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初看起来，似乎这一切可能带来可怕的胃肠灾难的幽灵：一种心甘情愿、兴高采烈的集体自杀。不过这里也要有所区别。因为美国人具有一种完全是基本的价值体系，好像都还没有到先锋时代，把纯粹而简单的"挽救生命"摆在首位，他们坚持注意安全。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到了一定的时候做出了戒烟的决定，而且他们做到了。当他们决定在市内限时速三十公里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发动机排量从来就没有小于三千毫升的，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是硬汉子。于是，为了对付滥用食品，他们搞了一系列的伪装和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一进入某个超市你就会看到那醒目的东西。到处可见的对你发出袭击的只是一句话：不含胆固醇。再到里面一点，你看到那牙膏上也写着这句话（你从来就不会吞进去一点牙膏）。他们甚至做到了让咸猪肉去掉了胆固醇，当然采用了伪装的办法，且这种办法被广泛应用：味道是咸猪肉的味道，颜色是咸猪肉的颜色，样子也是咸猪肉的样子，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不是咸猪肉，是豆腐。像莫德纳一位十四岁孩子的小摩托车那样进行了伪装。同样，你找到那黄油，知道那是黄油，它具有黄油的颜色，而那却是油（当然是植物油）。他们还把黄油做出喷射包装，我称之为喷射黄油。我发誓，那真神奇。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所有经包装的产品都明显地带有一个所含成分表，表中有一串耀眼的零：胆固醇零，脂肪零，这个零，那个零点一（肯定将会有带有漂亮的圆圆的零的节食型食品）。再就是会使你感到愚蠢的情况，你看到有大量的染料（我们这边感到非常可怕的那些东西）和各种各样的化学品，这些化学品用来使那些毫无包装的东西有味道。用染料可以玩一个世界：你会把具有日本人修复后的梵蒂岗西斯庭礼拜堂的那些染料的东西吞进喉咙里。至于味道，那可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艺术：就是水，他们也卖有味的水。只要你要就行。欧洲超橘味的？欧洲超橘味的。相反，你找不到普通的水，那不存在。他们只做一种水，那就是矿泉水，由于去掉这些盐和那些有害物质，结果到了味道是零：就像喝你放在熨斗里的那种蒸馏水一样。而后则又做出了可口（可乐）味道……
我相信，在他们的想法中，这一切都应该会带来一个有着铁人般健康的大胖子的幸福社会。关于肥胖，我可以证明。关于健康，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从所有这一切应当学到的东西就是：吃是一种娱乐的形式。如果你吃着不好玩，那你吃它干嘛？美国人因发明了快餐而闻名，他们如果选择了娱乐餐，那他们就会真的被赞赏。显而易见，在所有这一切中有某种幼稚的东西，很清楚这是事情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在中年美国人中重现欧洲中等小孩的生活：用小刀蘸着吃隆巴迪奶酪，就好像是奶油一样；喝汤时，只有用那汤写字时才弯下头去，你可以在盘边上写上屎字。似乎是个白痴，不过那又不完全是。焖肉不管有多好，吃起来非常烦人：你们愿意手拿一个大汉堡包、端着满盘薯条、用一根七节小管（如你愿意，还可以吹出声音来）喝可口可乐吗？我们这里要用专门吃鱼的小叉子，而他们那里则用炸热狗，插在一根小签上，你就像吃一根棍儿那样吃它。
有时候，在云集的麦当劳、温蒂、泰科贝尔斯和肯德基中间，偶尔找到一家欧洲餐馆，做些带法国名字的菜，放两个杯子，他们甚至还有Perrier。你在那前面走过，从窗户里隐约可见一群很悲惨的人们，穿着和裤子相配的袜子（男性），带高跟的鞋子（女性）。他们低声说着话，喝酒之前先用餐巾一角擦干净嘴巴。他们有点受罪，就像鱼缸里的鱼那样。他们，选择自己的菜单，餐桌中央点着蜡烛，服务员给他倒酒。好似是悲伤的海难幸存者在北海的一个小岛上，整个周围是番茄酱的海洋。
布赫梅塞（一）
一到这里，就全是高架桥、光亮的高楼大厦和玻璃棚子。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就在那些博览会大展厅旁边，有一个灰色的小旅馆，孤孤单单在尽头。它就靠着一条高架公路，如果你要一个第二层的房间，你出来到阳台上就直接挨着开往曼海姆的高速公路超车道。那条公路已经投入使用，待在那中间，带有那种令人可怕而悲伤的感觉，也该会是一件美事。而当你看到那旅馆的名字时，事情就变得那么完美。那个旅馆的名字叫做"诺贝尔旅馆"。仅两步之遥便是所有世界文学之梦所聚集的那个大楼。简直就像一个监狱那样简陋。"诺贝尔旅馆"。看看那个小方块，应该是有些值得学习的东西。
①布赫梅塞，是每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大规模的世界书展--译注。
