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伞兵（不是坏人）邀请阿琴波尔迪参加当天晚上要做的一笔生意。阿琴波尔迪问他们那笔生意几点钟结束，因为他可不想耽误酒吧的工作。伞兵们保证夜里十一点肯定可以结束一切了。于是，他们约定晚上八点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吧集合。女秘书跟他告别前冲他挤挤眼睛。
那家酒吧名叫“黄莺”。首先引起阿琴波尔迪注意的是，伞兵们一出现，个个都身穿黑皮夹克，样式跟他的一模一样。所谓的生意就是从一节车厢里卸下美军使用的一批手提酒精炉。车厢旁边，在一条支线上，他们找到了一个美国人。此人开口就要钱。数完钞票后，他提醒伞兵（口气像对弱智儿童重复禁止的动作），只能搬走这一节车厢的东西，只能搬走有PK标志的箱子，别的别动。
美国人说的是英语。有个伞兵用英语回答道：放心吧！接着，那美国人就消失在黑处了。另外一个伞兵开来一辆货运小卡车，熄灭了车灯。打开了车厢的门锁后，他们开始干活。一小时后，一切结束。两个伞兵坐进了驾驶室。阿琴波尔迪和另外一个伞兵坐到了后面箱子留下的狭小空间里。小卡车行驶在僻静的街道上，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灯，最后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在郊外的办公室。女秘书在等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热咖啡和威士忌。货物一卸完，大家上了办公室，说起了乌戴特将军。伞兵们一面把威士忌斟在咖啡里，一面回忆历史，这样男子汉的回忆夹杂着苦笑，仿佛在说：瞧，千难万险我都闯过来啦！谁也别想骗我！我了解人性，了解种种意志力的不断冲突，我对历史的回忆是用火一样的文字写出来的，这是我惟一的资本。于是，他们就回忆起乌戴特将军这个人物来；乌戴特将军是空军里的一把好手，就是因为戈林【注】的诽谤而自尽了。【戈林（Hermann Goring，1893－1946），德国空军元帅。纳粹党的二号人物。】
阿琴波尔迪不大清楚乌戴特是何许人也，也不打听。这个名字跟其他人的名字没什么两样。有两个伞兵见过一次乌戴特，这二人说起乌戴特来都是溢美之词。
一个说：“乌戴特将军是德国空军里最棒的人之一。”
第三个伞兵听着他俩的说法，摇摇头，不相信战友的话，但是也不打算反驳。阿琴波尔迪惊恐地听着，因为如果有什么还能相信的话，那就是“二战”期间可以自杀的理由实在太多了，显然不是戈林那样卑鄙小人的诬蔑所致。
他问：“这么说乌戴特的死因是戈林沙龙的阴谋了？这么说乌戴特之死不是因为集中营里的种族屠杀、不是因为前线上的血腥杀戮、不是因为放火屠城，而是仅仅为了戈林说的一句：乌戴特是无能之辈吗？”
三位伞兵望着他，好像第一次见面，但也没露出太吃惊的神色。
“说不定戈林是对的。”阿琴波尔迪说道。他自己倒上了一点威士忌。女秘书过来给他再加咖啡的时候，他用手捂住了杯子。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真的是无能之辈呢。是个草包。”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是个二尾子，跟一切让希特勒鸡奸的德国人一样。”
一个伞兵问他：“难道你是奥地利人？”
阿琴波尔迪说：“不是。我是德国人，也同样被希特勒鸡奸。”
有一阵工夫，三个伞兵不说话了，仿佛在琢磨要不要杀掉阿琴波尔迪，要不要把阿琴波尔迪乱棍打死。阿琴波尔迪镇定自若的神态（不时地冲三人射出愤怒的目光，那目光意味深长，就是没有恐惧）让三人打消了报复的念头。
有个伞兵对女秘书说：“给他钱吧！”
女秘书起身去打开一个铁柜子，里面有个小保险柜。放到阿琴波尔迪手中的钱相当于他在那家酒吧半个月的工资。阿琴波尔迪把钞票藏进夹克里面的口袋（伞兵们紧张地望着他，以为他里面藏着手枪或者刀），接着去寻找威士忌的瓶子，没有找到。他问：瓶子呢？女秘书回答道：我收起来了。小东西，你喝得太多啦。阿琴波尔迪喜欢这个“小东西”的叫法，但是，仍然要求再来点威士忌。
“再喝一口，就走吧！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呢。”一个伞兵说道。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女秘书给他又倒了一点威士忌。阿琴波尔迪慢慢喝着，品尝着酒的滋味，估计也是走私货。随后，他起身开路。两个伞兵送他到大门外。外面黑乎乎的，虽然他很清楚该走哪条路，可仍然免不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这个小区道路里的弹坑和裂缝。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再次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的出版社。还是上次那个女秘书（立刻认出了他）告诉他，稿件已经找到了。比特纳先生就在办公室。女秘书问他：要不要见社长？
阿琴波尔迪问：“他想见我吗？”
女秘书答道：“我估计愿意。”
刹那间，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比特纳现在想出版他的小说了。或许，他想见我是要给我一份进出口的工作。但是，他想，如果见到他，很可能要打断他的鼻梁骨。于是，他说不见了。
女秘书说：“那就祝你好运吧！”
阿琴波尔迪说：“谢谢。”
