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第一天出现的漫天乌云，不仅笼罩了伦敦，而且笼罩了整个英伦三岛。那乌云持续了很长时间，对生活在它阴影之下的人们来说，这时间长到了后果不同寻常的地步。或者说，它也没有羁留多久，因为它不断受到狂风的袭击。英格兰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雨下得更勤，间隔更短，而且往往是风急雨骤。太阳偶尔露面，但它周围总是云雾缭绕，空气中的水气饱和了，于是阳光的缤纷色彩不复存在，紫、橙、红等颜色中的呆滞色调取代了十八世纪活泼的风景。在这伤痕累累、阴霾密布的天穹之下，包心菜不再碧绿鲜艳，白雪亦显得污迹斑斑。更糟糕的是，潮湿开始潜入每一所房屋。在一切危害中，潮湿最为邪恶，因为百叶窗可阻挡炎热的阳光，炉火可变严寒为温暖，惟有潮湿，它在我们的睡梦中偷偷潜入，无声无息，神出鬼没，无孔不入。木头因潮湿而膨胀，水壶因潮湿而长毛，铁器因潮湿而生锈，石头因潮湿而腐蚀。这个过程潜移默化，直到有一天，我们拉开抽屉或拎起煤桶，抽屉或煤桶在手中散了架，我们才会怀疑是这祸害造的孽。
于是，说不清哪一天哪一刻，不知不觉之间，英国的本性改变了。这一改变留下的影响无处不在。过去，一位体格强壮的乡绅，可以坐在屋子里，惬意地喝着麦芽酒，吃着牛肉，那屋子的设计或许出自亚当兄弟之手(亚当兄弟，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18世纪英国建筑师和家具设计，新古典主义“亚当式”建筑风格的创始人。)，很有古典气派。现在不行了，他开始觉得寒气逼人，不免在膝上围了毛毯，开始留长胡须，系紧裤腿。而且这位绅士腿部感觉到寒冷很快移到家里，为了保暖，他把家具覆盖起来，墙上挂了壁毯，桌上蒙了台布，屋里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裸露的。后来，饮食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发明了松糕和烤面饼，咖啡取代了饭后波尔多葡萄酒。此后，咖啡引出喝咖啡的起居室，起居室引出玻璃柜，玻璃柜引出人造花，人造花引出壁炉台，壁炉台引出钢琴，钢琴引出起居室抒情歌曲，而抒情歌曲又引出(我们跳过了一两个阶段)无数的小狗、地垫和瓷器装饰品。家彻底地改变了，它已经变得无比重要。
屋外，常春藤繁芜茂盛，这是潮湿的另一结果。曾经光秃秃的石头房子，现在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绿苔。所有的花园，无论原本设计得多么堂皇，无不灌木丛生、荒草芜秽、迷宫密布。在婴儿出生的卧室，凡有光线透进的地方，当然是一片模糊的绿色。成人活动的起居室，光线穿透过褐色和紫色的长毛绒窗帘。然而，变化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潮湿亦侵袭到人体内。男人感到内心的冰冷和头脑的迷乱。他们竭力将情感蜷缩到某个温暖的角落，不断尝试一个又一个逃避的手段。爱情、生育和死亡都局限于各式华丽辞藻之中。两性的距离愈拉愈远，双方甚至忍受不了坦诚的交谈，只能小心翼翼地相互回避，极力掩饰。恰似常春藤和常青树在屋外潮湿的泥土中疯长，同样的繁殖力也在屋内表现出来。普通女人的生活就是连续不断地生育。十九岁嫁人，三十岁时已有十五个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双胞胎比比皆是。于是大英帝国应运而生。于是句子膨胀，形容词成倍增加，抒情诗变成了史诗，因为潮湿没有停止，反而像侵入木头一样侵入了墨水瓶。区区小事，原本只能作为专栏文章的主题，现在可以写成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欧斯比俄斯·查布将是我们的见证人，他目睹了这一切如何对生性敏感的人的头脑发生影响，却根本无法加以阻止。在他的回忆录里，接近尾声处有一段话，描述一天上午，他在对开本上写了三十五页“废话”，然后拧紧墨水瓶盖，来到花园散心。他很快发现自己纠缠在灌木丛中，数不清的树叶在他头顶上方嘎吱作响，闪闪发光。他觉得自己“脚下踩碎了多得数不胜数的霉菌”。花园的尽头，有一堆潮湿的篝火冒着浓烟。他思忖道，世上的火，无论多大，也无望吞噬那一大片由植被生成的障碍。举目四望，植被繁芜错杂。黄瓜“蜷曲着爬过草地，伸展到他脚边”。硕大的菜花，长得高过一个又一个露天平台，直到按照他的混乱的想象，可与榆树比肩。母鸡接二连三下蛋，蛋的颜色浅浅的。这时，他叹了口气，记起自己的繁殖力和他可怜的妻子简，此刻她正在屋里，忍受第十五次分娩的阵痛。他自问还有什么可责怪那些禽类的呢?他仰视苍天。天堂本身，或天堂的前厅、即天空，岂不就意味着上苍赞同或鼓励这种繁殖吗?因为在那里，年复一年，无论冬夏，乌云如同鲸鱼一般——或者说如同大象一般——翻滚，他这样沉思着。但是，不，万里云霄给他留下明明白白、挥之不去的影像；整个天空就是一张宽大的羽毛床，覆盖在英伦三岛之上；菜园、卧室和鸡窝的繁殖力毫无例外在那里得到复制。他走进屋里，写下上面引用的那段话，然后把头放在瓦斯炉上，待人们发现时，他已经一命呜呼了。
