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贝托·波拉尼奥生前说过，《2666》的庞大计划已经改为五部系列小说，即与后来的《2666》五个组成部分一致。的确，在作者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一再坚持这个想法，因为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完成最初的计划。但需要提醒的是，实际问题的考虑（顺便说一句，波拉尼奥在这方面，不大老练）已经加入到上述想法里了：面对日益迫近的死神，波拉尼奥觉得对于出版人和他的财产继承人来说，更加切实可行和比较有效益的是，分成五部独立的中、长篇小说，而不是一部庞然大物更好，何况它还没有彻底完工呢。
但是，阅读过这部作品之后，感觉最好还是恢复它原来的完整面目。虽说《2666》可以独立阅读，但组成它的五个部分，除去它们之间大量共享的元素（巧妙编织、反复重提的主旋律），显而易见的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图。用不着拿出五个部分中的开放结构加以说明了，因为早有《荒野侦探》那样的先例。既然《2666》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那它就是未完成的作品，难道就不会产生种种别的猜疑了吗？
此外，还有一个考虑可以支持《2666》五个组成部分集合起来出版：一旦确定阅读它的完整框架，就不会破坏将来的分散发表，只要《2666》的开放结构同意，甚至建议它们组合起来。波拉尼奥这位优秀的小说家和优秀小说的作者，从一开始启动创作《2666》就总是自诩会有一个庞大的规划，要远远超出《荒野侦探》，无论在雄心上还是篇幅方面。《2666》的篇幅是与各个组成部分的原创理念分不开的，与鼓舞这一理念的冒险精神也是不可分的，与作者不理智的渴望追求全景式小说是分不开的。关于全景式小说，回忆一下《2666》如下的段落是不多余的：小说中的一个主角，阿玛尔菲塔诺，在跟一个喜欢读书的药剂师谈话后，假装泄气地思考中篇小说（行文中引用了梅尔维尔的《巴托比》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日益提高的声誉、从而损害了长篇巨著小说的发展（行文中引用了《白鲸》和《审判》）。
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详见第229页）
接下来是书名问题。这个神秘的2666——实际上是个日期——表现一个高潮点，把作品的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体。如果没有这个高潮点，整体性会失衡、无果、悬疑在虚无中。
《2666》中有大量笔记，作者在其中一个里说明，作品里有个“秘密中心”，可能藏在应该注意的“有形中心”的下面。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这个“有形中心”可能是圣特莱莎，即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城的忠实写照。小说的五个部分最后都汇集到了圣特莱莎。那里发生的罪行构成了作品令人震撼的背景（书中一个人物说：“那里藏着世界秘密。”）。至于这个“秘密中心”不正是2666整部小说躲避的日期正在指明的吗？
《2666》的创作占去了波拉尼奥生前最后几年的时光。但是，这部作品的构思和设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如果追溯起来，那在波拉尼奥一些作品里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脉动，尤其是自从完成《荒野侦探》（1998年）之后陆续发表的作品中，另外《荒野侦探》完稿于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里也绝非偶然。将来一定会对这些脉动进行仔细的钩沉。眼下指出一处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足矣：1999年发表的《护身符》就可以听到这样的脉动。重读《护身符》可以看到2666这个日期给出的清晰线索。《护身符》的女主角奥西里奥（《荒野侦探》的人物化身）讲述了一天夜里如何跟踪阿图罗和埃内斯托去墨西哥城的格雷罗居民区，这二人去找“嫖客王”。她是这样说的：
我跟着他俩。看见他俩快步沿着布卡雷利大街走到改革大道，看见他俩不等绿灯亮起就穿过了改革大道；他俩长发乱成一团，因为这个钟点的改革大道夜风强劲，改革大道变成了风筒，变成了楔形肺，让城里的哈气流过；后来，他俩走上了格雷罗大街；他俩的速度慢了一些，我快了一点；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奥西里奥故事里发布的日期），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详见原作第76－77页）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2666》与作品中各个“部分”的最后定稿是一致的。波拉尼奥明白无误地在他的工作文档里指出哪些部分可以看做是定稿。虽说如此，初稿也都经过校对，为的是纠正可能出现的谬误，也为的是发现关于波拉尼奥最后意图的可能线索。校对检查的结果没有对这部作品澄清什么，对作品的真正特点没有什么疑问。
波拉尼奥是个勤奋、认真的作家。他经常打几遍草稿，随后一气呵成，再仔细打磨。在这个意义上，《2666》的定稿拿出了令人满意的明白、整洁的水平，因为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个别地方有小小的纠正和改正明显的笔误之外，他相信出版社的编辑们会对作者的“弱点”、“毛病”尤其是同谋式的操作进行有经验的处理。
