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员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说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堆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卒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答案，只管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 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了，却发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着泪水，转身对赫蒂彻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家添麻烦。真希望哈米德没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泪水，然后抓住我的手说：“好啦，法齐娅，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监狱生活只会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坚强。你不要难过，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哈米德入狱的原因，我惊讶地发现，面对当时的环境赫蒂彻竟然能如此平静，丝毫不慌乱。她本来完全可以对我和我家人怀恨在心，可是她没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个女人，那么坚强、聪明、理智。我被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继续搅拌着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她抱了抱我，然后劝我到餐厅找颗枣子或者水果开斋，说我应该把婴儿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来到了餐厅，独自一个人坐了下来，童年的记忆刹那间浮现在了脑海。长期没去回忆，那童年的一幕幕此刻在我忧郁的情绪中渐渐清晰。我想到了父亲还健在时在呼利大宅开斋的日子，那几天，我们会拿一块桌布大小的传统小方布铺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方布是当地农村妇女一针一线精心编织的，上面染了红色和橙色，鲜艳活泼，相当漂亮。这些自然色都采自山上的植物。我们还会在小方布的周围摆上床垫和小垫子，大家盘腿坐在垫子上吃东西。
小方布上堆满了营养美味的开斋食品，像蔬菜馅薄脆饼、洋葱酸奶肉馅包、葡萄干扁豆萝卜什锦饭。我的姐姐们都会去帮忙做这顿饭，往往在斋戒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准备妥当，等着饿得发慌的大家庭成员下楼来吃。
父亲要么出差在外，要么就是在会见客人。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家人都坐下来聚在一起——他所有的妻子，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我们坐着吃，有说有笑。那时我还很小，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团聚时刻。每每这样的场合，大家都很放松，聊着当天发生的琐事。每当想到战前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我的心就像在滴血。我是多么想念母亲、兄弟姐妹们呀！真想回到彼时彼地，再做一回天真无邪的乡村儿童，无忧无虑，整天想着偷偷拿几颗巧克力或者一些调料放到一双木鞋里。
赫蒂彻端上来一份热气腾腾的烩肉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朝她感激地笑了笑。有了她，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哈米德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了。这时，赫蒂彻的孩子们也跑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着大家吃得那么开心，我的心里也亮堂了许多。
每天我都会去探望哈米德，但并非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露出一副勇敢的面孔，装作受到良好对待的样子。他不想让我担心，可是我发现，他的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日渐瘦削的脸上还多了许多淤青。我也假装相信，尽量表现得像个尽责的妻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拿淤青反驳他，只会令他更难受。他在怀孕的年轻妻子面前掩饰狱中所受的折磨有助于强化他坚忍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抓住短短的几分钟宝贵时间，聊日常家庭琐事，就像当天他刚参加商务会议回来或者刚逛过菜市场，或者其他平淡无奇的场合，总之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常事。能这么做对我们来说轻松多了——就像怪异、恐怖、不正常的事都没发生过。有些人会说，拒绝承认现实是不对的，或许是吧，但是，当你处于汹涌澎湃的绝望之海，拒绝承认现实就成了你的救命木筏，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我决定再次试着去劝说那个在普勒恰尔希监狱工作的巴达赫尚省老乡。经过一番漫长的走路，我终于抵达那里。这一次，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因为他邀请我进入办公室。我告诉他，哈米德没有犯任何政治罪，却受尽了折磨，如果再不释放就要活活被折磨死。尽管费尽了唇舌，可依旧无济于事。他说，他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急得哭了。他见了，发出一声长叹，接着很不情愿地答应我说，他会试着向看守哈米德监牢的狱卒说情。
