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在这里每个人都上他个人自己的山：到了山顶，就向外星人射击，或者在性爱岭上做爱，或者像一位巴黎模特那样展示服装，或者为意大利足球明星斯基拉奇喝彩，或者听歌剧《茶花女》。一件东西同另一件东西一样，都是一个惟一统一战略的组成部分：构筑人为的和想像的一种人格。你产生怀疑，那个著名的黑洞并不仅仅是音乐、悲惨的班卓琴和八十岁的歌唱者的问题。仿佛黑洞到处都是：它就是这种不合乎道理的爆炸的导火索，当它醒来并喷发出人造的青年回头客和成年滑雪者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它；当它睡在淋巴系统中流淌的静静的职员长河中、即在地铁中的时候，你可以窥测到它。绝对聪明地穿衣服的所有人都一丝不挂，真的是什么都没穿，以至还可以辨认出他们：像哨兵们那样没有个性。尽可能难以觉察：几乎不存在。甚至他们做动作也有天才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之后你好奇地做一个游戏，这就是：你钻进那些人流之一中，戴上墨镜，然后闭上眼睛，继续走路：你在数以百计的人体中走动，而没有一个人碰着你，连擦都不会擦着你一点儿。你该重新张开眼睛，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消失。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大黑洞在行走。于是你产生的看法是简单的：这些都是一个黑洞的儿子。他们带着幻想转向上面，或者由于累了而睡在里面。此外，他们是这样一种人：讲话的时候在句子里不加主语：我不说（俗气）你也不说（太富于挑衅性）。动词不随主语变位，在一个语言黑洞上翻跟斗。似乎囊括了一切。这是从虚无中逃出的一个精神分裂世界。好极了。但是后来我发生了一件事。东京的一位意大利人对我说：这里没有表达"虚无"的一个词，他们要拐着弯说，而只用一个词来说，他们没有。
后来，我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偶然到了阿基哈巴拉：地铁站牌是"电子城"。从保险丝到微波天线，那里什么都有，只要你插上一个插头或放进一个电池就能放出音响或影像的东西，都有。你在那个城区散散步，那么你那个关于黑洞的漂亮理论就破灭了。并不容易，但可以努力说明。不过，要到明天。
东京（二）
东京阿基哈巴拉，叫做电子城：从东京市中心走两站路，你就到了电子中心。货摊上出售两用插头、电路板、电流计，就像干果那样。商业中心一层又一层，出售能产生影像或音响或音像都有的那些东西。对这类东西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天堂。对于想弄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喜爱歌剧《兰梅莫的露齐娅》的一个人来说，这是可以送给你一种想法的地方。
当你感觉到无论何处转过身你就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一切都开始了：到处都有摄像机，为了炫耀产品质量，所有摄像机都开着呢，对着你，把你显示在一个屏幕上：小的，正常的，特别大的。你开始有噩梦。你被数百次放大成各种大小尺寸。如果你试图逃跑的话，你就会落入照相机、复印机、电话、传真机、扫描机中间。所有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复制、重复、倍增。于是你想像在同一时刻让所有、真正的所有这些机器都运作起来，你会感觉到这样一个世界的旋转：这个世界被无限地反复粉碎和爆炸，膨胀成完美复制的一个银河系，发射到数以十亿计的眼睛、耳朵、手和心里。一种令人害怕、甚至还会有所感觉的东西，而且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一个具有某种色欲的游戏，同一种从未有过的、有点隐藏着的娱乐形式有关系。当你明白了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你使劲地想像那种游戏了：突然你感觉到，当你到达成田机场的时候，你就在玩这种游戏了。东京就是那个游戏。你是在一台电子游戏机里面，在那里面一切都已经是经过了爆炸和复制的世界。从头到腿都动过钳子的夫人，从高楼大厦墙上向你投射毒刺或汉堡包的特大屏幕，充斥那些餐馆橱窗的完美的塑料食品，不管你在哪里，都会到达你那里的，全部音乐穿着像埃尔维斯的年轻人和绿头发的那些年轻人，假装在威尼斯的那些旅馆，你进去就给你拍一张照片，而后花七千里拉你就可以修改那张照片，使你变成老人或女人的那种小机器。你在那上面滑雪、用混凝土构筑的那些山，你去那里游泳、用塑料造成的那些小岛，从你面前飞驰而过的意大利维斯帕摩托车，那又不是维斯帕摩托车，而叫做"吉奥尔诺"，即"白天"，是由本田公司制造的，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更漂亮一点。复制。有区别的世界。巨大的心灵快餐。没有意思：如果你想想，那是有魅力的。