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全黑队员们到法国来是要打几场友谊赛，也就是要上几堂课。法国人安排了两场较量：第一场在土伦，第二场在巴黎。没有任何奖品，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这里是骄傲的人民：并不是在橄榄球场上杀你来消磨时光。你要么取胜，要么倒霉就完了。事情越来越复杂，因为在第一场较量中，全黑队员们走进了球场就忘记了法国人是何等顽强的，急于要露一手，走下球场来时结果是22∶15。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新西兰报纸上，事情就变成了一种抨击性评论：羞耻。而法国人在他们方面则受到了光荣的洗礼，所有各报版面上都流露出祖国的骄傲。一种毫无坏处的陶醉。于是，当上星期六在王子公园来到球场上进行报复时，在体育场内座无虚席：在球场上，十五名真正倒了霉的全黑队员和十五名一个星期以来不再害怕的法国队员在一起。我想，这是真正的橄榄球，因此我去看了那场比赛。
只要看见他们，你就明白了，在那个体育项目中真正当选的是新西兰人。他们姿态优雅，天使般的面孔（并非全都是，但几乎都是），猎获动物般的举动。凶猛而迅速：生性如此。他们的象征身穿11号球衣，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神话，名字叫约纳·洛穆，现年二十岁，乌木色皮肤，身高一百九十六厘米，体重一百一十二公斤，跑起来却像一位短跑运动员那样。只要他停住了，你还能有点作为；而如果他开始跑了，三步之后便已经是一个燃烧草地的大炮球，光是看见这球就感到难受。一个大炮球并不表明场上严峻形势就加重了或减轻了，但是他能做到这样。他扫视球场，抓住对手们，变成电子台球，像撞柱游戏那样喝掉他们，不达到目的绝不停息。约纳·洛穆，惟一能接近Obelix的人类：Olomix。法国人，他们更人道些，意思是他们似乎不像是下到地球上的上帝，而是玩橄榄球的人们。他们有着疯狂的喜欢争吵的面孔，像那些在酒吧的人们。当你进去时，过一会儿他们就会靠近你，问你点事，你马上就明白你上圈套了，无论你能创造出什么回答，都将是一种侮辱，引发一场争吵。那里就是这样一些人。那些人并不十分优雅，脸皮很厚。其中有一位名字叫奥利维耶·梅尔洛，生于蒙特菲兰德，身高两米，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有个拳击手那样的鼻子，一双狡猾农民的眼睛。新西兰上帝在他后面挥汗如雨，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一个半人"，这是最高的荣誉。作为并列争球时的中流砥柱的那位是名叫卡利法诺（诚然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国家领袖称号"哈里发"没有任何关系）的一条壮汉。他的颌骨比颅骨还宽，泰森那样的脖子，石头一样的体重，一百零七公斤，他有一个很漂亮的绰号叫"中央山"。你看见行动中的他，还真棒。总而言之，是脸皮厚的人。五万法国人关在一个体育场内愤怒地喊叫着，你明白可能什么事都会碰到。你想想，当裁判员吹响开赛的哨声时，一切都在游戏之中。
饭前菜是法国的。全黑队打了一个三分球，但到了第五分钟时，法国人散开成扇形，把他们的队长送到了对方球门线内，这位队长名字叫圣安德烈，像个教堂的名字。法国人占优势，体育场疯狂了。在赛场上如此跳出的一种强烈舞蹈，真是妙不可言。橄榄球是一种争先的游戏：把球带到敌方场地的心脏。但是又基于一个坏得奇妙的荒唐原则：球你只能往后边传过去。由此出来反向运动，不断地做和不断地被破坏，那个球不断地往后边飞来飞去，恰似被关在一列行进中的火车内的一只苍蝇：往后边飞来飞去，无论如何要到达终点站，一种戏剧性的荒唐。而且，橄榄球是一项呼气运动，过一会儿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会让你明白那人群的有节奏的轰隆声，犹如海滨浪潮来去的声响。一个人在腋下挟着他的橄榄球开始跑了，去撞那堵人墙。乱作一团。球你再也看不见了，似乎是一种地方之间的争吵，仅此而已。观众安静。赛场上难以捉摸的运动。橄榄球又是一项吸气运动。接着，从那群野蛮的人中预想不到地又冒出那个球来，瞬间又变成飞行肥皂：好像是集体爆发狂似的，整个儿变得飞快，苍蝇在向前倒飞，游戏局面打开，赛场打开了，人群在叫喊：橄榄球呼气。再一次混作一团：吸气。又一块肥皂飞起来了：呼气。如此继续不断。各项体育运动就像舞曲那样，它们总是有自己的节奏，内在的节奏，这就是它们的灵魂。橄榄球有着一种非常美丽的灵魂。
