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上我向峰顶攀登时，险些撞在一头野牛身上。它安静地躺在高草丛中，离我只差四米远。幸好风是向我这边吹的，野牛才没有察觉我。要不然，一切都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了……。我赶快悄悄退开，以免惊动这只猛兽。
另一次，一头豹子的白色尾巴就在我眼前摇晃，而那头豹子自身隐藏在深草丛中，和我擦身而过。想必它甚至连想也没想到，两步之外居然会有那么个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贡贝的雨季：纵使潮湿的枝叶使我难以穿越，高高的草丛使我无法观察；但是，难耐的酷暑，终于变成宜人的凉爽了。我悄无声息地在森林中活动，知道了森林居住者——当然首先是黑猩猩——生活中的许多新东西。
在旱季里，黑猩猩正午一般就在树荫下着地休息。在雨季里，由于土壤潮湿，它们经常筑起非常复杂的白昼用的巢。它们就在雨下筑巢，爬进巢里坐下，弯腰曲背地（头部垂贴到膝盖上，并用双手抱膝），直到雨止。现在这些动物每天早上醒得比往常晚得多。吃食后两三小时便重筑新巢以便睡觉。真的，在寒冷多雨的夜晚，它们根本睡不着，因而弄得疲惫不堪。黑猩猩的晚间睡觉比往常早多了。每当我傍晚回到有暖和而干燥的被褥等待着我的营帐里，我总是不胜同情地想起这些不幸的猿猴们，他们这时正在钻进潮湿而寒冷的巢里。有时我在半夜里被打在帐篷顶上的雨点声惊醒，想起那些可怜的黑猩猩，现在正在密雨下卷曲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树叶堆上的时候，我不禁惆怅不已。
开始下雨时，黑猩猩有时在浓密的树叶覆盖或者倾斜的树干下竭力寻找避雨的地方。但一旦雨水流进这些不可靠的荫蔽地，猿猴们就干脆来到空旷地上，又潮又冷，听天由命地坐在那儿。小的幼仔是比较幸运的。我多次看见，年老的芙洛用自己的身体遮蔽着两岁的小菲菲，这样，在当时以及在倾盆大雨之后，她仍然保持绝对的干燥。芙洛的六岁的儿子费冈，和其他比较大的幼仔一样，为了暖和身体，便进行激烈的活动：他用一只手攀住树枝打秋千，不停地翻腾跳跃，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用雨水的飞沫去淋他那坐在树下的妈妈。芙洛只是更低地俯向菲菲，低下脑袋，以尽量避免树枝打在脸上。费冈的体育表演似乎是暖和身子的手段，为了同样的目的，成年的公黑猩猩也就演出了喧闹的《雨中之舞》。
在坏天气里，黑猩猩们几乎不注意我，而且允许我就近去观察他们。似乎，它们也顾不上来关注我了。
有一次，我穿过充满湿气的森林。森林十分潮湿，雨滴从树叶上落到地面。杨树和烂叶发出臭气。水滴落在我的头发上，冰冷的水流进我的衣领。忽然，我看到一只驼着背的黑猩猩的身影正对着我，它背朝我坐在那里。我立即俯下身去，免得被黑猩猩看见。几分钟里只听见刷刷的雨声，然后在什么地方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和惊惶而低沉的‘呼呼”声。我慢慢地将头转向右边，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向原来的方向张望，前面那个黑影消失了。立刻，在我正前方发出了沙沙声。我抬头朝树上一瞅，只见戈利亚坐在那儿。他注视着我，紧闭嘴唇，轻轻地摇动着树枝。我将目光避向一旁：因为长久的凝视可能会被黑猩猩理解为是对它的威胁。这时，在我左边也发出了一阵沙沙声，我一回头，又看见了一个黑影。黑猩猩阴郁的眼睛穿过草丛在盯着我。然后出现了一只强有力的黑手，抓着悬垂的蔓藤。从我身后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呼呼”声。我陷入包围之中了。
几乎立刻，戈利亚发出了拖长的高叫“呼啦－－”，其他的黑猩猩也响应这一可怕的尖叫，这是非洲森林中最凶暴的叫声之一，大约只比大象狂怒时发出的喇叭似的号叫，稍逊一筹。猿猴们都激动了，它们开始狂暴地摇撼树枝，一阵泥土和树叶的瀑布落在我的身上。我的神经紧张到极点，我努力克制自己原地不动，虽然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命令我立即逃跑。我装着在搜集树根，将身子紧贴在地上。突然间，不知谁用树枝把我的头痛打了一下，然后，一个黑影子随着脚步声从灌木丛中跳出，向我直扑过来，但在最后一刹那，突然改变方向，隐藏到森林里去了。我贴在地上，听天由命地等着被撕成碎片，这段时间究竟过了多久，我也说不上。
忽然我明白过来了，周围的一切早已安静下来，只听得雨滴在有节奏地敲打。我胆怯地抬头环视，但是，既没有看见粗黑的手，也没有看见炯炯闪光的眼睛和摇晃着的树枝。老实说，当我站起来时，我的膝盖在战慄。但是，可以说，我的狂喜和恐惧同样强烈；毕竟黑猩猩现在不怎么怕我了。当然啰，这种感觉是在危险顺利地过去以后才来到的。