这种情况在英国各地延续，但奥兰多尽可以隐居在布莱克弗里亚斯的家中，只当气候没有变，人们依旧能够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穿裙子穿裤子两可。不过到最后，甚至她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世纪初的一个下午，她驱车穿过圣詹姆斯公园，还是她那辆镶木板的老式马车。这时，偶尔照临大地的阳光，有一束挣扎着穿透云层，给云彩镶上色彩缤纷的奇异花纹。既然十八世纪一碧如洗的天空不复存在，现在这样的景观成了奇观，足以让她放下窗子，放眼眺望。云彩呈紫褐色和火红色，令她想起爱奥尼亚海垂死的海豚，那种极度痛苦产生的快感，证明不知不觉之中，她已受到潮湿的感染。但让她惊奇的是，日光照射到地面时，似乎产生或者说照亮了一座金字塔、一场百牲祭，一堆战利品(因为它有一种筵席的气氛)。无论怎么说，那都是一大堆乌七八糟、相互抵牾的物品，杂乱无章地堆在现在矗立着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地方!一个有花叶雕饰但已磨损的巨大十字架竖在那里，上面垂挂了寡妇的丧服和新娘的面纱。水晶宫、柳条婴儿车、军用钢盔、纪念花圈、裤子、八字胡须、婚礼蛋糕、大炮、圣诞树、望远镜、灭绝的怪物、地球仪、地图、大象和数学仪器与其他赘物联在一起，就像一个巨大的盾徽，左边被一位身着飘逸白衣的女郎支撑，右边的支撑却是个一个彪形大汉，身穿大衣和鼓鼓囊囊的裤子。把毫不相称的各类物品放在一起，全身披挂杂以半身裸露、花里胡哨杂以彩格呢，这一切都让奥兰多觉得大煞风景。她一辈子从未同时看到如此之多寒伧和丑陋的庞然大物。这可能是，其实这必定是阳光照射水淋淋的空气所起的作用。一阵微风吹过，它就会消失殆尽。尽管如此，她乘车经过时，它却好似必定会永存下去。她缩回车里，觉得风雨雷电和阳光，一切都永远毁灭不了戳在那里的花哨玩艺儿。它的鼻子会斑驳脱落，喇叭会生锈；但它们会留在那里，永远指向东西南北。马车驶上宪法山，她回头看去。是的，它在那里，它在——她从男式裤子的表袋中掏出怀表——正午十二点的阳光下放射着光芒。再没有什么玩艺儿比它更乏味、更无想像力、对黎明与黄昏的暗示更无动于衷了，而它又经过如此精心谋划，打算永存下去。她下决心不再看它一眼。她已经感到自己的血流得很怠惰。然而更奇特的是，经过白金汉宫时，她的面色渐趋绯红，是一种鲜艳而罕见的红。有一股超凡的力量迫她低下头来看自己的膝盖。突然，她看到自己穿着黑色的马裤，不觉大惊失色，一路脸红到乡间宅邸。想想看四匹马小跑三十英里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希望她的脸红可以给人看作是贞洁的明证。
一到乡间大宅，她立即循着此时情理中最迫切的需要，抓起一条花锦缎被，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她对巴特洛莫寡妇(她接替善良的老格里姆斯迪奇当上管家)解释说这是因为她很冷。
“我们大家都一样，我的夫人，”那寡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口气中透出一股离奇、悲哀的满足，“墙都在冒汗。”这一点毫无疑问，她只要把手放在橡木板墙上，指痕就会印在那里。常春藤一个劲儿地疯长，许多窗户都被它封死了。厨房里黑乎乎的，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壶，哪里是箩。一只可怜的黑猫被错当煤块，铲进了炉膛。女佣大多已穿上三四条红色法兰绒的衬裙，虽然这时是八月天。
“夫人，”那好女人问，抱了(着)双臂，金十字架在胸前上下起伏，“女王，保佑她，她穿的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来着?”这好女人吞吞吐吐，脸都红了。
“圈环衬裙，”奥兰多替她说出口(因为这个词儿已经传到了布莱克弗里亚斯)。巴特洛莫太太点点头。眼泪顺着她的双颊淌下来，但她泪中含笑。因为哭是一件快乐的事。她们岂不都是柔弱女子?穿圈环衬裙岂不就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这一真相，惟一的真相、重要的真相，然而又是可悲的真相，每一谦卑女子总是尽力否认这一真相，直到无法否认、无法否认她将生育一个孩子这一真相?其实是生育十五到二十个孩子，于是一位谦卑女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否认每年至少有一天必会真相大白的事实。
“松糕热着呢，”巴特洛莫太太说，一边抹眼泪，“在书房里。”
奥兰多裹着一条花锦缎被，面对一碟松糕，坐了下来。
“松糕热着呢，在书房里，”奥兰多一边喝茶，一边模仿巴特洛莫太太那做作的伦敦东区口音，装腔作势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可怕的伦敦东区土话。啊，不，她讨厌这淡而无味的液体。她记得，就是在这房间里，伊丽莎白女王叉开腿站在壁炉旁，手握一只颈短肚大的啤酒壶。伯格雷勋爵大大咧咧，说话时不用虚拟语气，而用了祈使句，女王猛地将酒壶掷到桌上。“小东西，小东西，”奥兰多仿佛听见她在说：“‘必须’一词岂可随便对君主使用?”酒壶磕到桌上，现在还有痕迹。
