啊，你们说什么哪？”
一个身穿长及膝盖皮夹克的姑娘走过来，问他们出什么事了。
诗人说：“他就是伊万诺夫。”
姑娘说：“啊，那就别说了。让他走吧！”
伊万诺夫泪流满面地说：“走不了了。”
姑娘问：“为什么呀？同志！”
“因为两腿没有反应，一步也迈不出去。”
姑娘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盯着他的眼睛。伊万诺夫的双臂被两个青年作家架着，没表现出特别无依无靠的形象，结果使得姑娘下决心陪着他到公墓外面。但是，走到大街上，伊万诺夫依然无法自己站立，姑娘只好陪着他走到电车站，接着，决定陪着他上电车（因为伊万诺夫哭个不停，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随地都会昏厥）；这样一来，二人分手的时间一再推后，姑娘帮助他上楼，帮助他开门，帮助他上床；与此同时，伊万诺夫哭得昏天黑地，说些胡话。姑娘开始看他的藏书，实在可怜，到最后房门开了，进来的是鲍里斯·安斯基。
姑娘名叫娜佳·尤莱聂娃。就在当天夜里，她跟鲍里斯·安斯基上床做爱了。此前，伊万诺夫喝了几杯伏特加后睡着了。二人做爱的地点是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房间里。如果有什么人看到二人做爱的劲头，一定会以为这样性交下去，几小时后就得完蛋。实际上，娜佳性交的方式跟1936年大多数莫斯科姑娘一样。而鲍里斯·安斯基则仿佛长期绝望之后忽然间找到了惟一真正的爱情。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想到完蛋（也不愿意想）；但是，二人拼命地颠簸、纠缠，情话绵绵，仿佛如临深渊似的。
直到黎明时分，二人方才入睡。等安斯基醒来时，已是午后，娜佳已经不在身边了。起初，他的感觉是绝望，接着是恐惧；穿好衣服后，他快速向伊万诺夫家里跑去，想让伊万诺夫提供可以找到娜佳的线索。他看见伊万诺夫正忙着写信。伊万诺夫说：我必须把这事弄明白。我必须解开这团乱麻。这样才能得救。安斯基问他：乱麻是指什么？伊万诺夫使出浑身的力量叫喊道：就是这浑蛋科幻小说呀！呐喊声撕心裂肺，像铁爪伤人，但不是伤害安斯基或者伊万诺夫真正的对手，而更像是一个抛出去的铁爪悬在房间上空，像个氦气球一样，像个有自我意识的铁爪、一个有灵魂的铁爪质问自己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里干什么勾当？坐在桌子后面的老人是谁？站在那里、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又是谁？最后气球泄气，再次回归虚无。
伊万诺夫惊叹道：“我的天哪！我在喊什么啊？”
接着，他俩谈起了娜佳、娜达莎、娜杰士卡。伊万诺夫开口前，想先知道安斯基和那姑娘是不是做了爱。然后，想知道做了几个小时。然后是娜佳是不是有了性高潮。然后是都玩了那些姿势。由于安斯基毫无保留地满足了他所有的问题，伊万诺夫逐渐向感情方面转移话题。他说：这些操蛋的年轻人！简直太操蛋了！哎呀，小骚猪。瞧瞧这对臭猪。嘿，什么爱情！而感情方面，是只能看、不能摸的方面，这让他想起他从前裸体过，不是在这写字台后面，恰恰相反，是身穿红色便服，确切地说，翻领上绣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词首字母；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丝绸手巾——是一个阴阳怪气的法国作家的礼物；二人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的。他从来没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什么论文，只是赤条条来去（当然是比喻）；在其他方方面面都是赤条条来去，什么政治、文学、经济，当想到的确如此时，他再次难过起来了。
伊万诺夫说：“我想娜佳·尤莱聂娃是个大学生，或者哪个诗人的徒弟。她特别恨我。我是在高尔基的葬礼上认识她的。她跟另外两个打手把我轰出了葬礼。她不是坏人。另外那两个也不是坏人。肯定是好党员，好心眼，优秀的苏联人。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理解他们。”
接着，伊万诺夫打手势要安斯基靠近些。
他在安斯基耳边低语道：“要是他们有权决定，能把我就地枪毙，把我的尸体扔进乱葬墓里。这些婊子养的！”
伊万诺夫的气息里散发着酒臭和下水道味，是一种浓浓的酸臭、东西腐烂的气味，令人想起沼泽地旁边的空房子，下午四点钟，黄昏开始的时候，从烂草里散发出来蒙上窗户的臭雾气。安斯基想：像恐怖片。里面的一切都是停滞的，这就是腐烂的原因。
