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贴在我耳朵上有十分钟之久。其间，我的女秘书拿着一些文件来了，让我签字。有个秘书送来一份备忘录，是关于本地牛奶产量下降的。另外一个秘书刚要说话，我让他闭嘴。他于是在一张纸上写下要说的话：“种土豆的人把准备送莱比锡的土豆给偷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土豆是这些人在德国人的农场种植的，他们刚刚在本地定居，都想表现得模范一些。
我就在秘书那张纸上写道：“怎么回事？”秘书在我的问题下面写道：“不知道。可能是伪造了发货单据。”
我想，对呀，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了。但不是我手下的农民。可如果是他们干的呢，我能怎么办？难道把所有的农民都关进监狱吗？那又有什么好处？难道这土地就都不种了？要不然罚款？让他们比现在还穷？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在秘书那句话下面写道：“再查查！”又加了一句：“好好干！”
秘书冲我一笑，举起手来，动动嘴唇，好像在说“希特勒万岁”，然后，踮着脚走了。这时，话筒里那人问道：
“您还听着吗？”
“我听着呢。”我说。
“您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皮去接那些犹太人。从管理上说，他们归上西里西亚。我已经跟上司说了，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您自己把他们处理掉。”
我没吭声。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声音从华沙传过来。
“是的。懂了。”我说。
“那全都清楚了？”
我说：“对。但我更希望得到一份书面命令。”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唱歌般的笑声。我想，我儿子的笑声也可能是这样的；这笑声让我回想起乡下的午后时光、鱼儿成群的蓝色河流、花香和双手拔出来的牧草。
“您别天真了！”那声音没有半点狂妄的意思。“这种命令从来不见诸文字。”
当天夜里，我无法成眠。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求我自己动手又冒着风险去消灭那些希腊犹太人。次日早晨，我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村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和老兵协会会长，约他们在村里俱乐部开会。消防队长说不能参加聚会，因为有匹马要下崽。我说，不是聚会赌钱，是急事。他想知道什么事。我说，等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到俱乐部的时候，人都到齐了，正围着桌子听一个老服务员讲笑话。桌子上有刚出炉的热面包、黄油和果酱。老服务员一看见我就不吭声了。他岁数不小了，矮个子，很瘦。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对服务员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等咖啡来了以后，我请他离开了。随后，我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说明了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
消防队长说，应该立即打电话给可以接收犹太人的俘虏营。我说，已经给海乌姆诺某人谈了此事。消防队长打断我的话，说道，应该跟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联系。于是，讨论就此展开。人人都有朋友的朋友，等等。我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安安静静地喝咖啡，把面包一分为二，抹上黄油，吃了。再把果酱抹到另外一半上，吃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不像战前咖啡的味道，但是好喝。吃完，喝完，我说，各种方案早就一一考虑过了；消灭希腊犹太人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我问大家：问题是如何消灭？各位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都在吃喝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冷场局面，我问村长他的感冒怎么样了。他说，他想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大家都笑了，以为村长是在开玩笑呢。可他说话是认真的。后来，我们说起了土地的事情，是两个农场之间的地界问题，事情是一条小溪引起的，一夜之间，不明不白地溪流就改道了，这样一来给两个相邻的农场土地所有权造成了十多米的纠纷（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边界线就是这条可爱的小溪。我还询问了失踪土豆的装车问题。我没拿它当回事。我说，土豆会露面的。
上午过了一半，我回到了办公室。那群波兰孩子已经喝醉了，正在玩足球。