黑猩猩最初对我发生恐惧以及惊惶逃窜的时期过去了，现在开始了对我怀着敌意、进行侵犯的时期；这段时期大约延续了五个月之久。在上述情况发生后三个星期，我坐在狭窄的峡谷的斜坡上，等待着黑猩猩到谷地对面果实累累、压弯了腰的大树那儿来吃东西。我一听见身后黑猩猩清晰的脚步声，便立刻趴在地上屏住呼吸；因为曾经有好几次，猿猴们一看见我在它们常常行走的路上，便立刻走开，到其他树上去吃东西了。它们在进食时，通常总是不那么注意我，饥饿压过了恐惧。然而这一次，脚步声近了，在离我不远处停了下来。发出了低低的呼呼声，这是惊扰而稍许有点害怕的动物的叫声——它们注意到了我。我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突然就在我耳边响起了高叫声。
我稍许抬起了头，看到一只大的公黑猩猩爬在我附近的一棵树上。他正坐在我的头顶上，大张着嘴高声叫喊着，发出了高亢而断续的尖叫。我注视着它那黝黑的脸和褐色的眼睛。它又下降了一些，因而我能够清楚地看见它黄色的嘴唇和玫瑰色的舌头。一接触到我的视线，公黑猩猩便狂暴地摇动树枝，树叶雨点般向我落了下来。这样做还嫌不够，它又抱住树干并开始使劲摇树，树枝纷纷落下。在这段时间里。公黑猩猩不断高叫并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突然间它噤声停叫，从树上爬下来，从视野中消逝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母黑猩猩，她们带着大大小小的幼仔，一动不动地坐在另一棵树上，瞪大眼睛注视着我。背后重新发出了脚步声。我从身后沉重的呼吸声感觉出公黑猩猩已经走得非常靠近了。
忽然我听到了高声嗥叫，以及折断树枝的声音，有件什么东西很痛地打在我头上。我抬头将脸转向公黑猩猩。它站在那里摆好了架势，似乎随时都准备向我扑来。然而他没有那么做，突然转身向后慢步离开了，还不时停下来，向后面张望。带着幼仔的母黑猩猩悄悄地从树上下来，也跟着他走了。又过了几秒钟，周围变成空荡荡的。我感到十分喜悦，我终于和野生的黑猩猩建立了接触。
过了几年，当从日记中重温这一事件时，我猜想，我那次碰见的是简－比。他是一头脾气很坏、容易激怒的公黑猩猩，它的暴躁性格我们在后来很好地研究过。显然，当时我呆立不动，以及我的塑料斗篷确乎使他迷惑不解。他想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因此他想让我动弹。待到他相信在他面前的是个生物，他就离开了。
经过这些遭遇之后，我是多么想和谁谈谈自己的印象。琬恩不在这里，于是我就把这一切同霍桑和多明尼克谈了，而他们呢，又把这一切告诉了老伊基·马塔特。第二天，他就来到营地，给我讲了一个非洲人的故事。那人有一次爬上油棕树去搞果子，却不知道在树顶上有一只成年公黑猩猩正在吃果子哩。黑猩猩一看见这人，便向下扑去，趁势打着了这非洲人的脸，打得那么厉害，以致把他的一只眼睛都打了出来。可是而我在和狂暴的黑猩猩相遇之后仍然活着，居然没有受到伤害。“这没有法术，是办不到的！”老伊基·马塔特肯定地说。他这个说法很快便传遍了四面八方，大大提高了我在当地居民中的声望。
雨季一般在四月份结束，可是这一年直到六月还下雨，不过已经大为稀少了。整个禁猎区成了一个巨大的温室。在热带阳光照耀下，强烈的蒸发阻碍了植物的迅速生长。登山成了真正的考验，有时候我得攀登好几个小时。温度如此之高，以至我感到空气不足，为了喘一口气，我爬上树去——只有在那儿可以吹到一阵清风。毫不奇怪，当我坐在树枝中间时，常常自己问自己：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转到地面上来生活呢？这两个月——五月和六月——对我所以格外艰辛还由于我发了好几次疟疾。我感到非常厌烦。可以想象，爬山对我来说是多么困难。黑猩猩呢？它们通常是聚成喧嚷的大群去觅食的，而现在，似乎是有意宁愿分成较小的、由两只到六只个体组成的小群活动。它们全然静悄悄地走动，整天在森林中漫步，寻找野生的姆布拉树的果子来吃。
后来，终于每天从山上吹来强烈的风，使湿度迅速下降。我原先的精力恢复了。无花果又成熟了，工作又走上正轨。现在我根本不必要登上山顶了，我可以在整个谷地中行走，坐在与黑猩猩就食的树邻近的地方进行观察。
有一次，我正在观察大约三十米外的一群黑猩猩的时候，听见在我后面响起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回头一瞧，在五米远的地方，有一只魁伟的公黑猩猩背对着我坐在那儿。我惊呆了，心想，它也许没有发觉我；可是过了几分钟，它转过身来，心平气和地看着我，同时继续安静地咀嚼着东西。又过了十分钟，他站了起来，同样安详地走了开去。这是马伊克，与白胡子大卫一样，有着令人难忘的外表的成年公黑猩猩。这一情况，发生于大卫和戈利亚在我眼前安静地捋毛那一难忘的日子之后约两星期。黑猩猩最初对人感到恐惧，逐渐转为敌视和侵犯人，现在则与人建立了安宁和平的关系。大部分黑猩猩开始接受我作为它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了：它们把我看作是奇怪的白色的猿猴，还有一点儿不寻常，但终究并不那么可怕了。
