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到纽约一上岸，就给母亲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自由女神像。儿子在后面写道：这是我的女盟友。后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儿子的消息。后来，又过了一年多，父母才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在办理加入美国国籍的手续，已经有了一份好工作。寄信的地址是佐治亚州的梅肯。洛特和维尔纳分别写了信给儿子，提出一大堆问题，诸如，健康、经济情况、未来计划，等等。克劳斯始终没有回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特和维尔纳逐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克劳斯已经远走高飞，一切都好。有时，洛特想像着儿子已经跟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住在美式阳光灿烂的住宅里，过着一种类似电视里放映的美国影片中的生活。可是在洛特的梦里，克劳斯的妻子没有面孔，总是看见她背对着大家，就是说，只看见她的头发，不如克劳斯头发那么金黄，只看见她那古铜色的肩膀和苗条、结实的身材。她看见了克劳斯的脸，看见了他严肃又充满期待的表情，却从来没看见过他妻子的面孔，也没见过他儿子们的长相（她想像着该有孙子了）。实际上，她连孙子们的后背也没见过。可她知道孙子们应该在某个房间里，但始终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孩子们不可能长时间不说话啊。
有些夜晚，洛特思念和想像克劳斯可能的生活情景，睡着后就梦见了儿子。她梦见了一所房屋，是美式房子，可是她并没有辨认出来美式不美式。刚一走进那房子，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起初，她觉得不爽；可是，后来她想，克劳斯的妻子大概在厨房里做印第安风味的饭菜。这样，片刻后，那气味变得有些异样，但不管怎样，还算令人愉快。后来，她看见自己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个水罐、一个空盘子、一个塑料杯和一把叉子，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让她特别关注的是，谁为她开了门呢？无论她多么费力去想，都回忆不起来，这让她很难受。
难受的程度犹如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尖叫的声音，好像有个孩子用粉笔故意在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一样。或者，也许不是粉笔，而是指甲；也许不是指甲，而是牙齿。后来时间一长，克劳斯住宅的这种噩梦——这是她的叫法——变成了一再重现的梦境。有时，她在帮维尔纳准备早饭时，会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
维尔纳会问她：“是不是克劳斯住宅的噩梦啊？”
洛特不看着丈夫，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打心眼儿里说，她和丈夫都盼望着儿子什么时候写信伸手要钱；但是，年复一年地过去，克劳斯好像永远消失在美国的土地上了。
维尔纳说：“克劳斯就是这么一个人。要是说他现在在阿拉斯加州，我绝对不奇怪。”
一天维尔纳病了。医生们说，他应该放下工作了。由于没经济问题，他就安排一个最有经验的机械工管理修理部。他和洛特出去旅游。二人乘坐游轮穿越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西班牙南方旅行，还走遍了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后来，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美国。先访问了纽约，随后去了佐治亚州的梅肯，心情沉重地发现克劳斯居住过的房子原来是黑人区旁边的一座旧楼的一间公寓。
在那次旅行里，也许是他俩以前看的美国电影太多的缘故，忽然想到，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个私人侦探。在亚特兰大，他俩拜访了一位侦探，说明自家的问题。维尔纳能说点英语。那位侦探是个不做作的人，从前在亚特兰大当过警察，他能丢下这夫妻二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跑出去买一本英德辞典，跑回来继续谈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另外，他不蒙人，因为他开门见山地提醒二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找一个已经入美国籍的德国人等于是大海捞针。
他说：“有可能他已经改名换姓了。”
可是，他俩愿意试一试，付了一个月的酬金。侦探答应一个月后把寻人结果寄到德国去。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大信封寄到了帕德博恩，信中侦探一一报告了花钱的情况和调查的经过。
结论：什么也没找到。