我又拖延了两天，没作决定。一个犹太人也没死。除了五支清洁队，有个秘书把犹太人又组成三支绿化队。每支队伍由十个犹太人组成；他们除去打扫村里广场之外，还清扫村里到公路之间的地块；这些地块波兰人从来没耕种过；我们德国人由于没时间和缺少劳力，也没耕种。据我回忆，我没做什么事情。
一股厌烦情绪逐渐占据了我心头。通常晚上，一回到家中，我一人吃完饭，冻得浑身发冷，目光盯着白墙壁上某个不确定的斑点。我连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都不思念，也不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消息，或者听听轻音乐。上午，常常去火车站的酒吧赌钱，似懂非懂地听听聚在那里消磨时光的农民说些下流笑话。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两天，好像做梦一样。我决定再这样拖延两天。
可是，工作堆成了山啊。一天早晨，我明白了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我把几个秘书都叫了来。打电话给警察局长，问他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调遣的武装人员有多少。他说，这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到时候，他可以安排八个人。
有个秘书问我：“然后，拿他们怎么办？”
我说：“咱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让警察局长走了，但是要求他必须随时跟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随后，我带着几个秘书上了大街，大家都上了我的汽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了村外。我们用了一小时的时间在国道和马车走的土路上转悠。有些地方还残存着积雪。我走进两个样子差不多的农场转转，跟农场主谈了谈；但是，他们都找借口表示反对。
我心里说：过去我对这种人太好了，现在是该厉害的时候了。可厉害的做法与我的性格冲突。有个秘书告诉我，距离村子十五公里的地方有片洼地。我们去看了看。地方不错。偏僻，到处是松树，黑土地。洼地底部长满了大叶灌木。据那个秘书说，春天有人来这里打兔子。这地方距离公路很近。在回去的路上，我已经对应该做的事情下了决心。
第二天，我亲自去警察局长家里找他。在我对面的人行道上，已经集合了八名警察，再加上四个我的人（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和两个管理员）；此外，还有两个自愿参加的农场主。我要求他们办事要干净利落，干完后回我办公室汇报情况。他们出发时，太阳还没出来。
下午五点，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回来了。看上去很累。他俩说，一切按照原计划办好了。他们去了老皮革厂，带着两队扫地的人出了村子。步行了十五公里。离开公路后，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那片洼地走去。接着就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我问他俩：有乱子吗？乱不乱？乱得厉害？他俩不高兴地说：有点乱。不想多谈这件事情了。
第二天，再次重复昨天的行动，只不过换了几个人：志愿者不是两个，而是五个；用三个没参加昨天行动的警察换掉了原来的三个。我的手下也有变化：换了一个秘书，不派管理员了；司机照旧。
下午过了一半，另外两队扫地的犹太人消失了。晚上，我派遣那个没去过洼地的秘书加上消防队长去组织四队希腊犹太人扫地。夜幕降临前，我去洼地转了一圈。我们乘坐的汽车出了事故或者几乎出了事故。车子偏离了公路。我很快发现司机比平时紧张得多。我问他怎么回事。我要他实话实说。
他回答说：“不知道，阁下。我也觉得奇怪。大概是缺觉吧。”
我问他：“是睡不着觉吗？”
“很费劲，阁下，很费劲。上帝知道我使劲想睡啊。可是费劲。”
我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后来，我们把车子又推回公路，继续前进。到洼地后，我拿起一个手电筒，钻进了那条鬼路。动物们好像突然就从洼地周围撤退了。我估计从此以后洼地会成为昆虫的王国。我的司机不大情愿地走在我身后。我听见他在吹口哨。我说了一句：安静点！表面上看，洼地跟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样。
“那个洞呢？”我问。
司机指指洼地的尽头说道：“在那边。”
我不愿意更仔细地检查。上车回家。第二天，我那些志愿人员又去干活了，只是做了例行调整，这是我出于心理健康的考虑。到了周末，又有八支扫地队伍消失了，总计人数是八十个希腊犹太人。但礼拜天休息之后，出了新问题。大家开始抱怨这活计太苦。农场来的志愿者最多时有六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村里的警察提出这事情太紧张。我极力动员他们重新上阵，可是真的发现他们的神经要崩溃了。我办公室里的人流露出不愿意再参与行动的表示，或者突然纷纷称病。一天早晨，我刮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气色也是命悬一线。
但是，我要求大家做最后的努力。那天上午，他们一再拖延才把另外两队扫地人员给拉到洼地去。等待秘书们回来的同时，我想工作，但是不行。试着干点什么，还是不行。下午六点，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大街上唱歌，听见他们互道“再见”，于是明白他们多数人喝醉了。我没有责怪他们。