经过反复的吸气和呼气，全黑队已经吃掉了比赛的一大块：比赛进行了三十五分钟后，比分为20∶5。法国人打得很顽强，但是，那连续不断的雪崩压到了他们身上。新西兰人用棍棒和短刀干活：用其力量在这里赢得三米，用速度在那里赢得二十米，而且还不止于此。渐渐地法国队被拆散了，就像那一件毛衣的袖子那样。法国队被钉死在五分上，而新西兰队则增加到了三十分。如果当时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到了第七十分钟，大家所期待迟早要到来的这个数目到来的时候，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全黑队队员们试图从右路突破，回到了后场，他们又试图从左路突破，毫无办法，球消失在混作一团的大腿、胳臂和脑袋之中，全场肃静。那肥皂又冒出来了，在两只手之间飞行。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是洛穆。是他。他处在中场位置，距离球门线有三十来米远。他可以从左路打开局面，也可以从右路打开局面。法国人盯着他的眼睛想弄明白。而当他们弄明白时，已经太晚了。他既没有走右路，也没有走左路，而是从中路直插，没有把球传给任何人，自己直插到底。在那三十米的行进中，有五个法国球员一个接一个地试图挡住他，法国人以其近三百公斤体重压向他，没有结果。Olomix像芭蕾舞演员似的避开了前两人，拔掉了第三人，用手拍倒了第四人，他把最后一人抓住，一直把他带到过了球门线。37∶5，他们本来想要上一课，他们做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比赛已像是其他时代的体育。最后比分37∶12相当于足球比赛的4∶1。任何其他球队也都会就这样算了，然而却爆发了一场最后的激战。法国人毫不松懈，把全黑队队员们一直压到离球门线两米的地方。毫无结果。那愚蠢的两米。松开那愚蠢的两米，给数百万法国人一个免费的高潮，对新西兰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然而上帝是容易生气的。而土伦的历史，他们并没有消化了它。于是他们寸步不让，好似总是知道水从何处来的一座移动堤坝。法国人用其所剩下的全部力量压向它。那愚蠢至极的两米。不再是呼气的橄榄球，而是憋气的橄榄球。
两米。法国人走出赛场时，并没有能冲破那两米。次日，报纸上非常漂亮的四栏标题：《王子公园的黑太阳》。
乌托邦法庭
海牙，什么地方。奶油色地毯，带有联合国旗帜的蓝色座椅，电脑，辩护律师们头上的假发套，电视摄像机，法官们身上穿的红袍。外面没有一点噪音。这是操作室的一种气氛：到处都是经过消毒的卫生，都是准确无误。也有血：不过是在言词之中。在言词之中经过消毒的血。这是前南斯拉夫罪行国际法庭。用报纸所爱用的老套子来说，叫做新纽伦堡。如果你想想，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乌托邦训练场：在这里，数月以来，司法手段寻求用真理细线来修补一场灾难性战争所撕开的伤口。这是一种荒谬的工作：事情过去几个月又几个月了，却又用法律这种钝武器，冷冷地把剧烈的疼痛和毫无意义的残酷拉在一起：不是要把它们焊接在一起，而是要以简单的报复这种惯用手段，用司法逻辑来缝合在一起。这是纯粹的乌托邦。然而他们却不以为然。在两年时间里，他们搜集证据来加罪于五十七人：那些控告是战争罪、屠杀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就是：甚至在一场可恶的战争中令人无法容忍的恐怖的一切东西。律师们、法官们、证人们--乌托邦的职员们--每天上午十时进入那个隐藏在白砖大楼中的大厅里，这个大楼原先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所在地。文传机和电脑判决整个围绕南斯拉夫的恐怖。在一公里远处有舍维宁根的北海，那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一个城市。也可能会是在拉斯维加斯：当你进到那里面去时，就清楚你是在别的地方。在所有各种意义上的其他地方。
在被告席上有一个人名字叫杜斯科·塔迪克，波斯尼亚的一位塞尔维亚族人。他身穿绿色上衣，浅紫色衬衫，戴着幻想领带。个子矮小但显胖，战前他是唐手教师。他是该国际法庭能够抓到并加以审判的第一个人--目前也是惟一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位有名的人，不是姆拉迪克，不是卡拉季奇这些像他那样被加罪的人，但现在是保险的。他连军队的人也不是，他们看见他穿着迷彩服，带着武器到处转：在一场没有规则的战争中溜达的一个不正常的人。这会让你想到落入一个比他更大的混乱之中的传统的正常人。但是，后来你读读那起诉书。根据控告，塔迪克在奥马斯卡监狱营里多次强奸了一名妇女。根据控告，还是在奥马斯卡，他殴打、加刑多名囚犯致死。根据控告，有一天他命令囚犯"G"同另一名囚犯费克雷特·哈仁拜西克发生口淫关系，然后又命令他阉割他。哈仁拜西克由于受了酷刑而没有活下来。根据控告，还是在奥马斯卡监狱营中，他命令一群囚犯匍匐爬着，像牲口那样喝水坑里的水，在殴打他们之后，又抓出其中一人，把一个灭火器往他嘴里倒空。根据控告，1992年5月27日，在科察拉克地区，他走近一队囚犯，他命令他们中的四人出列，然后把他们枪杀。根据控告，在同年的6月份，他参加了普里叶多尔地区的民族清洗行动。他走了一家又一家，让所有人都出来，把男人、女人和小孩们分开。在那行动过程中，他加刑于八个男人，并在他们家门前杀死其中五人。杜斯克·塔迪克，又叫"杜莱"，他嘴唇很薄，眼睛无神。他做笔记，显得安静。他不时地给他的辩护律师送去一张小纸条。一直到他被判有罪的时候，他都将是一个无罪之人。
