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我跟我的同事们的这一友谊没能维持多久，很快我就跟他们吵翻了，由于当时我还年轻，缺乏经验，甚至见了他们也不打招呼，倒像从此一刀两断了似的。不过，这样的事我总共才发生过一次。一般说，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首先，我在家里多半是读书。我想用外来的感觉压制住我内心不断翻腾着的冲动。而这种外来的感觉对于我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获得。读书虽然很起作用——它使我激动，使我快乐，也使我痛苦。但有时候又觉得无聊透了。真想活动活动，于是我突然陷入黑暗的、地下的、卑劣的——不是淫乱，而是寻花问柳，小打小闹。由于受到我长期的病态的刺激的影响，我的情欲极旺，炽烈如火。一旦发作就跟发作歇斯底里似的，痛哭流涕，还伴随着抽筋。除了读书以外，我无处可去——就是说，在我周围的事物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尊重和能够吸引我。此外，我心里充满苦恼；出现了歇斯底里般的渴望，渴望矛盾和对立，于是我就开始寻花问柳。要知道，我说了这么多话完全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我说错了！正是为了替我自己辩护。诸位，我写这话是立此存照，借以自励。我不想撒谎。我保证过。
我寻花问柳总是独来独往，夜里，偷偷地，又害怕，又觉得肮脏，又感到羞愧，这种羞耻感在这样的时刻还发展成为一种诅咒。即使在当时，我心里也已经有了一个地下室。我非常害怕，生怕被人看到，被人撞见，被人认出来。我常常出入各种极其可疑的地方。
有一回，半夜，我走过一家小饭馆，从亮着灯的窗户里望进去，看见一帮先生正拿着台球杆在台球桌旁打架，还把一位先生扔出了窗户。换了别的时候，我会感到厌恶；可是当时我竟羡慕起了那位被扔出窗外的先生，而且羡慕到这样的地步，竟走进这家小饭馆的台球室，我想：“要不，我也打它一架，说不定也会把我扔出窗外的。”
我并没有喝醉，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要知道，有时候苦恼会使人难受得歇斯底里大发作！但是这回却无结果而终，原来我连跳窗都不会，因此我只好没打成架就走了。
一开始，在那里，我就被一名军官勒住了笼头。
我站在桌旁，由于不知情挡了人家的道，而那军官要走过去；他抓住我的双肩，一言不发，既不打招呼，也不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从我站着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然后就目中无人地扬长而去。甚至他揍我一顿，我都可以原谅，但是我怎么也不能原谅他竟目中无人地把我从一个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
鬼才知道我愿意出多少钱，如果能当真地、比较正规地、比较体面地、比较（可以说吧）合乎规范的吵一架的话！这家伙对我就像对付一只苍蝇一样。这军官足有两俄尺十俄寸高，【约合一八六厘米。】而我又瘦又矮。然而，吵不吵架全在我：只要我提出抗议，当然，就会把我扔出窗外。但是我改了主意，宁可……愤愤然溜之大吉。
我尴尬而又惶惶不安地走出了这家小饭馆，直接回家了，而第二天则继续拈花惹草，不过较之过去更加畏首畏尾，更加落落寡合，好像在噙着眼泪这样做似的——可是我毕竟在继续寻花问柳。不过，你们别以为我由于胆小才怕这军官；我骨子里从来不是胆小鬼，虽然事实上我不断地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但是请诸位先生不要笑，我自有说法；我对什么都有说法，请放心。
噢，如果这军官肯出去决斗就好啦！但是不然，他属于这样一类先生（呜呼！这类先生早已绝迹了），他们宁可用台球杆大打出手，或者像果戈理笔下的皮罗戈夫中尉一样——向上级告状。【典出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涅瓦大街》（1835），皮罗戈夫中尉因偷香窃玉遭人毒打后，曾想向将军告状，又同时想“上书总参谋部”。】但是却不肯出去决斗，至于同我们这些耍笔杆的文官决斗，他们认为简直有失体面——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决斗乃是某种不可思议的、自由思想的、法国式的行为，可是他们自己却常常仗势欺人，尤其是那些人高马大的主儿。
我这时的胆怯并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出于无边的虚荣。我并不是怕他人高马大，也不是怕他会狠狠地揍我一顿，把我扔出窗外；肉体上的勇敢，说真的，我还是有的；但却少了点精神上的勇敢。我怕的是，万一我提出抗议，并且斯斯文文的同他们理论，所有在场的人，从那个在一旁记分的无赖起，直到那个散发着臭气，满脸长着粉刺，在一旁讨好献媚，衣领像从油锅里拖出来似的最低级的小官吏为止，都会感到莫名其妙，并且笑话我。因为若要谈论荣誉观，即不是谈论荣誉问题，而是谈论荣誉观（point d’honneur），迄今为止，除非用斯斯文文的标准语，否则是没法谈论的。用普通的大白话是没法谈荣誉观的。我敢肯定（尽管我浪漫主义十足，但毕竟有点现实感），他们肯定会笑掉大牙，而那个军官绝不会简简单单地（即不加侮辱地）揍我一顿了事，对我肯定会连踹带踢，拽着我绕台球桌团团转，除非后来他大发慈悲，把我扔出窗外了事。不用说，这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不可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了事。后来我常常在街上遇到这军官，他那样子很好记。只是不晓得他是否认得我。想必不认得了；根据某些迹象，我可以断定。但是我，我——我却憎恶而又愤恨地看着他，就这样继续了……好多年，您哪！