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回答说：“是个朋友写的。”
维尔克睡意朦胧地问：“朋友死了？”
“差不多吧。”汉斯说着，继续读笔记。
汉斯·赖特尔喜欢听着隆隆的炮声入睡。维尔克也忍受不了太长时间的寂静，闭上眼睛之前，总是要唱歌。福斯准尉则相反，睡觉时常常堵上耳朵，大家要费好大力气才能让他醒来或者重新适应站岗、打仗。有时，不得不摇晃他，于是他会骂出他妈什么事了，一面对准黑暗挥动拳头。但是，他连连获得奖章。有一次，汉斯和维尔克陪着福斯去师部领奖。冯·贝伦贝格将军亲自颁发给他一枚德军士兵能获得的最高奖章。那天对福斯是幸福的，可对79师是不幸的，因为兵力已经不足一个团了；而到了下午，维尔克和汉斯正在一辆卡车旁边吃香肠的时候，俄国人对他们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福斯和这两个士兵不得不立即重新上阵：德军短暂地抵抗了一下，又撤退了。在后撤的过程中，全师的兵力只剩下一个营的样子，多数士兵的神情像是从疯人院逃跑出来的狂人。
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德军尽量向西撤退，保持着连队的顺序或者按照临时聚拢或者分散后的小组行进。
汉斯·赖特尔独自后撤。有时，他看见成排的苏联飞机从空中掠过；有时，看见一分钟前还是蔚蓝色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接着下起暴雨来，一下就是几个小时。站在一座小山上，他看见有一队德军坦克向东方开去。它们像是外星文明的棺材。
他夜里走路。白天尽量隐蔽起来，一门心思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睡觉，观察附近种植着什么或者什么在燃烧。有时回想起波罗的海的海藻，不由得笑了。有时想起了小妹妹，也笑了。很久没有家里的消息了。他父亲一直没有给他写信。汉斯猜测父亲不写信的原因是写不好。母亲倒是给他写过信。那些信都说了什么呢？汉斯忘了。信不长。可是，汉斯全忘了。他只记得字母很大，歪歪扭扭，有语法错误，毫无修饰。他想，当母亲的永远也别写信。相反地，小妹妹的信，他都记忆犹新，想到这里他笑了。这时，他脸朝下，躲在草丛里，睡意逐渐袭上心头。在妹妹的信里，她给哥哥说自己的事情，说村里的事情，说学校里的事情，说她穿的衣裳，也说哥哥。
小妹妹洛特在信里说：哥哥，你是个巨人。起初，“巨人”这个说法让汉斯感到愕然。但是，后来他想在一个小女孩眼里，尤其是像洛特这样甜蜜动人的女孩眼里，他这样的身高很像是巨人。洛特在信里说：你的脚步回响在树林里。林中的小鸟一听见你的脚步声，就停止了歌唱。在地里干活的人们也能听见你的脚步声。躲在黑屋里的人们也能听见你的脚步声。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一听见你的脚步声，就立刻跑到村口迎接你。全村一片欢乐。你还活着。德国还活着。等等等等。
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汉斯·赖特尔就又回到了克斯特基诺村。村里已经没有德国人了。国营农场里空空荡荡。只有从小木屋里露出缺乏营养的老人面孔；他们颤颤巍巍地边打手势边告诉汉斯，德国人把村里能干活的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带走了。那一夜，汉斯·赖特尔就睡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木屋里。他感觉比在自己家里还舒服。随即，和衣在床上躺下。但不能立即成眠。他想起了安斯基在笔记里说的表面现象，开始思考自身。他觉得自由，从来没有这么自由的感觉；尽管营养不良，身体也因此而虚弱，却仍然觉得有力气可以延长这自由、自主的力量，只要能够延长就行。但是，让他担心的是，会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呢。他想，表面现象是现实占据的力量，甚至是最极端和有限现实占据的力量。它在人心里，也在人的表情上，也在意志和痛苦中，也在人们整理回忆的方式上，也在人们安排轻重的形式里。表面现象在工业家的客厅里会扩散，也会在黑社会里繁衍。表面现象会制定准则，会推翻自己制定的准则（推翻可能是流血的，但仍然是表面现象），再制定新规则。
国家社会主义是表面现象的终极国度。汉斯·赖特尔心里想，博爱也是表面现象。我对洛特的爱不是表面现象。洛特是我妹妹，她还小，认为我是个巨人。但是，博爱，男欢女爱，虽然一块吃饭，一块花钱，一块伤心，就是作秀，就是表面现象。青春是力量的表面现象。爱情是和平的表面现象。他心里叹息道，无论青春、力量、爱情还是和平，我都有可能得到；可我自己却不能接受如此丰厚的人生礼物。汉斯想，只有鲍里斯·安斯基的流浪生活不是表面现象；只有安斯基那十四年的颠沛流离不是表面现象。鲍里斯·安斯基一辈子处于一种极度的不成熟状态之中，因为那十月革命、那场真正和惟一的革命也是不成熟的。后来，他睡着了，没做梦。次日，前往树林里打柴，准备继续使用壁炉。在回村的路上，出于好奇，他迈进了1942年冬季德国人居住的那座建筑物。他发现里面一片破败、狼藉的景象，没有锅，没有米袋，火炉里没火，到处是碎玻璃片、破窗框，地面肮脏，到处是烂泥巴和狗屎，如果不小心踩上，就会满脚底都是泥和屎。在一面墙壁上，有个大兵用煤炭写下了“希特勒万岁”。在另外一面墙上，写了一封情书。在上面那层楼上，有人喜欢在墙壁上作画（居然在天花板上！！），把居住在克斯特基诺村的德国人日常生活场面画了下来。比如，有个墙角上画了森林，五个德国人（从军帽上可以认出来）在搬运木柴，在打鸟。在另外一个墙角上，两个德国人在性交，第三个德国人胳膊被反捆，躲在树后偷看。在另外一个墙角上，四个德国人晚饭后在睡觉，他们身边有条瘦狗的影子。在最后一个墙角上，汉斯·赖特尔出现了，满脸金黄的胡须，站在安斯基家的窗户前向外张望，外面则是一头大象、一头长颈鹿、一头犀牛和一只鸭子排队游行。在这幅壁画（总得给个叫法）中央，有个方石铺成的广场（纯粹是想像，因为克斯特基诺村从来就没有广场）上面，站满了女人或者女人的幽灵，她们个个是鬈发，跑来跑去，惊慌地喊叫着什么；与此同时，两个德国大兵在监视着一群乌克兰年轻人干活——在竖立石碑，外形模糊难辨。