最后一点看法，并非多余的补充。在波拉尼奥关于《2666》创作的笔记中，有这样单独的文字：“2666的叙述者是阿图罗·贝拉诺。”另外一处笔记里，说明用于煞尾处，补充说：“2666就要煞尾了。朋友们，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说到这里吧。这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假如我还有点力气的话，肯定会哭上一场。阿图罗·贝拉诺跟各位说：永别了！”
那就永别了吧！
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
2004年9月
译后记
翻译《2666》有点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感觉。幸运的是这块“巨石”只向上，不下滑。终于有推到山顶上的这一天：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六点整。
《2666》阅读了三遍，用汉语“笔耕”了一遍。但仍然感觉里面有许多内容需要好好消化。
初步的体会是，书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这与媒体宣传的“幸福指数”、“快乐时光”大相径庭。
在加工润色《2666》期间，有两次乘坐出租车的机会，巧合的是两位出租车司机师傅都是1958年出生，经历相似：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当过兵，下过乡，进过工厂，下了岗……，讲话的口气很像阿琴波尔迪，充满了淡淡的哀愁，而且有些无奈。这让我感到惊异。难道《2666》中的情绪属于全人类？
与两位出租车司机叙事口气（愤怒）不同的是，《2666》对于杀人、强奸、灭绝犹太人运动、政治大清洗等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作者的口气是冷漠和镇定的，全然没有愤怒的表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难道是“哀莫大于心死”？莫非作者对人类的丑恶和凶残本质已经绝望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前景不能逆转了吗？
期盼中国读者能有高见！！
赵德明
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18点15分
青岛大学外院西班牙语系
附录 《2666》初探
《2666》是2004年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近五年来在美国和欧洲争相翻译、阅读和评论的“大作”。中译本即将出版。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2666》，特别把一些背景材料和翻译、阅读的体会奉献给大家。
《2666》的作者名叫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人，出生在1953年，地点在首都圣地亚哥。1968年全家迁居墨西哥。1973年曾经参加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活动和反对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的斗争。1977年前往欧洲，开始文学创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和三部诗集。代表作是《荒野侦探》和《2666》。2003年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他过世后，作品陆续被发掘出版，获得高度赞扬。荣获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2009年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世界西班牙语大会评选二十五年来一百部最佳小说的前四名中，他占了两名：《荒野侦探》和《2666》。西班牙、拉丁美洲一些文学评论家纷纷著文称赞这两部大作。评论家莫索里维尔·罗德那斯称赞《荒野侦探》是“作者同代人中伟大的墨西哥小说，是拉丁美洲人对离乡背井之苦的文学表现”。恩里克·维亚·玛塔说“是对文学爆炸大作的历史和天才的终结，从此掀开了新千年文学新潮的环流”。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文章说：“《荒野侦探》是博尔赫斯那样的大作家才会同意写的作品。因为这是一种有创意、文字美、生动有趣的力作。”而对《2666》的评价则更高，认为是“超越了《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西班牙著名女作家阿娜·玛利娅·莫伊斯在西班牙《国家报》上说：“《2666》是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毫无疑问，是一座丰碑，是波拉尼奥全部创作的最佳之作。”评论家罗德里戈·富雷桑说：“《2666》是全景小说，它不仅是作者的封顶之作，而且是给长篇小说重新定性的作品，同时它把长篇小说提高到一个令人感到眩晕的全新高度。”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说：“《2666》是波拉尼奥的代表作。是一部滔滔大河般的巨著，作为全景小说，它既连接和统一起以前的全部作品又大大超越前辈。”在我国，虽然《2666》的中译本要在今年11月才能问世，但能阅读英译本的读者已经在网上有了热议文章。据说，在上海，《2666》的中国读者已经成立了“2666图书馆”。