我这种憎恨甚至随着岁月而不断增强。我先是悄悄地开始打听这军官的情况。这很难，因为我谁也不认识。但是有一回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就像盯梢似的，在大街上，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于是我才知道他姓什么。又有一回，我跟踪他一直跟到他家门口，并且花了十个戈比向看门人打听到了他住哪，住几层，一个人单住，不是跟什么人同住，等等——总之，能够从看门人那里打听到的，我都打听到了。有一回，一大清早，虽然我从来不喜欢舞文弄墨，我突然想以揭露和讽刺的形式，用小说来描写一下这军官。我非常得意地写了这篇小说。我非但揭露，甚至诽谤；起先我把他的姓氏略作改动，让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但是后来经过三思，又改了一下，寄给《祖国纪事》。【1839年至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进步杂志。俄国许多进步作家都曾为该杂志撰过稿，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但是那时候还不时兴暴露文学，所以我的小说没有登出来。这事我感到很恼火。有时简直恨得牙痒痒的，恨得喘不过气来。我终于下定决心要找我的对手决斗。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漂亮而又十分动人的信，恳求他向我道歉；如果他拒绝道歉，我就相当坚决地暗示要决斗。这封信写得十分优美动人，假如这军官多少懂得一点“美与崇高”，肯定会跑来找我，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以自己的友谊相许！如果能这样，那该多好啊！我们将会握手言欢！成为莫逆之交！他将用他的显赫的地位保护我，我将用我的文化素养，嗯，还有……思想来提高他的精神境界，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可做！你们想想，他侮辱我之后已经过去了两年，我那封挑战信也很不像话地过时了，尽管我这封信写得十分巧妙，解释和掩盖了我蹉跎岁月放马后炮的原因。但是，谢谢上帝（至今我仍在含泪感谢至高无上的神），我的这封信没有发出。每当我想起，如果我当真把这封信发出去了，会闹出多大的事来，就不寒而栗。可突然……可突然我用最简单、最天才的方式报复了他！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想法。每逢节假日，有时候，我常常在三点多钟的时候到涅瓦大街溜达，在向阳的一面散步。也就是说，我不是去散步，而是去体验数不清的痛苦，屈辱和愤怒，但是我大概需要的就是这样。我像泥鳅一样用最丑陋的方式在行人中左躲右闪，不断地给人让路，一会儿是将军们，一会儿是近卫军骑兵和骠骑兵的军官们，一会儿又是太太小姐们；在这样的时刻，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和鄙俗，我就感到我心中一阵阵绞痛和背上一阵阵发烧。一想到这些，一种极大的痛苦，一种连续不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屈辱感便会油然而生，而这想法又常常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直接的感觉，感到我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这是不消说得的，但是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它，所有人都可以侮辱它。我干吗要自取其辱，自受其苦，我干吗要到涅瓦大街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一有可能，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往那儿跑。
当时我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讲过的那种无穷的乐趣了。在发生军官的事情之后，就更加吸引我上那儿去：我遇到他最多的就是在涅瓦大街，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他也多半在节假日到那儿去。他遇到将军和官比他大的主儿虽然也得让路，在他们中间也得像泥鳅一样左躲右闪，但是遇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甚至比我辈地位稍高点的人，他就横冲直撞；向他们直冲过去，仿佛他面前是一片空地，无论如何不肯让路。我瞧着他那副德行，真是恶向胆边生，但是……每次遇到他又只好愤愤然给他让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甚至在街上我也不能同他平等。“为什么你一定要先给他让路呢？”有时半夜两点醒来，我就像发作疯狂的歇斯底里似的，不依不饶地问自己。“为什么偏要你让路，而不是他让路呢？要知道，没有这样的法律，哪儿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是吗？哪怕是一半一半，平等相待呢，就像通常有礼貌的人彼此相遇时那样：他让一半，你也让一半，你们互相礼让地走过去。”但是根本没有那事，到头来还是我给他让路。可是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袭上我的心头。我想：“如果遇上他……就是不给他让路，那又怎样？存心不让路，哪怕必须把他推开：这又会怎样呢，啊？”这个大胆的想法，渐渐地控制住我，使我无法平静。我不断地幻想这事，我故意非常频繁地到涅瓦大街去，为的是更清楚地想个明白，我准备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 。