这些绘画做得粗糙，有孩子气；从透视法看，属于文艺复兴前的风格；但是，从布局看，依稀可见一种嘲弄的意味，因此蕴含着一种秘密的娴熟技巧，远远压倒了初看时的印象。汉斯·赖特尔一回到自己的木屋就想，这位画家很有天赋，但是像其他几个在克斯特基诺村度过1942年冬天的德国人一样发了疯。他还想到了自己的形象意外地出现在壁画里。这位画家肯定以为，就是这个发疯的人结束了一切。鸭子这个形象让汉斯联想到自己就是这个压队的角色，领队是大象。他回想起来，那些日子他还没有恢复嗓音。他还想起那些日子，他反复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一刻不停地背诵笔记里的每一句话，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像幸福感，有时像比天还大的罪恶感。他想起自己接受了这种感觉，既幸福又罪恶，有几个夜晚他把二者加在一起，其结果等于幸福；但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幸福；对汉斯·赖特尔来说，那不是幸福，而只是汉斯自己。
到达克斯特基诺村后的第三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俄国人冲进了村庄；为了逃命，他赶忙跳进了甜溪，沿着这条小溪，他游进了第聂伯河；可是第聂伯河两岸全都是俄国人，一看见他出现在河中，他们边笑边开枪。他梦见自己没等子弹打过来就潜入了河底，随波逐流，时不时地浮上水面换口气，再潜入水底；就这样，他游出去一公里又一公里，在水下屏住呼吸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打破了世界纪录，让河水带着他远离俄国人；随后，他照旧下潜，出水，换气，下潜；水底下像是一条石路，间或看到有白色的小鱼群游过去；还时不时地撞上死尸，他们只剩下了光秃秃的白骨；这些充当水流标杆的尸骨可能是德国人的，也可能是苏联人的，无法得知其详，因为衣服早已经腐烂，水流把破烂衣裳早就冲到下游去了。汉斯·赖特尔在梦里也向下游漂去；有时，特别是夜间常常浮出水面，装成死人，为了休息片刻，或者睡上五分钟，与此同时，河水拥抱着他向南方不停地流动；等到太阳出来时，他再度下潜，重新回到第聂伯河那黏稠的水下。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有时从一座城市附近经过，看见了城里的万家灯火；或者没有灯光的话，他就听见了模模糊糊的噪音，好像是什么人在忙着挪动家具，好像是一些病人在挪动家具；有时他从军用舟桥下面游过去，看见了夜间站岗的士兵冻僵的身影倒映在汹涌的水面上。一天早晨，第聂伯河终于流入了黑海，河水化做了海水。汉斯·赖特尔爬上了河岸或者海岸；他迈着颤抖的步伐，像个大学生一样（他从来也没上过大学）在暑假里游泳之后筋疲力尽、晕头转向地回到沙滩上躺下。就在他坐在沙滩上望着浩瀚的黑海时，忽然发现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原来是在军服里的，现在已经缩成一个纸团，字迹完全模糊了，笔记本的一半粘贴在衣服上或者汗毛上，另外一半缩成纸屑在水里漂游。
就在这个时候，汉斯·赖特尔醒了，他决定立即离开克斯特基诺村。静悄悄地穿好衣服，整理好不多的物品。没开灯，没点火。想一想这一天要走多少路程。离开木屋前，他小心翼翼地把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放回壁炉的隐藏处。他想，希望有人能找到它！最后，开门，非常小心地关好门，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这座村庄。
几天后，汉斯·赖特尔遇到了师里的一支队伍。他重新过起忍耐和撤退的单调生活，直到苏联人在五一镇西边的布格河打垮了他们为止。79师的残部被编入303师。1944年他们在俄国摩托化旅的追击下，向雅西【注】撤退。汉斯·赖特尔和营里的士兵看见有股蓝烟直插正午的天空。后来，他们听见了喊叫声和非常低沉的歌声。片刻后，汉斯·赖特尔用望远镜看见一群罗马尼亚士兵正在全速穿过一片菜园，好像魔鬼附体一样或者因恐惧而狂奔，跑上了一条土路——与汉斯他们师撤退的公路平行。【雅西，罗马尼亚的城市。】