侦探找到了一个认识克劳斯的人（那座大楼的房东），又通过此人找到了曾经给克劳斯工作的人。可是，后来克劳斯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侦探建议调查的方向另辟蹊径，但是需要更多钞票。洛特和维尔纳决定写感谢信并且告知对方暂时终止调查。
几年后，维尔纳因脑溢血去世。洛特独守空房。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女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能会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但是，洛特没有被命运的安排吓倒，她非但不坐以待毙，反而积极活动起来，每天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四倍。她不仅在股市里投资，维持修理部的正常运转，还把多余的流动资金做别的生意，而且收益颇丰。
工作、大量的工作好像让她返老还童了。她样样要管，绝对不安静下来。有些职员甚至恨她了。可她并不在意。休假期间——从来不超过八九天，她找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温暖的地方，在海滩上晒太阳或者看畅销书。偶尔也跟几个女友出行，通常则是独自走出旅馆，走过大街，来到海滩上，花钱雇一个小伙子为她撑起遮阳伞和搭建吊床。然后，脱下乳罩，不管乳房是否不如从前，或者把游泳裤褪到肚脐以下，面对太阳睡觉。睡醒一觉就转转遮阳伞的方向，在阴凉下继续读书。租赁遮阳伞和吊床的那个小伙子时不时地过来看看。她就掏钱让他去旅馆买一瓶自由古巴调合酒或者一小罐带很多冰块的桑格利亚酒。有时，晚上她去旅馆的花坛或者歌舞厅（在一楼），里面的客人有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年龄与她相仿；她逗留片刻，看看人们跳舞或者听听乐队演奏60年代的老歌曲。如果从远处望去，她像个容貌美丽的夫人，有点发福，神情冷淡，气质文雅，但有种说不出的忧伤。如果从近处看看，有老男人邀请她跳舞或者到海边散步的话，洛特会笑着说不，谢谢；变成一副村姑的样子，冷淡的神情消失了，只剩下忧伤。
1995年她收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电报，地点是圣特莱莎，告知她克劳斯被捕入狱。发电报的人署名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洛特十分震惊，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上楼回家，爬上床铺，当然入睡是不可能的了。克劳斯还活着。这就是她在意的一切。她回复了电报，附上了电话号码。四天后，她从双方接线员询问是否可以接受对方付费的对话中，听出里面有个说英语的女子，那女子说得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但她依然听不懂，因为不会英语。最后，那女子用类似德语的发音说了：“克劳斯好”和“翻译”。听起来像德语，或者让多拉娅听起来像德语，可是她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人用英语在口述电话号码，口述了好几次，她记在了本子上，因为听懂英语数字还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天，洛特没去工作。她给一家秘书学校打了电话，说希望雇一位英语和西班牙语说得好的姑娘，其实她的修理部里有不止一人会英语可以给她帮忙。秘书学校告诉她，已经有了她需要的姑娘，问她什么时候需要。洛特说：马上！三小时后，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姑娘出现在修理部，她头发平直下垂，浅棕色，身穿牛仔裤，上楼去洛特办公室前还在跟机械工们开玩笑。
这姑娘名叫英格丽德。洛特说明她儿子在墨西哥被捕入狱，她需要跟儿子的女律师谈谈，可是女律师只会英语和西班牙语。洛特说完后，以为需要再解释一下。但用不着了，因为英格丽德是个聪明女子。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公用电话号码，查询与墨西哥的时差。接着，她打电话给那位女律师，她俩用西班牙语谈了大约十五分钟，不过也时不时地用英语澄清一些说法；她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最后她说：我们再给您打过去吧！然后，就挂上了。
洛特一直坐在写字台后面。英格丽德挂上电话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准备好听坏消息了。
姑娘说：“克劳斯被关押在圣特莱莎，那是一座墨西哥北方的城市，与美国接壤。他身体很好，没有吃皮肉之苦。”
没等洛特问克劳斯被捕的原因，英格丽德先建议喝杯咖啡或者茶水。洛特沏了两杯茶，她在厨房走动的时候，注意到英格丽德在翻阅笔记本。
姑娘喝了两口茶，说道：“指控他杀害了几个妇女。”
洛特说：“克劳斯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的！”
英格丽德点点头，然后说女律师，就是那位什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需要钱。
