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说：“我刚才看见你在走廊里。”
“什么时候？”他问。
“就是刚才，我听见了雷声。”
“下雨了吗？”莫里尼问。
“可能吧。”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我没去过走廊。”
“我看见你在走廊。你一定起过床。轮椅就在走廊尽头，面对着我。可你在走廊拐角的客厅里，背对着我。”
莫里尼说：“大概是个梦吧。”
“轮椅正对着我，而你背对着我。”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啊，请你镇静下来！”
“别说什么镇静、不镇静！别拿我当傻瓜！轮椅望着我，可你呢，站在那里，非常安静，也不看我，明白吗？”
为了想一想，莫里尼暂时让步，双肘撑住身体。
他说：“我想我明白了：轮椅盯着你，可我忽视你的存在。对吗？好像轮椅和我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独立实体。还有轮椅是坏蛋，因为它盯着你看；我也是坏蛋，因为我对你说了谎话，也没有望着你。”
于是，我放声大笑，我告诉他我想好了，他绝对不是坏人，轮椅也不是坏蛋，因为轮椅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服务。
下半夜，我俩是睡在一起的。我要他让给我一块地方。莫里尼没说什么就让出了半边床位。
后来，我问他：“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你是喜欢我的呢？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我是喜欢你的呢？”
莫里尼在黑暗中说道：“这是我的过错。我这个人太笨了。”
上午，曼努埃尔把他珍藏的几块地毯和披肩送给了旅馆的接待人员、保安和侍者。还送给负责打扫他房间卫生的女保洁员两块地毯、最后一块披肩，非常漂亮，以红、绿、淡紫色的几何图案为主，他放进一个口袋里，吩咐服务员送到楼上让－克劳德的房间去。
他说：“一份匿名礼物。”
服务员使了个眼色说一定照办。
曼努埃尔到达手工艺品市场的时候，利百加正坐在木凳上翻阅一本大众音乐杂志，里面有许多彩色照片，有墨西哥歌手的各种消息：结婚，离婚，巡回演出，金唱片，银唱片，在监狱逗留的时间，死于贫困或非命。他在她身边的马路边缘坐下，是否亲吻她，有些犹豫。马路对面，有了新摊位，是出售泥塑的。从曼努埃尔坐的地方望去，他认出泥塑中有几个小型绞架。他露出一丝惨笑。他问姑娘弟弟在哪里，她说跟每天一样上学去了。
有个满脸皱纹的妇女，身穿一袭白衣，仿佛要结婚的样子，停下脚步，与利百加攀谈起来。于是，曼努埃尔抓起姑娘留在桌子下、饭盒上的那本杂志，翻阅起来，直到那老妇人走开为止。他有两次机会要开口说话，但没张开嘴。但她的沉默并非令人不快，也没有生气或愤怒的意思。她的沉默不语并不紧张，而是非常透明。几乎不占据空间。曼努埃尔想，人们甚至能习惯这样的沉默和感到幸福。但他永远无法习惯，这他心里也明白。
他坐烦的时候，就去酒吧，到柜台上要一瓶啤酒。他身边都是男人，都三三两两的。曼努埃尔愤愤然地扫视整个酒吧，立刻发觉男人们又吃又喝。他低声骂了一句“操他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落在自己皮鞋前几厘米的地方。然后，他又要了一瓶，喝了半瓶，拿着其余的半瓶回到姑娘的摊位。利百加看看他，笑了。曼努埃尔在她身边的人行道上坐下来。他说，他要回国了。她没吭声。
他说：“我还要回圣特莱莎，我发誓用不了一年，一定回来！”
“用不着发誓。”姑娘边说边快活地笑着。
曼努埃尔把啤酒喝光，说道：“咱俩一起走，因为有可能我们会结婚，一起回马德里。”
好像姑娘说了一句：那太好了。但曼努埃尔没听清楚。
他问：“什么？什么？”
利百加保持沉默。
晚上，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看到让－克劳德在游泳池旁边看书边喝威士忌。他在让－克劳德身边的吊床上坐下，问法国人有什么计划。让－克劳德浅浅一笑，把书放在桌子上。
他说：“我在我房间看到了你送的礼物，非常合适，不乏魅力。”
“啊，那块披肩啊。”曼努埃尔说着仰面朝天躺到了吊床上。
天上布满了星星。游泳池蓝绿色的水映照出周围的桌子和花卉、仙人掌的影子，形成一条反光的链条，一直传到乳白色的砖墙上；墙后面有个网球场和一个个隔离很好的桑拿浴室。时不时地可以听见打球的声音和议论打球的嘈杂人声。
让－克劳德起身说：“咱们走吧！”他向网球场走去，曼努埃尔跟随其后。网球场上灯火通明，两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狗熊一样地打球，招惹得旁边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她们坐在木凳上，头上是遮阳伞，跟游泳池四周的一模一样。远处，铁丝拦网后面是桑拿浴室，是个水泥屋，有两个小小的窗口，像沉船上的舷窗。让－克劳德一屁股坐到砖墙上，说道：
“咱们别再找阿琴波尔迪了。”
曼努埃尔说：“几天前我就知道你这个想法了。”
然后，他向上蹦了一下，又一下，最后终于坐到了墙头上，双腿垂向网球场。
让－克劳德说：“可是，我确信阿琴波尔迪肯定在这里，就在圣特莱莎。”
曼努埃尔看看双手，好像担心刚刚是不是擦破了皮。有个女人站起来，走进网球场，跑到一个男人身边，耳语了几句，又回原地去了。跟女人说话的男子这时举起双臂，张开嘴巴，脑袋后仰，但没发出半点叫喊声。另外一个男子跟前者一样，也身穿洁白的运动衣，等对手静悄悄地折腾之后，等对手怪相一出完，就把球抛给了他。比赛重新开始。两个女人再次大笑。