八月里，我的姊妹珠蒂从英国来到这儿。资助我的研究的国家地理学会，希望得到照片以供杂志刊载。他们提议派一个专业摄影师来。但是关于这个，有种想法使我不安。我害怕，完全陌生的人的出现，可能会破坏费了好大劲才建立起来的与黑猩猩的接触。我把这一切写信告诉利基教授，请求他为珠蒂说情，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摄影经验，而是因为我们外表相象，同时只有她能够了解我，肯为了我的工作牺牲自己的兴趣。然而国家地理学会不同意为她提供路费，我们只得请求不列颠《晨钟》周报帮忙，由它负担珠蒂的一切开支，作为交换，将来该刊有权对我进行一系列采访。
可怜的珠蒂！她是在总共只有大约六周的旱季末尾来到这里的。我在那些通常在九、十月份结实的树旁，预先修建了一个不大的掩蔽所。但是，那一年就象故意和她过不去似的，结实很不丰富，并且几乎每天都下雨。珠蒂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坐在掩蔽所里，将自己的照相机藏在塑料斗篷里。猿猴很少来，即使来了，那时的雨也简直不允许珠蒂拍到一个镜头。可是到了十一月，她终于走运了，她开始拍到黑猩猩使用工具钓取白蚁的照片。此外，她拍摄我、我们的营地和渔村，从资助机构的观点来看，她的旅行是完全不辱使命的。
在长久的分离以后，珠蒂刚一到贡贝看见我，就为我的那种消瘦的外表而大吃一惊。在整整十八个月的山居生活中，除了短时间访问基戈马，以及疟疾把我困于床褥的那些日子外，我总是坚持着一种严格的生活方式：早上五点半闹钟准时响了，我一跃而起，匆匆喝一杯咖啡、吃一块面包，就出发去寻找黑猩猩。我在山岭和森林里徘徊，从不感到饥渴。有时候我允许自己以难得的奢侈在山顶上煮咖啡。天色全黑才回到营地，吃过晚饭便着手整理我的笔记。我经常在半夜以后很久还伏案工作。我的体重大为减轻就毫不奇怪了。
珠蒂决定无论如何要把我喂胖。她和多明尼克开始为我准备燕麦饭和煮果汁、鸡蛋以及一切可能制备的营养品。但是不知什么缘故，我依然吃不下东西，珠蒂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掉。
十二月，我们不得不转移营地——自然，这一切我们都是在倾盆大雨下干的——并且把全部器材运到基戈马。由于路易斯·利基的推荐，我被剑桥大学接纳，在那儿我将从事动物行为学博士论文工作，并准备哲学博士论文的答辩。路易斯在内罗毕遇到我们、随即给我妈妈打了个电报：
“女儿平安。一胖一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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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黑猩猩来到了营地
1961年冬天，英格兰奇寒难耐，而在剑桥，积雪末消，冷得连自来水管都冻住了。来自挪威冻漠的凛冽寒风，呼啸着疲卷平原而过。严冬好象没个尽头。非洲，我的黑猩猩，我心爱的工作，离我如此遥远，我不免时时向往。当然，我很喜欢在剑桥罗伯特·哈因德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工作。可是，白胡子大卫现在在干些什么呢？戈利亚和芙洛生活得怎样呢？禁猎区又出了些什么新鲜事呢？
春天终于驱走了严冬，再过两个月我就可以回到非洲去了。可是在我面前还有两个严重的考验，使我一想起来比去见狂怒的黑猩猩更感害怕。我得去参加伦敦和纽约的两次学术会议，宣读我的关于黑猩猩的学术论文。谁都希望知道这些关于黑猩猩的第一手材料。这一来就耽误了时间。六个月的无定居的生活总算结束了，我便搭机飞向非洲。飞机横越撒哈拉大沙漠时，旭日初升，万里红装，景色如画，这真是只有现代化航空旅行才有幸享受的美景啊！
黑猩猩还认识我吗？也许我得重新使它们对我习惯起来吧！但是，我的担心看来毫无必要。当我回到贡贝禁猎区时，发现黑猩猩对我甚至比原先还要客气些呢！
当那一天晚上回到营地时，我看到，多明尼克和霍桑是多么激动啊。据他们说，一只体格魁梧的公黑猩猩来到了营地，在整整一个钟头里，他津津有味地在油棕树上吃着果子。我的帐篷就在这棵油棕树树荫下。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于是我决定次日留在营地里等候。
这是多么不平凡的愉快的一天啊！早晨我躺在床上观赏绚丽的朝霞，不慌不忙地吃了早饭，然后就坐下来，用我新从英国运来的打字机整理我前一天的观察记录。然而完全出乎意料，大约上午十点钟，白胡子大卫居然从容不迫地走过我的帐篷，安静地爬上油棕树，当他把第一块鲜红的果肉从坚壳里剥出来时，高兴得呼噜呼噜地哼着。过了一个钟头，他下到地面呆了一会儿，偷瞥了一眼帐幕里面，然后漫步离开了。曾经有好几个月，黑猩猩在五百米外一见我就立刻逃跑，这曾使我扫兴和苦恼。现在，他们中的一个居然来到了我们的营地，并且，竟象在自己家里似的那样安闲自在，从容不迫。