那天夜里，好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梦见哥哥。她看见阿琴波尔迪走在沙漠里，身穿短裤，头戴小草帽，周围全是黄沙，全是连绵不断伸向地平线的沙丘。她高声喊叫，要哥哥别走了，前面死路不通。可是，阿琴波尔迪渐行渐远，好像故意要永远消失在那充满敌意、无法理解的土地上。
她说：“无法理解，还充满敌意。”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察觉自己重新成了小姑娘、一个住在森林和海岸之间普鲁士村庄的小姑娘。
“不对。”阿琴波尔迪对她说，但声音好像耳语。“这片土地特别特别特别烦人……”
醒来后，她明白应该去墨西哥，马上就走，一刻也不耽误。中午，英格丽德出现在修理部。洛特是从她办公室的玻璃窗里看见她的。英格丽德像从前一样，上楼前先跟两个机械修理工开开玩笑。由于玻璃隔音，她的笑声减弱了，听起来清脆、无忧无虑。但是，英格丽德一来到她面前，就表现得严肃多了。在给那位女律师拨电话前，她俩喝茶，吃饼干。洛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吃没喝了。饼干到了胃里感觉舒服。另外，英格丽德一出现就让她感觉安慰，因为这个姑娘谨慎、朴实，知道该玩笑的时候玩笑，该严肃的时候严肃。
给那位女律师打电话的时候，洛特要英格丽德告诉女律师，她准备亲自去墨西哥圣特莱莎解决一切该解决的问题。那女律师——好像还处在半睡眠状态，刚刚下床，给了英格丽德两个地址，然后就挂了电话。当天下午，洛特去拜访自己的律师，说明了情况。她的律师连着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告诉她，要加小心，不能信赖墨西哥律师，
洛特自信地说：“这我早就知道。”
律师还告诉她最好的银行交易方式。晚上，她打电话请英格丽德来家一叙。她问姑娘是否愿意陪她去一趟墨西哥。
洛特说：“当然给你报酬了。”
英格丽德问：“是当翻译吗？”
“当翻译、口译，当陪同，怎么说都行。”洛特不高兴地说道。
“愿意。”英格丽德说道。
四天后，她俩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从洛杉矶转乘飞往图森的飞机。到达图森后，租了一辆汽车前往圣特莱莎。她刚一看见克劳斯，儿子就说：妈，你老了。这话让洛特难堪。
她本想回答说，儿子，岁月不饶人啊；可是，泪水不让她开口。房间里有四个人：女律师、英格丽德、她和克劳斯。墙壁和地面是水泥的，有潮湿的痕迹，有一张仿木的塑料桌子，四个腿脚拧在地面上，还有两个木条凳子也拧在地上。英格丽德、女律师和洛特坐在一条凳子上；克劳斯单坐在另外一条凳子上。他没有戴手铐，也没有遭受拷打的痕迹。自从多年前分别后，洛特发觉儿子胖了许多，他离开家里时还是个少年。女律师列数指控克劳斯犯下的杀人罪行时，洛特想，这里的人一定疯了。她说，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杀害这么多妇女。
女律师微微一笑，说道，圣特莱莎有人可能就是在不理智地杀害妇女啊。
女律师的办公地点在城里的上区，就在她住房的同一个楼层里。那里有两个入口，都在同一个套间里。有三四面墙壁是外面粉刷过的。
洛特说：“我住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女律师没听懂，英格丽德只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修理部和楼上办公室的关系。
按照女律师的建议，洛特和英格丽德下榻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沙丘饭店，尽管圣特莱莎没有任何类型的沙丘；据英格丽德报告，无论郊区还是方圆百里之内都没沙丘。起初，洛特准备要两个房间；但是，英格丽德说服了她，一间够了，可以省钱。多年来，洛特没有和别人同住一屋了，头几夜，花了好长时间才睡着。为了消遣，她手打开电视，调成静音，躺在床上看节目：里面有人又说又动，极力要说服另外的人做可能难办的事情。
夜晚有很多通过电视进行布道的节日。墨西哥的电视布道牧师容易辨认，他们一个个肤色黝黑，满脸冒汗，身上的西装和领带好像是从二手货商店里买的，尽管衣服可能是新的。还有，他们的布道内容也比较有戏剧性，令人开心，观众很多；另外，这些观众好像吸了毒品，一个个极为不幸的样子，与美国收看电视布道的情况相反；美国电视布道者穿着同样糟糕，但至少像有固定工作的样子。
洛特在想这个墨西哥边境之夜：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美国人是白人，或许其中有德国或者荷兰人后裔，因此跟我的想法接近。
她终于睡着了，没有关闭电视，总是梦见阿琴波尔迪。她看见哥哥坐在一块巨大的火山岩上，衣衫褴褛，手持火炬，悲伤地望着她。哥哥也许死了，洛特想，但是我儿子还活着呢。
第二天她看见克劳斯的时候，尽量不太突兀地告诉儿子：维尔纳已经去世。克劳斯不动声色地听着，点点头。最后，他说：他是个好人。但口气之疏远好像是在说狱中难友。
第三天，英格丽德在接见室一个角落里悄悄看书的同时，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情况。洛特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儿子的这个问题让她吃惊，她不得不告诉儿子，自从到达圣特莱莎以后，她经常梦见阿琴波尔迪。克劳斯要母亲讲讲内容。等母亲一讲完，他就坦率地说，好长时间以来，他也常常梦见阿琴波尔迪，梦的内容都不好。
洛特问：“是哪种梦啊？”
克劳斯：“噩梦。”
后来，他微微一笑。母子说起别的事情来。