星期五的下午，我通常可以见到哈米德。那天，赫蒂彻穿上了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我穿了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一同向监狱走去。
我们在门口等候，门卫进去叫哈米德。他进去后，门没有关，我刚好看到了里面的大楼。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门卫，20岁都还不到的模样，正在里面洗手洗脚，显然是在斋戒沐浴，为伊斯兰祷告仪式做准备。进去的那个门卫走上前去禀报，他则用普什图语反问：“什么？”进去的门卫说：“哈米德的妻子来了。”那男子放下水壶，朝我们走来。我立刻转过身，他们没发现我在看他们。还有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也就是巴基斯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们不是囚犯，我推测应该是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在这个监狱工作的。我握紧赫蒂彻的手，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够过来对我们说，哈米德可以回家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问：“谁是哈米德的妻子？”我走上前去，用左手撩开面纱，回答说：“我是。”那人一言不发，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朝我头上扔了过来。我一惊，赶忙往后退缩。“你这娘们，竟敢在你的巴达赫尚省老乡面前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是谁？滚，赶紧离开这里，你这娘们。”足足好几秒，我震惊得动弹不得。我赶紧向他解释说只想让我无辜的丈夫重获自由。但他仍然不由分说，捡起另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石头没打中我，而且，就在他投掷石头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做出保护性动作，没想到这么一来，倒让他瞥见了我的指甲油。
他嘲笑我，还往地上吐了口痰。“看看你的指甲！还说自己是穆斯林，手指涂得像个妓女。”我一听，火冒三丈，涨红了脸。我真想说，他没资格对别人的老婆说三道四。我是个穆斯林，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权利对我评头论足。他才是个穆斯林坏蛋，而我不是。
赫蒂彻看出了我的心思，赶紧上前制止了我。那人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来。“滚开，你这臭娘们。”赫蒂彻抓住我，半走半跑地回到大门口。我眼看着到了安全范围，就故意大声对她说，好让他们都能听到。“这帮人不是穆斯林，他们连人都算不上。”那人恶狠狠地再扔了我一块石头，然后转身进去了，嘴里骂个不停。那些词那么难听，我从来还没见哪个穆斯林用过。
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现实：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且我找那个巴达赫尚省老乡的负面影响很大，把情况弄得很糟糕，反而对哈米德更不利。
我浑身发抖，在面纱里面大哭，赫蒂彻也哭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不顾塔利班禁止搭载非血缘关系女乘客的规定，答应送我们回家。我知道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由于愤怒、恐惧、羞辱，我已经颤抖得厉害。一到家，我马上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那一晚，我和赫蒂彻一致决定，近期还是不去看哈米德比较安全。我们都担心，去见他反而会害了他，他们会打他打得更厉害。狱卒已经断定哈米德的妻子是个蛮横的妓女，不但抗议丈夫被监禁，而且手上还涂了指甲油。我恨死了巴达赫尚省来的那个老乡，甚至怀疑他非但没有帮我们，还有可能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事实上，我连情况都没有跟他说，只说了哈米德的病情和他的无辜。
那一夜，我对哈米德获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整整两个星期，我都不敢去看望哈米德，不想再次蒙受那些狱卒的攻击和羞辱，甚至还担心，即便他们允许我见丈夫，我也很可能会崩溃，甚至会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但是，第三个星期五，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要见他，还有一些重要事情要问他。身为已婚妇女，我需要他准许才能外出。我已经决定到巴基斯坦的哥哥那里生小孩，我不能让第一个孩子在喀布尔出生，原因是塔利班禁止所有的女医生从医，禁止男医生给女性治病。
赫蒂彻坚持要同我一起去探望哈米德。快到监狱大门口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对于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并不抱乐观态度。我站在几步之外的位置，让赫蒂彻去问狱卒能不能见哈米德。狱卒进去了，出来时多了上次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男子。我没做声，赫蒂彻也没说话，提防着随时都会有石头飞过头顶。他盯着我看，然后命令道：“走近一些，娘们。”我慢慢地朝前面挪动了一下，暗地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还敢扔我石头，我就回敬他。
“把你的左手给我看看。”他命令我说。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伸手给他看，反而将双手藏到了面纱底下。在我看来，那人粗鄙不堪，一点儿阿富汗式的礼貌和风度都不懂。
看我藏起了手，他笑了，说：“我跟你说，不要再涂指甲油。如果涂了，你就不是穆斯林。”透过面纱，我瞪了他一眼。他竟然敢说我不是穆斯林，而他自己却要对他人的老婆的化妆评头论足。“你为什么要涂指甲油呢？告诉我。”他接着命令道。