但是，伊万诺夫说了一声：哎呀，爱情啊！安斯基也说了一句：哎呀，爱情啊！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安斯基开始毫不气馁地寻找娜佳。最后，他找了她——身穿她那件长及膝盖的皮夹克，坐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里，脸上挂着一副孤女相，心甘情愿当孤女的模样，倾听着一个徒有其表（或者附庸风雅）的家伙演说或者朗诵或者讲顺口溜，他一面讲一面望着听众，左手拿着装模作样的手稿，时不时地瞥上一眼，带着不必要的戏剧表情，因为他的记忆力显然很好。
娜佳看见了安斯基，小心翼翼地起身，离开了大礼堂。那位蹩脚的苏联诗人（是那样地不自觉、无知狂妄、矫揉造作、故作正经、装腔作势，跟墨西哥抒情诗人一模一样，实际上跟拉丁美洲抒情诗人一样，那些发育不良、浑身浮肿的可怜的怪人啊！）吐出一连串关于钢铁生产的抒情诗文（像拉丁美洲诗人一样用愚不可及的狂妄口气言说自我、年龄、他的创作年龄）。娜佳来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后面跟着安斯基。他不在她身边，而是身后，保持五米远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散步的继续，距离逐渐缩短。安斯基到此时才较好（也非常高兴地）明白了什么是至上主义【注】，创始人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注】，明白了1920年11月15日在维捷布斯克签署的独立宣言的第一点：“确定了第五维度的存在。”【至上主义，指1913年俄国出现的纯几何形抽象绘画艺术运动。】【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1878－1935），俄国结构主义艺术开创者。】
1937年伊万诺夫被捕。
他又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然后打入黑暗的大牢，从此被人遗忘。审判员根本不懂文学，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伊万诺夫是否与托派分子有过联络。
在蹲大牢的那段时间里，伊万诺夫成了一只老鼠的朋友，他给老鼠起名叫尼基塔。夜里老鼠出来的时候，伊万诺夫就跟它长时间谈话。可以想像得出来，他俩不谈文学，也不谈政治，只谈各自的童年生活。伊万诺夫给老鼠讲他母亲的故事（很想念母亲），讲兄弟姐妹的故事，但是不讲父亲的事。老鼠几乎是窃窃私语地说什么莫斯科的阴沟和阴沟里的顶部，由于某种肥料增多或者由于一种无法说清的磷火闪烁的结果，顶部总是有星星出现。老鼠也说起母亲的温情，说起妹妹们的顽皮行径以及这些行径常常引起的笑声，老鼠至今还记得自己尖瘦脸上的笑容。有时，伊万诺夫情绪沮丧，一手托着下巴，问老鼠他俩将来会怎样。
老鼠用半忧伤半困惑的眼神望着伊万诺夫。这让伊万诺夫明白了，这个可怜的老鼠比他还无辜。在牢房里蹲了一周后（伊万诺夫觉得过了一年），他再次受审，用不着拷打就逼他在几张纸上签了字。他没再回牢房。他被直接拉到院子里，有人给他脑壳一枪，然后把尸体装进卡车里拉走了。
自从伊万诺夫死后，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就变得混乱起来，表面上不连贯了；尽管混乱，汉斯·赖特尔还是找到了结构和一定的顺序。笔记本里说到了作家群体。说惟一尚可（没有说明“尚可”是指什么）的作家们来自社会最底层和贵族阶层。说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仅仅是装饰品。笔记本里说到了性。提到了萨德和一个神秘的俄罗斯人物——拉比辛修士，他生活在17世纪，留下了许多关于德维纳河与伯朝拉河流域族群性行为的文章（配有插图）。
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的空白处连连问道：只有性吗？只有性吗？鲍里斯·安斯基谈到了自己的父母。谈到了都柏林。谈到了同性恋和性无能。他说：这里是性的美洲大陆。他拿列宁的性观念开玩笑。谈到了莫斯科的瘾君子们。谈到了病人。谈到了杀害儿童的凶手们。谈到了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安斯基关于这位历史学家的话有伤感的色彩，但有可能这伤感是假装的。可是，安斯基装给谁看呢？他明明知道将来没人会看他的笔记本的。（如果是在上帝面前，那安斯基对待上帝的态度可有些迁就了，也许上帝没有在堪察加半岛迷路，没有在那里忍饥挨饿，可他却在那里吃了大苦头。）笔记本上还说到了俄国年轻的犹太人一度如何干革命，而如今（此话可能写于1939年）怎样一个个像苍蝇那样落地而死。还说到了尤里·比亚塔可夫【注】于1937年被杀，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之后。笔记本上提到的一些名字是汉斯·赖特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过了几页之后，再次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好像安斯基自己害怕忘记了似的。名字，名字，还是名字。他们干过革命，有可能被这场革命吞噬；这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而是对革命者开刀的革命，不是理想，而是噩梦，它隐藏在理想的后面，伺机而动。【尤里·比亚塔可夫，俄共领导人之一。】
