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回到屋里。屋里静悄悄的，一片沉寂。这里有她的墨水瓶、她的笔，还有中断了的诗稿，当时她正在赞颂永恒，巴斯克特和巴特洛莫进来送茶，打断了她，她正准备说，一切都没有变。然而，三秒半钟后，一切都变了，她跌断踝骨，坠人爱河，嫁给了谢尔默丁。
这一点，她有手上的结婚戒指为证。不错，她确是在遇到谢尔默丁之前，自己把它戴上的，但结果证明，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情况反而更糟。现在，她满心敬畏，很迷信地不停转动这戒指，生怕它从骨节上滑下来。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第三指上才行，”她说，孩童一样小心翼翼地重复学到的课程。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口气中也添了不少炫耀的色彩，仿佛希望某人无意中听到她的话，而此人的意见又是她极为看重的。现在既然终于能够理清思绪，她就很关心自己的行为会对时代精神产生什么影响。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与谢尔默丁订婚并嫁给他，在这件事上，她的所作所为，能否得到时代精神的赞许。她显然感觉好多了，自沼泽地之夜后，她再没觉得手指刺痛过，一次也算不上痛过。但她无法否认自己仍有疑问。不错，她是嫁了人，但她的丈夫总在绕合恩角航行，这能算是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他，这算是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上了其他人，这算是婚姻吗?最后，倘若世上她最渴望的依然是写诗，这算是婚姻吗?她很怀疑。
不过，她要来检验一下。她看看戒指，又看看墨水瓶。她是否有这个勇气?没有，她没有。但她必须这样做。不行，这不行。那她该怎么办呢?昏厥过去，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但她一辈子都没如此这般的精气神儿十足。
“真该死!”她大喊，又上来了过去的那股劲儿。“来吧!”
她拿起笔，狠狠地杵进墨水瓶。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并没有迸溅发生。她提笔出来，笔尖湿漉漉的，却没有滴滴答答。她写了起来，文思虽有些迟慢，但来总是要来的。啊!但它们来得可有道理?她思索着，忽然觉得心慌意乱，惟恐手中的笔又会不听使唤，闹出什么恶作剧来。她读道：
我行到一片野地，蔓布的绿草
因为低垂的贝母花萼愈见颓靡，
蛇一般的花朵，郁郁寡欢，陌生模样，
裹在沉闷的紫色中，好似埃及姑娘——
她边写边感到有个精灵(切记我们现在是与人类精神最朦胧的表现形式打交道)在她身后探头探脑，窥视她的写作。当她写到“埃及姑娘”时，那精灵让她停笔。绿草这个字嘛，用得还中规中矩，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用的戒尺，从头开始评说。低垂的贝母花萼，很妙。蛇一般的花朵嘛，这想法出自女士之口，或许过分了，但华兹华斯无疑会对它赞许有加；而姑娘这词?姑娘这词有必要吗?你说你有个丈夫在合恩角?那好啊，这就没问题了。
于是时代的精神传续下去。
奥兰多现在对时代精神心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心中)深深的感激。以小比大，就好似一个知道自己箱子里塞了一捆雪茄的旅行者，对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心存感激一样。因为奥兰多很怀疑，如果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的头脑，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的违禁品，为此她会遭重罚。她不过是勉强逃脱而已，靠的是耍了点小聪明，顺从时代的精神，例如戴上戒指，在沼泽地找到一位男人，以及热爱自然，不当讽刺家，不愤世嫉俗，也不当牛理学家，那等货色立即就会被人发现。她大大松了一口气，她确实很可以这样做，因为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无限微妙，作家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命运，全部系之于这两者之间达成的妥善。奥兰多做了如此安排，她现在处于非常幸福的状态，既不需要抗拒自己的时代，也不需要屈从它。她是时代的产物，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现在她可以写作，而且她也确实在写作。她写啊，写啊，写啊。
眼下是十一月。十一月过后是十二月。之后是一、二、三、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而后是六、七、八月。再后是九月。然后是十月，瞧，我们又回到十一月，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循环。
这样写传记，有其好处，却也多少空洞无味，长此下去，恐怕读者会抱怨，他自己也能背日历，何必按霍加思出版公司(1917年由弗吉尼亚·吴尔夫与丈夫共同创建，主要出版吴尔夫本人及其他一些新作家的作品)的所谓合适订价去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像奥兰多对我们这样，传记作者又有什么法子?任何一个值得我们去请教的人，都会同意生活是小说家或传记作家惟一适当的主题。这些权威人士还言之凿凿地说，生活与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毫不沾边。思想与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因此，既然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是奥兰多目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她结束胡思乱想之前，我们除了背日历、手捻了念珠祈祷、擦鼻涕、拨弄炉火、观望窗外，就别无它事好做了。奥兰多坐枉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甚至可以听到大头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倘若真有根大头针掉到地上也好啊!那也是一种生活。或者有只蝴蝶拍拍翅膀从窗子飞进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写写这件事。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杀死一只黄蜂。我们立即就可以提笔开写，因为那样就会有流血，即便只是一只黄蜂的血。哪里有流血，哪里便有生活。虽然与杀人相比，杀只黄蜂不过是区区小事，但它仍然更适合拿来当小说家或传记作家的主题，胜过整天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旁边放支烟、再放上纸笔和墨水瓶。我们可以抱怨说(因为我们正变得愈来愈不耐烦)，传主若能体谅传记作家的苦衷，该有多好!你已在她身上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找了如此之多的麻烦，现在还有什么比看到她完全溜出你的掌握更让你恼火呢?她沉迷于——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红一阵白一阵、目光时而灼灼炯炯，时而昏昏蒙蒙。亲眼目睹这一切情感骚动的无声表演，却明白引起它们的是思索和遐想这等不足挂齿的原因，难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到屈辱的吗?
