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的时候有着好莱坞明星那样的一张脸、出色的演员天才（他们说）和办什么事都认真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1946年11月1日他被任命为牧师，两天后他举行了作为他的第一次弥撒的那个弥撒：他是在维斯瓦河畔他的那个区的教堂里举行的，那是一个鲍斯高慈幼会教堂。如果你要去找那个教堂，你不会找错的：球场，辅助圣母玛丽亚，令人目瞪口呆的建筑--那只能是那个教堂。里面挤满了人。离弥撒开始还有十分钟，我又看到了在意大利我看见消失的那种场面。大家都在那些忏悔室前面排队，十个人的长队，有小孩、老人、穿工作服的、带着儿子的爸爸，大家都在排队忏悔罪过。牧师有着漂亮的声音，他们几乎不断地唱着来自农民土地的曲调。以这种奇怪的语言读出来的上帝的话是可怕和甜蜜的混合物，你一点儿也听不懂，但是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也可以相信这样一个上帝。不那么使人相信的是：这样一个教堂能拥有那样的灯和那样轰动人的镶嵌，我连想都没想去弄明白它。
在周围，城市里熙熙攘攘，有越来越多的童子军或类似的东西，警察，栅栏，旗帜，兴高采烈的等待。在河边，成群的老年人回想着过去，在胶布棋盘上下着棋。他们几乎都头戴一顶草帽，就是农民戴的那种草帽，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戴着Lakers小帽：就是这样，各种世界消失，没有让人看见就从最没有意义的枪眼溜出去了。
我到大主教府去了，想看一看沃依蒂瓦度过其主教年代的那些房子，但是他们把那个地方弄成了一种博物馆，我就跑了。于是我乘坐一辆出租车，穿过城市去看一个坟墓。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漂亮的故事。我想要说，在诸如封圣、周年纪念、心脏外科医院落成等许多隆重活动中间，教皇还插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确是漫长告别的美好姿态：在某个时候他到城市公墓去向其双亲致意。在照片中，父亲身着制服，有着一副穿着制服的男人的脸孔。母亲有着本地女孩的那种眼睛，散落在让你感到沮丧的那种美丽的白净面孔上。他们的墓是灰色大理石的，光亮，摆着红玫瑰，数十支彩色小蜡烛。周围，他们正在那里搭些小台子，是为当局或者摄影师或谁知道为谁的。无论如何，有点悲伤。他们本来可以让他安静点，至少在那里，不是吗？在那边过去一点儿，如果你找对了，你可以找到塔德乌斯·坎特的墓。那里有一座坐在学校课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一个小孩的塑像。这正好是新闻报道的东西。
天空中，不时地有一架直升机在啪哒啪哒地转着它的桨板。这总是一种假警报，但是人们仍然抬起头仰望着，喃喃地说着：教皇。实际上，教皇于十九时准时到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飞机场降落，并开始进行令人难忘的一系列会见。这使人要问，如果不是一位疲倦的教皇，他会做些什么事呢？明天，一个大草坪等着他，那个大草坪离市中心不远。这是他召集的最后一次一百多万人的集会。这将是他同他的人民的最后一次大拥抱。如果你现在到那里去，你会碰到小孩们在玩小滑车，狗在跑，一家一家人在散步，修女们在抚摸土地，像一场足球赛之前的运动员们那样。在变成传奇地方的数小时之前，这些地方还能是平常的地方，这总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伟大的母亲波兰（二）
你看到这样一种东西和那可爱的老术语"大弥撒"（十一时的那个弥撒，有本堂神甫的那个弥撒），那就会让你永远成为粉末。祭坛上的教皇，数十名高级教士，特别是一百万人。这就是说，如果你早晨五时醒来，从窗户上看，你便看见人们行进中的队伍，而离弥撒开始还有五个半小时。这就是说，在你住的房子里，那天大家都出去了，真的是所有人都去，包括在第三层的正忙着那些偷来的汽车零件的那位，从来不出门的坐着轮椅的那位奶奶，在窗户上没有贴上教皇照片的那位会计，晚上晚回来、脚上圣特鲁佩兹式的大木筏子还弄出噪音来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一百万人，就是说所有人，看见他们在那里大草坪上，似乎是一头平静的巨兽。它会有力量连根拔起任何东西，而它在那里却是在参加某种和平的仪式。这是一场奇怪的戏。他们穿上了他们的制服，这是他们本地区的服装，或者是院士式的貂皮。他们挥舞旗帜和横幅，没有任何东西的人至少有一条白手帕在空中飘扬，或者是高举张开的一只手在致意。教皇非常熟悉他们，他让他们激动不已。他坐在他的教皇车上，穿行在正好是那巨兽的肚皮上，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仿佛是一场电击那样。