他把拿回来的稿件又寄给了慕尼黑一家出版社。交给邮局后，他回到家中时，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几乎一个字没写过。做爱之后，他跟英格博格说了这层意思。
她说：“真浪费时间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时间怎么就过去了。”
那天夜里，他在酒吧门口工作的同时，心里把玩着这样一个想法：一段时间里有两种活动速度，一种很慢，人和物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之慢几乎难以觉察；另外一种很快，万物（包括没生命的物体）快速活动，闪闪发光。前者叫天堂，后者叫地狱。阿琴波尔迪惟一的愿望就是既不去天堂，又不下地狱。
一天上午，阿琴波尔迪收到了一封来自汉堡的信件。信末的署名是布比斯先生——大出版家；信中说了一些关于《鲁迪斯科》的恭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溢美之词，说他有兴趣出版《鲁迪斯科》，如果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先生还没有固定的出版人（万一有了，将是莫大遗憾），因为《鲁迪斯科》有很多优点，在某种程度上颇有新意；总之，是一本，他，布比斯先生已经非常有兴致地阅读了的作品；根据他的印象，他可以拿出来一点预付稿酬（尽管德国的出版业预付稿酬无论拿出多少来，也不过如此、如此），他知道这点钱少得可怜，要是在十五年前绝对不会开口的；但是，他向阿琴波尔迪保证一定认真出版，广泛发行，他准备送到每一家书店去销售，不仅在德国，而且要发行到奥地利和瑞士，那里的民主书店老板都记得和尊敬布比斯这个牌子，因为他是独立出版人，是办事严格的出版人。
信末，布比斯先生有礼貌地道别，恳求他在方便的时候来汉堡到出版社做客；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出版社宣传单，印刷的纸张虽然廉价，但字体漂亮，预告将有两部“大作”投放市场，一部是德布林的早期作品，另外一部是海因里希·曼的散文集。
阿琴波尔迪把信件拿给英格博格看的时候，她很惊讶，因为不知道这个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当然是我了。”
她问：“你干吗要改名换姓啊？”
稍稍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为了安全。
他说：“也许美国人在找我。可能美国警察已经找到了线索。”
英格博格问道：“战犯的线索？”
“正义有时候不长眼睛。”阿琴波尔迪提醒她说。
英格博格说：“对它有利它就不长眼睛。把萨穆尔那些丑事抖露出来对谁有好处？对谁也没好处！”
“这没法知道。”阿琴波尔迪说，“无论如何，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忘掉汉斯·赖特尔。”
英格博格吃惊地望着他。
她说：“你在撒谎。”
他说：“没有。我没撒谎。”英格博格相信他的话。但后来，在他去上班之前，她满面笑容地说：
“你肯定会成为名人的！”
此前，阿琴波尔迪一直没想过成名成家。希特勒是名人。戈林是名人。他心爱的人或者他怀念的人不是名人，而是只能勉强糊口的人。德布林对他来说是个安慰。鲍里斯·安斯基是他的精神力量。英格博格是他的欢乐。妹妹洛特（一点消息也没有）像他一样清白。当然，他还有别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所有的方面会集中在一起反映出来。但不是当什么名人；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另外，名气是要化为乌有的。停留在名气上的一切以及来自名气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由大变小、化为乌有。名气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靠不住的。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那一整天，阿琴波尔迪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酒吧里，人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在科隆的熟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假如警察决定因为他杀了萨穆尔而追捕他，那汉斯·赖特尔这个名字留下的线索可实在不少啊。那为什么要用笔名呢？阿琴波尔迪想，也许英格博格有道理；也许我骨子里确信自己一定会成名；改名换姓，就是准备面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收到布比斯先生信件的第二天，阿琴波尔迪回信保证他的长篇小说不会与别家出版社签约；还说布比斯先生许诺的预付稿酬，他觉得满意。
不久，又来了一封布比斯先生的信，邀请他去汉堡做客，以便当面认识一下，顺便签署出版合同。布比斯先生在信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德国的邮局，更不相信它那格言式的及时、无误。近来，尤其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养成了要亲自面见我们全部作者的习惯。