②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作家，通过欧洲和拉美先锋派的经验，重提古典主义理想，但其中心仍然是"巴比伦"神话。其作品丰富多彩，短篇小说集《世界丑事》和《交叉小径的花园》引起广泛注意--译注。里面是"巴比伦图书馆"。谁知道博尔赫斯②是否曾经来过这里。他会感到高兴。再想想他的那种天才的盲目性，就会更容易记起像这样的一些大市场首先就是一些带声响的庞大动物。那么，你就选择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我知道的，在潘昆前面，或者在做混合饮料的地方），停下，闭上双眼听着。在有人来问你是否不舒服之前，你有数分钟来听到周围传过来的世界所有各种语言，一场令人胆寒的音乐会，一种具有节奏和音素的滔滔激流。人们不知道当他们说话时就像上帝在歌唱。到了一定时候，这个集体大唱盘停在一个鼻音小句子上，一种不完善的德彪西。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日本人向我说话，他同时向我微笑。他问我是不是感到不舒服，或者是他想让我借给他圆珠笔。
①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作品有小说和诗歌--译注。
②约翰·阿普迪克（1932-），美国作家，作品多为幽默和滑稽小说--译注。
③约翰·格里斯汉（1955-），美国作家，作品多为司法案件小说。
④纳迪内·戈尔迪梅尔（1923-），著名的南非作家，荣获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⑤切萨雷·帕维塞（1908-1950），意大利作家，作品多以乡村为背景。
⑥阿尔贝·卡慕斯（1913-1960），法国作家，曾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从事政治新闻工作。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⑦伊萨克·阿西莫夫（1920-），美籍俄罗斯人，生物化学家兼作家，作品多为科普和科幻小说--译注。
⑧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又名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军人作家--译注。
⑨路德维希·约瑟夫·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
⑩埃里亚斯·卡内蒂（1905-1994），奥地利作家，生于保加利亚，父母系西班牙犹太人。1938年后在伦敦。获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罗伯特·艾利亚斯（1897-1990），德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译注。借给他圆珠笔了，我开始在走廊里散步。第一个印象是：一个墓地。并不是说这里悲惨，相反，周围有大把大把收钱的人都高兴着呢。是因为那些照片，作家们的照片，他们人已不存在了，但他们的面孔却在那里。都是黑白照片，都是近镜头照片。这些坟墓的照片。一样的。死人或者活人，没有区别，统统都被埋葬在他们自我陶醉的小小光荣之中。就像在墓地一样，无法逃避那些目光。这是一出无声的、漫长而催眠的戏。约尔杰·阿马多注视着镜头，仿佛是注视着一个行刑队；凯鲁亚克①戴着一顶海军帽在那里，似乎是从QuerelledeBrest出来；约翰·阿普迪克②用手捂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微笑着；格里斯汉③做出用我们的钱享福的人的那种滑头样子；纳迪内·戈尔迪梅尔④看不到时光消逝；帕维塞⑤还在那里点燃他的烟斗；卡慕斯⑥还在那里抽他的香烟；卡罗尔·瓦蒂斯透彻地盯着你，就像一只蚊虫似的；阿西莫夫⑦在炫耀两张主教才有的牌；迪·皮埃特罗像只死猫（多么悲伤）；阿拉伯的劳伦斯⑧全是黑的，只有眼睛除外，闪着蓝色；维特根斯坦⑨有一件非常漂亮的上衣，受惊的眼神；卡内蒂⑩，很大，画在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的一堵墙上，似乎是一个怀旧的呼喊：他那头发简直难以令人置信，你会说像高粱，用橡皮筋扎着，或者是一阵风吹起来的。那风吹着他，只是为他而吹，为他的一生而吹。多么漂亮的面孔。还有奥夫维德泽亨、艾利亚斯。
但是，最漂亮的那张照片并没有展出，我在加利马德展台上翻阅一位名叫法兰西斯·马利亚·巴尼埃尔的摄影师的书时发现了那张照片。是一张黑白照片，1978年摩洛哥丹吉尔大海滩。他站着，裤脚管卷到膝盖上，手拿着鞋，低着头，看着沙子，一动不动。即使是一个影片而不是一张照片，也是一动不动。数米远处有一个男孩：他穿着短裤衩，光着脚丫，在一个球后面跑着。(那个球属于先掉进了水里，然后又沾满了沙子的那种球，像那沾着面包屑的米兰式牛排一样，你踢那球，那皮子就遭殃了。)他跑着。即使那是一张照片，他也在跑着。你看着那张照片，会使你确信那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条定理。要么你站在贝克特一边，要么站在那男孩子一边，无法摆脱。要么你看着沙子，要么你在上面跑着追那个球。近在眼前，又是世界的两个极端。这是世界的两个极端。无法调和的两个极端，很遗憾。而人们说本来可以是很简单的事：贝克特可以抬起头来。冲向一翼并要球。--这就会失去魅力，一切都会是更加轻而易举。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明白了，在布赫梅塞翻阅书本不好。要么你是一个出版商，你卖书；要么最好你别摸那书。我合上那本书，然后等着展台那位笨蛋女人转过身去的那一会儿，我再打开书，但就仅仅一会儿，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总是要抱有希望。