探视结束后，洛特和英格丽德开车在城里兜风，她俩去市场买了印第安手工艺品。据洛特说，这些产品肯定是中国或者泰国制造的。但是，英格丽德喜欢，她购买了三个泥人，没有上釉和彩绘，粗糙、结实，代表夫妻加儿子。她送给洛特，说是会给她带来好运。一天上午，她俩去了蒂华纳德国领馆。原来打算开车前往。女律师劝她俩乘坐飞机，每天都有一次航班。到了蒂华纳，她俩住进了旅游中心的指定饭店，那里人多，乱哄哄的不像旅游者。按照洛特的意见，当天上午就可以找领事谈话，说明儿子的案情。出乎洛特的意料，领事已经获悉一切，他告诉她俩，领事馆早就派遣了一位官员去看望克劳斯，但女律师断然拒绝了该官员的探视。
领事说，可能那位女律师还不知道那探视的事，或者那会儿她还不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或者克劳斯宁肯什么也不告诉她。另外，考虑到种种后果，克劳斯是美国公民啊，这本身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领事得出结论说，为此，就必须谨慎行事，无论洛特怎么保证儿子是无辜的，那也无济于事。总而言之，领事已经干预此事了。她俩返回圣特莱莎时心情平静多了。
到了最后两天，她俩不能探视克劳斯了，也不允许打电话给他。那位女律师说，这是监狱内部规定的，尽管洛特知道儿子有手机，有时整天跟外面通话。但她不愿意捣乱，也不愿意跟女律师顶撞，而是用这两天的时间在城里转悠。这座城市让她越来越觉得杂乱无章，越来越不感兴趣。在动身去图森之前，她关在旅馆房间里写了一封给儿子的长信，请女律师在她走后再转交给克劳斯。她带着英格丽德去克劳斯在圣特莱莎住过的房子外面转转，好像参观纪念碑一样；那房子是加利福尼亚式的，看上去令人愉快，能够接受。后来，她去了克劳斯在市中心的电脑商店，正如女律师事先提醒她的，店铺关闭了，因为这家商店是克劳斯的产业，他相信自己不等开庭审判就会无罪释放，所以不愿意出租。
一回到德国，洛特突然发觉这趟旅行比她预想的要累。在床上连着躺了好几天，没有去办公室，但是，只要电话铃一响，她立刻接听，担心是墨西哥打过来的。那几天她做梦，里面有个声音，非常热情、温柔，在她耳边悄声说，她儿子真的可能是圣特莱莎杀害妇女的凶手。
“胡说八道！”她喊叫起来，结果立刻惊醒过来。
有时，打来电话的人是英格丽德。她俩说话时间不长。姑娘问她健康情况如何，关心克劳斯案子的最新进展。通过电子邮件，语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洛特自己借助翻译机来翻译。一天下午，英格丽德给她带来一件礼物：《德语－西班牙语词典》，洛特大为感谢，但她确信这礼物绝无用处。但是，不久，她在看女律师发送过来克劳斯卷宗中的照片时，就拿起了英格丽德送给她的词典，寻找某些词汇。几天后，她很有些吃惊地发现自己天生可以掌握外语。
1996年洛特再次去圣特莱莎，请求英格丽德陪同前往。那时，英格丽德正在跟一个在建筑研究所工作的小伙子（但不是建筑师）交往。一天晚上，这对年轻人邀请洛特吃晚饭。小伙子对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有一阵工夫，洛特以为英格丽德打算带着她未婚夫一块去墨西哥呢。可英格丽德说，他还不是未婚夫并且说她准备陪同洛特前往。
本该于1996年开庭的审判，最后又延期了。洛特和英格丽德在圣特莱莎逗留了九天，只要有可能，她俩就去探视克劳斯；此外就是开车在城里转悠和关在旅馆里看电视。有时晚上英格丽德告诉洛特她去旅馆酒吧喝酒或者去旅馆歌厅跳舞。洛特就自己留在房间里，改换电视节目的频道，因为英格丽德总是看英语节目；而她则喜欢看墨西哥节目，她认为这是一种接近儿子的方式。
有两次，英格丽德直到清晨五点钟过了才回房间。她看到洛特仍然坐在床边或者扶手椅上，看电视。一天晚上，英格丽德不在房间里，克劳斯来了电话。洛特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克劳斯跑出了沙漠边缘那座可怕的监狱。克劳斯声音正常（确切地说是放松）地问候母亲是否安好。洛特说：好，都好，然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等到她镇定下来以后，就问儿子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
克劳斯说：“从监狱里啊。”
洛特看看手表。
她问：“这深更半夜地怎么会允许你打电话呢？”
克劳斯笑了，他说：“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我用的是手机。”
这时洛特才想起那位女律师说过，克劳斯有手机。接着，母子二人又说了一些别的事情。最后，克劳斯说他困了，想睡觉；说话的声音变调了，不那么平静、自然了，而是低沉了。这让洛特回想起有一次在德国见过一个演员朗诵诗歌的情景。她不记得那首诗歌，大概是古典诗歌吧，但那演员的声音永世难忘。
洛特问儿子：“你梦见什么了？”
克劳斯反问：“你不知道？”
洛特说：“不知道。”
“那我还是不说为好。”克劳斯说罢挂了电话。
洛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打电话过去，继续跟儿子通话；但是，很快发觉没有儿子手机的号码。犹豫了一下，她打电话给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明明知道这个钟点打电话是缺乏教养的。等到女律师终于拿起电话时，洛特连忙用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夹杂着解释情况，说她急需克劳斯的手机号码。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女律师说出了号码，确信她已经正确地写好后就挂上了电话。