警察局长、我的一个秘书和我的司机上楼来我办公室。我怀着不祥的预感等候着他们。我记得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坐了下来（司机站在门口）；不用他们开口，我就明白这交办的任务对他们的伤害到了什么程度。我说：总得干点什么吧。
那天夜里，我没回家睡觉。司机开着车，一面抽着我送给他的香烟，一面在村子里静静地转悠。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在车里的后排座位上睡着了，我盖着毯子，梦见了儿子喊着：前进！前进！永远前进啊！
醒来时，感觉四肢麻木。我到达村长家中时，是凌晨三点钟。起初，没人给我开门。大门差不多是我用脚给踹开的。接着，听见了有人犹犹豫豫的脚步声。是村长。谁呀？他问。我以为是银鼠的声音呢。那天我俩一直谈到天亮。到了星期一，警察没把扫地的队伍拉出村外，而是等着踢球的孩子们出现。总之，警察给我带来了十五个小孩。
我让警察把孩子们送进村公所会议厅。我在几个秘书和司机的陪同下前往。我一看见孩子们是那样脸色苍白、那样消瘦、那样需要足球和酒，就非常可怜他们。他们不像是孩子，更像是一动不动的骷髅、一副皮包骨、有口气的一把骨头。
我告诉他们，面包会有的，白酒会有的，香肠会有的。孩子们没有反应。我把酒和食物的事又重复了一遍，还补充说，还可能有东西让他们带回家里去。我解读他们的沉默就是赞成我的话。接着，送他们上了一辆大卡车，送他们去洼地，陪同的有五名警察，还装上了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警察告诉我，这挺机枪是刚刚换来的新枪。然后，我命令其余的警察带着四个武装农民（是我强迫他们参加的，否则控告他们长期欺骗政府）把三支完整的扫地队伍押送到洼地去。还下令：那天，任何一个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老皮革厂。
下午两点钟，送犹太人去洼地的警察回来了。大家一起在车站酒吧吃饭。下午三点，他们押送另外三十名犹太人去洼地。夜里十点，押解人员、醉酒的孩子们和监视和训练孩子们使用枪支的警察们，统统回来了。
一个秘书告诉我：一切顺利，孩子们很努力；愿意看的就看，不愿意看的就不看，躲到一边去，等事情办完后再回来。第二天，我派人通知犹太人，由于缺乏交通工具，正在分组，把他们全都转移到一座可以居住的劳动营里去。随后，我找了一群波兰母亲谈话，没费劲就让她们放下心来。接着，我从办公室监视着，又押送两批犹太人去洼地，每一批二十人。
可是等到又开始下雪的时候，问题又来了。有个秘书报告说，在洼地里挖掘新坑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也觉得不行。最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挖坑的方式：以前那些坑顺着洼地的方向，按照水平而不是垂直方向挖掘的，而且不深。我组织了一群人，决定当天就补救此事。大雪已经抹掉了犹太人的痕迹。我们动手挖坑。不久，我就听见有个名叫巴尔茨的老农场主叫喊说脚下有东西。我去看了。对，是有东西。
巴尔茨问：“我还继续挖吗？”
我回答：“别犯傻了。全都盖上吧。恢复原来的样子！”
一有人说脚下有东西，我就说盖上！恢复原样！到别处去挖！记住，不是让你找东西，是让你挖坑！可是，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说有东西。这正如我的秘书所说，洼地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啦。
但是，到最后，还是我坚韧不拔的性格获胜。我们发现了一块“空地”。我把全部人马都安排到那里挖坑。我要求大家挖深点，一直向下，越深越好，好像要进地狱一样。我还要求大家把坑挖得像游泳池一样。天黑以后，借助手电照明，我们才结束工作，回家。第二天，由于气候恶劣，只把二十个犹太人送进了洼地。孩子们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了。有几个站立不稳，有几个返程时吐了。接送孩子的卡车把他们放在村中的大广场上，距离我办公室不远；很多孩子就站在广场凉亭里，互相拥抱着；与此同时，大雪下个不停；孩子们则在进行醉酒足球比赛。
第二天早晨，五个孩子有着明显的肺炎症状；其余的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人人状态不佳，难以工作。在我命令警察局长用大人替换孩子的时候，起初他显得不高兴，可是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那天下午，处理了八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个人数微不足道并且说出了这个意思。局长回答说：八个是八个，可感觉像八百个。我看着他的眼神，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说，等波兰孩子康复以后再说吧。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阻止厄运的追踪，它好像都不准备放过我们。两个波兰孩子死于肺炎，死前发高烧，说胡话，说的全是下雪踢足球，还有球和球员都消失在雪坑里了。为表示哀悼，我送给两位母亲一点熏肉和一筐土豆、胡萝卜。然后，等待。让雪下吧。让我的身体冻僵了吧。一天上午，我去洼地看看。那里的雪是软的，甚至太软了。有一阵工夫，我觉得踩在一层奶皮上了。走到了洼地边缘，我看看脚下，发现大自然完成了这项工作。好极了！看不见任何痕迹，只有白雪一片。后来，天气好转后，醉酒儿童的队伍又开始工作了。