当油棕树上还有果子时，大卫每天都到这里来。后来他停止光临了。但这儿的油棕果的成熟时间不一，隔几个星期，营地里另一棵油棕树上的果子成熟时，他又出现了。我没有老呆在营地里，因为老是观察同一只黑猩猩饱餐油棕果，并没有多大意思。不过有时我也性急地等大卫来，他对我一点也不陌生，离得我很近，这使我非常高兴。
有一次，我坐在自己的营帐前，大卫飞快地下了树，以他特有的不慌不忙的姿态逞直向我走来。当我们相隔大约三步远的时候，他站住了，毛发耸立起来，他的身廓似乎顿时增大了一倍；他那凶暴的样子，使我感到有点害怕。黑猩猩毛发耸起，是某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如激动、忿怒、恐惧——的可靠信号。大卫这次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呢？突然，他向我扑来，从桌上抓起香蕉，慌忙跑到一边，他的毛发逐渐松垂，安静地吃着。
这以后，我请多明尼克在每次发现大卫时就把香蕉摆出来，这样一来，即使不是油棕果成熟的时候，黑猩猩也到营地里来找香蕉吃了。不过，这类访问很不规律，因此我也就不再呆在营地里等候了。
这次回到贡贝以后八个星期，我开始发作轻度疟疾。我躺在床上，要多明尼克在营帐前放几个香蕉，为的是让白胡子大卫能够看见。那天早上，他真的来了，还拿走了一个香蕉。当他回到灌木林中，我看到在浓密的树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只黑猩猩，这就是戈利亚。当大卫坐在地上吃香蕉的时候，戈利亚期待着，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大卫下嘴唇上沾满了香蕉皮，他挤出香蕉的果肉，有时将撕下的香蕉皮举在自己鼻子上瞅着。戈利亚把手直伸到朋友的嘴前，恳求给一块香蕉皮。于是大卫把一块嚼烂了的香蕉吐在戈利亚的手心里，戈利亚立即吮吸起来。
第二天，戈利亚也光临我们这儿作客来了。我隐藏在帐篷里，从一个小孔里窥察猿猴。只见戈利亚毛发蓬松，犹豫地跟着大卫来到营帐前，并且抓走了几只香蕉。
这样延续了几个星期，这对我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现在我每天在营帐附近留下一串香蕉。为此我请霍桑到禁猎区北部的伐姆刚戈村去采购香蕉。
那时候，我们谷地里的无花果成熟了，时常有大群黑猩猩走过营地。白天，有时候我在无花果树旁度过，其余时间我留在营地里等待着大卫。他几乎每天都来访问。戈利亚很快也成了常客，不久威廉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有一天，大卫独自一个来了，我决定亲手给他香蕉。他走近了我，毛发竖起，突然发出了就象咳嗽似的柔和的喉音，同时慌忙地扬起了下巴。这是威吓的一种柔和的表现形式。接着，他骤然挺起身子，不失其庄重的神态。慢慢挪步，一只手抚着油棕树干，很小心地从我手上取走了香蕉。
戈利亚对待我第一次企图亲手给他香蕉，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毛发耸立，抓住椅子向我掷来，几乎打着我的腿。然后钻进丛林，两眼炯炯发光，愤怒地注视着我。过了很久以后，他在我面前才象大卫那样保持了平静。如果我无意中作了一个使他惊恐的动作，他就对我恫吓，嘶哑地吼叫，一只手迅速地上下挥舞，或者激动地摇晃起树枝。
终于我能够对某几只黑猩猩进行系统的观察了：可是在先前这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黑猩猩每天走动从来不沿着某一条固定的道路，所以我在一个月里对同一些动物至多碰见一、两次，何况它们活动的路线有时还和我在山中漫游的路线叉开呢。只有当某些树上果实成熟的短暂时期里才例外。而现在，我能在营地里经常观察大卫、戈利亚、威廉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了。此外，当一群黑猩猩在我们山谷中的无花果树上吃果子时，我可以观察它们中每一个的活动情况。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猜想：戈利亚似乎在这一地区的公黑猩猩中，占有较高的等级地位；不久这一点被证实了。如果威廉和戈利亚同时走近一只香蕉，威廉总是让戈利亚占先，而戈利亚也就拿起它。当和其它成年雄性在森林狭路相逢的时候，戈利亚从来不让路。而一旦猿猴们汇合成群的时候，弟一个受到欢迎的几乎总是戈利亚。
有一天我亲眼看到戈利亚把一只母黑猩猩赶出，强占了她的巢。这个场面我是在天几乎快黑时从峰顶观察到的。年轻的母黑猩猩用枝叶建了一个挺大的巢，舒舒服服地蜷卧在里面。突然戈利亚跃上邻近的树枝，全身直立，用手抓住树枝，在母黑猩猩头上粗暴地来回摇晃。母黑猩猩高声叫着跳出巢来，钻到黑洞洞的灌木丛中去了。戈利亚马上不闹了，钻进巢里，在身下垫些新鲜树枝，睡下了。而那只被赶出的母黑猩猩只好赶忙再做一个新巢。