围绕塔迪克，司法行动小心谨慎地、荒唐而庄严地缓慢进行着，仿佛一位勋爵在一家水晶商店里追逐一只老鼠，追逐的节奏取决于那一大串证人：上百名证人是指控被告的，五十来名证人是为被告辩护的。
尼哈德·哈斯基克是第二十四号证人，他是原告的证人，他是波斯尼亚的一位穆斯林。他讲话的时候两眼直视自己前方，两手搭在膝盖上，声音一直是一样的。他该是明白了，任何激情都无权进入那个大厅。他原来住在普里叶多尔，为电话公司挂电线。当塞尔维亚人到来的时候，广播电台说，大家都应当在窗户上挂上白旗，并交出武器。他这样做了。他们把他装在一辆大轿车里，把他拉到了奥马尔斯卡监狱营。在那里，他们每天一次给你一点儿稀汤，夜里你无法睡觉。因为那些人一直不停地叫名字，如果叫的是你的名字，你就得去，那就意味着永远消失了。白天那些人叫他们躺在柏油广场上，在烈日下，脸着地，一个挨着一个。哈斯基克说，在不同的两天里，他两次抬起眼光，看看塔迪克这位被告。在那里，在奥马尔斯卡，在柏油广场上。您肯定那人就是塔迪克吗？是的。他蓄着长胡子吗？我不记得了。您不记得他是否蓄着长胡子但是你肯定他就是塔迪克？是的。他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干。他站着吗？是的。他站着，什么也没有干吗？是的。司法行动缓慢，有时候以极为高尚的气派行动。塔迪克有一位辩护律师，名字叫弗拉迪米罗夫，是荷兰人，是那一行中的一位权威。国际法庭给他付钱，也就是我们给他付钱：每小时一百一十美元。他身穿灰色双排扣上衣，头戴像电影中那样的律师发套，袖口上别着金袖扣。
面对第二十四号证人的那带有菱形图案的凄惨的领带，他毫不客气，他说出了他该说的话。哈斯基克先生，塞尔维亚人把您的一切都带走了，您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他们杀害了您的亲人和朋友。哈斯基克先生，我相信您从来就没有在奥马尔斯卡见到过塔迪克。您只是想报仇，于是你捏造了一切。司法就这样高尚得要变得凶残。哈斯基克微露一丝笑意，并说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话："我再没有什么好捏造了。"
在听到对第二十五号证人萨乌德·希尔尼克的审问的时候，我算是看到并欣赏了这种司法的极端荒唐。此人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他也是被放逐到奥马尔斯卡。他讲到，有一天，在那监狱营里，他们对他说：你看那下面。他一看，那里有他的兄弟的尸体，躺在柏油路上。检察官请他站起来，走近大厅中间摆放的奥马尔斯卡监狱营的模型。您愿意指出您的兄弟的尸体当时所在的确切位置吗？希尔尼克指出那个位置。您愿意拿一个在那桌子上的黄色标记并放在您的兄弟的尸体当时所在的确切位置上吗？希尔尼克拿了标记并小心地把它插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你想想，那简直令人难以容忍。你的兄弟，他们杀害了他，现在是一个标记。而你在那里，身着黑色套装，十分优雅，把它插在准确的位置上，要尽可能准确，以便让法庭能够明白。此后他们留住你一个小时，问你是怎么做的，躺在地上，在柏油路上，因太阳晒和饥饿而晕了。你也看见塔迪克这个被告，简单地就是看见他。只那么一会儿，他没做什么，他在那里，这我可以肯定，但是我不记得我是在胳臂上面还是下面用眼睛瞧了一下他，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躺着，但我不记得我的胳臂是怎么放的，也许我把胳臂放在头上，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看见他的，但是我看见了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讯问和反问，为了弄明白一个眼光。现在，必须想像它，那个战争和死人的整个大混乱，里面有唐手大师塔迪克的小小轨迹，里面还有他去奥马尔斯卡的那天，在那天里面又有某人看见他的那个确切时刻。一个虚无。而一个国际法庭在以人类的名义研究那个虚无。可谓荒唐，真的？极为荒唐。是那噪音在行走时造成乌托邦。也许他们将无法使塔迪克就范。而他们对姆拉迪克和卡拉季奇这一类重要人物则不会这样做，以免引起又一次战争的爆发。然而他们将继续在上午10时进入大厅，站着，开庭，坐下，然后走人。毫不留情。越强越荒唐。司法的步伐要以他们缓慢而不合乎逻辑的步伐，以免走到那复仇一触即发的地方。把他们作为一种象征，并说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判决，这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能这样，该多好。然而，如果你看看他们在那里--在没有噪音而只有风的一个城市里的那个像蒸笼一样的大厅里--工作，他们没有培育理想的空气，如此而已。他们具有司法在拒绝忘记时所具有的那种冷冰冰的决心。但愿这不是真的，然而使你心里想到的就是：如果不制止他们的话，他们是不会停止的。