从远处你看不见他，但是你看得见那升起的热情浪潮就像白色和黄色的人浪。舞台也是白色和黄色的，不漂亮但显得庄严，就在那上面做弥撒和为六百年前的波兰女王贝阿塔·埃得维戈封圣的仪式。在那上面，疲倦的教皇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弯着腰，要做加冕礼那样的极为繁琐的仪式，但是他能够发出有力的声音。在那种时刻并不害怕掌握着一百万人，要对他们说：祝你幸福，母亲波兰。他几乎被其宝座所吞食。在他周围，像展示在橱窗里的神职人员显示出一个胜利教会的图景，这并非总是容易消化的。你看那《福音书》，用大块黄金装帧，像偶像一样，以高举过头的手抬着，作为一面神圣的旗帜向人民展示。用不着是完全世俗者来感觉到一种害怕的余味，当最后他们把它放下并简单地就是宣读它的时候，才让人松了一口气。
不叫人害怕的是那平静的巨兽--一百万人。它使你感到吃惊，这是真的。这有点儿是一个谜。谁要是想那些人是老太太、怀旧者、牧师和修女，那他就没有明白：在那里有数十万年轻人，就是喜欢耐克、迈克尔·杰克逊、电子游戏机和口袋里装着避孕套的那些年轻人。而你在那里看到，在举扬圣体时，他们全都跪下，在疲倦的教皇面前低着头。教皇说了非常漂亮的事情（必须学会和保护自由的快乐），并要求似乎不尊重时间和对人的温柔的一种正教。他们拿着他们的白黄色小旗，怀着纯朴而简单的信仰，他们心里想着怎样的未来呢？天堂，他们怎样想像它呢？我看到了一百万人在歌唱，在祈祷，就像那咆哮的大海的回头浪。我看到了他们交换和平的标记，他们从数以百计分散在人群中带来圣体的牧师的手中拿圣餐。当圣餐面饼分完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那圣餐面饼掰成小块，最后就是小块和粉末，而人们找到一块草地跪着。但是，真正让你感到吃惊的是另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喧闹声。我想要说：一百万人安安静静。这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安静。这是与想像相反的一种情况。到某个时刻，圣餐仪式的程序正好就是那个：大家都安静一会儿，做祷告。在那摇滚乐音乐会用的大音箱里，你听到教皇的疲劳气息。而整个周围鸦雀无声，他们一动也不动，没有一个小旗在挥舞，所有人都静静地停在那里。人，这是何种音乐。在最后的祝福仪式时，连摄像师们都划十字，这说明了一切。高级教士们开始同各类名人和政界人士一起退场。只有保安人员留在那里不动，他们戴着他们的墨镜，在某个地方别着手枪，他们永远要奔向发生故事的地方。
这样，在那上面几乎只剩下了教皇。那巨兽唱着一些宗教歌曲，模模糊糊地像西部电影，因而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他靠着祭坛，停在那里听着。也许他早就停止了激动的习惯。当然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正好是时候。接着他注视着那巨兽，并向大家致意。长时间地、慢慢地。他转过身，走了，迈着筋疲力尽的步子，就像爷爷从桌子走到电视机前面的沙发时走的那种步子。只是他以在那里的那种步子走遍世界。到了离他本来要消失在那里的后面的幕布几米远处，他停下来了。这可以打赌，在那个时刻，数以千计的人会想到，现在他转过身来，现在他再一次看着我们，他在头脑中永远带走那样一张照片。
那是害了我们的电影。在电影片中总是在那里发生那样的事情的。如果人们从一个房间里出来，在门前不先停下来，转过身，说点什么漂亮的东西，那就是胆小鬼。教皇不是一部电影。他没有转过身来就消失了。
悲伤的拳击手
你走错路往右去，就到了意大利弗留利大区波尔德诺内省的瓦让特镇，走错路往左去就到了弗留利大区乌迪内省的杰莫纳镇。这些地方并不是特别幸运的。这里的山岭离奇古怪，走势无定，使风景和生活都复杂化了，对厚脸皮的人来说则是一个磨练的场所。在波尔德诺内省的塞夸尔斯，种植着优质苹果，并使人们记起流行的马赛克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们。有两千居民，其中一千人是不时地回来的移民。他们把马赛克带到了世界的所有各个地方，但是苹果他们不带走。这样他们就赢得了一点名望。其余的事情就与他们中的一个人有联系，此人在所有各种意义上都是最伟大的人。他身高二点零四米，状态好的时候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穿五十二号的鞋。他没有苹果或马赛克带给世界。他带着他的拳头（三十七厘米多）和他的悲伤的微笑。他叫普里莫·卡尔内拉，在这里出生，到处都生活过，三十年前也是在这里去世的。那是在地震改变了一切之前，但是在他变成现在在他的坟墓上普普通通地、非常简单地写着的那样之后：世界拳击冠军。