威廉有着长长的被咬伤的下嘴唇，显然处于最低的等级地位。如果有哪只成年公黑猩猩打算侵犯他，威廉立即作出表示恭顺的姿势：伸手去触摸等级地位比自己高的同伴，或者低声叫着，恭敬地趴在对方面前。这时他嘴唇嘻开露出牙齿，显露出神经质的脸形。起先，威廉在营地里也显得非常胆怯。当我第一次让他从我手里拿香蕉的时候，他全然惊慌失措了——长久地凝视着香蕉，然后摇动起树枝，最后哽咽欲哭地坐在地上。我不忍心，只好把香蕉搁在他面前。
白胡子大卫在猿群中的等级地位很不好弄清，开始时，我只知道他具有安静和柔和的性格。威廉或者别的年轻雄性走近他的时候，总是向他表示恭顺，大卫则极力使它们安静下来：用手抚摸对方的身子或头，急促地为对方捋毛。如果戈利亚在营地里过于激动（例如在我靠他太近的时候），他也安抚戈利亚。这种情况下，大卫伸手触一下对方的腹股沟，或迅速地抚摸几下戈利亚的手，用手指替他理毛。这种动作看来总能达到安抚等级上较高的公黑猩猩的目的。
正在这时雨果来到了贡贝，我终于同意来一个专职摄影师来拍摄黑猩猩。路易斯推荐了雨果，国家地理学会根据他的意见拨了一部分必需的摄影器材。除了照片，雨果还要摄制一部关于动物行为的记录片，和一部为地理学会会员讲演用的影片。
雨果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在英国及荷兰受教育。他也跟我一样，对野生动物的兴趣使他来到了非洲。他之所以选择摄影作为职业，就是为了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到非洲去拍摄关于野生动物的影片。在阿姆斯特丹的阿尔曼德及米凯尔·丹尼斯电影制片厂工作了两年以后，他参与拍摄著名的电视片《萨法里》。他到非洲正好比我晚一年。
在丹尼斯电影制片厂工作时，雨果和利基一家是邻居，因此认识了，两年后他拍摄了关于路易斯在奥杜韦峡谷的发现的讲演片。干是路易斯断定，雨果正是那个应该派到贡贝禁猎区去的人。他不但出色地掌握摄影技术，而且真正地热爱与理解动物。路易斯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介绍了雨果和他的才干；他同时还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说他给我找到了一个挺不错的丈夫。
我一直在担心，这些猿猴会怎样对待一个带着照相机、电影机的人，但我懂得摄制一部黑猩猩行为的记录片是何等重要。我知道大卫的性情很平和，所以我不以为来一个陌生人会使他过分激动。
雨果来到后的第一个早晨，白胡子大卫很早就来到了营地：看来他就在附近过的夜。我决定最好是先让大卫习惯新帐篷，然后再和它的主人熟悉。所以让雨果呆在帐篷里，看大卫吃香蕉。大卫吃香蕉时根本就没向雨果这边看。吃完了以后他才不慌不忙地走近帐篷，撩起帐篷一角盯着雨果。然后不满地咕噜着，慢步走开了。使我十分惊奇的是，戈利亚，甚至还有那羞答答的威廉后来来的时候，对雨果的到来也很平静。看来，他们把他也看作是营地的“摆设”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因此雨果在第一天就拍了很好的片子，把他们仨的各种姿态都记录了下来：它们怎样互相问候，互相捋毛，怎样互相讨东西吃。第二天雨果更走运了：他竟拍下了黑猩猩捕捉猴子并把它吃了的镜头。
我第一次看到白胡子大卫吃小猪的肉那个不平常的日子以后，只看到过一次黑猩猩吃肉，牺牲品是只年轻的林羚。但我还是没法肯定，它一定是黑猩猩自己捕获的。这回，我和雨果都亲眼目睹了捕猎的情景。
这次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意外。我领雨果爬到了山顶，想让他看看我所喜爱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四只大概是离了群的、黑红色的疣猴。突然我们发现一只少年公黑猩猩小心地爬上了猴子旁边那棵树上，慢慢地沿树枝爬着，坐下了。三只猴子立即逃掉了，在我们看来，逃得还是很不慌不忙的。第四只没动地方，把脑袋转向了黑猩猩这个方向。就在这一瞬间，另外一只年轻的公黑猩猩从树丛中窜了出来，直奔猴子坐的那棵小技，捉住了它！还有几只黑猩猩也闪电般地爬上了那棵树。他们兴奋地叫着、吼着，把猴子撕成了碎块，一分钟后这一幕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所在的位置距离发生事件的地点太远了，无法把这一幕拍入镜头。实际上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就是我们离得很近，雨果也不见得能来得及做什么。但他总算拍下了黑猩猩大嚼捕获物的情景。
