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们对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还不及那些一窍不通的盯着作品在思考的门外汉：那就是艺术？我应该喜欢它吗？我是不是头脑太发热而看不懂它？
当然，那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
一位沮丧的作家想出了一个新颖的办法来检验一下图书出版商的智力。他把杰西·科金斯基的获奖小说《彩色鸟》重新用打字机打出手稿来，以他自己的名字寄送给10来个大出版社。
它们都把稿子给退了，认为它没有出版价值，其中包括实际上出版了科金斯基的小说的那家出版社。
文森特·梵高现在被推崇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可在他那个时代他却是一文不名。19世纪的评论家对他毫不理睬，收藏家对他的作品也不屑一顾。
梵高其实在他一生中也卖过一幅画，尽管现在收藏家们相互出售它时会赚上千百万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每次指挥演奏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作品时都戴着手套。演出结束之后瓦格纳都会把手套扔掉。
为什么？就因为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期的娱乐界人士托尼·明洛克具有在舞台上所能见到的最奇特的才能之一：他能够忍受痛苦。
他的表演中包括把自己像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同时还要对观众唱歌。
西奥多·杰塞尔的第一本书在一家出版社敢于把它印刷出来之前曾经遭到23个纽约的出版社退稿。《想一想我在马尔伯利街见过它》结果销售了几百万册，苏斯博士的许多书也十分畅销。
詹姆斯·乔伊斯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付印之前曾被22家出版社所拒绝。此书的第一版被一个仇恨书籍的人买断，他把这一批书全部付之一炬。
18世纪的商人梯奠西·德克斯特为自己撰写了传记并且把它出版。这本书除了最后一页之外通篇都没有标点符号。最后一页里是一行又一行的句号、逗号、感叹号和问号，并附有给读者的说明：“它们可能会（给这本书）增添各种味道。”
拼写对于德克斯特来说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要是下面这些书保持了它们原先不那么吸引人的书名的话，它们当中还有多少能够成为畅销书呢？
烧烤（《邮递员总是按两次门铃》）
咩！咩！黑色之羊（《飘》）
古老的因素（《太阳也升起来》）
各种不同的武装（《有无之间》）
发生的事情（《人鼠之间》）
一个犹太病人开始他的分析（《波特诺伊的牢骚》）
魔鬼的恐怖（《大白鲨》）
艺术家们通常声称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重要性，一支歌曲重要的是它本身而不是唱歌的人。不幸的是政府也相信这种冠冕堂皇的谎言。奥古斯蒂·罗丹是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后来在1917年的寒冬他破了产，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他请求法国政府让他住进收藏有他的作品的博物馆以避寒。政府官员们拒绝了这位艺术家的请求，他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被冻死。罗丹曾经把他的许多雕塑作品无偿捐赠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对性的喜爱超过了写作。他最后被收进一家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宁可去舔地板也不小便，他42岁时死于梅毒。
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一书的作者）经常在给他的孩子们上床前讲故事时把自己的头发点燃。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到了74岁。在埃德·苏利万作为一台星期日电视节目的固定主持人而闻名遐迩之前，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名戏剧评论家。在他的第一篇评论里，他建议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重写他的剧本《父亲》的第二幕。
苏利万忽略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斯特林伯格离开人世已有近12年了。
一位评论家就旧金山芭蕾舞团的演出给《旧金山新闻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特别对主要的女舞蹈演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这篇评论发表之后，观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指出，那位批评家不知道——或者说他本来应该知道——他所责难的那个舞剧临时被换了下来，他批评的那位芭蕾舞女主角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登台演出，不管她演得好还是坏。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拒绝承认亨利·米勒的淫秽小说《癌症热带》已经上了畅销书的名单。他不再把整份名单印出来。作为替换，《芝加哥论坛报》开辟了一个有选择的专栏，取名为“在畅销书当中”。
