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无视你们的传统，也不要为之道歉。你们是阿富汗人，请你们以此为骄傲。你们要以在世界面前恢复阿富汗的自豪感为己任。
这是我希望你们完成的一个伟大使命。完成了这个使命，你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因此而感激你们。
挚爱你们的妈妈
走出黑暗
2001年
2001年9月11日，我正坐在书桌旁，突然一个同事跑进来，手里拿着收音机。听到双塔遭到袭击，我们无比震惊。
一想到那么多人被困在其中，我顿时泪流满面。阿富汗没有摩天大楼，我也从来没见过直入云霄的建筑物，只能凭想象去感受人们被困在熊熊燃烧的大楼里的恐怖场面。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阿富汗与世界另一端的密切关系。对我来说，整件事就像一块拼板玩具，是多年拼凑的结果。这一次，就像某人在某个地方放下了最后一块拼板。于是，整个世界都震惊了。
面对惨痛的现实，我想，现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至少知道马苏德当初的警告是正确的了吧？我没料到的是世人对此事的反应如此迅速。或许有些阿富汗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个人认为，美国确实应该派出地面部队清剿塔利班。
工作的时候，邮件如潮水般涌来，警告在阿富汗工作的外国联合国职员离开阿富汗，所有当地职员待在主要办公室，不要在国内旅行。我的上司来自另外一个省份，他已经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处理办公室事务。
那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正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免疫接种工作，还准备发放新学期的教科书。整整两个月，只有我们办公室坚持给孩子种疫苗，坚持开放学校。这时，我依旧是阿富汗唯一的一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女性工作人员。
美国立即着手调查9 · 11事件的元凶，并很快锁定劫机犯，追查到恐怖活动与基地组织有关。华盛顿方面要求塔利班政府立马交出本 · 拉登，但遭到了拒绝。
2001年10月7日，世贸中心遇袭不满一个月，美国发起了“持久自由行动”，美国和英国的战机及巡航导弹开始在阿富汗大地上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与此同时，北方盟军因为有了空中优势，开始往南朝喀布尔方向推进，但遗憾的是，他们最重要的将军已经不在了。
西方国家希望迅速利落地除掉塔利班，击毙或者活捉本 · 拉登及其副手艾曼 · 扎瓦赫里。
计划很简单：美英空军迅速摧毁塔利班军事力量，用新型炸弹炸平整座山，将基地战士消灭在藏身的山洞里。在普通群众的眼里，北方盟军和其他主要军事力量，当然主要是北部地区的力量，能将漏网之鱼消灭殆尽。
但有一些人对清剿工作的热情过了头。我们经常听到对塔利班分子施行的暴行，诸如囚犯被活活烧死之类的新闻。在一些塔利班统治的村庄里，人们突然变得勇敢起来，开始朝他们扔石头，迫使他们离开。
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塔利班都是坏蛋，一些低级官员就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给塔利班卖命。我不是曾经也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吗？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塔利布邻居根本不认识我，却帮我将哈米德从狱中救出来；还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塔利布，是瓦尔达克人，为了能让哈米德在家过夜，毅然决定违背上司的命令。令我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塔利布竟然也被杀死，但我也欣喜地看到塔利班的非法政权被摧毁，阿富汗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马上就要走到尽头。
我并不介意美国和其他国家主导这场战争。许多阿富汗人不喜欢非穆斯林的帮助，认为他们是异教徒。我倒不这么觉得。相反，我从来就没认为塔利班是真正的阿富汗人，他们一直受到外国的控制。我记得，在喀布尔的时候，曾亲眼目睹维齐尔阿克巴卡恩社区被塔利班的客人——阿拉伯人、车臣人和巴基斯坦人夺走。听到这些人的口音，看到他们的妻子载着黑色遮蔽面纱，我觉得喀布尔不再是阿富汗人的天下，却俨然成了一个阿拉伯城市，正如沙特的利雅得和卡塔尔的多哈。
塔利班最严重的暴行也与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利班攻打喀布尔北部一个叫舒马里平原的地方时，手段如此残暴以至于那片土地后来被称为“燃烧的平原”。在一场战斗中，他们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男人，接着故意烧毁所有的树木和庄稼，烧不掉的就用推土机推平，埋在地下。这明显就是不给该地区的人留任何生存机会。烧毁庄稼和将其他夷为平地的手段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阿富汗人的手段，倒不如说是阿拉伯国家惯用的手段，而且塔利班根本不会聪明到凭他们自己能想出这么毒辣的手段。烧毁一切之后，他们还挨家挨户强迫所有年轻女子和妇女出来。人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些女人的时候，她们当时正被赶到卡车和轿车上去。当地人怀疑她们被运送到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当妓女，有些被阿拉伯士兵强占为妻。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猜测是否真实，但类似的事情我见得实在太多了，不相信也不行。
