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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时代
简介
《天真时代》的主要情节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那是伊迪丝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她在那儿长大成人，进入社交界，订婚又解除婚约，最后嫁给波士顿的爱德华·华顿，并度过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时隔40年后，作为小说家的她回顾养育过她也束缚过她的那个社会，她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亲切的眷恋，又有清醒的针砭。
作家把那个时代的纽约上流社会比作一个小小的金字塔，它又尖又滑，很难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处在塔顶，真正有贵族血统的只有二三户人家：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范德卢顿先生是第一任荷兰总督的嫡孙，他家曾与法国和英国的几家贵族联姻；还有与德格拉斯伯爵联姻的拉宁一家。他们是上流社会的最高阶层，但显然已处于日薄西山的衰败阶段。上流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以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为代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祖辈都是来自英国或荷兰的富商，早年在殖民地发迹，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比如纽兰·阿切尔的一位曾外祖父曾参与过独立宣言的签署，还有一位曾在华盛顿部下任将军。正如阿切尔太太所说的，“纽约从来就是个商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这些殷实的富商。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富有却不显贵的人们，他们多数是内战之后崛起的新富，凭借雄厚的财力，通过联姻而跻身上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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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丝·华顿和她的《天真时代》
——译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与繁荣的时代，这期间美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如马克·吐温、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西奥多·德莱赛、杰克·伦敦等。伊迪丝·华顿便是这一时期一位重要的女作家。
伊迪丝·华顿1862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贵之家，幼年随父母旅居欧洲，11岁时回到美国。她在家庭教师指导下接受教育，自幼受欧洲文化的濡染。伊迪丝少年时代便酷爱文学，在父亲的图书室里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很早就开始写诗，以后又练习写短篇小说。1885年她与门当户对的波士顿绅士爱德华·华顿结婚。婚后一度中断了写作。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她1907年移居法国，1913年与丈夫离婚，后定居巴黎，以全副精力投入创作。伊迪丝·华顿与旅居欧洲的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亨利·詹姆斯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迪丝积极投入社会救济活动，并因此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1899年，伊迪丝·华顿37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高尚的嗜好》，从此她进入小说创作的丰收时期，几乎每年都有作品问世。1902年她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抉择之谷》属历史题材，描写一位意大利贵族青年的经历与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8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生活。1903年她出版的中篇小说《圣殿》没引起多大反响，但1905年她发表的《欢乐之家》却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使她真正进入美国优秀小说家的行列。