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来说。她在萨拉热窝住在一所房子里。落下一颗炮弹，炸中了邻居的住宅，夺去了全家人的生命。现在你到那个制造饼干的地方去，会看到那个家庭的照片，以及那个家留下的东西：炉子，一把椅子，上面用塑料布代替玻璃的窗户，一些修修补补的物件。瓦砾和灰沙。你往前走，绕过一些木箱子和破烂汽车，便到了一个市场，所有货摊子都是空的，香烟盒是用随便的那种纸做的，真正的香烟盒早就没有了，但抽烟的欲望并没有完，因为抽烟可以解饿，于是他们还凑合着做烟，而包装就有什么用什么了，只要像个盒子就行。似乎微不足道，好好地想想，其实是以小见大。又如儿童们的那些画。克雅拉是从一个幼儿园那里带回来的，看着那些画，就像窥视着实际上从未看到过和平的那些小孩子们的心灵。有人画北约的飞机，有人画鲜花、树木和天空中的飞鸟。有个人只画东西，没有画任何人，只有东西，他该是坚决地认为那些人真叫他恶心。
我不知道你们从那场战争懂得些什么。每天在电视新闻上都有，但我不知道你们真正懂得什么东西。我本人懂的很少。这样说会叫人恶心，但是我几乎一点都不知道。我原先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在这个饼干厂里，我知道得多一些了。它帮助你认清那种荒唐：一种封锁，就像在中世纪，只是我们处在2000年；多年来在家门下面就有那些敌人想进而又进不去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已不再有任何一个角落能躲过狙击手或炮弹。你探出头去，你在路上走的每一平方米上，你都可以成为一支准确的枪的瞄准目标。你呆在家里，在洗裤衩，一颗炮弹就可以把你送去永远洗裤衩。在2000年。晚上青年人出去，尽管实行宵禁，尽管像发疯了，但他们还是出去，因为这可能是最后的夜晚，他们点亮打火机，好看清楚脚往哪里踩。克雅拉说，真好像许多萤火虫一样，他们去玩。只要说说这些事，你就会感到极为悲伤，我不知道确切地是为什么，但真是极为悲伤。
为一场始自十九世纪的战争而实行中世纪式的一种封锁：那些人为民族身份、为独立而互相残杀：我们在历史书上学习的那些东西，1848年的加里波的①，斯皮埃尔伯格②。2000年见鬼去了？究竟怎么回事会这样停止历史，把文明降低为零，把整个人民的智慧随风吹散呢？也许，要想明白，必须从那个饼干厂里正好在入口处的那张照片说起。一张铁托将军的照片，黑白的。是一张四分之三的半身照片，他已六十多岁，明亮的鬈发，浅色上衣，上衣小口袋里装着一块小手帕，眼睛注视着未来。他没有皱纹，但是身上有了弹洞，极为准确地击中照片的画面：其中两个在眼睛里，第三个在嘴巴里。
①朱塞佩·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英雄--译注。
②斯皮埃尔伯格，捷克布尔诺附近的一个城堡，十九世纪时曾有四十八名意大利爱国者被囚禁在那里--译注。
孤独的公牛
杰克·拉莫塔有着似乎是生造出来、而却又的的确确是真的那种名字之一。他就这样叫：四十年代的拳击手，重量级世界冠军。他击败了那位同爱迪思·皮阿夫一起的马塞尔·塞丹，因此而夺得腰带。他不是那位叫时装设计师的拉莫塔。第一声锣响他就低着头开始，不停地打，直至结束。有胜也有负。他不时地出售比赛，而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他赢过多次的蒂贝里奥·米特里讲述：那人最喜欢的招数之一就是用头（而不是脸）迎击对方的打击，而不是躲避打击，他没有多大感觉（石头脑袋），而你却把手都打破了。这说明他是那种人。
对杰克·拉莫塔要说两件事。第一件是短短三行的一句话，在我看来那是个杰作。如果你想想他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美籍意大利人所处的那个世界，你想想大概需要一整部小说来讲述他们那个世界，需要整整一百部小说、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史诗。暴力，玩世不恭，贫困，生存的才能。所有那些东西你都无法用几句话说出来，而杰克·拉莫塔却做到了。有一天，我不知道是在哪次鬼采访中，他们要问他有关其家庭、其过去以及有关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等这类事情。谁知道他那时声音如何。无论如何，他用那声音说的是："我的家庭是如此贫穷，以至每当圣诞节我的父亲就走出家门，去打几枪。然后回来，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圣诞老人已经自杀了。"真是一个杰作，也许那并不是真的，可能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他们使他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但那确实是一个杰作。这表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用三行话来讲述的，其余就是文学了。