但奥兰多是女人，帕尔默斯顿勋爵刚刚证明了这一点。描写女人的生活，人们的共识是，行动可以不论，只管讲述爱情。有位诗人说过，爱情是女人生存的要义。我们看一眼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是最适合这一使命的女子。当然，既然她是女子，又有美貌，且在妙龄，她很快就会不再煞有介事地写作和思索，开始哪怕思念一位猎场看守人(只要她是在想男人，无人反对女人思索)。然后，她将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无人反对女人写作)，约他星期日黄昏时分幽会，而星期日黄昏将至，猎场看守人将在窗下吹口哨。所有这一切，当然正是生活的本质，而且是小说惟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是不是肯定会做这些事情中的一件呢?唉，简直太遗憾了，奥兰多一件也没有做。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必须承认，奥兰多属于那些没有爱情的谬种?她喜欢狗，忠于朋友，酷爱诗歌，曾慷慨解囊，救济十来个饥肠辘辘的诗人。但爱情与善良、忠诚、慷慨或诗歌毫不相干。我们此处所说，是男性小说家定义的那种爱情，毕竟除此之外，何人还能有更大的权威呢?爱情就是褪去衬裙和——我们大家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没做那件事呢?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有做。那么，倘若我们的传主既不去爱，又不去杀人，只是思索和遐想，那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或她几乎是死尸一具，我们应该一走了之。
现在，留给我们的惟一对策，就是眺望窗外。窗外有麻雀、椋鸟、几只鸽子和一两只秃鼻乌鸦，都在忙着追求自己的时尚，或寻觅蚯蚓，或寻觅蜗牛，或振翅飞上树枝，或在草皮上行走一圈。一个男仆，腰上系着绿色台面呢围裙，穿过庭园。我们假定他与配餐室的某个女仆私通，不过在庭园里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我们只能希望结局圆满，然后一走了之。流云掠过天空,一片片，一团团，把草地映衬得忽明忽暗，变幻不定。日晷神秘如常，记录着时光的流逝。面对这千篇一律的生活，人的大脑开始懒洋洋地、徒然地抛出一两个问题。生活，它唱道，或者不如说它低吟，好似壁炉架上的一把水壶，生活，生活，你是什么?是明还是暗?是仆人的台面呢围裙，还是草地上椋鸟的阴影?
那么，在这个夏日的清晨，这个人人爱慕绚烂的花朵和蜜蜂之时，让我们走出去，探索。嗡嗡嘤嘤的椋鸟，站在簸箕沿儿上，啄食柴枝草棍间下人掉落的头发。让我们来问问它(它比云雀更会交际)的意见，我们倚在农舍的大门边，问道，什么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椋鸟叫着，仿佛它听到而且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有这种令人讨厌的窥探习惯，先在屋里提出问题，然后跑到外面东窥西探，掐几朵雏菊，恰似作家才思枯竭之时所做的那样。椋鸟说，然后，他们到这里来，问我什么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之后，我们沿着沼泽地中的小径，疲惫地登上高高的山脊，身下是深紫色的山岚。在那里，我们扑向大地；在那里，我们浮想联翩；在那里，我们注视一只螳螂，费力地把一根稻草运回洼地的老家。螳螂说，劳作就是生活(倘若可以给这种来回搬运冠以如此神圣又温柔的名称)，或者我们就是这样来解释它那被灰尘呛得窒息的喉管发出的呼呼声。蚂蚁对此表示赞同，还有蜜蜂。但我们躺在这里，若时间久长，可以问傍晚飞来的飞蛾。它们偷偷穿行在灰白色的轮生叶欧石南中。在我们耳边，它们轻轻发出疯狂的呓语，好似暴风雪中电报线发出的声音：嘻嘻，呵呵。笑声，笑声!飞蛾说。
我们已经问过了人、鸟和昆虫，至于鱼嘛，住在绿色洞穴、常年孤零、渴望鱼能张嘴说话的人们告诉我们，它们从不言语，因此可能知道什么是生活——一路问过后，我们并没有变得聪明，只是变得愈加衰老、愈加冷漠(难道我们过去没有祈祷有那么一本书，可以概括出一些我们称之为生活真谛的稀世珍宝吗?)得了，我们还是回去，直截了当地对翘首以待的读者说，关于什么是生活——天哪，我们一无所知。
此刻，仿佛是为了及时拯救本书不致夭折，奥兰多推开椅子，伸了伸胳膊，扔掉手中的笔，走到窗口，宣布：“大功告成!”