这次特别顺利的开端以后，雨果的运气就变坏了。虽然他给大卫、戈利亚和威廉拍了不少好镜头，但作为记录影片这都是远远不够的。雨果必须尽可能地拍下黑猩猩的各种生活情景，可是，猎取这些镜头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黑猩猩就象早先怕我那样，怕这个陌生人。甚至连戈利亚和威廉也这样，在森林中一见到他就溜掉了。
就象珠蒂在时那样，我在那些果实即将成熟的树旁给雨果搭了些荫蔽所。在荫蔽所的墙上我还插了一些空瓶子，以便使黑猩猩习惯于照相机和摄影机的镜头。可是，他们一看到真的镜头，就害怕得悄悄地溜进森林去了。
好可怜的雨果！他伯惊动黑猩猩，从来也不带非洲人作随从，自己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长时间地在蚂蚁成堆的陡峭山坡与谷地中徘徊。可是他往往压根儿碰不上黑猩猩，即使好容易碰上了，没等他为未来的影片拍下几米胶卷，黑猩猩就溜之大吉了。
黑猩猩终于逐渐认识了雨果。因为他是它们已经认识的，那种“白皮肤猿猴“的一个代表；而这种“白皮肤猿猴“中的一个，它们已经习见了。加之，白胡子大卫又大大加快了这个过程。他碰到我或者雨果时，总是离群走近来，看看有没有给他带来香蕉。其余的黑猩猩仔细地注意着他的动作，以后看到雨果出现就平静多了。
大卫、威廉和戈利亚开始到我们营地来后不久，我就了解到，它们喜欢咀嚼布料或硬纸壳。出过汗的衣服特别受欢迎，这大概由于有咸味的缘故。一次，雨果蜷坐在一棵结了果实的大树旁的荫蔽所内。黑猩猩们爬上树枝，在一心一意吃果子。看来它们根本没发现雨果。他开始拍片，突然，他感到有谁使劲从他手里抢夺相机。他一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看到了一只毛茸茸的黑手，在拉他用来遮盖镜头的那件衬衣。当然，抢劫者就是白胡子大卫。它沿着小路一直跟踪雨果，赶到荫蔽所这里发现了这个惹人的玩意儿。雨果抓住了衬衣的另一端挤命拉。衬衣破了，大卫带着胜利品——一块布片——爬上树到同伴那里去了。黑猩猩们带着毫不掩饰的兴趣注视着这一切，而此后就允许雨果拍照了；不过他的荫蔽所几乎什么都没留下。
也就是过了一个月，黑猩猩已经对雨果习惯了，只要他平静地呆在原地，不去走近它们，它们甚至对摄影机咔嚓咔嚓的声音也不在乎了。这一年雨季来得很早，雨果跟一年前的珠蒂一样，无法从事摄影。日复一日，雨果坐在荫蔽所里等着猿猴。开暗了，阳光灿烂，而黑猩猩却不来；好容易它们来了，雨果马上抓住摄影机——可是，似乎老天偏要作对，这时就下开了濛濛细雨。
但是，雨果终究还是拍成了黑猩猩在山谷中的行为的第一流影片。此外，他还在营地中继续拍摄那形影不离的朋友仨。
我们用香蕉来“驯服”大卫及其朋友的这种实验，从一开始就被狒狒的出现搞得很复杂。这种猴子每天都大群大群地经过营地。有些成年的公狒狒，例如老色丹，就呆在我们这里想得到点香蕉。有一次，大卫、戈利亚和威廉围着一大堆香蕉坐着，有一个特别好斗的狒狒迳直冲了过来。威廉闪电似地逃离了这场战斗，它抓了几只香蕉，宁愿在安全地带观战。它的嘴唇由于激动而直打哆嗦。大卫开始也逃走了，但后来又走近戈利亚；后者满不在乎，照旧吃它的香蕉，一边用手抱住他的好朋友。这一抱好象是给了大卫以勇气：他转脸对着狒狒大声吼叫起来，并且不时挥动着手臂。当狒狒又冲向他时，他又向戈利亚跑去。这一次戈利亚站了起来，向狒狒方向迈了几步，然后直了直身子，跳了起来，挥动着手臂，发出了狂怒的“哇哇”的吼叫。大卫也跟着戈利亚这样做，但是他显然竭力躲在朋友身后。狒狒退却了，然后又向大卫进攻。
这样重复了多次：戈利亚冲向狒狒，而狒狒机灵地躲开他，每次都是向着大卫进攻，给他以猛烈的打击；虽然大卫总想藏到朋友的背后去。最后，大卫和戈利亚不得不退却，狒狒抢到了战利品，跑到安全的地方去了。雨果把这一幕整个拍了下来，这是说明黑猩猩和狒狒之间发生格斗的影片中最好的一段。
国家地理学会同意雨果在贡贝河的摄影工作搞到十一月底，雨果走前还得拍摄黑猩猩使用工具垂钓白蚁的场面。按照往年的情况，我估计在十月份可以拍到这些镜头。可是，我们每天观察白蚁巢，直到十一月初。还没有看到任何白蚁活跃的迹象。后来，直到雨果离开禁猎区只剩下两星期时间了，我们才看到白蚁开始活跃了。有一次，雨果在观察离营地不远的、准备作为拍摄对象的一个白蚁集，看到这上面有些潮湿的新土堆，他清理了一下新通道的洞口，伸进草去，高兴地感到虫子把草咬住了。黑猩猩都挺怪，大卫、威廉和戈利亚经常走过这白蚁巢，但就是连一次也不去仔细端详白蚁是否在活动。雨果简直是绝望了。有一天他专门拿着香蕉走到大卫跟前，想把他引到白蚁巢那儿去。大卫拿着香蕉吃了起来，雨果就把一根挂满了多汁的虫子的草棍递给他。黑猩猩看了看白蚁，发出带威胁性的喑哑的咳嗽声，把草棍打落在地了。
然而在雨果走前的第十天，黑猩猩还是表演了它们在制备和使用工具上的灵巧。雨果成功地拍下了这朋友仨在靠近营地的白蚁洞旁的照片。拍到了十分引人入胜的镜头。雨果希望用这些成果去说服地理学会，让他明年继续拍摄黑猩猩。