很遗憾，贝克特总是在那里，手里拿着鞋，眼睛看着沙子，一动不动。好吧，我打算明天再回来。
布赫梅塞（二）
①萨尔曼·拉什迪（1947-），印度英文作家，1998年出版《邪恶》一书引起伊朗伊斯兰领袖霍梅尼的愤怒，以渎神罪被判死刑，因此被迫逃亡--译注。布赫梅塞书展那样的一类东西。塔斯利马·纳斯林现年三十二岁，生于孟加拉，如今逃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她还要继续逃跑。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她恼羞成怒：她被判处死刑。她大概仍然属于这样一些作家之列：这些作家无论在哪里都从事其职业，而又不让世界觉察到。如今她成了一种象征，一个小拉什迪①，某种需要加以保护也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在她的记者招待会的大厅里，他们翻了你的包，并用探测器从头到脚检查过了之后，才进来了。在讲台上，一大堆麦克风等待着她，这些麦克风将要使她的声音流到大批愤怒的好人的血管里。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排了一大队，像一堵墙，对准了她的位置，她的面孔将传遍全世界，从照片上看那是一张温柔而悲伤的面孔。西方对像她那样被宣告的牺牲者抱有其贪婪的好奇心，这样一种想法是难以消除的：这是再一次感到自己优越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杀那些作家，顶多我们不读他们的书就是了。大家都像大事降临到身上似的焦急地等待着。而她则做了最正确不过的事：不来。她没有到来。问题在于没有给她发放签证，住处难以安排，在像很少得到保护的世界博览会这样一个地方不可能保护她。在场者当然气愤之极。摄影师开始转过身来，拍下摄像机的旗号。有人对准空着的那个座位按下快门。这是正确的照片。这是一种被震惊所包围的空缺：如果有一种方式来讲述塔斯利马的故事所讲述的事，那么那种形象就是最正确而干脆的方式。
我第一天就看见了汤姆·莫里，是在有美国出版商的桌子那里看见他的。那桌子周围有好几位小个儿日本女子，她们像机器一样做着笔记。我看见了他，因为像他那样一个人，你是不能不看见的：上百公斤的男人包装成一个完全的黑人，宽大的双肩扛着一个小小的娃娃头，娃娃脸上安着两只东方人的眼睛。然后，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数以公斤计的手镯、戒指、手表、镶在金子上的绿松石，简直就是瓦伦察①的一位代表的样品集成。我待在那里看着他，自问那些书是否能够出售或购买。后来，到晚上，我到埃科②那里吃晚饭，大家围坐在桌旁，庆祝他的新书。他的所有出版商都到了，其中也有他。他配戴着他的那些手镯，他的那些绿松石，他的一百公斤。我简直不敢相信。于是我就问了。他叫塔凯石·莫里，人们叫他汤姆·莫里，生于日本，在美国学习过，年近五十岁，肚皮有两层肥肉，西方最好的销售商的权利几乎都落入了他的手中，从他的手中再出去征服东方：世界出版业的某种丝绸之路。他们说，他是在一位叔叔那里做职员工作开始的，当时管画册。如今他是亿万富翁。当他同西方人在一起时，像一位那不勒斯人那样笑着做手势。当他转过身来同东方人谈买卖时，又重新钻进只有他们才能做到的那种超凡的恰到好处的硬壳里。他是一条变色龙：大把大把地捞钱。
①瓦伦察，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阿莱桑德里亚省盛产金饰的小城市--译注。
②翁伯托·埃科（1932-），意大利符号学家和美学研究者--译注。罗卜·范德尔·普拉斯，对于钱，他该见得比较少。他有一个四平方米的展台。他的出版社名字叫"自行车书籍出版社"：只出版有关自行车的书，而其中一半是他自己写的。他是保养自行车的一位魔术师：如果需要，他可以教你如何使一辆自行车永远可用，只要有人对此感兴趣。他有着一张悲伤乐师的脸孔，那些演奏击弦古钢琴的乐师们，全部时间都在调弦，当然，这是因为那是一件古老的乐器。他生于荷兰，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我问他来法兰克福做什么，他平静地回答说：卖书呀。卖关于自行车的书？是卖关于自行车的书。他打开记事小本，让我看：一些法国人，一些德国人，一个巴西人，一个日本人。我想，那些在世界上转悠的自行车，将由于他的智慧而变得神奇。他以其自己的方式成了一位英雄。