他的故事很奇怪。而真实情况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经纪人对所做过的事情开玩笑地说：卡尔内拉几乎一半的胜利都是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夸耀。卡尔内拉知道什么事情，这是神秘的。但是，大概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偶然地进入那个世界的，他来自马戏团，在那里他做巨人的角色，从他们把他安排在拳击台上的时候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着这样一个人的面孔：这个人没有彻底弄清楚，那些人在他周围是在开玩笑呢还是严肃认真的。那是因为墨索里尼把他作为制度的胜利象征出卖了，那是因为拳击史是由最强者即美国人创造的。但是，如果你不开上汽车，到塞夸尔斯这里来转一转，那么你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就会是像悲伤的滑稽角色、受屈辱的意大利人那样的东西。他们总是让你看那个下流的电影片，在那个电影片里，他同一只袋鼠优秀拳击手一起作表演。卡尔内拉还打着领带，尴尬地微笑着。袋鼠这个时候开始打，以自己的方式，不过有点打的意思。后来是在电影（折磨人的影片）中当演员的卡尔内拉，理发师用斧子给他刮胡子，还有那些可能同尽可能小的那些人一起拍的照片。怪人卡尔内拉，他们给他一点小钱，剩下的则富了他们自己。当你问卡尔内拉对洛杉矶有何想法时，他用在电影中学会的英语回答说：在第三个回合我就把它打倒。整个儿就是一系列这类悲伤的事情。然而，在塞夸尔斯，是不同的。在这里，人们相信。最后他们也说服了你，至少他们说服了你几个小时。
每年他们都举办以其名字命名的一次杯赛，业余的最重量级的比赛。正如人们所说，这是拳击运动的健康部分。今年是三十周年，因此更加隆重一些。晚上有音乐会，上午有弥撒，然后有一个展览。卡尔内拉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很激动并且也让人激动，恩佐·比阿吉讲述那个人是好人，首先是一个好人，而其余一切都是运气（他并没有完全说这些话，但意思就是那个）。如果你找遗物，那么你找到他的一双鞋--实际上相当令人吃惊--放在玻璃下面；他最后买的别墅，适度的豪华；还有许多照片。地震把老酒吧带走了，生前他总是到那里去，那个神秘的杯子也没有了，他一直是用那同一个杯子喝酒的。然而，那些记忆，是不可能被带走的。无论谁在那里停留，都留下一个记忆。这是那些成为名人的美好的东西：他们过的生活送给人们难忘的时刻。有时候在某个姿态的过程中是算不了什么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一生的马赛克中，就是燃起激情的东西，就是不可磨灭的美妙之物。那是一些小孩子，卡尔内拉用一只手把他们举起。或者他把上衣借给小孩一会儿，小孩穿在身上一直垂到地上。去对他说，他的对手们使人感到吃惊，在一个回合与另一个回合之间，在那个角落里，他们把吸满脏水的一块泡沫塑料给了他。这要倒霉了。最多使你觉得他不是很漂亮，在那张照片里。是的，他像好莱坞的一个明星，但是他们应当把照片修一修，他根本不漂亮。但是，他们说，他的眼睛善良而温柔。对一位职业拳击手来说，这是奇怪的命运：他的温柔得到了纪念。是的，他还发生过可怕的事故：在拳击台上打死一个人。此人叫厄尼·沙夫，别名"海虎"。他最后看见的东西是那有着温柔的双眼的巨人；他最后没有看见的东西是他永远告别的那致命的拳头。
这是塞夸尔斯的空气。但是在展览会上安装的监控器前面，你看见在放卡尔内拉在拳击台上的形象，你忘记那袋鼠和在那里的所有那类东西。他防守得不好，笨拙，但是他攻击得好，他很好地利用了他所具有的力量。他在跟前，就他那种体格在那里，真不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也可能是他们送给他胜利，但是可以想像的是，他们正是乐意这样做：倒在地上总是比冒那样一个人的认真的拳打危险要好。正好能躲避他的打击。那么，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有一天变成了历史性的日子：1933年6月29日。夏基当时是世界冠军。他不是拳击运动的大人物，他有点疯狂，但他是一位真正的拳击手。他不是很想同卡尔内拉比赛，这有点是因为他并不觉得那是一件认真的事情，有点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件太认真的事情。在那一天，他曾经在"海虎"的那个角落里。他并没有忘记他在那里所看见的情况。他走上了拳击台，他应当清楚他完全是要输的。事实上他输了。比赛进行到第六个回合的第一百四十七秒钟时，卡尔内拉突然打出一记致命的上钩拳。人们随即喊出这是个丑闻，把那记拳称为魔鬼拳。夏基，当他醒过来记起家里的地址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从来没有挨过这么有力的一拳。"他的经纪人由此认为，在卡尔内拉的手套里放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而在这里，呼吸着塞夸尔斯的空气来写作，你想到的惟一东西就是：全都是谎言。
