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的身体稍稍好转，我就重新开始工作了。将近三个月——工作期限的一半！——已经过去了，而我却什么都没有干呢。情绪很坏，钱象扔进水里似的，而一切都还没有什么结果。我的自我感觉相当不好，但是我不想宽容自己。有一天，我比平时早些起床，走出营地时谁也没看见。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身体还很软弱，再说，凉爽的清晨走起路来也舒服些。我决定攀登我们营地后面的那座山，这座山正是我们来时坐车经过的。大约十分钟以后，我的心脏开始激烈跳动，好家要从胸口蹦出来似的，我只好停下来歇一会儿。最后，我终于登上了山顶。山顶高出湖面三百米，从这里可以俯瞰我们谷地的绝妙景色。我想在这里稍坐片刻，用望远镜观察一下周围，希望能看到黑猩猩。
过了将近十五分钟……突然，我的目光捕捉到了，在稍稍高出峡谷的、被野火烧秃的山坡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我更加仔细地搜索，看到三只黑猩猩，而它们也正望着我呢。我们之间的距离虽然不到八十米，但它们没有溜掉，继续平静地走着，很快隐没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去了。我在想，难道猿猴看清了我确实只有一个人？难道说，当我摆脱了同伴，企图接近猿猴时。它们已经确实知道，我的同伴们都留在营地里了？
我继续留在峰顶，以便在这个早晨再看到几次黑猩猩。过了若干时间，猿猴叫喊着，大声嗥叫着，从对面山坡上下来，开始爬到谷地下部的无花果树上去吃食。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又有一群猿猴通过那三只猿猴走过的光秃的山坡。
黑猩猩是看到了我的，因为在没有树木的磷峋的山巅上，是很难藏身的。它们甚至停下来注视我，然后稍稍加快步伐，但是并没有象以往那样惊恐地逃跑。这一群猿猴高声叫着，震摇着树枝，很快就和在树上吃食的那一群汇合了。它们平静地吹了一阵无花果，然后下地并继续汇成了一个大群。我看到它们一只只尾随而行，排成整齐的一列；两只幼仔好象骑手似的坐在母亲背上，走到河边时全体都停下来喝水，然后越过河，向前远去了。
这是我到贡贝河以后最交运的一天。我回到营地已是迟幕时分，精疲力竭而又激动万分。依然卧病在床的琬恩为我的成功而感到十分高兴。
从这天开始一切上了轨道。整个谷地中沿着小溪长着许多无花果树，这一年结实累累。往后的两个月中，猿猴每天都来吃无花果，我定时攀上峰顶进行观察。它们行动时或者单个儿，或者成对，或者成小群，有时扩大成为数量众多的大群。通常，黑猩猩在附近通过时，都从裸露的山坡上下来，或者沿着一条穿过我脚下长草的分水岭的小路走。它们逐渐对我习惯起来了——我总是一个人，而且从来不曾企图伤害或威吓它们。
选择固定的观察点还有一个好处，我的同伴用不着再到森林里到处找我了。因为他们时刻都知道我在哪里。因此当肖特决定辞职时，我也就用不着再找替工了。现在，我整天一个人呆在峰顶；只有到晚上，阿道尔夫或其他猎手到峰顶来探望我，看看是否一切正常。
我觉得，峰顶是禁猎区中观察猿猴最理想的地点，可以由此俯瞰各个方向上的壮丽景色。我从这里可以看到谷地中所发生的一切。略向北走几米，可以看到密林覆盖的下喀赛克拉谷地。上喀赛克拉谷地则树木比较稀疏，我在这里好几次遇见过由大约十六头水牛组成的水牛群。由水牛林往北，是狭窄陡峭的姆林达峡谷。
我把一只轻便的箱子带上峰顶，里面放有茶壶、少量咖啡、几罐头焖豆、绒衣和毯子。水是从穿越水牛林的小溪中汲取的。当然，在干季里小溪简直干涸了，但是，我总可以弄到少量清彻的水——我在河床的砂底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洼坑。如果黑猩猩在离峰顶不远的地方过夜，我也就不回营地，以便节约时间和省得第二天早晨再爬山。晚上来看望我的猎手，则把我的打算通知我母亲。
过了将近一个月，这期间我掌握了黑猩猩的某些生活习惯：它们常常先把无花果吃个饱，然后转移到姆林达谷地；那里有许多味道与野苹果和野李相近的紫色果实。黑猩猩一般说来是爱吃略带苦涩味的食物的。
黑猩猩的生活情景，逐渐地多少清晰起来了。在姆苏鲁拉树旁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黑猩猩群落内个体之间的联系，是经常在改变的。我见到最多的是四只到八只猿组成的小群，单个儿或成对活动的也不少；然后再汇合成群。有时两三小群集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数量较多的猿群。
当猿群沿着长草的山坡，下到我们的长满无花果树的谷地时，一只或几只公黑猩猩开始跑起来，有时采取直立姿势走路，有时手中握着枝条并使劲用脚跺地；这些活动一般都伴以高声的喊叫。然后公黑猩猩迅速爬到树上，向谷地瞭望，并倾听着动静，等待着。如果谷地有别的黑猩猩群，它们也用同样的尖叫作答。当另一群迅速地由陡坡下来去吃无花果时，就出现了两群猿猴会面的喧闹场面。如果是母黑猩猩带着幼仔汇合进来的话，那就安静多了；新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喧闹，就上树吃无花果去了。