笔记本里提到了列夫·加米涅夫【注】。与加米涅夫一起提到的还有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汉斯·赖特尔不知道的。笔记本里说到了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一些人家里走动的情况。那些人是朋友，估计都给安斯基提供过帮助。安斯基出于谨慎，不提名字，只说编号，比如，今天我去了5号家中，我们喝茶，聊天，直到午夜过后，我走了。人行道上全都是白雪。又如：今天我去了9号家里，他跟我谈到了7号；后来，他说起疾病以及找到治疗癌症办法的好坏。又如：今天下午在地铁看见了13号，他没有发现我。我坐在站台上打盹，让列车一一过去。13号在旁边的长凳上读书，一本关于无影人的著作。后来，他要等的列车来了，于是起身，上车，没有合上书本，尽管车上人很多。笔记本上写道：我俩的目光相遇了。这是与毒蛇性交啊。【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1883－1936），俄国著名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苏维埃政权早期领导人。1936年斯大林以其“反党”为名，将其处决。】
他也丝毫不可怜自己。
在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里出现了那位意大利画家的名字，这是汉斯·赖特尔第一次读到关于这位画家的事迹，过了很久才看见这位画家的作品。画家名叫阿琴波尔多，朱塞佩或者优素福或者优素佛或者尤素布什·阿琴波尔多或者阿琴波尔蒂或者阿沁波尔杜斯，生于1527年，卒于1593年。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写道：每当我悲伤或者厌烦时（很难想像安斯基每天二十四小时忙于逃命，还有闲工夫厌烦），就想起朱塞佩·阿琴波尔多；悲伤和厌烦的情绪就会像春天早晨沼泽的迷雾一样消散，上午的时光不知不觉会驱散河岸和芦苇里升起的雾气。还有关于库尔贝【注】的笔记。鲍里斯·安斯基认为库尔贝是革命艺术家的典范。比如，安斯基嘲笑有些苏联画家对库尔贝关于摩尼教的看法。安斯基努力想像库尔贝的《会议归来》的画面，一群教区牧师和显要人物酩酊大醉的样子；官方的沙龙和法国艺术展览会拒绝展出《会议归来》。安斯基认为这让那些被拒绝的人们蒙受奇耻大辱。他觉得《会议归来》的归宿不仅有典型性和诗意，而且有深远意义：一个有钱的天主教徒买下了《会议归来》，一回到家中就给烧毁了。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热泪盈眶（不仅让他感到伤痛而且让他醒悟过来）地阅读着笔记本的文字：《会议归来》的灰烬不仅飞越巴黎高空，而且飞越莫斯科、罗马和柏林的空中。笔记本上说到了《画家工作室》【注】。说到了波德莱尔出现在《画家工作室》的一侧读书，他代表诗坛。说到了库尔贝与波德莱尔的友谊，与多米埃【注】的友谊，与儒勒·瓦莱斯【注】的友谊。谈到了艺术家的库尔贝与政治家的蒲鲁东【注】的友谊。把蒲鲁东理智的看法比做魔鬼般高大的石鸡，它能轻轻一跳踏平群山，而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政治家只相当于村里的神父，一只正常的石鸡。【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画家工作室》，库尔贝最复杂、最成功的作品。】【多米埃（Honore Daumier，1808－1879），法国石版漫画家。】【儒勒·瓦莱斯（Jules Valles，1832－1885），法国作家。巴黎公社委员。代表作为《雅克·万特拉》】【蒲鲁东（Proudhon，1809－186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想像着库尔贝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接着，想像库尔贝出现在巴黎公社里的情形。绝大多数文学家、艺术家以缺席巴黎公社而显得出众（只是字面意思）。库尔贝则不然。他积极参加革命。革命被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关进了圣佩拉热监狱。他在狱中开始画静物画。国家指控库尔贝的罪名之一是煽动群众拆掉旺多姆广场的纪念碑。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做笔记的鲍里斯·安斯基说得不大肯定，或者记忆力有问题，或者只是道听途说。说的是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普通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旺多姆石柱。