小说以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描写一位家道中落的女子在追求理想婚姻的过程中受尽上流社会的奚落与排斥，最终被迫害致死的悲剧，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1907年她发表的中篇小说《特莱梅夫人》与后来发表的《暗礁》（1912）和《乡土风俗》（1913）都以法国为背景，表现婚嫁法国的美国女性在两种文化与伦理传统冲突中所经历的矛盾与痛苦。1911年她发表的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一反华顿小说创作中一贯采用的上流社会背景，第一次直接地描绘下层社会的生活与复杂的感情世界。作品描写一位破产农场主与女佣的爱情悲剧，出版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华顿写得最好的悲剧故事，后来被改编为戏剧。1917年她发表的《夏》为其姊妹篇，表现出更直接的现实主义批判意识。华领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马恩河》（1918）与《战地英雄》（1923）因给予战争过分的肯定而遭到评论界的批评。1920年她发表的《天真时代》是华顿战后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了她小说创作的高峰，该书受到高度评价，1921年她获普利策小说奖。20年代以后，华顿进入创作的后期。这时期较重要的长篇小说《月亮的隐现》（1922）及中篇小说集《老纽约》（1924）反映了19世纪40—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生活。华顿另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多部，文学论集《小说创作》（1925）和自传《回顾》（1934）。她1937年8月病逝于巴黎。
伊迪丝·华顿的小说题材广泛，她尤其以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世态风俗而见长。作家对美国南北战争引发的时代变迁与社会新旧价值的交替极为敏感，新兴资产阶级大刀阔斧地闯入保守衰败的贵族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社会阶级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迅速解体与重新组合，这些都在华顿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充分的表现。她善于用隽永的语言和细密的文笔把事件、人物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栩栩如生。由于她刻意追求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被评论家誉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
《天真时代》的主要情节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那是伊迪丝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她在那儿长大成人，进入社交界，订婚又解除婚约，最后嫁给波士顿的爱德华·华顿，并度过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时隔40年后，作为小说家的她回顾养育过她也束缚过她的那个社会，她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亲切的眷恋，又有清醒的针砭。
作家把那个时代的纽约上流社会比作一个小小的金字塔，它又尖又滑，很难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处在塔顶，真正有贵族血统的只有二三户人家：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范德卢顿先生是第一任荷兰总督的嫡孙，他家曾与法国和英国的几家贵族联姻；还有与德格拉斯伯爵联姻的拉宁一家。他们是上流社会的最高阶层，但显然已处于日薄西山的衰败阶段。上流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以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为代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祖辈都是来自英国或荷兰的富商，早年在殖民地发迹，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比如纽兰·阿切尔的一位曾外祖父曾参与过独立宣言的签署，还有一位曾在华盛顿部下任将军。正如阿切尔太太所说的，“纽约从来就是个商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这些殷实的富商。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富有却不显贵的人们，他们多数是内战之后崛起的新富，凭借雄厚的财力，通过联姻而跻身上流社会。
在这个以家世论尊卑、以门第排座次的上流社会里有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朱利叶斯·博福特。他没有高贵的血统，却有纽约第一流的住宅，有显贵们尚且没有的家庭舞厅。他家的舞会成为社交界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他家宴会上的美酒佳肴也有挡不住的诱惑。尽管人们对他的身世与行为还有种种议论和非难，但博福特这位暴发户的代表已经凭借财富叩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并迅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可以与明戈特家族为代表的旧富们平分秋色了。
