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国王是19世纪巴伐利亚的统治者，他给王室阶级做出榜样，每天都要射杀一个农民来开始他作为国王的日常工作。
奥托和其他的沉溺于权力的统治者很难让任何人相信他们具有进入天堂的资格。但是那是否意味着受压迫的穷人能够把顺利跨进成功的大门视为他们人穷志不穷的迟来的回报吗？
权利的历史表明，只要有机会，那些业余的统治阶级可以变得像通常的施暴者那样残酷无情和铁石心肠。
穷人抛弃的狗远多于富人所遗弃的。一旦穷人有了权利的感觉，他开始做出像富人那样十足的愚蠢举动。
在俄国有200年的时间里，一个叫做“红色死亡兄弟姐妹会”的宗派有一条反对婚姻的规定，但它并不反对做爱，只要完事以后用红色枕头把做爱者捂死。
这个宗派的100名成员在看到世界千年即将结束而自焚之后，该组织最后在1900年解散。1358年，那是在反对腐败贵族的大规模革命出现之前很多年，法国农民对自己在封建领主的奴役下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的局面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贫困的穷人长期忍饥挨饿、被人肆意践踏、遭受强奸和任人杀戮，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振奋起瘦骨嶙峋的身躯，要改变现状。
他们揭竿而起。
他们能够推翻贵族，开创一个以基督教的仁爱尊重所有权利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没有，在14世纪没有，虽然他们在15、16、17、18、19和20世纪也在这方面遇上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回溯到1358年，法国起义农民虐待和屠杀有权势的贵族，其所作所为令国王也为之骄傲。他们把贵族捆绑起来，强迫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妻子、女儿被强奸、拷打，被屠杀。
在一个月之内，局势发生逆转，贵族们率领武器更为精良的士兵打了回来，造反的农民又重新陷入原先任人欺辱的境地。
可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只要有机会，你没有办法把他们与有权有势的人区分开来。
13世纪目睹了人类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进展：政治压迫。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罗吉尔·培根设想了望远镜、显微镜、汽车、蒸汽轮船、飞机和潜水服，尽管13世纪技术的发展还难以支持他的理论，也没有实验室来验证这些实验。
虽然培根付出的艰辛努力给黑暗的中世纪指出了方向，占统治地位的权势力量（贵族委员会和上帝教会）却把他判罪投入监狱。
监狱可以使甚至是意志坚强的人消沉，让他明白他的工作在世界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世界的无知难以超越仅仅是因为无知的人拒绝被超越。
培根不无沮丧地说：“要是我没有为科学而不遗余力就好了。”
有多少给人以启迪的其他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具有能够看清其他人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厄运而不是福音？
那些本来能够去创造历史的人们却在受到迫害的痛苦下保持沉默而不去有所作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吗？
下面这些统治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1.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他曾经称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伟大的人”。
2.乌干达的独裁者艾迪·阿明，他把在他国家里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叫做“非洲的犹太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3.美国支持的南越总理阮高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只要他的国家有“4到5个希特勒”，他就能够打败越共。
不，还不仅仅是他们对世界上最成功的疯子的崇拜。而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希特勒成功地完成了他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一定会把他们通通彻底消灭掉，这一点只有那些在军事上还不够强大的统治者才会看不到。
不要让我们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感到吃惊，它们被认为是通过普通人的智力启迪对精英错误进行光荣纠正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
那两次血腥的革命会使你思考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却相对地没有那么多暴力。
事实上，就是美国革命也存在一些愚蠢的暴行。但是当然完全不像法国革命那样鲜血淋漓、血雨腥风。
在美国革命中，双方都不是穷人的代表。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领导的殖民地人很难算得上农民。美国是一块等待被吞食的肥沃土地，而他们就是在吞食。
因为许多革命者都出生在这个新大陆，他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深仇大恨要报仇雪恨。义愤填膺的未来的暴民缺乏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烧毁的宫殿。美洲殖民地人民站起来反对的英国统治者远在万里之外，不可能掐住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拖到大庭广众面前游街示众。
在另一方面，英国军官们知道他们与之作战的对手是和他们自己没有多大区别的人们。
不过，还是有一些偶尔发牛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比方说1778年在怀俄明山谷的大屠杀，在这个事件中托利党人鼓励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折磨和屠杀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人民，这些人只是他们的邻居，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军事目标。
仅仅是与其他的革命相比较，这场美国革命才显得干净一些。
革命当中最糟糕的行为属于那些温文尔雅、精于世故的法国人。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岁月里，大获全胜的革命者被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复仇冲昏了头脑，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罪行先是反人民，后来是被控反人民，然后是潜在的遭人控告。