《2666》全书（西班牙语版本）共计1125页，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讲述有四位文学评论家先后都在研究同一位德国作家的故事。这四位评论家分别生活和工作在英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都在研究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和生平。四人在国际研讨会上先后相识，由于学术观点一致而成为朋友和情人。最后，他们在墨西哥开会时听说了杀害妇女的事情。但是，四人都不敢站出来揭露罪行，而是纷纷“合情合理”地开了小差。英国人飞回了伦敦；意大利人根本没敢露面；法国人整天埋头读书；西班牙人带着墨西哥小姑娘跳舞和做爱，最后回马德里去了。第二部分《阿玛尔菲塔诺》，讲述智利教授携带全家来到墨西哥避难的故事。他颠沛流离，历尽磨难，最后，妻子离他而去，女儿也被黑社会绑架。面对苦难，他显得愤怒而无奈，精神十分压抑，几乎成了疯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拉美小知识分子情绪的代表，尤其是被独裁政权迫害的典型人物。第三部分《法特》，讲述美国记者法特去墨西哥采访拳击赛的遭遇。他也听说了连续发生的妇女被杀案件。经过采访和调查，发现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故事。他属于敢于面对残酷现实的知识分子，但终于因为势单力薄而无所作为。他尖锐地指出，人性恶的膨胀会成为人类毁灭的死神。第四部分《罪行》，是全书的高潮。集中描写了墨西哥北方妇女连续惨遭杀害的罪行。具体讲述了近两百个案例。通过这些具体案例，不仅揭露了犯罪集团的残暴、疯狂和凶狠的嘴脸，还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政府和政党的腐败和警察的无能。其中，甚至有些官员与犯罪集团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使得贩毒、走私和杀人、强奸案件急剧增加。作者也塑造了一些勇于斗争的妇女形象。但是，邪恶的势力太强大了。她们的奋力挣扎都没有什么效果。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讲述这位德国作家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个人物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起初，他是英、德、法、西文学研究界一些学者研究和追踪的目标。后来，他跑到墨西哥之后，又成为他妹妹和朋友们寻找的对象，因此构成全书最大的悬念。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与德国贵族有过交往，亲眼看到了贵族们糜烂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位苏联犹太人的手记，因此得以知道了斯大林对作家的迫害情况。在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是耳闻或者目睹了屠杀战俘和犹太人的活动。战后他开始写小说的主要动因与表达内疚和忏悔罪孽有关系。听说墨西哥有杀害妇女等等罪行。他秘密去墨西哥调查。但他在那里的行踪十分神秘，让许多人始终无法找到他的下落。全书主要人物多达近百人。直接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涉及的人物场景有：文学评论家、作家、教授、出版家、拳击手、杀人犯、军官、士兵、贩毒集团、警察、乞丐、贫民、妓女……真可以说是一幅世界文学上的《清明上河图》。作品的时间跨度覆盖20世纪百年和21世纪初。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墨西哥贩毒问题和移民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牵扯到的学术领域至少有：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海洋植物学、数学等等。经本人初步研究，值得思考的至少有几点：
《2666》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人性的贪婪、自私和凶残的本性在当代有了迅速膨胀，其势头越演越烈，不可遏制，不可救治。善良的人们几乎无法抵抗如此恶性的发展。恶势力弹冠相庆，气焰嚣张。人性恶发展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灭亡，因为“自作孽不可活”嘛。《2666》作者判断的依据是：人类的动物性就是灭亡人类的死神。因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痼疾，例如，疯狂地发展物质生产，全然不顾生存环境；恶性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道德沦丧；官场腐败……种种倒行逆施，都源于自私和贪婪。高科技迅猛的发展非但没有改善人性，反而推动人类像高速列车一样向万丈深渊驶去。因为高科技的发展也有它的负面影响：助长消费、安逸、懒惰，还不算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作者认为，人性恶的膨胀是不分社会阶层、政党、团体、企业、事业的。自私和贪婪之心，人皆有之，一旦有了滋生的条件就会发作起来。但是，作者的立场非常鲜明：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底层的人们由于无权无势往往是受害者。他们的亲属在事情发生后，得不到任何社会援助。因为社会体制的建立是暴力的产物：依靠暴力夺权的人在掌权；在经济社会里，权贵集团依靠金钱实力统治和欺压底层的人们，他们不仅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垄断着一切舆论工具，甚至企图钳制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制度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驱动人们追求金钱、攀附权贵，充当物欲的奴隶。因此贪婪和纵欲的发展就有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书中也有少数清醒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要么无可奈何，要么悲观失望，要么甘心充当权贵的智囊和喉舌。