第二件要说的杰克·拉莫塔的事是《孤独的公牛》的头几分钟，那是斯科尔塞根据他的故事而拍摄的一部电影。在那部影片中，德尼罗在拍完了拉莫塔打斗的所有场面之后长胖了三十公斤，再拍混乱不堪的拉莫塔在像他那样混乱不堪的场所做卡巴莱歌手来赚钱维持生活的场面（"当我进去时我就问老板卫生间在哪儿，他回答我说：你就在卫生间里"）。如果我可以发表我的意见的话，那是一部大片。由于在电影俱乐部里这部电影已经不知放过多少次了，是原文片，因此我也去看了。根本就听不懂，因为影片中讲的是无法猜想的美国意大利语，德尼罗或者咕噜地说话，或者是大声号叫，但是影片头两分钟你明白怎么回事。没有人说话，没有要猜想的任何东西，只需要看和听就行了。
你听的是《乡村骑士》的间奏曲。那是非常漂亮的一页，即便并不是接受它就完了。他成功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有意，会有一种内在的悲哀，但是一种美丽的悲哀，是当你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的一种悲哀--如果有意的话。有一次，我听了由马斯卡尼指挥的那个间奏曲，整个儿是英雄的表情，过分膨胀。那是铁皮的激情。而如果是由西诺波利来指挥演奏那个间奏曲，就会出来那种悲哀。何等悲哀，悲哀。好吧。你所听到的是那里那种音乐。而你所看到的却全部是慢镜头，而且是非常慢的镜头。拳击台的三根绳索在近处，就像是画在银幕上的三条线。后面是拳击台，在拳击台上有他，布朗克斯的公牛，他在往上跳跃，对空出拳。他身穿一件晨衣，风帽往上戴着。一件猎豹花晨衣，前面开着，腰带有点往下垂，就像是那猫科动物的尾巴，它正在向隐蔽的猎物伸出爪子去。你想像在那拳击台周围是人山人海，烟雾弥漫，一片混乱。在血流满面的慢镜头中，不时地出现闪光，那不是闪电，而是一个彗星。全部是黑白的，但有点破碎，雾气蒙蒙，好似一片土地冒烟、寒冷刺骨的那种北方风光：猎豹花晨衣仿佛是在上面飘着雪花的一件黑色晨衣。
马斯卡尼让小提琴在一个不可饶恕的4上爆发出高音，彗星爆发出闪光，布朗克斯的公牛继续在蹦跳：他不离开拳击台的左边，前进和后退，但总是在那左边。而真正漂亮的是--你在过一会儿之后就觉察到--在拳击台的其余部分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人，整个儿是空的。在那台上只有他，没有任何裁判，没有任何助手，没有任何对手。周围整个是人，只有他单独一个人在那上面，在带有《乡村骑士》色彩的宁静气氛中。你躺在那破旧的、苦行僧式的、典型的电影俱乐部的椅子上，在那个时刻想到的是，你也许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孤独的一个人。
日常的小梅兹奎塔
我知道是有点像做一篇有关比萨斜塔的《巴南姆》专栏文章，而事实是我看到了科尔多瓦①的梅兹奎塔（Mezquita）。那周围有叫做安达鲁西亚大区的那种甜蜜的非洲，到处都是四旬斋后的节日，就是在那无法读出的吉卜赛歌舞的步法上的集体疯狂。那周围都是白色的房子，你会问他们是不是每个星期日都重新粉刷那房子。许多电视机开着，里面是斗牛，这是件怪事，有点像星期日上午看弥撒那样，那电视屏幕下方写着"意大利广播电视一台"。周围还有那另外一个玩意儿，我付了一万里拉，从一个门进去，后来我就在里面看到一种极为奇特的东西，叫做科尔多瓦的梅兹奎塔。并不是因为这种文物本身，也不是因为这种周末版，而是因为那让人想起的东西：奇怪的想法。
①科尔多瓦，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大区科尔多瓦省省会--译注。梅兹奎塔是阿拉伯人开始建造的，是在780年建造的，原来是个清真寺。二百年后他们把它扩大了三倍，就在那个雄伟的城市科尔多瓦的后面，这是个正在向周围爆炸的城市。结果是：一个庞然大物，180米×130米，包括柑橘林，这是当时的规定（那是高雅的人）。里面只有圆柱，但是有数以百计的圆柱，以一块向日葵地的准确几何图形而散开（想到了吗？）。那些圆柱撑托起一个拱，然后继续往上，高几米之后又撑托起另一个拱。那些人研究过罗马水道，他们明白了那里面有天才的东西，于是他们把整个儿做成小的（就是高的意思，但这与之毫无关系）和大的（就是宽的意思，这就真的与之有关系）。正如过往诗人们多次讲过的那样，这是一个圆柱林。
就这样也已经是让人感到惊奇的一种东西了，但是好的还该在后头。因为事实表明，并非总是最优秀者取胜。在1200年，基督教徒把阿拉伯人赶出了科尔多瓦，看到了那个大玩意儿，就急急忙忙地正式把它作为他们的教堂之一。在三百年间只限于做些小的改动，正好是为了使那个场所有点儿人格化。后来，到了1523年，接受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在那个清真寺的里面修建一个主教堂，就在那里面的中心位置，带有大祭坛、唱诗班、管风琴，应有尽有。但是没有墙：好像是在一片圆柱林中间建设了一个教堂的内部。产生一个如此疯狂的主意用了三百年，又用了二百四十三年才建成它。1766年完工，那个地方诞生后的一千年。