世界桂冠，卡尔内拉后来在同贝尔--一个会干的人，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女人--的一场比赛中失去了，那场比赛给他的形象又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他当时勇敢，很用心。他十一次倒在地毯上，如果你看到那拍下的片子，你会站起来叫喊让他们停止。但是他仍然在那里，让人宰杀，在眼睛里没有温柔，只有非常的尊严。其余的年月就消耗在赚面包方面了，尽其所能。在西部电影中，或作滑稽表演。在全世界转，走到哪里算哪里。后来，为了死，他选择了这里，这个他的故乡。他是从这里出去的，又回到了这里。在某些人中有这样一种坚定志向：为生存而可以过任何一种生活。他应当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应当是有点这样。在他的墓碑上还有他的兄弟的名字。他叫什么呢？那要看看。这是没有大的幻想、但是有条理的人，从不动摇，而且有条不紊。例如，卡尔内拉在1967年去世，并不是随便的哪一天，而是6月29日。这是他成为世界冠军的同一个日子。该是生来就如此。这些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玛丽亚·卡拉斯，在逃的美丽
她有着一种嘲弄人的美丽。从一张照片到另外一张照片，出现又消失的那种美丽，使你好奇地要知道她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她曾有这样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标志了歌剧史上永远没有治愈的一个创伤。读一读关于她的那些书，你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她是这样一个女人：特别命运的幸运使她没有普通幸福的快乐。她尽可能以最无声无息的方式去世，世界上所有各报吃惊地宣布，二十年前的9月16日，卡拉斯在巴黎的一所豪华住宅去世。现在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又适逢那个悲痛日子的二十周年隆重纪念，需要向人们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无法医治的思念和这种后爱的广泛表演。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必须让大家都安静几分钟，把她唱的《爱我吧，阿尔弗莱多》放到空气中，然后全部关掉并走人。但愿还在那里停留一会儿，而只让一句话掉落在那里，正好是作为一种征兆--她并没有漂亮的声音。就这样走了。
有一次，我把一个坏磁带放进录音机里，那里面有她和泰巴尔迪女士，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唱。"那么好吧，我将走得远远的"，卡塔拉尼所作歌剧《沃利》（Wally）选段。并不是为了疯子般地回到早先使歌剧的人民分裂的那种竞争上去，而是有助于弄明白。那么泰巴尔迪先唱。真妙，卡塔拉尼作的歌剧她唱得好，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一页她正好拿手，但是也必须善于这样唱。那声音进入空中，犹如一幅完美景色的轮廓，这个景色在亮光的照耀下。描绘这个景色是为了表明完美无缺是可能的，而且是温柔的。这是让人出神的一种东西。接着有一阵短暂的黑暗，后来就是卡拉斯。开头的那些音符向你扑面而来，你猛然感觉到的是，魅力突然中断了，那个风景好像暗下来了，那种完美无缺的想法破灭了。在那个声音里，有一个小灾难：你看到那种美--奥林匹克的、平衡的、有序的美--的某种概念崩溃了，在那废墟中你处在你不认识的某种东西面前。仿佛是受生命驱赶而在逃的一种美丽的某种东西。而眼前，你曾经看到的那种迷人的风景在那里已经不再有。因为它已经在你身上。
①盖尔尼卡，西班牙北部小城。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7年4月，同佛朗哥勾结在一起的德国飞机将这座小城炸毁。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他的一幅名画--译注。你是风景，她用那声音唱卡塔拉尼的好歌，这就是一切。前面没有任何东西，每件东西都在身上。为此，现在是很难忘记她的：她的声音曾经是声学的盖尔尼卡①：她撕破了某种东西，而又没有能使人忘记那美妙惊奇的缝合。她走上舞台，撕开那美丽的外壳，以便释放音乐的那种爆炸。是的，但是还在如此之前：生活逃出那种使人安心的优雅的禁锢，历史从遥远的地方跑到你身上来，仿佛多年来它就在找你。她从来就不是唱，而是讲。她有这种神秘的能力--把一个故事的噼啪响声聚集在每一个音符中。