不管怎么说吧，拿破仑三世倒台后，库尔贝炫耀的官职使得他有能力保护巴黎的纪念碑，毫无疑问，这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来看，应该看成是一个绝妙的笑话。但法兰西可不想开玩笑，它没收了库尔贝的全部财产。库尔贝去了瑞士。1877年死在那里，年仅五十八岁。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上接下来出现了一些用意第绪文写的文字。汉斯·赖特尔几乎看不懂。据推测，内容是关于痛苦或者烦恼的。接着，说到了库尔贝一些画作。那幅称之为《早安，库尔贝先生》的作品，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部影片的开头，用田园牧歌的方式开篇，但渐渐地变成了一部恐怖片。《塞纳河畔的少女们》让鲍里斯·安斯基回想起间谍或者遇难者们短暂休息的情景；还说，是来自其他星球的间谍们；还说，是些比别的肉体更快堕落的肉体；还说，是病，是传染病；还说，她们准备抵抗；还说，从哪里学会的抵抗呢？哪种学校？哪座大学？还说到工厂、荒凉的街道、妓院、监狱；还有那座陌生的大学；还有河水总是流淌、流淌、流淌的塞纳河；还有那些可怕妓女脸上残留的美丽比安格尔【注】和德拉克洛瓦【注】笔下的贵妇人或者鬼魂还漂亮。【安格尔（Ingres，1780－1867），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派代表。】【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著名浪漫主义画派代表。】
接下来，有些乱七八糟的笔记，有从莫斯科发车的火车时刻表，有灰色正午的阳光直射在克里姆林宫上，有死人最后的话，有小说三部曲的封底，书名是《真正的黎明》、《真正的黄昏》和《日落时的颤抖》，作品的结构和情节本来可以把这三部曲做得体面些，也许可以有点尊严，像地毯上冷冰冰的正面，这三部曲的署名是伊万诺夫；但是，伊万诺夫很难对作品进行指导，或许根本没有指导；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也许我对伊万诺夫的判断是错的，因为从掌握的全部情况来看，他没有揭发我，而揭发我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这三部曲的作者不是他；但是，他没这样做；他揭发了审讯人员希望他揭发的所有人，新老朋友、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但是，关于我，他一句话没说。我俩弄虚作假始终是合伙的。
鲍里斯·安斯基写道：要是我俩在加里曼丹岛上该是多好的一对啊！接着，他回想起伊万诺夫从前给他讲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伊万诺夫编辑部的同事们在一次晚会上说的。晚会是为了欢迎一组刚刚回到莫斯科的人类学家。笑话半真半假，发生在加里曼丹岛上，那是个山林地区，一群法国科学家到那里去探险。走了几天后，法国人来到一条河的源头。过河后，他们在一片非常密集的森林里发现了一群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一位苏联人类学家（南方人，高大、肥胖，留着大胡子）这时解释说：法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土著人会不会是食人生番；出于安全和避免一开始就出错，法国人使出浑身解数、手势加表情，询问土著人是不是吃人肉！
土著人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明确回答：不吃人肉！法国人于是很感兴趣地问他们吃什么东西，因为按照法国人的看法，如果食物里缺少动物蛋白质，那将是一场灾难。面对这个问题，土著人回答说，他们猎取动物，但是不多，因为高山密林里动物不太多；但是，他们吃果肉，烹饪的方式很多。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仔细看过他们吃的食物后，发现他们的食物是很好的蛋白质替代品。其余的食物由森林里的各种果实、根茎、块茎组成。土著人不种植任何东西。凡是森林愿意提供的东西，都提供给他们；凡是森林不想给的，绝对不给。他们与生态系统的共生现象是百分之百的。