总之，四分五裂，形不成团结一致的理性力量去扭转向恶的趋势。受压迫的底层的人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愚昧、无知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没有维权意识，没有公民自主意识。一盘散沙的状态让暴力实施者在他们身上为所欲为。而这种事情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啊，发生在信息时代啊。宗教、迷信，尤其是宿命论严重地束缚着底层人们的思想，所以有些人甘心当形形色色的奴隶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即一切封建、反动、迷信的思想糟粕都打着五颜六色的“文化传统”旗帜招摇撞骗，毒害着老百姓的心灵，在“和平与发展”口号的掩护下贩卖各种假货。谁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信仰金钱、暴力和权力，难道不是信仰？但这样的信仰在人们心里产生的要么是贪婪，要么是恐惧，要么是无奈，要么是绝望。书中也有善良的人们，也有见义勇为者，也有冷静思考的人们，但是人数寥寥，力量孤单。面对着强大的权贵势力和黑恶团伙，他们的下场只有牺牲。尤其是军队和警察完全掌握在权贵势力集团手中，任何抗争行为都会在政府“维持稳定”的名义下被镇压下去。在第三部分《法特》里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进入21世纪后，人性恶不是没变，而是更加膨胀了。以人权、公平、正义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以和平发展、“互利双赢”名义进行的资源掠夺，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规模大、程度激烈、手段狡猾的大量事实，都一一证明了人类的贪婪、疯狂和残忍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新高度。人类自我毁灭的另外一个有力证明就是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气候异常、许多生物濒临灭绝、可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末日”来临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了，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疯狂、邪恶、贪婪膨胀的不争事实。严重的是，人类还没觉醒，还对纸醉金迷的生活津津乐道。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世界组织根本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出）治疗人类邪恶的灵丹妙药。更不要说，各国的政府和政客了，这些人恰恰是人性贪婪的推手和组织者，因为他们往往打着“爱国”和“为民”的口号为权贵集团疯狂地谋取利益，所以有着很大的欺骗性。《2666》的作者正是站在环宇之上俯瞰人间的。他看到的是一片荒漠，人性恶的膨胀则是这荒漠中“恐怖的绿洲”。这就是他在全书开篇前引用法国诗人那句话的深藏含义。
在第四部分《罪行》里，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墨西哥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统统掌握在权贵集团手中。犯罪团伙、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组织有政治保护伞。新闻等媒体是为权贵集团服务的工具。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观和绝望，只能愤愤骂权贵势力是“卑鄙肮脏的野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横行霸道的权势人物是受到“制度保护”的，而穷苦百姓的求告无门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书中的人物骂道：“这是墨西哥的一个特色啊！是拉美特色啊！”
中产阶级普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真正做事情的不多”，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成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为政府工作的。政府养活他们，暗中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因此这是一个附庸在权贵集团身上的寄生物，没有独立生存的基础。从思想上说，他们看不到制度改善的希望，只看见了官场腐败的丑恶表现，因此处于悲观绝望之中；要么就趋炎附势，按照潜规则行事。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经过了打击之后，也处于悲观状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也不相信权贵资本主义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特别是90年代起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尤其不相信什么政党政治的能力。