她能够把整个的命运包含在一个句子里。她的维奥莱塔·瓦莱里没有唱一个不是写着她的死的音符，而当她死的时候，又有在音符里到处逃出的生命。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当爆发出她的"我永远自由"的时候，能闻到临终的气味--在她死的那张床的周围香槟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但是我知道，如果那是一种技巧，谁也不能再做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她大概是歌剧表演实践从未达到的现代化顶点。这是一种超出习惯和传统的先驱者的旅行。它把所有人带到外面一个地方，在那里，歌剧唱法的有点庸俗的规矩被抛弃了，而有助于可以说是对故事的直接拿来。她用其特殊的声音质量不是为了组成一种秩序，而是为了主宰一种爆炸。她解放戏剧，并不把它局限在自己的能力或一种美的抽象概念之中。于是她摧毁了博物馆，歌剧变成了发射出去打伤人时的活的历史碎片。她唱，并不是后来的仪式，而是发生的现在。也许就是因此，我们无法忘记她--这是我们没有进行的革命。
废墟中的圣方济各
你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你所看不见的东西：不再有色彩。当你终于进入不能进去的那个大教堂的里面的时候，你到处碰到的灰色首先向你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①。悲惨的半明半暗，一切都熄灭了。在厚厚的白色灰尘下面，乔托②壁画的颜色--有时候是非洲地毯、加利福尼亚机织割绒地毯式的令人羞耻的颜色--在低声呼喊。在那高处的蓝色的签名还有点在闪亮：其余便是中断了的、不再做声的节日。
①1997年9月间，地震开始打击意大利中部一些地区，至今尚未停止。阿西西是受灾地区之一--译注。
②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译注。
③乔万尼·契马部埃（1240-1302），意大利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相传为乔托的老师，其作品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前奏意义--译注。灰色而没有色彩，是那个在大祭坛的位置上的瓦砾山。抬起眼睛，你看见拱顶上的一条裂缝，后面，房顶，安安静静地入睡了。在那座灰色的山里，有留下的契马部埃③后期作品之一。看上去这样，可能会是任何东西的废墟：邻居的车库，旧的明星电影院。现在他们在那里做了超市。任何东西。而恰恰相反。灰尘、瓦砾、石块、油灰、垃圾以及齐马布埃，这一切都被一个十米跳搅拌在一起，被震动的地球不合逻辑的愤怒变成了致命的武器，飞行中扔下的炸弹。如果你想一想，那是一种凶残的美。也许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座灰色的山我会原原原本本地拿来，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它。这是现代艺术。
另一个裂缝正好在正门的上面。跨进大门，你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砖头就在那上面悬着，毫无道理，那会是在开玩笑。地上，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他们把瓦砾去掉了，在那个地方已经铺上了床垫子，不过是那种破旧的床垫子，像兵营里用的那种，带白色和褐色条条，一个挨一个地放着。你觉得有一会儿思想糊涂了，因为在那里，你觉得是一个难民营。我知道那一类东西。忽然你又想像某些绝望的人的漂亮故事，那教堂给他们住下，也算有了个房子。在幻想中，两个灾难相互交织。总而言之，是一个奇怪的效应。相反，这只是意大利式的机灵，是工作中的一种聪明才智--如果从上面掉下点别的什么东西来，那就会掉到软的东西上。整个儿就是这么回事。
在一个角落--被遗忘的哨兵--里，还有一个牌子通告：肃静。说真的，在那里面有那样一种安静，似乎该在上面写上：劳驾，请谁说点什么。大概你只会害怕窗户呼呼作响和教堂的那一块嘎吱作响。一切都是那样的超现实，在床垫子上走着走着，我一直走到了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幸存东西：一个导游电话。我想要说，一个像电话那样的圆筒子东西，但是，如果你往上拉，就会有一个声音向你解说，把你的任何激情都一扫而光，把任何魅力都化为灰烬，使得对那个地方的哪怕是最小可能产生的热情也化为乌有。但是它解说。好吧，在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一个导游电话，那上面全是白色的灰尘。而我想到，在那个吊着的、中断了的、没有人在的世界里听到了那个声音，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像是在掉到湖底的一辆汽车里的收音机那样的一种声音。我会把世界上所有的硬币都放进去，以便让它说话，那是值得的。什么呀，显而易见，那是关掉了的。整个周围就是黑暗、乔托和肃静。是一直在那里的、受伤了但是还活着的大教堂，给了你一种奇怪的感觉。而如果你想要描绘这种感觉，那么你只会想到：病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乱七八糟的头发，最白的手，他们的眼睛有点看着你，对你微笑着，但是从窗户进来的光使他们觉得不舒服，而那个收音机，劳驾，你把它放低点声音？就是这样一类东西。