“相信我吧！我知道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道，声音非常柔和，像一阵清风吹来，传遍了花香。
“在什么地方啊？”曼努埃尔问。
“在某个地方，在圣特莱莎，在周围什么地方吧。”
“那咱们为什么找不着呢？”曼努埃尔问。
一个网球手摔倒了。让－克劳德笑了，他说：
“这无关紧要。找不着是因为咱们太笨，或者因为阿琴波尔迪很善于躲藏。这是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别的……”
“什么？”曼努埃尔问。
“重要的是他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着指指桑拿浴室、旅馆、网球场、铁丝网，还有远处没有照明的旅馆土地上依稀可见的枯枝败叶。曼努埃尔感到脊背发凉。那个桑拿浴室所在的水泥屋，他觉得像个地堡，里面藏着死人。
“我相信你的话。”他说，心里真的相信朋友的话。
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咱们也在这里！这样，我们永远和他的距离最近。”
丽兹在信中说，我不知道我和莫里尼将要在一起多久。我想，无论对他还是对我，这都不重要。我俩相爱，感到幸福。我知道你俩能理解。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阿玛尔菲塔诺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心里说他不知道来圣特莱莎做什么。他扪心自问：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他自言自语地说：真真地不知道啊。这话再意味深长不过了。
阿玛尔菲塔诺有一套平房，三居室，外加设备齐全的浴室、卫生间、美式厨房、窗户朝西的餐室，一条砖砌走廊，里面有个木凳，被山风和海风磨损得厉害，一股风来自北方，是山风；一股风来自南方，散发着烟雾的气息。他从二十五年前就开始藏书。数量不多。都是旧书。买书的时间不到十年；这些书是借出去了，还是丢失了，或者被盗，他都不在乎。有些书到手时火漆烙印还是完好无损的，还带着陌生的发寄人姓名。庭院十分理想，可以种草，栽花，虽说他不知道那里最适合栽种什么花卉，不是仙人掌类的玩意儿，而是鲜花。他相信自己有时间管好花园。院子有木头栅栏，但需要油漆一番。他每月有固定工资。
他有个女儿，名叫罗莎，始终跟他生活在一起。不如此，似乎是很难置信的，但事情就是如此。
有时，在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想念罗莎的妈妈，有时笑，有时哭。想念妻子的时候，他关在书房里。罗莎睡在自己的卧室里。客厅里没人，安安静静，灯光熄灭。假如在走廊里有人注意倾听，那么会听见寥寥几个蚊子的嗡嗡声。但那里无人。周围邻居的房子静悄悄，漆黑一片。
罗莎十七岁，是西班牙人。阿玛尔菲塔诺五十岁，是智利人。罗莎从十岁起有了护照。阿玛尔菲塔诺记得，有几次旅行，父女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罗莎通过海关时走欧共体公民通道，阿玛尔菲塔诺走非欧共体公民入口。第一次过关时，罗莎出了麻烦，她哭了，不愿意跟爸爸分开。有一次，由于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快，非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慢而且提心吊胆，阿玛尔菲塔诺找不到女儿了，后来用了半小时才发现她。有时，海关警察看见罗莎太小，就盘问她是自己一人旅行，还是有人在出口等她。罗莎回答说，她是跟父亲一起来的，父亲是南美人，她必须原地等着父亲。有一次，警察搜查罗莎的行李，怀疑她父亲会利用女儿的纯真和国籍做掩护，夹带毒品或者武器。
阿玛尔菲塔诺一面坐在书房（或者站在黑暗的走廊里）吸一种墨西哥烟，一面记得，旅行中携带刀具的人是罗莎的母亲劳拉，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把不锈钢的折刀。有一次，那时罗莎还没有出生，警察在机场把他和劳拉拦住了，询问他俩带着折刀干什么。劳拉说，削水果皮。柑橘、苹果、梨、猕猴桃，等等带皮的水果。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放她过去了。一年数月后，罗莎出生了。又两年后，劳拉离家出走，仍然携带这把折刀。
劳拉出走的借口是要去看望一位她喜欢的诗人。此人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附近法国境内的蒙德拉贡精神病院。阿玛尔菲塔诺整整一晚都在倾听劳拉出走的理由，与此同时，劳拉在准备行囊和保证很快会回到他和女儿身边。劳拉近来总是肯定地说，她认识那位诗人，在阿玛尔菲塔诺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她在巴塞罗那参加了一个晚会，认识了诗人。在这个晚会上（劳拉下的定义是“无法控制的”、“忽然从盛夏炎热红灯车队中迟到的”），她跟诗人整宿做爱。但阿玛尔菲塔诺知道这是胡说，不仅因为诗人是同性恋者，而且劳拉第一次得到该诗人存在的消息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诗人送给他一本作品。后来，劳拉为自己购买该诗人其余的作品，与那些认为诗人是受上帝启示的人，是外星人，是上帝的使者的人结为好友；而这些朋友则是刚刚从圣博伊疯人院出来的，或者是经过多次心理治疗后又发疯的人。