不难看出，这个金字塔型的上流社会实际上分成两股势力，一股是因袭的贵族资产阶级，一股是南北战争后迅速暴发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两种势力的冲突与融合正反映了内战之后美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尽管博福特这样的新富已经为上流社会所接受，但他们的地位还不稳固，以博福特命运的沉浮作为小说情节的辅线贯穿全书始终，作者正是借此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美国社会的风俗画。
如果说，贵族资产阶级在财富上已经受到挑战，那么，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支配地位还是坚不可摧的。纽约社会是一台威力强大的机器，维系这台机器运转、将人们的行为束缚于固有模式的，是不可动摇的传统与习俗。人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上都要讲究“得体”，晚餐后什么时间出门访客、听歌剧什么时间到场、礼服的翻领上别什么花，甚至男士梳何种发型，女士从巴黎订做的时装要放多久才穿——这一切都有一定的成规。而在这些繁文缛节的背后，却是上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任何人违背了它的原则与规范，都将受到上流社会一致的谴责与唾弃。博福特违背了经商的原则而被逐出上流社会，小说主人公阿切尔与奥兰斯卡的爱情也因触犯纽约社会的道德规范而流于破灭。
纽兰·阿切尔出身于正宗的上流家庭，他在不可动摇的传统习俗中长大，循规蹈矩地过着有闲阶级的平静生活，他与大家闺秀梅·韦兰的婚事也称得上金玉良缘。然而这位年轻绅士与他的同类稍有不同，他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并且见过更多的世面。因而他对于传统习俗的束缚与压抑有较深的感受，对墨守成规的枯燥生活不时产生一种反感。于是，当焕发着自由精神的埃伦·奥兰斯卡出现在纽约上流社会时，他被她深深吸引，并由同情进而产生了爱慕。奥兰斯卡也因他的真诚相助而对他倾心。然而，面对威力强大的社会传统习俗，他们的爱情注定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
从表面上看，梅是他们实现爱情理想的障碍，是工于心计的梅使他们的爱情流于破灭：当他们第一次表露爱慕之情时，梅发来的提前举行婚礼的电报阻断了他们相爱的可能；时隔两年后，当他们旧情复萌，阿切尔打算孤注一掷与奥兰斯卡私奔的时候，又是梅悄悄告诉奥兰斯卡自己怀孕的消息，使埃伦毅然断绝了与阿切尔的感情瓜葛。然而实际上，将阿切尔与奥兰斯卡决然分开的是那个视“体面”为最高原则、“害怕丑闻甚于害怕疾病”的纽约上流社会。以捍卫家族名誉著称的明戈特家族对埃伦的婚姻不幸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反而采取种种措施阻挠她的离婚请求。先是劝说，进而用经济手段相威胁，断绝对她的补贴，最后竟绝情地将她“从家族中除名”——逼迫她离开纽约。跟博福特一样，埃伦·奥兰斯卡也被逐出了纽约上流社会。造成阿切尔与奥兰斯卡爱情悲剧结局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们自己内心的道德障碍。埃伦在追求个人幸福时一直顾虑到会对他人带来的伤害，她一直在“对他们自己的忠诚与对他人的公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最后毅然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这是埃伦·奥兰斯卡性格中最为感人的一面。在她身上也体现了作家的道德理想：以“良知”克制感情，从而回避矛盾。
与奥兰斯卡相比，阿切尔性格软弱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他对传统习俗深恶痛绝，对上流社会的伦理道德有尖锐的批判，然而他的叛逆与反抗只局限于他的内心世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他却是个地道的懦夫。他没有勇气提出与梅解除婚约，甚至不敢公开对莱特布赖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欢送”埃伦的宴会上，尽管他意识到那是老纽约“杀人不见血”的阴谋，他却无可奈何地任人摆布。小说的尾声告诉我们，埃伦离去之后不久，阿切尔便向命运妥协、随波逐流了。他当上纽约的好市民，成了一位忠诚的丈夫。26年后的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毕竟，旧的生活方式有其好的一面，而新秩序也有好的一面。”这句话无疑也表达了作者的心声——伊迪丝·华顿对那个养育了她的老纽约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愫。