那么你该想像一下，想像你在那里面的时候你是在哪里。整个儿是被排除在世界之外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一千年的历史，拥有一个上帝的两种方式相距如此遥远，基督徒的方式是必须撕破上面的天，阿拉伯人的方式是只需要周围的空间，那醉人的巴洛克式图形和清真寺圆柱的科学的几何图形，上面哥特式的装饰，地上的棋盘，到处是有脸面、实物和历史的圣人，穆斯林的无言的墙壁，只是点缀着马赛克和光彩夺目的圣书，大理石，木头，黏土，玻璃，灰沙，光亮和阴影，十字架和鲜花，圆顶下面响亮的回声，在圆柱林内清脆的回声。一切都是相反的一切，一切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时刻。不是一件实物，也不是一个想像，而是一个空间。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一个东西，是你在其中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并不是各种差异的一种乱七八糟的堆砌，而是一个东西。
于是我想到：必须做的是那里的那个东西。别管那后现代化，相比之下那是一种台湾制造的纪念品。而那里的那个东西却是一种经验的模式。也许拍一部电影，或者写一本书，或者一个剧本，总该瞄准那里的那个经验。至少是在今天，在属于我们的时间里。做些小的梅兹奎塔。我们无法做像那里的那种勇敢行动，要做到那样，他们用了一千年，另一方面我们又并非为上帝工作，我们只有那些比较谦虚的享受者。然而，想法就是那个。把一千个不同的时间、世界、物质、色彩、噩梦、手艺、主意、幻想、柑橘林、十字架和回声统统结晶在一起的一个空间--经验。当你在里面的时候，你站在许许多多方面，是在一瞬间，却又是过了数世纪。
也必须抱有某种乌托邦，如果不是一切都变成这样的问题：无用之物的小市场，精神的"自己做"，为了排名的体育竞赛和与赢得体育彩票头彩的"11"相连的家庭厨具。我原来已经有过在火车前面而不是后面蹬脚踏板的那半个主意。现在我把这里这种小梅兹奎塔的主意放在一起。这该是一种成癖的业余消遣：搜集并非那种高度的幻想。
整个斗牛的分分秒秒
毫无办法。你也可以决定你丝毫不想知道她的事，那是一种供旅游者观看的一种荒唐的事情，对怀旧的西班牙人来说那是一种野蛮的事情。然而你所到之处，她总是在那里，她注视着你，你总是在那里，结果你也注视着她。
当你在西班牙时，那就到处可见斗牛。
在塞维利亚，在四月节期间，每天都有斗牛，每天都是神圣的日子。在酒吧里，从六时半起，连续两个小时电视机都开着，实况转播那神圣的表演，那臭名昭著的刺杀。老人们粘在那电视机屏幕前，就像那幸运的烟头粘在他们的嘴唇上一样，他们抽着那令人烦恼的喜好，不时地像木炭烧得噼噼啪啪一样发出赞叹的话或咒骂的话。谁知道，最后斗牛士找到了正确的路子，用剑有力一击刺破了公牛的心脏。公牛的血在发出声响，血从割断的大动脉顺着刺开的刀口冒出外面，在那里沸腾，像在蹩脚的诗歌中所描述的那样，真的在沸腾。你坐在桌前，在那些葡萄酒中你找到了公牛血，而且好喝。有十一种杀公牛的方式，用十一种不同的刺法，十一种刺法中的十种都是错误的，不能杀死公牛而只是使之受尽疼痛的折磨。各种刺法都有其名称，那第十一种，惟一真正杀死公牛的刺法，叫做完美刺法。由此可以学到一种东西，在斗牛之中只有完美或者乌有，没有中间道路。如果刺法不是完美的，你就刺不死公牛；如果闪过不是完美的，那你就要死。死去的马诺列泰的脸的照片，头在枕头上--同活着时的照片一样的那个忧愁的瘦脸，只是他的眼睛闭着，后面有那个枕头，如此之白，真的是雪白雪白的。彩色的照片显出斗牛士们微笑着，往往那牙齿是重新做的，几乎重新弄了四分之三的牙，显出那种滑稽的自豪或吹牛皮挑战的样子；头发带有艺术的乱，发光的衣服使他奇妙无比。但是在那些黑白照片里，就是在那些早先的照片里，斗牛士从来不笑，周围的那些人在笑，但他不笑，发光的衣服没有显得那么亮，头发是贴着头的，脸上显出美籍意大利人拳击手的那种贫困。而眼睛呢，眼睛是两个疲乏的洞。在你磕烟灰的那个烟灰缸上有一个斗牛士像，在你在那里待着喝啤酒的柜台上有一个斗牛士像，在你正在玩的纸牌的背面有一个斗牛士像，在旅馆走廊里有一个斗牛士像，在烟店里圣母像上面有一个斗牛士像。斗牛士的每一步都有其名称，如同舞步，如同水上舞蹈的姿态，如同几何图形的样子，是一种礼仪，一种艺术，一种巴蕾舞，一盘象棋比赛，整个淹没在一种致命的死人臭气之中。任何故事也没有像露天剧场的土地的故事那样漂亮。朗达斗牛场是西班牙最漂亮的斗牛场，是一颗十八世纪的珍宝，如果你晚一点时候到那里去，那时一车一车的旅游者都走了，你躺在那里，没有公牛和斗牛士，只有一些小燕子在那里嬉闹，你注视着完美地环绕露天剧场的那个黑框外面的天空，就好像通过一个巨型镜片来看那样，你所感觉到的正好是那种非人的宁静，这种非人的宁静只有那些修道院才有，而这里并不是一个修道院。如果你以开门的启蒙主义者西方人士的心态好好地想想，那么你是在临时停止活动的一个屠宰场里。那些人不喜欢斗牛，是因为佛朗哥喜欢斗牛，而他们则是"左"派。你会自然地想到，如果最后不杀死那公牛，那就会一切都解决了，而这又应当同这样一个事实有关系：他们把杀死公牛的瞬间叫做真理时刻。另外，怎么在那个时刻，当筋疲力尽的公牛只是等着被杀死的时候，斗牛士没敢去杀死它，因为他有十一种刺法，而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怎么你做不到不看，其实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稍稍转点身就行的，而你却呆在那里，眼睛死盯着那个臭屎表演呢？你从来没有那么清楚区分喜剧和悲剧的微小差别，就像你在看到公牛已经冲过来，斗牛士开始在露天剧场中跑，公牛跟在他后面，就像在动画片中，他和牛角之间只有半米距离，于是从此就把区分喜剧和悲剧的微小差别准确地量化为：半米。