安诺尔·尼马科也有着某种英雄的东西：他像一座雕像似的在那里主持着博览会里最令人悲伤的展台。灯也一直关着，以便使效果完美。书架上摆着的似乎是一些教堂公报，封面上连一张照片也没有，只有素描画。书名诸如《鹰和鸡》、《大象跑哪里去了》、《喜爱柑橘的利齐尔》。是加纳的出版社，由八家国家出版商组织在一起，由政府出钱送到法兰克福这里来的。尼马科是一位政府官员。他为自己在那里关着灯同书在一起而感到骄傲。我不信任地问他，那些书是否卖掉了一些。他大笑起来，回答说：没有。为什么？他说几乎都是儿童书籍。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你想要一棵高大的植物，你就应当在它还是幼小的时候特别注意浇灌它。我想，第三世界也各有其作为的方式。当我告别尼马科而走到邻近的展台的时候，我确信这点。孟加拉出版商展台灯光极为明亮，在墙上挂着耀眼的大挂历，挂历上的女孩子们有着杏仁眼和高高的乳房。那不是画的，而是照片，似乎是立体的。的确，各有各的方式。
钢琴科学家
世界当然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去想，但是，波利尼①把贝多芬的奏鸣曲集中在一起，这可是非同一般。不管那会使人觉得是多么愚蠢的事，但那是发生的一段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一段次要的、外围的历史，但那是历史。就是发生这样的事。
①毛里奇奥·波利尼（1942-），意大利钢琴家兼乐队指挥。1960年获华沙肖邦音乐比赛奖--译注。过去，听波利尼的演奏曾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奇妙经历，绝对的。这是说七十年代。那时有人像上帝那样在外面演奏，但是如果你碰到一场他的音乐会，那么你听到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从那黑色大动物里弹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如果想要给那一切找个名字，你就会想到：科学家。他是科学家。他在发出音符中的完美和干净，是其他地方所听不到的。即使是乐谱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密密麻麻，你也能听清所有音符，而其他人则会用没有区别的、诗一般的声浪来对付过去：他却让你听到所有音符，仿佛在读出一种化合物的成分。如果有把一个符号变成字面上的音响的一种方式，而又没有感情用事或者侥幸处理，那就是他的演奏方式。像任何一种科学那样，它也似乎是不人道的。其他人延长和缩短时间，用踏板来走私艺术，添加油彩，弄脏这里和那里，故意这样做或者出于需要；他却是绝对忠实于原作，着迷地尊重节拍，彻底拒绝任何模仿做法、感情用事的转调、表情方面的混乱波动。进入他手里的东西，出来已经过消毒了。他演奏肖邦的作品，似乎是在少有的一个晚上因稍有一点感情波动而被喝倒彩的一部巴赫作品。他演奏舒伯特这位怀旧天才的作品，就像是在听一位从不认识死者的优秀演说家所致的悼词那样。如此说来，似乎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说，他演奏的比那写着的东西一点也不多，这是真的话，那么，他演奏的一点也不少，这也是真的：而在这方面，他是最伟大的人。那音乐原来的东西一点也不丢掉。其全部给人深刻印象的力量都还给了你，这是由于他善于把完全清洗干净的东西奉献给你，没有任何个人主观的改变，你的激情是一种盲目而无限的真实性的激情：并不认识的激情。已经沉醉在梦幻之中和淹没在内在迷宫的欲望之中，最后到了波利尼的面前，发现了能够产生纯粹现实的那种潜力，只要你让它原汁原味。我发誓，那是一种激情。
后来发生了一件似是无关却有关的事情：他们发明了光盘和数字录音。无论是听还是演奏的效果完美，便突然变成更为容易和几乎必须做到的事情。对于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来说，像鲁宾逊整个一生所做的那样乱七八糟的事情来使世界着迷，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则已习惯于在音乐厅里期待受光盘教育而习惯的那种干净和准确。在波利尼身上作为独一无二的奇迹的东西，今天已变成演奏实践的必要前提。好像被集团所吸引的一位自行车赛车手那样，波利尼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宝贵的半明半暗的地位之中，继续走他的路，科学家的苦行僧之路，很少去迎合正在他周围形成的新的娱乐思想。我对他的最后的见面记忆是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演奏的一场《帝王》，我记得好像是阿巴多①在指挥台上。作为几百年都是波利尼的忠实崇拜者，我要说，我的记忆是：极为厌烦。
①克劳迪奥·阿巴多（1933-），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曾先后担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译注。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那样的结果。观众有其路数，他也继续走他自己的路。你可以打赌：他们迟早会再相见。带着这种想法，上星期天我去了斯卡拉歌剧院，去听首场马拉松式的贝多芬音乐会。我想发现多年前曾教我懂得想干净意味着什么的那位惊人的科学家情况如何。