如果你想想，那并不是充满最好的东西的一个黑洞的恐怖：是一种更加精细的东西，你甚至已经在书本上学习过它：没有中心的世界，上帝死了，海德格尔①的技术，注释学，软弱的思想；本贾明②的气氛；对阿多尔诺③的表演的迷信：如果你在这里读几年这类东西，那么最终你就看到了这些东西。在这里实现了这些东西。在这里人们从来不说"我"并且没有说"乌有"的一个词，你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就是一个没有中心但完全迁移到它的边缘轨道上运转的世界。如果在中心有一个黑洞的话，那也已经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所发生的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这里不存在乌有：一切都在旋转，急速地旋转，无需任何支撑点。
①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②瓦尔特·本贾明（1892-1940），德国哲学家--译注。
③特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学家--译注。如果你能新陈代谢所有这一切，那么你终于也会明白其他更加荒唐的事情。例如日本人这样一件可笑的事情：日本人总在那里照相，斗兽场或者红绿灯，总在那里用他们的小照相机：咔嚓。你在欧洲看见他们，简直要使你勃然大怒：有时候他们在还没有看的时候就按下了快门。他们根本就不对一对，似乎他们是马马虎虎照的，他们心里连想都不想要照一张"漂亮的"照片。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而如果你在东京的电子游戏机场所的卫生间里待一会儿，你几乎要冒明白这种事情的危险。当一个日本人按下照相机快门的时候，他不是在制造一个纪念，或是创造该留住的他个人的一个视角。那个日本人是在拿来一小块世界，把它放在血腥的现代体系中循环：复制它，拯救它。本来也可以让它随波逐流，然而却给了它在现代化中通行的驾驶证，使之成为人工的、更轻的、能在这个时间流上漂浮的东西。最后你还看到了喜爱歌剧的那些日本人的荒唐。你几乎能够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古典音乐是必须以复制的实践作为基础的一个世界：原件不存在，那是写的字，不是声音。它只是在重复这种形式中生存。而歌剧院本身是以更激进的方式进行复制、投影：是它那种方式的电子游戏机。把人的激情拿来，从真情的地平线上把它抢过来，在想像的基础上加以重演：法老、国王、公主、十八世纪的小女仆、巴黎妓女。如果你再加上：像普拉达牌的鞋，或者棒球，遥远的一个世界、一种语言和一种文明搬到这里来了，你会有一种愉快的想法：日本人会买，他们在一年前就以高价购买了那个歌剧票。他们就这样，像其他许多方式那样，庆祝这个过分的现代化。他们跨上投影的形象而漫游，以此逃出那个死亡的城市。那城市过去曾是真实的所在，如今已是被遗弃的无用的城区。
这样我看见他们进入混凝土和木头构筑的大剧院里去看歌剧《兰梅莫的露齐娅》，他们穿着朴素，就像去看一场马术晚会一样。有一个声音劝他们不要拍照，如果有人敢拍照，就要遭到谴责。后来大幕升起，我看见他们认真地看着数世纪前一个苏格兰姑娘被迫同她不爱的一个男人结婚，于是新婚之夜在床上杀死他的故事。他们看见她发疯，看见她唱着温柔的音符和惊慌失措的音符。最后他们看见一个男人在她的尸体上自杀，因为如果不能一起生，你总可以想像能一起死。场景是漂亮的（格拉汉姆·韦克所设计），有祖宾·梅塔指挥的佛罗伦萨歌剧院乐队和舞台上无可挑剔的声音（其中有最好的马里埃拉·戴维亚和文琴佐·拉斯科拉）。日本人鼓掌很长时间，没有爆发在类似场合中神话般的狂热欢呼，但是回到家里那脸上的记忆并不容易抖掉。他们很少喊叫，但是无限平静地鼓掌。最后他们用小手互相道别，像在立交桥上的那些人那样，像看见一艘轮船起航的那些人那样。有点令人可笑，然而，如果你真的没有淹没在玩世不恭之中的那种灵魂，那么最终会使你甚至有点儿激动。
外面，门口在下雨。有一个台风正在到来，大家都希望改变主意而到中国去。夜雨，数以百计的灯光招牌，到处都是像小虫子一样的人。充满BladeRunner。你永远不会明白你是否能真正喜爱这样一个世界。它具有正在到来的未来气氛，然而是一个噩梦还是一种享受，你不明白。这样你头脑发热时，你会倾向于第一种假设。但是，如果你试一试，你会感到有的东西还很有诱惑力。 有一天，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像流浪汉那样的人坐在一个街角的台阶上。我想说的是，那个人有五十岁左右，没有灰色上衣和耀眼的领带。他连眼镜也没有。他很脏，尤其是他无所事事。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这真是很少见的情况。于是我停下来看他。他脚上穿着耐克一类的鞋，穿着不知叫什么颜色的破裤子。他耳朵里戴着一个随身听的耳机。在他头脑中有音乐。这种事情总是使我感到好奇，我在意大利瓦莱塞省布斯托阿西奇奥市也是如此，我会给钱，以便知道听随身听的人在听什么。于是，这次我也试图想像。我心里想的只有一种情况：那个人可以什么都听。但是并不像伦敦的一位二十岁青年或意大利贝尔加摩的一位职员那样：他们那些人有许多可能性，但并没有所有一切可能性。这是不同的，这里，在这个世界的终端，那里一切都在转，都在过去，仿佛是通用清洗池的排水管。如果一个人在听随身听，那么在那个时刻，全世界所有音乐都可以在那里。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那个流浪汉在头脑中有着某种无限的东西。就像一种无限。于是很清楚，你在那个时候想着它：未来就将是这个。将是一个噩梦，一个非常美丽的噩梦。