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结婚才4个月。新娘子第一年化妆，穿漂亮的衣服既是习惯也是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阿富汗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他发出一阵带着嘲讽的喉音，露出一排黄牙。“我明白了。你想让我放了你丈夫吗？”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心里猜测他只不过是想取笑我罢了。我回答说：“他犯了什么罪？他什么罪都没有。”狱卒耸了耸肩，说：“你回去，带一个男性亲戚过来。带一个男的来，要有财产证明。如果这个男的愿意以他的财产担保你丈夫不会离开喀布尔，那我就放了他。”我没再说一句话，马上转身跑出大门，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赫蒂彻跟在我后面。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我们俩站在街上，你看我，我看你。这是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都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兄弟都已经离开了喀布尔，而哈米德的家人几乎全部住在巴达赫尚省。
就在这时我想起来一个开店的表哥。于是，我们俩就沿着街道跑过去找他。到了店门口，我们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失望地发现店门紧闭。我们俩只顾着激动，却忘了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和休息的日子。
我不想给狱卒改变主意的机会，更不想失去拯救哈米德的良机。我们跑回到监狱，那个狱卒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看起来很放松的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走近他，怕再惹恼了他。赫蒂彻于是走了过去，把情况讲给他听。他站了起来，没讲一句话就到监狱里边去了，好几分钟都没出来，但我感觉就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出来了，身边多了哈米德和另一个更年轻的狱卒。他说：“哈米德可以跟你们回去，这个狱卒也跟着去。如果你们带一封邻居或者朋友的担保书回来，我就会放了他。”他命令一名塔利班司机开了一辆海拉克斯皮卡送我们，我们全部上了车。我心里怕再生什么变故，不敢多看哈米德一眼，但偷偷侧过脸瞥了他一下，发现他脸色白如蜡纸，人几近崩溃。
随行的年轻塔利布告诉我们说，他来自瓦尔达克。这人看起来友善，但是很年轻，我怀疑他在监狱里没什么权力，也没多大影响力，更担心邻居没有人愿意帮忙，那样的话他就会直接把哈米德带回去。等车子抵达马克洛里安后，夜幕开始降临。赫蒂彻记得我们邻居中有一户人家拥有一间房子，她跟这家不熟，但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找他们担保试一试。她去找这户邻居，哈米德、我，还有年轻的塔利布到楼上我们自己的公寓里等候。等待很不是滋味，哈米德此刻坐在自己的客厅，可我却不能跟他讲话，还要担心他随时被带回监狱。
这时我头上依旧戴着遮蔽面纱，可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塔利布盯着我的脸看，试图读出我的心思。我一惊，低下了头。我想，他应该看到了我的悲伤与恐惧。他的母语是普什图语，但这会儿却用不太熟练的达里语跟我们说话。他知道我和哈米德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只听他说：“不要担心，大姐。我也刚结婚不久，才20天，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即使你找不到担保人，今晚我也会让哈米德留下，明天再过来拿担保书。”他竟然冒着被责备的危险主动帮助我们，这真是我想都没想到的，也是令我震惊的一个善举。哈米德和我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赫蒂彻回来。
不久，我听到了公寓走廊里有男子的声音。出门一看，竟然来了6个男邻居，他们朝我微笑，还说，很高兴看到哈米德获得释放。每一个人都劝我不必担心，他们会集体为哈米德担保。我真是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唯有以哭答谢。他们进了房间，一一和哈米德相拥。两个有房产的邻居签署了担保书。担保书上说，哈米德是一名工程师，他不会离开喀布尔，一旦塔利班要求他前往内政部，他一概不能爽约。如果违反上述约定，他们两人就要失去财产。这对邻居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风险，而我也再一次感受到，即使在战争时期，还是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能够如此慷慨。
我拿出一条最近刚刚刺绣好的花边手绢递给年轻的塔利布，权作送给他妻子的一份小礼物。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感谢。我真想知道，像他这么亲切善良的小伙子是怎么加入到塔利班的队伍中去的，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好像过了好久好久，邻居们才渐渐散去，我终于得以和丈夫单独相处了。他看上去就像个幽灵，赫蒂彻和我想逗他微笑，给他讲笑话。他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就咳嗽。这一阵咳嗽真猛烈啊，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赫蒂彻和我面色严峻，互相看了看对方，便心领神会——哈米德染上了肺结核。咳嗽得这么厉害意味着情况会更糟糕。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生活中，你们常常会遇到信心和力量尽失的时候。每每这个时候，你们只想放弃，不愿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亲爱的女儿们，放弃不是我们家的人应有的所作所为。
和我刚结婚不久，你们的父亲就被捕了，当时我也想放弃。要不是我当时有孕在身，感觉到莎哈扎德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我或许真的放弃了。但是，我明白，即将生下一个新生命意味着我要更加努力地生活。我还想起了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想象一下，如果我父亲死后她放弃了我；如果她选择了一条轻松的道路，改嫁给一个不想要我们的男人，或者把我们交给孤儿院，或者干脆不理我们，那么结局会怎样？她不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女人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弃。