最后，我又往后回来了，还是走在那些床垫子上，我一直走到我去那里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地方：我走到了一幅向鸟儿们布道的壁画下面。那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消防警察客气地通知我，向我说明正是在那上面砖头就像花边一样。而我在那里正是为了这个。检查一下待在那里是不是好。那个壁画。因为那不是一幅壁画，而是一个象征。
我多年来不曾有过一点最小的怀疑：有一天圣方济各向鸟儿们布道，那些鸟儿在那里听他讲，只有当他结束了讲话并向鸟儿们祝福的时候，鸟儿们才飞走。我觉得对于能够写出《创造物的赞美歌》的一个人来说，这是绝对合理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基阿拉·弗鲁戈尼所著《一个人的生活：阿西西的方济各》），我发现大概事情并非确实如此。那本书说，在那个时候，严禁世俗人员布道。方济各那时是世俗人员，他遵守规则。他一直到罗马去找教皇，要求获得让他及其他修士们布道的特别许可。请注意，正是在那次旅行中发生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而如果读一读当时的新闻纪事，那么那些鸟儿都有确切的名字：鸽子、乌鸦、灰雀……而如果你研究一下中世纪的肖像学，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些鸟中的每一种在字面上都是某种社会形象的象征。于是，通情达理地想到的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是比人们所以为的更加具有破坏性而更少具有诗意的一种奇迹：一个人，不是一位牧师，在路上停下来，开始向穷人（鸽子、乌鸦、灰雀）布道。人们也停下来。到某个时候甚至开始来了一些先生（新闻纪事说，当时还有秃鹫和一些猛禽），大家都被那个人和他的话所打动。虽然这一切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发生了：他们要讲述这件事，为此他们要找到一种方式--使用属于他们的文明的暗语。
那么，有人要问：怎么回事，像我们的文明那样的一种受过启蒙而明智的文明，后面还带着像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那样的一种故事，而没有揭穿它，不记得需要讨论它呢？回答：乔托。那本书说，在方济各死后，曾流行着关于他的生活的数以百计的新闻纪事。由于这个神话在发展，异端的危险就在那个角落后面。于是方济各总会决定，最好还是把故事固定在一个正式的、权威的、勿庸争议的版本上。1266年决定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圣方济各的故事，就是由博纳文图拉在《最大的传奇》中所写的那个故事。其他所有故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不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发现，我们就会对其一无所知。现在，那个故事就是乔托在那个大教堂里讲述的故事。说穿了，那个大教堂是一个明智的中间选择，以大家都能读懂的一种语言和一本书不可能具有的戏剧性，加之以一个特殊的故事，并消灭所有其他故事。他们选得好，乔托似乎就是为了做那种事情的人。他使用天才的透视画法，突破了他的想像，给世界看到某些东西--在当时应当看来是潜在真理一类的勇敢行为。如果你产生一些怀疑，那么惊奇就会使你消除那些怀疑。
因此，那个大教堂，就是对一位世俗者来说，也是一种象征。而那幅带有方济各向那些无名的小鸟们弯腰的壁画，就是那种象征的概括。你看见一件东西，这件东西重复了数千次，给了所有叙事文学作家的职业一种意义：当他们有力量做这种职业的时候，那些故事传下去能够抓往事物真相的虚假东西。他从来没有做那事那没有关系，但是方济各是向鸟儿们布道的一个人。如果你注视那幅壁画，那么其异常的核心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了。而如果写叙事文学作品的人能够通过美丽和戏剧性来使你忘记通情达理的小心谨慎，那么你只能感谢他。他确确实实地尽了其职。