《天真时代》被认为是伊迪丝·华顿结构技巧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作家从自己亲身经历与熟悉的环境中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作品题材根置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通过博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淡化人物社会行为、着力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尝试无疑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发展。而这一切使《天真时代》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杰作。
1998年2月于泉城
1
70年代初一个一月的晚上，克里斯廷·尼尔森在纽约音乐院演唱歌剧《浮士德》。
虽然人们早就议论要在第40街以北的远郊兴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其造价与壮观将和欧洲那些著名首都的歌剧院媲美，然而上流社会却依然满足于每年冬天在这座历史悠久的音乐院红黄两色的旧包厢里进行社交聚会。保守派的人们欣赏它的窄小不便，这样可以把纽约社会开始惧怕但又为之吸引的“新人”拒之门外；多愁善感的人们因为它引起许多历史的联想而对它恋恋不舍；而音乐爱好者则留恋它精美的音响效果。在专为欣赏音乐而修建的厅堂中，音响效果向来都是个棘手的质量问题。
这是尼尔森夫人当年冬天的首场演出。那些被日报称为“超凡脱俗的听众”已经云集来听她的演唱。他们或乘私人马车、或乘宽敞的家庭双篷马车、或者乘档次较低却更为便利的“布朗四轮马车”，经过溜滑多雪的街道来到了这里。乘坐布朗马车来听歌剧，几乎跟坐自己的马车一样体面；而且，离开剧场时还有极大的优越性（对民主原则开一句玩笑）：你可以抢先登上线路上第一辆布朗马车，而不用等待自己的那因寒冷和烈酒而充血的红鼻子车夫在音乐院门廊下面显现。美国人想离开娱乐场所比想去的时候更加迫切，这可是那位了不起的马车行店主凭绝妙的直觉获得的伟大发现。
当纽兰·阿切尔打开包厢后面的门时，花园一场的帷幕刚刚升起。这位年轻人本可以早一点来到。他7点钟和母亲与妹妹一起用了餐，其后又在哥特式图书室里慢慢吞吞地吸了一支雪茄。那间放了光亮的黑色胡桃木书橱和尖顶椅子的房间，是这所房子里阿切尔太太惟一允许吸烟的地方。然而，首先，纽约是个大都市，而他又十分清楚，在大都市里听歌剧早到是“不合宜”的。而是否“合宜”，在纽兰·阿切尔时代的纽约，其意义就像几千年前支配了他祖先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图腾恐惧一样重要。
他晚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个人方面的。他吸烟慢慢吞吞，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是个艺术的爱好者，玩味行将来到的快乐，常常会使他比快乐真的来到时感到更深切的满足。当这种快乐十分微妙时尤其如此，而他的乐趣多半属于这种类型。这一次他期盼的时机非常珍贵，其性质异常微妙——呃，假若他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能与那位首席女演员的舞台监督合上拍，到场时正赶上她一边唱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一边抛洒着雏菊花瓣，其暗示像露水般清澈——果真如此，他进音乐院的时机就再美妙不过了。
当然，她唱的是“呣啊嘛”，而不是“他爱我”，因为音乐界那不容改变、不容怀疑的法则要求，由瑞典艺术家演唱的法国歌剧的德语文本，必须翻译成意大利语，以便讲英语的听众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纽兰·阿切尔觉得和他生活中遵循的所有其他惯例一样理所当然：比如，用两把带有蓝瓷漆涂着他姓名缩写的银背刷子分开他的头发，纽扣洞里插一朵花（最好是桅子花）才在社交界露面。
“呣啊嘛……农呣啊嘛……”首席女演员唱道，她以赢得爱情后的最后爆发力唱出“呣啊嘛！”一面把那束乱蓬蓬的雏菊压在唇上，抬起一双大眼睛，朝那位阴郁的小浮士德——卡布尔做作的脸上望去。他穿一件紫色的丝绒紧身上衣，戴一顶鼓囊囊的便帽，正徒劳地装出与那位天真的受害者一样纯洁真诚的表情。
纽兰·阿切尔倚在俱乐部包厢后面的墙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扫视着剧场对面。正对着他的是老曼森·明戈特太太的包厢。可怕的肥胖病早已使她无法来听歌剧，不过在有社交活动的晚上，她总是由家庭的某些年轻成员代表出席。这一次，占据包厢前排座位的是她的儿媳洛弗尔·明戈特太太和她的女儿韦兰太太。坐在这两位身着锦缎的妇人身后的是一位穿白衣的年轻姑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对舞台恋人。当尼尔森夫人“呣啊嘛”的颤音划破音乐院静寂的上空时（演唱雏菊歌期间，各包厢总是停止交谈），一片潮红泛起在姑娘的面颊，从额头涌向她美丽发辫的根际，漫过她那青春的胸部斜面，直至系着一朵桅子花的薄纱领的领线。她垂下眼睛望着膝上那一大束铃兰。纽兰·阿切尔看见她戴白手套的指尖轻抚着花朵。他满足地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目光又回到舞台上。
布景的制作是不惜工本的，连熟悉巴黎和维也纳歌剧院的人也承认布景很美。前景直至脚灯铺了一块鲜绿色的画布，中景的底层是若干覆盖着毛茸茸绿色地衣的对称小丘，与槌球游戏的拱门邻接，上面的灌木丛形状像桔子树，但点缀其间的却是大朵大朵粉红色和红色的玫瑰花。比这些玫瑰更大的紫罗兰，颇似教区女居民为牧师制作的花形笔擦，从玫瑰树底下的绿苔中拔地而起；在一些鲜花怒放的玫瑰枝头，嫁接着朵朵雏菊，预告着卢瑟·伯班克①先生园艺试验遥远的奇观。
①卢瑟·伯班克Burbank，tulher（1849—1926），美国植物育种家。