实际上，阿玛尔菲塔诺知道劳拉迟早要踏上圣塞瓦斯蒂安之路，因此他宁愿不争吵，而是拿出部分积蓄给她，恳求她几个月后就回家来，同时他还保证一定照看好女儿。劳拉似乎什么也没听见。行囊准备就绪后，她去厨房煮了两份咖啡，然后静静地等候天亮，尽管阿玛尔菲塔诺极力找些她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至少让等候的时间显得短暂些。清晨六点半，门铃响了。劳拉吓了一跳。她说，是来找我的。可是她一动不动，阿玛尔菲塔诺只好起身，通过对话机问是谁。他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说：是我！阿玛尔菲塔诺追问：你是谁？那声音好像生气了，但仍然轻柔地说：是我！是我！是我！阿玛尔菲塔诺闭上眼睛，打开楼门。他听见电梯滑轮的声音，就回厨房去了。劳拉仍然坐着不动，品尝着最后几滴咖啡。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是找你的。劳拉丝毫没有听见的表情。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要不要跟孩子告别呀？劳拉抬起头，回答说最好别吵醒她。劳拉的蓝眼珠被框定在黑眼圈里。接着，单元门的铃声响了两下。阿玛尔菲塔诺开了门。一个非常矮小的女子，超不过一米五，快速瞅他一眼并且含混地招呼一声，从他身边走过，直奔厨房，仿佛比阿玛尔菲塔诺还更了解劳拉的生活习惯。阿玛尔菲塔诺回到厨房的时候，注意到那女子的背囊，就在电冰箱旁边，比劳拉的小，差不多是小型背包了。女子名叫因玛古拉达。但劳拉就称呼她因玛。此前，阿玛尔菲塔诺下班回家，曾经遇见因玛在他家，老婆说过因玛的名字以及正确的叫法。因玛是因玛古拉达的爱称，是加泰罗尼亚语。可是这女子不是加泰罗尼亚人，也不叫依玛古拉达，而是因玛古拉达；阿玛尔菲塔诺从语音学的角度考虑，本想叫她依玛，但是只要他一叫依玛，就受到劳拉的呵斥，到最后他决定干脆不叫她任何名字，站在厨房门口，他望着老婆和因玛。他心里要比他想像的平静。劳拉和因玛的目光盯在那张有塑料贴面的桌子上，但阿玛尔菲塔诺并没有忽略两个女人时不时地抬头互相交换一种感情强烈的眼神，这是他不了解的。劳拉问还有没有人要咖啡。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问我呢。因玛摇摇头，然后说没时间了，还是上路吧！因为再过一会儿，巴塞罗那出城的道路就要被堵塞啦。阿玛尔菲塔诺想，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巴塞罗那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劳拉和她女朋友站起来了。阿玛尔菲塔诺赶忙上前两步，拉开电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因为突然感到口渴。开电冰箱前，他不得不把因玛的背囊挪到一边去。背囊很轻，好像里面只有两件衬衫、一条黑色长裤。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轻得像胎儿。然后把背囊挪到旁边去了。后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就和女友走了。
一星期后，阿玛尔菲塔诺收到劳拉从潘普洛纳【注】邮寄的信。信中说，旅途中充满了高兴和不高兴的经验。高兴的多一些。不高兴的事的确让人不愉快，但算不上经验。劳拉说，今后只要我们放松警惕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因玛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劳拉说，这两天我们在莱里达干活，地点是一家公路旁边的餐厅，老板有一片苹果园。果园很大，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苹果。再过几天，摘苹果的季节就要开始了。老板请她俩留下来帮忙。因玛和老板说这事的时候，劳拉正在阅读蒙德拉贡那位诗人的作品（背囊里装着诗人发表的全部作品），身边是她俩睡觉的加拿大野营帐篷，搭建在四周果园中惟一一棵杨树下，旁边是一处废弃的车库。片刻后，因玛出现了，可她不想讲餐厅老板提出的交易。第二天，她俩重新上路，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到了公路上，她俩拦车搭乘。到了萨拉戈萨，她俩在因玛的大学同学家过夜。劳拉非常疲倦，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在睡梦中，她听见有笑声，接着是大声喊叫和互相责骂声，几乎全部发自因玛，也有她老同学的声音。二人在谈往事，谈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谈萨拉戈萨的女子监狱。二人说起一个土坑，一个深洞，从里面可以挖出石油或者煤炭来；说起一个地洞，里面是妇女敢死队指挥部。接下来，劳拉的信换了话题。她说，我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干吗要对你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的时候，拿你当孩子。她说，同性恋是一种蒙人的说法，是针对我们少女时期的粗暴行为。这事因玛知道，完全知道，非常清楚，她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做不了什么，帮帮忙而已。因玛是同性恋，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母牛被牺牲，每天有成群的食草动物，或者几群食草动物一起穿过峡谷，从北到南，慢慢吞吞，那速度让我恶心，现在，现在，现在，奥斯卡【注】，你明白这意思吗？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我不明白，无法理解。他一面看信，双手捧信的样子好像那张纸是一个草编的救生圈，一面用脚有节奏地摇晃着女儿的小躺椅。【潘普洛纳，西班牙北部城市，靠近法国。】【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的小名。】