在男高音的日子里
你上去二十来级台阶，抬起头便看见了它：文布利体育场。在错误的一天里。没有一个球来付它钱，而绿色的草坪被一排排红色的小椅子所埋没。古希腊多里-加里福尼亚式的大公园：圆柱和棕榈树，都是塑料的。扩音器、放大器和超大银幕。不是足球的日子。这是三大男高音的日子，在这里，他们正在准备完成他们价值数十亿计的世界之行的第二站。卡莱拉斯、多明戈、帕瓦罗蒂。胜利之队没有变换。他们正确地换掉了守门员：在指挥台上没有梅塔（我想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是詹姆斯·列维内这位善良的美国司仪。在这里看到他并不令人奇怪，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夏天在贝鲁士看见他在拳击场做事。你瞧，该明白了。无论如何，文布利正是他。像所有神秘人物那样，就近看他是亲切的。小老头儿，有点消瘦，过时了但还体面。要说一下：你抬起眼睛，在你和雨之间，你看见像当地酒吧走廊那种黄色波浪式的漂亮顶棚。到处都有为音乐迷制作的纪念品，而为了找到神秘的足迹，必须钻到你所不能到的地方，一直钻到一张照片前面。在那里我拍了照片。1923年文布利杯足球赛决赛首场比赛，波尔顿万德雷斯队对西汉姆联队，据消息报道，结果2∶0（英国式记分，你看多巧）。在中场圆圈里，双方队长握手。裁判在中间。我就是在那里拍了照片，因为他们称之为"短黑上衣"，因为那个人正好穿着一件上衣，农民的面孔，斜纹上衣，三个扣子，甚至显得优雅。下面是短裤头和难看的鞋子。真是一件杰作。那场比赛甚至有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白马"，谁知道为什么。正是用这类传奇你构筑了神话：你也不要再用那波浪式顶棚来打倒那些神话。这正是由于神话也有点儿留在你身上，当音乐开始的时候，你所想的是：好像在斯卡拉歌剧院看见普拉蒂尼罚球。但是后来就过去了。于是开始表演。卡莱拉斯总是他那惯常的奇列阿，多明戈做在法国保留节目中漫游的先生，帕瓦罗蒂不在乎做先生，而突然出来一个漂亮的《乡村骑士》，母亲再见，慷慨的葡萄酒，等等，等等……连一刻钟都没有过，对歌剧世界的漂亮的贡献就这样结束了。再拿出点儿小的保留节目。突然急转直下来了一个斯塔尼斯劳·加斯塔尔当（说明一下，就是带有反复唱"我想吻你的黑发"的那段），又滑落到安德雷阿·比西奥的难忘的《风之歌》。真使人目瞪口呆，在世界上，只有帕瓦罗蒂能唱这支歌。且不说他可以用他那声音做他愿意做的事，他能够愉快地做到它，这种愉快使一切都变成了奇迹。他是这么一个人：当他唱"风啊，风啊，请带我同你一起走"的时候，在大银幕中，面对五万名听众，在任何人都梦想进球或者只是踢个乌龙球的那个体育场里，请相信，他不仅不害羞，而且还用眼睛来表现风在吹，风把他随身带走。人们如果不是热爱他的话，还能做什么呢？
①菲伦奇·莱哈尔（1870-1948），匈牙利音乐家--译注。然后，三个人在一起，好像不可改变的剧本那样，开始了清炖大拼盘：来自世界的各种歌曲，这是人们所喜欢的一种东西。唱到一半《清澈的海》的时候，下起了倾盆大雨。你打开雨伞，你合上雨伞：没有待在波浪式顶棚下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直跺脚。要是在舞台上的那三个人能唱出真正的好歌，那么大家都会留在那里，被迷住，连那雨他们都会感觉不到。然而，在那种情况下，那三个人却专心致志地渲染西班牙的耻辱，于是你看见人们散开了，你听到从舞台上传来一种十分欢快的东西，就是：我非常爱你/非常非常非常。那么使你想到的就是电影的那种场面，在电影厅里放映的像创造者们的那种场面，而在台上的那几位则无动于衷地继续唱着爵士音乐，注视着那空空如也的场地，仿佛他们是永恒的。在那里就是那种东西，就在文布利，有那活着的三位最伟大的男高音。这可是非同寻常的事。说到这里，我明白了，好像是在温泉疗养区的星期天下午音乐会。实际上就是它，不过要说明，那是高尚的水平的。明白这样一点就行了：音乐，至少在有文化的音乐的意义上，关系不大。明白了这点之后，如果你愿意，那里面有你为了再坚持一会儿而所必需的全部妙处。因为多明戈唱莱哈尔①的歌，这是你所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因为卡莱拉斯以其那永恒而悲切的滑音使你筋疲力尽，但是当他唱上《石榴》时，他则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声音在微笑。还因为，到了某个时候，帕瓦罗蒂无法避免地要进来，大家都不做声了，乐队开始演奏，这是《谁也不能睡》。真是滑稽，因为还在他开始唱之前，数百个闪光灯突然亮起来了，这些闪光灯在那个时候本来是藏着的，真见鬼!光是照片，你并不能把声音拍下照片来，但是他们就是正好在那个时刻要拍，然后他们一生都要把那个照片放在一个抽屉里或柜子上，当他们让别人看这张照片时，他们就会说：他当时正在唱《谁都不能睡》。这首歌他唱得如何：比任何其他人都好，没有圣人。黎明时分我将胜利。天气严寒，但是并非那里冷得发抖的那种。