毫无办法。无论如何，你转来转去，你永远不清楚你该站在哪一边。你会说不站在任何一边。你就开上汽车，沿着那起伏的安达鲁西亚的山岭开去，以安抚心灵。那些山岭应当是上帝在他真正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刻所描画出来的。像奥斯蒂亚①的那种和平。你打开收音机：声音怪怪的，开始你听不懂，是一种奇怪的玩意儿，两者在说话，但长时间的安静，背景有奇怪的噪音。当你最后明白了的时候，你简直不相信：斗牛的广播报道。
①奥斯蒂亚，意大利罗马市西南的古罗马遗址之一--译注。那么，你就跟我说说吧。
在瓦莱塞的一点非洲
①格拉维洛纳托切，意大利北方皮埃蒙特大区小城--译注。
②弗兰科·尼科拉奇，意大利第一共和国社民党一位部长--译注。
③第一共和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反贪运动前由传统政党组成政府的意大利共和国--译注。
④瓦莱塞。意大利北部工业重镇米兰市西北面的一个中等城市--译注。
⑤瓦特·维尔特罗尼（1955-），意大利左民党领导人，曾出任罗马市长、普罗迪政府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译注。你先往北向格拉维洛纳托切①方向走，这是尼科拉奇②的可爱创造物，已经让人怀旧的一条高速公路，几乎总是空无一人的三条行车道，第一共和国③的许多纪念物之一。然后往右拐，就到达瓦莱塞④。说到这里，事实上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沿着指向圣山的箭头走，那里就不同了，因为你过了体育场。(维尔特罗尼⑤派的人突然想起：过去瓦莱塞足球队曾经是个强队，而且曾有些特别好的足球运动员在那个队踢球，也许是阿纳斯塔西，他在去尤文图斯队之前曾在那里，可能吗？阿纳斯塔西，什么名字啊，好像是个浮夸，但是阿纳斯塔西他自己把重音放在a后面。他是南方来的人，他本来要去墨西哥参加世界杯赛，但是他没有去成，因为他在出发前几天得了盲肠炎。我还可以说几个小时，但是我就说到这里算了。)你过了体育场，就开始上到全是树林和转发器那样的一个地方，你会说是像隐士的地方，或者是打野猪的地方。路往上爬，就像一位西班牙登山运动员的梦想那样，爬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你就留在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整个都挤在那山包上，以免掉到下面的深渊中去。这是一个漂亮的地方。如果你往右边看，隐约可见一个湖。如果你往左边看，也许你隐约可见另一个湖（对不起，雾气腾腾）。如果你看前方，你似乎感到是在滑雪跳台的顶上，只是没有冰雪，而只有地上的卵石。最后，在那个滑雪运动员应该起跳而滑翔在瓦莱塞上空的地方，有一个教堂来救你，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然而却有其简单之美的小教堂。在教堂门前的空地上，有一个舞台。
我之所以走到那里去，就是为了那个舞台（其余都是给我送的礼物，而且总是有一个好印象），因为在那个舞台上正在上演叫做《卢巴弥撒》的一种奇怪东西，是宗教、少数民族、音乐相结合的一种东西，我喜欢留在那里和人们挤在一起。剧本是拉丁文的天主教仪式的东西：主啊，怜悯我们，以及天福、信经等这类东西。但是音乐是非洲的（刚果的），他们在那神秘的六十年代写的，数世纪以来，就从时间的中心伴随部落旋律的歌舞而来。还有来自格里哥利的某些变调，但被淹没在非洲赞美诗的波浪之中，而被一个小打击乐队轻柔地摇滚起来。听着这一切，会给人留下印象。而且这是惟一的这样一种弥撒：你在那整个过程中，你听着弥撒，打着拍子，坐在椅子上摇着。而且还有拉丁语的故事--例如，信经的难懂的拉丁语--配合着不停的那种舞蹈，也可以说是不断地换着花样的舞蹈。如果我能说明白的话，那么你所感觉到的是：他们不再叫人害怕，随便地跳着舞，丝毫没有那种严肃劲儿，反正到最后你会觉得那根本不是在讲信经，相反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但不是在那里。那里似乎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人的，而不是圣人的东西。这是一种奇怪的印象。