另外，这个“长时间的沉默”让洛特感觉里面有很多疑问，因为女律师不是放下电话去找电话号码本，而是原地保持沉默，可能在想什么，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号码给她。不管怎样吧，洛特听见了那边在“长时间的沉默里”有呼吸的声音，可以说对方挣扎在两难之间。后来，洛特给克劳斯的手机打过去，但是占线。她等了十分钟。再打过去，依然占线。这深更半夜地克劳斯会给谁打电话呢？她纳闷。
第二天去探视的时候，她不想提起此事，也不愿意问他什么。另外，克劳斯的态度依然如故，疏远、冷淡，好像蹲监狱的不是他。
这第二次去墨西哥，无论如何，洛特觉得都不像第一次那样迷茫。有时候，她在监狱里等候探视的时候，跟前来探监的妇女聊天。看见有拖儿带女的妇女，她已经学会说：漂亮娃娃，漂亮孩子；看见囚犯的母亲或者奶奶蒙着披肩不动声色或者听天由命地排队等候探视时间的时候，她会说：这老太太真好，和蔼可亲。逗留到第三天，她也买了一件披肩；有时，她走在英格丽德和女律师身后的时候，往往流下眼泪，她就用披肩蒙脸，有点私密空间吧。
1997年，她又一次去墨西哥。这一回，她是单独行动的，因为英格丽德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能陪她。洛特的西班牙语通过用功学习，已经大有改善，可以跟女律师通话了。旅途平安无事。但是，一到圣特莱莎，她从女律师脸上看到以及从过长时间的拥抱上，明白了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审判——像一场梦——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宣判克劳斯是四起杀人案的罪犯。
当天夜里，女律师送洛特回旅馆。由于她没有要离去的样子，洛特以为她有话要说，可能不知如何开口，就邀请她去酒吧喝酒，虽说感觉疲劳，很想上床睡觉。她俩在一扇靠近大窗户的桌子旁边喝酒，可以看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女律师看上去也很疲倦，开始用西班牙语骂起人来，也许这是洛特猜出来的；接着，女律师毫无顾忌地哭了。洛特想：这女人爱上我儿子了。洛特离开圣特莱莎之前，女律师告诉她：审判里充满了潜规则，有可能宣布无效。女律师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我会上诉的。在洛特开车返回的旅途中，一面沿着沙漠边缘行驶，一面想着儿子，判决结果对儿子毫无影响；她还想到了女律师，认为儿子和女律师居然成了一对，虽然方式很奇怪，但也十分自然。
1998年宣布第一次审判无效，确定了第二次审判的日期。一天夜里，洛特从帕德博恩跟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通话的时候，她冷不防地问女律师，她和克劳斯之间是不是有更多的关系？
女律师说：“是的，有更多关系。”
洛特问：“你觉得特别痛苦吗？”
“没有您那么痛苦。”女律师答道。
洛特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是他母亲，可你是有选择自由的啊。”
“爱情里别无选择啊。”女律师说。
“克劳斯爱你吗？”洛特问。
“跟他睡觉的是我啊！”女律师粗暴地说道。
洛特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后来她想起来了，墨西哥跟德国一样，任何犯人都有权利享受夫妻生活或者男女在狱中留宿。洛特从前看过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电视节目。她记得，犯人和女子留宿的房间惨不忍睹。探监的女子非常认真地把房间收拾一遍；但是，用鲜花和方围巾布置的效果，仅仅使得不带个人色彩的悲惨房间变成了悲惨的廉价妓院。洛特想，这还是发生在德国模范监狱里呢，德国监狱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干净、实用，就别想像圣特莱莎监狱女子留宿会是怎样的情景了。
洛特说：“您为我儿子所做的一切让我感到敬佩。”
女律师说：“也没什么。我从克劳斯那里得到的是无价之宝。”
那天夜里，洛特睡前想女律师，想儿子，想这二人如果到了德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的情景，想像着女律师挺着大肚子等候克劳斯之子的诞生；后来，她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像个婴儿。
1998年洛特去墨西哥两次，在圣特莱莎一共待了四十五天。审判延期到1999年。她从洛杉矶飞抵图森的时候，与租赁轿车的代理商店发生纠纷，人家考虑到她年事已高拒绝出租给她。
洛特用西班牙语说：“我是上了年纪，可是会开车啊。从来没出过事故。”
争论的结果让洛特白白浪费了半天时间。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圣特莱莎。司机名叫斯特维·埃尔南德斯，会说西班牙语。在穿越沙漠时，他问洛特：什么事情非去墨西哥不可啊？
洛特说：“我去看儿子。”
司机说：“下次再来，告诉你儿子去图森接你，因为这车钱可不便宜啊。”
洛特说：“我还能有什么指望啊！”