当我进去时，跟过去是一样的，他不上台去，而是向我们跑来。这是我一直喜爱的他身上的一件事：因为当他最后再出来时，他以缓慢而疲劳的脚步这样做。但是当他进来时，他跑着来，似乎是不愿让任何人等待，或者是因为他感到急躁，我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原先和后来不一样的那些钢琴家，因为在他们身上写着：中间发生了某种事情。面孔也总是那一张面孔：仿佛是一分钟之前他们把他叫醒的，像被大灯照着的一个人，模模糊糊地毫无防卫，感到十分尴尬。他们一般来说都有那样一张面孔，而他们却是些天才。他坐在凳子上，开始忙碌着，把凳子升高，又把它降低，最后又把它放到原先的位置上。当他开始演奏时，突然一下子就开始：好像是解放了一样。
①格伦·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译注。使你吃惊的第一件东西是你听不到的那东西：过去的那种明显的完美。也许有，但事实是，再没有过去那样突如其来地让你感觉到。只过一会儿你还感觉到，那是一种基本的钢琴演奏方法：基本音调色彩少，采用一些基本强弱法，而毫无细腻的东西，毫无小游戏、点缀、魅力，仿佛是选择了一种几乎是原始的坚硬材料来加工：石头。一种石头贝多芬。然后你逐渐地感觉到，所有那没有的东西，不只是不存在，而且以某种方式被吸入了你所不曾期待的一个漩涡之中，你从开始忍受着，而后渐渐地对准了焦距：最终你看见了这个漩涡。这是一种力量的突然爆炸，它在音乐里面燃爆，并以其冲击波打击每一个音符。一个人并不习惯于想到，开头的那些奏鸣曲里面会写着这样的强度。并不是克莱曼蒂式的一些小玩意儿，而是、并且永远是十八世纪的东西。而就是波利尼，他没有动原来所写的东西的一个标点符号，只是在可能的地方加进了你无法想像的整个强度。你们看，这并不是弹奏得强点或者快点的这类平庸问题：他能使人觉得那慢速的极轻的弹奏法有一种惊人的强度。不仅是觉得这样，而且就是这样。而当他无限地加强那些音符的时候，你听到的音乐在冲击波作用下跳动一会儿，而后又立即严密组合，监管着爆炸，给它装上铁甲。真是天才。的确这是一种杂技。古尔德①（比方说）让地雷爆炸了，就在那中间，在圣母那里，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废墟。漂亮，但是废墟。而波利尼，用左手点燃导火线，用右手把铁甲大门锁上，整个儿爆炸了，但什么都没炸碎。你想想就会明白，贝多芬就是那里的那个东西。人们发现，人类本身具有十八世纪不想认识的巨大强度：当时是试验这种巨大强度，去找到它并使之爆发，但是一切都好像在一个试验室里，也就是在一种能控制的局面中，不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就像是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感情科学。
我自问，当波利尼演奏到最后的那些奏鸣曲时，也就是在那些奏鸣曲中爆炸已经不那么地下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般的听众也将能看到它。我自问，怎么样才能做到与那下面的进程同步。将于二月份发生，我将要去听。我也带着好奇心去看看是否将重新出现在听他演奏前面一些奏鸣曲时使我吃惊的第二个东西：从那黑色大动物中向我跳出来另一段贝多芬作品，我从来就没有非常清楚地看到它。这是贝多芬的呼喊。
原先已经直觉到了，而当星期四波利尼演奏了《悲怆》的时候，我就有了清楚的概念。如人们所知，以慢板序曲开始，以美妙的技巧加强。我总是觉得那是一种庄严的东西，一个设计精明的大门。我要重复说，这是一种美妙的诡计。而现在我听到了波利尼演奏打开那扇大门的那几组和弦。然后同样的那几组和弦又回到了接着演奏的刺耳的快板，这快板就像是对一个记忆的突然袭击。我以为简单地只是一些记忆。波利尼演奏它，那是恐慌，绝对的害怕：悲痛欲绝。那根本不是什么诡计：他在呼喊，被关在他的什么笼子里，监狱里，疯人院里，谁知道呢。那是优美而善良的呼喊。你再想想，你就会明白，贝多芬正是在那里的那种东西：把一种痛苦呼喊的初步经历包装在试验炸弹的一座宏伟建筑里的一个人。在那座建筑周围修建了一些主教堂，以便隐蔽它，使之合理化，以便战胜它，使之新陈代谢。但是，如果你下到教堂地下室墓穴里，你所感到的则是：一种痛苦的呼喊。我喜欢看见那位表面上不人道的、惊惶失措的科学家一直下到那下面来，让我听到那痛苦的呼喊。
今晚有另一场音乐会。还有作品二十七第二乐章，人们所熟知的《月光》：其开头便是轻而易举的激情的撞击，对浪漫垃圾的一种预言，在废糖蜜中旅行的原型装置。谁知道波利尼是怎么回事。在我看来，如果可能，他要跳过它。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严格地一个一个地演奏那些三连音，而在他把我们让掉在上面的所有矫饰都清除掉之前，就不会错过一个音符。谁知道经过反复擦亮，还会留下点什么东西。
没有脸和没有害怕的人
①布斯托阿尔西奇奥，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瓦雷塞省小城，工业发达，并有中世纪建筑文物--译注。
②瓦莱隆加，意大利西西里岛小城镇--译注。