在那种场面中，为了使之更加感人一点，除了有合唱团的五十名女声之外，还增加了作为独唱的米里安姆·马克巴的声音。她已经成为一个神秘人物，非洲黑人解放斗争的一种旗帜。在瓦莱塞看见她，也使人加深点印象。而她真的就在那里。很短的头发，衣服是黑色和金色的非洲女王穿的那种，非常漂亮。看不出年龄的面孔，一直微笑着。她的声音高音时可能是比较平常的，但当她降低声音时则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洪水一样泛滥，而且你看不到那底儿。后面，在某个地方，她在声音里面有一种灰尘，好像是灾难的一种记忆。做完了卢巴弥撒之后，她把她的乐师们请到台上，她作秀三刻钟，从卡利普索小调到解放歌曲，留下的只有黑人歌声的痕迹。无论是她为莫桑比克而唱的一首歌的政治性歌词，还是在亨利·贝拉方泰的一首小曲的愚蠢的小主旋律下大扭屁股，都没有多少差别--背后总是有那种不会生锈的、不可战胜的快乐爱好，这种快乐爱好恰恰不属于我们，也许是那些人的力量，也许是局限性，这难以明白。不管怎样，在瓦莱塞大家都在跳舞，不仅是因为那里天气像奥斯蒂亚那么冷，而恰恰是因为你无法避免去跳，就是西奥朗①也会跳，就算是一种问候，大师啊，谁知道在天堂做虚无主义者让您累着了。
①埃米利·西奥朗（1911-1995），法国思想家，原籍罗马尼亚，其作品深深打上了悲观主义的烙印--译注。
帕特·加雷特先生
这样写安达杰(Ondaatje)，上帝知道该怎么发音。无论如何，这是一位作家的名字，此人现年五十三岁，生于斯里兰卡，生活在加拿大，用英文写作。他写作方式怪异，把故事弄成许多照片，有时几行照片、一行照片，使用四五种不同的风格，不时还大胆地用诗歌或民谣，有时像个纪录片，什么都混在一起。这是讲述故事的一种好方式，你会听他讲几个小时。
在近几个月里，在意大利出版了他的两本书，一本是由加尔藏蒂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是由泰奥里亚出版社出版的。前一本《布迪·波尔丹的布鲁斯歌曲》是写布迪·波尔丹的故事。布迪·波尔丹是爵士乐刚刚诞生时候的英雄之一，他吹小号，但是这个吹字并不是个确切的词--他吹号力大无比，在气里爆发出数吨的力量，原先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东西。有一次，人们决定要具体量一下，结果是，在他还没有使劲吹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十八公里外的距离听到他吹。有一次我读到他当时的好朋友的一篇采访文章才知道他的结局如何。拉皮达里奥写道："他吹那号是作为一种愤怒。最后他把大脑也吹跑了。他死于一所精神病医院。"后来我又读了安达杰，我明白了当时事情稍稍复杂一点，但结果是一样的。
另一本书翻译成意大利文题为《青年比利全传》，显然这是那位最著名的神枪手的故事。此人活了二十一年，杀死了二十一个人（"不算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这就叫用那种方法办事。在他二十二岁的那天，他偶然地进入到一个陷于黑暗的场所，由于他永远是一个猎物，他在黑暗中料想到有人在那儿。于是他说了他平生最后一句话："是谁？"他永远不知道那是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又一直知道那是谁--帕特·加雷特。后者没有答话，而是向前者心脏射出了一颗子弹。完了。
在安达杰所写关于比利生活的一百三十六页中，我找到了我无法忘记的两个故事，属于有所教益的故事，但你并不确切知道有何教益。第一个故事是青年比利的左手的故事。他用左手打枪。而做其他一切事他都用右手。确实如此。他连咖啡杯子也不用左手拿。而他用刀叉吃饭的时候（我想，并不是经常的），他用右手拿叉子，然后把叉子放下，再拿刀子，总是用右手，再把刀子放下，又用右手拿起叉子，如此继续。他有一只雪白的左手，完好的左手。他从来不用左手，但并不因此而不动左手。在他整个一生中，在他醒着的所有时间里，他都在练习左手，围绕想像的一个扳机转动其手指，一刻也不停。他用左手手指在空中划圆圈，就像那没有车站的一列火车的车轮。整个儿一生都用于精细地准备一瞬间的准确：当他真的该开枪的时候。西部是个初级世界。命运往往是一颗子弹。我越是想青年比利的那只手，我就越觉得好像是称之为"按时到达同命运的约会"的那种奇妙的圣像。而你该想到的是，要是像他那样知道命运将来自何处，完全知道你该用何种武器来回击他而能准备多年，那该多好啊。你可以在多年里用右手拿咖啡杯子，而到了好时机时伸出那一只像死人一样苍白而又像蛇一样快捷的手，而你却毫不在乎，啊，怎么毫不在乎呢？
另一个故事正好有关杀死青年比利的那个人，帕特·加雷特，在其领域中的一个天才。"此人能在大街上杀人，回来还可以讲个笑话"。如今，十五岁的帕特·加雷特决定要学会法语。他并不属于那里的知识分子，但他能做到，他学会了法语，而且是自己学会的。怎么样呢，在后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任何人听见他讲哪怕是一个法语单词，也没有任何人看见他读哪怕是一行法文书。西部是一个初级世界。命运如果不是一颗子弹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女人。谁知道帕特·加雷特想像如何见女人。谁知道他如何想像来到的女人，他给她摘下帽子，会说："你很迷人。"谁知道他独自绞尽脑汁地学习在奶牛和牧马人中毫无用处的一种语言，该是多么美的事。而四十年过去了，她一直没有来。这是真情，她一直没有来。