所以，当看到非阿富汗军事力量参与到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来，我心里对他们表示感激，也非常高兴塔利班终于不能再统治我亲爱的祖国了，阿富汗的省份一个接一个地脱离塔利班的统治。托拉博拉曾经被认为是本 · 拉登的藏身地，那里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但突然就停了，塔利班也不见了。
折磨我丈夫，破坏我的幸福婚姻的士兵渐渐失势，而哈米德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也节节败退。
身为阿富汗唯一一名联合国女性职员，我常常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记者不断地到我办公室里来，想从我这里套取素材。由于现在是我独自一人在负责办公室的运转，很难腾得出时间。我们当时正在发起了一项重返校园运动，让那些因为战争或者塔利班的统治而错过教育机会，却又过了上学年龄的成千上万个男孩女孩重新回到校园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合作，给孩子们提供临时帐篷学校、文具和书本。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是，能保障这些孩子们接受教育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回报。
除了这项运动之外，我还动员工作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骨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常常忙到晚上，这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哈米德重病缠身，正需要我。我也想多陪陪他，可我也想为国家做这项重要的工作。通常，哈米德很支持，无论我工作到多晚都不介意，但现在，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有些成见。我也是左右为难，徒增不少压力。
有时候，我真的是从一个会议跑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连饭都来不及吃。我仍然穿着蒙面长袍，即便会见外国官员和援助人员也是如此。有一天，省长建议我把蒙面长袍拿掉。他说，这些人需要看我的表情，以便于交流，这之后我就不再穿蒙面长袍工作。
那段时期工作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尤其是我的领导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当地和国际方面的同事的信任后，我也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职业。
塔利班倒台后的那几个星期和月份里，阿富汗完全变了副模样。喀布尔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你几乎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家乡。过去几年里，在不同时间点——包括苏联入侵时期、残暴的内战时期，以及苛刻的塔利班统治时期，相继逃难在外的阿富汗人都觉得阿富汗安全了，于是也就都回来了。在海外的阿富汗投资商发了财之后也纷纷回国创办了新的企业、开设旅馆、办起银行，甚至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
当然，阿富汗的经济还没复苏，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悲惨的贫穷境地。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基本的能源供应，比如电力供应，均遭到了破坏，而且还很少有人能喝得上净水，用得上卫生设施。许多回国的人们发现家被毁，房子被别人占据。在国家回归正常的过程中，失业人员到处都是，食品短缺也相当严重。总体上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然而，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混乱的形势下出现了一股乐观情绪。
联合国办事处迅速扩大，全球各地的资金不断涌来，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把这些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需要去陪陪哈米德，于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去了喀布尔。我打算重新注册去上喀布尔大学，以便继续医科学习。塔利班曾经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我是被迫中断学业的。去注册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隔的时间太久，已经没法继续念了。但事实上，我失去这个重新就读的机会是因为我在面试过程中带上了舒拉。招生负责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他不赞成母亲出来上学。没被录取我很难过，但心里有了更重要的牵挂，哈米德现在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咯血。
我又带他去了巴基斯坦，还是找那个每月给他开500美元药物的医生。他说，由于哈米德没有持续用药，他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用药无效的地步。连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于是建议我们去伊朗试一试那里的一项新疗法。我把钱交给哈米德，他就一个人去了，我回到了法扎巴德，继续做我的工作。哈米德在伊朗医院里住了四个月。此间，我们仅限于电话往来。每次通话，他听上去很乐观，而且他还说感觉好多了。