我动员孩子们打起精神来。我说，他们一直干得很好，如今他们家里食物多了，还有可能更多。孩子们看着我，一言不发。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有懈怠以及整个那件事在他们心里造成的不快。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更愿意在大街上酗酒和玩球。此外，在车站酒吧里，人们的话题就是俄国人要来了。有人说，华沙随时都会陷落。他们是悄悄地说这事的。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轮到我，也会窃窃私语。这是不祥之兆啊！
一天下午，有人告诉我，那些醉酒的孩子们喝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地在雪地上精神崩溃了。我骂了那些报告的人。他们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理解不理解都一样。一天，我问秘书还剩下多少希腊犹太人没有处理。半小时后，有个秘书送来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详细情况，乘火车从南方到达这里的是五百犹太人，在旅途中死掉的人数，在老皮革厂死掉的人数，我们负责处理掉的人数，醉酒孩子们处理掉的人数，等等。如今还剩下一百多犹太人，可是，警察、志愿者、波兰小孩，全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怎么办？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负荷。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半红半肮脏的地平线，心里说，有些工作，人不能承受太久。至少，我受不了。努力做了，但是，受不了。我那些警察也不行。十五岁很好。三十岁还行。但是，人到了五十岁，胃难受，头沉重，失眠，做噩梦。
我把各项工作都停了下来。孩子们又重新上街玩足球了。警察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农民们又回到了农场。外边没人对犹太人感兴趣了，为此，我安排一些犹太人去扫地，让不到二十人去庄稼地干活，责成农场主负责他们的安全。
一天夜里，有人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告诉我有个紧急电话。来电话的人是上加利西亚的官员，此前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他通知我为德国人撤离本地作准备。
我说：“没有火车。怎么撤退所有的德国人呢？”
那官员说：“这是您的问题了。”
挂上电话前，我告诉他，我这里有一群犹太人，怎么处理他们？他没回答我的问题。电话线断了；换了我就该去叫别人，或者犹太人的事他根本没兴趣。这时是清晨四点钟。没法再回床上去了。我告诉老婆咱们要撤离。然后，派人去找村长和警察局长。等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俩脸色不好，显然是睡眠不足和质量不好。
我让他俩放心，说只要赶快行动，谁也不会有危险。我们安排手下人行动起来。不等天亮，第一批撤退的人已经踏上通往西方的道路了。我一直留到最后。我在这个村庄里又过了一天一夜。远处已经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去老皮革厂看那些犹太人，警察局长可以作证，我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走吧。接着，我带走了两名站岗的警察，让那些犹太人在老皮革厂听天由命。我估计这就是自由了吧。
司机告诉我曾看见一些德国士兵匆匆而过。我上楼进了办公室，不明白要找什么。前一天夜里，我曾经在沙发上睡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把所有应该烧毁的都烧毁了。村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但有些人家的窗户后面依稀可见波兰妇女的面庞。后来，我下了楼，上了汽车，就出发了。这就是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讲述的故事。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当过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出于我的秉性，做过好事。迫于战争的要求做过一些坏事。可是，如今，那些醉酒的波兰小孩开口讲话了，他们说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我？是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吗？是酗酒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足球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那些懒惰和缺乏理智的母亲毁掉了他们的童年！不是我！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要是换了别人，会亲手把那些犹太人都杀光的。可我没干。那不是我的秉性。”
陪同雷奥·萨穆尔经常在俘虏营里散步的人中，就有那个警察局长和消防队长。萨穆尔告诉汉斯：那个村长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于肺炎。那个司机在车子报废后也失踪了。