虽然，由于树叶的遮蔽，要观测猿群行为的某些细节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终究还是观察到了一些使人感兴趣的场面。有一次，一只母黑猩猩与猿群汇合后，马上跑近一只身材魁梧的公黑猩猩，并且拉住他的手。公黑猩猩也用手触摸作为回答，甚至还用嘴唇轻轻碰一下她的手。另外，我还曾看到，两只成年公黑猩猩相互拥抱，表示欢迎；年轻的公黑猩猩则一边向树巅攀登，一边相互追逐，好象小孩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似的，然后顺序地由主干跳到下面的富有弹性的枝条上。小黑猩猩喜欢在枝条上悬吊，或者振荡。喏，那边的两只小黑猩猩正各自抓住树棍的一头向自己的方向拉着。在炎热的正午或饱食之后，成年黑猩猩开始相互仔细地捋着毛。
在这个季节里，黑猩猩睡得较晚，由于它们入睡时暮色已经来临，到那时用望远镜几乎也看不到什么了。不过有时它们在还有一丝亮时，就开始搭巢。除了幼仔总是和母亲同睡以外，其余每一只都搭一个巢，而且只住一夜。一般三分钟可以搭好一个巢。首先选择一个比较稳固的巢基，例如找一个叉枝或者两根水平的枝条，在巢基上放上较细的枝条，这些枝条都弯曲起来放在一定地点，并用腿支住，然后将嫩枝弯折——这样巢就搭成了。但在入睡以前，黑猩猩往往先在巢里坐几下。搞一把嫩技垫在头和腰的下面。有一次，一只年轻的母黑猩猩，弄了好大一堆青草垫好，然后才去睡。
巢一般都离地相当高。虽然很困难，我还是爬到一些巢里，并仔细地观看了巢的结构。枝条编织得相当复杂，巢弄得很干净——猿猴们晚上都是到巢边向外大小便的。
在这个月里，我很好地研究了地形，弄清楚了三个相邻山谷的方位。这样，当我寻找黑猩猩的巢，或搜集黑猩猩经常采食的植物（伯纳德·维尔库答应将来鉴定这些植物）时，就很方便了。现在、我在陡坡的峡谷间的小路上通行时，就象伦敦的出租汽车司机，寻找市中心或郊区的住宅似的，不会出错了。我常常十分愉快地回忆起这些日子，不仅因为那时取得了某些初步的成果，而且也因为我独自在森林中漫步，尽情地领略着大自然的美。凡是喜爱大自然的人。定能理解我的喜悦。对于缺乏这种体验的人来说，很难用语言形容在感受大自然的瑰丽和奇伟时，心头涌起的那种十分奇妙的欢悦。那些珍贵的瞬间，看来平常，却长驻在记忆之中：我凝望着绯红色的彩霞，透过大树的枝叶抬头窥探深不可测的蓝天。天色已暗，我依然位立在晒热的树旁，目光舍不得离开那闪烁在辽阔湖面上的明月的清辉。
有一次，我在小溪旁停留片刻，在树荫下歇口气，准备攀登陡坡。突然我看到一只母林羚沿着小溪慢慢走着。她停了好久，大声嚼着某种植物。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相距不过十米时，她才发觉了我。她出了神，优雅地伸出前腿。我依旧一动不动，林羚弄不清我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过轮廓倒似乎是陌生的。我看到她在掀动鼻孔，但是嗅觉也没能帮她弄清我是什么，因为我坐在下风口。于是她张着鼻孔，一步一步地向我走近，并随时打算溜走。啥，她的鼻子已经触到我的膝盖了。到这时我还难以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它忽闪了一下双眼，我这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温暖的呼气和毛茸茸的皮毛。我下意识地眨了一下眼，她立刻急急逃走，高声的惊叫震荡着四周。最后消失在绿叶丛中了。
遇到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坐在峰顶，突然看到一只象挺漂亮的大猫似的豹；它没看到我，甩动尾巴迳直朝我这一方向走来。我到非洲以后特别害怕豹，有时闻到它的刺鼻的气味，我就不理会它，挤命往前走。我硬要自己相信，害怕豹这是太蠢了，只有受伤的豹才会攻击人哩。
可是现在豹已爬上山岗，而我正坐在山岗的顶上。爬树吗？豹这方面的本事并不亚于我。我已经很清晰地听到豹的沉重的脚步声；然后，一切都归于沉寂了。我还想继续看看。以危险已经过去来安慰自己。但是我摆脱不了一种感觉，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在跟踪着我。我的精神支持不了，于是便违反自己的理智，决意离开观察点走向姆林达谷地。几小时以后我回来时，发现就在我常坐的那块石头上，有着猫粪似的动物粪便。看来，在我走后，豹曾仔细地搜索过我呆过的那块地方，并且特意用自己的气味把异己的气味消除掉。
遍踏丛林与黑猩猩遭遇时，我多次发觉，如果在密林中。而且我离猿猴六十到八十米开外而不再走近去，那末，有些猿猴对我的露面表现得相当平静。随着时间过去，黑猩猩对我愈来愈习惯了。现在，当我看到猿猴吃食时，可以从峰顶下来稍许走近它们，因此，我已能够进行较为详尽的观察。