布比斯先生写道，1933年前我出版了德国文坛上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1940年，在孤寂的伦敦旅馆里，我开始打发烦闷的时光，就计算有多少第一次在我出版社出版作品的青年作家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员，有多少已经参加党卫军，有多少人在强烈反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多少人已经当上了纳粹政府的官员。统计的结果几乎想让我自杀。
没自杀，我只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忽然，旅馆的灯光熄灭了。我继续咒骂自己，打自己。随便谁看见了我那副样子，都会认为我疯了。很快，我感觉憋气，就打开了窗户。于是，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夜景：我看到了德国人是怎样轰炸伦敦的。那些炸弹纷纷落在泰晤士河附近；但是，在夜间，好像就落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探照灯交叉的灯光在空中交织穿插。炸弹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亮。阻塞气球上方时不时爆炸的火团就是告诉人们又有一架德国飞机被击中了（有时不准确）。尽管周围的气氛恐怖，我仍旧打骂自己。浑蛋、白痴、蠢货、傻瓜，看见了吧，都是些小孩子或者老头子骂人的话。
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非常年轻的爱尔兰人服务员。因为情绪发疯，我以为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注】。真可笑啊。【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著名作家、诗人。】
他告诉我：“先生，最好关上百叶窗。”
“什么？”我满脸通红地问他。
“百叶窗，先生，然后赶紧到地下室去吧！”
我明白了，他是在命令我去地下室。
“等一等，年轻人。”我说，一面递给他一点小费。
“阁下太慷慨了。不过，还是快去防空洞吧！”
“您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回答说。
服务员走后，我再次打开了窗户，看着泰晤士河码头燃烧的景象；后来我哭了，因为一条生命的得失就在千钧一发之间啊。
这样，阿琴波尔迪就跟酒吧请了假，乘火车去了汉堡。
布比斯先生的出版社就在1933年的老楼里。左邻右舍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包括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几座大楼。出版社几个职员议论（当然是在布比斯先生背后），是布比斯亲自指挥了对汉堡的轰炸。或者，至少是对这个小区的轰炸。阿琴波尔迪见到布比斯时，后者七十四岁，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多病、脾气不好、吝啬、疑心重的商人，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情绪多变：有时健康得令人羡慕，或者装做健康，装做从来没病，随时准备笑脸相迎；常常像孩子一样做信任状；他不吝啬，但也不能肯定会慷慨掏钱给员工。
出版社里除去布比斯先生领导一切之外，还有一位女校对员、一位女管理员（同时负责对外联络）、一位女秘书（常常帮助女校对员和女管理员工作）以及一位仓库负责人（很少待在仓库，很少待在地下室）；布比斯先生不得不对地下室经常进行改造，因为有时雨水会灌入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湿痕，这对图书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害（这是仓库负责人说的）。
除了这四位职员之外，在出版社里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样子令人尊敬的太太，年岁与布比斯先生相近（如果说不会更大的话），1933年前一直为布比斯工作，她名叫玛丽安妮·戈特利布，是出版社最忠心耿耿的职员；据说，就是她驾驶布比斯先生的汽车把老板和夫人送到了荷兰边境，一路顺风，一直送到阿姆斯特丹。
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是如何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呢？无从得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里，功劳总是归于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的。
1945年9月布比斯回到汉堡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处于绝对困境里。布比斯（已经成了鳏夫）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渐渐地她身心健康有所恢复。首先是恢复了理智。一天早上，她认出了自己从前的老板，但没有开口。晚上，布比斯从市政府下班（做政治工作）回家，看见晚饭已经做好了，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正站在桌旁等着他呢。无论对布比斯先生还是对戈特利布太太，那都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尽管晚餐结束时，二人回想起了流亡的日子和布比斯夫人之死，一想到夫人孤独地睡在伦敦的犹太人公墓里就泪流满面。