《毁灭》：一个世界的目录
你们读一读《毁灭》。你们拿出这吉利的两万里拉，买一本《毁灭》。找到一个既没有音乐，也没有靠近噪音，而只是任何世界深处的地方，读起来。（最好你们的脑细胞没有超过四十岁，否则你们有滑倒在上面的危险。并不漂亮，却是如此。）
《毁灭》的女作者伊莎贝拉·圣科罗切，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她。讲了两句话，到了场，以软弱无力的播放节目的那种没有生气的节奏摆活了某些想法。她慢声慢气地说话，声音有点糊涂（benzodiazepine？酒精？或者简单地就是摄像机对着你而带来的效果？）。充斥发声器的没有任何聪明的东西。
《毁灭》是一本书（110页）。在那里面有着有才能的东西。如果布里奇有才能，那么在那里有着其双倍的才能。如果基阿拉·佐基有才能（这里我已经有所怀疑），那么那里有其十倍之多。这位女士写音乐，撞击声音，断奏交叉而不对称的节奏，组织混乱，她斜视，印刷不和谐。如果你让那本书演奏，你听到的是音乐，真正的而不是随便的音乐（只要在你的头颅里有沃尔托利尼或德尔朱迪切的词汇，那么你就知道多么美妙）。
有一种才能被理解为你工作所需的材料的本能掌握（不能教诲的东西，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而更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才能，今天二十岁的年轻人过分幸福地、筋疲力尽地拥有的那种形式的才能：理解世界的数量的怪异能力。我想说：他们是极为敏感的胶卷，是有一百个声道的录音机，是吸了毒的理解机器（没有吸毒的时候也是）。一位普通的二十岁年轻人，你在地铁碰到的站在那里的那位。十万人中只有一位的那个能写作的人，还原一切：是变成百科全书目录、无止境软件屏蔽的生活片断。是向你身上扑过来的输入银河。你感觉到冲击波，是一件不坏的快事。幸运者应当感觉到了这类东西，此时他们迎面传来罗西尼的音乐。他们在舞台上失去了知觉。
你们不要问我情节，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足以使音乐网站住脚，有点像老施特劳斯做的那样。他用了交响诗这种聪明的东西。在纯粹的音乐色欲还不够的情况下，不让读者跑掉的剧作艺术足以使之有理由翻开另一页而不放弃。这是职业（这是可以学会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用许多色情作为调料，加点暴力，喷洒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属于手工艺人的精明。这是给阅读增光的玩意儿。这种花招轻而易举，但永远不会不起作用。要成为真正能干的人，就应当获得同样的力量：在教堂里讲述一个婚姻故事或菲雷罗巧克力销售商会议。
我读了科特罗奈奥（是一位评论家）的文章，关于《毁灭》。他断然认为："粪块"。终于如此。不再有他那种暧昧的搪塞，不再是横断信息、加了硫酸盐的俏皮话、按照非常奥妙的钱切利手册分配的祝福。直截了当：粪块。终于有一点清新空气。这会是一个好的起点，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想一想，弄明白。遗憾的是他没有这种愿望。（一般地说，评论家们都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在你面前，就像跟一个人下棋，这个人在走一步棋和另一步棋中间打电话，核对银行账，对着镜子检查一下淡红的假发不要滑下来，然后在某一个时候他们站起来就走了：他们从来不下完一盘棋，我担心他们以为这是赢棋的一种优雅方式。）
无论如何，我又想到科特罗奈奥那断然的"粪块"，我不能不明白那是有真的东西。这是在《毁灭》中，如同在最年轻的人所写的其他书中存在的一种东西。有点像是记录世界数量的超凡能力阻碍他们接近世界的本质（不大好理解的词儿，但没有其他词儿）。我要说：一部百科全书的目录包含世界，但不能帮助你认识世界：带来奇妙，但不能传授知识。是精彩的世界形象，但不是世界。《毁灭》是写得非常好的精彩的目录，而生活与它有什么关系呢？"真实的理由"到哪里见鬼去了？亲爱的老"感觉"又是什么呢？
是与往往在现代音乐（那种民间音乐，而不是那种有文化的音乐）和漫画面前具有的一样的感觉：技术越是惊人，世界的表演越是具有杂技特点而变得艰难，你离事物的中心也就越不那么近。一切都具有人为的、不可渗透的特点，使你想起各种娱乐公园的天才区分。迪斯尼乐园。如果白雪公主让你作呕，你喜欢震荡器和鸡奸而不是唐老鸭，那么你买一张票，进入《毁灭》。风格稍有不同，而内容是一样的。地方是分开的。