于是，这一次你也会想，你想的就是：只有一种事情比活一辈子更糟，在好时机到来时比命运晚一点点才拔出刀子：活一辈子，而命运从来就没有碰着。
为天堂的最后演奏
①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1920-1995)，著名钢琴家，长于演奏肖邦、德彪西、拉威尔的作品--译注。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①就这样以他的方式，没有通知就走了。据我所知，大概有十个亿，如果他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德彪西，你知道那是何种聚会。对那两个人来说，永恒将不会太长久，他们拥有要讲述的整个音响世界，是他们的东西，其他人从来就丝毫不懂得它，这是只存在于他们耳朵里的一个世界。如果他们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解释它，我们可以打赌，他们只看眼睛就行，连一架钢琴都不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开始。
于是我就阅读了有关他的文章，就是第二天的那些文章。因为我觉得名人死了时候的那些文章总是非常漂亮的，正如俗话所说，鳄鱼们总是充满一种高尚，做出的悲痛，一篇适度的诗歌，一种仁慈……你给他死一个重要人物，他就会拿出他自己最好的东西--人道。这是认真的，并不是论战，我是说真的：当某个神秘人物死了时，我们都很美，使我们面貌上自然地有一种姿势，某种态度，一种明确的阴影……我们突然变得优雅……动情……可以说就是要让我们这样做的：埋葬大人物。
我就是这样在那里阅读那些文章，并非我真是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的狂热者，我不能说我是，但是由于阅读带来的力量，使我产生了一种如此不可抗拒的怀念--而直至一分钟前客观上这是不存在的--那点悲伤也就足以使我站起来在那些唱片中寻找那张唱片。当然并没有找着，而很明确的感觉是，如果我找不到它，我就会出去，就会去买它，因为如果我听不到它，我就会发疯的。在那张唱片里他演奏的是加卢皮的作品。
加卢皮名为巴尔达萨雷，本是威尼斯的一位作曲家，属于人们几乎不再记得的作曲家之一，在十八世纪出生和去世。他写了许多东西，其中有许多属于键盘乐器演奏曲，其中之一是C大调，也就是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演奏的那个作品。如果不是他演奏了那个作品，那么那个作品大概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上帝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一大堆东西中捞出了那一个作品，并且演奏它。于是，谁也不会再忘记那个作品了。
开头是个天堂曲，这个我记得准确。开头就让你吃惊。读读那个作品，是一种极为简单的音乐，根本没有什么。左边是个非常通俗的阿尔贝尔托低音，右边是弯弯曲曲的音符一个接着另一个，没有高低8度，只有这里或那里的某些胆小的美化，整个儿是行板（实际上就是天堂曲）。读着那作品，你会觉得那不值两个钱。但是必须听听他如何演奏这部作品。他打开了这部作品。他演奏得比应该的还慢，他所演奏的就是《让光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你所能获得的那种东西，只要你善于让光通过。他用钢琴演奏，一个一个地打开那音符，好似在开阔的大海中那帆船的舷窗一样。这也是荒唐的，如果我们好好地想一想的话。因为善良的加卢皮连见都没见过那真正的钢琴，而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用他那台施泰因威牌的钢琴，就像抓到一个小手工艺品，他打开每一个音符，我不知道怎样，也许他用踏板来操纵，也许是碰一碰就行了。而那里的那个声音我在别的地方肯定从来没有听到过，事实上到最后不再是一个小手工艺品，而是一片林中空地。一片林中空地，就像正是在世界森林之中切出来的一片林中空地。一种拯救。我终于相信，甚至具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因为我听那个作品已经多年，我在寻找正确的词语来称谓那个音乐所讲述的感情的细腻，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我向任何人都可以发出挑战去找到它，我也可能错了，但是在我看来没有那个词语。是更站在喜悦一边呢还是悲痛一边呢？你也不太明白，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一种你认识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与怀念有关但又不是怀念，与惊奇有关但又不是惊奇。你所知道的惟一东西就是使你着迷的东西，这是确实的，但是那里那种感情的名字你没有。而这是真正的天才--演奏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名字来的一种东西。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演奏了许多这类东西，但我将记着那里的那种杂技般的那场演奏：在绝对简单的几个基本音符的演奏中说出一个不存在的名字。