有时，下午，汉斯·赖特尔从远处望着萨穆尔，发现萨穆尔也在观察他，只是萨穆尔侧目而视，眼神里流露出绝望、紧张，还有恐惧和不信任的表示。
一天早晨，俘虏们排队领取早餐的时候，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们做那些事，也说了那些事，然后对那些事打心眼里感到后悔了。”
又有一天，萨穆尔说：
“等美国警察再来的时候，他们再审问我以后，肯定会逮捕我，让老百姓嘲弄我的。”
萨穆尔跟汉斯谈话的时候，那位警察局长和那位消防队长总是站在距离他俩几米外的地方，好像不愿意掺和到老上司的那些不幸的事情里去。一天早晨，有人发现了萨穆尔的尸体躺在帐篷和厕所之间的路上。美国人询问了十几个俘虏，其中就有汉斯·赖特尔。汉斯说，那天夜里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后来，尸体运走了，埋葬在安斯巴赫公墓的公共墓穴里。
汉斯·赖特尔终于可以离开俘虏营的时候，他去了科隆。他在那里火车站附近的平房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住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跟一个装甲师的老兵住在一起。这老兵面部有烧伤，沉默寡言，可以一连几天不吃食物。还有一个同伴，他说从前在报社工作；与老兵相反，他和蔼可亲，喜欢说话。
老装甲兵大约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老记者大约六十岁。但他俩有时很像孩子。战争期间，老记者写过一系列文章，是描写东部和西部一些装甲师的英雄生活；他一直保存着那些文章的剪报。那位喜欢沉思的装甲兵读过这些剪报，而且赞不绝口。有时，他开口说道：
“奥托，你抓住了一个装甲兵的生活本质。”
老记者做谦虚状，说道：“古斯塔夫，你是个装甲老兵，说这些话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因为你确认了我没说错什么。”
装甲兵说：“奥托，你什么也没说错。”
老记者说：“谢谢你这番话，古斯塔夫。”
这两个人有时为市政府做清除瓦砾的活计，或者贩卖在瓦砾下发现的东西。天气好的时候，他俩下乡去。于是，汉斯·赖特尔有一两个星期独居地下室的机会。在科隆最初的日子，他干活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后来，在一个招待英美大兵的酒吧找到了看门的工作。这些大兵肯给数额不少的小费。有时，汉斯就在下班以后为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小区找房子，或者介绍姑娘，或者帮助他们跟从事黑市交易的人们建立联系。这样，就在科隆留了下来。
白天，他写东西，看书。写东西容易，一个本子，一支笔，就够了。看书有些困难，因为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开放。寥寥的几家书店（多数是流动的），书价高耸入云。尽管如此，汉斯·赖特尔仍然读书。不仅汉斯如此，他周围的人都在读书。好像德国人只对读书和吃饭有兴趣，这当然是假象。不过，有时，特别是在科隆，这现象似乎是真的。
汉斯发现，与此相反的是，对性爱的兴趣早就下降了很多，好像战争已经消灭了男人的睾丸激素、女人外激素、男女的性欲；好像没人愿意做爱了。按照汉斯·赖特尔的看法，只有妓女在性交，因为这是她们的职业；还有某些怀着占有力上街的女人，但就算是这种女人，欲望也掩盖着别样的东西：一座整洁的剧场、一个冷冻的屠宰厂、一条冷清的街道和一家电影院。汉斯看到的女人都像是刚刚从一场恐怖噩梦中醒来的女孩。
一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正在管道工大街酒吧门口值班的时候，从暗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呼喊他的名字。汉斯·赖特尔四处张望，没有看见什么人，心里想大概是妓女。她们有时难以理解地炫耀怪异的情绪。但是，等那声音再次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听出来那声音不属于任何一个经常光顾酒吧的女子。于是，他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
那声音说：“就是问候问候你。”
接着，他看见了一个人影，立刻飞奔过去，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把她拉到亮处来。喊他名字的女孩很年轻。汉斯问她要干什么，女孩回答说：我是你未婚妻啊，让人伤心的是你竟然不认识我了。
她说：“我一定很丑吧。可如果你算是德国兵的话，那就应该尽量装做没看出来。”
汉斯·赖特尔仔细认真地看看她，可无论多么努力，就是想不起她是谁了。
女孩说：“遗忘症跟战争有很大关系啊。”
又说：“遗忘症就是你失忆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无论你的还是未婚妻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又说：“还有一种选择性遗忘症，就是你什么都记得，或者以为什么都记得，但只是忘记了一件事，你一生中惟一重要的事情。”
汉斯听她这样说话，心里想：我认识这丫头。可是，他回想不起来认识她的地点和环境了。于是，他决定急事缓办，便问她：愿意不愿意喝点什么？女孩看看酒吧的大门，稍稍思忖一下，表示同意。二人在靠近入口通道的一张桌子前坐下。为二人服务的女子问汉斯：这小雏鸡是谁？