英国人疯狂地鼓掌，并喝酒、吃东西。有些人手里拿着香槟酒酒瓶子，有些人手里拿着装四分之一公升的基安蒂酒瓶子。至于吃，从烹调角度上说，就是三明治，他们得以发明的惟一东西，他们该觉得那是多么英明，以至数世纪以来，他们不断地在手里翻过来翻过去，为其起码的完美而困惑不解。从舞台上开始了最后一串清炖拼盘：《西部故事》，一首难听的《阿马托拉》，悲惨的《明朗的天》，如此等等。不时地跳起来踢一脚：似乎是愚蠢的，但是由那三位唱出来的《蒙·瑞沃》则变成一首巨大的歌。而《重归苏莲托》：本来需要整个儿慢慢地、低声地唱这首歌，用某种走调的乐器伴奏，用那与之毫无关系的一种声音来唱。确切地说，正好与他们所做的相反。尽管如此，她向你扑面而来，正是她，仿佛看见她穿着优雅、漂亮，穿着方式错了，但是漂亮，没有什么好说。
压轴戏必不可少的是《我的太阳》，帕瓦罗蒂像通常那样插科打诨，再爬升到那最难听的颤音；其他两位则是配合他。大家都记得这首歌，然而整个文布利笑了，她在那里是为了亲听这首歌，她听到了。无休止的高音。结束。下雨天冷，但是五万人大家都还在那里。热烈欢呼。甚至有一个人挥舞一面意大利国旗。想想吧。要到地铁去，有三百米长的队，数千人。到了某个时候，有一个人坐着汽车过来了，有人说那是马约尔①。谁知道为什么他们把那场鬼球赛叫做"白马"。
①约翰·马约尔（1943-），英国前首相--译注。
唐·乔万尼走千里
①《唐·乔万尼》，莫扎特等作曲家根据西牙传奇故事创作的歌剧--译注。考虑到，歌剧院那个庞然大物已经疲劳地在总是虚伪的花招中打转，像湖边一位退休者那样享受着其平淡无奇的思想，因此，必须搞点儿工业化，以便燃起激情，打消永远听之任之的企图。必须由自己来做。于是，在稀汤一样的夏季歌剧节中，你去寻找一些奇怪的交叉点，这些交叉点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你陷入好奇，使你头脑清醒。例如，你找到了两场《唐·乔万尼》①，二十四小时之内，相隔一千公里，两种完全相反的戏剧思想的产儿--《唐·乔万尼》和商业的产儿，甚至在报纸上读到：世界的两个极端。第一个在罗马奥兰吉公园，这是盛大的夏季歌剧节，轮廓像古罗马大剧场，露天演出歌剧，观众数千人，明星在舞台上，什么都有。第二个在里米尼，这是非常小的小剧场，没有乐队，只有钢琴和古钢琴，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歌唱家，一百七十个坐位，像室内乐一类东西，演出各幕浓缩到只剩骨头。我说，世界的两个极端：至少是那个世界的两个极端。在《唐·乔万尼》船上二十四小时走千里，周游世界。你也不会不干的。再说，我们一直在《唐·乔万尼》的船上，而且将永远留在那里。那是一部从未结束的歌剧，我们还可以打赌，它将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你想想，总是还有讲述这部歌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原先的那种方式，你也从未看到过，然而突然展现在你眼前。仿佛是向你推荐了你周围的风景，或者是你的打瞌睡的时间或某种机制，而在那些音符面前，突然苏醒了。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要说说：你习惯于把唐·乔万尼作为一个男人的故事来想。后来有一天，一些暧昧不端的音符背叛了你，而你就会想，那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唐纳·安娜。而且全是一个梦，一个女人的梦。我想说，唐纳·安娜在她作为爵士独生女的她的豪华房间里等着睡觉的时候，一个男人暗中爬到她的床上，动作准确、狡猾，并没有强烈到令人害怕，但足以使人发抖，尤其是在黑暗中无法辨认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没有名字，没有面孔，但是有嘴唇、手和生殖器，一种色情的夸张，你从来都没敢想过的那种反常。突然在那里，在谁都看不见的一个深夜里。要问的是，在哪个确切的时刻里，对唐纳·安娜来说，愉快到如此程度，以至使她害怕，促使她不再着迷而提出一个最通俗的问题：你是谁？唐纳疯了，徒劳地叫喊着。我是谁你将不会知道。色情结束，悲剧开始。两个人之间奇怪的拥抱争吵，你不明白谁想抱住谁，而莫扎特的音乐永远不会对你说出这点。父亲来了，他的夜装和软弱无力的老态有点可笑，他手握着剑，思想并不清楚。唐纳·安娜逃跑，唐·乔万尼留在那里，他以奇妙的悲哀不得不进行了假决斗，杀死老人。演唱他的是莱波雷洛，你再也不可能忘记的一段行板，他消失了。唐纳·安娜回来，扑在父亲的尸体上，昏迷过去了。结束。是在唐·乔万尼身上真正发生的一切。其余，其余一切是梦。是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的合乎逻辑的、梦一般的狂热。