在这座魔幻般的花园中心，尼尔森夫人身穿镶淡蓝色缎子切口的白色开司米外衣，一个网状手提包吊在蓝腰带上晃来晃去，一条宽大的黄色织带精心地排列在她那件细棉紧身胸衣的两侧。她低垂着眼睛倾听卡布尔热烈的求爱，每当他用话语或目光劝诱她去从右侧斜伸出来的那座整洁的砖造别墅一楼的窗口时，她都装出一副对他的意图毫不理解的天真的样子。
“亲爱的！”纽兰·阿切尔心里想。他的目光迅速回到那位手持铃兰的年轻姑娘身上。“她连一点儿也看不懂啊。”他注视着她全”神贯注的稚嫩面庞，心中不由涌出一阵拥有者的激动，其中有对自己萌动的丈夫气概的自豪，也有对她那深不可测的纯洁的温馨敬意。“我们将在一起读《浮士德》，……在意大利的湖畔……”他心想，迷迷糊糊地把自己设计的蜜月场面与文学名著搅在一起。向自己的新娘阐释名著似乎是他做丈夫的特权。仅仅在今天下午，梅·韦兰才让他猜出她对他感到“中意”（纽约人尊崇的未婚少女认可的用语），而他的想象却早已跃过了订婚戒指、订婚之吻以及走出卢亨格林教堂的婚礼行列，构画起古老欧洲某个令人心醉的场景中她偎依在他身旁的情景了。
他决不希望未来的纽兰·阿切尔太太是个呆子。他要让她（由于他朝夕相伴的启蒙）养成一种圆通的社交能力，随机应变的口才，能与“年轻一代”那些最有名气的已婚女子平起平坐。在那些人中间，一条公认的习俗是，既要卖弄风情，引起男人的热情，同时又要装聋作哑，不让他们得寸进尺。假如他早一些对他的虚荣心进行深入的探索（有时候他几乎已经做到了），他可能早已发现那儿有个潜藏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妻子跟那些已婚女士一样地世故圆通，一样地渴望取悦他人。那些太太们的妩媚曾使他心醉神迷，让他度过了两个稍显焦虑的年头——当然，他没露出一丁点脆弱的影子，尽管那险些毁了他这位不幸者的终生，并且整整一个冬天搅乱了他的计划。
至于如何创造出这火与冰的奇迹，又如何在一个冷酷的世界上支撑下去，他可是从来没有花时间想过；他只是满足于不加分析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这也是所有那些精心梳了头发。穿白背心、扣洞里别鲜花的绅士们的观点。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俱乐部包厢，友好地和他打招呼，然后带着批评的眼光把望远镜对准了作为这个制度产物的女士们。在智力与艺术方面，纽兰·阿切尔觉得自己比老纽约上流阶层这些精选的标本明显要高一筹：他比这帮人中任何一位大概都读得多、思考得多，并且也见识得多。单独来看，他们都处于劣势，但凑在一起，他们却代表着“纽约”，而男性团结一致的惯例使他在称作道德的所有问题上都接受了他们的原则。他本能地感到，在这方面他若一个人标新立异，肯定会引起麻烦，而且也很不得体。
“哎哟——我的天！”劳伦斯·莱弗茨喊道，突然把他的小望远镜从舞台的方向移开。就总体而言，劳伦斯·莱弗茨在“举止”问题上是纽约的最高权威。他研究这个复杂而诱人的问题花费的时间大概比任何人都多。单只研究还不能说明他驾轻就熟的全才，人们只需看他一眼——从光秃秃的前额斜面与好看的金黄胡髭的曲线，到那瘦削优雅的身体另一端穿漆皮鞋的长脚——便会觉得，一个知道如何随便地穿着如此贵重的衣服并保持极度闲适优雅的人，在“举止”方面的学识一定是出自天赋。正如一位年轻崇拜者有一次谈起他时所说的：“假如有谁能告诉你什么时间打黑领带配夜礼服恰到好处，什么时候不行，那么，这个人就是劳伦斯·莱弗茨。”至于网球鞋与漆皮“牛津”鞋孰优孰劣的问题，他的权威从未有人提出过怀疑。
“我的上帝！”他说，接着默默地将望远镜递给了老西勒顿·杰克逊。
纽兰·阿切尔随着莱弗茨的目光望去，惊讶地发现他的感叹是因为一个陌生的身影进入明戈特太太的包厢而引起的。那是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比梅·韦兰略矮一点，棕色的头发在鬓角处变成浓密的发鬈，用一条钻石窄带固定住。这种发型使她具有一种时下称作“约瑟芬式”的模样，这一联想在她那件深蓝色丝绒晚礼服的款式上得到了印证，那礼服用一条带老式大扣子的腰带在她胸下十分夸张地挽住。她穿着这一身奇特的衣服，十分引人注目，可她似乎一点儿也未发觉。她在包厢中间站了一会，与韦兰太太讨论占据她前排右面角落座位的礼节问题，接着便莞尔听命，与坐在对面角落里的韦兰太太的嫂嫂洛弗尔·明戈特太太在同一排就坐。
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把小望远镜还给了劳伦斯·莱弗茨。全俱乐部的人都本能地转过脸，等着听这位老者开讲。因为正如劳伦斯·莱弗茨在“举止”问题上那样，老杰克逊先生在“家族”问题上是最高权威。他了解纽约那些堂、表亲戚关系的所有支派；不仅能说清诸如明戈特家族（通过索利家族）与南卡罗来纳州达拉斯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上一支费城索利家族与阿尔巴尼·奇弗斯家族（决不会与大学区的曼森·奇弗斯族混淆）复杂的亲缘，而且还能列举每个家族的主要特点。比如莱弗茨家年轻一代（长岛那些人）无比吝啬；拉什沃斯一家极其愚蠢，总是在婚配问题上犯下致命错误；再如，阿尔巴尼·奇弗斯家每隔一代就会出现一个神经病，他们纽约的表兄妹一直拒绝与之通婚——惟独可怜的梅多拉·曼森是个不幸的例外，她——人所共知……而她的母亲本来就是拉什沃斯家的人。
除了这种家族谱系的丰富知识之外，西勒顿·杰克逊在凹陷狭窄的两鬓之间、柔软浓密的银发下面，还保存着郁结在纽约社会平静表层底下的最近50年间多数丑闻与秘史的记录。他的信息的确面广量大，他的记忆的确精确无误，所以人们认为惟有他才能说出银行家朱利叶斯·博福特究竟是何许人，老曼森·明戈特太太的父亲、漂亮的鲍勃·斯派塞的结局究竟如何。后者结婚不到一年，就在一位美丽的西班牙舞蹈演员登船去古巴的那一天神秘地失踪了（带着一大笔委托金），她在巴特利的老歌剧院曾令蜂拥的观众欢欣鼓舞。不过这些秘闻——还有许多其他的——都严严实实锁在杰克逊先生心中。因为，不仅强烈的道义感不许他重复别人私下告诉他的任何事情，而且他十分清楚，谨慎周到的名声会给他更多的机会，以便查明他想了解的情况。