她几乎因眼前的非凡景象而趺坐在地。眼前是花园，花园里有几只鸟。世事依旧。在她写作的全部时间里，一切都在继续。
“我若死去，世界不会有任何变化!”她喊道。
她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她甚至想象自己已经死去，而她确实也觉得有些眩晕。有那么一会儿，她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窗外那美丽、冷漠的景象。最后，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苏醒过来。她怀中的手稿开始蠕动和跳跃，好似成了活物。更奇特的是，她和它是如此意气相投，奥兰多侧着头，可以听出它在说什么。它希望被人阅读。它必须被人阅读。倘若无人阅读，它会死在她的怀里。她平生第一次对自然生出激烈的反感。她周围有猎犬和玫瑰花丛。但猎犬和玫瑰花丛都不能阅读。这是上苍可悲的疏忽，而她过去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惟有人类具有这种天赋，因此人类成了必须。她摇铃唤人，吩咐立即备车去伦敦。
“还来得及赶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的火车，夫人，”巴斯克特说。奥兰多尚未意识到蒸汽机已经发明，她一直深深沉浸于人的生存的痛苦，这人虽然不是她自己，却完全系之于她。所以她这是第一次看到火车。她在一节车厢中坐下来，用毯子围好双膝，却没有去想“那了不起的发明，过去二十年来已(历史学家说)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目”(其实，这类事情发生的频繁程度要大大超过历史学家的预测)。她只注意到它满身煤灰，发出可怕的轰鸣声，窗户卡住打不开。她陷入沉思之中，不到一小时，就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到伦敦，站在查林克罗斯站的站台上，茫然不知所向。
十八世纪时，她在布莱克弗里亚斯的那所老房子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现在，那所老房子卖掉了，一部分卖给救世军，一部分卖给了一家雨伞厂。她在梅费尔另外购置了一所房子，卫生、舒适，位于时尚世界的中心。然而在梅费尔，她的诗就能如愿以偿吗?祈祷上帝，她想，记起贵妇们明亮的眼睛和老爷们匀称的双腿，那些人还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不过他们若是养成阅读习惯，就更糟了。那里有R夫人的公馆，公馆里还在继续同样的谈话，对此她确信无疑。那位将军的痛风可能从左腿移到了右腿。L先生可能与R而非T共度了十天。然后蒲伯先生走了进来。啊!但是蒲伯先生已经去世。当今的才子是谁呢，她好奇地想。但这不是一个能向脚夫提出的问题，于是她继续向前走。马头上发出的清脆铃声转移了她耳朵的注意力。一队队奇形怪状带轮子的小箱子，停在人行道边，排成行。她来到斯特兰德大道，这里更是喧嚣一片。形形色色的大小车辆夹杂在一起，拉车的或是纯种马，或是挽马，乘客或只有一位老年贵妇，或拥挤不堪，连车顶上都坐满头戴丝帽、留八字胡的男人。她的眼睛习惯了朴素的大开本书籍，马车、大车和公共马车看来惊人的不协调；她的耳朵习惯了笔的沙沙声，街上的喧嚣听来格外邪恶、刺耳。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绕过车水马龙，不停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涌去。道边的男人在兜售一盘盘小玩艺儿。街角的女人守着大篮春天的鲜花高声叫卖。男孩儿手举报纸穿梭于马鼻子之间，口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最初，奥兰多以为国家到了什么危急时刻，却闹不清是喜是悲。她急于从人们脸上找到答案，反而愈发的糊涂。这边过来一个人，满脸绝望，自言自语，痛不欲生。紧接着挤过来一个胖子，兴高采烈，仿佛全世界都在过节。她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此中既无规则也无逻辑可循。男男女女，各人忙各人的事。那么她该到哪里去呢?
她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沿一条街走下去，又沿另一条街折回来。街道两旁的大玻璃窗里，堆砌着手袋、镜子、晨衣、鲜花、渔竿、午餐篮子；彩带和气球悬挂了一圈又一圈，装饰着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品。有时，她经过一条条大道，两旁的房子静悄悄的，郑重其事地编了号，次第排到二、三百号。这些房子看起来一模一样，皆是两根柱子、六节台阶、两幅窗帘匀称地拉好，桌上铺排开全家人的午餐。一扇窗里，一只鹦鹉望向窗外另一扇窗里，一个男仆望向窗外。那般单调，直看得她头晕目眩。这时，她来到一个开阔的大广场，广场中央，一座座黑色雕像闪闪发光，皆是体态臃肿的男人，衣服扣子绷得紧紧的，还有腾跃的战马、高耸的柱子和飞溅的喷泉，鸽子在广场上飞来飞去。她沿着住宅夹出的人行道走啊，走啊，直走得饥肠辘辘。突然，有什么东西在她怀中颤动，仿佛在责备她怎么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是她的手稿《大橡树》。