如果他们为了建造小屋铺设地面而砍下树皮，实际上，这是在帮助树木防止虫病。他们的生活类似清除垃圾的工人。他们是森林的清洁工。但他们的语言可不低级下流，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的清洁工；也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高大，那样展示发达的肌肉；也没有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的眼神——承包了狗屎的眼神。他们个子矮小，温文尔雅。说话声音不高，像悦耳的鸟叫。他们尽量不碰外来人。他们的时间观念与法国人的毫无关系。那个有大胡子的苏联人类学家说，由于这个原因，借助时间观念，他们能承受灾难。这样一来，跟土著人相处了五天后，法国人以为有了信任感，以为跟土著人已经是朋友了，可以称兄道弟了，便决定攻击土著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于是才发现，土著人如果触摸什么人的话，是不看着对方眼睛的，无论他是法国人还是同一个部落的土著人，如果父亲抚摸儿子，那父亲总是努力望着别处；如果一个女孩依偎在妈妈怀抱里，母亲会望着两侧或者天花板；如果那女孩已经懂事，她就望着地面；而朋友们如果一起出去采集块茎，那互相望望对方，就是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但是，如果很有成效地干了一天活之后，男人们互相碰碰手，双方躲避着对方的视线；那些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男人碰手时侧身而立，如果用右手，那就从自己左臂下方把右手伸给对方，松松地或者轻轻地一碰；如果是左撇子，那就把左手从自己右臂下伸给对方。于是，苏联人类学家哈哈大笑地说道，有个法国人类学家决定给土著人演示一下他们是如何互相问候的，这些来自远方、来自大海那边、来自太阳落山地方的人们，通过表情和手势或者请另外一位法国人类学家做搭档，告诉土著人他们在巴黎是这样互相问候的——握手，摇晃，与此同时，面面相觑，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惊喜，坦率地四目相对，与此同时张嘴说声“你好！儒福伊先生”“你好！德洛尔穆先生”或者“你好！库尔贝先生”（汉斯·赖特尔读到此处心里想：显然那里不会有什么库尔贝；即使有库尔贝，也纯属偶然）。土著人静静地望着这出哑剧，态度是善意的，有几个人嘴上挂着微笑，有些人耐心地沉浸在深深的同情里，总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教养和谨慎的态度，直到那位法国人类学家打算跟土著人试试这法国式的问候为止。
据那位苏联大胡子说，此事发生在那座小村庄里，如果几间树林旁边的小草房就可以称之为“村庄”的话。那位法国人类学家走到一个土著人身边，做出如何握手的样子。那土著人十分温顺地躲避视线，从左臂腋下伸出右手给对方。但这时法国人把那土著人吓了一跳，他拉住土著人的手，因而也就拉动了对方的身体，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摇晃着对方的胳膊，假装惊喜的样子，说道：
“你好！土著人先生。”
法国人没有松开土著人的手，他极力注视着土著人的眼睛，还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法国人不但不松手，甚至还用左手拍拍对方肩膀，嘴里说着：“你好，土著人先生。”好像真的非常高兴的样子。但是，那土著人惊恐地大叫一声；叫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法国人不懂，法国人的向导也不明白。说出那句话之后，另外一个土著人猛然向还拉住第一个土著人的那位好为人师的法国人类学家扑过去，用一块石头砸开了人类学家的脑壳。这样，人类学家方才松开了对方的手。
结果：全体土著人一起向法国人扑过来。法国人急忙撤退到河对岸，把死去的伙伴丢给了对方，但在混战中也打死了一名土著人。在后来的好几天里，先是在山上，后来在加里曼丹群岛海边一家酒吧里，这些法国人类学家绞尽脑汁想找出这个和平的部落突然变得粗暴和惊恐的原因。经过反复争论后，他们以为找到了那个被“冒犯”或者被“糟践”的土著人在握手时（他们觉得这握手的方式既健康又纯洁）的惊叫是关键因素。这个词的发音是“大伊伊”，意思是“吃人肉”或者加上“不可能”；但是，也有别的意思，其中之一是“那人强暴了我”；这话是喊叫之后说出来的，意思或者可能的意思是“那人强暴了我的屁股”，意思就是说“那吃人肉的家伙强暴了我的屁股，又要吃我的肉”；当然也可能是“那人摸我（或者强暴我），还盯着我的眼睛（为了吃掉我的灵魂）”。实际情况是，那些法国人类学家，在海岸边稍事休息后，再次登山，但再也没见到那些土著人了。