请你们再想象一下吧：如果当中央政府命令你们的外公修建阿坦加通道，他选择了放弃，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你们只需想一想，有多少人会命丧山崖。正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这项工程，这么多年来，他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
感谢真主安拉，我身上流淌着他们两人的血液。正是因为他们，我也才能做到从不言放弃。
而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也要继承这一优良的血统。如果将来有一天，当恐惧占据了你们的心，使你们失去了斗志，那么请你们记住以下几句话：放弃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奋斗！我们幸存！我们永存！
挚爱你们的妈妈
重归故里
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但狱中的生活对哈米德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再羁押一次就无异于给他判死刑。我们认为不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行了，而逃往巴基斯坦并不是个好选择。自从巴基斯坦间谍将哈米德会见拉巴尼总统的事情禀报塔利班，他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如果回到巴基斯坦，他就很可能会被跟踪。
虽然我们向塔利班做过保证不离开喀布尔，但我们依旧决定逃往巴达赫尚省。曾经签署过担保书的好邻居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劝我们还有机会逃的时候赶紧离开。
马苏德和拉巴尼总统的军队仍然在北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与塔利班对抗。即使是强大的苏联军队也没能击败巴达赫尚省的游击队，因此我们认为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远离塔利班的安全地带，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旅途险象环生。
哈米德的医生给他开了6个月的药量，我们带上药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过崎岖的道路，蜿蜒的山道，就算塔利班的危险忽略不计，这也将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哈米德重病缠身，我有孕在身，让我们的这次旅途更加危险。之所以非这么做不可是因为我们想孤注一掷，此外别无他法。这个曾经被我视作天堂的安全城市如今成了个监狱，被一帮残酷成性的狱卒主宰着。
为了这次出门，我收拾一些行李，大多数是结婚时收到的礼品和一些家人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在箱子底下藏一些母亲的珍贵照片以及被害的穆基姆的遗照，可转念一想，万一塔利班发现了这些照片，它们一定会被破坏殆尽，我不敢冒这个险。
赫蒂彻决定和孩子们留在喀布尔。我再三请求她跟我们一起走，但她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她忠于死去的丈夫，也就是哈米德的哥哥——她要留下来将孩子抚养成人。我们已经成了亲密的好朋友，真舍不得丢下她一人，但我尊重她的决定。
要是我觉得还有一丝塔利班不来骚扰的可能，我或许会留下。但是，哈米德和我的时间不多了。迟早某一刻，塔利班的某个长官复查他们羁押过的人员名单，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再次派一些狂热的年轻人来拘捕哈米德。他们的态度应该就是，“他肯定犯了什么错。我们拘捕他，施加酷刑，他就什么都招了”。很显然，如果你折磨一个人时间够长，他就什么都招了。如果不招，按照塔利班的逻辑，这些所谓的罪犯一定是在保守某一可怕的秘密。
普通人即使犯了芝麻大小的所谓的过错也要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哈米德曾经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都是因为载了没人陪伴的女乘客而被捕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司机会被关进监狱，可女乘客因为“引诱”司机，情况会更糟糕。塔利班的规定以及行动常常跟手里有枪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这就造成了一副人人自危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出门的话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这样的局面既恐怖又叫人气愤——他们以为自己在统治国家，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糟蹋我们的国家，而且，还给所有的行为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为平息民愤发明了一个万能的工具。你不喜欢我们对待妇女的方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想听音乐？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不赞同我们的司法制度？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说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古兰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这些文盲总是从二维角度看世界，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而他们也正准备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导到中世纪去。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深伤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要逃离喀布尔。