1999年洛特再去墨西哥的时候，女律师去图森接她。这一年对洛特来说不顺利。帕德博恩的生意不好。她真的在考虑出售修理部和办公室楼房，甚至她自己的住所了。健康情况不好。为她做检查的医生们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洛特有时感觉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无能为力了。每当天气变坏，她就感冒，不得不卧床几天；有时还发高烧。
2000年，她无法去墨西哥，但每周都跟女律师通话。女律师一直坚持向她汇报克劳斯的新情况。不通电话时，她俩就借助电子邮件交流；她甚至在家里安装了传真机，以便接收关于妇女被杀害案件的新文件。这一年，她没去墨西哥，但是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争取来年再去。服用维生素，雇了一位理疗师，每周去一次中国医生那里扎针灸。遵照医嘱，多吃新鲜水果和生菜。不再吃红肉，代之以鱼类。
2001年到了。她准备再次去墨西哥，但是无论她多么小心在意，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后来发现，情绪控制力也下降了。
她在法兰克福机场等候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时，进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两本杂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洛特都不是一个好读者；就算她偶尔也买书，通常也是那种演员退休后或者长期没拍电影时写的东西，或者是名人传记，或者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写的作品，表面上看多有趣闻轶事，其实里面连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
但这一回，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为了不失去跟哥哥的联系，她买了一本《林中王》，作者是什么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那本书——不超过一百五十页——说的是一个瘸子爹和一个独眼妈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喜欢游泳，女儿喜欢跟着哥哥去海边悬崖。飞机在穿越大西洋上空的时候，洛特惊愕地发现自己正在阅读她的部分童年生活。
作品的风格很奇怪，行文明快，甚至透亮，但是，故事发生的方式却没有结果：只停留在父母和两个孩子身上，只有动物和几位邻居；实际上，最后就剩下大自然——逐渐溶化在开水锅里，直至完全消失而已。
就在乘客们睡觉的同时，洛特开始第二次阅读《林中王》，凡是不讲述她家、住房、邻居、院子的段落，都一一跳过去；最后，她确信，作者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是自己的哥哥，尽管也可能是作者跟她哥哥谈过话，洛特立即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她判断书里有些事情哥哥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讲述的，只有写出来才能让大家知道。
书的勒口里没有作者像，但是有作者出生的年份——1920年，这正是哥哥出生的时间，还有一长串书名，都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还说，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多年来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洛特在洛杉矶等候转乘飞往图森的航班时，四处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但是，机场书店里只有关于外星人的图书、被劫持到外部空间的人的故事、第三空间里的遭遇以及目击飞碟的书籍。
女律师在图森等着她呢。在前往圣特莱莎的途中，她俩谈起了案子。据女律师说，这个案子成了死结，这是好事；可是，洛特虽然不懂，却觉得死结是坏事。但她不想跟女律师顶撞，而是去看外面的风景。车窗落下来了，沙漠的空气——甜蜜、温暖的空气——是洛特乘坐飞机之后十分需要的。
当天，洛特就去了监狱。有个老太婆认出了她，这让她高兴。
老太婆说：“看见你的人有福了。”
洛特一面长时间地拥抱老太婆一面说道：“哎呀，蒙奇塔，你好吗？”
老太婆回答说：“老样子啊，太太，总是在受苦受难罢了。”
她觉得克劳斯还是老样子，疏远，冷漠，有点消瘦，但依然结实，还是那副从十七岁以来就有，但难以觉察的不满神情。母子谈些琐事，谈到了德国（尽管克劳斯觉得德国的一切似乎都没意思），谈到旅行，谈到修理部的情况。等女律师一出去找监狱官员的时候，洛特就说了旅途中看了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事情。起初，克劳斯似乎没兴趣听，但是，等洛特从衣袋里掏出书来，开始阅读已经划线的段落的时候，克劳斯的表情变了。
洛特说：“你想看的话，我把书留下。”
克劳斯点点头，想立即拿过来。但是，洛特没有松手。
“让我先记个地址吧。”她说着，掏出记事本，在上面记下了出版社的地址。然后，把书给了儿子。
当天夜里，洛特在旅馆里喝橘汁、吃饼干、看墨西哥电视的晚间节目时，差不多临近黎明时分，她给汉堡的布比斯出版社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找社长通话。