后来，劳拉再次回忆起她跟诗人做爱的那天晚上，诗人在蒙德拉贡疯人院威严而半神秘地躺在床上。诗人此前还是自由的，没进过任何精神病研究中心。那时，他住在巴塞罗那，一个同性恋哲学家家里；二人每周举办一次聚会，或者每十五天聚会一次。劳拉想，奥斯卡，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西班牙，或者仍旧待在意大利或者法国，或者拉丁美洲某个黑洞里。这位同性恋哲学家的聚会在巴塞罗那享有盛誉。大家说，诗人和哲学家是同性恋人，但实际上不像。一位有房产、思想和金钱；另外一位有文学奖章、诗歌和追求者的热情，那是像狗对主人一样的热情、丧家犬般的忠诚，或者像西班牙雨季中年轻人的热情，他们终于在那潮湿的季节找到了藏身之处，哪怕那个地方是一桶臭水，但有些家庭气氛。一天，幸运之神冲我笑了。我有幸参加了那样的聚会。如果说我自己认识了哲学家，那是夸张。我看见了哲学家。他正在客厅一角跟另外一位诗人和另外一位哲学家聊天。我感觉他正在传授什么。那时的一切都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客人们在恭候那位诗人大驾光临。他们希望诗人能拿在场的什么人出气。或者希望他在客厅中央出恭，就在那块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土耳其破地毯上大便，那是一块被拍打过的地毯，曾经有镜子一样的本事，映照出每个人脸朝下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了裁定我们震动程度的镜子。那是神经化学打击的震动。可是，那位诗人真的出现时，却什么也没发生。起初，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看看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随后，每人继续做刚才的事情。诗人跟一些朋友、作家打招呼，加入到那个同性恋哲学家的谈话圈子里去了。我独自跳舞，继续独自跳舞。凌晨五点钟，我迈进一个卧室。是诗人牵着我的手进去的。我没脱衣服就跟诗人开始做爱。我一面感觉诗人在我脖子旁边的急促呼吸，一面来了三次性高潮。他要慢得多。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我分辨出角落里有三个影子。一人在吸烟。第二人不停地低语。第三人是哲学家。我明白这张床就是哲学家的床，这个房间就是嚼舌头的人们所说的他跟诗人做爱的床。但现在做爱的人是我，诗人对我非常温柔；我惟一不懂的是那三人瞧什么，虽说这对我无关紧要；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一切都无关紧要。等到诗人终于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他大叫一声，回头看看他的三位朋友。我感到遗憾的是，那期间我不在排卵期，因为我很想怀上诗人的孩子。后来，诗人起身，到三个影子那里去了。一个影子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一个影子递给他什么东西。我也站起来，不看他们，去卫生间了。客厅里留下一些聚会的“受难者”。卫生间里，我看到浴缸里睡着一个女孩。洗脸，洗手，梳头后，我回到客厅时，看见诗人正在驱逐尚能行走的人们。看不出他有醉酒和吸毒的样子。而是充满朝气，好像刚刚起床，刚刚喝下一大杯橘汁的神情。我跟两位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走了。那个钟点，营业的只有步行街上24小时服务的咖啡饮食店。我们仨没交换意见，就朝咖啡店走去了。在咖啡店里，我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女孩；她在《白蒜》杂志当记者，虽说她非常讨厌在那里工作。她跟我谈起去马德里的可能性。她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换换城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我告诉她：所有的城市都相似。实际上，我脑海里正在想着诗人，想着我跟他夜里刚刚干的事情。人人都说诗人是同性恋者，可我知道并非如此。接着，我想到了感觉方面的混乱，我都明白。我知道诗人已经堕落，是个迷途的孩子，我可以拯救他。此前他给予我很多，现在我可以给他少许。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哲学家门前守望，期盼着某一天能看见他并且恳求他再次跟我做爱。一天夜里，我看到了哲学家，但没有诗人陪伴。我发现哲学家脸上挂了“幌子”。等到他走近我身边时（他没认出我），我能看到他一只眼青紫，脸上有好几块淤肿。关于诗人，毫无踪迹。我有时通过灯火试着猜测那个单元在哪一层！有时，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人影，有时看见有人开窗户，有时是个上年纪的妇女，有时是一个系领带的男子，有时是个长脸少年开窗欣赏巴塞罗那的晚景。