在法扎巴德，政府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妇女来说，前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哈米德 · 卡尔扎伊担任临时总统，直到正式选举开始。曾经遭到塔利班迫害的人权活动分子如今公开出来为打造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当然，巴达赫尚省不再是政府驻地，中央的权利中心已经搬回到了喀布尔。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首都之外，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我递交申请，顺利争取到了在首都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干事的职位。幸运的是，基金会提供日托服务，我可以带上两个孩子去上班。
通常，跨市搬家这样的事情主要由男人负责。但是，哈米德尽管回到了家，身体还是很虚弱，不能外出，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准备带上哈米德和两个女儿搬到喀布尔，我哥哥贾迈勒沙哈的两个妻子及其子女也将搬过来跟我们住。我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到集市安排一辆卡车将行李和家具运到喀布尔。几个司机看了看我，疑惑地问：“妹子，你丈夫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办这些事啊？”我生气地回了他们一句：“兄弟，你难道觉得女人连租车这样简单的事也做不成吗？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觉得我们女人没用呢？”到了喀布尔，我们重新住进了哈米德在马克洛里安的公寓。那是2003年，我工作忙得很，但做得很开心。我成了联合国员工协会女性问题代表，出于工作原因，需要到阿富汗各地监督女性相关的工程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是坎大哈——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到了那之后，我所工作的那个社区的领导几乎不跟我说话。他们是保守的男子，也是塔利班的追随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塔利班从当初的统治者沦为如今需要听从一名女性的命令。渐渐地，我将他们争取了过来。几天之后，我们工作时就像一直在一起合作的老同事般融洽。直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中的某些人保持联系，只要来喀布尔，他们就会来拜访我。我真真切切地认为，人只有亲身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对性别的观点可以改变，会改变，即使是最保守的人士也能做到。
哈米德从伊朗回来，在刚开始时我看到他情况大为改观，心情也为之一振。但是，没过几个星期，他又旧病复发，没走几米远就咯出一团团的血。见此情景，我的心都碎了。这种病有传染性，哈米德担心会传给孩子们。每次他开始咳嗽时，就用手绢捂住嘴巴，命令女儿们到别的房间去。我们的公寓在五楼，也就意味着他只能在家待着，因为上下楼对他来说实在太困难了。我们很久没有肌肤之亲了，只要健康允许，他始终是名好丈夫。疾病没有损坏他的大脑，他依然有着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每次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或者不知道如何实施一项新的工程，他就帮着出谋划策，或者至少也能倾听我的意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是我最大的慰藉。
再过几个星期之后，他需要做一次复查，于是我们飞往卡拉奇的阿加汗大学医院，是当地最现代的医院之一。他病得连走路都走不动，我只好用轮椅把他推进病房。这时的他瘦骨嶙峋，头发灰白，有一个护士甚至以为他是我父亲。我在他床边，陪他过了一夜，就像我曾经在母亲临死前几天陪她那样。第二天上午，医生把报告给了我们。一切为时已晚，他的肺与其说是个重要器官，倒不如说更像牛皮鞋跟。医生给开的药很重，副作用害得他浑身不适，还有强烈的呕吐感。他告诉我说不想再吃药。
那时正值夏天，明媚的阳光似乎让哈米德精神略微一振。药物使他呕吐，但并不影响胃口，他的饥饿感也恢复了，饮食也变得正常起来，脸色也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只想陪他度过剩下的分分秒秒。那天是星期三，我决定为他准备一份鸡汤。之前那个晚上他没睡好，人很疲劳。我想让他自己喝鸡汤，可他几乎连拿调羹的力气都没有。那一晚，我的姐姐和他的姐姐都过来看他。
他跟她们聊着，我在一旁看着，发现他是如此英俊，如此精神，就好像疾病已经从他脸上离去，突然恢复了昔日健康时的模样。“哈米德，我亲爱的，”我打趣道，“你在跟我开玩笑，不是吗？你没生病，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要不然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精神呢？”他笑了，紧接着便咳嗽，后来又大口大口喘气。
我们把他背回房间。我转过脸去，生怕他看到我哭泣的模样。天很晚了，我在另一个房间和她们几个一起躺了下来，但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于是又回到哈米德的房间，在他身边躺下。我握着他的手，两人都哭了。回想起新婚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是多么幸福，那时我们一起憧憬未来。我们要求的并不多，可是得到的却是伤心和病痛。
女儿们也进来了。她们装扮成库奇族女孩，向父亲献歌，这是她们以孩子的方式鼓励我们。歌唱得很动听，却也叫人心碎。她们转动身子，在头顶旋动面纱，唱着：“我是一个库奇族女孩，请看我为你跳支舞。”歌曲罢了，两个女儿让哈米德吻吻她们，可他因为担心传染就拒绝了女儿们的请求。