所以，当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把小望远镜还给劳伦斯·莱弗茨的时候，俱乐部包厢的人带着明显的悬念等待着。他用布满老筋的眼睑下那双朦胧的蓝眼睛默默地审视一番那伙洗耳恭听的人，然后若有所思地抖动一下胡髭，仅仅说了一句：“没想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式。”
2
在这个短暂的插曲中间，纽兰·阿切尔陷入一种奇怪的尴尬境地。
讨厌的是，如此吸引着纽约男性世界全部注意力的包厢竟是他未婚妻就坐的那一个，她坐在母亲与舅妈中间。他一时竟认不出那位穿着法国30年代服装的女士，也想象不出她的出现为什么会在俱乐部会员中引起如此的兴奋。接着，他明白过来区别仅仅是“纯粹经验”本身之内的区别；企图超出唯物论，并随之产生一阵愤慨。的确，没有人会想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式！
然而他们这样做了。毫无疑义，他们是这样做了；因为阿切尔身后低声的评论使他心中没有丝毫怀疑，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梅·韦兰的表姐，那位家里人一直称作“可怜的埃伦·奥兰斯卡”的表姐。阿切尔知道她一两天前突然从欧洲回来了，甚至还听韦兰小姐（并非不满地）说过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映了革命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她已经去看过可怜的埃伦了。她住在老明戈特太太那儿。阿切尔完全拥护家族的团结。他最崇拜的明戈特家族的品德之一，就是他们对家族中出的几个不肖子弟的坚决支持。他并不自私，也不是小鸡肚肠；他未来的妻子没有受到假正经的局限，能（私下）善待她不幸的表姐，他还为此感到高兴。然而，在家庭圈子内接待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是一回事，把她带到公共场所，尤其是歌剧院这样的地方，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就在那位年轻姑娘的包厢里，她与他纽兰·阿切尔的订婚消息几周之内就要宣布。是的，他的感觉与老西勒顿·杰克逊一样：他没想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式！
他当然知道，男人敢做的任何事（第五大街范围之内），老曼森·明戈特太太这位女族长都敢做。他一向崇拜这位高大刚毅的老夫人，尽管她原来不过是斯塔腾岛的凯瑟琳·斯派塞，有一位神秘的名誉扫地的父亲解释者，只有认识并发现了自然的规律，才能征服自然，变，那件事无论金钱还是地位都难以让人们忘记。然而，她却与富有的明戈特家族的领头人联了姻，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人”（一个意大利侯爵，一个英国银行家），并且在中央公园附近无法插足的荒地里建了一所乳白色石头大宅院（正值棕色沙石仿佛像下午的长礼服那样青一色的时候），从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老明戈特太太的两个外籍女儿成了一则神话故事。她们从不回来看望母亲。母亲依恋故土且身体肥胖，像许多思想活跃意志专横的人那样，一直达观地留在家中，而那幢乳白色的房子（据说是仿照巴黎贵族的私人旅馆建造的）却成了她大无畏精神的见证。她在里面登上宝座，平静地生活在独立战争前的家具与路易·拿破仑杜伊勒利宫（她中年时曾在那儿大出风头）的纪念品中间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仿佛住在34街以北、用开得像门一样大的法式窗户代替推拉式吊窗丝毫不足为怪似的。
人人（包括西勒顿·杰克逊先生）都一致认为，老凯瑟琳从没拥有过美貌，而在纽约人眼中，美貌是成功的保证，也可作为某些失败的借口。不友善的人们说枢，山西平遥人。早年受李大钊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像她那位大英帝国的同名女人①一样，她获得成功靠的是意志力量与冷酷心肠，外加一种由于私生活绝对正派而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免遭非议的傲慢。曼森·明戈特先生去世的时候她只有28岁。出于对斯派塞家族的不信任，他用一条附加条款“冻结”了自己的遗产。他那位年轻、果敢的遗孀大无畏地走着自己的路，她无拘无束地混迹在外国的社交界，把女儿嫁到天知道何等腐化时髦的圈子里，与公爵大使们开怀畅饮，与教皇政治家亲密交往，款待歌剧演员，并做了芭蕾名门之后塔戈里奥尼夫人的密友。与此同时（正如西勒顿·杰克逊首先宣布的），关于她的名声却从没有一句口舌。这是她惟一一点，他总是接着说，与以前那位凯瑟琳的不同之处。
①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王后。
曼森·明戈特太太早已解冻了丈夫的财产，并殷殷实实地活了半个世纪。早年困境的记忆使她格外节俭，虽然她在买衣服或添置家具时总是关照要最好的，但却舍不得为餐桌上瞬间的享乐过多破费。所以，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她的饭菜跟阿切尔太太家一样差，她的酒也不能为之增光添彩。亲戚们认为，她餐桌上的吝啬损害了明戈特家的名誉——它一向是与吃喝讲究连在一起的。然而人们还是不顾那些“拼盘”与走味的香摈，继续到她家来。针对她儿子洛弗尔的劝告（他企图雇佣纽约最好的厨师以恢复家族的名誉），她常常笑着说：“既然姑娘们都嫁出去了，我又不能用调味品，一个家庭用两个好厨师还有什么用？”