要坚强，挨饿，活着
最后一篇《巴南姆》专栏文章。我是认真说的。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巴南姆》专栏文章。事实是这样的：你在那里做一件事情，你力求尽可能做得好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心里想到第二件事情，你继续做那第一件事情。但与此同时那另一件事情又让你产生幻想，最终到了这样一天，你停止做第一件事情并试着做那另一件事情。这就是这样的一天。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最近在这个专栏版面上，要用作新闻纪事，就是如此。
①斯普林斯汀，美国摇滚乐歌唱家和作曲家--译注。最后一篇《巴南姆》专栏文章不谈什么。我喜欢这样一些影片：在这些影片中，结尾是一个固定的图像，那里不发生任何事情，简单地从音乐里传出一首歌，稍后即是片尾字幕。那个图像你们自己选。我选择了一首歌。没有什么特别讲究，就是斯普林斯汀①（头儿）的最后一张唱片的最后那首歌。在我看来，那首歌非常美。而我也不很清楚为什么，但是对于就此结束、结束这一切来说，那首歌是恰到好处的。
歌名叫"Thishardland"，这里是无法翻译的，因为英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而意大利语则要逊色。大意是这样：《这片硬土地》。而你们很清楚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我觉得可以翻译成意大利语，题为《这片操蛋的土地》。头儿开始口吹口琴，没有打击乐器，没有键盘乐器，只有一把吉他，弹得有点儿乱，然后他离开口琴抬起头来，开始用他那种会让你们大家都去那个地方的声音唱起来。他唱的歌词大意是："哎，先生，你不会告诉我我播种的那些种子究竟怎么回事儿。先生，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什么都没长出来？那些种子飞到一个又一个城市，最后回到这里，重新落入我的手中，又回到了这里的这片操蛋的臭屎土地中。"在这个时候，吉他继续乱弹，头儿慢慢地说"comeon"，我想像是说转过一点，对其他人说"comeon"。结果发生的情况是，打击乐和键盘乐全都起来，你感到背上有点打哆嗦，而从你屁股下面走的是摇滚乐。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最优秀的、可爱的老摇滚车放下了小窗户，全速前进，也不拐个弯，围绕着数十公里的硬土地。
旋律，那个旋律我不能写，因此必须听它，或者想像它，但不管怎样，是属于摇滚舞蹈的旋律，有点儿伤感但很有力量，在不怎么样的一种谐音中整个儿混合在一起。斯普林斯汀给我们唱我无法翻译的那些故事片段，但总是惟一的一个故事，那就是这么一个人的故事：在那片硬土地上到处旅行，到所有能去的地方，寻找自己的一个位置，如此等等。他不时地给我们吹口琴，他知道，这可以刺激一下心脏。最后，低声唱最后一节。在最后一节中，那些舞曲总是吸引来一位朋友，这家伙是个老朋友，年轻时候你就与他喝醉酒的那位，把你的姑娘骗走的那位，每个星期三买报纸来念给你的那位，在那里就是这类朋友。而事实上，弗兰克这位朋友也到这里来。必须用他的声音、头儿的声音来想像：哎，弗兰克，今晚你为什么不把所有东西都装在行李箱子里，到我这儿来，在下面逍遥宫？兄弟，只好给你一个吻，然后但愿我们去转转，一直转到我们再也走不动，我们都倒在地上。我们可以在田野里或者在河边睡觉，然后早晨我们再想出点东西来……不管如何，如果你不能，那也没关系：stayhard,stayhungry,stayalive,ifyoucan,如果你能，你要坚强，挨饿，活着，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我们将在这里的这片操蛋土地的一个梦中相会。
然后其余都是摇滚乐，没有歌词，只有大量的口琴、吉他和打击乐器。速度加快，走了，在立体声中消失在远处，越来越远，走了。我发誓那很美。并不像原来觉得的那样悲伤，摇滚乐从来就不是真正悲伤的，它不可能做到真正悲伤，也许差一点就到了，但只是一种感触而已，悲伤则是另一回事。
不管怎样，就这样结束了。
片尾字幕。
一个人总在注视着那片尾字幕，因为保证露出但愿是在理发师中或售货员中的某个非常美丽的名字，总是有一个SanteSalutiddio,或一个亚伯拉罕·林肯，或一个Jim"BuckBack"Sunrise：对这类爱好者来说，真是一个矿藏。