正在这时，我开始能识别具体的动物，并且给它们取名字了。某些学者坚持，对动物应当编号而不应取名字——取名字是一种拟人法。但是，我始终认为，名字能帮助我们记忆，并描绘每一只猿的独有的特征；而在脑子里靠几十个号码来记住这些，那就困难得多了。大多数名字是根据我对动物的印象而取的，某些猿则得名于我的熟人，根据脸形或举止中某些相似之处。
最好认的是年老的马克－格利戈尔先生。这是一只年岁较大的公黑猩猩，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栏养的黑猩猩寿命最长的是47岁）。头顶、颈部和肩部部已变秃，仅在头的四周围着不大的一圈头发，就象修道僧式的剃发。在头几个月里，马克－格利戈尔经常威吓我；特别当找们在近距离内相遇时，他就使劲仰头并且震摇树枝。他使我想起了皮阿特里克斯·帕特尔所写的《彼得的家兔的故事》中的老园丁。
老芙洛也挺好认：她特别难看——葱头鼻子，拉长的下嘴唇，招风耳朵。她经常带着两个小儿女：两岁的菲菲，行走时总在背上背着；大约六岁的费冈，他进入性成熟期还差一年光景。和芙洛经常一起活动的还有另一只老年母黑猩猩——奥尔莉，她的长脸也是挺好认的。她颈部的细软毛发，有点象我的婶婶奥尔文。奥尔莉和芙洛一样，有两个幼仔：它们到处跟着她，女儿比菲菲梢小些，将成年的儿子大约比费冈大一岁。
威廉，我认为他是奥尔莉的亲兄弟。我倒从来没有发觉过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系，但是他俩的脸形却惊人地相似：都有着长长的下垂的上嘴唇，而上嘴唇与头额部分之间呈急剧的屈拆。在威廉的嘴唇上，从鼻根起贯穿着几道细而深的伤痕。
白胡子大卫和大力士戈利亚，我对他们早就熟悉了。他们以勇士的气慨允许我接近，我老是看到他俩在一起。戈利亚在巅峰状态时看上去也不挺大，但是体格挺棒，具有大力士式的肌肉弹性。他的体重大约四十五公斤左右。
所有黑猩猩中，我认识最早的是白胡子大卫。如果在猿群中见到他那漂亮的脸和显眼的银白色胡子，我总是格外高兴：由于大卫不怕我，有他在场，这就会影响其它的猿，我可以走得比往常更近些。
直到预定工作期限的最后几天，我才获得了两个很有意义的发现。这样，充满着挫折与失望的以往几个月，总算没有白费。我能够有这些发现，也是多亏大卫。
有一次，我从峰顶观察一小群黑猩猩，这些黑猩猩正栖息在枝叶繁茂的上部枝条上。我看到，有一只公黑猩猩手里拿着一块淡红色的东西，并不断用嘴从这上面撕下小块来。与他并排坐着一只带幼仔的母黑猩猩，把手伸到他嘴边恳求给一点施舍。终于她弄到了一小块淡红色的东西，并放进嘴里——这时我才看清楚，原来黑猩猩在吃肉。
公黑猩猩咬下一块肉，再用嘴采摘一些叶子和肉，一起咀嚼起来。他津津有味地嚼着这种混合物，不时将一些嚼过的东西吐到母黑猩猩伸出的手掌上。突然，他掉了一块肉，幼仔立即闪电般地跳下树来；但是，他还是没有吃到肉——他刚到地上，从灌木丛中窜出一只圆滚滚的成年的非洲野猪，撞在他的身上，幼仔高叫着爬回到树上。野猪哼哼着在地上前前后后乱跑，一会儿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三只小花猪；显然，黑猩猩吃的是第四只小猪。那只公黑猩猩便是白胡子大卫。我再走近些，证实他确实是在吃小猪。
在我观察的三个小时中，大卫有时让母黑猩猩咬一块肉，有时自己把一小块肉放到她手里。最后，他带着还剩些肉的猎获物下树了，母黑猩猩和幼仔都跟随着他。
虽然我不能满有把握地说，是大卫自个儿逮住了小猪，但是。黑猩猩吃肉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很大意义。学者们原先认为，黑猩猩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生，仅仅偶尔吃些昆虫或小的啮齿动物以资调剂。没有人曾想到，它们能够猎获较大的哺乳动物。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又有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发现。进入十月了，开始了短暂的雨季。野火烧过的山坡上，有的地方青草正在发芽，有的地方鲜花争妍，使大地象是铺上了一层悦目的绿毯。这就是我称之为“猿猴之春“的季节。
这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也看不出有什么好兆头。我已经转过三个谷地，连黑猩猩的影子也没见到。我艰难地通过了姆林达峡谷的陡坡，登上峰顶，汗流浃背，累得要命。突然，我看到大约六十米以外的深草丛中，有什么正在轻轻动着；赶紧举起望远镜，只见有一只正朝我这边张望的公黑猩猩，他就是白胡子大卫。
我很谨慎地往前走了几步，以便弄清他到底在干些什么。他蹲在红粘土的小丘——白蚁巢——旁，很细心地把一根长长的草棍伸进一个白蚁洞，然后他提起草棍在舐食什么。虽然当时我没有能够弄得更清楚，但是，很显然，大卫是在把草棍当作工具使用。
先前，某些西非的观察者报道说，曾经看到黑猩猩在两种场合下利用东西作为工具：第一种情况，黑猩猩利用石头砸开油棕果的硬壳；第二种情况，黑猩猩将棍棒伸进土蜂窝里，然后再从棒上舐食蜂蜜。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我竟能亲眼看到这种情景。