③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先锋派作曲家--译注。整个周围什么也没有。一个随便的西班牙，也可能会是布斯托阿尔西奇奥①。巴塞罗那只是离一小时高速公路的一个假想。赛道叫做卡塔罗尼亚赛车道，四公里多点，一条没有尽头的直道。最近一次摩托车世界冠军赛，已经颁发了三项奖：二百五十毫升（明白这是发动机容量）的冠军，在罗马出生的一个人赢得它，此人二十五岁，名叫马西米利阿诺·比阿吉，人称马克斯。他原来踢足球，后来一位朋友带他在瓦莱隆加②转了一圈，他上了摩托车，他们就再也看不见他，一下加速就把他给射出去了，这加速还没完呢。这似乎是传奇，然而事情却真的是这样。他们说，他就是两个轮子的新的伟大天才。而当你问他比别人多点什么，他们回答你说：此人很坏。看上去他似乎并非如此：他的脸是你数百次亲眼所见的某些二十多岁人的脸，这些人星期六晚上是领班工头，而后，星期一便穿着白色工作服在酒吧里做咖啡，梦想着加利福尼亚。只是对他来说，一直就是星期六晚上，他真的是领班工头。我来到这里看他跑，因为人们说那是一种激情。我看到了他周围的所有一切，发现那确实是一种激情。
你感觉到的第一件东西是气味。开始时你会自问，天哪，在哪里烧糊了数公里长的腊肠？而后你搞清楚了，腊肠消失了，剩下的是烧油，但是不臭，是香的，跟橡胶和汽油稍有差别。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在你的鼻子里还有那香味，并且永远留在了记忆里。第二件强加给你的东西是噪音。谁知道凯奇③是否从来没有听到过那种噪音。他会喜欢的。并非是毫无约束的噪音，而是跳动的节奏，以优雅的强度不断地升高分贝。每个弯道都有其旋律，而每个摩托骑手都有其自己的声音。最后似乎是一个开玩笑的斯特拉温斯基①所写的一部总谱。最好的你在直道结束时听到，这里有一公里长，也就是一种无穷无尽。如果你两腿之间有一辆五百毫升的摩托车，如果你用手腕把油门加大到底，如果你贴着油箱，一直到消失，那么几秒钟内你就变成一颗射出去的子弹，时速三百公里。但是，由于最后还有一个大弯，它又把你带回到现实中来，你不能永远保持这样，你得做点什么事。那么，离终点还有二百米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像降落伞似的突然张开，力求同空气碰撞，直起腰身，双膝向外张开，伸展双臂，同时放松油门，捏住闸，希望做出了正确的计算。看起来非常漂亮，听起来更加漂亮，如果你正好在那个时刻到了离终点二百米处，靠在离赛车道三米的小护墙上。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迎面向你扑来，似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种发出嘶哑声音的喘气，而后当打开降落伞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但是那并不是寂静，而是一种声音黑洞，它吞没一切，是一种可怕的聚爆，是一种特别的声音倒转，是一种无声漩涡，它抓住你并把你扔进你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深渊。此后，相当令人吃惊的是注意到你还是完整的，靠在那小护墙上。而你还在听着。
①伊戈尔·斯特拉温斯基（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译注。在家里，在电视机前，你注视着他们，你在想：他们都是疯子。那些人在拐弯处头部只离柏油路半米，臀部在摩托车外，膝盖在赛车道上摩擦出火花。接近时速二百公里，他们像蛇一样走弯曲路线，他们不时地觉得那两个轮子也太多，于是高兴地向上仰，不用那前轮子跑。都是疯子。你想像，他们是把死亡装在头盔里而活着，如果并不是正好装在脑子里的话。而后来，你到了那里，你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既不会谈论死亡，也不存在害怕。这真奇怪，因为再说，大家都摔下来，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摔十来次，即便是最棒的那些赛车手也是如此。澳大利亚车手多汉今年赢得了五百毫升摩托车赛世界冠军，而此人有一次像许多次那样滑倒之后，曾经有几个月不能动弹，不知道右腿还能不能够动。这个体育项目的神话之一赖内，坐着轮椅在比赛检阅场上转悠，他那次也似乎是很平常地摔倒了。总而言之，风险是有的。但是你看不到害怕。我在拳击手的眼睛里看到了这种害怕，但是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也许这是因为，在这里眼睛几乎不存在。这是一项没有脸的体育运动，一切都藏在头盔下面。我问过一位摄影师，就是带着炮筒子那样的镜头在整个神圣时间里都待在赛车道边上的那些摄影师之一，我问他，他所拍摄的最漂亮的照片是哪个？他回答说：我想是超车，或车摔倒，就是这一类照片。他对我说道：有时候，有某种光线，在一定的角度上，如果你有好运气，在那一瞬间头盔护目镜变成透明的，如果你按下快门，最后你在照片中看到的就是眼睛。他对我说："这真奇妙。"他没有打算向我说明那眼睛怎样。我想问问他是不是有害怕。而他有着那种谈论不可言喻的事的劲儿。于是我也就此作罢了。后来，我手拿笔记本，装得完全像个记者那样来到了比阿吉摩托之家，他就在我面前，身穿平常的衣服，特别是没有戴头盔，你可以看见他的眼睛，我当然问了他这位世界冠军马克斯。你从来没有害怕吗？他非常平静地回答说："从来没有。"