一天夜里，我发现守望着诗人出现的并非我一人。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在人行道对面静悄悄地守候着。他没有发现我，显然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小伙子。他坐在一个酒吧的露天茶座上，只要一听罐装可口可乐，一面慢慢喝着，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东西，或者阅读一些我立刻认出来的书籍。一天晚上，在他要离开茶座、匆忙走开之前，我到他身边坐下。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我：你是谁？我笑一笑，告诉他跟他一样，普通人。他看看我，好像望着疯子。我说：你别搞错了，我不是疯子，我是个精神状态很好的女人。他笑了，说道：就算你不疯，可是看上去跟疯子一样啊。说着，他要埋单，准备离开，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正在找诗人。他立刻重新坐下，好像我拿手枪顶着他太阳穴一样。我要了一杯菊花茶，讲了我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希望诗人能看看他的诗作。用不着问他，就可以猜出他也是个同性恋者，而且非常孤独。我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诗！说着，我一把抢过来他手中的练习本。他写得不坏，惟一的问题就是写得跟诗人一模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经历过，你太年轻，不可能吃这么多苦。他打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爱信不信，反正都一样。他说：要紧的是必须写得好。我说：不对，这不重要。我说，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激情！最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叫霍尔迪。今天有可能在大学上课，或者在《先锋报》或者《日报》写评论。
阿玛尔菲塔诺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从圣塞瓦斯蒂安邮寄的。劳拉在信中告诉他她已经跟因玛去了蒙德拉贡疯人院，打算去看望那位过着没有节制和下意识生活的诗人；她说，那里的保安和化装成神甫的保安不让她俩进门。在圣塞瓦斯蒂安，她俩本想住在因玛一个女友家中。那女友名叫爱杜尼，曾经是埃塔武装小分队成员，实行民主之后，她放弃了武装斗争。爱杜尼只想留她俩住一宿，理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她丈夫不喜欢不速之客。她丈夫叫乔尼，两位客人的确让他紧张。劳拉后来证实了乔尼的状态。他浑身颤抖，脸色发红，像烧热的陶罐；尽管他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他全身出汗，双手发抖，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分钟。爱杜尼则相反，是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她有个很小的儿子（她俩没能看见，因为乔尼总是找借口不让劳拉和因玛进他儿子的房间）；她几乎整天工作，是街道上的教育工作者，给有吸毒者的家庭提供帮助，帮助坐在圣塞瓦斯蒂安大教堂石头台阶上的乞丐寻找食物；据爱杜尼说，乞丐不愿意别人打搅，希望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她是笑着说的，仿佛刚刚讲了一个只有因玛听懂的笑话，因为劳拉和乔尼都没笑。那天夜里，四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劳拉和因玛就走了。她俩找到了一个爱杜尼介绍的小客栈，住了一夜后又上路了。她俩再次拦车搭乘，一直坐到蒙德拉贡。她俩又一次不能进入疯人院的大门，只好无奈地从外面进行观察，记住她俩看见的碎石道路、灰色的高大墙壁、院内起伏的地形、她俩从外面看到的疯子和职员散步的情景、随意隔断的树墙，或者是她俩不理解的树墙结构，以及她俩以为看到了苍蝇成群的灌木丛，为此她俩推测黄昏或者夜幕降临后，那是疯子或者工作人员撒尿的地方。后来，她俩坐到公路边上，吃从圣塞瓦斯蒂安带来的奶酪三明治，一言不发，或者是在思考为什么蒙德拉贡疯人院在她俩周围投下破碎的阴影。
劳拉和因玛为了进行第三次尝试，通过电话敲定了见面的时间。因玛装成巴塞罗那一家文学杂志的记者，劳拉假装成女诗人。这一次，她俩见到了疯子诗人。劳拉觉得他显老：眼窝深陷，头发脱落了许多。一开始，有个大夫或是教士陪着她俩，三人穿过没完没了的走廊，两侧的墙壁涂抹成蓝白色，最后走进一个毫无特点的房间。诗人在里面等候着她俩。劳拉的印象是疯人院的人们为有诗人这样的患者而自豪。无论诗人去花园还是去拿每天吃的镇静剂，人人都认识他，纷纷跟他说话。等到劳拉与诗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念他。她说，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守望在哲学家在新区的住宅，虽然她坚持不懈，却一直无法见到诗人。她说：不能赖我，我尽力而为了。