后来，戈特利布太太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就趁机搬家到一个小单元里去了；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公园，但是，春天一来，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漠视人类的行为，仍然使得万物复苏；据布比斯用怀疑的态度说，他尊重但不赞成戈特利布太太这一渴望独立生活的举措。不久后，她请他帮助找工作，因为她不能无所事事啊。于是，布比斯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秘书。但是，戈特利布太太还一直支撑着相当沉重的噩梦和地狱般的心情（她一直不说），因此有时毫无缘由地就垮了，来病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一样快。有时，她感到不适的是心理。有时，布比斯先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会见英国当局代表，结果戈特利布太太把他送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者有时为他安排了会见纳粹分子——他们假装悔罪表示愿意为汉堡市政府效力。有时，她好像被瞌睡虫咬了，趴在桌子的吸墨纸上就睡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布比斯先生让她离开了市政府去汉堡档案馆工作。戈特利布太太在那里可以跟图书、卷宗打交道，总之，跟纸张来往；这是她比较习惯做的事情（这是布比斯先生的推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档案馆对怪异的行为比较宽容，可戈特利布太太有时仍然保持古怪的态度，有时则是典型的中规中矩。她仍然利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布比斯先生，看看他是否需要她。直到后来布比斯先生厌倦了政治和市政府的工作，决心集中精力从事他心仪已久的事业：重新开办出版社。
常常有人问布比斯为什么要回国。他引用塔西佗【注】的话作为回答：“除去可怕和陌生的海洋危险之外，谁会放下亚洲、非洲或者意大利，而非去日耳曼呢？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是祖国吗！哪怕它土地荒凉、气候寒冷、难以居住！”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人们点点头或者笑一笑，然后在内部议论说：布比斯还是咱们的人啊。布比斯没有忘了咱们啊。布比斯不记恨咱们。另外一些人做出内疚的样子，说塔西佗这段话里包含着多少真理啊！太伟大了，这个塔西佗！咱们尊敬的布比斯在别的领域里，也很伟大！【塔西佗（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
事实是布比斯在引用塔西佗的话时，是仅就字面而言的。跨越英吉利海峡是件总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布比斯晕船，呕吐，常常不能离开卧舱半步，因此塔西佗说到可怕和陌生的海洋时，虽然说的是波罗的海或者北海，布比斯则总是想到穿越英吉利海峡，想到跨海时翻来覆去的肠胃之痛以及给整个健康造成的不幸。同样地，塔西佗说到离开意大利，布比斯则想到了美国，具体说是纽约，那里几次来信邀请他去大都会出版界工作；而塔西佗说到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布比斯则想到了马上要成立的以色列国，可以肯定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当然包括出版界，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出版社这个概念、一家德国出版社、总部设在汉堡的出版社，它的发行网络、订书方式遍布整个德国的老书店，其中一些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出差时，会与这些老板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或者饮茶，一面总是抱怨恶劣的天气，埋怨老百姓对图书的轻视，抱怨纸商和中间商的盘剥，为这个不读书国家的将来叹息，一句话，时间过得特别愉快，与此同时嘴里嚼着饼干或者蛋糕；最后，布比斯先生起身握住书店老板的手，比如说伊泽龙先生的手，说声“再见”；他再前往波鸿市，去看望波鸿的老书商，那里保存着，像保存圣物一样——当然是出售的圣物——1930年或者1927年印有布比斯出版社标志的图书。根据法律，当然是纳粹的黑森林法，这些图书都应该付之一炬的；但是，这位老书商冒着坐牢的危险把这些图书藏了起来，这出于纯粹的爱书，布比斯理解这种感情（还有很少几人，包括书的作者或许能理解），用一个远远超越文学的姿态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让人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布比斯先生很快就厌倦了政治，决心重办出版社，因为骨子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事印书和卖书的冒险活动。