因此，一天早上你不小心把法规忘记在家里了，然后你也想：是些粪块。因为只要还有那些书存在，你就从一本书里期待更多的东西，本贾明以一个漂亮的说法说道："真理的英雄方面"。从事物的心脏偷来的某种令人激动的形迹。往往有一个回声就够了，但是要来自那里。如果你什么也听不见，那么你最终迅速地想到的东西就是：都是粪块。而你正在想的东西是一种同时既真又假的东西。
文化新闻的虚假聪明把好人主义者同残忍的人对立起来，似乎文学就是一种斗鸡，有那些会写作的蠢鸡，在一种争吵中射出或多或少优雅或胆怯的几枪。这种争吵来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老先生们（最高就是坏先生们）以古老的智慧而行动，以令人赞叹的才干经营其平庸，这里打一棍子，那里又有点儿好色地轻轻抚摸一下，同漂亮女郎挎着胳膊在媒体人行道上散步。反正这漂亮女郎在良好时刻终于同别人上床，当然不是同他们的陈旧的东西。不过人们会转过身来，看着他们，那些过时的令人敬畏的老人，在那媒体的人行道上，对一个又一个的目光，他们那些人在消失之前会给以什么呢？如此显而易见，不能写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而每个人都有只是为了在整个复杂的地图中描绘自己那一块局部而完美的世界。地理不是一场决斗，而是不同的土地靠在一起。只有给每个人的祖国，每个人都有一个祖国，那才是每个人的真正正确的地方，而没有其他人的更加真正正确的一个地方。而各个祖国只是在历史上才打仗，而不是在地理上打仗。文学是地理（至少我相信）。
诚然，写作是一场决斗，但是同读者的决斗。而如果你真的还有时间，同评论家决斗。同其他写作的人，从来没有这种决斗。
《毁灭》的土地是我所不在的地方。不过有那种地方。明信片、录像带来了，在那下面喊叫。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地也落入其中，即便你并不愿意如此。例如，我在从东京地铁仕布亚站下来时就迎面碰到了。当我听到"联合非洲"的时候，或者当我跟随弗兰克·米来尔一直到哥登姆城去看贝特曼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一些天才的地方，令人激动的地方。难以明白是否只有乔装改扮的迪斯尼乐园，或者由时间的那些地震所重新描绘出来的真正的土地，才是这样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世界全都缩到表面上，而事物的意义都以粉末状态留在所有各地的渣滓上。难以明白。不过仍然有那些土地靠着其他土地，与我的那块土地一起分散在地球表面上。我真的不能看见丑恶或敌人。是地理，不是战争。至少一直到有人决定把我们大家都放进那荒唐的要求--以为那里就是真正正确的地方--之中的时候。那时候的确会是烦人的。这就是说，我将给我的写作装上乳胶、圆锯和越南色情录像，这样正好伪装一下我，并且逃命。
后来，夜里。到下面小酒店里去。读着莫比·迪克的作品。
大家都去斯卡拉歌剧院
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式：鼓、高音喇叭、大幅版面、闪光灯、鞭炮、大字标题。通常的节日。大摆阔气，由裁缝和理发师重新摆弄那些正常配带的小镜子和小珍珠。在人们相当合理地无视存在的一部歌剧--格鲁克的《阿尔米德》--的快速反击下，媒体显而易见地迷失了方向。意大利学家们和各种人都准备好了要扫描这个神秘剧院的舞台，以便给新领导做一个回声图。围绕这一重大事件，数以百计的人云集在一起，大家准备照一个集体照：天真的音乐迷、橱窗式的面孔、正派的知识分子、寄生虫、不强的强者、正在转悠的意大利人、混进来的德国人、高贵的心、死去的灵魂。粗俗与高雅紧抱着跳起一圈华尔兹舞，在那里高贵与贫贱相混。如果不是现实的现实，那就会是非凡的工程师加达所写的一个故事。
冷静地想一想，这是未曾有过的一种文明现象。国家不专注其非常人道的日常事情（美妙与可怕的事情），而停留在管理一个剧院的迷人仪式上。这个剧院熄灭周围的一切而重新点燃过去的片断，低头听着二百一十九年前写的音乐。那个音乐是为一个世界的欢乐而写，而在当时那个世界中，连法国大革命也尚未爆发，广岛的炸弹以及称为电视的那个古怪的伤人地雷都还没有爆炸。如果要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智慧的豪华。人类反抗--已经总是令人钦佩甚至是革命的--的一种杂技般的证明，就是背负过去这种本能，拒绝忘记和抹去过去：用一个动作就能够做到这样，不被时间所夺走，而成为自己的历史，直到能够记住的地方。从那时至现在，一刻也不少地记着。能够做到这样的那种人的力量永远是伟大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星球上，在这里，有的地方正在重新演奏格鲁克：在现在的科学幻想之中，多么美好的命运。