她对自己的疏忽有些手足无措，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四周空空荡荡，宽阔、华丽的大街上连马车的影子也没有，只有一位老绅士正向她走来。他的步态中有某种东西，让她觉得似曾相识。他走得更近了，她肯定自己曾经见过他。但是在哪里呢?这位油光水滑、大腹便便的绅士，手里提根手杖，扣眼中插朵鲜花，面庞丰满红润，蓄着雪白的八字胡须，这可能吗?天啊，可能，就是他!她那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朋友尼克·格林!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她，而且记起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小姐!”他喊道，挥帽致敬，丝帽子差点儿掉到地上。
“尼古拉斯爵士!”奥兰多惊呼。从他的举止中，她凭直觉知道这个家伙如今已经发迹，受封骑士是肯定的，无疑还得了其他不少头衔。当年在伊丽莎白时代，他写一行字只能挣一便士稿酬，但他惯于恶言诽滂，曾对她和众多旁人极尽奚落讥诮之能事。
他欠了欠身，表示承认她的结论完全正确；他现在是爵士、文学博士和教授，著作等身。简言之，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的评论家。
邂逅多年前给她带来巨大痛苦的人，奥兰多心中掀起感情的轩然大波。难道这就是那个焦躁不安的讨厌鬼?把她的地毯踩出窟窿，在她的意大利壁炉上烤奶酪，大讲马洛等人的故事，听得她如醉如痴，几乎夜夜到天明。如今，看他却是衣冠楚楚，灰色的晨礼服，扣眼上别一朵粉色花朵，再配上灰色仿麂皮手套。她还在惊奇，他又深深鞠了一躬，问她能否赏光与他共进午餐?或许鞠躬此举有些多余，但对高雅教养的模仿却值得称道。她边想边跟在他身后，走进一家高级餐馆，里面清一色的红地毯、白台布、银制调味瓶，与那些老酒馆或咖啡馆没有丝毫相似之处。那些地方都是沙地、长条木凳，碗里盛了潘趣酒和巧克力，还有大张的报纸和痰盂。现在，他把手套整整齐齐放在身前的桌上。她依然难以相信他就是同一个格林。他过去指甲总有一英寸长，现在却很干净；过去胡子拉碴的下巴，现在刮得光光的。过去他的内衣袖口总是磨破，浸到肉汤里，现在却配上了金链扣。的确，直到他非常精心地点叫葡萄酒，令她忆起许久以前他对马姆齐甜酒的嗜好，她才确信他是同一个格林。“啊!”他轻轻舒了一口气，但仍有些做作。“啊!我亲爱的小姐，文学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这些人是巨人。德莱顿、蒲伯、艾迪生，这些人是英雄。他们，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布朗宁(布朗宁(1812一]889)，英国诗人)、卡莱尔（(1795—188D，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声音充满谴责的意味。“事实上，”他一边说，一边给自己斟上
一杯葡萄酒，“我们所有的青年作家，如今都被书商雇了来生产卖得出去的垃圾，赚钱付账给裁缝。’’他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盛了点儿开胃小吃。“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十足的造作和疯狂的猎奇。对所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一刻都不能容忍。”
“不，我亲爱的小姐，”他接着说，一面点点头，认可侍者拿来请他过目的脆皮大鲆鱼。“伟大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的时代每况愈下。我们必须珍惜往昔，尊重那些效法古代的作家，这些人所剩无几，他们写作不为报酬，而为……”听到此处，奥兰多差点儿喊出“荣悦!”两字。的确，她可以发誓，她所听到的与三百年前一字不差。当然，列举的名字不同了，但精神未变。尽管受封为骑士，尼克·格林没有变。当然，也不是一点儿没变。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效仿艾迪生(曾经是西塞罗，她想)，早晨躺在床上至少一小时(她骄傲地想，是她按季度付给他年金，他才有可能这样做)，翻来覆去地背诵最杰出作家的最杰出作品，然后再动笔，这样才能荡涤时下的粗俗，净化我们可悲的母语(她相信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他的喋喋不休几乎与三百年前完全相同，但她有时间问自己，那么他的变化究竟在何处?他变得肥胖，但他已年近七十。他变得光鲜整洁，文学显然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但他过去那种躁动和鲜活的生命力已经丧失。他的故事依然有声有色，却缺少了过去的随意和轻松。不错，他依然每隔一秒钟就要提一次“我亲爱的朋友蒲伯”，或“我那大名鼎鼎的朋友艾迪生”，但他的神情里透出的那种循规蹈矩让人沮丧。况且，他现在更乐于讲的，似乎是她的那些血亲的言谈行状，完全不像以前，大讲诗人的秽闻轶事。
奥兰多的失望无以名状。所有这些年(原因可以是她的与世隔绝、她的社会地位和她的性别)，文学在她心中，狂野如风，炽烈如火，迅捷如闪电；它飘忽流走、难以预料、突如其来。可现在，瞧，文学成了身着礼服、公爵夫人不离口的老绅士。她的失望是如此剧烈，以至上衣的一个扣袢或扣子进开了，什么东西掉了出来，落到桌上。是《大橡树》，一首诗。
“手稿!”尼古拉斯爵土说，戴上金边夹鼻眼镜。“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请允许我过目一下。”时隔三百来年，尼古拉斯·格林再次拿起奥兰多的诗作，放在咖啡杯和酒杯之间，开始读起来。不过现在，他的评判可与当年大相径庭。他一边翻阅，一边说这诗让他想起艾迪生的《卡托》，又说它可与汤姆逊的《四季》（詹姆斯·汤姆逊(1700—1748)，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歌咏自然的无韵诗