“是女社长。”女秘书说，“是布比斯夫人，她还没来。麻烦您过一会儿再打过来吧。”
洛特说：“行。我过一会儿再打。”犹豫了一下，她又说：“请告诉女社长，打电话的人名叫洛特·哈斯，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
随后，她告诉服务台，请三小时后叫醒她。没脱衣服，就睡下了。她听见走廊里有动静。电视机还开着呢，但音量调到最小。她梦见一座陵园，里面有座巨人的坟墓。墓石开了，巨人伸出一只手来，接着又是一只手，然后是脑袋——披着长长金发、布满泥土的头颅。没等服务台叫她，她就醒了。她重新放大音量，在房间里兜了几圈，时不时地瞥上一眼一个歌迷节目。
等服务员打来电话时，她道谢之后，再次呼叫汉堡。还是那位女秘书接的电话，她说，女社长来了。洛特等了几秒钟，直到听见了一个女人银铃般的声音；她感觉这女人受过高等教育。
洛特说：“您是女社长吗？我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他原名叫汉斯·赖特尔。”她声明道，接着，沉默下来，因为一时想不出还能说什么。
“您没事吧？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女秘书告诉我，您是从墨西哥打的电话。”
“对，是从墨西哥打的。”洛特说道，几乎要哭了。
“您住在墨西哥吗？是从墨西哥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夫人，我家在德国，住在帕德博恩，有修理部等等产业。”
“啊，太好了。”女社长说道。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洛特不大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女社长叫好的方式或者问话的方式，让她发现女社长年龄比她大，就是说，是位年长的老太太。
于是，话匣子就打开了。洛特说她好久没有见到她哥哥了；还说她儿子被关押在墨西哥；还说她丈夫去世了；还说她没有再婚；还说是需要和绝望迫使她学了西班牙语——至今说不利落；还说她母亲已经逝世，可能她哥哥还不知道；还说她打算卖掉修理部；还说在飞机上读了哥哥一部作品，她惊喜极了；还说穿过沙漠时，她一心想的就是哥哥。
后来，洛特请求原谅，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哭。
她听见电话里女社长在问她：“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帕德博恩？”
女社长又说：“请把您的地址给我！”
又说：“您就是那个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的小姑娘。有时，您母亲来家里干活时还带着您呢。”
洛特在想：“家里”？什么家里啊？我怎么能记得这个呢？但是，后来她想起了村里有些人惟一去干活的“家里”就是冯·聪佩男爵的别墅。于是，她想起了那座别墅，想起了她跟着母亲去干活的日子，去掸士，扫地，擦烛台，给地板打蜡。但还没等她再开口，女社长说：
“我希望您尽快能有您哥哥的消息。跟您谈话很愉快。再见。”
对方把电话给挂了。洛特在墨西哥还把电话放在耳边等了一会儿。她听见的杂音像是来自深渊，像是有人堕落深渊时听见的声音。
在她回到德国三个月后，阿琴波尔迪露面了。
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洛特刚要上床，身上穿着睡衣呢。她从对讲机里问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是我！你哥哥！”
那天夜里，兄妹二人一直聊到天亮。洛特说了克劳斯的事，说到了圣特莱莎妇女被杀的案子；还说到了克劳斯的梦，梦里有个巨人把克劳斯从监狱里拯救出来了。洛特说，可是你现在不像巨人啦。
“我从来就不是巨人啊。”阿琴波尔迪一面说着一面在洛特的客厅和餐室里转悠；他在墙上搁板前停住了脚步，那上面排列着十几部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洛特长时间沉默后说道，“我已经没力气了。我什么也不明白。明白的那一点点让我感到害怕。毫无意义啊。”
“你就是累啦。”哥哥说。
洛特说：“累啦，老啦。需要孙子啦。你也老啦。今年多少岁啦？”
阿琴波尔迪说：“八十多岁。”
洛特说：“我害怕生病。”她问：“你真的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又说：“我担心克劳斯会死掉。他很骄傲。不知道他像谁。维尔纳不是这个样子。你和爸爸也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一说起爸爸，就叫他瘸子？一说起妈妈就叫她独眼？”
阿琴波尔迪说：“爸爸、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嘛。你忘了？”
洛特说：“记得。监狱可怕，很可怕。哪怕你慢慢能习惯。就像染上病了一样。”她说：“布比斯夫人对我很友好。我俩说话不多，可她和蔼可亲。”她问：“我认识她吗？见过她？”
阿琴波尔迪说：“你见过。那时，你还小呢。肯定不记得了。”
后来，他用指尖敲敲图书。各种各样的图书：精装的、平装的、袖珍本。
洛特说：“好多、好多事情不记得了。好事、坏事、更坏的事。但是，友好的人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位女社长夫人非常友好。”洛特说：“哪怕我儿子烂在墨西哥监狱里，可谁替他操心呢？假如我死了，还有谁会想着他呢？”洛特说：“我儿子没孩子，没朋友，什么都没有。”洛特说：“你瞧！天亮了。你喝什么？茶、咖啡、水？”