我正好就是这样到了那里去感谢的。也就是说，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一切都正常。那里在继续低声地讲述着那个故事。那里有地上铺的床垫、那种黑暗、埋掉一切的白色灰尘、头顶上使人害怕的那些裂缝、从来不停的地震，正是在那里面燃起失去生命的记忆。然而那个故事继续在讲述。声音软弱，但是你听得见那声音。
外面，大家都在护理这个大病号。数吨的吊车在空中旋转，普通的人们头戴安全帽，戴着太空焊工式的奇怪眼镜，做着相当奇迹般的事情。在修道院内，每一堵墙都有裂缝，损失的清单没有完。饭厅以其方式显得很热闹。一切都准备得很好，所有餐巾都叠成一个样，每三个位子就有一瓶矿泉水。在每个位置上杯子都翻过来扣在盘子上，一张很长的桌子，虽然贫穷但是完美，带有其正常年代所安排的那种协调。里面爆炸了，到处射出墙皮和灰沙。谁也没有再碰任何东西。就像一张唱片不转了那样。
外面，大教堂门前空地前面，有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在修建。他们是修复者。他们仔细翻查瓦砾，像淘金者那样，他们找到一些带颜色的小块，然后，慢慢地他们拼出了图案。许多塑料筐排在一起，像鱼市那样。只是在里面装的不是沙丁鱼和鱿鱼，而是由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小块重新拼起来的圣鲁菲诺的面孔，或者是装在玻璃纸小袋中的圣安东尼奥的手。在一个筐子里还有圣方济各，他的面孔。还差一点，正好差一些碎块。其中差一块，大小如同一只眼睛，而且正好就是圣方济各的左眼。它在正面大门上面数米高处。数世纪以来它就一直在那上面。而现在，在那里注视着你。好像你没法待在那里，你转过身就走吗？
用吉他射击的人
如此开始。数十名流浪者，挤在一节火车厢里。这里充满臭气、酒精味，漂亮的故事，乱打乱闹。这是一节货车厢。闭上眼睛就可以闻出味儿来。火车开向芝加哥，要通过四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人，老年人，什么都有。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说话。即便是说他们，他们也说话。他们说：我们，从哪里来吗？在生活中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呢？然而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唱一首歌，歌词说：thistrainisboundforglory,这列火车走向光荣，thistrain,这列火车。他们就是这样，就是有这样一股热情。到了某个时候，有一个人爬到外面，一半在外面，吊在车厢边上，两只脚吊着，离地面一点，真像叫人害怕的一面旗子。当火车减速慢行时，他往下跳，跑着，飞跑中接过旁边递给他的小梯子，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到了车厢顶上。风在吹，风景在走。那个人随身带着一把吉他。他弹拨了几个音符。在那上面，车厢顶上，有另外三个人。他们靠近他。他们看看天空，他们想：要下雨。这是新闻报道中所称的"明尼苏达天空"。云彩，然后是密布的云彩，然后是一阵大雨，洗刷了下面的一切。于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人拿上他的毛衣，把它递给拿着吉他的那个人。他说：下雨会把它淋坏的。那个人把吉他套在那件毛衣里，仿佛是一个小孩子。于是，另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衬衣递给他。还有那第三个人也脱下他的衬衣，虽然他的衬衣脏了，那也没有关系。火车在倾盆大雨下奔驰，车顶上有那四位光着脊梁的人，还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厚厚的衣服焐热了的一把吉他。如此开始。
带吉他的那个人是伍迪·格思里。他的自传体小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如此开始。该小说多年前已在意大利由萨维利出版社出版了，现在"马科斯Y马科斯出版社"重新出版克里斯蒂娜·贝尔泰阿的译本，并有阿列桑德罗·波尔泰利作的有益的前言。这是一本奇怪的书，奇妙得不完美的书。这是属于这样一本书：出版者会用许多合乎道理而又是破坏性的手术把它弄成碎块。像一位醉汉骑车人那样到处摇摇晃晃，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刹车，同时又像一列没有站的火车的铿锵声使你进入催眠状态。最后你是在旅行，并不舒服，然而是在旅行。在那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种无法抗拒的真诚--使一切都变得可以饶恕。当你看完三百页之后碰到"他的嘴唇在我的脸上犹如蝴蝶翅膀一般"这样一类句子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好像那种句子多美，但是这类句子结束了使你厌烦的前两百页。