汉斯和几个战友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俄国人随时都会追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个人走下充当观察哨的小山，乘上一辆有重机枪的战车，穿过了两条路之间的草地。于是，看见了一座罗马尼亚的乡村城堡，里面空空荡荡，窗户紧闭，有个方石铺路的院子通向马厩。随后，他们来到一块空地上，那里还有罗马尼亚士兵蹲在地上赌博或者往马车上装城堡里的绘画和家具（后来卸车的也是他们这些人）。空地尽头有个大十字架，是用涂成黑漆的木头制成的，大概是从城堡的大客厅里拆下来的木料。十字架（埋在黄土里）上有个裸体的男人。会些德语的罗马尼亚人问汉斯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德国人回答说是为了逃避俄国人的追击。几个罗马尼亚人说：俄国人很快就到了。
有个德国人指指十字架上那个男人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军团的将军。”罗马尼亚人说道，一面赶忙把战利品放到车上。
一个德国人问：“你们这是要开小差啊？”
一个罗马尼亚人回答说：“是的，昨天下午第三军团决定开小差。”
几个德国人面面相觑，好像不知道是该开枪射杀这些罗马尼亚人，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当逃兵。
德国人问：“你们现在去哪儿？”
罗马尼亚人回答：“向西！回家！”
“你们已经想好啦？”
罗马尼亚人回答：“谁挡道，我们就杀谁！”
大部分罗马尼亚人好像在重申这个意思，拿起枪来。有几个人甚至毫不掩饰地瞄准了德国人。刹那间，好像两群人就要互相开火了。就在这个时候，汉斯·赖特尔走下战车，完全不理会双方剑拔弩张的样子，向十字架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走去。那人的脸上血迹已干，好像前一天夜里有人用枪托打断了他的鼻梁骨；他眼睛是青紫的，嘴唇是肿胀的。尽管如此，汉斯还是马上就认出了这个人。他是恩特赖斯库将军，就是跟冯·聪佩女男爵在喀尔巴阡山上城堡里睡觉的男人。汉斯和维尔克还在秘密通道里窥视过此人。大概此人还活着的时候，罗马尼亚人就扒光了他的衣服，让他赤身露体，只给他留下马靴。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阴茎——据维尔克和汉斯偷看时估计勃起状态下大约有三十厘米长——如今在晚风的吹拂下疲惫地摇晃着。十字架下，有一箱烟花，恩特赖斯库将军曾经用烟花让客人们开心。火药大概受潮了，要么就是烟花过期了，因为爆炸时惟一发出的是一股蓝烟，很快升天就消散了。站在汉斯身后的一个德国人对将军的阴茎发表了看法。几个罗马尼亚人笑了。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凑到十字架前，好像它忽然间具有吸引力。
步枪已经不再对准任何人了。士兵们拿着枪就像拿着农具，他们就像是长期走在悬崖边上疲倦的农夫。他们都知道俄国人马上就要来了，也感到害怕；可是，人人还是经不住诱惑要最后一次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十字架。
“这个家伙怎么样？”一个德国人明知故问地说道。
“这人不坏。”一个罗马尼亚人说。
接着，人人陷入了沉思。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用迷惑不解的眼神望着将军的尸体。没人想起问问怎么就把他给杀了呢。可能是先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殴打致死。十字架的木棍已经被血液染成了乌黑色，血痂像个黑蜘蛛一样落到黄土地上。没人提出把尸体放下来。
一个德国人说：“你们很快还能找到类似的榜样。”
罗马尼亚人没听懂他的话。汉斯·赖特尔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脸：眼睛是闭着的，但是给人的印象是睁得很大。双手被银色的大长钉钉在木头上。每个手掌上有三枚钉子。双脚用大粗钉钉牢。在汉斯·赖特尔左边，一个罗马尼亚少年——超不过十五岁，军衣套在他身上显大——正在祷告。汉斯问德国人：这地方是不是还有别人？他们说，只有这些人了，第三军团或者说第三军团的残部是三天前到达利塔慈火车站的；恩特赖斯库将军没去西边找更安全的地方，而是决定去看看自己的城堡，结果空无一人。没有仆役，也没有任何可吃的动物。在两天的时间里，将军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想出门。士兵们在房子周围转悠，结果发现了地窖，便破门而入。除去几个军官比较谨慎，全体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当天夜里，第三军团有一半士兵开了小差。剩下的另外一半是自愿留下来的，没人强迫，因为他们热爱恩特赖斯库将军。或是某种类似的感情。有些人到附近居民点偷窃，再也没回来。另外一些人站在院子里高呼：请将军出来指挥队伍！决定下一步行动吧！可是，将军继续躲在房间里，不给任何人开门。当天夜里，士兵们喝醉了之后砸开了房门。将军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周围点着蜡烛，欣赏着一本相册。于是，事情就一一发生了。起初，将军用皮鞭自卫，抽打士兵。可士兵们饿得发了疯，吓得发了疯，一下子就把将军给杀了，然后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汉斯问：“制作这个大十字架一定非常费劲吧？”
一个罗马尼亚人说：“做十字架是在杀将军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十字架，可是我们还没喝醉就做好了十字架。”