我处于一种狂喜状态。我越来越觉得这打算是可行的和能够办到的。“当然，不要狠狠地推他，”我想，我一高兴心里先就软了，“而是简简单单地不躲开，撞他一下，不过不要撞得很疼，而是擦肩而过，肩膀碰肩膀，恰到好处；他碰到我多少，我也碰到他多少。”我终于拿定了主意。但是准备工作却花了我很长时间。首先，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必须衣冠楚楚，必须关心一下自己的仪表。“要以防万一，比方说，有人围观（这里的公众可都是高雅的：【原文为——，源出法语superflu（多余的），可此处意为高雅，尽善尽美，系摹拟果戈理《死魂灵》中诺兹德廖夫附庸风雅、牵强附会的错误用法。】有伯爵夫人，有 Л公爵，还有文学界的全体骚人墨客），必须穿得好一点；这足以显示并使我辈在上流人士的眼中直接处于某种彼此平等的地位。”我抱着这样的目的预支了一点薪俸，在丘尔金商店买了一副黑手套和一顶颇为像样的礼帽。我起先想买柠檬色的手套，但是我觉得黑手套显得更稳重，也更气派。“颜色太刺眼，就显得这人太矫情了”，因此我没有买柠檬色的。至于一件上好的衬衫，用的是骨制的白色领扣和袖扣，这我早就准备好了；但是大衣却耽搁了我很长时间。我那件大衣本来很不坏，穿着也很暖和；不过是件棉大衣，领子是浣熊皮的，这就显得太奴才气了。一定要把这领子换掉，改成栽绒的，就像军官们那样。为此我几次跑到劝业场，【彼得堡涅瓦大街上最大的百货商场，犹如北京的东安市场或天津的劝业场。】看来看去终于看中了一种价格便宜的德国栽绒。这种德国栽绒虽然很快就会穿坏，因而变得非常寒碜，但是起先，刚买来时，甚至显得很气派；而我，要知道，只需用一次足唉。我问了问价钱：还是贵了。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先把我的浣熊皮领卖掉。但不足之数对于我还是非常大，我决定向我的股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商借，他是个礼贤下士，但又是很严肃、办事很认真的人，他从不借钱给别人，但是，我刚上任时，我被一位确定我担任现职的某位要人向他作了特别推荐。我非常痛苦。向安东.安东内奇借钱，我感到既荒唐又可耻。甚至有两、三天我都没有睡好觉，再说当时我一般也很少睡觉，我忽冷忽热；我心里似乎一阵阵迷糊，要不，心就忽然开始怦怦乱跳……安东.安东内奇先是感到奇怪，接着又皱了皱眉头，然后经过慎重考虑，终于把钱借给了我，但是他让我写了张借条，凭条两星期后这笔借款可从我的薪俸中如数扣除。这样一来，万事终于齐备了：一条漂亮的栽绒领登上了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浣熊皮领的位置，于是我就开始慢慢地着手行动。不能上来就冒冒失失地干； 这事必须面面俱到地做，做得很地道，必须慢慢来。但是，不瞒你们说，经过多次尝试后，我甚至开始绝望了：我们怎么也撞不到一块——就这么回事！难道我没有做好准备吗，难道我没有这个打算吗——眼看着就要撞上了，一看——又是我主动给他让路，他则扬长而去，根本就没有看见我。快走到他身边时，我甚至念着祷告，求上帝保佑我，让我痛下决心。有一回，我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但结果只是我匍匐在他脚下，因为在最后一刹那，只有这么两俄寸距离时，我陡地丧失了勇气。他十分泰然地冲我走了过去，而我则像皮球似的滚到了一边。这天夜里我又忽冷忽热地病了，还说胡话。可是蓦地一切却好得不能再好地结束了。头天夜里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再执行我那个要命的计划了，决定一切不了了之，我抱着这个目的最后一次上了涅瓦大街，只想随便看看——这一切我是怎么不了了之的呢？突然，在离我的敌人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我出乎意外地下定了决心，眯上眼睛，于是——我们俩肩碰肩地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我寸步不让，而且跟他完全平等地走了过去！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下，佯装毫无察觉；但他不过是假装，我坚信。而且我至今仍对此坚信不疑！当然，我吃亏大些；他比我强壮，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都不让，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处在与他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我回得家来，感到大仇已报。我兴高采烈。我洋洋得意，唱着意大利咏叹调。不用说，我是不会向你们描写三天以后我发生的那件事的；如果你们看过我写的第一章《地下室》，你们自己也猜得出来。那军官后来调到别处去了；现在我已经有十三、四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我的亲爱的，他现在怎么样呢？他又在横冲直撞地作践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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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每次青楼觅宿之后，我就感到非常恶心。我很后悔，于是我就赶走这后悔：太让人恶心了。但是慢慢慢慢地我也就对此习惯了。我对一切都会习惯起来，就是说，也谈不上习惯，而是有点自觉自愿地甘心同流合污。但是我有个解脱一切的办法，那就是（当然是在幻想中）遁入“一切美与崇高”之中。我龟缩进我那角落里想入非非，连续三个月不停地幻想，请诸位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不像个心慌意乱、小肚鸡肠、给自己的大衣领缝上德国栽绒的先生了。