伍迪把他的故事放进了那本书，或者至少是他多么喜欢讲述他的故事。他来自一个叫做奥基马的城市，然后用了几十年才认出他那个流浪儿子的伟大，也就是他为了忘记他是共产党人所需要的全部时间。他的家庭的兴衰似乎是由最优秀的斯坦贝克创造出来的，而那却是无情地准确讲述某种美国的一种典型而真实的雕刻文字。先是富裕人家，后来倒霉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从零开始重来，然后永远消失了。母亲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里要死了，父亲逃难到了得克萨斯的一个角落里，要做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维持其简单的生活。这是野蛮自由主义的美国，没有网子，在那里，富裕和贫穷像沙尘暴那样毫无道理地迅速通过。命运在住房起火、城市产生与灭亡、战争爆发这些强烈震动中前行。这是这样一种准确而疯狂的机制：这种机制产生金钱并无情地排除人类的破烂，使他们变成寻找生存可能的流浪族。伍迪曾是那些破烂中的一个。他有一把吉他和创编歌谣式故事的惊人才能。他就这样讲述他自己的和那些人的流浪生活，他做的好像别的任何人、包括斯坦贝克都做不到。他用汽油桶那样的声音唱，总是在时间上搞点名堂，甚至仿佛那节奏对他来说似乎是开玩笑的东西。随着年代推移，他获得了声誉，这本来也会使他能够东山再起，坐在美国某个可以饱食的座椅里。但是他应该是在里面有某种并不那么有利的爱好，某种必不可少的不稳定。于是他从不停息，可以这样说：他整个一生都是光着脊梁在奔驰的火车顶上。
他在书中说，他的父亲曾教他不要被任何人吓倒，他的母亲则教他要以不久未来的观点来看现实。好好地想一想，这正好是这样的两头：他使其生活、其政治努力、其作为见证人和艺术家的活动，都在那两头之间来回折腾。造反与对弱点的维护。勇敢与同情。再更好地想一想，就会明白，《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的所有各页也正是坚持停留在那种过时的剪刀之中。应当是这个原因，使那本书尽管不是一部杰作，但最终还是使你同那里连在一起，去呼吸那种空气，在那种热情、天真、真诚的氧气中再待一会儿。这是你几乎不再记得的一种空气。造反与同情是废而不用的灵魂之两个边缘，对一击两球的愤怒撞击来说是好的，而在这些时间里，你不再看得到这样做了。不再有善于想像这种一击两球的游戏者了。在历史的绿色台布上，玩的是没有生气的、由所谓通情达理的来回球所主宰的小比赛，连球袋都如此厌烦以至失去了它们的色彩，要明白哪个是你的球袋。伍迪知道哪个是他的球袋。在吉他上他写下了：这个机器杀死法西斯分子。然后射出歌曲，而不是子弹，而同时给敌人一种明确且有名字的权利，让他一直带到崩溃，从不动摇。这样也是作为看到反面事物的享受--不仅是义务。不是赞赏赢得胜利的无可非议的逻辑，而是他本能地在眼睛里看到会有人失败这种事实的绝对不合乎逻辑性。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不是一位哲学家。有一次在一场音乐会上用很平常的语言说到他："伍迪进到你的里面，把你想谁与你接近的那个部分拉出外面来了。"这像教区新闻的公报里的玩意儿，因为那种玩世不恭的机灵已经荡然无存，那种大选前的并不是透彻的分析或论战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含含糊糊的拙劣的天真之中。我们已经醒悟，像愤怒或同情这样的东西是已经过时的货色。然而，应当相信，在某些地方，有人还是如此天真，以至停下来再看看那些残骸，并且给它回来意味某种东西的时间。《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是三百五十页的时间。如果有耐心消费它，一行又一行地，然后一个人抬起头来，慢条斯理地说着诸如"愤怒"，或者"造反"，甚至"同情"这类词语，而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就像是最后一次在加油站停下来时忘记了什么东西的那种印象。他能够往后走，进入那家酒吧，说道：对不起，我该是在这里忘记了东西，只是愤怒和同情，并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纪念，我珍惜它。你可以相信，他们没有把那东西拿走。那并不是抢手货。他能够在那里找到那东西，就放在厕所的洗手池上。他把那东西装进口袋里，又重新上路了。可能走的还是同一条路。然而这将完全是另外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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