我仍然逼他吃东西，央求他：“把这个桑葚吃了，再喝一点儿汤吧，就喝一汤匙。”求了半天，他也没吃一口，没喝一下。我开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真的太累了。姐姐进来，让我到另一个房间休息。我不想离开哈米德，但他坚持要我去。他还开玩笑说：“法齐娅，你的同伴监督人会把我照顾好的。她一定会保证我吃下食物和水果，还会保证让我呼吸顺畅。你快去休息一会儿，拜托。”我出去了，到另一个房间和孩子们一起睡了下来，我将她们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在想，要是没有了父爱，真不知道她们怎么活下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我永远忘不了，那是我姐姐在喊哈米德的名字。我赶紧跑到哈米德的房间去，他就快不行了，呼吸着最后几口气。
我惊恐地大声叫了出来：“哈米德，不要。千万不要走。”听到我在哭，他睁开眼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接，只对了那么一秒，我的眼满是泪水，他的眼平静顺服。紧接着，他的双眼就闭上了。他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父亲去世的时候，舒拉刚好如我失去父亲时那么大。我多么希望命运不要发生在两代人身上，可这竟然成了现实。
你们父亲刚走的那几天里，我天天责备自己，让你们成为了和我一样失去父亲疼爱的孩子。
我尝够了没有父亲的痛苦。我深知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日子有多艰难。今后你们不仅要承受没有父亲的痛苦，还要忍受没有兄弟之苦。
但，正如母亲曾经帮我找到勇气，用双倍的爱鼓励我一样，我也要学学她，为你们做到这一切。
你们只有我这么一个家长，但我要你们知道，我会用100倍对父母的爱去爱你们。
要知道，你们的父亲如果能够看到你们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他一定会万分自豪。
当我听你们讲起未来，内心荡起无比的自豪。莎哈扎德想成为一名火箭科学家，舒拉想成为阿富汗总统。当然，这周你们或许还是这么想，下周你们说不定又改变主意了。但我知道，永远不变的是你们心中的目标。亲爱的孩子们，目标定得高是对的。要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使掉下来，你还能落到树梢上。如果你们定位不高，就只能看到树枝以下的部位。
我不能把父亲还给你们，但我可以给你们志向，正确的价值观。而这些恰恰是母亲所能给予女儿的最珍贵的礼物。
挚爱你们的妈妈
新的征程
2003年
哈米德死于2003年7月，正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月份。
生活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爱，没有了笑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在联合国的岗位上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精神上也很迷茫。除了照顾好两个女儿，我的生活毫无目标。我也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婚礼、晚会、野炊，过去我那么喜欢的活动如今竟激不起我一丝儿兴趣。我的日子天天都一个样，起床、上班、接女儿回家吃饭、跟她们玩耍、给她们洗澡、安顿她们上床睡觉，然后回到电脑前一直工作到午夜。
我是为女儿而活的，虽然很爱她们，但也希望能够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一点儿什么。我需要触摸到生命，再婚是想都没想的。尽管亲戚们都建议我这么做，我却一点儿愿望都没有。哈米德是我唯一想嫁的人，至今还是。再婚就是对他的背叛。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感受还一如当年他刚去世时那么强烈。
这时，政治成了我另一种意义上的丈夫。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政治，并且我也相信这是我的命运。真主想让我为了某个目标而活，还有什么比改善穷苦人们的命运，给一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带来骄傲的目标更伟大呢？2004年，阿富汗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还是一名议员的时候，查希尔国王就许诺引进更广泛的民主，当时还举行了地方议员民主选举。但是，这一民主进程先后因为苏联入侵和内战而不得不中止。如今，30年过去了，这一进程又被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国家都为之欢呼雀跃。
自从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哈米德 · 卡尔扎伊一直就任临时总统。这时他仍然是个广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人们曾担心，这样的大选必然遭到暴力阻挠，但结果却是进行得相对平静。
一个寒冷的秋日，街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蔚为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街上参加选举，在一些投票站，一大批穿着蓝色蒙面长袍的妇女从早上四点开始就排成一排，在挨个儿投票。这是阿富汗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刻，尽管我依旧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一重要性时刻带来的激动对我来说丝毫不减。这是自从哈米德去世后我第一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