纽兰·阿切尔一面沉思着这些事情，又把目光转向了明戈特包厢。他见韦兰太太与她的嫂嫂正带着老凯瑟琳向族人灌输的那种明戈特家特有的自恃面对着组成半圆形的批评者。只有梅·韦兰面色绯红（也许由于知道他在看她），流露出事态严峻的意味。至于引起骚动的那一位，依然优雅地坐在包厢角落里，两眼凝视着舞台。由于身体前倾，她肩膀和胸部露得比纽约社会习惯看到的稍稍多了一点，至少在那些有理由希望不引起注意的女士们中间是如此。
在纽兰·阿切尔看来，很少有什么事比与“品味”相悖更难堪的了。品味是一种看不见的神韵，“举止”仅仅是它直观的替代物与代表。奥兰斯卡夫人苍白而严肃的面孔，按他的想象是适合于这种场合及她的不幸处境的，但她的衣服（没有衣领）从那单薄的肩头坡下去的样式却令他震惊不安。他不愿设想梅·韦兰受到一个如此不顾品味和情趣的年轻女子的影响。
“究竟——”他听到身后一个年轻人开口说（在靡菲斯特与玛莎的几场戏中，大家自始至终都在交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哦——她离开了他；谁也不想否认这一点。”
“他是个可怕的畜牲，不是吗？”年轻人接着说，他是索利家族中一位直率的人，显然准备加入那位女士的护花使者之列。
“一个糟糕透了的家伙；我在尼斯见过他，”劳伦斯·莱弗茨以权威的口气说。“老喝得半醉，苍白的面孔上露出讥笑——但脑袋倒很漂亮，不过眼睫毛太多。噢，我来告诉你他那德行：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据我所知，他对两者都不惜任何代价。”
这话引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位年轻的护花使者说：“唔，可是——”
“唔，可是，她跟他的秘书逃跑了。”
“噢，我明白了。”护花使者的脸沉了下来。
“可是，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听说她几个月后就独自住在威尼斯，我相信洛弗尔·明戈特那次出国是去找她的。他曾说她非常地不快活。现在没事了——不过在歌剧院里这样炫耀她却另当别论。”
“也许，”那位小索利冒险地说，“她太不快活了，不会愿意一个人被晾在家里。”
这话引来一阵无礼的笑声，年轻人脸色深红，竭力装出是想巧妙使用聪明人所说的“双关语”的样子。
“唔——不管怎么说，把韦兰小姐带来总是令人费解，”有人悄悄地说，一面斜视了阿切尔一眼。
“噢，这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嘛：肯定是老祖宗的命令，”莱弗茨笑着说。“老夫人要是干一件事，总要干得完全彻底。”
这一幕结束了，包厢里一阵普遍的骚动。纽兰·阿切尔突然感到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他要第一个走进明戈特太太的包厢，第一个向期望中的社交界宣布他与梅·韦兰的订婚消息，第一个去帮助她度过表姐的异常处境可能使她卷入的任何困难。这一冲动猛然间压倒了一切顾虑与迟疑，促使他匆匆穿过一节节红色走廊，向剧院较远的一端走去。
进入包厢的时候，他的眼睛遇到了韦兰小姐的目光，而且他发现她立即明白了他的来意，尽管家族的尊严不允许她对他明讲——两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美德。他们这个圈子的人都生活在一种含而不露、稍显矜持的气氛中，年轻人觉得，他与她不用说一句话就能互相沟通，任何解释都不能使他们更加贴近。她的眼睛在说：“你明白妈妈为什么带我来。”他的眼睛则回答：“无论如何我都不肯让你离开这儿。”
“你认识我的侄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吗？”韦兰太太与她未来的女婿握手时问道。按照引见给女士的习惯，阿切尔欠一下身子，没有伸出手；埃伦·奥兰斯卡轻轻低一下头，两只戴浅色手套的手继续握着那把大鹰毛扇子。与洛弗尔·明戈特太太打过招呼——她是个大块头的金发女人，穿一身悉索作响的缎子衣裙——他在未婚妻的身旁坐下，低声说：“我希望你已经告诉奥兰斯卡夫人我们订婚了吧？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要你允许我今晚在舞会上宣布。”
韦兰小姐的脸变成曙光般的玫瑰红色，她两眼发光地看着他。“如果你能说服妈妈的话，”她说，“不过，已经定了的事，干吗要改变呢？”他没有说话，只用眼睛做了回答。她信心更足地笑着补充说：“你自己告诉我表姐吧，我允许你。她说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常和你一起玩耍。”
她把椅子向后推了推，给他让出了路。阿切尔怀着一种让全场的人都能看见自己的举动的愿望，立刻示威性地坐到了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身边。
“我们过去的确常在一起玩，不是吗？”她问道，一面用严肃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你那时是个很讨厌的男孩，有一次你在门后面吻了我，但那时我爱上的却是你的堂兄范迪·纽兰，可他从来不看我一眼。”她的目光扫视着那些马蹄形排列的包厢。“啊，这场面多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啊——我发现这里人人都穿灯笼裤或宽松裤，”她带着略微拖长的异国口音说，目光又回到他的脸上。
这番话尽管表达的感情是令人愉快的，却竟然使他想到了威严的法庭，这一不相称的联想令年轻人感到震惊。而此时此刻，这个法庭就摆在她的面前，她的案子正在进行审理。没有什么东西比不合时宜的轻率更有伤大雅了。他有点生硬地回答说：“是啊，你离开这儿已经很久了。”