是一种不自觉的习惯，一个女人的想像以这种不自觉的习惯同对一个不了解的提问--你是谁--的一种回答相结合，把爱与恨、愿望与恐惧交织在一起，体现在只能是配合她的那些人物的表演之中，最后美化为会说话的塑像、回来的死人、脚下打开的地狱这样一类梦一样的神化。整个儿是一场梦。台上只有唐纳·安娜，由鬼魂来表现其自身爆发的争吵。唐·奥塔维欧的温柔是她的，唐纳·埃尔维拉的不合乎道理的爱是她的，泽尔利娜的坏主意是她的，马塞托和莱波雷洛本身具有的极为需要的喜剧性和轻率态度也是她的。诚然，唐·乔万尼无法控制的色情也是她的：她的道德的空虚画面，她的贵妇人的荣耀阴谋中的黑洞，她的女人马赛克的无耻编织，遭到其他所有人追寻和指责的片断，也是抓不到它的，只有上帝才会有可能杀死它。只有上帝将杀死它。我不愿意哪怕是浪费两分钟来维护类似的一种解释和主张保留《唐·乔万尼》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个故事是有的，在那里面。毫无疑问，如果有的话。同所有其他故事一起，比其他故事既不是更加真实，也不是更加虚假。在那里大家都像在电动台球中的球一样在跑，不断地重新构划一部歌剧的轮廓，尽管已有一个最好的歌剧结局，但永远不会完结。
在奥兰吉公园，歌剧就像一只陶瓷小花瓶摆放在庞大的古罗马剧场的无动于衷的怀抱中：时间和文明的滑稽碰撞。刮着大风，宽大的红色雷蒙迪风衣鼓了起来，看起来倒也优雅。他喜欢使之在音符中间滑行的魔鬼倍增，他就是唐·乔万尼。最后，还有唐·奥塔维欧：出乎意料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像上帝似的唱他那两段咏叹调，那么搬上舞台的那东西就是令人讨厌的一种外质。在奥兰吉公园有布鲁斯·福特，他像上帝似的演唱了那两段咏叹调。导演当时有把握，正确地让做不那么正统但又不显得乱来的两个动作。例如，当爵士到来时，他身穿睡衣，手拿出鞘的剑，唐·乔万尼和唐纳·安娜正蜷缩在像十六岁人那样的一个吻之中。这个吻在剧本中是没有的，但在音乐中蜿蜒着。没有什么特别大胆的东西，但总而言之，在这种时代里……莱波雷洛能第一百万次使那记得他的玩笑话的数千人笑起来（如果你想想有那奇迹般的事），唐纳·安娜唱那音符，而在里面噼噼啪啪作响的暧昧的地狱，我并没有感觉到它。非常优雅，也是因为在指挥台上有杰弗雷伊·塔特，他是一位先生。到处都是有教养的优雅音乐的评论。最后，最令人激动的事情是，半闭着眼睛来看在那宽大场地的一切，尽量宽大，以至那整个巨大的古老剧场进入视野，它真正的雄伟，那数十米高的石头地基顶着夜空，那么你所看见的东西就是，在下面，就在那下面，五颜六色的小东西一边在动一边在唱，像受惊的受其余一切之压的小虫子，这些小虫子拼命要逃跑，小得连抓都抓不到。已经得救了。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以某种方式永远得救。有一些更准确的方式来解释，在一种形象中，什么是喜剧，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不演喜剧？
在里米尼，千里之遥，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在眼睛里看到了完全相反的形象。实际上我所看到的是一场悲剧。那是一个奇怪的《唐·乔万尼》，是一种"练习"。设计者莱奥·德贝拉尔迪尼斯称之为"练习"。地方小极了，两边两排椅子，中间是歌唱家。如此之近，他们不再是昆虫，而是塑像。不仅爵士是，所有人都是。上面也没有出路，他们的尽头就是世界的尽头，他们就是一切。呆在那里，整个儿就是奇怪的感觉。唐·乔万尼非常年轻，非常英俊。奇怪的事情是，身穿老牌雷蒙迪风衣的那个丑恶灵魂到哪里去了？这里只有天真无邪，全都改变了。也没有乐队，你发现，没有各色乐器，唐·奥塔维欧也就消失了，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消失了。概括地说，剩下的就似乎是一个吸毒后的巴赫的那种东西了。缺少那部歌剧的许多唱段，砍掉了那些唱段，因为是一种练习，没有关系。因此，以令人不安的办法，一幕一幕地把各幕戏都连接在一起。有时候还算是明智的，以人们知道正是梦想的某些下脚料来重新勾画出故事的轮廓（如果唐纳·安娜没有梦想那一切，那么她就应当如此梦想）。很少能看到莱奥·德贝拉尔迪尼斯的英明之手，你应当在歌唱家的眼睛里去寻找它。一般来说，歌唱家们很少甚至根本不用眼睛这一器官，但是在那里眼睛就是全部。人们会说，其余就是基本的舞台动作，几乎只是带有神圣严肃的那种步法，在独一无二的葬礼队伍行进中的数百块马赛克。奇怪的《唐·乔万尼》。我见过所有各种《唐·乔万尼》，往往是无法抗拒的喜剧，往往是非常高雅的悲剧。但是把那个故事表演成一个葬礼，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是一个单纯悲伤的家庭式葬礼。在电子台球中又多了一个球在跑，延长了比赛。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比赛将永远不会结束。
爱丁堡（一）