大卫在白蚁丘旁呆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慢慢地走开了。他一看不见时，我就马上走到白蚁丘旁。那儿到处狼藉着压碎的虫子，许多工蚁正在修复被大卫破坏掉的蚁巢。我从地上捡起一根被扔掉的工具，学着大卫的样，把它伸进洞里。当我将草棍提起来时，看到上面挂着一串工蚁和红脑壳的兵蚁；它们都紧紧咬着草棍不松口，身子与草棍垂直，可笑地在空中挣扎着。
离去前，我将较高的干草稍稍踏平，并且把一些棕榈树叶挂在靠下面的枝条上，弄了个十分简单的隐蔽处。我准备再到这儿来。但是，整整等了一星期，我才再次看到了黑猩猩“钓”白蚁的情景。有两次黑猩猩走近白蚁丘，但在看到我后，都很快溜掉了。有一次，我目击了绝妙的场面——蚁王与蚁后举行婚飞。只见它们那白色的巨翅在飞快地振动，带着一群昆虫越飞越高。稍后我才明白，一进入这短暂的雨季，工蚁就要打通白蚁巢到地面的通道，并用薄薄一层粘土把地表的孔眼堵死，以便为蚁王婚飞作好准备。十月到次年一月，蚁群都留在巢中，以建造新的居处。每年这段时间里，黑猩猩都大钓白蚁。
连续观察的第八天，白胡子大卫才由戈利亚陪同，到白蚁丘来了。他们在巢边辛苦了将近两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许多有趣的细节：他们如何用大姆指或食指把封住的洞眼捅开；如何把草棍弄弯了的一头咬掉，或者干脆用另一头；如何扔掉一个工具去找另外的工具。有一回戈利亚为了找到结实的藤技，整整走了十五米远。两只公黑猩猩经常一下子采摘三、四根草棍放在巢边，以备随时取用。
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一点：有几次，他们拣起草棍，握紧手掌把叶子捋掉，使之适合于应用。这可以看作是第一个例证，说明野生动物并不只是简单地利用东西作为工具，而是实实在在的将它修整为适合自己需要的形式，因此，这是制造工具的萌芽。
在以前，人类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制造工具的生物。实际上，有那么一个流行的定义：人乃是能够按照某种预定计划制造工具的生物。当然，黑猩猩制造工具是没有什么预定计划的。但是，既然在不同场合下，观察到了黑猩猩原始的制造工具的情景，不少学者都认为有必要给人下一个更为确切的定义。要不然，按路易斯·利基的说法，我们就得承认黑猩猩也是人！
我及时将自己新近的令人振奋的观察成果——黑猩猩吃肉并能制造工具——用电报告诉了利基。他听了之后的激动心情自不待言。我也相信，他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的努力，由于取得了这些观察成果而得到了支持。很快，他给我来信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同意对我的研究项目继续资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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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村民中
“太太！太太！请跟我走，有件急事，要您帮忙！”一阵喊声突然唤醒了我们，原来来的是阿道尔夫。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含糊其词地说是有孩子病了。
我和琬恩赶紧穿好衣服，跟着阿道尔夫在非洲的漆黑的夜色中前进。他带我们来到对岸紧挨河边的一个小村落。在这些临时的、只适于干季居住的茅舍里，住着两名猎手，将近十名渔民，以及名誉酋长伊基·马塔特的人丁兴旺的一家。我们还来到伊基·马塔特的茅舍，这是由砖墙和陡斜的麦草屋顶建成的；虽然已过了午夜，但屋子里谁也没有睡。全体都坐在烟气弥漫的主屋中谈笑。两个孩子看到我们，就急忙躲到角落里去了。伊基的老伴正在给自己的双生子喂食，和蔼可亲地微笑着。阿道尔夫将我们领到另一间略小的房间门口，让我们进去。屋里很暗，在泥地上躺着一位年轻的妇女，在她的身边有一个新生的婴儿，脐带还没有剪断。很显然，分娩时不知为什么胞衣没有产出，这就是把我们叫起来的缘故。
产妇旁边站着神态十分愁闷的父亲和一个姑娘。看来，其他的人一点都没有理会这件事。我们能干些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根本缺乏实际的产科知识；而另一方面，打心眼里希望能帮助这可怜的妇女。虽然我们明白，如果有什么不良后果。全部责任都在我们身上。经过询问我们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头生子，大约五小时以前落地的。看来母亲已经不痛了，但在冻得直发抖。我们劝他们把脐带剪断，把婴儿用襁褓包起来。但是我们的建议被拒绝了，因为这样做，是和部族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抵触的。