我突然变成了英雄。即使那位人高马大的中尉想来拜访我，我也不接见。当时我甚至想像不出他的模样。当时我到底幻想了什么，我怎么会因此而感到满足——这事现在就很难说清了，但当时我却对此心满意足。不过，即使现在，我也会对此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在青楼夜宿之后，我的幻想就变得尤为甜蜜和强烈，它与忏悔和眼泪，诅咒和狂喜一起来到我的心头。常有这样的时刻，我简直兴高采烈到极点，幸福极了，真的，甚至在我心中都感觉不出丝毫的嘲笑。有信，有望，有爱。【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三章第一三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是爱。”】正是这样，当时我盲目地相信，一定会出现某种奇迹，一定会出现某种外来的情况，使这一切豁然开朗；会突然出现某种相应活动的广阔天地，而这活动是有益的、美好的，而主要是完全现成的（究竟怎样——我也说不清，但主要应当是完全现成的），于是我突然下凡，降临人间，就差没有骑白马和戴桂冠了。次要的角色我是不屑做的，正由于此我在现实中才甘当最末，而且处之泰然。要么做英雄，要么做狗熊，中庸之道是没有的。正是这点害了我，因为在当狗熊的时候我还可以聊以自慰，在其他时候我当过英雄，而英雄则可以用自己的身影挡住狗熊：据说，普通人变成狗熊是可耻的，而英雄因为太高大了，不可能完全变成狗熊，因此有时候变成狗熊也无所谓。有意思的是“一切美与崇高”向我涌来的时候，有时也正是我夜宿青楼的时候，也正是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时候，它们就像零零星星的闪光一样不时出现，似乎在提醒人们它们的存在，然而它们并不是用自己的出现来扫荡这嫖娼与卖淫；相反却以二者的反差来使这嫖娼与卖淫显得更加有滋有味，而且出现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形成一种好的调味汁。这调味汁是由矛盾、痛苦和痛苦的内心分析调制出来的。所有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痛苦也就赋予我的寻花问柳以一种辛辣的味道，甚至意义——一句话，它们完全起到了好的调味的作用。这一切甚至不无某种深度。再说不这样我能同意去干这种简单的、下流的、直截了当的、引车卖浆之流才去干的宿妓嫖娼吗！我能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再说在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中有什么能够吸引我，使我夜半外出呢？不，您哪，我对这一切自有高尚的解脱法……
然而，在我的所有这些幻想中，在这些“躲进一切美与崇高以求解脱”中，我倾注了多少爱。主啊，我倾注了多少爱啊：虽然这是一种幻想的爱，虽然这爱从来没有实际运用于任何一件与人有关事情上，但是这爱还是很多很多，以至后来，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倒觉得没有应用它的必要了：这简直成了多余的奢侈。然而，到头来，这一切又总是极其顺利地转变成艺术（懒洋洋地而又令人陶醉地转变成了艺术），即转变成存在的美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是完全现成的，是硬从诗人和小说家那里偷来的，并利用它们来为一切公用事业和要求服务。比如说，我战胜了所有的人；不用说，大家在被粉碎后才无奈的、自觉自愿地承认我的所有优良品德，而我则宽恕了他们大家。我成了著名的诗人和宫廷高级侍从，我恋爱了；我拥有数不清的财富，并立刻把这些财富捐献给人类，【“地下室人”的这一幻想后来发展成“少年”的“罗斯柴尔德“思想（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银行世家，是西欧最大的财团。“少年”也想积聚巨大的财富，拥有无边的威力，然后把自己的百万家财赠送给人民，为人民造福（参见《少年》第一部第五章第三节）。】又立即向我国人民忏悔自己受过的耻辱，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耻辱，而是在自身中包含有许许多多“美与崇高”，许许多多曼弗雷德精神。【指某种孤傲而又崇高的精神。曼弗雷德是拜伦同名诗剧中的主人翁。该剧反映了“世界性悲哀”这一哲学思想。】大家都在哭泣和亲吻我（要不然，他们怎么是笨蛋呢），而我则光着脚、饿着肚子去宣传新思想，【指空想社会主义。】并在奥斯特里茨大败顽固派。【指1805年12月20日拿破仑一世在奥斯特里茨大败俄奥联军。这里暗指革命起义。】接着是高奏凯歌，颁布大赦令，罗马教皇同意离开罗马去巴西；【指拿破仑一世与教皇庇护七世的冲突。结果是拿破仑一世于1809年被逐出教会，而教皇庇护七世则实际上成了法皇的囚徒，长达五年，直到1814年才返回罗马。】接着在科摩湖畔的鲍尔格斯别墅为全意大利人举行舞会，因为科摩湖为了举行这次盛会特意搬到了罗马；【指1806年为庆祝法兰西帝国成立而举行的庆典，日期定在8月15日，即拿破仑一世的生日。鲍尔格斯别墅建于十八世纪上半叶，有喷泉、雕塑和美丽的建筑，当时属拿破仑的妹夫米洛.鲍尔格斯所有。科摩湖坐落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在科摩省，此处的意大利系指意大利人民的解放斗争。意大利在当时是革命的同义语。】接着是树丛中插曲，等等——你们好像不知道似的？你们一定会说，我自己也承认，经过那么多的陶醉和眼泪之后，现在又把这一切拿到市场上兜售，岂不卑鄙和下流。为什么卑鄙呢，您哪？难道你们以为我对这一切感到羞耻吗，你们以为这一切肯定就比你们生活中的随便什么事情更愚蠢吗，诸位？