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使用法院已经归还给他的大楼之前不久，布比斯先生在曼海姆市美军占领区里，结识了一位刚刚过三十岁的女子，相貌出众，出身名门；不晓得二人怎么就相识了，因为布比斯先生并非好色之徒，可二人成了恋人。这一层关系引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气神，按照这个年龄说，已是不寻常了，现在翻了三番。要活下去的愿望变得势不可挡。确信自己的新出版事业会成功变得很有感染力（尽管布比斯常常纠正这个“新出版业”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从前那个老出版业经过一段漫长而不情愿的停业后的东山再起）。
在出版社的开幕式上，汉堡市府、艺术界和政界人士应邀出席，还有一个喜欢小说（遗憾的是喜欢侦探小说，或者骑士小说的佐治亚变种或者集邮式小说）的英国军官代表团，还有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报界人士，他的未婚妻（这是他亲热的称呼）公开亮相，介绍给了大家。与会者在表示尊敬的同时，也流露出这一发现所引起的困惑，因为人人都以为布比斯的女人一定是个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以为按照布比斯的家庭传统，他未婚妻应该是个犹太女子，还有些人根据经验，心里想这只不过是布比斯先生又一个玩笑而已，因为此公喜欢开玩笑。但这件事是认真严肃的，会上方才明白。这女子不是犹太人，而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也不是四十岁，而仅仅三十出头，从外貌看，顶多二十七岁。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布比斯先生的玩笑变成了铁的事实。全城的显贵和名人都出席了婚礼，地点在古老和正在重修的市府里，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非宗教婚礼，由那时的汉堡市长亲自主持。市长趁机在一片赞美声中宣布布比斯是回头的浪子和模范公民。
阿琴波尔迪来到汉堡的时候，出版社虽然没有实现布比斯先生定的第二个目标（第一个是在不缺乏纸张的前提下，保持在全德国出版发行的优势地位；其余的八个目标只有布比斯先生自己知道），但是前进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老板感到满意，但有些疲倦。
德国开始出现让布比斯感兴趣的作家了，说真话，兴趣不很大，根本不像早期德语作家那样让他兴奋，他对那些早期作家始终保持一种值得赞扬的忠诚态度；但是，新作家中有几位也不赖，虽说还看不出（布比斯也没这个眼力，他自己承认）里面能有新德布林、新穆齐尔、新卡夫卡（布比斯先生笑着，但目光悲伤地说，万一出现了，我会吓得发抖的）、新托马斯·曼。厚厚的作者和作品目录仍然是出版社取之不尽的资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新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是德国文学的人才来源；此外，还有英、美、法文学的翻译作品，那个时期，经历了漫长的纳粹文化荒芜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保证了出版业的成功，至少不亏损。
工作节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不是疯狂的，也是持续不断的；阿琴波尔迪一进出版社，就首先想到了，布比斯先生看上去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可能不会接待他了。但是，布比斯先生让他等了十分钟后，请他进办公室。那是一个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办公室，因为不仅书架上堆满了图书和稿件，地面上也摆满了书和稿件，堆积如塔状，其中有些形状令人感到意外，像一排拱门，反映出这是个混乱的地方，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经受了不公正待遇，仍然是个丰富和奇特的世界，是个好书如林的书库，阿琴波尔迪真想使出浑身的力气也要把它们读完；它们是一些大作家亲手题签给布比斯先生的初版书籍；还有其他出版社重新在德国发行的堕落艺术图书；还有法国和英国出版的书，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出版的简装书；此外，还有名字神秘的美国杂志，这对于一个年轻又贫穷的作家来说，真是宝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布比斯的办公室，在阿琴波尔迪眼里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