到营地去拿毯子和白兰地时，我叫醒了多明尼克，请他准备些热茶。这些使可怜的母亲稍稍恢复了些元气，她自己感到好些了。然后我们跑到伊基的老伴那里，通过阿道尔夫告诉她，请她去帮忙照料一下。因为我们深信，她的经验要比我们的有用得多。她答应喂好孩子后去帮助病人。很快她就来了，带来了一盏明亮的小灯和热的棕榈油。她用棕榈油为产妇按摩肚子和阴部，同时很谨慎地拉扯脐带。过了十分钟，胞衣顺利地脱出了。这时老伊基走进房间，用插在他包头布上的专为这种场合用的小刀，矜持地割断了脐带。我们请多明尼克为这位母亲做些汤，祝贺了由于幸福而脸上发光的父亲。回到营地后，我们觉得总算没有白费力气，虽然对事情本身，我们简直连什么也没干。
这次产科实践，仅仅是琬恩经常行医的一部分。我们自己带到贡贝河的，只是少量很普通的药——阿司匹林、泻盐、各种软膏和膏药。我们来到后不久，琬恩就每天早晨都接待病人了。大卫·恩斯梯走前告诉村民，他们如果有病，可以来找我们。起初，非洲人来我们这里似乎纯粹为了好奇——看看那两位白种妇女，她们不知为什么从遥远的不了解的世界来到了这里。但是有一次，一个腿肿得老粗的重病人送到了营地。他有两处营养障碍性溃疡，经过清洗，发觉溃疡已经侵入骨髓。琬恩感到害怕，她老是劝病人到基戈马医院去，但是病人坚决回绝说：“去那里无非是送死。”于是琬恩采用古老的办法——用盐水清洗。每天清早和午间，病人拿着一大盆不好受的热盐水，慢慢地淋洗自己的疮口。三个星期以后，肿消了，疮口也不再化脓了。又过了不长时间，他完全恢复了健康。
好名声传得快极了。从此以后，琬恩的诊疗所名声很大——人们从老远的地方，甚至坐船来找她看病。拉希德的八岁的儿子祖马尼——在斯瓦希里语中，意即“礼拜二”——志愿来帮琬恩的忙。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来，用水把泻盐化开，给病人倒吃药用的水，撕开膏药，检查那些排第二次队想再弄一份药的病人。他所要求的唯一报酬，是一小块膏药，贴在他那挺小挺小的——有时则是想象出来的——疮口上。
我们的诊疗所不仅治疗了病人，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和当地居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由于我们来到而引起的种种怀疑，一扫而空了。非洲人看到我们的诚意，有时甚至照老办法想叫我们稍稍碰个杯。他们中不少人很快也关心起我们的工作来了。
有一次，多明尼克提到一个名叫勃利绍的老人，他可能看到过四只黑猩猩用棍棒驱赶狮子。老人住在靠禁猎区东界的山村。我从猎人那里了解到，禁猎区里确实是有狮子的。因此，虽然这个故事不那么可信，我还是决定到布班戈村去，以便看一看分水岭那一侧的地势。一大清早，我们和向导以及体格匀称的威尔伯特一起上了路；威尔伯特懂英文，可以当翻译，而我的斯瓦希里语还说得很糟。
爬山很费劲，用了将近四个小时。路上我们遇到一行非洲妇女，她们从山上下来，正要朝湖滩边渔民的茅舍走去。她们头上缠着大块的包头巾，以无拘无束的轻盈的步态向前走着，一路上边说边笑。她们那鲜丽的服饰，看去就象美丽而夺目的小鸟似的。在我曾见过一群赤疣猴的地方，有六个男子赶过了我们、其中有一位驼背、胡子花白的老人，和其他人并肩走着，面对这陡峭的山坡和正午的暑热，毫不在意。他们用一种特别的弹跳式的步子走路，一看就知道是惯于山区生活的人。每次，当他们把手杖戳向地面。就用一种奇怪的长笛般的哨音，吁出一口气。
随着向高处攀登，风景也随之变了样。愈来愈多的树干上铺展着灰绿色的柔毛似的苔藓，开阔地上长着短小而健壮的青草，这使我想起了苏赛克斯丘陵地的风光。在分水岭上可以俯瞰壮丽的景色，往东，目力所及全是处女林。当然，近年来累现已经大为改变，很大一部分森林已经伐去，非洲人的茅舍和耕地一直伸向禁猎区的边缘。
座落在山坡上的布班戈村，已在我们脚下。村子周围分散地栽种着木薯，这种植物当地叫“默荷奇”，它的根可以制粉，用这种粉熬成的粥是当地居民的主食。这里大部分的茅舍，都是用粘土和麦草建造的。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儿童们在放牧山羊、绵羊和奶牛。
老勃利绍的茅舍，在我们去村子的小路的最边上。主人将我们让进屋，用茶和美味的饼子招待我们。明白来意后，他开怀地笑着，开始用低沉的胸音讲了起来。他说话慢悠悠的，常常插进一串拖长的声音“那－阿－阿－哈姆”，我一直弄不清这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不过很快就明白了，原来，看到所说的那个场面的，并不是勃利绍本人，而是他的早已故世的亲属。这样，我访问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从此以后勃利绍成了我可信赖的朋友。每次他来看望我们，必定在布袋中装上几只蛋，作为礼物。对于一个贫穷的老人，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我们以勃利绍的友谊而感到自豪。我们也回赠了他一些东西。