(四季》、长诗(自由)等，(四季)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相媲美。没有时代精神的痕迹，他很欣慰地说，诗中充满叮对真理、自然和人性的关注，在目下这一无耻、怪僻的时代，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当然，这诗应该立即出版。
说实话，奥兰多全然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这部诗稿她总是揣在怀里，尼古拉斯爵士觉得这一做法很好笑。
“你对版税有什么想法?”他问道。（ 版税的英文royalty也作王族讲，因此才有下句奥兰多对白金汉宫的联想。）
奥兰多听了，立即联想到白金汉宫和凑巧住在里面的一些愁眉不展的君主。
尼古拉斯爵士这回更是乐不可支。他解释道，他没有明说的是，如果他给(此处他提到一家名气很大的出版社)某几位先生写几个字，他们会很乐于把这本书列入他们的书单。他或许可以安排两千册以下百分之十、两千册以上百分之十五的版税。至于书评，他会亲自给某先生写几个字，此人影响颇大；然后不妨恭维某编辑的妻子几句，譬如小小地吹捧一下她的诗，总是有利无害。他将拜访某某……就这样，他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奥兰多一句没听懂，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也不完全信任他的和蔼可亲。但除了屈服，她别无办法，因为这显然是他的希望，也是那诗稿本身炽烈的期望。于是，尼古拉斯爵士把这血染了的一小捆手稿弄平整，小心翼翼地插进胸前的口袋，惟恐它弄皱了自己的衣服。两人又客套了一番，各自走散。
奥兰多走在街上，觉得怀里空荡荡的，她已经习惯了怀中揣着那诗稿。诗稿不在了，她就变得无事可做，惟有随意思考些什么——譬如命运难得的机会。此时她一个已婚女子，手戴戒指，走在圣詹姆斯街上。这里曾有家咖啡馆，现在成了餐馆；下午三点半，阳光融融，街上有三只鸽子、一只杂种小猎犬、两辆神气的轻便马车和一辆活顶四轮马车。那么，什么是生活呢?这想法冷不丁闯入她的头脑，与其他事情毫不相干(除非因为见到了老格林)。每当什么事冷不丁闯入她的大脑，她会立即跑到附近的电报局，打电报给她的丈夫(他在合恩角)。我们在考虑她与丈夫的关系时，可以把这一点作为一个注解，是褒是贬，读者自行判断。当时附近凑巧有个电报局。“我的老天谢尔，”她在电报中这样写道，“今天生活文学格林……”以下她开始使用他们两人发明的一种暗语，即用一两个字传达无限复杂的精神状态，而电报员也毫无觉察。她加上“拉提根格鲁姆福布”，就可精确地概括了这一切。因为不仅上午发生的事对她影响深刻，而且读者无法不注意到，奥兰多长大了，不一定变得更好，而“拉提根格鲁姆福布”描述了非常复杂的精神状态，读者只要调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就可能发现这一点。
电报发出了，可能几小时后才能收到答复。她望了一眼高空中疾走的流云，想到合恩角可能正在刮大风，因此她的丈夫现在很可能正攀到桅杆顶上，或在砍断绳索，放走一些破烂的圆材，甚至独自在一条小船上，身边只剩下一块饼干。她离开邮局，为消磨时间，转身进了下一家店铺。这样的店铺在如今可谓稀松平常，根本无须描述。但在奥兰多眼里，它却新奇之极。这是一家书店。奥兰多一辈子只知道手稿，她曾手捧粗糙的棕色折纸，上面有斯宾塞的手迹（斯宾塞(1552—1599)，英国诗人，以他的长篇寓言诗《仙后》闻名），小字潦草。她看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手泽。她拥有相当数量的对开本和四开本手稿，里面常夹有一首赞美她的十四行诗，有时还夹了一绺头发。但眼下这无数的小本子让她惊诧无比。它们鲜亮、短小、一模一样，似乎都印在薄绵纸上，用薄纸板装订。人们只需花半个克郎，就可买下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装在口袋里。这些书上的字太小，几乎无法阅读，但它们仍然是奇迹。“作品”，她所认识或听说过的每一作家的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作品，陈列在长长的书架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桌椅上散乱地堆放了更多的“作品”。她翻了一两页，多是尼古拉斯爵士等人论述他人作品的作品。奥兰多无知地以为，既然他们的作品都已付梓印刷，装订成册，他们想必都是大作家。于是她下了一道惊人的命令，吩咐书店老板把店里的大著悉数送往她家，然后走了出去。
她转身进了海德公园。旧时的海德公园她很熟悉(她还记得，汉米尔顿公爵被莫汗爵土的剑刺穿身体，倒在遭雷击劈裂的那棵大树下)。她的两片嘴唇，翕动着把她的电报变成一套单调、毫无意义的说词：今天生活文学格林拉提根格鲁姆福布，弄得好几个公园管理人很怀疑地打量她，直到注意到她颈上的珍珠项链，才断定她的精神没毛病。在这类事情上，她那两片嘴唇无疑难辞其咎。在一棵大树下，她摊开从书店带出的一捆报纸和评论期刊，趴在地上，支起双肘，竭力想弄明白这些大师如何操练散文这门高尚艺术。她身上仍存有过去的那种轻信，所以甚至廉价的周报，在她眼中也很神圣。于是她支着双肘，开始读尼古拉斯爵士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她曾认识的某人的选集，那人便是约翰·多恩。但不知不觉之中，她躺在了离蟒湖（伦敦海德公园中长形人工湖）不远的地方。无数条狗的吠叫声在她耳边响起。马车轮子不停地匆匆而过。