后来，罗马尼亚人重新装车，有几个德国人帮助他们搬运战利品；另外一些人决定去房子里转转，看看酒窖里是不是还有酒。于是，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位又是孤家寡人了。汉斯临走前问罗马尼亚人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包贝斯库的人，他总是跟在恩特赖斯库将军身边，好像给将军当过秘书。
“啊，是包贝斯库上尉。”一个罗马尼亚人点点头说道，口气跟说随便哪个上尉一样，“他应该在布加勒斯特。”
汉斯几人一面向那片草地山丘驶去，车后留下扬尘，他一面望着好像有群黑鸟飞越那片十字架的空地——恩特赖斯库将军站在那里正监视着战事的进程。在战车上，站在重机枪旁边的那个德国士兵笑着说：俄国人看见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怎么想啊？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节节败退之后，汉斯·赖特尔终于回到了德国。1945年5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汉斯，在一片树林里躲藏了两个月后，向美国兵投降了。他被送进了安斯巴赫郊外的俘虏营。在那里，长久以来第一次洗了澡。饭菜很好。
有一半战俘睡在大平房里——是美国黑人士兵建造的，另外一半睡在野战帐篷里。每两天会有人来营地按照姓氏排序严格检查俘虏的证件。起初，是在露天地里安放了桌子，俘虏们列队走过，一一回答问题。后来，黑人士兵在几个德国人帮助下，搭建起一座有三个房间的大平房。于是就在这平房前排起了长队。在这座营地里，汉斯没有熟人。79师和后来303师的战友们死的死，逃的逃，或者做了俄国人的俘虏。303师残部开进了保护领地的比尔森，而那时汉斯在混乱中自己开路了。在这个安斯巴赫的俘虏营，汉斯尽量不跟别人联络。有些士兵下午时聚在一起唱歌。美国黑人士兵站在监视他们的岗哨上瞅着他们发笑；可是，显然没人懂德语歌词，于是就让德国人一直唱到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经常在营地里来回散步，他们手挽着手，一面议论着一些非常离奇的话题。据说，苏联人和同盟国很快要唱对台戏了。大家纷纷猜测希特勒死亡的实况。大家还谈到饥饿，还谈到马铃薯丰收会再次把德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
在汉斯的行军床边还睡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是国民突击队的战士。那人留了大胡子，说起话来温和又低沉，好像周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白天，他常常跟另外两个国民突击队的战士聊天，散步和吃饭时都聚在一起。但是，汉斯有时也看见老兵独自一人在各种纸片上用铅笔写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里。有一次，睡觉前，他问老兵写的是什么，老兵说打算把一些想法写下来。又补充说：可是不大容易啊。汉斯再也没问他别的什么。但从此之后，老兵总是在睡觉前找个借口跟他聊上几句。据老兵说，在俄国人开进科斯琴【注】的时候，他老婆就死了，夫妻都是科斯琴人；但是，他不恨任何人；他说，战争就是战争啊，等战争结束后，最好能互相原谅，从头开始。【科斯琴，波兰与德国接壤的边境城市。】
汉斯问：怎么开始呢？从零开始呗，他慢声细语地用德语说道，口气是快乐的，有想像力。老兵名叫策勒，瘦高，腼腆。汉斯看见他经常在另外两个战友陪伴下在营地里散步。可能是有两个战友比照的原因，策勒的形象有尊严感。一天晚上，汉斯问策勒是不是还有家属。
策勒说：“有老婆。”
汉斯说：“可你老婆死了啊。”
老兵轻声说：“有过一儿一女。也死了。儿子死在库尔斯克会战里。女儿死在汉堡的轰炸中。”
“没别的亲戚了？”汉斯问。
“有过外孙、外孙女，是双胞胎，跟我女儿一起死在轰炸里了。”
汉斯惊叹道：“天啊！”
“女婿也死了。不是在那次轰炸里，而是几天后，因为老婆和孩子而伤心。”
“太可怕了！”
“服毒自杀了。”策勒在黑暗里轻声说，“吃的是耗子药，痛苦挣扎了好几天。”
汉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一方面是因为困劲上来了；他听见策勒最后说了一句：战争就是战争啊，最好忘掉一切、一切、一切。实际上，策勒镇定得令人羡慕。另外，这样的镇定只有再次看见俘虏入营或者又来人在平房里一一检查证件时才被打破。三个月后，轮到询问姓氏字母开头为Q、R、S的人了。汉斯·赖特尔可以跟美国兵和一些身穿便装的人谈话了。他们有礼貌地请他正面和侧面站立；然后，就在档案里寻找卡片，卷宗里可能有许多照片。接着，一个身穿便衣的人问汉斯·赖特尔：战争期间做过什么事情？汉斯只好说跟着79师到过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多次受伤。
美国兵和便衣想看看他身上的伤疤。汉斯只好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有个说话带柏林口音的便衣问他：俘虏营的饭菜好不好？汉斯说：吃得像国王。那提问的人把这话翻译给其他人听。他们都笑了。
一个美国兵问：“你喜欢美国饭？”
便衣把这话译成了德语。汉斯说：
