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从变卖项链第十颗珍珠的所得中，拿出一些，给自己添置了一整套眼下流行的女装。现在，她坐在“痴情女郎”号的甲板上，俨然一副英国淑女模样。此前，她很少留意自己的性别，这听上去离奇，却是事实。或许，这与她始终穿土耳其裤子有关，那裤子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吉普赛女子，除一两个重要的特例外，与吉普赛男子别无二致。无论无何，直到感觉出裹在腿上的裙子，以及船长极为殷勤地提出要为她在甲板上支一副凉棚，奥兰多才大吃一惊，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得失。而这一惊绝对出乎她的意料。
原因并非仅仅在于想到贞洁和如何保持贞洁。正常情况下，年轻美貌的女子孑然一身时，除此不会想到其他。因为女性道德行为的大厦，就建筑在这一基石之上。贞洁是女性的财富、女性最引人注目的品行，女性会狂热地捍卫自身的贞洁不遭劫掠，甚至情愿舍身一死。但若某人身为男子三十年，还荣升为大使，搂抱过女王，而且若那些不那么高尚的传闻属实，还搂抱过其他一两位贵妇，若他娶过一位罗莎娜·皮佩塔等等，他或许就不会如此大惊小怪。奥兰多吃惊的原因很复杂，很难立即概括出来。本来也一向无人说她脑筋机敏，事事都能立即抓住要害。整个形成中，她一直在从道德角度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吃惊，而我们也将按她的节奏来跟随她的思路。
“上帝啊，”她想，平躺在凉篷下，已恢复常态，“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快活、懒散的生活方式，”她想，踢了踢腿。“可是，裙子拖到脚后跟，也够讨厌的。不过这料子(碎花棱纹丝)着实漂亮。我还从未看到过自己的肌肤(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像现在这样美丽。不过，我能穿着这样的衣裳跳下水去游泳吗?当然不行!因此，我不得不信任水手的保护。对此我会不会反对呢?会不会?”她疑惑起来，在一连串顺畅无阻的论据中第一次遇到障碍。
她还来不及解开这个结，晚餐已摆到面前，随后是船长本人——尼古拉斯·本笃·巴托罗斯船长，一位仪表堂堂的海船船长——为她搛了一片咸牛肉，同时解开了这个结。
“来一点肥的怎么样，小姐?”他问。“我只给你切手指甲大的一丁点儿。”听到这话，她感到一股甜蜜的震颤流过全身。鸟在鸣啭，激流在奔腾。这让她忆起，许久许久以前她第一次见到萨莎时，那种无以形容的愉悦。那时，她在追求；如今，她在躲避。两种做法，哪个更让人心醉神迷?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它们会不会是一码事?不，她想(谢了船长，但表示拒绝)，最美妙的是拒绝，是看他眉头微蹙。好吧，如果他希望如此，她就吃一小片，世界上最薄、最小的一小片。在所有感觉中，最美妙的还是让步并看到他的微笑。“因为，”她想，重又坐到甲板上，继续思辩，“世上的事，最有意思的就是先拒绝再让步，拒绝和让步。精神因此达到其他一切无法企及的快感。”她继续想，“因此，我可不敢肯定，我就不会跳下海去，仅仅为了获得让水手搭救的那种快乐。”
(读者莫忘记，此时她就像一个刚刚拥有游乐园或玩具柜的孩子。她的论点不会为成熟女人所接受，因为这类事，她们一辈子碰得多了。)
“不过，为得到水手搭救的快乐而跳海，对那种女人，过去我们‘玛丽·罗斯’号士官室的年轻人，会怎么评价?”她说。“我们有个词儿称呼她们来着。啊!我想起来了……”(但此处我们略去了这个词儿，因为它极为不雅，出自女人之口尤其不可思议。)“上帝!上帝!”她再次把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喊出声来，“莫非我得开始尊重另一性别的意见，不论我觉得这个意见有多么荒谬?我如果想穿裙子，我如果不会游泳，我如果非得让一个水手搭救我，上帝啊!”她喊道，“我就必得如此!”想到这里，她开始闷闷不乐。她天性直爽，厌恶各种形式的闪烁其词，说谎让她觉得无聊。在她看来，这无异于兜圈子。不过，她思考道，碎花棱纹丝和让一位水手搭救的快乐，倘若这些只能通过兜圈子的方式获得，她猜想，人就只得兜圈子。她记起自己当年身为青年男子时，坚持认为女性必须顺从、贞洁，浑身散发香气、衣着优雅。“现在，我自己不得不为这些欲望付出代价了，”她想。“因为女人并非(凭我亲身作女人的短暂经历)天生顺从、贞洁，浑身散发香气、衣着优雅。她们只能通过最单调乏味的磨练，才能获得这些魅力，而没有这些魅力，她们就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仅梳头一项，”她想，“早上就要用去我一小时。照镜子，又要一小时，还要系紧身胸衣的搭带，洗浴敷粉，还要频频更衣，从丝绸到蕾丝到棱纹丝，还要经年累月保持贞洁……”她不耐烦地猛抬了几下脚，露出几分脚踝。此刻恰巧有一个水手从桅杆上向下张望，看到此一情景，大惊失色，一脚踩空，险些丧了性命。“倘若看到我的脚踝，就意味着一个老实人丧命，而那人无疑是拖家带口的，那我倒真得慈悲为怀，把它们遮掩起来，”奥兰多想。但她的双腿美轮美奂，她不禁思忖，要是惧怕水手从桅杆上跌下来，就必须掩饰一个女人的美，可真够荒唐的。“见他们的鬼去吧!”她说，第一次意识到，处于另一情形下，她儿时将受到何种教育，那一定是做女人的神圣职责。