奥兰多跳起来，仅仅想到那尊贵的女王，她就必得这样做，但她给被子绊了一下，跌回到椅子上，不禁咒骂了一句。她想，没办法，明天只得去买二十码黑色邦巴辛毛料，可能还得更多，做条裙子。然后(此处她脸红了)还得去买圈环衬裙，然后(她的脸又红了)是婴儿摇篮，然后是另一条圈环衬裙，等等，等等……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可以想见谦卑与羞愧几乎完美的交替重复。人们看到时代精神，时热时冷，吹拂着她的面颊。倘若时代精神有点儿不平衡，在为嫁人脸红之前先要为穿圈环衬裙脸红，那么，考虑到她的模棱两可的地位，和她以前不合常规的生活，她(甚至她的性别仍在争议之中)这样倒也情有可原了。
终于，双颊的红晕恢复了稳定，似乎时代精神——倘若这确实是时代精神——休眠了一段时间。这时，奥兰多开始在怀里摸索，好像是在找寻某个小盒子，或者说是失落了的爱情的信物。但她掏出来的并不是这类玩艺儿，而是一卷纸，上面有大海、血和旅行的污渍，那是她的诗作《大橡树》的手稿。她怀揣它经过了那么多年，历经千难万险，其中许多页污迹斑斑，有些页残破不全，因为住在吉卜赛人中间时，她一直处于无纸写字的窘境，只得在页边写满了字，行与行之间勾来勾去，整个手稿看起来就像一片针脚儿绵密的织补物。她翻回到第一页，日期一五八六年，是她自己那稚嫩的男孩笔迹。她一直在写这首诗，迄今已近三百年。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于是，她开始掀书页、蘸墨水、一会儿字斟句酌、一会儿一目十行，边看边想，所有这些年，她真的没有多少改变。她曾是郁郁寡欢的少年，像所有少年一样迷恋死亡；后来她变得多情而轻佻；又变得洒脱而玩世；她时而尝试散文，时而尝试戏剧。但如今一想，变来变去，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她还是同样内向，喜爱沉思默想，她依然喜欢动物和自然，酷爱乡
村和四季。
“毕竟，”她站起来，走到窗前，“一切都没有变。房子、花园原封未动。椅子没有挪过地方，小玩艺儿没有卖掉一件。一样的小径、一样的草坪、一样的树木、一样的池塘，我敢说，甚至塘里的鲤鱼都是原来的。不错，王位上坐的不再是伊丽莎白女王，而是维多利亚女王，但那又有什么分别……”
这想法刚刚形成，仿佛是为了指认它的荒唐，房门豁然大开，司膳总管巴斯克特走进来，身后跟着管家巴特洛莫，他们是来收拾茶具的。奥兰多把笔浸了墨水，正准备写下她对万物亘古不变的感想，一块墨渍阻止了她，这墨渍在笔的四周泅开。她很是气恼，猜想是笔管出了毛病：裂了或者脏了。她再次把它浸入墨水，墨渍更大了。她试着继续写下去，却毫无灵感。在这之后，她开始装饰那块墨渍，给它画上翅膀和胡须，直到它看上去像个圆头怪物，似蝙蝠，又似毛鼻袋熊。至于写诗，有巴斯克特和巴特洛莫在屋里，哪里又有可能。但令她惊诧万分的是，她刚想到这里，那笔就开始旋转飞舞，流利地写起来。纸面上出现了工整的意大利斜体字，而她一辈子从没看过比这更乏味的韵体诗：
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环
连接生活疲惫不堪的锁链，
但我说过的神圣之言
啊，不会说得徒劳枉然!
年轻的女子，满眼晶莹的泪花
独自徘徊在月光下，
那泪水为远离的恋人挥洒
喃喃低语——
她不停地写，根本不睬巴特洛莫和巴斯克特在屋里一边咕哝抱怨，一边笼火和收拾松糕。
她又蘸了蘸墨水，提笔写道：
她的变化如此巨大，那朵柔嫩的康乃馨红云
当年曾覆盖她的双颊，仿佛黄昏
依偎天穹，闪烁玫瑰色的光彩，
如今已苍白失色，偶然现出
燃烧的鲜艳红晕，像火把照亮孤坟，
但此处，她倏地将墨水泼在纸上，希望永远挡住人们的目光。她浑身颤抖，心乱如麻。让不受意志控制的灵感驱动墨水流淌，再没有比这更可憎的事了。她究竟怎么啦?什么原因?难道是潮湿，还是巴特洛莫或巴斯克特?原因究竟在哪里?她追问着。但房间里空空荡荡，无人回答她的问题，只有雨打常春藤的滴答声。
与此同时，她站在窗前，开始觉得有一股奇特的刺痛和震颤遍布全身，仿佛她是由一千根金属细弦制成，微风轻轻吹拂，或有几根手指有意无意地在上面拨弄。她时而觉得脚趾刺痛，时而觉得骨髓刺痛。大腿骨四周有一些奇异无比的感觉。头发似乎竖了起来。手臂好似二十几年后发明的电报线那样发出嗖嗖和嘣嘣的声音。但所有这些焦躁不安，最后似乎都集中于她的两只手，然后是一只手，然后是那只手的一根手指头，最终它渐渐紧缩，围绕左手中指，形成窄窄一圈颤栗的感觉。她抬起那根手指，想看看是什么引起这不适的感觉。除了伊丽莎白女王赐给她的那只硕大的翡翠戒指，孤零零地戴在手指上，她什么也没看到。难道这还不够?她问道。那只戒指水色纯正，至少价值一万英镑。她所感到的战栗似乎在以古怪的方式(不过请记住，我们现在讲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最隐秘的一些表现)说，不够，还不够；而且带有拷问的色彩，好像在进一步问，这意味着什么?这疏漏，这奇怪的失察?直到可怜的奥兰多莫名其妙对自己左手中指有一种羞愧难当的感觉。这时，巴特洛莫进来请示，晚餐时她准备穿哪件衣服。奥兰多此时敏感多了，立即瞥了一眼巴特洛莫的左手，立即看到无名指上有一只粗大的黄色戒指，这是她过去从未注意的。那种黄，仿佛患了黄疸病似的。而她自己的无名指上却是光裸的，什么也没有。