“美国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肉。”
大家又笑了。
那美国大兵说：“说得对。可你吃的东西不是美国肉，是狗食。”
这一次，翻译（不想翻译这句话）和几个大兵笑得几乎跌倒在地。一个黑人士兵出现在门口，带着担心的表情，他问大家跟这个俘虏是不是有麻烦。大家说，没麻烦，关上门，走吧！他们讲笑话而已。后来有个人给汉斯敬烟。汉斯说：我以后再抽。说完把香烟夹在耳朵上头了。接着，美国兵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记下汉斯提供的情况：年龄、出生地、父母姓名、父母住址、至少两个亲戚或朋友的地址，等等。
当天夜里，策勒问汉斯询问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都告诉他了。问你哪一年入伍了吗？问你征兵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了吗？问你在哪个师服役了吗？问了。有照片吗？有。你看见那些照片啦？没有。等到策勒问完之后，就用毯子蒙上脸，好像入睡了；可是，片刻后，汉斯听见他在黑暗里嘟囔着什么。
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来的只有两人。不排长队，不询问。营里让全体俘虏集合。美国黑人士兵检察队伍，从队伍里分出十个人来；然后把这十个人戴上手铐装进两辆囚车。营地长官说，这几个俘虏是战犯嫌疑人，接着，他命令队伍解散，按常规过日子。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开始查姓氏字母以T、U和V开头的人员。这一回，策勒可真的紧张起来了。他温和的声音没大变化，但是，说话和说话的方式变了：单词急切又断断续续地蹦出来，夜里嘟囔的话语变得无法克制。说话很快，好像有个失控的理由逼着他快说。汉斯几乎听不懂。策勒伸着脖子到汉斯跟前，一只胳膊撑着身子，絮絮叨叨地说起来，长吁短叹，想像着黑乎乎的圆形建筑层层叠叠形成一体的辉煌画面。
到了白天，事情发生了变化，策勒的形象又重新发出尊严和体面的光辉；虽然他除去跟国民突击队的老同志联络之外，几乎不找任何人；但是人人都尊敬他，都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但是，对汉斯来说（他可得忍受策勒夜间的东拉西扯），策勒的面孔逐渐显露出内心的伤痛，好像内心世界里截然对抗的力量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那是些什么力量呢？汉斯不得而知，只是凭着直觉感到两股力量都来自同一个源泉：疯狂。一天夜里，策勒告诉汉斯：他不姓策勒，而是叫萨穆尔；因此理所当然地不该去接受下一次调查。
那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没有睡意。月光钻进了帐篷，好像沸腾的咖啡让用丝袜做的过滤袋过滤了一遍。
“我叫雷奥·萨穆尔。我跟你说过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策勒在行军床上扭来扭去，好像浑身痒痒。“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汉斯说：“没有。”
“孩子，没道理听说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名人，虽说你出门在外期间，我名声大作，像个恶性肿瘤，可如今我的名字出现在最不受怀疑的名单上。”萨穆尔用他那温柔和越来越快的德语说道，“当然，我没参加过国民突击队。可我打过仗。你别以为我没打过仗，像任何一个有种的德国人一样，我打过仗。但是在别的舞台上，不是军事战场，而是经济、政治战场。感谢上帝，我老婆没死。”说完他沉默起来。汉斯和他借此机会欣赏帐篷外面的月光，好像鸟翅膀或者鸟爪。他又说：“不错，我儿子是死了。可怜的孩子啊。他很聪明，喜欢体育和读书。对儿子还能要求什么呢！他办事认真，长得像体操运动员，很会读书。他死在库尔斯克。那个时候，我担任一个机构的副主任，负责为帝国提供劳工；主要的办公室设在距离总部不远的波兰村庄里。”
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以后，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了。更糟的是我妻子，她有精神错乱的苗头。我可不希望别人摊上我的处境。包括最凶恶的敌人。儿子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老婆经常患偏头疼；我那累人的工作需要付出最大努力和高度的聚精会神。但是，凭借我有条不紊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实际上，我是为了忘记不幸而工作的。总之，结果是我被提升为国家机关的主任。转眼之间，工作量增加了三倍。我不仅要给德国工厂提供劳动力，而且负责维持那个波兰地区的官场运转；那里总是下雨，是个我们打算日耳曼化的穷乡僻壤；天空每天都是灰色的，大地好像蒙上了一层煤烟；没有文明的娱乐方式；想想吧，连十岁的孩子都喝酒；可怜的孩子们啊，还很野蛮，就喜欢喝酒，还有就是玩足球。