诗人注视着她的眼睛，向她要香烟。这时，因玛站在劳拉和诗人坐的长凳旁边，二话没说，给了诗人一支香烟。诗人说声“谢谢”，又说了一句“坚持不懈”。劳拉说“我是坚持不懈的”、“坚持不懈的”，一面不住地望着诗人，同时，也斜着眼看因玛点烟之后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样子像一位有无限耐心的亚马逊女战士；那打火机时不时地从捧书的手中露出来。接着，劳拉开始说起她俩已经走过的旅途。她提到国道和省道，与有大男子主义的卡车司机闹的纠纷，城市和乡村，她俩曾经决定在帐篷里过夜的无名树林，河流和曾经洗澡的加油站的卫生间。与此同时，诗人从嘴巴和鼻孔里喷吐着完美的烟圈、蓝色的光环、灰色的烟团，花园的风破坏它们，或者把它们带到分界线去，线外有茂密的森林，从小山落下的光线给树枝抹上银白。劳拉似乎是为了喘口气，说起前两次访问疯人院的经过，毫无结果，但是有趣。接着，她对诗人说了她真正想要说的话：她知道他不是同性恋，她知道他是被囚禁在这里的，渴望逃走；她知道被损坏和伤残的爱情总会留下一线希望，而希望就是她的计划（或者计划就是她的希望），落实这个计划、目标就是跟她一起逃离疯人院，踏上去法国的道路。那她呢？诗人问道，他每天吃十六片药，写写他的幻觉，一面指指不动声色站立阅读诗人作品的因玛，仿佛她那衬裙和长裙不允许她坐下。劳拉说：她会帮助咱们的。说真话，这计划是她想出来的。咱们像朝圣者那样翻山到法国去。咱们先去圣让·德吕兹，然后去坐火车。火车带着咱们穿越田野，一年四季，现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时光，最后到达巴黎。咱们一起住在青年旅馆里。这都是因玛的计划。我和因玛做清洁工，或者去巴黎的富人区看孩子。你在家里写诗。晚上，你给我们朗诵你的诗歌，跟我做爱。这是因玛考虑了各个细节后制定的计划。等过了三四个月后，我就能怀上孕。这就是你不会成为绝户的铁证。那些敌视你的家里人还能怎么样？我还能再继续工作几个月。但到了分娩的时候，因玛就要加倍干活啦。咱们会像乞丐先知或者儿童先知那样生活；与此同时，巴黎的眼睛聚焦在别的目标上：时装、电影、赌博、法国和美国文学、美食、国内生产总值、武器出口、大量制造麻醉剂，所有这些将是咱们胎儿最初几个月的环境。再往后，等到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咱们就回西班牙但是，这一回，咱们不走伊伦，而是走与加泰罗尼亚地区接壤的拉洪克拉或博港海关。诗人兴致勃勃地看看她（也兴致勃勃地看看因玛；她目不转睛地阅读他的诗歌——据他回忆，是五年前写的）；然后，再吐出奇形怪状的烟圈，好像他在蒙德拉贡这漫长的时间里，一门心思投入到喷吐烟圈的罕见艺术中。劳拉问他：怎么吐出来的？他说，舌头加嘴唇的变化。有时，你好像用横纹肌。有时，好像你自己在烧烟圈。有时，你好像在嘬一个中等大小的鸡巴。有时，你好像在一座禅室里用禅弓射禅箭。劳拉说：啊，明白了。诗人说：你，朗诵一首诗吧！因玛看看诗人，把书稍稍举高些，好像打算躲到书后面去。什么诗？诗人回答说：你喜欢的就行。因玛说：我都喜欢。诗人说：那随便朗诵一首吧！等因玛刚朗诵完一首说迷宫、消失在迷宫里的阿特丽达和一个居住在巴黎楼阁的西班牙青年的诗歌时，诗人就问她俩有没有巧克力。劳拉说：没有。因玛证明说：如今我俩不吸毒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你的营救中了。诗人微微一笑，说道：我说的不是那种巧克力，而是真的用可可、奶粉和糖制作的巧克力。劳拉说：啊，明白了。可她俩只好承认并没随身携带那种糖果。她俩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用餐巾纸和锡纸包装的奶酪三明治，于是，赶忙拿了出来。可是，诗人好像充耳不闻。夜幕降临前，一群黑色的大鸟飞越花园上空，随后消失在北方。一个医生身穿白大褂，沿着碎石小路，在晚风吹拂下，懒洋洋地走过来。医生走到三人身边时，问诗人他感觉怎么样，从直呼诗人的名字来看，仿佛二人从小就是朋友。诗人漠然地看医生一眼，也用那人的名字称呼对方，说感觉有点疲倦。医生名叫格尔卡，肯定不超过三十岁，在诗人身边坐下来，摸摸诗人的额头，给诗人号脉。医生诊断说，可是，好家伙，你很棒啊！接着，他乐观而又健康的一笑，问道：两位小姐怎么样啊？因玛没吭声。劳拉心里想此时此刻，冈玛一定急于躲到书后面去呢。劳拉说：我们很好啊，跟诗人有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次一见真是好极了！医生问：这么说，你们老早就认识了？因玛说：我以前不认识诗人。说着，她把书翻过去一页。劳拉说：我老早就认识他，他居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跟诗人在巴塞罗那就是朋友了。劳拉说话的时候，看看天上黑色的大鸟、那些落在后面的鸟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疯人院的配电室点燃了花园的灯，她说，我和诗人的关系超过了一般朋友。格尔卡医生说：真有趣！一面继续注视着鸟群，灯光给大鸟染上一层金光。医生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劳拉声音如丝般地回答说：1979或者1978，记不清楚了。医生说：您别以为我是个冒失鬼，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为咱们的诗人立传，搜集的资料越多越好，锦上添花啊，您说是不是？