那个时候，卡尔扎伊总统承诺赋予妇女权利，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这些都是我深信的理念。初次选举胜利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安抚强硬分子身上，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为阿富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可惜，在2005年取得的大胜利没能在2009年得以复制。尽管后来他赢得了选举，但有很多人指责他大肆造假。这也提醒了我，在阿富汗，在短短的4年里，什么都有可能变味。
2005年，阿富汗宣布实行议会选举，选出议员代表阿富汗国内不同的区和省份。我们库菲家族认为应该重整政治遗风，应该参与到新时代的政治中来。家族中至少要有个人参加选举，至于选谁做代表，大家议论纷纷。我哥哥纳迪尔 · 沙哈，即杜乐特妈妈（被我父亲休了的两个妻子中的一个）的儿子，想参加竞选。纳迪尔曾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游击战士指挥官，后来，他是我们众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政治的，还在当地有政治头衔，他是巴达赫尚省库夫区的地区管理人员。可以理解，他认为自己是代表家族参选的最佳人选。
可我不同意，我认为自己才是最适合最有经验的人选。尽管我没有像纳迪尔一样有地区从政经历，可是，为联合国工作的几年教会了我很多。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人士，我都有广泛的接触；我还有组织动员志愿者的经验，曾为地方服务过，还负责过好多项目。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好议员，但我不知道众兄长是否会答应我去参选。
我先是给哥哥米尔沙卡伊打了电话。小时候，他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就当选为社区领袖，父亲生前常常抱他上马背，让他坐在马鞍前面。那时，米尔沙卡伊就会以狂妄自豪的眼神从马背上往下看着我。当时我恨他，心里充满了嫉妒。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骑到父亲的马上去，但作为一个女儿是永远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然而，当我们渐渐长大后，米尔沙卡伊却成了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塔利班统治时代，我们俩生活在一起，经常搬来搬去。也是他最终敲定我跟哈米德的婚姻，是他出席我的婚礼现场，让我肆意表达离开娘家去夫家时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他从阿富汗流亡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去了欧洲，和其中一个妻子在丹麦定居。但他一向和我很亲密，直到今天，我们每周都还会至少通一次电话。我对他讲明了情况，还告诉他为什么我才是参选议员的最佳人员。他耐心地听着，挂电话时向我承诺，会和其他人好好谈一谈。
家族内部分歧很大，争论了好几个星期，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家族内部选举。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最后，大多数亲戚家人支持我参选，反而劝服纳迪尔退出。他们认为，家族里只能出一个人参选，因为两个人参选，就会互相竞争，导致家族内部不和谐。
真希望母亲能见证这一时刻。如果真能如此，我怀疑她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在童年时代，我父亲甚至从来都不跟女儿们直接讲话，也没有人给我们女孩子庆祝生日，由此可见，我们女孩的地位是多么卑贱。可如今，只差了一代人，我们竟然选出了一名女性作为家族政治领袖。
能够迅速接受社会改变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一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经济需要外出工作，许多阿富汗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很多其他国家。一旦女性有了经济收入，她们也就获得了解放。我认为，一个国家性别观念的转变不能依赖于外部力量的逼迫，无论这种力量的意图是多么良好。外部力量强迫人们做出改变时，往往只会让他们的脚跟陷得更深。只有从国家内部开始，从家庭开始，改变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我的经历就是个鲜活的例证。
好几个同父异的母哥哥认为我根本不可能赢得选举。我父亲娶的所有妻子中只有一个不是为了政治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他终于打造了一个地方性的政治联盟关系网。我的几个哥哥们认为，在战争和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一关系网络瓦解得相当厉害，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我们库菲家族。我曾经借联合国工作之便到过好几个村庄，知道他们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碰到的许多人依然记得父亲的大名，对我们家族的尊敬绝对还在。
此外，我对自己的关系网络也大有信心。和哈米德在法扎巴德生活的4年中，我曾经给妇女团体做过志愿者工作，给400多名学生教过英语，拜访过大量的国内流离失所难民营，建成卫生设施，创办学校。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做出的成绩。我的朋友当中有文明社会领袖、教师、医生、人权活动分子，这是新时期的阿富汗，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完全可以代表。尽管我才29岁，但我先后经历过苏联入侵、内战和塔利班的统治。