再说，请你们相信，我的有些主意还是想得很不错的……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发生在科摩湖呀。不过，你们说得也对：的确既卑鄙又下流。可是最下流的还是我现在居然在你们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更下流的则是我现在还敢这么说。不过，够啦，要不然就永远没完啦：反正一个比一个更卑鄙……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我怎么也无法连续进行幻想，我开始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需要，急切地想投身社会。急切地投身社会也就是我想去拜访我的股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他是我毕生惟一与之常来常往的人，对这个情况现在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也只有在我心情特别好，我的幻想达到了这样幸福的境界，以至于我一定想而且立刻就想与人们拥抱，与全人类拥抱的时候；而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至少拥有一个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除非在这时候，我才能去看他。但是要去看安东.安东内奇必须在星期二（他规定的日子）去，因此，必须永远把同全人类拥抱的需求赶在星期二之前使之达到高潮。这位安东.安东内奇住在五角地，【五角地在彼得堡，有三条街巷和一条出城的马路在此交汇。】住在四层楼上，有四个小房间，房间矮矮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小，一副十分经济拮据和十分寒酸的样子。他有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一位姑妈，她负责给大家斟茶。两个女儿——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两人都是翘鼻子，在她们面前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她俩老窃窃私语和嘿嘿嘿笑。主人通常坐在书房里的一张皮沙发上。沙发前摆着一张小桌，跟一位白发苍苍的客人坐在一起，这人或是本部门的一名官员，或者甚至是外单位的一个什么人。除了两三位客人，而且总是同样的一些人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他们在谈论消费税，【这里可能指酒税。】谈论枢密院的拍卖会，谈论薪俸，谈论职务升迁，谈论司长大人，谈论取悦上峰的手段，等等，等等。我耐着性子，像个傻瓜似的坐在这些人身旁，而且一坐就是三四个钟头，听他们说话，至于我自己，既不敢也不会与他们交谈，连一句话也插不上。我坐在那里发呆，每次都要出好几回汗，我处于一种麻痹状态，但是这很好而且很有益。回到家后，在若干时间内，我就不再想与全人类拥抱了。
话又说回来，我似乎还有个朋友，他叫西蒙诺夫，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中学同学在彼得堡大概很多，但是我从来不同他们来往，甚至在街上见到也不打招呼。说不定，我之所以要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为的就是不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与我整个可憎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我诅咒这中学，诅咒这可怕的艰难岁月！总之，我一出学校就立刻与同学们分道扬镳。只有两三个人，我见了面还打声招呼。其中包括西蒙诺夫，他在我们学校毫无出色之处，为人稳重而又文静，但是我却很欣赏他的性格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是正直无欺。我甚至不认为他的脑子很笨。曾经跟他相当要好，但为时不长，不知怎么突然罩上了一层迷雾。他明显为这些回忆感到苦恼，似乎一直在担心我会回到从前对他的态度。我疑心他十分讨厌我，但我还是常常去看他，因为我还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讨厌我。
于是有一回，星期四，我受不了孤独，同时也知道，星期四安东.安东内奇家的门是关着的，因此就想起了西蒙诺夫。我爬上四楼找他的时候，正是想到这位先生讨厌我，我不应该去找他。但是因为事情到头来常常是这样：尽管考虑到了这些，可是好像跟我存心作对似的，偏偏变本加厉地促使我钻进这种暧昧境地，于是我就推门进去了。我在此以前最后一次见到西蒙诺夫几乎已经过去了一年。
3
在他那儿，我还碰到我的另外两位老同学。他们大概在谈论一件很重要的事。对我的到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几乎毫不理会，这甚至有点奇怪，因为我跟他们已经多年不见。显然，他们把我看成了一只最普通的苍蝇。甚至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这样鄙视我，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恨我。我当然明白，他们现在不把我放在眼里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仕途失意，因为我太不修边幅了，穿得邋邋遢遢，等等，等等，在他们眼里我简直就是块没有能耐和地位低下的活招牌。但是我还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么鄙视我。西蒙诺夫对我的到来甚至感到惊讶。这一切都使我很尴尬；我有点苦恼地坐了下来，开始听他们说什么。