“啊，好像有好几百年了。太久了，”她说，“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被埋掉了，而这方亲切的故土就是天堂。”说不清是什么理由，纽兰·阿切尔只觉得这样形容纽约社会就更加失礼了。
3
事情还是按老样子进行，一成不变。
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舞会的这天晚上，朱利叶斯·博福特太太决不会忘记去歌剧院露露面。真的，为了突出她执掌家务的全能与高明，显示她拥有一班有才干的仆人，能够在她不在时安排好招待活动的种种细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实质是二元论和唯心论；在政，她总是在有歌剧演出的晚上举办舞会。
博福特家的住宅是纽约为数不多的有舞厅的住宅之一（甚至先于曼森，明戈特太太家和黑德利·奇弗斯家）。正当人们开始认为在客厅的地板上“乒乒乓乓”把家具搬到楼上显得“土气”的时候，拥有一个不作他用的舞厅，一年364天把它关闭在黑暗中，镀金的椅子堆在角落里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及吕祖谦为代表的金，枝形吊灯装在袋子里——人们觉得，这种无庸置疑的优越性足以补偿博福特历史上任何令人遗憾的事情。
阿切尔太太喜欢将自己的社交哲学提炼成格言，有一次她曾说：“我们全都有自己宠幸的平民——”虽然这句话说得很大胆，但它的真实性却得到许多势利者暗中的承认。不过博福特夫妇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平民，有人说他们比平民还要差。博福特太太确实属于美国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她原本是可爱的里吉纳·达拉斯（属于南卡罗来纳的一个家系）知识结构主义法国哲学家、文化史学家福柯（Michel，一位分文不名的美人，是由她的表姐、鲁莽的梅多拉·曼森引荐到纽约社交界的，而梅多拉·曼森老是好心做坏事。谁若是与曼森家族和拉什沃斯家族有了亲缘关系，那么谁就会在纽约上流社会取得“公民权”（像西勒顿·杰克逊先生说的那样，他早年经常出人杜伊勒利王宫）；但是，有没有人会因为嫁给朱利叶斯·博福特，而不丧失这种公民权呢？
问题在于：博福特究竟是何许人？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彬彬有礼，仪表堂堂，脾气很坏，但却诙谐好客。他原是带着老曼森·明戈特太太那位英国银行家女婿的推荐信来到美国的解为每个范畴都可分为好与坏两个方面，二者的综合，形成，并很快在社交界赢得了重要地位；然而他生性放荡，言辞尖刻，而他的履历又很神秘。当梅多拉·曼森宣布她表妹与他订婚的消息时，人们认定，在可怜的梅多拉长长的鲁莽纪录中又增加了一次愚蠢行动。
然而愚蠢与聪明一样，常常会给她带来良好的结果。年轻的博福特太太结婚两年之后，人们已公认她拥有了纽约最引人注目的住宅。没有人知道这一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她懒散驯服，刻薄的人甚至称她果笨。但她打扮得像个玩偶，金发碧眼性和倾向”。主要著作有《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珠光宝气，变得一年比一年年轻，一年比一年漂亮。她在博福特先生深棕色的石头宫殿里登上宝座，无须抬一抬戴钻戒的小手指便能把整个社交界的名人都吸引到身边。知情的人说，博福特亲自训练仆役，教厨师烹调新的菜肴，吩咐园丁在温室中栽培适宜餐桌与客厅的鲜花。他还亲自挑选宾客，酿制餐后的潘趣酒，并口授妻子写给朋友的便函。假若他果真如此，那么，这些家务活动也都是私下进行的；在社交界面前出现的他，却是一位漫不经心、热情好客的百万富翁，像贵宾一样潇洒地走进自己的客厅，赞不绝口地说：“我妻子的大岩桐真令人叫绝，不是吗？我相信她是从伦敦国立植物园弄来的。”
人们一致认为，博福特先生的秘密在于他成功的处事方法。虽然有传闻说，他是由雇佣他的国际银行“帮助”离开英国的，但他对这一谣言跟对其他谣言一样满不在乎。尽管纽约的商业良心跟它的道德准则一样地敏感，但他搬走了挡在前面的一切障碍传统，启发和酝酿近代启蒙思想。继承张载“气一元论”，肯，并把全纽约的人搬进了他的客厅。二十多年来，人们说起“要去博福特家”，那口气就跟说去曼森·明戈特太太家一样地心安理得，外加一种明知会享受灰背野鸭与陈年佳酿——而非劣酒与炸丸子——的满足。
于是，跟往常一样，博福特太太在《朱厄尔之歌》开唱之前准时出现在她的包厢里；她又跟往常一样在第三幕结束时站了起来，拉一拉披在她可爱的肩膀上的歌剧斗篷，退场了。全纽约的人都明白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以，这意味着半小时后舞会即将开始。
博福特的家是纽约人乐于向外国人炫耀的一处住宅，尤其是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舞会的晚上。博福特夫妇是纽约第一批拥有自己的红丝绒地毯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凉棚下面，让自己的男仆把地毯从门阶上铺下来；而不是像预订晚餐和舞厅用的椅子一样从外面租来。他们还开创了让女士们在门厅里脱下斗篷的风习，而不是把斗篷乱堆到楼上女主人的卧室里，再用煤气喷嘴重卷头发。据悉博福特曾经说过矛盾组成部分的认识”。1957年，毛泽东指出：“一分为二，这，他认为妻子所有的朋友出门时都已由女佣替她们做好了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