艺术家卡西莫·卡瓦拉洛创作了一件装饰艺术作品，他以100美元一天的价格租下了纽约市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把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用溶化了的奶酪涂上。在他的指导下，主要是格鲁耶尔干奶酪以及瑞士和其他奶酪被扔得到处都是。
虽然溶化奶酪艺术的爱好者们对这件作品惊叹不已，但它的主要功能则仿佛是给作家们提供了一连串的与奶酪有关的双关语：“卡瓦拉洛创造了一件门斯特软奶酪作品。这门艺术就像高德干奶酪一样。”
需要有些道理才会去读贴在博物馆墙上的这些标不？F面是一则在马萨诸塞州印第安奥查德的“泰坦尼克博物馆”贴出的标示：“这些明信片是由珍尼特·丽宾代表她的叔祖父乔治·罗森席埃恩捐赠的，罗森席埃恩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罹难，他曾做过多年的轮船电话接线员。”
19世纪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临终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但只有一个条件：她必须再嫁人。海涅说，这样就“至少有一个人为我的去世感到遗憾”。
伟大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曾经写下了一些英语中最精彩、最富有智慧的演讲稿。不幸的是他不知道如何停止说话。在他82岁的时候，他站出来支持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甚至还有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当为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制作动画的艺术家和动画创作人员组织工会的时候，那些劳工领导人不知道该把他们往哪里放。他们最初把那些动画创作人员划归油漆工人和墙纸工人兄弟联合会。
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出于保护妇女的道德，禁止她们登上舞台。可是教会要听歌剧的演唱，需要能唱高音部的歌手。
教会让它的医学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摘除男孩的睾丸，这样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变声。那些经过阉割的男孩被训练来演唱女角。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比利时音乐家约瑟夫·莫尔林在1760年做出了第一双旱冰鞋，为了给那些贵族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穿着旱冰鞋去了伦敦的一个庆祝会。
莫尔林想，光是溜冰鞋还不足以引起轰动，他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溜进了跳舞的大厅。这样他的两只手都无法帮助他停下来，结果他撞上一面镜子：他受了伤，差点要了他的命。
1561年，一本名为《错误与错误分析》的书出版，其中包括15页的勘误表。这本书一共有172页，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项纪录还有待于令人生厌的校对去打破。
英国的审查官员对约翰·福特1935年的关于爱尔兰骚乱的剧本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把剧中每一处提到爱尔兰共和军和骚乱的地方都删除掉——总共129处，使得该影片在英格兰上映时变得完全无法理解。
埃及舞台演员哈吉蒂·阿里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令人惊叹的反刍者”有过一段短暂的经历，他能够把纽扣、珠宝、硬币和金鱼吞进肚子里，然后有选择地再把它们吐出来。
1977年，一位英国妇女在一家艺术博物馆里一时兴致所至在一幅绘画作品上吻了一下。博物馆花了1260美元把她的口红从画布上清理掉。
“我只想吻它一下让它振作起来，”那位妇女解释道，
“它看起来过于冷酷无情。”
你比演员还要更迷信一些？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演员们在舞台上都喜欢的好运祝愿是“摔断腿”。然而真正摔断一条腿却是一件不走运的事情。
剧院的传统认为剧场收养的猫会带来好运，当你走上舞台时嘎吱作响的鞋也表示好运气。
霉运出自舞台背景中有鸵鸟的图画，在剧场吹口哨，或者是在排演时重复一场剧的最后一句台词。
要是你能够避免上述这些，你的事业就会有保证，尽管如果你会一点表演也能有所帮助。
一位日本艺术家在1983年全部以面包为材料制作了一幅蒙娜丽莎的画像。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任何在小旅店唱歌或者演奏音乐的人都会遭到鞭笞和投进监狱。
这些惩罚不是出于评判的裁决，而是基于王族的一种看法，认为任何种类浪漫的民谣或歌曲都是要颠覆他们统治的威胁。
才气横溢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纽约一家饭店把他的大提琴放在了一辆出租车的行李厢里，当他抵达音乐厅的时候却把它留在了车上。
“我真是干了件蠢事，”马友友说，“我怎么把它忘了。”
马友友那把有266年历史的大提琴价值250万美元。他有可能是难以置信地心不在焉，可他却又是难以置信地走运。警察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在行李厢里发现了那把大提琴。
16世纪的时候有位音乐家发明了猫琴。猫被放在一个可以激起共鸣的箱子里，它们的尾巴从箱子底部的孔里穿出来。音乐家猛拉它们的尾巴来演出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