这些先生正在认真地，甚至热烈地谈论他们想在明天举行的送别宴，他们想一起聚餐，给一位当军官的他们的同学兹韦尔科夫送行——他将远行，到外省去工作。兹韦尔科夫先生也一直是我的中学同学。从高年级起我就特别恨他。在低年级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既漂亮而又活泼的小男孩罢了。然而还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就恨他，我恨他就因为他是个既漂亮而又活泼的小男孩。他的学习一直不好，而且越往后成绩越差；但是他却顺利地毕业了，因为他有靠山。他在我校上学的最后一年得了一笔遗产，有两百名农奴，因为我们都几乎很穷，他甚至在我们面前抖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但心肠还好，甚至在他因为有钱而神气活现的时候也一样。至于我们，虽然表面上摆出一副诚实而又高傲的样子，但却不切实际而又空话连篇，除了不多几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向兹韦尔科夫献媚讨好，于是他就更加夸夸其谈，大吹法螺。我们之所以讨好他，倒不是因为想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得天独厚，是个有福之人。而且不知怎么我们还习惯于认为兹韦尔科夫是个行家里手，为人机灵而又风度翩翩。最后这点使我尤为恼火。我恨他说起话来那种刺耳的、自以为是的声音，我恨他崇拜他自己说的俏皮话，其实他说的俏皮话非常蠢，虽然他口没遮拦，敢于乱说；我恨他那张虽然漂亮但却愚蠢的脸蛋（不过，我倒很乐意用我这张聪明的脸同他交换），以及他那种四十年代军官们的无拘无束的举止。我恨他常常说他将怎样赢得女人的芳心（他不敢在他还没有取得军官的肩章之前，就开始同女人鬼混，因此他迫不及待地等着当军官），还说什么到时候他将动辄与人决斗。我记得，一向沉默寡言的我，突然跟兹韦尔科夫吵了起来，因为有一回在课余时间他跟同学胡侃，谈到他未来的风流韵事，谈到兴头上，竟像小狗在太阳下撒欢似的突然宣布，他将不放过他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乡下小妞，还说这叫droit de seigneur，【法语：领主权，即初夜权。】而庄稼汉们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们，并向所有这些大胡子混蛋加收一倍的租子。我们那些下流东西还向他鼓掌，我则跟他对骂，完全不是因为可怜那些姑娘和她们的父亲，而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对这么一个不足挂齿的人居然有人使劲鼓掌。我当时骂赢了，但是兹韦尔科夫，人虽然笨，却性格开朗而又放肆，居然一笑了之，甚至，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完全战胜他：他赢得了笑声。后来他又好几次赢了我，但是并无恶意，而是笑嘻嘻地、开玩笑似的，不经意地赢了。我恶狠狠地、轻蔑地不理他。他毕业后曾主动接近我，我没有十分拒绝，因为这使我很得意，但是我们很快也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后来我听说他当了中尉，在部队里很得意，还听说他经常饮酒作乐。后来又传来了其他风声——说他官运亨通。在街上，他已经不再跟我打招呼了，我疑心，他怕跟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打招呼有失他的身份。有一次我还在剧院里见过他，他坐在第三层的包厢里，肩上已经佩着穗带了。他正围着一位老将军的几位千金弯腰曲背地大献殷勤。这两三年中他变得不修边幅，虽然仍一如既往地英俊潇洒而又伶俐乖巧；他不知怎么显得有点浮肿，开始发胖了；看得出来，三十岁以前他肯定会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我那帮同学就是想给这么一个终于要离开这里的兹韦尔科夫设宴送行。这三年来他们跟他一直有来往，虽然他们自己在私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能同他平起平坐，我对这点深信不疑。
西蒙诺夫的两位客人中有一位叫费尔菲奇金，是个俄籍德国人——小个儿，尖嘴猴腮，一个对谁都取笑的蠢材，从低年级起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卑鄙无耻而又大胆放肆，爱吹牛，自命不凡，而且非常爱面子，虽然，不用说，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是兹韦尔科夫的崇拜者之一，这些崇拜者出于私心拼命巴结他，常常向他借钱。西蒙诺夫的另一位客人叫特鲁多柳博夫，是个不起眼的小伙子，是个军人，高个儿，老板着脸，为人相当老实，但是他敬佩任何成功，只会谈论提拔和升迁。他跟兹韦尔科夫似乎是什么远亲，这（说句蠢话）就赋予他在我们中间以某种地位。他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他对我的态度虽然不很礼貌，但还过得去。
“行啊，就每人出七个卢布吧，”特鲁多柳博夫说，“我们仨，总共二十一卢布——可以好好撮一顿了。兹韦尔科夫当然不必付钱。”
“既然我们请他，那当然。”西蒙诺夫说。
“难道你们以为，”费尔菲奇金傲慢而又热烈地插嘴道，倒像一个厚颜无耻的奴才在吹嘘自己的主人——将军肩上有几颗星似的，“难道你们以为兹韦尔科夫会就让我们付钱吗？他会出于礼貌接受我们的邀请，可是他肯定会自掏腰包出半打酒的。”
“哎呀，我们四个人哪喝得了半打酒呀。”特鲁多柳博夫说，只注意半打酒。
“那就这样定了，三个人，加上兹韦尔科夫四个人，二十一卢布，在Hotel de Paris，【法语：巴黎饭店。】明天下午五点。“西蒙诺夫最后总结道，他被推举为管事。
“怎么是二十一卢布呢？”我有点激动地说，看来，甚至都生气了，“如果算上我，那就不是二十一卢布，而是二十八卢布了。”