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还有布比斯经过例行的介绍之后，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您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因为您显然不是什么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您以为我在英国待了几年或者说我这把年纪就把我变成了傻瓜？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
阿琴波尔迪想知道为什么。
“您真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阿琴波尔迪用保证的口气说道。
“因为贝尼托·墨索里尼啊！天之骄子啊！您怎么没脑子呢？”
这时，阿琴波尔迪想，这次来汉堡可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钱；准备着夜里观光汉堡到科隆的夜景吧。如果走运的话，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到家了。
阿琴波尔迪说：“有人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给我的名字上加了本诺。我估计您肯定知道贝尼托·华雷斯是什么人。”
布比斯微微一笑。
“贝尼托·华雷斯，”他嘴里叽叽咕咕地嘟囔，仍然笑着说，“这么说是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啊！”声音越说越高。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
“我还以为您会说是为了纪念圣本笃呢。”
“我不了解这位圣徒。”阿琴波尔迪说道。
布比斯说：“可是我了解三位圣徒：一位是阿尼亚纳的圣本笃，他在9世纪重组了本笃会。第二位是努尔西亚的圣本笃，在6世纪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团，人们称他为‘欧洲之父’，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头衔，对吗？第三位是穆尔的圣本笃，是黑人，就是说，他生卒都在西西里岛，在16世纪，是方济各会修士。这三人里面，你更喜欢哪一个？”
阿琴波尔迪说：“还是墨西哥的贝尼托·华雷斯。”
“那么阿琴波尔迪这个姓呢？莫非您想让我相信您家族里人人都姓阿琴波尔迪吗？”
“我就姓这个。”阿琴波尔迪说道。他差点不想再听这个坏脾气的矮子说话，打算不辞而别了。
布比斯不高兴地说：“没人姓这个啊。我估计这个是为了纪念朱塞佩·阿琴波尔多。这个‘冯’又究竟为什么呢？本诺与本诺·阿琴波尔迪不一致吗？本诺是想证明您属于日耳曼血统？您是德国什么地方人？”
“我是普鲁士人。”阿琴波尔迪说罢起身要走。
“等一下！”布比斯嘟嘟囔囔地说，“您回旅馆之前，我希望您见见我太太。”
阿琴波尔迪说：“不回什么旅馆。是回科隆去。求您把我的稿子退给我吧。”
布比斯又笑了。
他说：“这事有时间。”
接着，他按按电铃。门开前，他最后问了一遍：
“您真的不愿意告诉我真实姓名？”
阿琴波尔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眼睛说道：“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布比斯张开双手又合拢来，像是鼓掌但没有声音。这时，女秘书露面了。
他说：“带这位先生去布比斯太太办公室。”
阿琴波尔迪瞅瞅女秘书，一个金发女孩，头上有鬈发。等他再回身去看布比斯的时候，老先生已经埋头看稿子去了。他跟上女秘书走了。布比斯太太办公室位于长廊尽头。女秘书用指关节敲敲门，没等里面应声，就推门说道：安娜，阿琴波尔迪先生到了。里面说：请进来！女秘书拉起他胳膊一推，接着冲他一笑，就走了。安娜·布比斯太太坐在桌面上空空（尤其是与布比斯先生的办公桌相比）的写字台后面，桌上只有一个烟灰缸、一包英国香烟、一个镀金打火机和一本法文书。虽然已经过去多年，阿琴波尔迪一下子就认出她来。她是冯·聪佩女男爵。但是，他保持沉默，决定不说话，至少眼下不开口。女男爵摘掉了眼镜。阿琴波尔迪记得她是不戴眼镜的啊。她目光非常柔和地望着他，仿佛她很难走出书中的语境或者心境，或者也许她一向看人如此。
她问：“您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女男爵没有说话，只是在琢磨他的长相。
她说：“我累了。咱们出去散步或者喝杯咖啡怎么样？”
“好的。”阿琴波尔迪说道。
二人走下黑乎乎的楼梯时，女男爵用“你”称呼他，说道：我早就认出你了。我肯定你也认出我了。
“女男爵，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女男爵冯·聪佩说道：“可是过去好多年啦。我也变了。”
阿琴波尔迪走在她身后，说道：“女男爵，你模样没变。”
女男爵说：“可是，你的名字我给忘了。你是我家女用人的孩子。这我记得。你母亲在林中木屋里干活。可是你名字我不记得了。”
女男爵说那栋祖上老宅子是“林中木屋”，这让他感到有趣。“林中木屋”让人想起一间玩具房、一处茅屋、一个避难所，以及一个不管时间流逝印刻在虚拟、主观的童年时代上的东西，但是肯定可爱而未受损伤。
阿琴波尔迪说：“女男爵，现在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女男爵说：“好啊。你选了一个非常文雅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不悦耳。但是文雅，这是肯定的。”