我关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别和女性问题。男人和女人一样，同样饱受贫穷和文盲之苦。我想推行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公平和教育，正视贫穷问题，消除贫穷根源。通过这些努力，带领阿富汗走出“中世纪”，使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动的人，是男是女并不要紧。我是母亲的女儿，她是千千万万个默默隐忍苦难的阿富汗女性的化身；我也是父亲的女儿，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的典范。我的父母亲在我生命中的影响同等重要，正是他们俩引导我选择了这一崇高的职业。
我回到巴达赫尚省开始竞选。短短几天之内，我参加竞选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法扎巴德市中心，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当我接到成千上万的人们（有男也有女）给我打的电话，志愿帮我竞选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青年人想推动改革，他们认准我就是能够给国家带来变化的人，所以就选了我。我的办公室开始洋溢着活力和乐观。
竞选是相当吃力的事。我们时间不充裕，资金缺乏，而要跑的地方却很多很广。每天五点钟我就开始工作了，常常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赶在日落之前抵达偏僻的山村，第二天回到法扎巴德，第三天又要奔赴另一个小镇。
尽管竞选让我筋疲力尽，但我誓死一搏，我对自己受到的礼遇非常满意。其中一个村，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我，唱着歌，敲起了山羊皮铃鼓。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拍手，向我又是抛花，又是掷糖的。我相信一定能够赢得她们的选票，因为我说的都是与她们紧紧相关的话题：死亡率、教育机会、儿童健康，等等。在巴达赫尚省的一些地方，妇女和男人一样辛苦，在地里从早忙到黑，即便如此，她们依然被剥夺了财产权。假如她们的丈夫死去，房子的继承人是男性亲戚而不是妻子。在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了解这里的妇女，也非常崇拜她们。我现在的生活与她们的完全不同。我穿着最新的时尚衣服，有电脑可用，而她们双手肮脏，从来没读过书。可是，我也是在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母亲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我能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也就多了几分尊重，从来没有以傲慢的姿态自居。我也知道，在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她们默默无闻，是阿富汗无名的受害者，可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们是自豪、坚强、聪明、机智的女性。
让选民，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选民，信服我的观点相对来说更难。在另一个村庄，我要在一个清真寺内做演讲。清真寺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建筑，也是唯一能够容纳大批人群的场所。那次演讲差点儿没成，因为一些老人不准我进寺。我只好坐在车内，当地支持我竞选的男男女女还为这事讨论不休，最终他们还是同意我进去。演讲开始时，因为紧张，我忘了说“奉真主安拉的名”，这是个很傻的错误。我以为听众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但讲着讲着，我发现后排的几个老人竟然在哭。他们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穿着传统的长条外套，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演讲完了之后，他们说认识我父亲，听了我的演讲后勾起了他们对我父亲的回忆，当年他的演讲中也充满激情和诚恳。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快感动得哭了。
出门竞选演讲，我不穿蒙面长袍，以便用眼神对着观众，好与他们交流。但我确保穿着当地的衣服，得体保守。上身穿长长的蓬松外衣，下身穿宽松裤子。当年，我6岁的哥哥就是在这种衣服的庇护下逃过了杀手们的追杀。
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一个极端偏僻的名为朱尔姆区，我抵达的时候，发现有70多辆汽车在等候，选民无论年老长幼，手里都挥舞着阿富汗旗帜和我的竞选海报，看了真令我激动。这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选区，也不是我父亲曾经代表的区域，但他们也支持我，因为他们是真的在乎这次选举。他们对民主进程怀有浓厚的兴趣，想通过选举当地的领袖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批评人士常常指责美国把民主强加给阿富汗，认为在这么个表面上落后的国家推进民主进程毫无意义。对此我强烈反对。美国确实支持阿富汗推行民主，但根本不是强迫。阿富汗本身就有几百年的民主传统，无论是在社区领袖的选举方面还是传统的长老在社区理事会内实行的地方问题投票制度，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体现。选举国家总统只不过是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延伸。我深信，我所遇到的那些人，无论是文盲还是贫穷人，都想抓住这么一个能够带来变革的机会。如果能够安全地选举自己的领袖，并且有这样的机会，谁不想去选呢？开车绕着全省跑，看到海报和照片上的我在盯着自己，心里顿觉怪异。海报上有我的面孔，被贴到了汽车上，商店橱窗里，民众的家中。我开始感觉到一阵不安。如果我令这些人失望了怎么办？如果我失去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怎么办？如果我没做到，也没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服务怎么办？到了夜里，我深陷自我怀疑的痛苦中，担心自己即使这次赢了，但以后的几次选举失去了选民的信任怎么办？我不能失去这些选民的信任：男选民面露诚实友善，女选民用起茧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说，我的奋斗就是她们的奋斗。