汉斯·赖特尔说：“我未婚妻。”
女孩冲女服务员一笑，点点头。
女服务员说：“是个可爱的女孩。”
女孩说：“还特别爱干活哪。”
女服务员嘴角动动，意思是说：是个积极的女孩。后来，说了一句：走着瞧吧。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汉斯·赖特尔竖起黑皮夹克的领子，回到门口去了；因为到了开始上客人的时间。那女孩仍然留在桌旁，偶尔看上一眼手中的书，大部分时间是望着走进酒吧的男男女女。片刻后，刚才给她送来茶水的女服务员，揪住她一个胳膊，借口这张桌子需要给别的客人使用，把她拉到大街上去了。女孩很友好地跟女服务员说“再见”，后者没理睬。那时，汉斯正在跟两个美国兵说话。女孩不愿意凑过去，宁可到街道另一边去，在一家住户的门廊下坐着。有好大工夫，她注视着酒吧门口进出的动静。
汉斯在干活的同时，时不时地斜视一眼对面门廊下的情况。有时，他觉得从那黑暗的门廊下有双发亮的猫眼在看他。等客人少了以后，他过去，进了门廊，想叫她，可是发觉自己不知道她的名字。点燃一根火柴，他看见她在角落里睡着了。趁着火柴燃烧的时候，汉斯跪着观察她的睡相。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想起她是谁了。
女孩醒来时，汉斯还在她身边。可是，门廊换成了一间带点女性气味的房间，墙壁上贴着艺术家们的照片，斗橱里收集了洋娃娃和长毛熊。但是，地面上则堆积着威士忌箱子和葡萄酒瓶。一床绿色的被子一直盖到她脖子下面。有人脱掉了她的鞋子。真舒服，她又闭上了眼睛。可这时她听见了汉斯说话的声音：你就是住在胡戈·哈尔德那老楼里的女孩。她没睁开眼睛，但是点点头。
汉斯·赖特尔说：“你的名字，我不记得了。”
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汉斯，说道：
“你的记忆力真差劲。我叫英格博格·鲍尔。”
“英格博格·鲍尔。”汉斯·赖特尔重复了一遍，好像这个名字里寄托着命运的安排。
后来，她又睡着了，等醒来时，房间里没有汉斯·赖特尔了。
那天上午，汉斯跟英格博格·鲍尔在这座被破坏的城市里散步的时候，她告诉他，眼下她跟几个陌生人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楼里。她父亲在一次轰炸里死了。她母亲和几个姐妹在俄国人包围柏林之前逃出了那座城市。她们在乡下一个舅舅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乡下的生活跟她们原来想像的相反，没有食物，几个姑娘经常被舅舅和表兄强奸。据英格博格·鲍尔说，森林里到处是土坑，村里人常常抢劫、强奸和杀害城里来的人，然后埋进土坑里。
汉斯·赖特尔问她：“你被强奸过吗？”
没有，她没有被强奸过。但是，一个想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希望像个英雄一样死去的表弟，刚刚十三岁就强奸了她的一个小妹妹。于是，母亲决定继续逃亡。她们向黑森州韦斯特林山旁边的一座小城市走去。那是母亲的老家。英格博格·鲍尔告诉汉斯·赖特尔，那里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生活方式很奇怪，因为城里的居民活得好像没有战争一样，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参军上了前线，就是城市本身也遭受过三次飞机轰炸，不是毁灭性的，但毕竟是轰炸。母亲在一家啤酒厂找到了工作。几个女儿做临时工，有时在办公室帮忙，有时在车间里顶替休假的工人，有时当勤杂工；最小的女儿还能有时间上学。
虽然天天忙碌，可生活是乏味的，等到和平一来，英格博格·鲍尔实在忍受不住了，一天早晨，母亲和她姐妹都在外面的时候，她跑到科隆来了。
她对汉斯说：“那个时候我就坚信在这里一定会找到你，或者找到很像你的人。”
这就是自从汉斯去找胡戈·哈尔德，为了跟她要地址，二人在公园里接吻，她还讲了阿兹特克人的故事之后，二人分手到现在她大体上发生的事情。汉斯很快就发觉英格博格·鲍尔有精神病，就算见到她时，她没发病，他还是意识到她有病，要不然就纯粹是饥饿闹的。
他带她去地下室居住。可是，英格博格·鲍尔咳嗽得厉害，肺部情况好像不好，汉斯就又找了一个新住处。那是一座破楼的阁楼。没有电梯，有一段楼梯，不安全，台阶一踩上去就下陷，还不算建材上的破洞，破洞的下面仍然可以看到或者猜到是炸弹的碎片。但是，他和她住在那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英格博格只有四十九公斤重，汉斯虽然高大，但是骨瘦如柴，楼梯绝对承受得住二人的体重。但别的住户可没这么走运。有个勃兰登堡来的小个子，为人和蔼可亲，替占领军工作，就从二楼和三楼之间的破洞里摔下去了，结果颈骨断裂。那勃兰登堡人一见到英格博格就关心备至地热情问候，还每次一定把他纽扣眼上的花朵送给她。
每到晚上去工作前，汉斯总要检查一遍，看看英格博格是不是缺少什么，免得她得拿着一支蜡烛下楼；但是，汉斯心里明白英格博格缺少的东西太多了（他也一样），让他觉得需要处处采取措施，但真的采取措施时，又完全没有用处。起初，二人的关系里没有性的成分。英格博格的身体非常虚弱，她惟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聊天；如果一人独处，她就看书，蜡烛是不缺少的。汉斯偶尔跟酒吧里干活的女孩性交。但不是什么特别热烈的欢会，而是相反。他和她们做爱就跟聊天一样，有时甚至抽着香烟，嚼着美国口香糖；那时开始讲究嚼口香糖了，说是对缓和紧张情绪有好处，一边嚼一边操，有无人的感觉，而实际上，不可能无人，而是比较冷静、客观而已，如同屠宰场一旦没有任何隐蔽，其余的就是难以接受的做戏了。