冷静地想一想，这是一种美好的蠢事。这是一种呼喊复仇的东西。以从现在流露的全部想像，装上了现代这个雷管而等待人名和历史以便爆炸的炸弹，我们因擦亮太祖父的漂亮长沙发而耽搁了时间，才给能够唤起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无数次招待会增加光彩。准确地说，虽然招待会上应邀者寥寥无几，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全国都关心这个优雅的晚会，并掏自己的口袋来使这一事件获得成功。连一点怀疑都没有，也就是说一点儿也没有怀疑。整个那水晶的丁当声，或者不合时宜的花花公子们--他们要庆祝禁止他们未来色欲的那种优雅的无耻行为--的恶意卖弄，是同过去的现实而顺利的对话。
冷静地想一想，一个乱结，会使吞下这整个大事变得困难，即便是被消化了而没有大家的鬼脸：仿佛是一种精致的疲劳形式，决定要停留，把歌剧的这种极端荒唐作为不用太多要求即可收到的一种遗产，在暗中怀疑中我们试着想一想，这会是一种没有回路的旅行，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漂亮剧团逍遥自在的快乐。有人反而会说这会是走向从未有过的激情的一种电动加速；但是，哪怕只是不那么遵守纪律的一种导演就已经使他们灰心丧气，如何做出解释呢？另一方面，这只不过是许多这样的情况之一：在这些情况中，回避问题中心的集体倾向在报复，更喜欢合理地管理已经存在的荒唐情况。在那里思想会有其竞赛的理想场地，漫不经心地玩弄明智，上千名会计师在高级园艺师们的目光下高兴地碎步疾走，这些园艺师们关心的只是没有任何人毁坏草地。就是这样转的。这就决定了一种谨慎的平庸，一种没有生气的思想，一种对事物的近视观点。至少会有人要提醒一下：如果格鲁克本来是这样呼吸的，这样思想的，这样看的，那么我们12月7日在斯卡拉歌剧院就会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橡胶人
①朱利亚诺·阿马托（1938-），意大利前总理--译注。他叫Mr.Bean（豆子先生），生活在英国的什么地方。他的脸像年轻时候的朱利亚诺·阿马托①的那种脸，不过眼睛多一点，特别是：橡胶的。实际上您可以随意地重新描绘他，搬动他捐赠得来的所有一切，包括耳朵。实际上他的耳朵是挂上去的，当他什么都不用再听的时候，他常常把那个东西挂在领带上。运动衫、衬衣、领带（在耳朵上，不过也在其位置上）、连在一起的鞋子。头发经过认真梳理，头路在一边。从表面上看，十分正常。实际上是斯坦利奥、欧利奥、唐老鸭、查洛特、罗莎豹以及托托所有这些人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对于有需要笑到难受--包括胃痉挛、泪流满面、令人担心的眼神（亲戚们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人来说，大概是今天在流通中的最好的东西。这真是一个奇迹。
豆子先生是一个尚属部分秘密的奇迹，因为他不拍电影（他搞五分钟插科打诨），至少在意大利，几乎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你只有两种方式能见到豆子先生：第一种方式：录像带。直至一年前，是进口的，现在带有意大利文字幕，稍稍没那么贵。有人说有七盘在流通，有人则神奇地称有十三盘、十四盘：已经是神秘之物。第二种办法：非常幸运，上飞机去作一小时以上、两小时以内的一次旅行，等待液晶屏幕上停止说明在碰到你会在地上被压扁的情况时应当如何机警地做什么的时候，然后希望没有时间放整个一部电影，确信最好是比较灵活的东西：豆子先生。我就碰到了（我确认，这是宝瓶星座年），我要说，在那里我明白了那种活的动画片是一个现象。坐在什么也没有的八千米高空，做着《圣经·创世记》一章绝对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情（你想想，飞行），这并非是一种舒适的情况。不管你怎么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人的一个位置。并非你觉得真的放松。还有你旁边的人在睡觉，小孩子在哭（对的，惟一有点明智的人），核对表格的经理（目瞪口呆的），盯着机翼害怕得僵直的那个人大概在祈祷。总而言之，当屏幕开始放出图像时，你在看着那些图像。是的，但是用一半神经元，有一定的脱节，这样带有你在吃锡纸小盆里的蘑菇鸡时所带有的同样的温顺。于是，那次在那里，当屏幕上出现豆子先生的时候，在八千米高空，从第一个可靠的位置起，人们，那些醒着的人或者不哭的人，或者不祈祷的人，或者不列表的人，都用有点像牛眼一样的眼神在看着，用二十分之一的大脑自问在那里的那玩意儿是什么鬼东西。十分钟的时间，非常严肃的飞机变成了一个疯人笼子，在那里航空小姐想办法给那一群乱哄哄的精神病人送上饮料也无济于事，那些人受了过分的震动，笑得倒在座椅上。像尼采①说的那样，在大海和人的上面八千米处。从挂在前面四排那里的你连看都看不很清楚的十二英寸屏幕上出来的一个人，竟能获得这样的效果，这不是一个现象吗？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注。豆子先生是一位名叫罗恩·阿特金森的英国演员创造的。属于你一见到就会发笑的那些人之一。