阿琴波尔迪坐下来，伸伸双腿。骨头咯咯作响。
“你都忙些什么呀？”她问。
“一杯啤酒吧。”
“没啤酒。”洛特说，“你都忙些什么呀？”
三味冰激凌。
如果你想吃巧克力、香草、草莓冰激凌，就要三味冰激凌好啦。人家就金给你送来这三种味道的冰激凌，巧克力、香草和草莓，而不是别的什么味道。这就叫三味冰激凌。
阿琴波尔迪离开妹妹家之后，就去了汉堡。他从那里打算直飞墨西哥。由于航班要等到次日早晨才起飞，他去一座没去过的公园兜了一圈，里面很大，到处是树木和方石铺的小路；妇女带着孩子散步，少年们滑着旱冰，时不时地有大学生骑车过去；他在一处酒吧的花坛里坐下，那花坛距离酒吧实际很远，几乎就在树林的中央；接着，开始读书；后来，他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瓶啤酒，立刻付钱；后来要了一份三味冰激凌，立刻付钱，因为在花坛里消费必须立刻付钱。
另外，就在这个花坛里，只有他和三张餐桌（铸铁的，坚固、华丽，可以说很难被偷走）；此外，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岁数没有阿琴波尔迪那么大，正在看杂志和饮咖啡。阿琴波尔迪快要吃完冰激凌的时候，那位绅士问他是否喜欢。
“对，喜欢。”阿琴波尔迪说完一笑。
那位绅士受这个友好微笑的鼓励起身，在邻桌坐了下来。
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亚历山大·三味冰激凌——这种冷饮的创始人就是我的祖先，他非常出众，大旅行家，学者；他的主要爱好就是植物学和园艺学。当然，如果说他想过这事，那就是认为他撰写和出版的一些小册子，大部分是游记，不一定是那种旅游指南，而是至今看来依然有魅力、很明快，会载入史册的；那些小册子似乎要把每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定位在检查一处特定的花园，有时是被遗忘、废弃、听天由命的花园；我那位杰出的祖先善于从杂草和荒芜的景象里发现它们的美妙之处。他那些小册子，虽然披着植物学的外衣，却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你通过看那些小册子，可以对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形成相当接近实际的看法，那是一个经常痉挛的欧洲，暴风雨常常吹到我家族城堡的边缘，您知道，它位于格尔利茨附近。我那位祖先当然对那些暴风雨不会漠不关心；同样地，对人性的多变不会漠不关心。为此，他用他的方式，虽然谦卑但是用德文流畅地写作和发表文章，抗议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估计，他对死后灵魂到哪里去没有兴趣，虽然字里行间也说上几句。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尊严，是植物。关于幸福，他一字没说。我猜测，他认为幸福是绝对私人的事，也许，怎么说呢？认为幸福是泥坑或者是流动的泥水，他很有幽默感，虽说有些文字与我的幸福观抵触。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不是圣人，甚至算不上勇士；对，他想到了身后事。想到了半身塑像、骑马塑像、永远收藏在图书馆里的最大号书。他永远没想到的是他会因为三味冰激凌的名字而载入史册。这点我能肯定。好了，您觉得如何？”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真不知该怎么想。”
“已经没人记得那个植物学家的亚历山大，没人能想起来那位模范园丁，没人阅读他的作品了。但是，人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品尝过三位冰激凌，在春天和秋天特别迷人、味美。”
阿琴波尔迪问：“为什么不是夏天呢？”
“因为夏天它甜得发腻。夏天的冰激凌最好用水制造，而不是牛奶。”
公园里的灯光忽然亮了，尽管有过短暂的漆黑一片，仿佛有人给汉堡的某些居民区蒙上了黑色的毛毯。
那位绅士——大约有七十岁——叹口气，然后说道：
“嘿，多神秘的遗产啊！您说呢？”
“对，对，我也这么认为。”阿琴波尔迪回答说，一面起身告别三味冰激凌创始人的后代。
很快，他就走出了公园。第二天去了墨西哥。
初版附言
《2666》是遗作，在作者去世后一年多，首次出版。因此，人们有理由发问：眼前的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与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如果在世出版的《2666》一致？回答是请大家放心吧：《2666》与作者设计的目标非常接近。毋庸置疑，如果作者在世，他肯定会在《2666》上花更多的时间。但仅仅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亲自宣布：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预定结束《2666》的期限早已经超过了。无论如何，《2666》的整体构筑——而不是基础——已经封顶；作品的轮廓、体积规模、总的内容，无论如何不会与完工后的样子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