《2666》里面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一切都是欺骗”，大家“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在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里，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授兼文学评论家面对妇女连续被杀事件的表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英国女教授跑回伦敦去了。一回到家里，“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然后是“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或者过流浪生活”。最后，跑到意大利去谈恋爱了。西班牙教授天天带着墨西哥小情人跳舞、做爱。法国教授则是躲在旅馆里埋头读书。四位教授全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不再研究和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更不要说揭露和批评社会犯罪现象了。这样的结局是意味深长的——想得多、做得少的读书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会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
在叙事艺术方面，作者用了十分冷峻的手法，让大量的事实说话，例如，战争中的屠杀，对战俘和犹太人的杀戮，墨西哥在短短几年里发生的妇女被强暴和杀害的案件，疯狂奢侈的消费和浪费，狂欢纵欲的聚会……让铁的事实佐证人性恶发展的趋向。在写实的同时，作者也巧妙地描绘心理活动，如梦幻、联想、直觉等。在作品结构上，五个组成部分可以独立成章，又有巧妙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的轴心。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和它的五个主要分支，而这分支又有枝蔓开来大量的枝权和枝权的枝权，形成蓬蓬勃勃的巨型华盖。作者把情爱、性爱、凶杀、战争、文学研究和创作以及悬疑……诸多小说元素自然地糅在一个统一体里，尤其是大舞台和小细节的巧妙结合更令人拍案叫绝。大舞台不仅表现在地理上，而且具体描绘了社会众生相；小细节则描绘了穿衣吃饭、生活场景的细部、复杂的心里纠结、情感的微妙变化，全都滴水不漏。《2666》的叙述艺术既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小说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这种创造的理论说法叫做“全景式长篇小说”。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从人类意识的高度看人性的复杂和变化；舞台尽量设计得博大；时间长；人物多；让丰富的事实说话。叙事的话语是冷峻和白描式的。
如果说《百年孤独》曾经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标杆，可以了解拉丁美洲的“孤独情结”，是一部关于拉美起源的神话；那么《2666》就是对百年的超越，因为《百年孤独》的认识和描写天地还限于哥伦比亚，而《2666》作者的思想已经飞跃到了2666年！地域范围远远突破了拉丁美洲的天地，即：站在全人类的现实高度看人性恶的膨胀，更预见到未来。2666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是预言人类会在2666年自我毁灭。这个看法在全书的《初版附言》给出了如下的答案：2666就是人类的丧葬之地——因此，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文学价值，对于研究欧美国家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思潮变化、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也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作品。
从世界文化思潮的角度看《2666》，读者可以发现作品揭示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是与广大老百姓渴望的自然和谐，真诚追求真、善、美的愿望形成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2666》揭示的意义在于，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后，21世纪初又发生了“9·11”事件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拉美少数知识分子在进行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罗贝托·波拉尼奥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从人性的表现和变化观察社会问题，因而有了《2666》的问世。他在书中流露出来一种“淡淡的哀愁”，因为他看不见解决人性恶膨胀的出路。其实，从中国古人关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只要人类存在，这个“为己”还是“为他”的矛盾就会永远存在。问题在于，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甚嚣尘上的时候，人类应该有所警惕和找出应对的措施，努力避免人类的自相残杀和毁灭。或许这就是《2666》的创作初衷吧。
赵德明
2011年7月18日于青岛大学外院西班牙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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