医生摸摸眉毛说，诗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总有一天西班牙公众会承认他是一位大师，我不是说给他什么奖，什么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啊，不会轮上他的；什么塞万提斯文学奖啊，更不会让他懒洋洋地坐到皇家学院院士的交椅上，因为西班牙的文学之路是为了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马屁精铺设的，请您原谅这粗俗的说法。但总有一天诗人会离开这里的。还有我的患者以及我同事们的患者都是要走的。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最终离开蒙德拉贡的。这座尊贵的教会慈善机构将会空无一人。到那时，我写的诗人传记就有价值，就可以出版了。但是，眼下，各位都明白，我得搜集资料：日期、名字；我得核对事实真相，那里面有真，有假，甚至有会伤害别人的材料，有些事情是非常古怪的，有些故事现在一直围绕一个混乱的引力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位诗人朋友，或者说，他打算向我们展示一个表面有秩序的中心，那是个有意（有战略意义，但目的不详）掩饰一种无序话语的表面秩序；假如我们感受一下这无序话语的紊乱，哪怕仅仅是剧场上的观众，也会震动不已，甚至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劳拉说：大夫，您是太阳。因玛感到牙齿酸痛。这时，劳拉打算给格尔卡医生讲讲她跟诗人的性交体验。可是，因玛凑到她身边加以阻止，用鞋尖踢她踝子骨一下。这个时候，诗人已经又一次向空中吐出烟圈，一面回想起巴塞罗那新区的住宅，想起哲学家，虽说眼睛没有发光，但是面部熠熠生辉：颧骨、下巴颏、消瘦的面颊，仿佛他迷失在亚马逊地区，有三名塞维利亚教士营救他，或者说有三头六臂的魔鬼教士营救他，这魔鬼的模样也吓不倒他。于是，他面对劳拉，打听哲学家的情况，说出了哲学家的名字，回忆起他住在哲学家家里几个月的时光：他没工作，开沉重的玩笑，从窗户里扔下不是他购买的图书（与此同时，哲学家连忙跑下楼去捡书。这事并不经常发生），把音乐放到最大音量，睡觉很少，笑声很多，偶尔搞搞翻译和写写文章的时候，还要吃点兴奋剂。这时，劳拉方才感到害怕，用双手蒙住了面颊。而因玛终于把诗集放进了手提包，然后也用瘦小的双手捂住脸。格尔卡医生看看两位女士，又看看诗人，心中暗暗发笑。但还没等他笑声压在心头，劳拉说哲学家不久前逝世了，死于艾滋病。诗人连连叹息：哎呀，哎呀，哎呀！诗人说，让我也趁热走了吧！让人们去笑吧！诗人说，不是因为你要早起，黎明就得提前啊。劳拉说：我喜欢你。诗人起身，又向因玛要香烟。她说，明天吧。医生和诗人沿着一条通往疯人院的道路渐行渐远了。劳拉和因玛则向出口走去。在大门口，她俩遇到了另外一个疯子的弟弟和一个工人疯子的儿子以及一位面带忧伤的太太，她表弟也关在蒙德拉贡疯人院里。
次日，劳拉和因玛再次来到疯人院门口。工作人员说，她俩要见的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休息。在随后的几天里，情形依然如故。终于有一天，她俩的钱花光了。因玛决定回到公路上去，这一回向南，去马德里，因为她有个哥哥在民主过渡时期捞到一个肥缺。她打算跟哥哥借钱。劳拉没力气旅行，于是决定留在客栈等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劳拉孤独一人，为了打发时间，就给阿玛尔菲塔诺写长信，讲述她在圣塞瓦斯蒂安的日常生活以及每天去疯人院附近散步的情况。扶着疯人院的栅栏，她想像着自己与诗人心灵沟通的情景。但更多的时候，她去附近的森林里寻找一块空地，看书，或者收集花草，制作成花束，扔进栅栏里，或者带回客栈。有一次，一个顺路拉她的司机问她是否愿意去公墓看看。她接受了邀请。司机把汽车停在公墓外面一棵槐树下。她和司机在坟墓之间散步。墓碑上的名字大多为巴斯克语。二人一直走到司机母亲的坟前。司机说他喜欢在坟墓旁边干。劳拉笑了，谨慎地提醒他这个地方很容易成为主路上行人观看的目标。司机想了一下，说道：啊，对。二人找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性交的时间没有超过十五分钟。司机名叫拉拉萨瓦尔，虽然他有全名，但是不愿意告诉劳拉。他说，朋友们就叫我拉拉萨瓦尔。后来，他告诉劳拉：在公墓做爱这不是第一次。以前跟女朋友干过，跟歌舞厅里认识的一位女士干过，跟圣塞瓦斯蒂安两个妓女干过。二人起身要走的时候，司机想给她钞票。她不要。进了车里后，二人聊了很长时间。拉拉萨瓦尔问她是不是有个亲戚住在疯人院里，劳拉讲了她的故事。拉拉萨瓦尔说他从来没看过诗歌。他又说，不明白劳拉为什么迷恋诗人。劳拉说，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在墓地做爱的癖好，可是，我不为这个评判你。拉拉萨瓦尔承认：人人都有自己的癖好。汽车开到疯人院门前，没等劳拉下车，拉拉萨瓦尔突然塞到她衣袋里一张五千比塞塔的钞票。劳拉发现了他这个动作，没有说话，然后就是独自站在疯人院大铁门前的树下。那里面住的诗人可是完全不知道她的到来。