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像比利牛斯山那样的上坡和下坡。如果你是骑自行车的人，那可不是适合你的城市。那是疯狂的城市规划专家的城市。市中心有两个平行的山坡攀缘，两个山坡被一种峡谷分开。在峡谷深处，如果像其他城市那样的一个城市，那就会有一条河，一条流向北部海洋的美丽的河，河上有驳船、水车等所有一切。然而却没有。如果你到北布里奇桥上去，那桥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东西，底下该有一条泰晤士河--如果你到桥上去，到了桥中间你伸出头去，你看见的东西是：铁轨。轨道火车的道岔。一个非常大的火车站。于是，好玩的就是从山坡上下来，到下边去躺在草地上，没有那河畔：你闭上眼睛，你不是听见海鸥和轮船汽笛声，而是听见火车头和车箱的隆隆作响的美妙声音。不时地有来自上苍的神的声音通知火车到站和离站。会让你想到去买一根钓鱼竿，在那里试一试钓钓那些上下班的苏格兰人。如果鱼饵对路，你知道你会带什么东西回家。你知道命运如何。
如果你是骑自行车的人，那不是适合你的城市；而如果你是演员，那则是适合你的城市。你或者演奏点什么乐器，或者演唱点Jodel，或者用手倒立着行走，或者做点滑稽相，或者吞吐火焰，或者做整个涂成金色的塑像，或者跳舞，或者朗诵彭斯的诗，或者在人行道上画圣母像，或者简单地头戴一顶滑稽帽，傻乎乎地把装满钢镚儿的一只杯子放在那里的地上。
在为期三个星期的戏剧节中，什么都有，人人都有。只要有朗诵、戏剧、表演就行了。这个城市到处出现光彩夺目的喜剧演员、小提琴和风笛、杂技演员，到处听见唱歌、朗诵、跳舞、演奏的词儿。每天六百场戏，再加上随随便便的街头表演。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特大的烤土豆。烤土豆是一种在炉子上烤的土豆，当地菜不可或缺之物。他们把土豆给你放在一块小硬纸片上，土豆已切成两半，至此似乎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但是接着他们问你，里面你想要放什么东西。你大胆地点了三四样东西，正好让那土豆味道更鲜美一点。于是他们开始往那土豆上放奶酪、洋葱、混杂的东西、奶油，一些带颜色的玩意儿。这样会出来一种吓人的怪东西，需要你用一个小小的塑料勺子和一张小纸巾来对付它。至于你吃的时候，常常是你再也找不着土豆了。就是这样。爱丁堡是一个美妙的烤土豆：当他们问里面要放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人应当说：全要，只要是戏剧。
戏剧节，那个正式的戏剧节，那个优雅的戏剧节，在饱含智慧的并不坏的一大串节目中，评选出明星和世界第一。在这方面，他们也是连想都没想要限制：戏剧、舞蹈、音乐和各种混合类。因此，你随便翻开看看：包波·威尔逊、伊夫杰尼·基辛、马尔科·莫里斯、彼得·斯泰因、克里斯托弗·好格沃德、吉里·基利安、克拉乌迪奥·阿巴多、皮纳·包斯克、阿尔弗莱德·布兰德尔、马尔塔·格雷汉姆舞蹈团、罗伯特·李佩基、纽约爱乐乐团，等等。一切都围绕这一表演，边缘饰物的触角泛滥，这就是真正使这个戏剧节变成世界惟一现象的东西。所谓边缘饰物就是在边缘的所有一切：在戏剧节的边缘，在正式活动的边缘，在明星制度的边缘。业余的、专业的、希望的、小孩们，高中学生、尚未成功的演员、不知道是否将要不干的舞蹈演员，遗憾、梦想、雄心壮志。从另一方面说，恩玛·汤普逊和罗宾·威廉斯他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一头水牛，真的）：大家都有一个垂手可得的梦。搞ReLear的那些人，搞PulpFiction（塔兰蒂诺从未写过的音乐喜剧）的那些人，搞成六场舞蹈的Kamasutra（糟糕得无法形容）的日本人，专于模仿萨什兰德却最终唱那不勒斯民歌的女歌唱家，冒戏剧危险的一些小电视明星，写作了关于拉斯普金的音乐喜剧的那位，昨日诞生而明日死亡（但那位低音将会出名）的摇滚乐团。总共有六百四十六个不同的团体，一千多个节目。在那些花园、剧院、小剧场、改为世俗用的教堂、旧楼、旧工厂、庭院、楼梯下、酒吧、公共场所里，搞了一百四十七个演出厅。在那里，好赖你可以演戏。我想像他们会有一个由瞎子们组成来检查那些场地是否可用的监督委员会。我不知道。肯定的是一百四十七个……再加上货真价实的那些剧院。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一种景色倒并不坏。我步行了好一段路，躲着那些风笛和格子花呢披肩，一直走到戏剧研讨会那里。在那多如大海的东西中间，我想看见一张脸。多年来我就想看到它，在那里我找到了它：巴特莱比。他们写的是关于梅尔维莱的东西。就是那个"Iwouldprefernonto"，就是我情愿不。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啊。一个美妙的故事……他们将其改编成一个剧本。一个半小时，没有肉但聪明的场面，无可指责的演员。得了，还有他，当然是巴特莱比：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半闭的眼睛，步伐僵硬，头总是有点往右边歪。梅尔维莱说：一封从未到达的信。在那里，他身穿一套棕色衣服，脸像一位疲劳的服务员的脸。他坐在他的桌子那儿，慢慢地抄写着。他左手拿笔，是个左撇子。我会打赌：像麦肯罗那样。