二人在大街上散步，正如阿琴波尔迪所能看到的那样，汉堡的街道比科隆受到破坏的某些道路还要糟糕，尽管汉堡给人的印象是在重建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女男爵走路轻飘飘的样子像个旷课的女学生。阿琴波尔迪肩上挎着旅行袋，脚步沉重。二人互相讲述着在城堡分手后，各自发生的事情。阿琴波尔迪说到了战事，没讲细节，说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库班、苏联的几条大河、冬季、不能说话的月份；还间接地回忆起鲍里斯·安斯基，但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女男爵则似乎为了平衡阿琴波尔迪的苦难历程，说起了自己的旅行生活，全部是心甘情愿的、刻意追求的，因此也是快乐的；说起了那些异国风情之旅，去保加利亚、土耳其和黑山；说起了德国驻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大使馆的招待会；她坦白，有时候她想为自己在那些年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后悔，但是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道德上怎样否定这样的享乐主义态度，实际上，一回想起那些往事，她就快乐得浑身发抖。
“你明白吗？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她问。二人这时已经坐在一家像是神话故事中的咖啡馆里喝着牛奶咖啡，吃着点心了；他和她的旁边是一扇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河和绿色的丘陵植被。
阿琴波尔迪没有说理解不理解，而是问她是否知道那位罗马尼亚将军恩特赖斯库发生的事情。女男爵说：一点也不清楚。
阿琴波尔迪说：“我可清楚。您要是乐意听的话，我可以告诉您。”
女男爵说：“我猜你要说的没好事。对不对？”
阿琴波尔迪承认：“不知道。这要看怎么才算很坏和不太坏了。”
“你见到他了？亲眼看见的？”女男爵轻声问他，一面望着河上穿梭而过的船只——有的驶向大海，有的驶向内地。
阿琴波尔迪说：“对，我亲眼所见。”
女男爵说：“暂时别说。以后有时间讲这个。”
服务员为二人叫来一辆出租车。女男爵说了旅馆的名字。服务台那里已经预定好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下的房间。二人跟着门童进了一间单间房。阿琴波尔迪吃惊地发现有件家具上摆放着一台收音机。
女男爵说：“放下旅行袋。收拾收拾吧！我和我丈夫请你共进晚餐。”
阿琴波尔迪把袜子、衬衫和短裤放进衣柜的同时，女男爵在寻找播送爵士乐的波段。阿琴波尔迪走进卫生间，刮脸，洗头，梳头。出来的时候，房间里除去床头桌的小灯亮着，其余的都熄灭了。女男爵命令他脱光衣服，上床！他在床上，把毯子一直盖到颈部，有点疲倦，但惬意地望着站在地上的女男爵，只穿了一条黑色三角裤，在调整波段，最后终于找到了古典音乐。
阿琴波尔迪在汉堡一共待了三天。两次与布比斯先生共进晚餐。一次谈到了自己，另外一次结识了这位著名出版家的几位朋友。第二次，他几乎没开口，因为担心出言不慎。在布比斯先生的小圈子里，至少在汉堡，没有作家。几位朋友是，一位银行家、一位破产贵族、一位只写关于17世纪画家专题文章的画家和一位法文翻译家；他们都关心文化，都很聪明，但没有一个是作家。
即使如此，他也没开口。
布比斯先生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阿琴波尔迪认为这是女男爵发挥了良好作用。他最后还是把真实姓名说给她听了。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床上做爱呢，女男爵用不着问第二遍。另外，她要求他说出恩特赖斯库将军发生的事情时，态度很奇怪，在某种程度上，是启发式的。他说完将军是死于自己的败兵之手，被乱棒打死并且钉上了十字架之后，女男爵惟一想问的却是：将军在十字架上是裸体，还是身穿军服？好像“二战”中死在十字架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阿琴波尔迪的回答是：按具体效果看，将军是裸体的；但实际上，留下了一些碎布片，足以让接踵而至的俄国人发现罗马尼亚士兵给他们留下了一位将军。但是，暴露的部分足以让俄国人亲眼看明白罗马尼亚人的生殖器是多么不同寻常；具体到这个问题，阿琴波尔迪说，这个例子是骗人的，因为他见过几个裸体的罗马尼亚人，他们的生殖器与德国人的平均长度并无区别，而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鸡巴虽然由于被钉在十字架上萎缩和青紫，仍然比一般的阴茎长两三倍，无论什么罗马尼亚、德国或者法国男人都难以望其项背。
说到此处，阿琴波尔迪就沉默了。女男爵说，这种死法肯定让勇敢的将军感到不快。又说，虽然说将军在战场上有功劳，但无论战术还是战略，他都是惨败者。但是，作为情人，将军则是最棒的。
女男爵为了消除床上阿琴波尔迪可能产生的误会，说道：“不仅是因为他阴茎长，而且因为他有一种动物的外在美：说起话来比乌鸦还让人开心，在床上，他就是一条大鳐鱼。”