“让我看看你的戒指，巴特洛莫，”她说，伸手欲把它摘下来。
巴特洛莫一惊，好像是有流氓当胸向她袭来，吓得退后两步，握紧拳头，猛地一挥，姿态极其庄重。“这可不行，”她凛然说道。夫人愿意的话，看就是了，至于摘下她的结婚戒指，无论大主教、教皇，还是在位的维多利亚女王，都休想逼她这样做。二十五年六个月零三星期前，她的托马斯把这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她戴它睡觉，戴它干活，戴它洗澡，戴它祷告；还打算戴着它进坟墓。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结结巴巴的。事实上，奥兰多明白她要说的是，就是凭了这结婚戒指上的光辉，她在天使中才有一席之地。如果她有一秒钟照管不周，它的光泽就会受到永久的玷污。
“天可怜见，”奥兰多说，站在窗前，看着鸽子在窗外戏耍。“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啊?真的，什么样的世界啊?”这世界之复杂，让她惊诧。她现在觉得，整个世界都套上了金指环。她进屋吃饭，结婚戒指数不胜数。她去教堂，结婚戒指触目皆是。她乘车出行，金戒指或仿金戒指，在每只手上闪着黯淡的光芒，它们或窄或宽，或普通或光滑。戒指充斥了珠宝店，它们不是奥兰多收集的那些闪光的人造宝石和钻石，而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环，上面没有宝石。与此同时，她开始注意到城里人的一个新习气。过去，人们经常会遇到姑娘小伙儿在山楂树丛中调情。奥兰多曾多次用鞭梢轻轻抽打他们，然后大笑着跑开。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对对男女如胶似漆般粘在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中央。女人的右手一律挽着男人的左手，手指紧紧扣在男人的手心里。常常是直到马鼻子撞到跟前，他们才会移动，即便如此，也是粘在一起，笨拙地移向路的一侧。
奥兰多只能假定对人类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他们粘在一起，一对又一对，但是谁把他们粘在一起，又是在何时，她无从猜测。似乎并不是大自然，因为她观察了鸽子、兔子和挪威犬，看不出大自然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方式，至少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是如此。在她所能见到的兽类中间，根本没有牢不可破的同盟。那么，难道是维多利亚女王?或是莫尔本勋爵(莫尔本勋爵，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任首相。)?对婚姻的伟大发现是否来自他们?但是，她沉思道，据说女王喜欢狗，而莫尔本勋爵，她听说，他喜欢女人。这很奇怪——很不雅观；不错，身体的这种如胶似漆，其中有某种东西与她的体面和卫生观相抵触。然而，伴随她的沉思默想的，是那根手指饱受刺痛和抽搐的折磨，让她几乎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它宛如女仆的白日梦，让人浑身无力，又不断撩拨人的神经。奥兰多因此而脸红，感到惟一可做的，就是买一只同样丑陋不堪的指环，如他人一样戴在手上。她这样做了，躲在窗帘的暗处，偷偷把它套在指上，心中觉得很是羞辱。但这于事无补，刺痛依然在继续，而且更剧烈、更不可抑制。那晚她彻夜无眠，第
二天早晨，拿出笔写作，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墨水在纸上留下一摊又一摊污渍。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情形出现，那就是她的笔缓缓而行，对早夭和腐朽大发议论。这甚至比大脑一片空白还糟糕，因为我们似乎不是用手指而是用全部身心来写作。奥兰多的情形就证明了这一点，控制笔的神经缠绕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钻心裂肺。虽然她的麻烦似乎在左手，但她可以感到自己已经鬼迷心窍，最终只得考虑铤而走险，以作补救之计，这就是彻底妥协，顺从时代精神，找一位丈夫。
这样做有悖她的天性，这一点我们已经表达得明白无误。当年大公的马车轮声逐渐远去，她脱口喊出的是“生活!恋人!”而非“生活!丈夫!”正是为了追寻这一目标，她迁到城里，奔走于前一章所描述的那个世界。然而，时代精神自有其不可违拗之处，它给所有试图抗拒者都带来巨大创痛，相形之下，那些识时务者的下场倒好些。奥兰多天生亲和伊丽莎白时代、王政复辟时期和十八世纪的精神，因此几乎觉不出从一个时代向另一时代的转变。但她的天性与十九世纪的精神格格不入，因此它击败了她，打垮了她，她知道自己前所未有地败在了它的手中。或许人的精神自有其归属；有人天生属于此一时代，有人属于彼一时代；奥兰多既然已是三十一、二岁的成年妇人，她的性格就已大体形成，容不得强扭了。