在南特市，断头台“疲于奔命”也无法处理法庭下令要处死的众多犯人。经法庭审判的贵族、教士、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被赶上船，然后这些船在河里被倾覆。
任何试图逃脱被淹死命运的犯人都会被小船上的船钩推到水面之下。
河里到处是死尸，一种致命的疾病通过被污染的水在整个城市传播。在革命者复仇的狂热中，他们也不期地摧毁了自己。
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基于自由和一切人的不可分离的权利的观念。除非这些人刚好是非洲人。
千百万从事他们自己职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的生命，因此其他人就不用花钱去雇佣帮工。
奴隶制的瘟疫今天依然在美国传播，其表现为种族主义、犯罪和贫困。
如果宣扬自由的美国人真的把他们的信念付诸实际、没有从非洲人那里把自由偷走，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美国今天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非洲也会是如此。
回到权利疯狂的更为常见的形式：1976年人民圣殿教的富有个人魅力的牧师吉姆，琼斯对虔诚的信众解释道：“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我们就必须死去或者被外来的力量所摧毁。”
有900多人自杀身亡或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得到比他们更为虔诚的人们的帮助。父亲母亲以神的名义杀死了他们的亲生孩子。
那次大规模自杀之后，这个教派被宣布为邪教。
杰克·安德森以他在报纸上的调查专栏在华盛顿享有盛名，但是他的影响并不像他自以为那么大。伊朗国王被革命者推翻之后，安德森宣称他在几年以前就曾经在他的专栏里预言了国王的倒台。
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在核对安德森的专栏的时候，结果发现他并没有那番预言。
在9世纪，埃里金纳是为数不多的能给人以启迪的学者之一。他很有道理地提出：“理智和权威同样来自神圣的智慧这一源泉。”
教会不喜欢这种公然的异端邪说，把埃里金纳的作品列为禁书。4个世纪之后，那些作品仍旧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所以教皇洪诺留三世把他的作品作为“异端的邪恶”而焚毁。
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利，一位福音传道者因为他做出的异乎寻常的举动被罚款1700美元，他乘坐一个有发动机的翼伞升上天，这样他就能够从屋顶上面对地上的有罪的人讲道了。他解释道：“我觉得当他们听见来自天空的声音时，他们会以为是上帝在说话。”
在13世纪，成千上万的法国男孩相信一个牧童所说的他看见了上帝的身影。孩子们追随他们年轻的领袖踏上了远征去解放圣地的征程。
孩子们登上了法国商人们所拥有的船只，这些商人答应免费把孩子们送往耶路撒冷，却把他们卖给了奴隶主做奴隶。
亚述人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民族：耕作土地的高手，灵巧的手艺人，促进了青铜工具的发展，他们也是在所知道的世界里到处旅行的商人和做生意者。在公元前13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了中东的铁腕势力，集聚起庞大的军队横扫他们的敌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把俘虏的双眼弄瞎，一次数千人，以防止他们造反暴动。
双眼失明的奴隶能力受限，生产力低下，他们死在亚述人的手里，而亚述人自己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在罗马角斗士盛行的岁月，角斗的前奏是以全副武装的斗士猎杀赤手空拳的人采取悦观众。胜利者的报酬是：他的武器被拿走，他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一心要推行改革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在上帝的面前宣扬普通人的价值，并且在腐败的宗教权利基础上为穷人争取获得救济。
德国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马丁·路德的启蒙信息，他们在1524年揭竿而起，杀死了数十个德国贵族。
马丁·路德试图向造反的农民解释“基督徒的责任是要有耐心，而不是拼斗。”
农民们在德国各地乡村劫杀富人，宣称是在按上帝的意志行事。
当德国军队抓住他们并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直到再也没有
人去造反的时候，上帝却一言不发。
在黑暗的中世纪，巫师和异教徒因为参加疯狂的仪式被迫害和被屠杀，在这些仪式中他们被魔鬼所驾驭，连续几个钟头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邪恶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发挥魔力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赤身裸体。
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虔诚的基督徒会被上帝的幽灵攫住，连续数小时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的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上帝的力量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一丝不挂。
在印第安人的夸基欧托部落，部落的权力取决于那些更多地破坏他自己财产的人。于是，追逐权力的疯狂浪潮不仅焚毁了他们的工具、武器和家用物品，也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房屋。
他们剩下的就是一无所有的权力。
利欲熏心的人并不总是依赖暴力。有时候他们也试着用法律来统治。19世纪末随着汽车的逐渐开始流行，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反对汽车协会起草了以下的规定：“如果一匹马在路上拒绝从一辆汽车旁边经过，车主就必须把他的汽车拆散，并且把部件隐藏在树丛里。夜晚在乡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必须每隔一英里（约1.6公里）发射一支火箭，然后等待10分钟以便让行人躲开。”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没有把这些规定纳入法律，正如你能够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在马匹面前拆卸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