十一月底雨果走了，我又成了一个人了。孤独并未使我苦恼，但我再也不象雨果来以前那样怡然自得了。他成了我的忠实的伴侣，我和他不但分享成功的喜悦，分担失败的苦恼，而且共同体验对于黑猩猩、森林、群山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我领他走遍自己所喜爱的地方，这些地方除了我以外，任何白人的足迹都没有到过。我们一起经受烈日的炙烤，一起在塑料披肩下被雨淋得直打哆嗦。我知道，雨果有着和我同样的感情，与我同样执着地珍爱和理解动物。因此并不奇怪，当他一旦离开，就勾起了我的思念。
那年贡贝的圣诞节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我买了香蕉，摆满在用银箔和棉花装饰起来的小树周围。这天早晨，戈利亚和威廉一同来到营地，它们看到这么多的香蕉，都兴奋得高声喊叫起来。他们互相拥抱，戈利亚还拍了拍威廉张得很大的嘴，而威廉则把手放在戈利亚的背上。最后，他们俩安静下来并开始大嚼，一面不断心满意足地哼哼着。
大卫来得晚得多，他是独自来的。当他吃香蕉时，我紧挨着他旁边坐了下来。他显得特别安静；过了一会儿。我小心地抚摸他的肩。他机械地抖落我的手，但我又一次照前这样做了。这一次他当真允许我抚摸他了。一分钟，不再多了，他又一次抖落我的手。但他总算允许我触到他了，他忍受了和人体的接触！要知道，这是一只一生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成年公黑猩猩呀！这样的圣诞节礼物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一天我邀请了几个非洲客人和孩子们来喝茶。起先孩子们挺拘束的，感到不自在。但当我把纸帽、气球以及一些小玩具拿给他们时，他们就活跃起来，跑呀闹呀，叫呀笑呀。气球甚至使庄重的伊基·马塔特也大感兴趣。
客人走后，我觉得我应当到峰顶去一趟，哪怕是一个人呆上一个小时也罢。傍晚我匆匆回家，准备愉快地享受圣诞节的晚宴。关于这顿晚宴，多明尼克已向大家涝叨了好几天了。雨果临走以前，和多明尼克两人，已经仔仔细细地连最小的细节都筹划过了：第一道菜是填馅子鸡，最后一道是美味的浇汁的布丁。我回到营地天已黑了。想到这些讲究的吃食，使我馋涎欲滴。但是我大为扫兴，多明尼克为庆祝节日准备的竟是另一套：饭桌上摆着空空如也的盘碟和刀叉，还有没开过的肉罐头。这就是我的圣诞晚宴哪！等我问起多明尼克，填馅子鸡等等都在哪儿啊，他哈哈大笑，连声说着：“明夭。明天”，然后就走到容积达十八公升的桶子旁边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桶里装的是某个关心他的人从布班戈村给他捎来的本地啤酒。第二天多明尼克将功补过，为我准备了节日午宴，但是他还宿酒未醒。
过了圣诞节以后我得离开营地，去剑桥学习一个学期。我在这里的最后两周叫威廉的病搞得很郁闷。它得了重伤风，眼睛流泪，不断咳嗽，干咳时全身都颤动。威廉一病我就离开营地跟踪他——这时我已能完全平静地和大卫、威廉一起在林中活动了，只有戈利亚不允许我这样做。威廉沿河谷走了几百米，爬到一棵树上，用枝条搭一个大窝，还铺上树叶。在窝里一边呼哧，一边咳嗽，一直躺到下午三点钟。有时也安静一会，那大概是睡着了。
有好几次威廉就在巢中便溺，这对于黑猩猩来说是很反常的，因此我怀疑他大概感到挺不舒服。后来他站了起来，吃了几口树叶，转身慢慢走向营地。在营地吃了两三只香蕉，他就爬上我帐篷附近的一棵树上，建了一个新巢。
这天晚上我久久未能入睡。那天是圆月，但是半夜以后乌云笼罩，开始稀稀落落地掉雨点了。我从床上爬起来，沿着陡坡在上爬了一段路，这样我的位置就比威廉的巢高了些。我的大电筒的强光照耀着他，黑暗中露出了他的身影：他坐在潮湿的巢中，膝盖抵到了下巴颏，双手抱着膝。除了短短的间歇，整夜都下着雨。雨滴打在我帐篷顶上发出均匀的声音，间或传来威廉的咳嗽声。当真正的暴雨倾盆而泻时，威廉发出了几声颤抖而忧伤的嗥叫，然后静寂了。
早晨他下了树。他全身剧烈寒战着。连他那松弛的下嘴唇也哆嗦着，可如今却一点也不引人发笑了。我多么希望能给他盖上暖和的被褥，给他身边搁上热水袋啊！可是，我唯一能送到他面前的，却仅仅是几只冰凉的香蕉。
下一个星期我一直与威廉在一起。他总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呆着，老是在建造一个又一个的巢。有几次他与大卫、戈利亚结伴，但是，一旦他们向山上走去，他就回到营地来。看来他也明白，他已经无力进行长途跋涉了。
一天早晨，我和威廉一起坐在我们营地上面的山坡上，我看到，有只从基戈马来的载着访问者的船靠了岸。这时白胡子大卫的名声已经远远传到禁猎区以外去了，因此人们有时星期天专门坐船来，想来看看他。按说我应当下去问候这些来访者，可是我和黑猩猩相处惯了，与陌生人接触反而感到很不舒服。威廉已经下到帐篷那儿去了，我也就跟着他。他坐在营地对面的灌木丛中，我就坐在他旁边，我们一起注视着那些来访者。他们喝着咖啡，闹腾了一阵，这样也就没能看到大卫、扫兴地回去了。我在想，如果他们得知，我和黑猩猩并肩坐在灌木丛里，就象端详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异己者那样瞅着他们，他们该作何感想呢？