好吧。片尾字幕。
要坚强，挨饿，活着，如果你们能够的话。
完。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美国高速公路是笔直笔直的一种东西，如此你会产生许多奇怪想法。从盐湖城到旧金山的那条高速公路叫八十号，它特别直，因而使你产生特别奇怪的想法。就是在那里，使我想起美国人是多么肥胖，进而想到他们那丰盛饭食的整个一系列形象。我到达旧金山时已积累了数十个形象，于是我想到：如果后来我还记得那些的话，但愿我能把它写下来。我记住了那些形象，至少其中一些。
有一次，我去看一场棒球比赛。洛杉矶的多得格斯队对我不知道什么队。真让我惊奇。我不相信怎么能存在一场如此令人厌烦的比赛，真的。还有要说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竞技表演，总而言之，厌烦得真叫人难受。于是我就问了问周围的人，以便弄明白他们找到了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后面那么热闹。有一天，一位先生对我说："如果你能正在吃着东西的时候观看，那棒球就是最好的东西。"后来我在电视机前作了验证，我可以确认。不可能吃着东西观看一场足球比赛，篮球赛也不行，田径比赛也不行，水球比赛也不行，但是如果有棒球比赛，则似乎他们恰恰是研究好了的。这是一个节奏和停顿的问题。他们所做的不是玩球，他们在以你的汉堡包节奏跳舞。我想，他们把一次行动与另一次行动之间的等候时间调整到去厨房，在冰箱里拿另一瓶啤酒，再回到座椅上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最后我明白了棒球。于是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如此肥胖。
美国人如此肥胖，以至小号尺寸几乎不存在。相反，你可能碰巧找着XXXL号的短袖毛线衣，转换成体重公斤数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事儿不容易弄明白，因为人们一般想像美国人是可怕地健康和过分地喜欢体育运动的。至少会想像美国人都穿着短裤衩、戴着小帽子跑步，像总统那样。我的英语教授（目测为XXL号）有一次对我解释说："我们跑得很多，但是从来不走路。"的确，他们只是从家里去车库才步行，其余都是汽车。一辆汽车的座椅就是那要特大号的屁股的最佳座位。
他们吃饭，但方式奇怪。例如：奶酪。迟早你会自问：怎么会在一个牧场、奶牛、牧马人的国家里，实际上只有一种奶酪呢？没有任何人想到隆巴迪大区的奶酪"斯特拉基诺"，可能吗？我不说要达到顶级的帕尔马奶酪"帕尔米吉阿诺"，但是那种鲜奶酪呢？那意大利南方的奶酪"卡奇奥卡瓦洛"呢？什么也没有。美国奶酪是一种，只有一种，用来放在汉堡包里的切成薄片的那玩意儿。当汉堡包里面有这玩意儿时就变成干酪汉堡包，更容易吞下去，不那么需要用番茄酱或者用可口可乐来润滑它。
噢，可口可乐。关于它，你在美国可以学到许多东西。第一，更容易找到百氏可乐。第二，避免要像樱桃味那类糟糕的变种。第三，戴亚特（Diet）更好喝，它跟我们这里有的那种东西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也是根本的一点就是：可口可乐加冰喝。在这方面，恐怕在意大利需要给餐馆、酒吧、公路餐馆的人办进修班。在这里，当你要求给可口可乐加冰时，毫不客气的回答是：那是冰镇的。这有什么关系？要一劳永逸地说一次：冰块是用来稀释可口可乐的，而不是要它变凉的。劳驾，这并不难明白。用来稀释它的。你们别加那柠檬片了。谢谢。
这一章是汉堡包。汉堡包、干酪汉堡包、香汉堡包、金汉堡包……在卡斯泰（南达科他州）我还找到了布朗托汉堡包。在一个游乐园里卖，那个游乐园是献给卡通片里的《祖先》的，"弗兰斯托尼斯"、"威尔马，给我棍棒"，全都在模型里，但全都是"汉纳和巴尔贝拉制片公司"那石器时代的东西。花四点九九美元买一个布朗托汉堡包。那原汁原味的汉堡包你在那个体育场里知道，那里卖给你面包夹肉饼，然后你到那极为丰盛的自助餐台上挑选东西加进面包中，真正好玩的就从那里开始。在那里你明白了，那个肉饼，就是那肉，纯粹是个名义，是一种精神支柱，就像罗西尼的歌剧中的旋律那样，重要的并不在那里，而在于附加的东西，在于美化，在于修饰。湖人队的一位球迷在那两片面包之间（且有一块肉饼作为基础）所能做到的，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有一种艺术来使不稳定的东西呆着，控制住调味汁，把洋葱圈圈堆起来，不让那咸肉掉出来。在这方面，真有些大师。弄完了的时候，你拿着那"东西"（"汉堡包"已经变成了不那么贴切的词了），把它放在一个带有你心爱球队颜色的小纸盘子里，你还用薯条把那东西埋了起来，然后回到你的座位上。你旁边有妻子，她正在喝完那半升的奶昔；有第一个儿子，他正在埋头于一个巨大的三色棉花糖；有第二个儿子，正在把那奶油涂得满脸都是；有第三个儿子，厌食症患者，正在吃紫色的糖爆玉米花。所有这些东西总重量大体上达到一只熊猫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