因此，她悲哀地站在起居室(巴特洛莫已把书房装饰得基督教的味道太浓)的窗前，已顺从地穿上圈环衬裙，它的重量坠得她直不起腰来。她以前穿过的衣服从来没有如此沉重、灰暗、碍手碍脚。她再不能与爱犬一起大步穿过花园，再不能轻快地跑上高坡，扑到大橡树下。她的裙裾拖带地上湿漉漉的树叶和稻草。插了翎毛的帽子给微风一吹就有掀翻的危险。薄薄的鞋子走几步路就会湿透，变成泥饼。她的肌肉失去了当年的柔韧。她变得非常神经质，惟恐护墙板后藏着强盗，而且一辈子头一次害怕走廊上有鬼魂出没。凡此种种，一步步逼迫她屈从无论是维多利亚女王还是别人的新发现，即无论男女，人人都有一个命定的终身伴侣，他供养她，或者说她由他供养，至死才分离。她觉得，有人可依靠，坐下来，甚至躺下去，永远永远不起来，也是一种慰藉。因此，尽管她过去那么骄傲，时代精神还是对她发生了作用。而且就在她的情绪低落到如此不同寻常的地步时，那些夹缠不清又让人困惑的刺痛变成了曼妙的旋律，直到似乎是天使在用雪白的手指拨弄琴弦，她全身都沉浸在简洁无瑕的和谐之中。
然而，谁能是她的依靠呢?她向瑟瑟秋风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已是十月，天气依然阴雨连绵。这个人不会是大公，他早已娶了一位贵妇，在罗马尼亚猎兔好多年了。也不会是M先生，他皈依了天主教；不会是C侯爵，他正在博坦尼湾(澳大利亚地名，19世纪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缝麻袋；也不会是O勋爵，他早就葬身鱼腹。反正，她的所有密友都不在了；而德鲁瑞巷的奈尔和基蒂们，虽然颇得她的欢心，只怕很难靠得住。
“我能依靠谁呢?”她问，仰望天空中翻卷的流云。她跪在窗台上，轻拍双手，一幅楚楚可怜的女儿家形象。她说话不由自主，拍手不由自主，恰似她的笔写起来完全不听她的使唤。因此说话的不是奥兰多，而是时代精神。不过无论是谁，反正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秃鼻鸦在秋日里紫色的云彩间上下翻飞。雨终于停了，空中现出一道彩虹，诱得奥兰多在晚餐前戴上那顶簪了羽毛的帽子，穿一双系带的小巧鞋子，来到了屋外。
“除了我，一切都是成双成对，”她想，闷闷不乐地穿过庭院。天上飞着的秃鼻鸦，甚至连卡努特和皮平，那个傍晚似乎也都有一个伴儿，尽管它们的结盟很短暂。“而我，这一切的女主人，”奥兰多想，“却是孤零零一人，形单影只。”经过大厅时，她瞥了几眼那数不清的窗子上的彩色镶嵌画。
此前，她从未有过这类想法。如今，它们已把她彻底击败。她没有砰地推开大门，而是用戴了手套的手轻叩，请看门人替她把门打开。人必须有人可依靠，即便是看门人也好，她想，几乎希望留下来，帮她在一桶红红的热炭上烤肉排。但她又不好意思讲出来，只好独自漫步到庭园。开始她有些畏缩，恐怕让偷猎者、猎场看守人，甚至听差的小厮看了笑话，奇怪一位贵妇怎么会独自四处行走。
她每走一步，都要神经质地四处张望，惟恐有男人隐在荆豆树后，或有只野牛低头向她拱来，用角挑起她抛向天空。其实，此间只有天空中翻飞的秃鼻鸦。一根铁青色的翎毛，从秃鼻鸦身上飘下，落到欧石南丛中。奥兰多喜欢野禽的翎毛，打从小时候就常常收集。现在她拾起这根翎毛，插到帽子上。四周的空气多少让她的精神一振。秃鼻鸦在她头顶盘旋、滑翔，翎毛一根接一根落下，在紫色的空气中闪烁着光芒。她尾随它们，来到沼泽地，又上了山，长长的斗篷拖在身后。她有很多年没有走这么长的路了。她从草地上捡起了六根翎毛，用指尖夹着，贴在嘴唇上，体味它们平滑的质感。就在这时，她看到山坡边有一汪水塘，闪着神秘的银光，恰似贝迪威尔爵士(贝迪威尔爵士，传说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抛人亚瑟王之剑的那个湖。空中一根翎毛飘飘摇摇，落入水塘中央。奥兰多全身在此刻感到一种奇特的狂喜。她痴迷地觉得，自己跟着这些秃鼻鸦来到了海角天涯，扑到湿软的草皮上，狂饮忘却之酒，而秃鼻鸦沙哑的笑声在她头顶上回旋。她加快脚步，跑了起来，却被欧石南粗硬的树根绊了一下，跌倒在地，跌断了脚踝骨，爬不起来。但她心满意足地躺在那里，耳边响着秃鼻鸦沙哑的笑声，睡菜和绣线菊的香气扑鼻。“我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她喃喃自语。“那就是沼泽。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低语道，欣喜若狂地接受草地冰冷的拥抱。她裹着斗篷躺在水塘边的洼地里。“我将长眠于此，”(一根翎毛落在她的额上。)“我找到了碧绿的桂冠，碧绿甚于海湾，我的前额将永远清凉。这些野禽的翎毛——猫头鹰的、欧夜莺的。我的梦将是荒蛮之梦。我的手将不戴结婚戒指，”她边说边从手指上褪下戒指。“草根将环绕它们。啊!”她叹了口气，头舒坦地靠在洼地湿软的枕头上。“我多年寻觅幸福，没有结果。我与声名擦肩而过；我从未有过爱情；生活——也罢，还是死了好。我认识众多男女，”她接着想；“但未有一人我真正明白。若能安息于此，惟有苍天在上，岂不更好——就像多年前吉卜赛人告诉我的那样。那是在土耳其。”她两眼直瞪瞪望向天空，云朵翻滚，堆积成奇特的金色泡沫，转瞬之间，她看到其中有条小路，一行骆驼，穿过红色沙尘笼罩的戈壁。驼队过后，只留下危岩林立的高山峻岭，她想象自己听到山口响起山羊脖子上叮当的铃声，漫山遍野的鸢尾和黄龙胆。