汉斯进酒吧工作之前，曾经跟别的姑娘性交过，地点在科隆车站，或者在索林根，或者在雷姆沙伊德，或者在伍帕塔尔，是女工和农妇，她们喜欢让男人（只要样子健康就行）在嘴里射精。有时在下午，英格博格要求汉斯讲讲那些冒险经历（这是她的叫法）。汉斯点上一支香烟，就讲述起来。
英格博格说：“那些索林根的女孩以为精液里有维生素，跟你在科隆车站操的女孩想法一样。我完全能理解她们。”英格博格又说：“我有一段时间也在科隆车站转悠过，跟那些女孩说过话。我表现得跟她们一样。”
汉斯问：“你也以为精液有营养因此给陌生男子嘬过阴茎吗？”
英格博格说：“我也干过。只要男人样子健康，只要他们看上去没有癌症或者梅毒，就可以。”她说：“在火车站闲逛的农妇、女工、堕落的疯子或者离家出走的女孩，我们都相信精液是美味食品，是浓缩的维生素，是预防感冒的良方。”她说：“有些夜晚，入睡前，我缩在科隆车站的某个角落，想着那个第一个有这个荒唐想法的农村女孩，尽管某些德高望重的医生说，每天喝精液可以治疗贫血。但我想的是那个农村女孩、那个绝望的女孩，她根据实证推论得出了这个想法。我想像着她在这座静悄悄的城市里望着处处是废墟的景象一定纳闷，这就是从前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形象吗！我想像着她那面带笑容勤快的样子，帮助任何一个提出要求帮助的人；她也非常好奇地走遍街道和广场，还参加重建城市面貌的工作，恢复城市原来的美丽，那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也是在那段时间的晚上，我想像着女孩死了，死于一种疾病，垂死挣扎的时间不短不长。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足以不再嘬阴茎，不再作茧自缚，不再在痛苦里挣扎。”
汉斯问她：“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是一个而不是很多个女孩同时想出来的呢？”他又问她：“为什么这个想法是个女孩，恰恰是农村女孩，而不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男人想出来的呢？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完全可以用任何别的方式让女孩免费服务啊。”
一天上午，汉斯和英格博格做爱了。姑娘在发烧。汉斯觉得她睡衣下面的大腿太美了，从来没见过。英格博格刚满二十岁。汉斯已经二十六岁。从那天起，二人天天性交。汉斯喜欢坐在靠近窗户旁边，让英格博格骑在他身上做爱，同时可以互相望着眼睛，或者看着窗外科隆的废墟。英格博格喜欢躺在床上干，她哭泣，扭动，双腿搭在汉斯瘦瘦的肩膀上，总要来上六七次高潮，口中念叨着“亲爱的”、“宝贝儿”、“我的男人”、“我的甜心”，这些话让汉斯脸红，因为他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太过艳俗；那个时期，他反对装腔作势、感情脆弱、吃不起苦、徒有其表、矫揉造作、表面文章、忸怩作态；但是，他什么都不说，因为从英格博格眼神流露出来的忧伤和快感无法冲淡的痛苦，让他无言以对，好像他是只老鼠，刚刚落入陷阱。
当然，二人经常欢笑，虽说内容并非总是一样。比如说，那个来自勃兰登堡的邻居摔下楼去，就让汉斯开心。英格博格则说，那勃兰登堡人是好人，和蔼可亲，总是面带笑容；再说，也无法忘记他赠送的花朵。于是，汉斯就提醒她说，千万别相信什么好人！他说，大多数所谓好人都是战犯，都应该吊在大街上。这情景让英格博格打冷战。一个每天总是要在纽扣眼上插花朵的人，怎么能是战犯呢？
相反地，外表比较深奥的东西或者场景会引起英格博格大笑。有时，她会嘲笑湿气在阁楼墙壁上画出来的图案。她能在灰泥墙上看出有一串卡车驶出一条隧道，她毫无道理地称之为“时间隧道”。有时，她嘲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爬进室内的蟑螂。或者嘲笑那些落在大楼顶上的鸟群观察科隆的姿态。有时，她会嘲笑自己的病——无名疼痛（这让她特别好笑）；她去看过两个医生。一个是汉斯工作的酒吧顾客；另外一个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说话声音洪亮，像演戏，每次去看病，汉斯都送上一瓶威士忌作医疗费，他觉得老头像战犯。这两位医生诊断的结果模棱两可：介于神经病和肺病之间。
他和她还长时间泡在一起说些离奇的事情。有时，汉斯坐在桌前，在一个紫红色笔记本上创作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英格博格则躺在床上看书。打扫房间的事情，常常是汉斯来做；他还负责购物。英格博格管做饭，做得相当好。饭后的谈话是很奇怪的，有时变成了长长的独白，或者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忏悔。
二人谈读书，谈诗歌（英格博格问汉斯为什么不写诗。汉斯回答说，任何诗歌，无论它是什么风格，都包括在，或者可以包括在长篇小说里了）；谈性爱（他俩已经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式或者以为的全部方式做了爱；他俩给新方式理论化，但得出的都是死路）；谈死亡。等那经常露面的老夫人出现时，他俩通常已经吃过饭了，谈话已经无精打采，与此同时，汉斯摆出普鲁士大老爷的派头，已经点上了一支香烟，而英格博格则用一把木柄短刀削苹果了。
还有，二人的音域逐渐下降到轻声细语的程度。一次，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杀过人。汉斯稍稍想了想，说杀过。有那么不寻常的一阵工夫，英格博格目不转睛地盯着汉斯：他那薄薄的嘴唇、沿着颧骨顶端上升的烟圈、蓝色的眼睛、不大干净也许应该剪短的金发、农村少年的耳朵、与耳朵形成对照的鼻子——突出而高贵、前额上像是有个蜘蛛在爬。如果在几秒钟之前，她可能还相信汉斯在战争中杀过人；但是，仔细注视他之后，她确信他说的是别的事情。她问：杀的是什么人？