他说话很少，而且带有卡通片那样的声音，似乎是用十二指肠讲话。他怎么走路，简直没法说。转着腿，胳臂也乱划，整个儿有点七歪八扭的，仿佛一种个人的风总是让他有点转向。大概是橡胶做的，能够做出最不合理的表演。比如说，是这么一个人：在海滩上，要穿游泳衣。他把游泳衣穿在裤子上面，然后再脱下裤子（你们也在家里试试，做不成的，他却能做到）。当早上晚了的时候，他穿着睡衣、带着全部东西进到汽车里，一边继续驾车一边就把衣服完全穿上了（还用雨刷子的水来刷牙）。顺便说一下，那汽车是一辆绿色的小型车。为了安全，他用一把锁锁上，就像是练功房里的小柜子似的（实际上也就稍稍大一点儿）。传统的插科打诨，就是总是看到的那些，他都重新编排，使之正常地再流行起来：其余都是纯粹的天才创造。这就是豆子先生。他又傻又聪明，很不幸，但乐观，孤独而幼稚。他从不工作，总是玩耍。天才的一面：他坏透了。是真正的臭屎。他偷小孩的儿童连环画报，在公共汽车上骗盲人的座位，他在街上把l'infartato弄干，然后再用蓄电池的电线把它点燃。他骄横，欺软怕硬，虚伪，以我为中心。他有一个未婚妻，她背信弃义地虐待他，她只有一个朋友：一只可怕的绒布玩具熊。她同他住在一套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墙上挂着卡洛和戴安娜的那些照片。（一天，他决定重新刷房子：他用报纸盖上除了墙之外的所有地方，然后拿来一桶白漆，里面放进一个焰火，点燃引线，向门那边跑去，他发现，没有把手，他想起来曾经把那个把手卸下来了，他开始到处找那个把手，扔掉所有那些有门把手样子的东西。他找到一个苹果，然后又找到圣诞树的一个小球，然后又找到一个苹果，等等。)总而言之，在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你会恨他，但只要他是在录像带里，就是可爱的。
我们可以打赌，他迟早要到电视上去。也许还会出来小电影。因此，只要还有半秘密状态的味道，就值得利用它。豆子先生迷族特别点出《豆子先生看牙医》和《跳板上的恐怖》，这是两个经典节目，过去一百年之后，在一个查理·卓别林和一个布斯塔·基顿之间，盖奇的孙子将会在夜里三点钟的时候放出这两个节目。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还是《豆子先生在皇家招待会上会见女王》这个节目。大家都排着队，很精神，等待同女王握手，豆子先生也在那里，满脸荣耀和兴奋，只是到了某个时候他的眼睛掉到旁边那个人的鞋子上，那是两个镜子，然后又在他自己的鞋子上，真叫人恶心，于是他急得要死，要知道，女王快到了，要是别人的话也就算了，但豆子先生不同，他要想点办法，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诚然，并不完全是一个正常的办法，那就是轻轻地弯下身子，力求看不到眼睛……
当他们为王的时候（1）
他们用了十二年来找到钱，用于拍摄四百个小时的胶片，并从中做成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片。然后又搁置了十一年等待某个疯子把它发行在电影院里放映。只是在最近的孙丹斯（Sundance）电影节中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之后，他们才找到了发行人。如今这部电影以《当我们是王的时候》为题在美国电影院放映。谁知道这部电影会不会到意大利来①。它值得到意大利来，因为它是一部非常漂亮的电影。因为这部电影讲述所有各个时代最重大的拳击比赛之一。1974年10月30日，在扎伊尔金沙萨：穆罕默德·阿里对乔治·福尔曼，为争夺最重量级世界拳王的头衔。何止是一场决赛，简直是一个神话。
①实际上，几个月后在意大利银幕上也出来了。现在可以在影片库里找到--译注。阿里那时三十二岁。在那之前十年他把桑尼·利斯顿及其小胡子打倒在地毯上，从而成为世界冠军。在拳击台上，他跳起了舞。他打着拳，速度特别快。在拳击台之外，他和传媒人士跳舞，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舞蹈者。他傲慢无礼，狂妄自大，富有戏剧性，不可一世。他是曾经说过这种话的一个人：当我不干的时候，拳击就毫无意义了。人们辩解说：当你是最伟大的人物的时候，要谦虚并非易事。"最伟大的人"，他曾到处这样叫喊，他真的成为最伟大的人。在决赛前，他喜欢声明将要用多少时间把轮到的对手打倒在地。在同利斯顿比赛之前，他曾说："一分四十九秒。"他错了三秒钟。记者们打开记事本，电视摄像机也打开了：其余的事都是他来考虑。让他无话可说的惟一一次是在一架飞机上。他们要他系上安全带。他固执地说："超人不需要安全带。"航空小姐微笑着对他说："超人不需要飞机。"这是惟一的一次。