我离开营地前两天，威廉把多明尼克帐篷里的毯子抢走了。他嚼了它一段时间；后来白胡子大卫也来了。先尝了几只香蕉，然后也嚼起毯子来。他们两个反复地坐在一起约有半小时光景，乱哄哄而又心满意足地各自吸吮着毯子的一头。突然威廉象一个名符其实的丑角——他确实经常很象——把毯子蒙在自己头上，探着手，似乎想要摸着找到大卫，隔着他所造起来的屏障去碰对方。大卫吃惊地看着他，拍着他朋友的手。很快他们俩一齐消失在丛林之中，只留下了干咳得很响的回音，和落在地上的毯子。从此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威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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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芙洛的性生活
性的吸引，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性爱流露，这在黑猩猩身上表现得和人一样，既难以名状，却又十分明显。蒜头鼻、糟耳朵的老芙洛，如果按人的审美观点衡量，简直是个丑八怪；但是她所受的爱宠，却远远超出于按其容貌理应享得的那份之上。我一度认为，这无非因为她是个老手而富有经验，当她发情招惹异性时，公黑猩猩便无不为之倾倒。现在我才清楚了些，实际上，有些年老的母兽在发情时却几乎不被理睬，而某些年轻的母兽却象芙洛一样受到狂热的追求。
成年母黑猩猩到了发情期，外阴部周围的性皮便会发生红肿。某些母兽的粉红色的肿块比别个的大，有一升半体积那么大小，但一般都比这小得多。在七至十天内，性皮红肿得很厉害，然后才告消褪。通常这是在为期三十五天左右的月经期的中段。只是在性皮红肿期间，母黑猩猩才让公黑猩猩进行交配。
芙洛带了她一家经常到我们的营地来访，这个消息，是当我第二次去剑桥返回贡贝时得知的。雨果此次也随我同行，他终于和国家地理学会谈妥了，继续拍摄这部记录黑猩猩行为的片子。
与芙洛同来访问的是她的三个儿女中的两个；女儿菲菲，三岁半光景，还在吃奶（不过她只是每隔两、三个小时吃几分钟的奶），偶尔乘骑在母亲背上，并和母亲同睡一个巢中。儿子费冈，刚进入性成熟期，他比菲菲约大四岁，跟其它同年岁的少年公黑猩猩不一样，几乎老是跟母亲和妹妹一起活动。芙洛那个大儿子法宾，是只十一岁的年青公黑猩猩，他很少和一家子呆在一起。
起初，当我和雨果刚回到贡贝不久，我们的这批新客的举止还似乎颇守规矩——它们大部分时间徘徊在营地四周浓密的灌木丛中，间或跑到开阔地去取走几只我们搁在那儿的香蕉。可是逐渐它们放肆起来了，特别当大卫和戈利亚在场时，它们就更随便了，并且久久地在我们帐篷前的草地上逗留。我还同以往一样，在山上来回观察着黑猩猩的活动。可是在那些日子，当黑猩猩成群地朝这片禁猎区的南北沿线作长途迁移的时候，我却放弃了这个好机会，而心甘情愿地留在营地，期待着芙洛的光临。和我一起的还有雨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客人”，并且特别留意窥察着他们的行踪。
即使在那业已逝去的遥远的往昔，芙洛看上去也已经相当苍老了：瘦削，衰弱，几乎是皮包骨头，稀稀拉拉的发褐色的毛发，再配上一副磨蚀到齿根的牙，显出一种令人怜悯的样子。但是我们很快发觉和那孱弱的外表极不相称的她的个性：芙洛的行为粗暴而富有侵略性，她当时在母黑猩猩中占居着最高地位。
奥尔莉也从这时起到营地来访，她的性格和芙洛正好相反。如果说芙洛在成年雄性给她捋毛时能完全保持安静，甚至无所顾忌地和大卫或者戈利亚一起到营地索取香蕉和硬纸板的话，那末，奥尔莉在这种场会就会明显地表现出紧张不安和神经质。如果有一只公黑猩猩走近她，这只年老的母黑猩猩就十分害怕，不停地发出嘶哑的气喘吁吁的哼声，特别是象戈利亚这类等级地位较高的公黑猩猩挨近她时，她就几乎要歇斯底里大发作。据我看，奥尔莉的神经质极有可能和她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瘤有关。这一地区的非洲妇女得这种病的也相当多。
奥尔莉经常避开成群的黑猩猩，而带着两岁的女儿吉尔卡到处游荡。有时她的八岁的儿子文维莱德也跟她们呆在一起。正是艾维莱德在和大卫、戈利亚几次同赴营地之后，才把他母亲带到营地来的。当奥尔莉和芙洛一起在林中漫游时，她们的四个孩子就在树林间尽情地蹦跳、嬉戏。这两只母黑猩猩大部分时间相处得很和睦，可是假如她们之间的地上有那么一只香蕉，那么等级地位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这时只见芙洛竖起那身上稀疏的毛，而奥尔莉就气喘吁吁地哼哼着，露出了牙，匆匆溜走，活现出那种俯首听命的神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