对此，阿琴波尔迪的看法是，根据恩特赖斯库将军及随从对乡村城堡短暂访问时他的观察，他认为那只乌鸦恰恰是将军的秘书，那个什么包贝斯库。女男爵立刻拒绝接受这个看法，在她眼里，包贝斯库只是个白鹦鹉，跟在狮子身后低飞的白鹦鹉。只不过那头狮子没爪子，或者就算有，也不打算使用，也没有尖牙准备撕碎谁；他只有一点对自己命运可笑的感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是拜伦命运观的回音。阿琴波尔迪偶然在公共图书馆读过拜伦的作品，他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把拜伦与该死的恩特赖斯库将军相提并论，他顺便补充说，命运观不能与个人（可怜的个人）命运分开讨论，二者是一回事：命运——这个抓不住甚至会变得无法补救的东西——就是每人对自己命运的看法。
对此，女男爵笑着回答说，怎么能知道阿琴波尔迪不曾与恩特赖斯库将军有过性交行为呢？这话为阿琴波尔迪提供了坦白的机会，他的确从来没跟恩特赖斯库上过床，但是，亲眼目击了将军在床上闻名遐迩的功夫。
女男爵说：“一定是跟我啦！”
阿琴波尔迪说：“你猜得对。”第一次对女男爵使用了“你”的称谓。
女男爵问：“当时，你在哪儿啊？”
阿琴波尔迪答：“在一间密室里。”
这时，女男爵笑得喘不过气来了，说道：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当假名就不奇怪了。阿琴波尔迪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愉快地接受了，最后跟她一起笑了起来。
这样一来，三天后，阿琴波尔迪感觉受益匪浅，乘坐夜班车（连通道上都睡满了人）回到了科隆。再次回到阁楼，马上告诉英格博格他带回来的大好消息。二人开心地分享这些消息，竟然高兴得又唱又跳，不怕地板塌陷。接着，二人做爱，阿琴波尔迪给她讲述出版社什么样子，讲述布比斯先生，太太，一个名叫乌塔的女校对员（能纠正莱辛的语法错误、以汉萨同盟的热情蔑视莱辛，但是她热爱利希滕贝格），一位名叫阿妮塔的女管理员，还负责对外宣传（实际上认识德国所有的作家，但她只喜欢法国文学），一位名叫玛尔塔的女秘书（文献学家，送给他一些感兴趣的出版社的图书），一位名叫莱纳·马里亚的仓库管理员（虽然年轻却已经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颓废派诗人了）。
他还说到了布比斯先生的朋友们以及布比斯先生的作家和作品目录。阿琴波尔迪每说完一句话，英格博格和他就大笑一通，好像在讲笑话。这以后，阿琴波尔迪认认真真地开始创作第二部作品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
布比斯先生收到阿琴波尔迪的《无尽的玫瑰》时，《鲁迪斯科》还没有离开印刷厂。布比斯用了两个晚上看完了《无尽的玫瑰》；随后，激动万分，叫醒了妻子，告诉她，必须出版那个阿琴波尔迪的新作。
“写得好吗？”女男爵问道。她半睡半醒，没有动弹。
“不是一般的好啊。”布比斯边说边在卧室转悠。
接着，他一面走动一面说起欧洲、希腊神话、某件像是刑侦的事情。可是，女男爵又入睡了，没有听见。
这一宿的剩下时间，布比斯（经常失眠，善于最大限度的利用失眠提供的时间）打算看几部稿件，查查会计报来的账目，打算给发行网点写信，但是一件也没办成。天刚亮，他又叫醒了妻子，要求妻子将来在他不能领导出版社的时候（对自己去世的委婉说法），她可别放弃那个阿琴波尔迪。
“放弃？什么意思？”女男爵半睡半醒地问他。
布比斯稍稍想了一下。
他说：“你要保护他！”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为出版人的角度，保护他！”
最后这句话，冯·聪佩女男爵没有听见，因为她又睡着了。布比斯欣赏了一下妻子的美貌，很像前拉斐尔艺术流派的画作。随后，离开床边，穿着睡衣就去了厨房。他做了一个奶酪，腌菜三明治，这还是一个奥地利流亡作家在英国传授给他的配方呢。
那位奥地利人是这样说的：“瞧，做这么一个吃的多简单啊！营养可丰富呢！”
毫无疑问，是很简单。味道怪怪的，但是很开胃。布比斯先生想，至于营养丰富嘛，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忍受这种饮食，必须有个钢铁般的胃口。过了一会儿，他去了客厅，拉开窗帘，让灰蒙蒙的晨光照射进来。布比斯先生想，营养丰富，营养丰富，营养丰富，一面心不在焉地咀嚼着三明治。我们需要比奶酪、腌菜三明治更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去哪里找呢？什么地方能找到啊？一旦找到了又怎么办呢？这时，他听见后门开了，闭着眼睛倾听每天早晨女用人进来的轻轻脚步声。如果有可能，真想这样待上几个小时啊。像座雕像。当不成雕像了，他把三明治放在桌子上，去卧室穿衣服，准备开始又一天的工作。
对《鲁迪斯科》的书评，有两篇文章说“好”，一篇说“不好”。第一版一共销售了三百五十册。五个月后，《无尽的玫瑰》问世，有一篇新书评论说“好”，有三篇说“不好”，卖掉了两百零五册。换了别的出版商，绝对不敢给阿琴波尔迪出版第三本书。但是，布比斯不仅准备出版第三本，而且要出版第四、第五、一切他阿琴波尔迪需要出版的作品，只要他委托他出版就行。
那段时间，经济问题方面，阿琴波尔迪的收入稍稍大于支出。科隆文化之家为他在市内两家书店举办的两次读书会支付酬金。这两家书店的老板无需多说，跟布比斯先生是熟人，再说这样的读书会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第一次，阿琴波尔迪选择了《鲁迪斯科》的片段朗读；出席读书会的一共十五人，其中包括英格博格；会后，有三人敢买这部作品。第二次，他选的是《无尽的玫瑰》的片段，参加的有九人，也包括英格博格；会议结束时，客厅（空间小，减少了对作者自尊心的伤害）里只剩下了三人，其中当然有英格博格；几小时后，她对阿琴波尔迪坦白地说，有一阵子，她也想离开那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