一位名叫乔万尼·桑德里的先生最终向我说清楚了这些事情，他是马克斯的机械组长，他从1969年起就在摩托车中工作，我猜想他是听听摩托车走过去，而从噪音就已经知道什么东西不行的那些魔术师之一。他有着像叔叔那样凡事都他来办的一张恬静的脸孔，当你去做胃镜检查时你希望站在你面前的那些人的脸孔。我让他说说为什么比阿吉是最伟大的，如果他是最伟大的话。他对我解释说："他是最伟大的。他和多汉是最优秀的。"他还对我说，一百名摩托车赛车手中有两名既能跑得快又真正懂点儿机械，比阿吉便是其中之一。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你把比阿吉放在他从未见到过的一条赛车道上，到第三圈他就已经找到轨道了：这些东西不是能教会的，要么你有，要么没有。他向我解释说，比阿吉是个工作狂，而且他很坏：他想要赢，其他一切和所有其他人都不在话下。在道德方面他缺乏勇气，或者至少是我觉得他缺乏勇气。"勇气吗？不过……并不是这里的这些人就有……这是不同的：那就是如果你干这一行，那你就连害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就这样说完了。
星期天十二点二十五分，比阿吉骑在他的切斯特菲尔德-阿普里利亚牌黑色摩托车上停在起跑线上（最后到来，像真正的明星），他把护目镜拉下就起跑了。世界冠军他已经在口袋里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十五天前在阿根廷，他跑在前头了，而后他假装有什么问题，让他最喜欢的竞争对手哈拉达超过他，于是便开始了猫和老鼠游戏，这样来取笑他。像上帝一样驾车的哈拉达有着一张日本娃娃脸，偶然地在那里有如此结局，他做了一件日本人从来不做的事情：他极为气愤，但很有教养地说：是阿普里利亚、而不是比阿吉击败了我。因此，大家都在注视着，马克斯这次又会创造出什么东西来。他已经跑在头里，跑了一圈之后他已经在前面五十公里，跑了四圈之后已经比所有其他人快了好多秒钟。在新闻处里，记者之间开始了猜想他头脑中想些什么的竞赛。从"他想领先所有人一圈"，到"现在他停住了，下车来，撒泡尿，再上车，最后赢了"，诸如此类的话。而他却仍然很平静。二十三圈他一直占主导地位，最后一段直道他上仰作蛇形前行，对他来说，这是根本不算什么的小玩意儿。由于是这样的情况，事情似乎甚至有点令人厌烦和失望。而后，桑德里，就是胃镜检查的那位，还是他向我作了解释。他对我说："你记得那第一圈吗？"我记得。"好么，冷的轮子，他还选择了最硬的轮子。实际上就像跑在冰面上似的。而他自始至终坚持到底。第一圈就这样。在这里头，只有很少人能做到。"晚些时候，在他的摩托之家里，我请比阿吉给我谈谈那第一圈。他不太喜欢讲自己好：他特别喜欢别人来说他的好话。但是他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带着世界好玩的劲儿回忆说：真的好像是冰而不是柏油，在进入直道前的最后一个弯道中前轮都碰到地面上了，不过没有关系，他又拉起来，想都没想就倒向后面那个轮子。他说，比赛使他掉了两公斤肉，当他坐上摩托车时他就忘记了一切，地球在转，但是他却只看见赛车道；去年他度过三十六天假期；当后轮疯狂起来，失去吸附力，在柏油道上吱吱作响，冒出火烟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你掌握住转向器，照样能站得住，你加油，就逃出去了。我想问他：从哪儿逃出去？不过我是在报纸上写文章，我不是精神分析专家，我永远不会问他。
毫无活动的斯卡拉歌剧院
在最近这些天记述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危机的新闻报道中，在指责这个国家无能保护自己的文化的评论中，有某些始终让人厌烦的东西。有某些东西阻止人们平静地站在那个歌剧院一边，尽管他们是热爱斯卡拉歌剧院和文化的，尽管他们知道它是宝贵和必要的。使你把事情倒转过来，以便把你偷来高高兴兴地站在他们一边。
也许这就是那首场演出的可笑故事：有点令人难堪地坚持要挟取消首场演出。而事情已经如此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对一定数量的熟悉面孔--他们会失去证明自己不知羞耻的一次宝贵机会--来说，对任何人都不会是一场悲剧。谁知道，也许是因为这事儿。但是，也很可能原先从那更严肃而不可容忍的某些东西已经产生了厌烦：真正使你感到沮丧的东西是看到某种文化以一种没有疑问的假设来要求其权利，要使这种假设变成必要的、无可争议的、不可触动的。当文化变成无能怀疑本身的时候，当你看到那种文化无能怀疑自身而只是迟钝地忙于维护其现状、模模糊糊地感到因为要这样做是受到触犯的时候，那么没有任何东西比那种文化更加悲哀了。劳驾，该有点怀疑。这并不是因为一种风格问题，而是我们需要有某些怀疑。否则，那就是贫乏，整个儿经过精雕细刻而显得优雅的贫乏，但这是贫乏。