正如人们所知，1967年他们把他打下了拳击台，不是用拳头打的。他扔掉了做奴隶的名字卡修斯·克莱伊，改而信仰伊斯兰教，就变成了穆罕默德·阿里。他们叫他去越南打仗，他不去。他说："没有任何越共叫过我黑人。"也许更有意思的是：他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但是全世界都在传那句话，那句话就变成了他的。当人们让你说比你想的更美的话的时候，你就正在变成神话。而他的确变成了神话。在电影中接受采访的斯皮克·李说："他是把体育与政治结合起来的第一个人。"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没有关系，意思只是说他不再简单地是一位拳击手，而是一个象征，而且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是一个象征。
四年之后当他回到拳击台上重操旧业时，他碰到了等待着他的乔·弗雷泽，有点粗但是要命的一位斗士：十五个回合才弄明白他，并且发现原先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东西--失败。《体育画报》的标题是《阿里的神话破灭了》。当时似乎真的完了。然而过了三年，又出了那个金沙萨的故事。这是世纪大赛。阿里回来对抗曾使弗雷泽真正跪倒的人--乔治·福尔曼。整个事情并不是在拉斯韦加斯或者在麦迪逊斯奎尔加登。不是在那里，而是在黑非洲的心脏。开始时他像一头水牛似的，如此而已。但是到最后真正发生了：《当我们是王的时候》那部影片讲述了这件事。
是唐·金的一个天才发现。此人头发从头上射出，仿佛遭遇不断的短路。纯粹的商业：他在世界上找到了惟一愿意拿出所需全部美元来支付这个挑战的人--蒙博托，有着吸引全球来注意其王国的强烈愿望的一位暴君，这个王国不久前刚从比利时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变成了自由王国（原文如此）。纯粹的商业：但是唐·金善于把这件事讲得很好。精神的两眼盯着摄像机："我们在数世纪前离开了这块土地，那时是戴着铁链的奴隶。如今我们又回到了这里，我们是冠军，我们是王。"就是这样的黑人人民：他们偷西方的最漂亮的玩具，把它带回家里，因为它一直就是他们的。真正的事情是，阿里从自己身上带来了它。用一点机灵和巨大的、有传染性的善意。当阿里走下飞机时，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对那些人来说，美国意味着白人和战争。而那位男子汉为自己是黑人并且说出了不要战争而感到自豪。他们以不断重复地喊的一句话来欢迎他，这句话就像是一个残酷的祈祷："Aliboomayeah,Aliboomayeah"(阿里，打死他)。福尔曼，他永远不会弄明白，他也是一位黑人。虽然如此，你看那差别，在一位拳击手和一个象征之间的差别。
在金沙萨，用了好几个星期来准备这场决赛。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尽管那玉米花乱飞以及周围都是美国，你还是到那下面去了。白色的天空，空无一人的街道，阿里对空打拳，不停地念叨着什么。福尔曼在袋子上练拳，当他停下来时，在那个袋子上--如果是你去打那个袋子，你会难受--留下了一个洞，那个洞同他的拳头一样大。在他们的后面，是扎伊尔的一些背景，现在听到扎伊尔这个名字会令人毛骨悚然。在那里，就是小孩们抓在女人身上，大篮子平衡地顶在头上，就是白色的高楼大厦和掉了底的手足球游戏台子，就是挤得要破的大轿车和非常漂亮的黑色DS车，就是四个小孩子用像根树枝的腿踢球，就是唱呀、跳呀、笑呀的人们。到了一定的时候，蒙博托出现：眼镜、脖子上的围巾、头上戴的猎豹皮船形帽、手拿一种权杖，一切都好优雅。赛前他参观体育馆，容纳十万人的可怕的体育馆。在地下室里关着政治犯。在大赛前几天，他下令杀死了其中的上百人，以免在所有打开的摄像机下可能出现的心血来潮的事。后来是米廉姆·马克巴的眼睛，她是同其他一些黑人歌星一起来到这里的。这是唐·金的又一英明之举，在大赛之前的一场长时间的音乐会，回到其土地中的灵魂之歌。而詹姆斯·布朗，全是牙齿、头发、汗水，他被紧紧束在一套令人目瞪口呆的运动服里。而BB金特别出色，他闭着眼睛，用高超的鬼脸来描写要说的话，他的左手占有整个银幕，在某个时候，四个手指在电吉他的键盘上，四个手指五根弦，无法解释一起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影片中最漂亮的一组镜头，如果不是在某个时候看到阿里训练的一段，摄影机在拳击台底下，他在那上面，单独一人，迅速地从一个角滑向另一个角，张开双手点点头。这一次他不说话，非常轻盈地滑行，不是跑，转过身来，这是一个舞蹈。没的说，是一个舞蹈。在影片中只有背景噪音，那么为什么你所听到的是音乐呢？
当他们为王的时候（2）
10月30日，当他们走上拳击台的时候，稍懂一点拳击的人都知道，那种上帝正在上去是去输的。想这事并不美妙，但事情就是如此。福尔曼更年轻，更强有力，有更好的竞技状态。而且他不傻。他知道期待着什么东西。在全部时间里都在围绕着他跳，避开所有各个方向。他知道这东西。他特意选择了那些机灵的伙伴们在拳击台上来绊人。他训练了耐心地追逐他们，把他们挤到一个角落，一旦到了那里就击倒他们。他在脑子里清楚地装着整个决赛。阿里则让他同另一个人打斗。在头两分钟，他真像拳击大师那样打斗，就像最佳年代中他所能做到的那样。后来他停止舞蹈，并开始用背寻找绳索，并且就钉在那里了。他躲藏在手套后面，两只手套高高地放在面孔前面，让福尔曼打。这是一种计划好的英勇的临危状态。福尔曼猛烈地向他倾泻数以百公斤计的力量：打出去了毁灭性的拳，但是无法找到空隙来打击。