人们喜欢我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们，但是，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跟他们说清楚，我并不会变魔术，也不能立刻使他们变富又是另外一回事。一名妇女问我是否可以向她保证，让她在喀布尔有免费的房子住，她真的以为我有这个本事。我只好向她解释说，这不是议员的工作，至少不贪腐的议员是办不到的。
在接下来的竞选中，我越来越激动。早上4点天就亮了，我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大多数日子里，我不过午夜不上床。每天的电话多达200多个，有问我问题的，有主动提出当志愿者的，我的整个竞选的势头正猛。
我记得有一名男子曾给我打电话。他说，在他家里，无论是妻子还是母亲，都没有选票，因为他不允许她们选举，但这些女人一致劝他选我。他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代表谁，于是就打电话来问。他是个很传统的人，尽管不允许妻子参加选举，但对她的意见很尊重，还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来了解妻子喜欢的候选人的情况。他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某些特质。跟这名男子通话到最后，他许诺说到时一定选我，我希望以后他能允许他的妻子也参加选举。
而有些电话纯粹是恐吓。我曾经接到过好几个男子的电话，他们与我完全陌生，却骂我是妓女，就因为我参加了竞选。有些人干脆就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尖叫，让我回家，把政坛留给男人。还有一些说我是坏穆斯林，应该受到惩罚。我不想被这些电话破坏心情，但是，伤心在所难免。
在一个镇上，我们拜访了母亲的几个姐妹们的家。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去这些姨母家。记得姨母们个个都很迷人，尤其是其中一个，脸上总是化了妆。她们的房子那时候又热闹又温暖，姨母们对我是又抱又亲，身上散发着香水味。如今房子一片死寂，只住了两个幸存的老太太。和她们俩一起住的是几个孩子和失去亲人的亲戚。寡妇和孤儿住在一起，看着都让人心碎。
有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约摸9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甚是可爱，跟我哥哥穆基姆的眼睛很像。我问他是谁，后来得知是我母亲最喜欢的哥哥的孙子——那哥哥就是曾经得知我父亲打我母亲，骑马找上门来，准备带我母亲回娘家的那个。在战争中，他们全家人全部遇难，只留下这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我不能把他留在这么一间悲伤的小屋内，于是把他带回来跟我住。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了一名青少年，和莎哈扎德、舒拉、我一起住在喀布尔。他现在还在上学，成绩优异，跟女儿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家里是我的好帮手。
选举开始前36小时我还有两个区没去。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地方，每个地方都要5小时的车程。按照选举规则，竞选活动必须在投票开始前24小时停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最终两个区都去了。在其中的一个区里，我发现，领导当地竞选运动的是里扎公公，即沙赫纳兹（我父亲的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的父亲，又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内亚特的母亲。此后的几年中，里扎公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帮助我。战争中，老人失去了大部分的孩子，包括沙赫纳兹。这时，他年岁已高，但依然神采奕奕，还坚持跟着我们到处走动。我们在他家里吃饭过夜，这又是一个证明我们大家族系统强大的鲜活例子。
我最害怕去也最想去的区还是老家库夫。自从四岁起我就没再回去过。最后一次是那天母亲抱着我和几个姐妹，因为遭到枪手的追杀，被迫沿着河岸逃命。一踏上这片故土，恐惧和失落感顿时从心底再次泛起。车子在险峻的道路上颠簸，经过我父亲当年被游击队员杀害的高原时，一股悲痛朝我袭来。这是我家庭诞生的地方，也是被毁灭的场所。
到达村里的时候，我几乎无法呼吸。车子在主干道上开着，弯弯曲曲，我一口气来到了老屋。当年，父亲就是在这条道上带领迎亲的队伍娶了那么多妻子的。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清晰可见。小时候我们玩耍的水井如今快枯干了，曾经，清冽的泉水汩汩流淌，如今只剩下一滴滴浑水；我母亲当年引以为豪的花园和果园如今已是灰尘满地。当时，花园里一年四季，颜色变幻无穷：春天，满园绿色；夏天，长满粉红色浆果和花朵；秋天，又大又红的南瓜和胡椒分外抢眼；冬天可以收获褐色坚果和紫色蔬菜。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唯有枯树上的几个枝杈戳向天空，就像被扭曲了的骷髅。