一周过去了，因玛还没有回来。劳拉想像她那矮小的样子、不动声色的眼神、一张有文化农妇的面孔，或者是中学女教师的模样，出现在史前的荒原上，像个身穿黑衣的几乎五十岁的农妇，不看左右，不回头，穿行于峡谷间，无法辨别什么是大批猛兽的足迹、什么是食草动物逃走的痕迹。她想像着因玛伫立在路口的神情，巨型载重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并不减速，扬起尘土，但落不到她身上，好像她的犹豫不决和孤立无助的样子成为一种有魅力的潇洒姿态，成为抵御人类无情、自然残酷、命运多舛的保护伞。到了第九天，小客栈的女老板把劳拉轰到了大街上。从这一刻起，劳拉就睡在火车站，睡在几个互相不通姓名乞丐过夜的破棚子里，睡在露天旷野，旁边就是疯人院与外界隔绝的分界线。一天夜里，她招手拦车去了公墓，在一个空穴里睡觉。第二天，她感觉幸福和走运，决定就在空坟里等候因玛归来。她有水喝，可以洗脸，可以刷牙，疯人院很近，是个安静的地方。一天下午，她正在晒一件刚刚洗好的衬衫，晾在公墓大墙边的一块白墓石上，忽然听见从一个陵墓里传出了声音，便连忙过去看看。那座陵墓属于一个名叫拉卡森卡的家族，从陵墓的外观判断，很容易推断出拉卡森卡家族的最后一位已经故去多年，或日撒手人寰。在陵墓里面，劳拉看见有手电筒的光柱，于是问是谁在那儿。她听见里面有个声音说：哎呀，是你啊！她想可能是小偷，或者整修陵墓的工人，或者是盗墓贼；后来，她听见一种猫叫春的声音；等到她往前走的时候，看见拉拉萨瓦尔青黄色的面孔出现在地穴的栅栏门前。接着，出来一个女人。拉拉萨瓦尔命她在外面汽车旁边等候。他和劳拉手牵手一面谈话一面漫步在公墓内的道路上，直到太阳西下，晚霞照耀着墓碑用金刚砂打磨过的边缘。
疯病是传染的。这是阿玛尔菲塔诺的心里话。他在自己家里的走廊里席地而坐。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无论月亮、星星，还是飘逸的夜光都看不见了，而据说，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北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无需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星空。
的确，疯病是传染的，而尤其是你在孤独的时候，那么朋友来到就是雪中送炭了。这些话是劳拉几年前在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信中说给阿玛尔菲塔诺听的。她说的是拉拉萨瓦尔及时的来到。二人见面的结果是这位巴斯克司机强迫她接受一万比塞塔的借款，还答应她改天再来看她，然后上了汽车，打个手势命令那个等得不耐烦的妓女也上车。那天夜里，劳拉睡在自己那个空穴里，尽管她很想去那座敞开的陵墓过夜。她感到幸福，因为事情开始好转了。拂晓时分，她用一块湿布擦洗了全身，刷了牙齿，梳了头发，穿上干净衣服，然后来到公路上，招手拦车，前往蒙德拉贡疯人院。在镇上，她买了一块羊奶酪和一个长棍面包，在广场上吃了早饭，她真饿了，因为说真的，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饭。随后，她进了一家酒吧，里面挤满了建筑工人。她喝了一杯咖啡牛奶。她已经忘记拉拉萨瓦尔说的要去公墓的钟点了，无所谓；同样无所谓的是，无论拉拉萨瓦尔、公墓、村镇，还是上午这个钟点让人颤抖的风光，她都不在乎。走出酒吧之前，她钻进卫生间，照照镜子。重新走上公路，她招手拦车，直到有个女人停车，问她到哪里去。劳拉答道：去疯人院。这个回答显然让那女人不快，但是仍然说上车吧。那女人也是去疯人院的。她问劳拉：您是看望人，还是自己住院呢？劳拉答道：我去探视。那女人面庞消瘦，微长，几乎没嘴唇，这让她显得冷漠和算计，虽然颧骨漂亮；身穿职业妇女套装，已婚，大概要管家，照顾丈夫，可能有儿子。她坦率地说：我父亲住在里面。到了门口时，劳拉下了车，那女人独自前行。劳拉在疯人院门旁徘徊了好长时间。她听见了马匹的嘶鸣声，推测树林那边什么地方一定有跑马俱乐部，或者骑术学校。有一瞬间，她看出有个房屋的红色砖瓦与疯人院毫无关系。她后退几步，回到可以看到花园全景的栅栏旁边。太阳升高的时候，她看见一群患者拥挤地走出一座板岩建成的楼房，随后分散坐到花园各处的长凳上，开始点烟，抽烟。她觉得认出了诗人。他旁边有两名病人；诗人身穿牛仔裤，白衬衫，宽松肥大。她举起双臂打招呼，起初，有些胆怯，好像胳膊被冷空气冻僵了；接着，用明显的方式在依然寒冷的空中画出奇怪的图形，极力要发出的信号达到激光般的紧急效果，试图传出心灵感应的话语。五分钟过去了，她发现诗人正从长凳上站起来。有个疯子对准诗人的腿部踢了一脚。她费了好大力气才没喊出来。诗人叫了一声，回敬对方一脚。那个已经回去坐下的疯子，胸口上挨了这一脚，像个小鸟一样被踢伤倒下。在他旁边吸烟的疯子起身去追诗人，逼得诗人跑了十几米远后，不停地踢诗人屁股，抡拳打诗人的后背。然后，他安安静静地回自己座位去了。他旁边的伙伴已经恢复了知觉，正在夸张地揉揉胸脯、脖子和脑袋，实际上，他只是胸膛上挨了一脚。这时，劳拉停止打手势了。长凳上有个疯子开始手淫。另外一个疯子（夸张地揉疼处的那个）在口袋里翻来翻去，翻出一支香烟。诗人走近那群疯子。劳拉以为自己听见了诗人的笑声。那是嘲笑，好像在说，小子们，你们不懂得开玩笑啊。可也许诗人没笑。劳拉在给阿玛尔菲塔诺的信中说，也许那笑声是我心里发疯呢。无论怎样，诗人不管他们是否发疯，走近那二人身边，说了点什么。那两个疯子都没吭声。劳拉看见他们望着地面，在草丛里，松软的土里，紧贴着地面有生命在跳动。那是一种糊涂的生命，明净如水。诗人则相反，小心推测地看看病友们的表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寻找可以说明平安回座位的信号。最后，诗人回到了座位上。他举起一只手，表示停战或者投降，坐到了那两个疯子中间去了。他举手的样子好像有人举起一面破旗。他又动动每个手指，仿佛这些手指是火焰中的旗帜，是永不投降的标志。他坐在长凳中间，看看那个正在手淫的疯子，在耳边说了点什么。劳拉没听见，但是清楚地看到了诗人的左手如何伸进了疯子的内裤深处。接着，她看见三个疯子在抽烟。她还看见了刻意制造的烟圈如何从诗人的口鼻中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