阿里就像是一个关闭的保险柜似的。在一方企图撬开那保险柜的时候，另一方还能找到向福尔曼挑衅的力量，阿里向福尔曼大喊着这类荒唐的话："那么，乔治，你决定重拳出击吗？哎，乔治，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情，福尔曼在杀他，他却在那里自我吹嘘。只有一个疯子，或是一位天才，才能研究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这个疯子一直有七个回合都在靠着绳索告急。到了第八回合一半的时候，这个天才从保险柜里出来了一会儿，击中了目标，两下致命的鞭子，以一种不合逻辑的速度打出左猛击拳和右钩拳。福尔曼的头在大手套上就像电动台球上的一个小球那样弹回。这个世界冠军侧身倒在了地毯上，绕着阿里这座雕像转了半个圈，阿里看着他倒下：几乎是一个斗牛士式的躲闪，终于掉进了失败的黑洞之中。
当裁判给福尔曼读秒结束的时候，阿里张开双臂跳向空中，电影院内热烈鼓掌和呼喊，玉米花在飞。不管是黑人和年轻人，或是满脸皱纹的六十岁的夫人们，大家都在欢呼，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拳击是奇怪的东西，阿里是奇怪的东西，这个影片是奇怪的东西。没办法叫他们到外面来。大家都在那前面，像小孩们在卡通片面前，都陶醉了。毫无办法。此外，大家都倒在那里了。影片以一系列照片结束，全都是阿里的照片，一张比一张更漂亮。在某个时候，看见他同周围一大堆人在一起，在那人群中有一位先生，是一位黑人，穿着优雅，他正在拍一张阿里的照片，用一个小照相机，他甚至有点胆怯。在所有那些人之间，就在那里拍照片作留念，一张最伟大的人物的照片。他的头发很短，是个胆小的黑人，戴着眼镜。
再报道一下，这部影片是由一位名叫利昂·加斯特的导演拍摄的。泰勒·哈克福特帮助了他，泰勒·哈克福特是《绅士军官》的导演。剪辑和音响方面的钱是由戴维·索南伯格出的，此人通常是制作轻音乐的。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看阿里的录像，一群年轻的雷波们（rappers）进来，看着电视就问："那是谁呀？"如今应当明白，只是在十年前阿里才作为世界上最熟悉的人被列入吉尼斯冠军录中（在他后面，依次是林肯、耶稣和拿破仑）。必须明白，雷波们是黑人，是兄弟，比任何人都是黑人和兄弟。索南伯格感到吃惊。那些人不知道阿里是谁。
现在他们知道阿里是谁了。
网上看哈雷-博普彗星
好吧，我们去看看这个吉祥的彗星。太阳下山后一小时，躲开城里的灯光，选择一个山顶，反正可以有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块离天空更近的地皮。你也可以在阳台上看，但是来点儿热闹不会有什么不好。没有一丝云彩，但是明月当空，洒在地上那不可捉摸的影子，黑夜的影子。天气有点寒冷。在山岭上停着一辆越野车，车灯熄灭了。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诗人，或者是正在热恋的恋人。由于那宝贝汽车看上去没有摇摇晃晃，因此是第一种可能性，即诗人。也许他们有一个小孩，被捆在后排小座椅上，而父亲是一位木匠，他们没有找到一个旅馆来住，也没有那里的那些东西。当然会很悲伤。那个四轮驱动的后现代化玩意儿放在那个棚子的位置上，犹如那耶稣诞生的场景。得了，上帝死了，但是没到这个地步。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看彗星。说明写得很清楚。在仙后座下面，在天空的西北角。你不会搞错的。哈雷-博普彗星的古典戏剧即将拉开帷幕。
用那两个人名叫那颗彗星，这样叫是因为在1995年夏天首先看见它的是他们两个人。一个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另一个人在亚利桑那州。艾伦·哈雷和托马斯·博普。这个传奇故事已经讲到，他们是两位业余爱好者，与分布在全球山上注视天空的那些极为昂贵的高级观测站毫无关系。没有任何这个关系。他们两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用简陋的什么望远镜观察天空，突然他们看到了在天象图上没有的某种东西，这东西特别闪亮，并不是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那么，那是一颗彗星。现在这颗彗星用哈雷-博普这个五十年代美国舞蹈的名字来命名，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看的人最多的彗星：因为没有眼镜也可以看见它，因为在离我们只有一点九三亿公里的地方经过，因为它要在那一带停留两年，特别是因为它的出现选择了媒体时代，数以百万计的人像做梦、像得救、像诗歌一样地正在采用这个媒体时代。要知道，就像对他们平凡的现在做出的一种鬼脸，而他们的这种现在正无力地、苍白地、冷冷地走向令人神往的未来，就像已经降级的一支足球队在冠军赛中的最后一场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