呼利大宅还屹立着，勉强没有倒下。整个西厢房，包括客房，都已经被毁。院子中央的大梨树只剩个树桩，那是战争时期被一枚火箭弹击中导致的后果。这棵树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我淘气时，为了躲避母亲的责备，躲到了这棵树上；父亲曾经在这里藏过武器；我姐姐和嫂子也曾被绑在这棵树上，遭到企图偷走我父亲武器的游击队员的鞭打。
父亲的巴黎套房还在，墙上色彩鲜艳的壁画依旧清晰可见。这个房间是父亲和母亲同床共枕的卧室，是孕育我的地方，是母亲在父亲入殓前为其擦洗那丢了半个头盖骨的尸体的地方。我亲手摸了摸冰冷的泥浆墙，试图摸出上面的纹路。墙上的壁画是父亲的骄傲。在他眼里，这些画就如法国凡尔赛宫里的壁画——也只有他认为，这些画甚至比宫廷里的壁画还要好。
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厨房，这里是当年母亲的天下。我们曾经铺开垫子打地铺过夜，母亲给我和其他孩子讲遥远国度的国王和王后的故事，也正是在这里，母亲为宴会和招待会准备了无数次的食物。在这里，透过墙上的高窗，我们看到了雨雪降落，日出日落。曾经，我以为透过窗子看到的便是整个世界。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膝盖几乎不听使唤了。我仿佛看到母亲弯下腰，手拿一个长柄勺在锅里搅拌大米，仿佛闻到了肉香，感受到了房间正中面包炉上的明火传来的热度。有那么一刻，我似乎回到了4岁那年，她就在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然后她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人。只有我，成年后的法齐娅，站在这个不再能够看到全世界的房间。现在，我意识到它有多么小了：这只不过是个小房间，上面有一扇小窗，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仅有的几座山，根本不能看到整个世界。
我在厨房里坐了好久，透过窗户看着天色渐渐进入黄昏，一轮新月被群星环绕，渐渐亮了起来。无人打扰，他们知道我需要跟母亲好好私下交流。
接下来我要好好缅怀父亲。我从后门离开呼利大宅，爬上他安葬的山峰。他的墓地视线极佳，可以360度俯瞰他自己的天堂。我在坟边跪下来祷告，祷告结束后坐了下来，开始与他对话。我向父亲讨教指引和智慧，帮我走这条政治之路。我想，他一定很惊讶，继承家族政治使命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但我向他承诺不会让他和泉下的灵魂失望。
这时天已经一片漆黑，温度也降了。母亲的一位好朋友——曾经在我家做过仆人，来叫我下山。她一边哭，一边悲伤地对着父亲的坟墓摇头，说自己没有哪一天不怀念我的父母。她说，母亲生前大有慈爱，不嫌贫爱富，父亲尽管令人生畏，但一心为了朋友和邻居的福祉，即使有任何个人牺牲也在所不惜。
她抚摸着我的脸颊，盯着我双眼，说：“法齐娅，宝贝，你一定能够赢得这次选举，获得议会中的席位。你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你能行。”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我能力的肯定，更像是一个命令。库菲政治家族将要再次崛起。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核心，它影响并决定了我们整整几代人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左右了我们的嫁娶。
我也一直热爱政治，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我的职业。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我目睹过政治害死了父亲。正是这个主要原因，我才不想从政。
但我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我似乎注定要与政治打交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你们的父亲被捕之日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个人政治生涯。他被拘后，我不能也不愿意在家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被迫去动用人脉资源，从大局着手，积极营救。
我讨厌人们让我待在幕后，不去抢男人们的所谓的风头。如果都那样，我们有什么出路呢？什么都没有。
我受过教育，内心深处有自己的呼声，于是就决心去帮助哈米德。
正是这个呼声和拯救那些受苦受难人们的强烈愿望多年来一直激励我在政治道路上奋勇前行。
我曾经令你们的父亲失望过，或许这也是我决心从政的一个更大的动力。作为一名议员，我在工作中尽量帮忙解决每一个不公正问题，但愿以此能够弥补我自始至终没能做到的一件事，那就是拯救他的生命。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一切为了变革
2005年
选举当天到处洋溢着欢乐。我的姐妹们帮我动员女性选民，安排车子往返接送到投票站。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希望她们投票给我，也是希望能够保证有选票的妇女能够真正有机会用好这个权利，无论她们最终选的人是谁。我的姐妹们穿着蒙面长袍，所以公交车上的女选民认不出她们是谁。这样，她们就可以做个大概的统计——就是有多少妇女打算投我的票。等车子在投票站靠稳，我的姐妹们跑进办公室，兴奋地对我说，车上几乎所有的女选民都打算投我一票。
听了她们的话之后我就知道这次一定会赢，但心里依然很紧张。这是在阿富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也担心随时有可能遭到暗杀。之前就遭到好几次威胁，车子底下被安放了好几次炸弹。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更担心的是赢了选举当上议员之后的事。我担心自己不知该如何达到选民的期望，如何应对这么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