汉斯答：“一个德国人。”
在英格博格富于想像，又总是关注怪事的心里，死者只能是那个胡戈·哈尔德——柏林住宅里老房客。汉斯听了她的问话，哈哈大笑起来了。不是，不是。胡戈·哈尔德可是朋友啊。随后，二人长时间地沉默起来。桌上的饭菜好像都凉了。最后，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为杀人感到后悔，汉斯打个手势，那意思怎么理解都行。后来说道：
“不后悔。”
长长的间歇之后，他说：“有时后悔，有时不后悔。”
英格博格轻声问：“杀的是熟人吗？”
“谁？”汉斯问，好像有人吵醒了他。
“你杀的人。”
“是熟人。”汉斯说，“嘿，太熟啦。就睡在我身边嘛，有好多个夜晚呢；他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是女的？”英格博格轻声问道。
“不是女的，是男的。”汉斯说着笑了起来。
英格博格也笑了。后来，开始说起杀害妇女的凶手对某些女人产生的吸引力。比如说，在妓女中，那些凶手就有威信；或者在那些准备爱得发疯的女子中。汉斯认为，这种女子都有歇斯底里的毛病。英格博格的看法则相反，她说她认识这种女人，她们只是玩家，差不多跟赌博的玩家一样，玩到天亮的时候自杀；或者玩赛马的常客最后在廉价客栈自杀或者死在小巷深处的旅馆里，那种地方只有强盗或者中国人才会光顾。
英格博格说：“有时候，咱俩做爱的时候，你掐住我脖子，我就想你可能是个杀害妇女的凶手。”
汉斯说：“我没杀过女人。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直到一周后，二人才重新谈起此事。
汉斯告诉她，美国警察，还有德国警察，在找他；要不然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人名单上。他说，他杀掉的那人名叫萨穆尔，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她本想说，那你就没犯什么罪。可是，汉斯拦住了她。
汉斯说：“整个事件发生在俘虏营里。不知道萨穆尔以为我是什么人。可是他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他很紧张，因为美国警察要传讯他了。为了加以防范，他早就改名换姓了。他起名叫策勒。但我不认为美国警察要找萨穆尔，也不会找策勒。在美国人看来，萨穆尔和策勒是两个在嫌疑名单之外的德国人。美国人寻找的是有些名气的战犯、杀人营地里的头目、党卫军军官、党里的要员。萨穆尔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员。他们传讯了我。问我关于他的情况，问我他在俘虏中间有没有敌人。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萨穆尔只是跟我说过他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说过他患哮喘病的老婆。他们看看我的双手。他们是些年轻的警察，在俘虏营里不能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再次传讯了我。问我是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是不是认识很多纳粹分子，我的家庭从事什么，家属在什么地方居住。我尽量诚实，如实回答。我请求他们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后来，俘虏营里渐渐空了，接着又有新人到来。但我还是继续留在那里面。有个难友告诉我，周围的监视有名无实。美国黑人士兵还想着别的事情呢，他们不大管我们的事。一天早晨倒水的时候，我混进人群，溜出了营门，没遇到任何麻烦。
“有一段时间，我在几座城市里闲逛。我到过科布伦茨。在刚刚重新开工的矿山里工作过。挨过饿。我感觉萨穆尔的幽灵一直跟在我身后。我也想改名换姓。最后，来到了科隆；我以为从今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此前早就发生过了；继续背负着萨穆尔的鬼影毫无用处。有一次，我被捕了。那是因为酒吧里有人打架。来的是宪兵，把我们几个带到了警察局。他们在档案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就把我给放了。
“那个时候，我在酒吧里认识一个贩卖香烟和鲜花的老太婆。有时，我买她的香烟。她要进酒吧，我从来不给她找麻烦。她告诉我，战争期间，她是算命的。一天夜里，她求我送她回家。她住在雷吉纳大街。她的单元房很大，但是东西太多，难以下脚走路。里面有个房间像服装店仓库。我马上告诉你原因。我俩进门后，她倒了两杯烧酒，坐到写字台前，拿出一些纸牌来。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在几个箱子里，我看见了很多书籍。我记得我抱起了诺瓦利斯全集以及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注】的《犹滴》。我在翻阅这些书籍的时候，老太婆说我杀过人，等等，老一套的故事。【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德国著名现实主义悲剧作家。《犹滴》是他的第一部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