勃利绍和大部分当地居民一样，一辈子以捕鱼为生。现在他太老了，才不干了。这里捕捞的主要是和沙丁鱼一样个儿不大的一种鱼，当地人叫“达嘎“。夜间捕鱼是用带着煤油灯的、不大的双座船进行的。灯光将鱼吸引拢来，然后用橙色或红色的类似大扑蝶网的网来捕捞。如果发现大的鱼群，渔民们唱起歌来，踏着脚，用桨及网柄敲打船身，看来这是为了让鱼浮到水面上来。在捕鱼的夜晚，湖上掀起一片难以想象的喧闹。就好象全村人都在庆祝隆重的节日似的。
鱼装满了舱以后，就将其送到岸上，其余渔民把鱼摊开，以便晾干后用盐腌制。如果鱼汛很旺，每只船一夜要走两三趟来回。太阳升起时，岸边便闪耀着无数银色的细鳞。
次日，渔民及他们的妻儿便定期到湖边去一用尖棒把鱼的内脏去掉。为了使鱼均匀地干燥，便不时加以翻动。晚间，将所有的鱼都装进袋子，男人们为新的捕捞开始作准备。他们坐在草舍旁，聊着天，等妻子作晚饭－－吃的是当地叫“乌嘎里”的饭，或者木薯粥，以及用红色的棕榈油煎的刚捕来的鱼。
月夜里是捕不到达嘎鱼的，因为这时提灯不能把鱼吸引拢来了。那时就用小摩托快艇，把腌鱼送到基戈马的市场上去。旺季时，为了赶鱼汛，这些快艇用来临时存放塞满鱼的口袋。大部分的鱼在就近销售，有时也运到东非、甚至南非的某些地方，如尼扬扎的大矿山去。
那些不到基戈马去卖鱼的人，就到村子里探亲访友。因此，禁猎区的湖岸每个月总有十天是没有人的。这是我最喜爱的时刻。结束了某个峡谷的考察之后，我高兴地来到空寂无人的湖畔。有的早晨，我在这里看到过迟钝的河马、它在夜间钻进岸边的密林吃食以后，此刻正回到水中。我不止一次见到过林羚、非洲野猪和水牛。水牛看去个儿很大，它那身子在白色的沙滩上显得更加黝黑。我也常遇到体形较小的獴，具环形尾的姿态优雅的缓，或者体型较大的、多毛的灵猫。
有一次，我们为了绕开石头很多的岩岬，沿着岸边涉水前进。只见在我面前有一条黑蛇正在蜿蜒行进，它长约二米，使我看了很害怕。从它头部较小以及颈后的黑色斑纹判断，这是一条水生的眼镜蛇。它有致命的剧毒，至今尚无解毒剂。我正在这样想着，由于波浪拍动，蛇身贴到我腿上来了。当波浪将我和蛇一起再从岸边推开时，我屏住呼吸，心怦怦跳着，猛然从水中跳了出来。
几个星期前，我还碰见过另一种眼镜蛇。是它的一种白唇的变种。它的毒汁可喷出二米远，直冲受害者的眼睛；侵害后会引起暂时的或永久的失明。那天我象往常一样，拿起望远镜观察着四周，偶然在地下看了一眼，看到有一条蛇在我脚边游动。它停了一会儿，用它那可怕的小舌头舔了舔我的帆布靴。那一次我倒没怎么害怕，但在遇见水生的眼镜蛇时可真把我吓坏了。
坦噶尼喀湖是东非仅有的几个淡水湖之一。这里根本没有那种令人讨厌的住血吸虫蜗牛，至少在基戈马和禁猎区范围内是没有的。绝妙的砂岸和凉爽、清澈的湖水，是游泳的胜地。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去游过泳；没有时间，再说碰到过蛇以后也就不怎么想去了。关于这方面，我还想起我们的厨师多明尼克妻子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她站在齐膝深的水中洗东西，突然看到一米外起了一个奇怪的漩涡，连忙跳到岸上以后，她看到刚站过的地方露出了一个鳄鱼的脑瓜。这条鳄鱼并不大，我从岸上见过它多次了，不过，要是在水中碰到它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并不奇怪，这件趣事成了开玩笑的话题，所有非洲人老是笑着谈起，鳄鱼是怎样想抓走我的厨师的妻子的。开始向我讲这桩事时，连多明尼克自己也笑得流出了眼泪。
满月时湖岸常有狒狒在活动。它们沿着晒过鱼的沙滩逡巡，翻动卵石以寻找剩下的鱼。它们走到茅舍附近，在妇女们将木薯块茎磨成粉的地方，偷取木薯。非洲人总是尽量把东西都收进屋子里，因为狒狒常常带来很大祸害。我亲眼见过，有一次它们为了找虫子吃，把草屋顶都弄坏了。它们从破洞进了茅舍，就象主人似的，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把别的东西全都扔得一塌糊涂。
过了不久，这些无法无天的狒狒到我们营地来捣乱了。很快就教训了我们：营地必须时时刻刻有人守着。我们来到后约两个星期，有一次，琬恩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当她回来时，营地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扔得乱七八糟，一只撑得饱饱的成年公狒狒坐在翻转的小桌子旁。漫不经心地在转动多明尼克早晨烤好的圆面包。使琬恩感到特别气恼的是，在树上坐着的其它狒狒，高声向她叫喊着，就象要剥夺她营地主人的权利似的。这以后不久的一个早晨，琬恩走出营帐，见到有五只体形魁伟的公狒狒，成半圆形环坐着，眼睛都盯着她。琬恩承认，这下子可真把她吓得魂不附体。
一天早上，按惯例在我走后仍躺在床上的琬恩，忽然听到喧闹的声音，她睁开眼，看到了一只巨大的公狒狒的侧影。刹那间，双方都因突如其来而愣住了。然后，狒狒张开嘴，威吓地咆哮起来，在晨曦中它的尖牙微微闪光。琬恩心想，这一下可是末日到了，她恐怖地大叫，坐在床上用手打狒狒，狒狒不甘心地退走了。这是一只挺可伯的老年公狒狒，他总是想走进营帐来，整天都坐在灌木丛中，窥测时机来偷面包或其它吃的东西。我们叫他沙伊坦尼——在斯瓦希里语中，就是“魔鬼”的意思。如果什么时候他不来骚扰，我们就都松一口气。