爱丁堡（二）
电视上又出现阿斯普里拉，你想想，他进入英国的某一个体育场内，将球轻吊入网。在安德鲁·斯盖尔火车站角落里的一家出版社，则是出现阿杜尔·柯南道尔的很平静的形象，当然是在相框里，一张多年前的照片。他写作文笔粗糙，但他有天才之处。他本是爱丁堡人。他曾深信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书（故事书和唯灵论的书），但是，世界想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是而且一直是霍尔梅斯，我想像他死得有点悲惨，带有自己做了填馅的雉鸡而大家却赞扬炖土豆配菜那种情况下感到的悲伤（可见，在这个地方到处都会出现在你面前的一种噩梦）。
对读者群来说，崇拜文学的一个好地方就是布罗迪巷，离古堡只有两步路。迪孔·布罗迪曾生活在那里，此人非常受人尊敬，是一位副主祭，是一位无可非议的人。那是在白天。夜里他却出去偷窃和做各种坏事，以便支付游戏债务。1788年10月1日被绞死。故事本来可以就这样完了，然而这故事又打击了出生在爱丁堡的另一个人--斯蒂文森的幻想，他有着一个非同一般的幻想。双重生命的那种事情又在他的头脑中转，最后把它变成了不再停止乱写他人噩梦的一个故事：《杰雷尔博士和海德先生》。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讲的故事。
报纸也讲，当天的重要新闻是，由克里斯托弗·好格沃德指挥、马尔科·莫里斯导演和编舞的歌剧《奥尔菲欧和欧里迪斯》。实际上，把歌剧交给编舞者手中的这种主意，是翻动戏剧之牌的可能性之一。戏剧正冒着得到资助的僵化的危险，而皮纳·包斯克在这个意义上所做的事情收到奇妙的效果，莫里斯所做的事情则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观众狂热，但难以知道为什么（即使坐大轿车来的德国游客们是有联票的，这也可以作为一种回答）。在意大利，这样一场戏是要在奥尔菲欧进入埃利西田野之前来做的。拙劣的新古典布景，加利福尼亚的风格。贝佛利·希尔斯的节日盛装。单纯作为点缀的舞蹈：那些独唱家演唱时偶有加倍，然后像总谱中所写那样开始那规定的编舞。皮纳·包斯克是遥远的。歌唱家的动作故意地朝强烈的教育方向加强了，像一种聋子语言。顶点是欧里迪斯第二次死时，奥尔菲欧绝望地趴在她身上，令人难以置信，他没有找到要做的更好的动作是听听她的脉搏，真不知道为什么。真要命。
不仅如此，马尔科·莫里斯还决定，在这样一部歌剧中缺少滑稽的东西是要受指责的。于是他就插进了这类东西。他让小天使阿莫雷这个角色穿上狂欢节那种服装，他还搞了一个德斯皮纳那种角色，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让他在那里插科打诨，像喜剧的样子。但愿在1762年在维也纳他是有道理的，格鲁克及其观众期待着看见台上的阿莫雷时可以笑笑。也许是吧。当然，看见小天使从奥尔菲欧手中夺过短剑，然后用这短剑来修指甲，那只能是顶点了，好像是说：让你拿起东西就出去。只是由于周围都是大笑不已的德国游客们，这样我又留下了。再听到米哈伊·尚斯，演唱奥尔菲欧的次男高音，在这个角色中少见的男声，这个角色已经成为相搭配的女主角们的特殊要求。特别少有的是，这个次男高音所有音符都能唱活，嗓音好，音量可以接受，发音则不像是罗吉·罗伯茨。他唱的时候，只要你闭上眼睛，就会觉得真是奥尔菲欧。
出来时我想到好格沃德，想到他用特别的乐器进行的文献般的演奏。这些乐器声音短促，回音不完整，整个演奏总是有点过快。因此，我出来时，当我看到面前的斯坦·劳雷尔和奥利维尔·哈迪的面孔时，我就带有被偷走了天堂的人的那种忧郁的印象。正如众所周知，《奥尔菲欧和欧里迪斯》。那两人的相片在休息室一面墙上挂着的镜框里，已经有点旧了，周围有许多人。斯坦利奥和奥利欧两人于1952年访问了该剧院，那时该剧院名叫恩皮雷。我待在那里注视着相片中的那两个人，德国游客们已经都走了。后来，过了一会儿，这个夜晚的气氛就变了。
在外面，在戏剧节的这些夜晚，爱丁堡到处是密集的人群。古堡里燃放着烟花，一群一群的年轻人看完一场戏又去看另一场戏，他们的头发有绿色的、紫色的；五十来岁的苏格兰人穿着短褶裙，非常优雅；人们坐在地上吃着用硬纸包着的比萨饼。到处都是公共场所的气味，那些难闻的气味使你的思想变得苍白；神经质的出租车总是从错误的方向开过来；（而这些人何时将决定让他们左边驾驶呢？）那些踩高跷的人在高街上下来。而在电视里，维阿利身穿一件怪怪的球衣，前面印着一家啤酒的商标，他注视着摄像机，用英语说着什么。真滑稽。当你在十几年后看见一个小学同学，头发梳得亮亮的，身穿灰色衣服，作为第十四选区的众议院候选人在电视上发表竞选讲话，这个时候你会有同样的感觉。有些悲惨的事情会让人笑死。如此一类事情。
爱丁堡（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