树叶在她头顶上轻轻叹息。不时有一条镶边的裙子和一条猩红色的紧腿裤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穿过草地。还有一只巨大的橡皮球弹到报纸上。深深浅浅的紫罗兰、橘黄、红和蓝色，透过树叶的缝隙，一闪一闪地照在她手指的翡翠上。她读完一句话，仰头望望天空；她仰头望望天空，又低头看看报纸。生活?文学?两者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啊!因为，这边过来了一条猩红色紧腿裤，艾迪生会怎样描写它?那边过来了两只狗，立起后腿跳舞，兰姆（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又会怎样形容它们?读了尼古拉斯爵士及其朋友的文章(她不时四处张望，倒也不耽误她的阅读)，她莫名其妙地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即永远、永远不应说实话。这个感觉令人极不舒服。她边想边站起身走了。她站在蟒湖畔，湖水是铜绿色的；细如蜘蛛的小船掠过水面，在两岸间穿梭。她接下去想，他们让人觉得，写作时必须永远言不由衷(她不禁眼泪汪汪)。因为，真的，她边想边用脚趾把一条小船推离湖岸，我觉得我无法(此时，如同其他文章，尼古拉斯爵士的整篇文章，在读过十分钟后，他的房间的模样、他的头、他的猫、他的写字台的模样，以及写作当天的时间，都出现在奥兰多眼前)，她继续想，从这个角度评判文章，我觉得自己无法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乏味的起居室，整天同一些英俊小伙子聊天，给他们讲些小小的趣闻轶事，譬如杜波说了斯迈尔斯什么，然后再叮嘱他们此事不可外传。她痛苦地抹了一把眼泪，继续想，他们都那样有男子气概；而我讨厌公爵夫人，我不喜欢蛋糕。我虽然已经够恶毒，但我永远学不会像他们那样恶毒，所以我怎能成为批评家，写出我们时代最好的英语散文呢?诅咒这一切吧!她叫道，狠狠地发动了那一便士的小汽船，她用力太猛，那可怜的小船差点儿葬身铜绿色的波浪中。
事实上，人们处于某种精神状态时(护士用语)——而此刻眼泪仍在奥兰多的眼眶里打转——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形，同一样东西，不再是其本身，却成了别的东西，大了许多，重要了许多。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时，看蟒湖，波浪瞬间变成大西洋的滔天巨浪，模型船变得与远洋轮没有区别。因此，奥兰多误以为模型船是她丈夫的双桅帆船；她用脚趾掀起的波浪是合恩角排山倒海的巨浪。她看到模型船攀上涟漪，却以为看到的是邦斯洛普的船，它攀上光亮而透明的高墙，愈来愈高，一道夹裹了成千上万毁灭的白色波峰淹没了它；它冲进这成千上万的毁灭，消失了。“它沉了!”奥兰多脱口喊出，痛不欲生。但瞧啊，它又出现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安安稳稳地行驶在鸭群中间。
“妙极了!”她大叫。“妙极了!哪里有邮局?”她想知道。“我必须马上给谢尔发电报，告诉他……”她急急忙忙向公园街赶去，嘴里交替重复着“蟒湖中的模型船”和“妙极了”，因为这两个想法可以互换，意思完全相同。
“模型船，模型船，模型船，”她口中不断重复这几个字，逼迫自己承认，重要的不是尼克·格林或约翰·多恩的文章，也不是八小时法案或契约或工厂法，而是某些无用的、突如其来的、暴烈的东西；某些使人丧生的东西；红色、紫色、蓝色；喷射；飞溅；就像那些风信子(她正经过一个精致的风信子花圃)；没有对人性的败坏、依赖和玷污，没有对人的出身的讲求；某些莽撞、荒唐的东西，就像我的风信子，我的意思是，就像我的丈夫邦斯洛普；重要的是蟒湖中的模型船和妙极了的感觉，重要的是妙极了的感觉。于是她在斯坦霍普门等待过马路时开始大声说话，因为除了无风的季节，她总不能与丈夫在一起，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她在公园街上大声胡言乱语。倘若她像维多利亚女王建议的那样，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丈夫身边，事情无疑会大不相同。因为有时她会突然想起他，觉得必须立即与他交谈。她一点儿不在乎自己可能胡言乱语，或者语无伦次。尼克·格林的文章让她陷入绝望的深渊，而模型船又把她抛上欢悦的高峰，所以她站在那里，等着过马路，口中念念有词：“妙极了，妙极了。”
然而那个春天的下午，交通拥挤不堪，她只得耐心等待，口中不断重复妙极了，妙极了，还有蟒湖中的模型船这两句话。而此时，英格兰的富豪权贵，正头戴礼帽、身披大氅，正襟危坐在四驾马车、维多利亚式马车和四轮四座敞篷大马车中。仿佛一条黄金的河流凝固了，在公园街聚结成一块块金条。女士们用手指拈着名片盒；男士们双膝夹稳镶金手杖。奥兰多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观看，又是赞叹，又是畏怯。惟有一个想法让她不安。有谁见过大象或鲸鱼一类庞然大物，对这个想法想必不陌生，即这些庞然大物如何繁殖?它们显然会很讨厌紧张、变化和活动。奥兰多望着那些一本正经的面孔，心想或许他们的生殖时代已经结束，这即是果实，这即是最终目的。她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时代的非凡成果。他们冠冕堂皇地坐在那里。但这时，警察的手放了下来；车水马龙开始流动起来；由各种辉煌之物组成的巨大凝结物开始运动、疏散，最后消失在皮卡迪利广场。
她穿过公园街，向她在科松街的房子走去。在那里，当绣线菊白花盛开时，她能忆起鹬唳声和一位带枪的老人。