一天早晨，远处的山头刚刚亮，我们就走上街，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出租车每颠一下，弹簧就发出吱的一声。我们计划先往东开，沿着喀布尔河走到苏罗比。塔利班的影响范围也就到喀布尔以北几百公里处为止，超出这一范围，塔利班就靠近不了。想要到达马苏德的势力范围，我们还需要穿越火线。这条线必须不会让我们有丧命之险，还不能引起塔利班的注意，否则就要被他们当做间谍来看待。
苏罗比是一个山谷中的小镇，四面环湖。湖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首都陆陆续续供应电力。从喀布尔到这个小镇的路途并不遥远，开车才27公里。不过，由于山谷是内战的重灾区，道路凶险得可怕（即使最能吃苦的阿富汗旅行者也会有此感受），到处是凹坑和弹坑。这就意味着车子大多数时候是后车贴着前车屁股，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在石子路另一侧的地底下埋了一个个的地雷，过去20年间，整个阿富汗地底下埋了1000多万个地雷。直到今天还有人被这一邪恶的武器炸死或是致残，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车子开不好或者开得太累的司机偶尔会偏离路中央，有时倒也能幸免于难，但在其他时候，车子往往被炸得粉碎，腾起一团灰云和烧得红红的金属片。最大的地雷是用于摧毁60吨重的坦克的，所以，开着一辆900千克的轿车驶过这样的地雷阵就像一朵蒲公英在一台开着的喷气式发动机前。最悲惨的情景要数卖力的公交车司机抄近路遇到这样的地雷，很不幸，司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第一个被炸死的。爆炸中，车轮被炸飞，整个车头被炸毁。惊恐万状、魂飞魄散的幸存者也将面临两难抉择：爆炸的火焰越来越烈，到底是在滚烫的车子的残骸中死去呢，还是跳出毁坏的车窗，在地雷阵中赌运气。通常只有一个选择，而这样的生死赌注并非人人都能赢。
去往苏罗比需要经过首都之外灰尘满天飞的平原和巴格拉米空军基地。如今，巴格拉米依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军事基地，当年它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设施，曾被苏联当做空军指挥中心。
广袤的峡谷风光很快变成了陡峭多岩的险山，路也在狭窄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到了苏罗比，我们的车子直接往北驶向塔哈布。这段路更糟糕，该地区在喀布尔东北方向，距离喀布尔市区不过150公里，但却是当时游击队和苏联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道路遭到游击队的狂轰滥炸，被炸毁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阻止苏联红军前进。到达塔哈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许多简陋泥土房如今已经成了废墟，而许多人就住在瓦砾堆里，只要还有一处没倒，人们就随便安一个家。
哈米德和我非常担忧。到目前为止，经过塔利班的哨卡还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下一站只会更加艰难，塔哈布是塔利班在这片山区里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是军事设施和弹药库，里面装满了供给坦克和卡车的燃油，步枪、火炮、迫击炮、火箭炮所需的弹药。面容疲惫、胡子拉碴的年轻士兵站着放哨，越接近哨卡，车子就越多，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哈米德和我绷紧了神经：逃亡能否成功就在这一站。我们担心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塔利班的监控名单上，而他现在既然在这里现身，也一定会被他们抓捕回去。
车队长龙渐渐往前爬行，我看见许多紧张的男人和穿着蒙面长袍的妻子被命令下车打开行李让哨兵检查。狂热的年轻士兵头缠黑色头巾，用步枪翻看箱子和行李包中的物件，将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珍贵的个人物品抛在地上。有一个士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叫了出来，手里高举着一卷录影带，俨然一副拿着战利品的姿态，那是违禁物品。一名女子朝这盘盒式录影带扑过去，而那个塔利布则把它拿到一边。那女子穿着蒙面长袍，但可以看得出还很年轻。我猜她刚结婚不久。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她又生气又气馁，而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抗议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她的丈夫站在身后几步开外的地方，嘴里咕哝着要她停下。他并没有上前阻止妻子，因为他知道她这样做完全符合情理，而他既不能反抗塔利布，也不能被人看到对自己的妻子无动于衷。
持枪的那个塔利布用力推了下女人的胸部，在她乳房的轮廓下停留许久，乳房在蒙面长袍底下若隐若现。她一下子怔住了，性骚扰让她怒不可遏，于是就朝那个塔利布冲撞过去。他淫笑着，又摸了她一下，还用肩膀去撞她的下巴，将她撞倒在地。她愣愣地躺了一会儿，接着双手撑地，膝盖触地，爬了起来，可那个塔利布却将录影带扔到她身前，用脚跟践踏，将其踩得粉碎。那女子没说一个字，只是抬起头，好看清他狰狞的面目。他弯下腰，朝她奸笑，又一把抓起散落的录影带，一边往后退，一边让塑料碎片从指间滑落，看她有什么反应。接着，他转过脸朝着一棵树，将剩下的录影带碎片扔到了树枝上，带子缠住了树枝。那女人头往前倒，啜泣个不停。这时，她丈夫过去，弯腰将她拉了起来。塔利布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很显然，他为自己所谓的道德胜利高兴不已。树枝上挂满了类似的带子，在午间的阳光下闪烁，这样的游戏他们肯定是经常玩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它们。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更直接，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布就因为她穿了这样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到达之后，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个小镇，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我们的向导仿佛转身对我们说：“看，我们到了。”我们又叫了一辆轿车，载我们去贾布尔萨拉热。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市场一片繁华，顾客比肩继踵。女人来来往往，跟男人随意交谈，根本没有塔利班那一套严格的监督体系，餐馆里的顾客爆满。哈米德和我住进了一家宾馆，这在喀布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却是再正常不过了。