我原以为，我这么突如其来而又出乎意外地把自己算在内，甚至做得很漂亮，他们大家一定会一下子被征服，对我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难道您也想参加？”西蒙诺夫不满地说，眼睛有点躲躲闪闪，不敢看我。他对我了如指掌。
因为他对我了如指掌，我一下子火了。
“为什么呢，您哪？我似乎也是同学吧，不瞒您说，你们绕开我，我甚至感到很生气。”我差点又激动起来。
“上哪找您呀？”费尔菲奇金粗声粗气地插嘴道。
“您一直跟兹韦尔科夫不和。”特鲁多柳博夫皱起眉头补充道。但是我抓住这话不放。
“我认为谁也没有资格对这事说三道四。”我声音发抖地反驳道，倒像天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似的。“说不定正因为过去不和，我现在才想参加。”
“哼，谁明白您要干什么……居然有此雅量……”特鲁多柳博夫冷笑道。
“算上您也行啊，”西蒙诺夫对我说，“明天下午五点，在Hotel de Paris；别弄错了。”
“钱！”费尔菲奇金小声说，用头指着我，但是他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甚至西蒙诺夫都感到不好意思了。
“行啦，”特鲁多柳博夫站起身来说道，“既然他很想参加，就让他参加吧。”
“要知道，我们这是朋友间自己聚聚。”费尔菲奇金发怒道，也拿起了帽子。“这不是正式聚会。也许，我们根本不想让您参加呢……”
他们走了；费尔菲奇金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特鲁多柳博夫倒是勉强点了点头，但是眼睛没看我。西蒙诺夫同我四目对视地留了下来，似乎又恼火又有点犹豫不决，异样地看了看我。他没有坐下，也没有请我坐。
“唔……是啊……那就明天吧。现在您能交钱吗？我不过是想心里有个数。”他不好意思地嘟嘟囔囔道。
我一下子涨红了脸，但是在脸红的同时，我想起，在很早以前，我曾经欠西蒙诺夫十五个卢布，不过，这事我倒从来没忘，但也从来没有还给他。
“您也知道，西蒙诺夫，我到这儿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因此我很遗憾，忘带了……”
“好，好，无所谓。明天吃饭的时候交也行……我不过想知道……您，请便……”
他不再言语，开始更加懊恼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踱步时开始用脚跟着地，因此脚步声特响。
“我没有耽搁您的时间吧？”在沉默了两三分钟后，我问道。
“噢不！”他猛地惊醒，“就是说，说真话——是的。您瞧，我还得去一个地方……就这儿，不远……”他用一种表示抱歉的声音，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道。
“啊，我的上帝！您怎么不言—语—呢！”我叫道，抓起了帽子，不过摆出一副天知道从哪学来的十分随便的样子。
“要知道，这不远……就两步路……”西蒙诺夫重复道，把我送到前厅，摆出一副忙忙叨叨的样子，其实这样子跟他完全不相称。“那就明天下午五点整！”他冲着楼梯向我叫道：我走了，他感到很满意。可我却气疯了。
“真是鬼迷心窍，真是鬼迷心窍让我搀和到这件事情里去！”我漫步在大街上，咬牙切齿地想，“而且是给这么一个卑鄙小人，给这么一个猪猡兹韦尔科夫送行！当然，不应该去；当然，应当嗤之以鼻；我怎么啦，难道捆住了手脚？明天我就写封信去告诉西蒙诺夫……”
但是我之所以怒火中烧，正是因为我很清楚，我肯定会去；而且故意要去；我去越是不策略，越是不成体统，我越要去。
甚至我不去还很有道理，因为根本就去不了：没有钱。我总共才有九个卢布。但是明天还得从中拿出七个卢布来付阿波罗这个月的工钱。阿波罗是我的用人，每月工钱是七个卢布，他自己管饭。
从阿波罗的脾气看，不付是不行的。但是关于这个混账东西，关于我这个祸害，以后有机会再说。
话又说回来，我知道，说到归齐，我是绝不会付给他工钱的，因此我一定要去。
这天夜里，我乱梦颠倒。这不足为奇：整个晚上我一直在回想我学校生活的那些艰难岁月，感到很压抑，可是却摆脱不开，挥之不去。我是被我的几名远亲硬送到这学校里去上学的，我依赖他们为生，而且关于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至今一无所知——当时，我孤苦伶仃，已被他们数落得呆头呆脑，成天闷闷不乐，一言不发，怪异地环视着周围的一切。同学们用恶意而又毫不留情的嘲笑迎接我，就因为我不像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但是我受不了他们的嘲笑；我不能那么不值钱地跟他们和睦相处，就像他们彼此都很合得来一样。我立刻开始恨他们，躲避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持着一种既胆小怕事，又似乎自尊心受到了损害那种无比的孤傲。他们的粗野使我愤怒。他们无耻地嘲笑我的脸，嘲笑我的粗笨的外貌；可是他们自己又是怎样一副蠢相啊！在我们学校，人的脸部表情不知怎么特别容易变蠢和变样。有多少长得非常漂亮的孩子到我们学校里来上学。可是过不了几年瞧着他们那样儿都叫人恶心。还在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心情抑郁地对他们感到奇怪；当时我就惊讶：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猥琐，他们做的事、他们玩的游戏和他们说的话是那么无耻。他们连最普通最起码的事都不懂，对许多这么有意义，这么惊人的事都不感兴趣。因而我不由得认为他们比我低级。不是被损害的虚荣心唆使我这么想的，看在上帝份上，请你们不要用令人生厌的官腔来反驳我，说什么“我只会幻想，可他们当时却已经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了”。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真正的生活也不懂，我敢起誓，他们最激怒我的正是这点。