她迈进家门，一边想着，自己还记得切斯菲尔德勋爵说过的话。她还可以看到，在她那朴素的十八世纪的大厅里，切斯菲尔德勋爵风度翩翩，帽子放这边，大衣放那边，他的姿态是那样赏心悦目。但她的记忆在这里被阻断。大厅里凌乱地堆放了许多包裹。她坐在海德公园时，书店老板已派人送来她的订货。现在，宅子里堆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都用灰纸和细绳包扎得整整齐齐，楼梯上还有包裹滑下来。她能抱几包抱几包，回到自己的房间，又命男仆把其他的全部搬来，然后迅速剪断无数的细绳。很快，她就被包围在书山之中。
奥兰多习惯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时文学作品的缺稀，现在她被自己这一行动的结果吓坏了。因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当然不只限于四个独特的伟人的名字，而是四个伟人的名字镶嵌于无数的亚利山大·史密斯、迪克森、布莱克、米尔曼、巴克尔、泰恩、佩恩、塔珀和詹姆森之中，这些人无一不是能言善辩、吵吵嚷嚷，非常惹眼，而且处处要求得到与别人同等的注意。奥兰多一向敬畏印刷品，这让她面临一项苦差，但她把椅子拉到窗前，凭着梅费尔区大宅与大宅之间滤射进来的光线，试图得出一个结论。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要想得出结论，惟有两条途径，这一点现在已很清楚。或者八开本的著作写上六十大卷，或者把这个结论压缩到以下六行字的长度。现在既然时间所剩无几，为节省起见，在这两个途径中，我们还是选择后者。那么奥兰多(在打开半打书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本书题献给某位贵族，这很奇怪；其次(在翻阅了一大摞回忆录后)，有几位作家的家谱有她的家谱一半厚；再次，如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前来饮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英国“前拉斐尔派”女诗人。）拿一张十英镑的钞票裹住方糖夹是极端失策之举；再次(有半打庆祝一百周年的宴会请帖)，既然文学吃了所有这些晚宴，一定变得十分肥硕；再次(她被邀请参加许多讲座，主题均为某某人对某某人的影响、古典的复兴、浪漫主义的幸存，以及其他同样动人的各式名称)，既然文学听了所有这些讲座，一定变得十分枯燥；再次(她出席了一位贵妇的招待会)，既然文学披挂上如此一堆裘皮披肩，一定变得十分尊贵；再次(她拜访了卡莱尔在切尔西的隔音房间)，既然天才需要如此悉心呵护，他们一定变得十分娇贵；于是她终于得出自己的最后结论，这个结论举足轻重，但我们已大大超出六行的限制，所以只能对它略而不谈。
得出这一结论后，奥兰多久久伫立窗前，凝视窗外。因为，任何人得出一个结论，就如同将球抛向球网的另一边，必须等待那无形的对手把它抛回来。她想知道，从切斯菲尔德大宅上那片黯淡的天空，会有什么东西飞下来给她?她握紧双手思索着，站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她吃了一惊——此处我们只能希望，如同上次，纯洁、贞操和谦恭会把门推开一条缝，至少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们有时间想想，作为传记作者，如何掩饰这段必须小心讲述的历史。啊，但她们没有这样做!当年这几位小姐把白色衣裙抛给赤裸的奥兰多，看到它落在离她还有几英寸的地方；这些年来她们已放弃了与她交流，现在正忙着别的事情。那么，在三月这个阴暗的早晨，难道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来缓和、遮掩、藏匿这无可否认的事件吗?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事件?因为经过这一突如其来的一惊，奥兰多——然而赞美上苍，此时此刻，窗外开始响起微弱、尖细、长笛般柔和、清澈、飘忽、时断时续的老式手摇风琴声，如今时不时也还有意大利的街头琴师在小巷里摇这种风琴。尽管它很土气，发出的吱嘎声上气不接下气，但我们还是接受这干预吧，仿佛它是天音流转，用它来填充此页，直到那无法回避的时刻到来，对此，男仆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女仆也很明白，读者同样不得不看到；因为奥兰多本人显然已无法继续不理不睬。让手摇风琴声响起，带着我们的思绪漂游，因为乐声响起时，思绪不过是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在所有载体中，它最笨拙，也最游移不定。思绪漂到屋顶，那晾衣服的后院——这是什么地方?你是否认出那大片绿色、中间的尖顶，和两边蹲伏了一对狮子的大门?啊，对，那是丘花园!行，就停在丘花园吧。于是，我们到了丘花园，我今天(三月二日)要指给你们看，在那棵李树下，有一株麝香兰，一株番红花，还有杏树上的粒粒花苞。走到那里，就要想到球茎，多毛的、红色的球茎，十月时插人大地；现在开花了；就是要幻想出更多难以出口的事情，就是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甚至一支雪茄，就是把一件斗篷铺到大橡树下(因为韵律的需要：英文里斗篷(cloak)与橡树(oak)压韵，故有韵律之说。)，坐下来等待那只翠鸟，据说有人看到它傍晚时分穿梭于两岸之间。
等等!等等!翠鸟来了；翠鸟没来。