那些日子里我们特别节约粮食，不仅因为我们的预算很紧，而且还因为，我们俩都不喜欢到基戈马去买粮食和邮寄东西。虽然我们总想尽量少去，但每三、四个星期总得去上一趟。我们一般早上六点钟出发，吃早饭时就到基戈马了，然后办事情：买粮食，到市场上买东西，定购罐头食品，到邮局排队。中午我们都休息得很愉快，到熟人那里去吃午饭。有人常常劝我们在基戈马过夜，我就解释，观察工作不但一天，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因此我很快被看作是一个不善于交际的人。
开始时，多明尼克和我们一起去基戈马。他对我们十分忠实，在市场上拚命地还价，为我们节省每个子儿。虽然如此，后来我们还是叫多明尼克留在营地里。他一到基戈马，就经不起本地啤酒的诱惑；这是一种用香蕉酿制的烈性饮料，是我们的多明尼克的致命伤。开船前我们得到处找他。有一次他不见了，有一个星期没在营地露面。另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弄上了岸，他正处在极度兴奋中，攀在船边，差一点掉进水里。恰当些说，多明尼克如果少许喝一点儿，就变得格外机智和滑稽；琬恩和我很快就被他逗得捧腹大笑，不知不觉中船便驶过基戈马湾了。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象往常一样，我们为寻找多明尼克而耽误了时间。平常我总是挨近岸边行船的，但是这天晚上湖面渔船很多，我怕在黑暗中撞船，所以在离岸一公里的地方行驶。走了将近四分之一路程，马达熄火了。我们都对它一窍不通，所以怎么也弄不好它，只好用桨把船划到岸边去。
多明尼克非常自信地宣称，他一定把我们的船划到岸边去。他坐到船中央，握住桨，把桨使劲插入水中，一刹那间就摔倒在装水果的大筐上了。我们好不容易才让他止住了笑，重新坐好。我说这回该我来划船，但是多明尼克总觉得自己比我强，不肯让我来划。经过激烈争论，我们每个人都抢着抓桨，整整十分钟，船在原地转圈。后来我总算说服了多明尼克，我说，划船是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这样才顺利地将船划到了岸边。
到了岸边，我们松了口气，那儿停泊着摩托快艇。我们周围立即围满了渔民，后来船主也来了。我们跟他讲了好半天，他才同意把我们送到营地去。
我感到生活很幸运，有琬恩这样一个母亲，这是多么幸福啊！我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她的话，到禁猎区的头几个月，我该怎么过。她接受病人，与非洲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她保持营地的清洁卫生，帮我晒制植物标本。而最重要的是，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一直支持着我。当晚上回到营地去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会面时，我感到多么愉快啊！我与她同享欢乐，也共分忧愁。
琬恩毫无怨言地承担了我们长期野外考察生活中的全部困苦。那时我们还没有冰箱，尽吃罐头食品。晚上，我们在自造的“浴室”里洗澡；这个“浴室”是用一个木框遮上帆布建成的。洗的时候水总是供不上，往往来不及向里灌水，就流干了。大蜘蛛很喜欢我们的营帐。有两回，琬恩醒来时发现，就在头顶的帐篷上，赫然挂着这种可憎的巨大的多脚毒虫。此外，当地的水，一直使琬恩的胃不舒服；所以，实际上她连一天也没有感到自己是完全健康的。
在我们到达贡贝后大约五个月，琬恩终于打算回英国去了。那时我整天在禁猎区丛林中观察和描述，因此，基戈马当局也不反对我一个人继续研究了。我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非常好。另外琬恩要走以前，霍桑到我们这里来工作了。他是我们早在维多利亚湖工作时的老朋友，有他在，妈就放心了。霍桑挑起了去基戈马的这件苦差事，此外还要干许多杂事。
琬思走了以后，营地好象成了孤儿。一切使我想起妈妈。甚至当小青蛙晚间跳出来时，我也不觉得那么有趣了；因为琬恩不在了，我再也不能跟她在一起嘲笑小青蛙吞咽扑灯而来的虫子时那种贪婪的样子了。当毅悄悄走近香蕉时，我禁不住还想让琬思去注意它那优雅的姿态。
但是，随着岁月流驶，渐渐地我习惯于一个人生活而不再为孤寂所苦了。我完全被工作所吸引住，整天地进行观察，晚上留下一大推事，简直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当然，所谓孤单，那只是说说的。一年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些古怪了。比方说，我开始和没有生命的东西谈话。我总是向我的峰顶道早安，或者走在路上向我汲水的小溪问候。我突然对树木发生了兴趣，用手去抚摸老树的粗糙弯曲的树身，或者去抚摸光滑凉爽的幼树，仿佛能感觉到它们的汁液在搏动。我喜欢象黑猩猩那样，坐在树枝上摇荡，或者在树根下的落叶堆里睡觉。我顶喜欢下雨时坐在森林里，闻着湿润的空气，倾听雨点打在叶子上的嗒嗒声，仿佛我已溶进这梦幻似的绿褐色的世界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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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丛林之雨