于是，天空变了，她的视线慢慢下移，直至触到雨水浸润而颜色变暗的大地，看到南丘(英格兰南部的丘陵地带。)那大片山冈，沿海岸逶迤起伏；陆地分开的地方是大海，不时有船只驶过；她想象听到远处海上的炮声，开始以为“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又一想，“不对，是纳尔逊(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1805年在科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大败法国一西班牙联合舰队。)，”随后才记起那些战争早巳结束，这些是忙碌的商船；弯弯曲曲的河面上漂着扬帆的游船。她还看到黝暗的田野中星星点点散布的羊群和牛群，她看到农舍的窗间透出点点灯火，畜群中有灯笼漂移，是牧羊人和牧牛人在巡夜；然后，灯火熄灭，群星升起，密布夜空。她脸上盖着沾水的羽毛，耳朵贴着大地，睡意朦胧之间，听到地心深处，有锤子敲击铁砧的声音，抑或是心跳的声音?答、答、答，是锤子敲击铁砧，还是地心在跳，直到她觉得它变成了马蹄声；一、二、三、四，她数着，听到它绊了一下；然后愈来愈近，她可以听到细树枝折断和马蹄陷入湿沼泽的声音。那马几乎踩到了她。她坐了起来。朦胧的天光依稀映衬出一个高大的黑影，她看到一个男人骑在马上，凤头麦鸡在他四周扑扇着翅膀，惊起落下。他吓了一跳，勒住马。
“夫人，”那男子惊叫，跳下马，“你受伤了!”
“我死了，先生!”她答道。
几分钟后，两人订了婚。
第二天早上，两人坐在一起吃早饭，他告诉她，他名叫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是一位士绅。
“我知道这名字!”她说，因为他身上有某种浪漫、侠义、热情、忧郁，但坚定不移的气质，与这一怪诞、(仿佛深色翎毛般)华贵的名字很相配。这名字让她联想起秃鼻鸦双翼的铁青色光芒、它们沙哑的笑声、它们蛇一般打着旋儿落人银色池塘的翎毛，还有其他千百种我们即将描述的东西。
“我叫奥兰多，”她说。他已经猜到了。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倘若你看到一条洒满阳光的船，高张风帆，大摇大摆地从南太平洋驶来，穿过地中海，你立即会说，“这是奥兰多。”
事实上，尽管相识的时间很短，但最多只有两秒钟，他们就已勘破对方的本相，就像恋人间一向发生的情形。现在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需要填充，譬如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是乞丐还是富豪。他告诉她，他在赫布里底群岛有座古堡，现已破败，宴会厅成了塘鹅饱餐的地方。他曾是军人和水手，还到过东方探险，眼下正在去菲尔茅斯的途中。他要去那里与他的双桅帆船会合，但是风停了，非得刮西南风，他才能出海。奥兰多赶忙看看窗外风向标上的镀金豹。幸好豹尾一动不动地指向正东。“啊!谢尔，别离开我!”她喊道。“我疯狂地爱上了你，”她说。话刚出口，两人心中就同时产生了一丝可怕的疑虑。
“你是女人，谢尔!”她喊道。
“你是男人，奥兰多!”他喊道。
其后出现的是开天辟地从未发生过的一通责难和辩白。待这一切结束后，他们再次坐下来，奥兰多问他这西南风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向何方?
“合恩角(智利南部合恩岛的南角，南美洲的最南端。)，”他简短地说，脸红了。(因为男人也像女人一样脸红，惟脸红的原因大不相同罢了。)只是凭着她这一方的逼问，再加上直觉，她才猜出他一生都在用性命博取辉煌，即顶风绕合恩角航行。桅杆被掀翻，船帆撕成碎片(让他承认这些，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时，船沉没了，他是惟一的幸存者，漂一只木筏，身边只剩一块饼干。
“现如今男人大概也只剩这一件事可做了，”他怯怯地说，自己舀了一大勺草莓酱吃起来。她眼前现出这么一幅景象：桅杆折断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天旋地转，这个男孩(因为他不过是个男孩)一边吸吮自己酷爱的薄荷，一边大吼大叫，干脆地命令割断这个，把那个扔下海去。这情景让她眼里溢满了泪水，她注意到，这是甜蜜的泪水，胜过她以往流过的任何眼泪。“我是女人了，”她想，“我终于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她衷心感激邦斯洛普给了她这鲜有的、出乎意料的愉悦。若不是左脚瘸了，她本会坐到他膝上去。
“谢尔，亲爱的，”她又开始说，“告诉我……”于是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可能是合恩角，也可能不是。写下他们的叙谈，着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是如此默契，以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或者是说些愚蠢、乏味的事情，譬如怎样炒鸡蛋，在伦敦何处能买到上乘的靴子等等，这些事情离开了背景即光彩全无，而它们又确实有其惊人的内在之美。因为似乎根据自然那睿智的节约法则，我们的现代精神几乎可以省去语言；既然一切表达都不得体，那么最日常的表达就是得体的；而最普通的谈话往往是最有诗意的谈话，而最有诗意的谈话又恰恰是不可以写下来的。为此原因，我们在这里留下一大片空白，而我们又必须当这空白是填得满满的。