鲍里斯·安斯基疲倦的时候，就再去想阿琴波尔多的画作。他喜欢回忆阿琴波尔多的绘画；他对阿琴波尔多的生平一无所知，或者假装几乎一无所知；但阿琴波尔多的确不像库尔贝的作品，一直处于骚乱的状态。不过，安斯基从阿琴波尔多的画面上发现有某种朴实的东西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这个提法如果让很多研究阿琴波尔多的学者们听见了，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
鲍里斯·安斯基觉得这位意大利米兰画家【注】的技巧很有个性愉悦的特点。这是对表面现象的终结。是人类出现前的古希腊山区田园。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比如，《烤肉》是一幅倒挂的画作，实际上是个大金属烤肉盘，可以看出盘子上有一头乳猪和一只兔子，还有一些人的手，女人或者孩子们的手，她们忙着把盘子盖上，害怕烤肉变凉；画面倒挂让人们可以看出一个身披铠甲的士兵上身；还有一副得意和鲁莽的笑容，暴露出门牙的缺失，这是一个老雇佣兵瞅着你的恶笑；他的眼神比他的笑容更凶狠，好像他知道你的事情，鲍里斯·安斯基这样写道，可你丝毫不怀疑他的恶笑。这幅画让他觉得是恐怖题材的作品。《法学家》（是个法官，或者是个高级官员，脑袋是用小猎物的碎片和书内正文组成的）也让他觉得像是恐怖画。但是，以四季为题的作品是百分之百的欢乐题材。安斯基写道：万物在万物之中。好像阿琴波尔多只上过这一课。可这一课大概是最最重要的。【指阿琴波尔多。】
写到这里，鲍里斯·安斯基否认了他对阿琴波尔多这位画家生平不感兴趣的说法。他写道，1516年达·芬奇离开米兰的时候，给弟子贝尔纳蒂诺·卢伊尼【注】留下了笔记本和画作。过了若干年后，年轻的阿琴波尔多作为卢伊尼之子的朋友，可能查阅和研究过这些笔记本和画作。安斯基写道，我一感到伤心和沮丧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回想阿琴波尔多那些画作，伤心和沮丧的情绪就消散了，好像一阵压倒了这种情绪的风、一阵“薄荷味”的轻风，一下子就吹到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贝尔纳蒂诺·卢伊尼（Bernardino Luini，1481－1532），意大利画家。】
接下来是关于鲍里斯·安斯基逃跑的笔记。里面有一些朋友们关于自杀利弊问题的彻夜长谈。两男一女在关于自杀话题交谈过程中或者冷场时，也谈到了一个著名诗人的性生活（诗人失踪了，实际上被杀害了），也说到了诗人的女人。这是一位阿克梅派【注】诗人，他和妻子却处于贫困和不安宁的不光彩状态。这对夫妻尽管处于贫穷和被边缘化的状态，却编造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游戏。性交游戏。诗人的老婆与别人性交。这个别人不是其他诗人们。因为诗人和他妻子都在黑名单上。别的诗人像逃避麻风病一样逃避这对夫妻。诗人的妻子非常美丽。在鲍里斯·安斯基笔记本上出现的三位彻夜谈话的朋友，也都同意这个看法（诗人妻子美丽）。三人都认识她，或者在某个场合都见过她。美丽至极。是个很有姿色的女子。为人所迷恋。诗人也跟别的女人性交，但不找诗人们的老婆或者姐妹，因为这位阿克梅派诗人就是个移动病毒，女人们都躲避他。再说，他长得也不帅，甚至可以说很丑。但这位诗人跟女工们性交。他是在地铁里或者商店里排队时认识这些女人的。他很丑，但很温柔，会说甜言蜜语。【阿克梅派，1890－1920年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中的诗歌流派，追求崇高与完美。】
三位朋友哈哈大笑。的确，那位阿克梅派诗人能朗诵悲悲惨惨的诗歌，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年轻以及不太年轻的女工们会听得热泪盈眶。然后，就会跟着他上床。诗人的妻子，本来她的美貌用不着什么博闻强记的本领，可她的记忆力比丈夫的还要惊人，非常非常地惊人；她跟工人或者休假的水手或者精力充沛得不知如何消耗的鳏夫工头上床；他们认为如此绝色的女子出现在眼前简直就是人间奇迹。这对夫妻还搞群交的游戏。诗人、老婆，再加一个女子。诗人、老婆，再加一个男子。通常情况下，是三人组合。偶尔也有四人组合或者五人组合的时候。有时，凭借一种预感，他们都大张旗鼓地介绍各自的情人。这些情人过了一周后就恋爱起来了，从此不再见面，不再参加这种小型的无产阶级的纵欲狂欢活动，不过，也难说，无从知晓。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位诗人一被捕后，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再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因为他被杀了。