我们就让它这样吧。斯卡拉歌剧院，像其他有威望的机构一样，其存在是为了发挥对国家具有一种无可比拟价值的作用，努力使得同我们的过去对话成为可能，而且还是每天进行。它是在一种特殊领域中进行这种对话，这个领域是对我们来说独具重要意义的歌剧领域，因为在那其中包含着许多我们的历史，在那里有许多我们的根。因此，斯卡拉歌剧院保存着我们同我们的过去对话的最有意义的桥梁之一。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起这种作用的，诚然，还应明确这样一点为好：它不是惟一可能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此外，也像在意大利使歌剧保持活力的整个生产体系那样，斯卡拉歌剧院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往往过去仍然就是过去就完了，在那里没有发生同传统的真正对话，而只是一种博物馆式的管理，一种简单而纯粹的保留，一种冬眠状态，并不产生现在，而只是培育对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的一种优雅而空虚的怀旧情绪。斯卡拉歌剧院是一个属于大家的财富，但却是为了少数人的一个场所，是上层人士的俱乐部，是汇集重大事件的一个寺庙，是每天晚上要冒欢庆自己这种危险的一种仪式，如此而已。斯卡拉歌剧院是一艘非常尖端的飞船，常常是完美的，在距离实际国家数光年的轨道上运行，并且要求燃料来使之永远不再返回。它是一个国家的晚礼服，从音乐角度讲，在屁股上还带有补丁。斯卡拉歌剧院是一个防盗地下金库，不会想像如何铺就更加广阔的国家文化马赛克，而只会毫不动摇地保护储存在金库里的财富。斯卡拉歌剧院要钱，但它不愿意知道一年中它所花的钱，例如比同一年里整个意大利电影业--这里是整个意大利电影业--所花的钱还多。斯卡拉歌剧院是最基本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工具，是一种赞同一致的机器。它恰恰就是这个国家所有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橱窗。它所不幸的是，它的闻名的那些首场演出从未被取消过：我们能够看到那些面孔。
不能指望大家都同意这些看法。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那个歌剧院工作的艺术家们在做出评价的时候如何对某种可爱的短视感激得五体投地，他们往往要从不可能的王国中求取美妙的奇迹。然而，斯卡拉歌剧院是文化，要在智慧方面做出努力，怀疑和批判性思考应当是其每天要吃的面包。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为面对一个关闭的、破产的斯卡拉歌剧院，一般人如同站住了脚的艺术家那样、如同总理那样做出的本能反应。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能允许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谁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停一下，自问是否真的如此呢？
没有任何人想要斯卡拉歌剧院死亡，但是大家都有义务想像同过去、也同歌剧所代表的非同寻常而又极为漂亮的过去对话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果这个国家有能力和愿望思考并且想得更多，那么就会懂得问题并不在于拯救现有的东西，而在于创造将要有的东西，选择一种未来并找到一种体系来把我们的过去--生动的，而不是死尸--带到那里面去。到处都是生动的，在文明社会的所有各个方面，而不只是在"优秀的"少数人的夜晚。问题并不在于找到筹资办法来使斯卡拉歌剧院能继续是它本身，问题在于懂得我们为未来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斯卡拉歌剧院，并找到为建设它而所需要的资金。
如果一家剧院因为没有钱而死亡，那是可悲的。但是，如果它由于缺乏幻想、抉择、更好的计划而保持其生命，那就更加可悲了。这是真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真正的失败。你们看一看周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橄榄球的激烈舞蹈
如果我想到橄榄球，我就想到小时候的孩子们，在看《体育星期天》节目的时候，在那星期一早上的狂躁之前的最后一个充满欢快的夜晚。你待在那里，在电视机前，你还可以有差不多一个小时。而后，不可避免地到头了，在屏幕上出现橄榄球比赛结果，那时你就明白已经结束了。自此便开始了那整个儿倒霉的星期一，再也毫无办法了。那个比赛结果奇怪而且滑稽（诸如50∶12），但是毫无办法，它们有着那种让人难受得要死的悲惨回味。在意大利就是如此。橄榄球是少数人喜欢而多数人不理解的一种体育项目。当你碰到一个人对你说"我玩橄榄球"的时候，你总是会想他身边可能有什么悲剧，我知道他父亲，玩足球盯中锋的后卫队员，被一个球打在脑袋上而致死；你不会想到一个人选择那项体育只是因为他喜欢。看那些球场都像剥了皮似的，都是烂泥。看那球像醉了似的，大家都抓着屁股。而且在场上的某些面孔还真叫人害怕。你难以明白。当你不管那意大利，而到了对橄榄球有着特别激情的那六七个国家之中的一个国家里，那么一切都突然变得极为清楚了。在那些国家中，橄榄球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体育项目，因为他们像上帝那样玩那橄榄球。例如法国。在巴黎，但愿正好是那天世界最佳橄榄球队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直接到了那里：全身黑色运动服，包括贴身背心，他们来自新西兰，但对大家来说他们就是：全黑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