他们又如此这般地叙谈了几天。
“奥兰多，最亲爱的，”谢尔刚说到这里，外面出现一阵混乱，男总管巴斯克特进来通报，楼下来了两位警察，呈送女王的令状。
“带他们上来，”谢尔默丁很干脆地说，仿佛是在自己的甲板上。他本能地背剪双手，站在壁炉前。两位身穿深绿色制服、后腰挂警棍的警官走了进来，立正站好。行过礼节之后，他们遵命将一份法律文件递到奥兰多手里。从那一大堆封蜡、缎带、宣誓和签字判断，这文件绝对是至高无上地重要。
奥兰多迅速浏览一遍，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念出与这件事有密切关系的下列事实。
“ 官司有结果了，”她大声说，“有些对我有利，譬如……有些对我不利。在土耳其的婚姻被宣布无效(“我那时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谢尔，”她解释说)。子女属私生(他们说我与一位叫皮佩塔的西班牙舞女生有三子)，因此他们没有继承权，这很不错……性别?啊!关于性别怎么说?我的性别，”她庄严地宣布，“被无可争辩、毫无疑问地宣布为女性(刚才我怎么告诉你的，谢尔?)。现在永久归还我的财产，世代相传，限为我的男嗣继承，或在未婚的情况下”——此处她变得对这一法律措辞很不耐烦，说，“不会有未婚的情况，也不会有无嗣的情况，因此后面就不用念了。”于是她在帕尔默斯顿勋爵的签名下签了自己的名字。从那一刻起，她可以不受打扰地拥有她的头衔、宅邸和财产，但由于诉讼费用惊人，她的财产锐减，以至现在虽又重为贵族，却也因此家道中落。
这场官司的结果公布后(传闻行走之快，远远超过现在取而代之的电报)，全镇喜气洋洋，一片沸腾景象。
【人们套上各式四轮大马车，在大街上来回奔跑，马车中并没有载人。名为公牛和牡鹿的酒吧里都有人在演讲和辩论。小镇灯火通明。玻璃箱子中封着金盒子，石头底下压着钱币，成立了医院，老鼠和麻雀俱乐部也开了张。市场上焚毁了成打的土耳其女人模拟像，还有许多土里土气的小伙子，纸条从嘴上悬挂下来，上面写着“我是卑鄙的觊觎王位者”。不久，女王的米黄色小马一路小跑而来，带来女王要奥兰多当晚去温莎堡赴宴和过夜的邀请。奥兰多的桌上又像往常一样，堆满请帖。R伯爵夫人、Q夫人、帕尔默斯顿夫人、P侯爵夫人、W．E．格莱斯顿太太等人，纷纷恳请她光临，并提醒她，她们的家族与她的家族之间累世通好。】凡此种种，都如上文的做法，适于放在一个方括号中，原因在于它不过是一段插曲，在奥兰多的生活中无足轻重。她跳过它，继续生活。当篝火在市场上燃烧时，她正单独与谢尔默丁一起呆在黝暗的树林里。天气好极了，林木的枝杈在他们头顶上伸展开来，纹丝不动，若有一片树叶飘下，那金红相间的树叶会忽忽悠悠，在空中飘游半小时，最后终于落下，栖息在奥兰多的脚面。
“马尔，给我讲讲，”她会说(此处必须解释一下，在用他名字的头一个音节来称呼他时，她往往处于一种梦幻般含情脉脉、以心相许的状态，驯服，有点儿倦怠，好似香木在燃烧，而且这是傍晚，但又未到穿礼服的时候，屋外可能在下小雨，树叶因此而闪闪发光，杜鹃花丛中，一只夜莺在啼啭，从远处的农庄，传来三两声狗吠鸡鸣——所有这些，读者都应根据她的声音来想象)——“马尔，给我讲讲合恩角。”她说，于是谢尔默丁就会用树枝和枯树叶，还有一两个空蜗牛壳，在地上搭起一个合恩角的模型。
“这是北，”他说。“那是南。风起于这附近。双桅帆船正向西行驶；我们刚放下顶帆杆上的后桅纵帆；你看，就是在这里，这有点儿草的地方，船碰上了海流，你会看到，这是标出来的，在一我的地图和指南针哪里去了，水手长?——啊，谢谢!这就行，蜗牛壳那里就行。海流吃住了右舷，必须给艏斜帆桁上索具，否则船就要斜到左舷去，就是山毛榉叶落下的地方——因为你得明白，亲爱的——”他会这样不断说下去，而她，字字都听得仔细，并且对它们的意思心领神会。这就是说，无须他作任何说明，她即能看到浪尖上闪烁的磷光，侧支索上叮当作响的冰凌；看到他如何顶着大风爬上桅顶，在那里沉思人的命运；又如何下来，饮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上岸，被一黑女人迷住，后来又幡然悔悟，设法摆脱；读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决心写哲思录；买一只猴子；辩论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决定值得去合恩角，等等，等等。凡此种种，外加他所讲的其他无数事情，她都能领会，因此当他告诉她饼干吃完了，她回答说，是啊，黑女人很能勾引人，对不对?他发现她竟能一点儿不差地领会他的意思，不免又惊又喜。
“你能肯定自己不是男人?”他会迫不及待地问。她则会回声似地反问：
“你竟然不是女人，这可能吗?”然后他们必须立即来验证一下。因为两人都为对方的默契来得如此之快感到惊奇，都觉得这是一个启示，表明女子可宽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对此他们也必须立即加以验证。