琬思走后不久就开始了雨季。代替“猿猴之春”短暂的雨的，是有时持续数小时之久的真正的热带暴雨。进入雨季一星期后，就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世界性洪水”。
那天早上，我正观察着一群在大树上吃天花果的黑猩猩，天色阴沉沉的，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正午下起了第一场大雨。那时黑猩猩正从树上下来，沿着陡峭的草坡向上爬。在猿群中有七只成年公黑猩猩，其中包括戈利亚和白胡子大卫，另外还有带着幼仔的几只母黑猩猩。它们刚爬上山脊歇气时，顷刻间大雨倾盆而下，头顶上响起一声作雷，使我不由哆嗦了一下。一只公黑猩猩，像得到口令似地，立刻直立起来，有节奏地摇晃身子、踏着步子搞声地叫喊着。透过刷刷的雨声，我听出了他那宏亮的嗓音。突然，他转身向下，直奔刚才吃食的那棵大树。他跑了大约30米，猛然一停，抓住树干，跳上了下部的树枝，坐下了。
另外两只公黑猩猩，几乎同时跟着他这样做。其中有一只在奔跑中拆下一根树枝，拿着它在头顶上旋舞一阵，然后仍开。另一只，几乎跑到坡脚那儿，直起身来，开始有节奏地摇晃近处的树枝，然后折下一枝，拖曳着。这时，第四只公黑猩猩也登台表演了。它奔跑着跃上了树，折下一根粗大的树枝，即刻又带着树技跳下，曳着大树枝向下跑。最后，剩下的那两只公黑猩猩粗野地号叫着向下飞奔。在这时，第一只黑猩猩，这幕话剧的创始者，已经下了树，正沿着斜坡慢慢地走上去。那些刚刚赶到坡脚，散坐在树上的猿猴，全都跟着他，朝坡上走去。一爬上山脊，他们重新一个接一个地向下猛冲，发出粗野的号叫，并且拖曳着大树枝。
带着幼仔的母黑猩猩，都爬到峰顶附近的树上，坐下来观看这场演出。瓢泼大雨不断地从天空倾泻而下，耀眼的之字形的电闪，撕裂着铅灰色的阴云，雷声轰隆鸣响，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震荡。
我坐在峡谷另一侧的斜坡上，藏身于塑料斗篷里。风狂雨骤，我无法抽出笔记本，甚至也不能将双筒望远镜举到眼前。我只能欣赏和赞颂这些壮丽杰作的力和美。是的，现在我深信，原始人能够向大自然挑战！
二十分钟以后，演出结束。湿淋淋的演员安静了下来，观众下了树，全体都隐进山顶后面去了。只有一只公黑猩猩仍然站在山巅，手攀树干，向下张望，仿佛演员谢幕时最后扫视着观众厅似的。然后，他也隐入山顶后面去了。
我仍然痴坐不动，茫然若失。留在树干上的新鲜的爪痕、以及斜坡上抛散着的树枝，告诉我所有这一切并非幻觉，而是实有其事。如果当时我知道，找们称之为《雨舞》的这种演出。在我们呆在禁猎区的整整十年里，总共将只能看到两次的话。我的确会更加惊奇不止的。虽说在大雨倾盆的时候，个别黑猩猩经常会跳出某些舞步来，但是这种集体表演的全套舞蹈，我总共只碰到过两次。
进入雨季后，草儿生长格外迅速，在某些地方几乎高达四
米，而在裸露的山顶上高两米。每当我稍一离开熟识的小道，或者稍稍偏离到一边，就会失掉目标。而为了确定道路，必须爬到树上去。此外，长长的草使得观察极其困难——我再也不能坐在一个舒适的位置上，用眼睛去跟踪猿猴的活动了。甚至即使我站立着，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必须将一大片草压倒，或者爬上树去，我才能进行观察。我几乎变成了树上的居民了。尽管我对森林非常热爱，但是这种观察方式却难以使我满意。选择合适的树，折断那些妨碍观察的树枝，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此外，由于狂风——这是经常遇到的——我无法用手举起望远镜。
为了防雨，我用塑料布做了一个专门的望远镜的套筒，头上戴一顶带长帽檐的帽子。但是即使这样做了，我还是没法使用望远镜，因为空气湿度很大，透镜内部也浸了水，我身上的衣服从来也不干，即使是不下雨的那些日子里，长高的草也还是湿淋淋的。事情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我一想到早晨要上顶峰去就感到害怕，也很难勉强自己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吃一小块面包和喝一小杯咖啡作为早餐以后，钻进冰冷的、湿漉漉的草丛中去。但是，我很快想出了一个不坏的办法以摆脱窘况，我将所有衣物放进塑料口袋带着。在黎明前的时刻没有人会看到我，我可以就地换衣服。现在，反正我很快能换上干燥的衣服，接触冰凉的湿草甚至使我很满意。的确，开头我遍体都被擦伤了，但是后来我的皮肤变粗糙了，叶缘锋利的草，我也不在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