瞧，此时此刻，工厂的烟囱在冒烟；瞧，市政府的文职人员乘着轻便小船在湖中闪过。瞧，老妇人在遛狗，年轻的女仆第一次戴上新帽子，戴得角度都不对。瞧他们所有人。尽管上苍仁慈地命令隐藏人心中的秘密，我们因此永远受到诱惑，去猜测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我们依然透过袅袅烟圈，看到对一顶帽子、一条小船、地沟里一只老鼠的天生的欲望，那欲望燃起，就像当年我们看到——当手摇风琴声响起，思绪如此这般泼溅到浅盘上，就有了这种愚蠢的跳跃——君士坦丁堡附近清真寺光塔背后的田野里烈火熊熊燃起。我们歌颂欲望得以实现之辉煌。
欢呼天生的欲望吧!欢呼幸福!神圣的幸福!以及形形色色的欢娱，鲜花与美酒，虽然前者凋谢，后者令人醉生梦死。星期日花半个克郎买张票离开伦敦，在昏暗的小教堂里赞美死亡或者做点儿什么，打断那些打字、信件归档、编造谎言、建立帝国的勾当。甚至欢呼女店员唇上那道红红的、粗俗的弯弓(仿佛朱庇特用大拇指笨拙地蘸了红墨水，顺手草草涂写的一个标志)。无论男性小说家怎样说，欢呼幸福吧!穿梭于两岸之间的翠鸟一切天生欲望的实现。或祷告；或否认；欢呼吧!无论幸福是什么形式，希望它来得更多、更古怪。因为阴暗的溪流淌动着——倘若它真像韵律所暗示的“仿佛梦境一般”（英文里溪流(stream)与梦境(dream)压韵。）——但我们通常的命运尚不及此；没有梦，只有活着、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循规蹈矩，仿佛生活在遮天蔽日的大树之下，当翠鸟蓦地从一岸掠向另一岸时，那橄榄绿色的浓荫淹没了远去翠鸟羽翼上的蓝光。
那么，欢呼幸福吧，而此后的梦境不再值得庆贺，在那些梦境中，清晰的影像膨胀变形，犹如乡间小客栈店堂里污迹斑斑的镜子，映出一张变形的脸。在漆黑的梦境中，完整裂成碎片，我们变成无数小碎块儿；但沉睡，沉睡，睡得如此深沉，一切形状都碾成无限柔软的齑粉，一片神秘莫测的朦胧，在那里，蜷曲着，藏在裹尸布里，如一具木乃伊，似一只蛾子，我们躺在深深的睡梦的沙滩上。
不过且慢!且慢!这一次，我们并不打算造访那阴暗的领地。蓝光一闪，似一根火柴，从眼前划过，它飞了起来，熊熊燃烧，冲破沉睡的封锁；翠鸟；红色、稠密的生命之潮，折回头来，流淌，奔涌。我们起身，视线(因为一首韵诗是多么轻而易举，就让我们完成了从死到生的尴尬过渡)落到——(此时手摇风琴声戛然而止)。
“是个男孩，漂亮极了，夫人，”接生婆班廷太太说，把奥兰多的头生子放到她怀里。换句话说，三月二十日凌晨三时，奥兰多平安产下一子。
奥兰多再次站到那扇窗前，不过读者可以鼓足勇气；同类的事情今日不会再发生，而这也不是同一日了。因为我们若像奥兰多那样望向窗外，会发现公园街已面目全非。人可以在那里站上十几分钟，像奥兰多现在一样，却看不见一辆四轮大马车驶过。“瞧那玩艺儿!”过了一些天后，她会惊呼起来，因为她看到，一节截短的车厢，很滑稽可笑的样子，没有马拉，自己滑了过去。没有马拉的马车!说到这儿，她被人叫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又看了一眼窗外。如今的天气变得很奇怪。她禁不住想到，天空变了。爱德华国王，看，他在那里，刚钻出那辆式样灵巧的布鲁厄姆车，去拜访街对面的某位女士。他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天空不再阴霾密布，也不再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云雾缩成一层薄纱；天空似乎由金属制成，热天时光泽全无，成了铜绿或橘黄色，如同烟雾中金属的颜色。这压缩有点儿吓人。一切似乎都压缩了。前一晚，她的车经过白金汉宫，她过去以为会永存下去的庞然大物，现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高高的礼帽、寡妇的丧服、号角、望远镜、花圈，全消失得一千二净，人行道上没有留下它们的任何踪迹，连个水坑都没有。然而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回到窗前最喜爱的位置。现在是夜晚了，变化更是覆地翻天。看那些屋里的灯光!用手一触，整个房间灯火通明，成百上千的房间灯火通明；而且间间相同。一个个小方盒子，里面的一切一览无余；没有了隐私，没有了以往那些徘徊的身影和隐蔽的角落，没有了那些身着围裙、手端油灯的女人，她们把油灯放在这张或那张桌上，灯光颤抖着，摇曳着。如今，只要用手一触，整个房间立即灯火通明。天空彻夜明亮．街道也很明亮，一切都很明亮。中午，她又回到窗前。女人们近来变得多么狭长啊!她们看上去全似玉子杆子，笔直、光鲜、一模一样。男人的面颊光滑如手掌。空气非常干燥，显出一切事物的光彩，似乎也使面颊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要哭泣愈发困难了。水有两秒钟就变热。常春藤或者枯死，或者从房子的外墙亡袖铲去。植物生长得不那么繁茂，家庭也小得多了。窗帘和盖布卷起来，墙壁露出本来的面目，挂上些色彩鲜艳的新图片，或镶在镜框中，或画在木头上，图中都是实物，譬如街道啦、雨伞啦、苹果啦。有某种鲜明、独特的时代特点，令她想起十八世纪，但有一种铤而走险、一种疯狂的东西，她正这样想着，好似几百年来一直走在一条漫长无比的隧道中，隧道豁然开朗，光线倾泻进来；她的思想神秘地变得非常紧张，仿佛一个调琴师，把调弦的家伙插进她的脊背，然后旋紧神经；与此同时，她的听力变得非常敏锐，可以听到屋里一切细微的动静，座钟的滴答声好似击锤声。几秒钟的光景，光线愈发明亮，她看到一切愈来愈清晰，座钟的滴答声也愈来愈响亮，直至在她耳中发出可怕的爆炸声。奥兰多跳起来，仿佛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她被击了十下。事实上，这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也就是现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