于是，他们会继续谈下去，或者说是继续领悟下去。领悟在这个时代，已成为演讲的主要艺术，因为比之思想，言语正变得日益稀少，以至在读毕十遍伯克莱主教(伯克莱主教(1685—1753)，爱尔兰基督教新教主教，唯心主义哲学家。“饼干吃完了”即表示在暗处与一个黑女人亲嘴。{据此推论，只有最深刻的风格大师才能讲述真理。如果遇到一位用词简单的作家，人们可以毫不怀疑地断定，那倒霉蛋一定是在撒谎})的哲学后，他们就这样不断地谈下去，直到奥兰多的脚面覆盖了一层秋叶，厚厚的，金红相间。她站起来，独自走到树林深处，留下邦斯洛普一人坐在蜗牛壳中间，摆弄他的合恩角模型。“邦斯洛普，”她会说，“我走了。”她用他中间的名字“邦斯洛普”来称呼他，这向读者表明，她此时陷于孤寂的心境，觉得两人都是沙漠中的尘粒，只渴望去独自迎接死亡，因为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们死在饭桌上，或者像这样，死在户外秋天的树林里。尽管篝火在熊熊燃烧，尽管帕尔默斯顿夫人或戴尔比夫人邀请她每晚出去赴宴，对死的渴望依然征服了她。因此，说“邦斯洛普”，她实际上是在说，“我死了。”她像个鬼魂，穿过幽灵般苍白的山毛榉丛林，潜入僻静无人的树林深处，仿佛连那一点点声音和运动都停止了，她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出走——这一切，当她说“邦斯洛普”时，读者都应该从她的声音中听出，而且为了更好地解释这四个字，读者还应进一步想到，对他来说，它们也神秘地象征分手、与世隔绝，以及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上，在他那双桅帆船的甲板上，游魂般地踱步。
经过几小时死一般的枯寂，一只松鸦突然尖叫了一声“谢尔默丁”，她弯下腰，拾起一朵番红花，对有些人来说，这象征着同一个词。她把番红花和松鸦的翎毛一起插在胸前，那翎毛闪着蓝光，打着旋儿，穿过山毛榉林，落了下来。然后，她高声呼喊“谢尔默丁”，这声音在树林里回荡，最后传到他的耳中，他正坐在草地上摆弄蜗牛壳搭成的模型。他看到她、也听到她向他跑来，胸前插着番红花和松鸦的翎毛。他大声喊“奥兰多”，这最初意味着(切记当蓝色和黄色这样鲜艳的色彩在我们眼前混成一片时，我们的头脑中会产生幻象)蕨丛的摇摆起伏、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挣脱而出；结果是一条张满风帆的船，好似已缓缓航行了整整一夏天，正摇摇摆摆，高贵、倦怠而梦幻般地向你驶来，一会儿爬上浪尖，一会儿又跌人深谷。就这样，她突然高耸在你面前(你正在一条船的小蛤壳里，仰视着她)，所有船帆都在轻轻抖动，然后，瞧，它们全都落了下来，堆在甲板上，一大堆，就像奥兰多现在倒在他身边的草地上。
八九天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到了第十天，即十月二十六日，奥兰多正躺在蕨丛中，听谢尔默丁吟诵雪莱的诗(他能背诵雪莱的全部作品)。这时，一片叶子从树梢上飘落下来，开始还是慢悠悠的，突然疾飞旋转，掠过奥兰多的脚面。紧跟着飞来第二片树叶，然后是第三片。奥兰多打了个寒噤，脸色发白。起风了。谢尔默丁——但这时称他邦斯洛普更合适——一跃而起。
“起风了!”他喊道。
他们一起奔跑，穿过树林，风在他们身上贴满树叶。他们跑到大方庭，穿过它，又穿过许多小方庭，仆人们吓得扔下扫把、簸箕，跟在他们身后，来到小教堂。仆人们匆匆点燃零落的灯光，有人踢翻板凳，有人不小心熄灭了小蜡烛。钟声大作，召集人们前来。杜普尔先生终于到了，他一只手抓着自己的白领结，问祈祷书在哪里。人们把玛丽女王的祈祷书塞到他手里，他急忙很快地翻起来，一面说：“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奥兰多小姐，跪下。”他们跪下身来，阳光夹杂着阴影扫过彩色的玻璃窗，照在他们身上，时明时暗。在不断的开门关门声和好像敲铜锅的声响中，风琴响了起来，它发出低沉的轰鸣，时重时轻地交替着。年老的杜普尔先生提高嗓门，想盖过这一片喧嚣，却没有人能听得见他在说些什么。然后，忽然出现了片刻的沉静，一个类似“至死不渝”的词突然清晰地凸显出来，同时，全庄园的仆人不断涌进来，依然手握搂耙和鞭子，有人高声诵唱，有人祈祷，不时还会有只鸟儿撞到窗格上。一声霹雳突然响起，因此谁也未听到“服从”这个词，而且除了金光一闪，谁也未看到交换戒指。一切都在运动和混乱之中。他们站起身，风琴发出低沉的声音，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奥兰多小姐，手戴戒指，身穿轻薄的长裙，走出教堂，来到院子里。她抓住马镫，因为马已戴好嚼子配好鞍，背上仍然大汗淋漓，只等她丈夫翻身而上，他真的一跃而上，策马奔向前方。奥兰多立在那里，高声喊道：马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他答道：奥兰多!这几个字好似一群野鹰在钟楼间俯冲、盘旋，愈来愈高、愈来愈远、愈来愈快，直至撞到钟楼上，撞成碎片，如一阵雨珠坠落在地；她回到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