相反，他们用荒诞而又愚蠢的态度来对待最明显而又最刺目的现实，他们在当时就已经习惯了只知崇拜成功。所有正义的但却遭到凌辱和摧残的一切，都受到他们狠心而又可耻的嘲笑。把官衔的高低当作聪明的标志；才十六岁就已经在谈论温柔乡与安乐窝了。当然，这里有许多事是因为愚蠢，是因为在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的坏榜样。他们道德败坏到了反常的程度。当然，这也多半从表面看是如此，多半是佯装的玩世不恭；不用说，即使在道德败坏的背后，他们身上也常常闪现出青春和某种生意盎然的东西，但是，即使在他们身上有生意盎然的东西，也并不招人喜欢，因为它表现为某种胡闹。我恨透了他们，虽然说不定我比他们更坏。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敬我，并不掩饰他们对我的厌恶。但是我已经不希望得到他们的爱了；相反，我经常渴望他们的凌辱。为了使自己不受他们的嘲笑，我开始故意尽可能学得好一些，并跻身于头几名之列，使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再说他们大家也开始逐渐明白，我已经在阅读他们看不懂的书了，而且还懂得他们从来不曾听说过的东西（我们专业课所不包括的东西）。他们惊异而又嘲笑地看待这事，但是精神上却屈服了，何况连老师们也因此而注意到我。嘲笑中止了，但是却留下了不睦，形成了一种冷冰冰的紧张关系。最后我自己也受不了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与人交往，需要朋友。我曾经尝试过开始与某些人接近，但是这接近总显得不自然，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骨子里是暴君；我想不受限制地主宰他的灵魂；我想让他蔑视他周围的环境；我要求他高傲地同这环境彻底决裂。我用我的狂热的友谊把他吓坏了。我把他弄得眼泪汪汪，浑身痉挛；他是一个天真而又凡事顺从的人；当他完全听命于我时，我又立刻开始憎恨他，把他推开——好像我之需要他仅仅为了征服他；仅仅为了使他能够听命于我。但是我不可能征服所有的人；我的朋友也不像他们中的任何人，他只是一个最罕见的例外。我中学毕业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离开委派我担任的那个职务，以便斩断一切联系，诅咒过去，让过去化为乌有……只有鬼知道干吗在这之后我还要颠颠颠地去找那个西蒙诺夫！……
早晨，我早早地急忙起床，激动地跳下床来，倒像这一切马上就要开始实现似的。但是我相信，我生命中的根本性转折今天即将到来。也许因为不习惯，但是我一生中，即使在任何表面的哪怕是最琐屑的事情发生之初，我总觉得，我生命中的某个根本性转折肯定会马上到来。然而我仍旧像平常一样去上班，但是提前两小时溜回了家，以便准备。我想，主要是我不能头一个到，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高兴死了。但是这类主要的事有成千上万，所有这些事都使我激动万分，激动得筋疲力尽。我亲手把我的靴子擦了一遍；阿波罗是无论如何不肯一天擦两遍靴子的，认为没这规矩。我擦靴子时先从外屋把刷子偷进来，为的是不让他看见，以后看不起我。接着我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我的衣服，发现一切都又旧又破。我这人也太不修边幅了。制服也许还凑合，但是总不能穿着制服去赴宴呀。而主要是穿的那条裤子，膝盖上有块很大的黄色污渍。我预感到，单是这块污渍就会把我的人格尊严降低十分之九。我也知道这样想很低级。“但是现在顾不上想不想啦；现在应当面对的是现实。”我想，心情十分沮丧。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当时，我荒谬地过分夸大了这些事实，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浑身忽冷忽热，一阵阵哆嗦。我绝望地想像，这个“卑鄙小人”兹韦尔科夫一定会高傲而又冷淡地迎接我；那个蠢货特鲁多柳博夫一定会用蠢笨而又露骨的蔑视看着我；那个小爬虫费尔菲奇金为了讨好兹韦尔科夫一定会极其恶劣而又放肆地冲我嘻嘻窃笑；而西蒙诺夫肯定会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雪亮，他肯定会瞧不起我的低级的虚荣心和意志薄弱，而主要是——这一切是多么渺小，多么不登大雅之堂，多么庸俗啊。当然，最好根本不去。但是这又绝对办不到：如果有什么事开始吸引我，我非整个人一头扎进去不可。如果不去，以后我将会一辈子嘲弄自己：“怎么啦，胆小了，害怕现实了，发怵了！”相反，我非常想向这帮“废物”证明，我根本不是我自己想像中的那种胆小鬼。不仅如此：在胆小畏缩这种寒热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还不由得时时幻想独占鳌头，战而胜之，吸引他们，促使他们喜欢我——哪怕“因为我思想的高雅和无疑的风趣”呢。他们将会撇下兹韦尔科夫，他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满面羞惭，而我将压倒兹韦尔科夫。然后，我说不定倒会同他言归于好，把酒言欢，你我相称，但是对于我最可气也最可恨的是，我当时就知道，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实际上，我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想压倒他们，征服他们，把他们拉到自己这边来，即使我完全达到了目的，我自己也会头一个认为这样的结果一钱不值。噢，我一直在祈求上帝：让这一天快快过去吧！我在难以言说的苦闷中走到窗口，打开气窗，凝视着在纷纷扬扬飘落着湿雪的昏暗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