有时，我从办公室的窗户看见孩子们在街道上踢一个布球，他们跑跳的样子非常可怜，因为血液里的酒精时时让他们摔跤或者踢不进该进的球。一句话，我不愿意打搅他们；比赛的结果常常是拳打脚踢混战一场。要么就是用酒瓶子朝着对方脑袋上猛抡。我从办公室里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如何是好。天啊！如何消灭这场瘟疫啊！如何改善这些无辜儿童的处境啊！
坦率地说，我感觉孤独，非常孤独，非常、非常孤独。老婆是指望不上的，可怜的女人不离开她那黑暗的房间，除非是为了求我放她回德国，回巴伐利亚，到了那里她是可以跟妹妹团聚的。我儿子死了。我女儿住在慕尼黑，幸亏结了婚，可以不管我的问题了。工作成堆，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拼命，精神快崩溃了。战事不顺利。再说，我对这场战争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于一个失去了自己儿子的人来说，他怎么能感兴趣呢！一句话，我的生活就在永久的乌云笼罩下度过。
这时又来了一道新命令：让我负责管理从希腊来的一批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来自希腊。有可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或者克罗地亚犹太人。但我不信，因为克罗地亚人他们自己就杀害自己的犹太人。也许是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就假设是希腊人吧。给我送来满满一列车希腊犹太人啊。交给我了！我丝毫没有接待他们的准备。这命令来得很突然，没有预先通知。我所在的机关是民事机构，非军事的，也不属于党卫军。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此前只给帝国的工厂派送外籍劳工。可我拿这些犹太人怎么办呢？我想，一句话，认命吧。一天早晨，我去火车站迎接他们。我拉上了地方警察局长以及最后时刻拉来的警察。从希腊开来的列车停在一条不用的支线上。一名军官让我在一份接收清单上签字，一共五百名犹太人，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有。随后，我向列车走去，那里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我不允许打开所有的车门。我想，里面可能已经变成了传染病灶。接着，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他帮助我联系上了一个管理犹太人集中营的家伙，地点在波兰的海乌姆诺。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我问他对这些犹太人怎么处理。我得告诉你，在那座波兰村庄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只剩下了喝醉酒的孩子、喝醉酒的妇女以及整天追逐惨淡阳光的老人。海乌姆诺那人要我两天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许您不信，我也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谢过之后，我挂上了电话。我回到了铁路支线。那名军官和火车司机在等着我。我要请他俩吃早饭，咖啡、香肠、煎蛋和热面包。他俩的吃相跟猪一样。我不是。我脑海里在想别的事情。他俩告诉我必须卸车，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当天夜里返回欧洲南部。我看看他俩的表情，说会照办的。军官说可以指望他和他的押车队伍来卸车，条件是请车站职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我说可以。
我们开始行动。一打开车门，车厢里的臭味让车站上打扫厕所的女工都皱鼻子。旅途中死了八个犹太人。那军官让幸存者们排队。个个脸色不好。我命令把他们带到一家废弃的皮革厂去。我吩咐一个手下的职员去面包房，买下所有的面包分给犹太人吃。告诉老板记在我的账上，快去办！接着，我回办公室处理其他紧急公务。到了中午，有人通知我，希腊列车已经开走了。我从窗户里看见那些喝醉酒的孩子们在玩球；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也喝过量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还给犹太人找了比较长期的安身之处。有个秘书建议给犹太人安排工作。我问他：去德国吗？他说：就在这里。这主意不坏。我吩咐给五十个犹太人分发扫把，每十人一队，让他们打扫我那座鬼村庄。接着，我去忙主要工作了，帝国几家工厂要我提供至少两千劳工；总部也来函要劳动力。我连着打电话：我说这里有五百犹太人可供支配。可他们都要波兰人或者意大利战俘。
要意大利战俘？我这辈子也没见过意大利战俘啊！所有能支配的波兰人，我都分发出去了呀。留下的仅仅够我所需。于是，再次给海乌姆诺那人打电话，再次问他，要不要我这里的希腊犹太人。
“既然是送到您那里的，肯定有原因。您就管起来吧。”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我说。
我说：“可我没办过犹太人集中营呀。没有经验。”
那人说：“您负责管理他们。如果有疑问，就问问派送的人吧！”
我说：“尊敬的先生，派送的人，我估计在希腊呢。”
那人说：“问问柏林的希腊事务局吧。”