后来，三位朋友说起自杀这个话题来，议论自杀的利弊，一直聊到天亮。这时，三位中的鲍里斯·安斯基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莫斯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随时有被举报的危险。于是，笔记本上就有了风景、风景、透过玻璃看到的风景和玻璃上的风景，有了土路，有了无名的小火车站，那里集合着从马卡连柯【注】一本书上逃跑出来的流浪青年，有无限烦恼的少年和患上了感冒的小伙子——他们一个个流着鼻涕，有小溪，有硬面包，有安斯基克制自己的一次偷窃打算，但没说是怎样克制的。最后出现的是克斯特基诺村。是黑夜。是认出他来的风声。是安斯基的母亲。她开了门，但是没认出儿子来。【马卡连柯（Makarenko，1888－1939），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代表作为《教育诗》、《塔上旗》，讲究集体主义。】
本上最后的笔记非常简单。安斯基回到村里没过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老人仿佛只是一味地苦苦等待儿子归来，然后才一头扑向了另外一个世界。母亲操办葬礼。安斯基等天黑之后家人都入睡时，就悄悄溜出家门，到墓地去，伫立在父亲的坟前，长时间地回想着一些含含糊糊的事情。白天，他常常在阁楼里蒙头睡觉，完全蒙在黑暗里。晚上，他下楼到一层，借助壁炉发出来的光亮，在母亲睡觉的床边看书。在最后的一段笔记里，他提到了宇宙的无序性，写道：只有在无序里，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在另外一段文字里，他发问：假如宇宙死了，时空跟着宇宙一道死了，那还剩下什么呢？我想是一片虚无。但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好笑。在全部答案之后，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安斯基想起来克斯特基诺村农民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回答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这复杂性让他觉得好笑；有时，他母亲会听见他在阁楼里的笑声，跟他十岁时的笑声一模一样。安斯基想到的是平行存在的若干宇宙。就在那几天里，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华沙沦陷，巴黎沦陷。德军进攻苏联。只有在无序中，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一天夜里，鲍里斯·安斯基梦见天空是一片血海。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他画了一条与游击队员们会合的道路。
剩下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那个仅容一人藏身的地方——壁炉内部的洞。谁挖的？谁在里面藏过？
经过长时间思索，汉斯·赖特尔认定：挖藏身处的只能是安斯基的父亲。有可能藏身处是在安斯基回村前就搞定了。也有可能父亲是在儿子回家前修建了藏身处，因为那时候只有父母知道安斯基是国家的敌人。但是，汉斯·赖特尔凭着直觉认为，藏身处早在安斯基回村前就设想好了，这让人觉得安斯基的父亲很有先见之明或者想像力丰富，但藏身处的活计做得很慢，都是手工活。汉斯·赖特尔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人用过这个藏身处。
当然，不能排除会有党的干部来造访这座木屋，只要他们觉得里面有什么安斯基的线索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在干部来访时，安斯基会躲进壁炉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肯定。但实际上，没人用过这个藏身地，包括安斯基的母亲在德军进村时也没用过。对，是这样的，他想像着安斯基母亲隐藏儿子笔记本的情形。后来，汉斯·赖特尔梦见了安斯基母亲走出家门，跟着克斯特基诺村其他犹太人前往我们德国人用鞭子指定犹太人去死的地方。
在梦中，汉斯·赖特尔还看见了鲍里斯·安斯基在田野里行走的样子，那是夜晚，安斯基变成了无名氏，他朝西方走去，结果死于枪林弹雨之下。
汉斯·赖特尔有好几天一直在想是自己开枪射杀了鲍里斯·安斯基。到了晚上，他做噩梦，可怕的梦境把他给吓醒了，吓得哭个不停。有时，他蜷缩在床上，静静地倾听着外面落雪的声音。他不再想自杀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死人了。到了早晨，汉斯的头一件事就是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随便哪一页都行。有时，他出去散步，穿过白雪皑皑的树林，一直走到老国营农场里；如今两个懒洋洋的德国人在指挥乌克兰人干活。