站在宾馆的门厅里，我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变了我，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自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的担惊受怕耗尽了我的体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温顺的塔利班妻子，而在过去，我一定忙着登记入住，查看房间，确保行李工搬进了所有的行李包。现在的我很被动，只会等着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伤悲。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这是母亲生前一谈起我的童年就赞不绝口的优点。塔利班将那么一个自信、有决心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弱小、冷漠、胆怯、疲惫的女人，一个生活在蒙面长袍底下，将自己隐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宾馆老板讲话，而他正挥着双手欢迎我们入住。我对男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觉得他们残忍，不值得信任，只会伺机剥削、利用女人，而我发生这样的转变竟然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完成的——尽管这样的伊斯兰教不是我所认识的教派。对两性的这种看法源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而不是出于我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亲生活在一个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却拥有自由和权利，到了我这个时代，这两样东西居然都被剥夺了，生活在塔利班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其他妇女也被剥夺了。母亲想什么时候回去见家人就什么时候去，父亲不在家，她还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负责将他的奶牛赶到高山上的牧场放牧。是的，父亲打过母亲，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农村文化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除了这一点，我知道父亲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对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没有尊重可言。
我们上楼到房间去。房间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间不大，地板上铺了垫子。我那天的心情有点怪，脱离塔利班魔掌之后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哈米德心情很好，像个小孩似的在小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本来还以为在监狱的时候，冰冷的寒夜里，他的稚气早就被榨干了呢。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后来连我也都放松了起来。我摘掉蒙面长袍，扔到房间的角落，一起被抛掉的还有我的烦恼。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蒙面长袍堆到一边，我真想跳上去，将其踩进地板里去。
“戴上围巾吧，亲爱的，”哈米德说，“我们出去走走。”听到这话，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怂恿我顽皮捣蛋，仿佛我们是调皮的孩子，在策划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狂喜。我可以那么做，我真的可以戴着围巾出去，像一对正常夫妻那样上街。我只需遮住头发，不用遮住脸。因为怀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得双脚几乎不着地，蹦蹦跳跳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拂面的微风有如自由之吻。围巾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衣服也中规中矩，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没有了蒙面长袍，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赤身裸体，非常不自然。我开始反思塔利班对伊斯兰教义的戕害是多么严重，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尊重这位神。他们非但不遵循《古兰经》的圣训，还将自己凌驾于圣训之上，以为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审判官，可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绑架了伊斯兰教，腐蚀了伊斯兰教，使其沦为满足他们私欲的工具。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