这样的回答真聪明！谢过之后，我挂了电话。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我在考虑给柏林打电话的利弊。忽然，街上出现了一队扫地的犹太人。喝醉酒的孩子们不玩足球了，纷纷上了人行道，站在那里看犹太人，好像他们是动物。犹太人起初只是望着地面，认真清扫。旁边有个警察负责监督他们。但是，有个犹太人——不过是个少年——抬头看看孩子们和那个皮球，正停在一个小无赖脚下一动不动。我想双方可能会赛一场。扫地的对抗喝醉的。可是，那警察对工作很负责任。不久，犹太人就走了。孩子们重新玩起了破球。
我也重新埋头公文。有一批土豆丢了，大约在我控制的地区和这批土豆的目的地——莱比锡之间的什么地方，我要处理一下。我命令调查此事。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卡车司机。我还处理过甜菜事件、胡萝卜事件，以及类似的仿冒咖啡事件。派人去叫村长。有个秘书拿着一张纸片，上面清楚地写明了土豆是通过铁路运输离开我所管辖地区的。土豆是使用马或牛或驴，有什么牲口就用什么牲口，就是没用卡车，拉到火车站的。本来是有一张装货单副本的，可是丢失了。我命令秘书：一定要找到副本。另外一个秘书带回来的消息是，村长病了，卧床休息呢。
我问：“严重吗？”
秘书说：“是感冒。”
我说：“让他起床，来见我！”
等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想自己可怜的老婆——她躺在床上，屋子里拉着窗帘；想到这里，我紧张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因为要是我坐着不动，那有得脑血栓的危险。这时，我看见扫地的队伍再次出现在大街上——那里理所应当是干净的啊；时光在重复的感觉突然把我给吓瘫了。
但是，感谢上帝，这不是原来那批扫地的人。问题是他们彼此太像了。可是监管他们的警察换了。头一个警察又高又瘦，走路挺胸抬头。第二个又胖又矮，再说他已经大约六十岁，可看上去像七十的。那些玩足球的波兰孩子大概跟我的感觉一样，再次上了人行道，给犹太人让路。有个孩子冲着犹太人说了一句什么。我贴着窗户玻璃，估计那孩子是在骂犹太人。打开窗户，我叫那个警察。
我站在楼上喊道：“梅内特先生！梅内特先生！”
起初，那警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脑袋转来转去，不知东南西北；这样子引得醉酒的孩子们哈哈大笑。
“这里，上面！梅内特先生！这里，上面！”
终于，警察看见我了，立正敬礼。犹太人停止干活，等候命令。所有醉酒的孩子们都望着我的窗户。
“梅内特先生，要是哪个小孩骂我的工人，您就开枪！”我声音很大，故意让大家都听见。
梅内特先生说：“没问题，阁下！”
我大声喊道：“听清楚没有？”
“很清楚，阁下。”
“随便开枪！随便开枪！明白吗？梅内特先生！”
“很明白，阁下。”
随后，我关上窗户，继续办公。宣传部来了一份通知，我看了还没五分钟，又一个秘书进来告诉我，面包已经交给犹太人了，但是不够分配。另外，在监督他们分发面包时，发现又死了两个人。我吃惊地重复道：死了两个犹太人？可他们都是自己走下列车的啊！秘书耸耸肩，说道：死了两个。
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咱们生活在奇怪的年代，对吗？”
“是两个老人。”秘书说，“准确地说，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那面包呢？”我问。
秘书说：“不够分。”
我说：“总要解决一下的。”
秘书说：“试试吧。可今天不行了。明天吧。”
这口气让我感到非常不快。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试着重新聚精会神到工作上来，可是不行。我走到窗前看看。醉酒的孩子们已经走了。我决定出去转转，冷空气会让我冷静下来，可以锻炼身体；其实，我真想回家，那里有暖和的壁炉，捧上一本好书可以消磨时光。出门前，我告诉女秘书：有急事就去车站酒吧找我。到了大街上，刚一拐过街角，就遇上了村长蒂佩尔基尔施先生。他正要去见我。他身穿大衣，裹着围巾，把鼻子都围住了，加上几件毛衣，让他显得特别臃肿。他解释说，此前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发烧到四十度。
我边走边说：别夸张！他在我身后说：您可以去问医生。走到火车站，我看见几个农民在等一辆从东边来的列车，是从总部辖区来的。他们告诉我：列车要晚点一个小时。都是坏消息。我和村长先生喝了一杯咖啡，其间一直在谈犹太人问题。村长双手捧着咖啡杯，说道：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手很细、很白，血管纵横可见。
刹那间，我想到了基督的手。这手应该被描画。接着，我问他：咱们怎么办啊？村长说：把犹太人退回原处。他鼻子上挂着一线浠水。我指指他鼻子。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擤擤鼻涕！他说：啊，对不起。说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很大，不太干净。
我说：“怎么退回去？我手里有列车吗？就算有车皮，难道不应该装一些更有生产能力的东西吗？”
村长患的是鼻膜炎，他耸耸肩。
他说：“让他们干活吧。”