每当汉斯·赖特尔去村里那座主要建筑物里寻找食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别的什么星球上。那建筑物里总是点着壁炉，两口野战大锅总是煮着肉汤，一层楼里总是热气腾腾。空气里有洋白菜和烟草的气味。他的战友们卷着袖子或者光着膀子来来去去。他更喜欢在树林里坐在雪地上，直到屁股感觉冰凉为止。他喜欢有火的木屋，站在壁炉前重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他不时地抬头看看壁炉内部，仿佛那里面有个胆怯、害羞的人影在望着他。于是，一种快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有时，汉斯想像着自己是跟安斯基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他仿佛看见安斯基一家三口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最后，他闭上了眼睛。等到壁炉里的火焰变成了灰烬之后，汉斯就小心翼翼地钻进去，藏身处是温暖的，他就待在里面，直到拂晓的寒气把他冻醒为止。
一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自己回到了克里米亚半岛。他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但肯定是克里米亚半岛。在这里、那里像间歇泉一样不断冒出的烟雾里，他胡乱开枪。后来，他走起来，遇到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脸朝下，手里还握着枪。汉斯·赖特尔弯腰把尸体翻转过来，想看看是什么模样，但又担心（像过去担心许多事情一样）那人可别是安斯基啊。他抓住尸体的军服时，心里想：别、别、别，我可不想背上这个包袱；我希望安斯基还活着，不愿意他死掉；我可不想当凶手，哪怕是不经意间杀人，哪怕是误杀，哪怕是不自觉杀人。于是，不出所料，甚至是松了一口气，发现那尸体的面孔就是他汉斯·赖特尔的脸。清晨，汉斯从这个梦里醒来以后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第一句话就是：
“太好啦！那人不是我！”
刚进入1942年夏天，上级想起来克斯特基诺村还有一些士兵。于是，汉斯·赖特尔回到自己的师团去了。他到过克里米亚。到过刻赤。到过库班河岸。到过克拉斯诺达尔的街道。从高加索一直走到布琼诺夫斯克。他跟着自己的连队一道游历了卡尔姆卡草原，总是随身携带着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藏在内衣和军服之间。他疲惫不堪，可是没有看见敌人；但是，见到了维尔克、克鲁泽和军曹莱姆克，尽管认出他们来可不容易，因为三人变化太大，不仅相貌有变化，声音也有变化；如今，维尔克说话只用方言，除了汉斯·赖特尔之外，没人能懂；克鲁泽的嗓音变了，说起话来好像很久以前就被骟掉了睾丸；莱姆克军曹只是偶尔抬高嗓门，大部分情况对部下轻声细语，好像疲倦了，或者是长途跋涉总是让他昏昏欲睡。总之，莱姆克军曹受过重伤，那是队伍徒劳地想打通前往图阿普谢时发生的事情。上级让布勃利茨军曹代替莱姆克。后来，秋天来了，道路泥泞，寒风刺骨。秋后，俄国人开始了反攻。
汉斯·赖特尔所在的师已经不属于第11集团军了，而是第17集团军；他们从埃利斯塔撤退到了普罗列塔尔斯卡亚。后来，他们沿着马内奇河走到罗斯托夫。接着，继续向西撤退，到达米乌斯河，在那里重新构筑防线。1943年夏天到了。俄国人再次发动攻势。汉斯·赖特尔所在的师团再次撤退。每撤退一次，活人就减少一些。克鲁泽死了。布勃利茨军曹死了。福斯是个勇敢的人，先是被提升为军曹，接着又被提升为准尉，在他指挥下，伤亡人数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
汉斯·赖特尔已经习惯了看死尸，就像有的人观赏出售的地皮或者田庄或者别墅一样；然后，搜查死人的衣袋，看看有没有食物。维尔克也这样做，但不是悄悄地干活，而是念念有词：“普鲁士大兵手淫，但不自杀。”营里的战友们说他俩是吸血鬼。汉斯·赖特尔听了无所谓。休息的时候，汉斯掏出面包和笔记本，一面吃一面阅读。有时，维尔克坐到他身边，片刻后就睡着了。有一次，维尔克问他，这笔记是不是他写的？汉斯瞅了他一眼，觉得这问题真愚蠢，简直用不着回答。维尔克又问他一次：这笔记是不是你写的？汉斯觉得维尔克是在睡觉说梦话呢。维尔克眼睛微闭，满脸胡须，颧骨和下巴突出到脸框外面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