“可谁给他们饭吃呢？谁来管理呢？不行，村长先生，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委托别的部门代管。”
村长说：“要是咱们临时借给本地区每户农民两个犹太人，是不是好主意啊？至少在想出别的办法之前，总是可以的吧。”
我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您知道，这可是犯法的啊。”
他说：“对，我知道。您也知道。可是咱们的处境不好啊。来点帮助也不错嘛。我想农民是不会抗议的。”
我说：“不行。想都别想！”
可是，我想了。这些想法把我给沉到了一口黑乎乎的深井里。借助不知从哪里来的火花，我看见了我儿子时而活着时而死去的面孔。
村长牙齿打战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问他：不舒服吗？他想开口，可是没办到，接着就昏迷过去了。我从酒吧里给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派汽车过来。有个秘书告诉我，跟柏林希腊事务局联系上了。这个部门根本不管犹太人的事。汽车来了。我和酒吧老板，加上一位农民，把村长先生塞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先送村长回家，然后再回车站来。与此同时，我到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玩起赌色子。一个从爱沙尼亚移民过来的农民盘盘皆赢。他三个儿子在前线。每赢一次，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就算不神秘，也很奇怪。他说：运气和死神是盟友。他那眼神像砍了头的绵羊，好像我们必须对他深表同情。
我想此人在村子里一定很有名气，尤其是在波兰妇女中间；她们肯定不会担心一个有三个儿子在前线的老光棍、一个据我所知相当俗气，但绝对不吝啬的老农，会时不时地给女人们送吃的、穿的，来换取她们去他家过上一夜。整个就是浪荡汉。赌了这一局之后，我告别了在场的人们，回办公室去了。
我再次呼叫海乌姆诺。但电话不通。有个秘书告诉我，柏林希腊事务局建议他给总部的党卫军司令部打电话。这是个相当愚蠢的建议，因为尽管我们这村庄和地区（包括村庄和农场）距离总部不远，但实际上，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属于日耳曼行政区。那怎么办啊？我想那天我为这事已经花去太多时间了，要集中精力办别的事情了。
回家前，有人从火车站打来电话。那趟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说：再耐心等等吧。可我心里想的是，那趟车永远也回不去了。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去村里俱乐部吃早点。餐桌都是空的。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秘书衣冠楚楚，梳洗得干干净净地出现了。他俩告诉我：那一夜，又有两个犹太人死了。我问：怎么死的？他俩不知道。就知道是病死的。这一回，不是老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大约八个月大的儿子。
我感到垂头丧气，有好几秒的工夫，我注视着咖啡黑色、平静的表面。我说，也许是冻死的吧。那天夜里下了雪。秘书们说：有这可能性。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天旋地转。
我说：“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吧！”
秘书们吃惊地问道：“什么住处？”
“犹太人的住处。”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向门口走去。
不出我所料，老皮革厂的状况糟糕之极。连站岗的警察都在抱怨。我的秘书说，晚上很冷，轮班的人也不守时。我对秘书说，轮班的事找警察局长商量，给警察毯子。当然，也要给犹太人。秘书悄悄说，很难找到那么多毯子给大家。我说，你试试吧。至少有一半犹太人能有毯子也好。
秘书问：“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他们要是讲互助，那就两个人合用一条毯子。成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我说。
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村里的街道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到了晚上从华沙犹太人事务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单位。一个有着明显少年口音的人问我是不是手里掌握着五百名希腊犹太人。我说，是的；又说，不知怎么处理他们才好，因为此前没有人通知我他们要来这里。
那人说：“看来出了错。”
“好像是这样。”我说。接着，就沉默起来。
沉默的时间很长。
那人说：“那趟列车应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卸车。我想是这样的。不大清楚。请等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