“一旦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她想，“我就再不能这样诅咒了。我再不能猛击某人的头顶，再不能戳穿他的诡计，再不能拔剑刺穿他的身体，再不能坐在贵族中间，再不能头戴小王冠，再不能走在队列中，再不能判处某人死刑，再不能统领军队，再不能雄赳赳气昂昂地骑马走过白厅，也再不能胸前佩戴七十二只不同的勋章。一旦踏上英格兰的土地，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给老爷端茶倒水，察言观色。要放糖吗?要放奶油吗?”她装腔作势地说出这些话，而后恐怖地觉察到，自己现在是多么看不起另一性别，即所谓的男子气概，而她过去曾对身为男子非常自豪。“只因看到女子的脚踝，”她想，“就从桅杆上跌下来；穿着如盖伊·福克斯(盖伊·福克斯，一个英国天主教徒，为1605年阴谋炸死詹姆斯一世的英国火药阴谋案的同谋。英国民间每年11月15日焚毁他的模拟像，喻穿着怪诞、荒唐)，招摇过市，只为得到女人的赞扬；拒绝让女人受教育，惟恐她会嘲笑你；明明拜倒在穿衬裙的黄毛丫头脚下，却俨然装出创世主的模样，老天爷啊!”她想，“他们可真能哄骗我们啊，我们又有多傻!”此处她的措辞有些含糊，好像同时在指摘男女两性，仿佛她本人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而且的确她此刻似乎也在犹豫不决，说不清自己到底是男是女，因为她洞悉个中奥秘，兼有两性的弱点。她的头脑处于最困惑、最混乱的奇异状态。她似乎完全失去了无知带来的无忧无虑，成了狂风中飘摇的一根羽毛，她招惹两性对立，轮番发现两性都有可悲的缺陷，因此不能确定自己此身谁属，也就不足为奇。她差点儿喊出声，说自己想返回土耳其，再作吉卜赛人，也就不足为奇。不过此时，船锚落人海中，溅起巨大的浪花，船帆降了下来，她方才意识到(她一直陷入沉思，好几天对一切视而不见)，船在意大利海岸抛锚了。船长立即派人来问，能否有幸陪她乘大艇上岸。
翌晨，她回到船上，重新躺到凉篷下的一把躺椅上，端庄地整理好衣裙，遮好脚踝。
“尽管与另一性别相比，我们无知、贫穷，”她想，接着前一天未结束的思路，“尽管他们全副武装，尽管他们连字母也不让我们识，”(就这些开场白来看，前夜显然发生了什么事，把她推向女性一边，她现在的口气俨然更像女子，而且还流露出某种满足)“他们还是得从桅杆上跌下来。”这时，她打了一个大哈欠，睡着了。待她醒来，船已离岸很近，正乘着徐徐清风向前行驶。峭壁上的城镇，若无巨大的岩石和盘根错节的橄榄古树遮拦，仿佛就要坠入水中。大片的橘林，枝头挂满累累硕果，散发出阵阵橘香，一直飘至甲板。十几条翘尾的蓝色海豚，不时高高跃出水面。奥兰多伸出双臂(她已得知，臂没有腿那样致命的影响)，感谢上苍，没有让她正雄赳赳气昂昂地骑马走过白厅，甚至没有让她去判处某人死刑。“贫穷也罢，无知也罢，它们本来就是女人遮身蔽体的外衣，这世界不妨留给别人去治理；军事野心、迷恋权力，以及男人其他的一切欲望，都可以抛到脑后，只要能够更充分地享受人类精神所知晓的最崇高的愉悦，”她大声说，她深受感动时总是这样，“那就是冥思、隐居、爱情。”
“赞美上帝，让我成为女人!”她喊道，几近陷入为自己的性别感到自豪的愚蠢境地。无论男女，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此了。突然有一个词让她顿了一下，尽管我们尽量让它安分守己，这个词仍偷偷出现在最后一个句子的末尾：爱情。“爱情，”奥兰多说。爱情当即(它就是这样急不可耐)现出人的形状(它就是如此骄傲)。因为其他想法可以满足于始终抽象，但这个想法，除非有血有肉，有提花纱巾和衬裙，有长统袜和紧身皮衣，否则就无法得到满足。况且在此之前，奥兰多爱过的都是女人。现在虽然她也是女人了，但人的精神状态适应常规总有一种滞后，所以她爱的依然是女人。倘若意识到她与她们性别相同会起什么作用，那就是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她身为男人时的那些感觉。因为过去她觉得莫名其妙的千百种暗示和奥秘，现在都变得了了分明。过去的朦胧感，现在均已消失。那些朦胧感分隔开两性，使无数暖昧的想法久久隐藏在阴暗之处。如果说可以从诗人对真与美的描写中有所收获，那就是这种爱在美之中获得了因虚假而丧失的一切。最后，她喊道，她明白萨莎是怎么回事了。她欣喜若狂，沉迷于这一发现的热情之中，追逐着露出真相的所有宝藏，以致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竟仿佛一颗炮弹在她耳旁炸响。那男子说：“小姐，请吧，”一只男子的手扶她站起来，那男子的手指指向地平线，中指上文了一条三桅帆船。
“英格兰的峭壁，小姐，”船长说，他抬起刚才指向地平线的手，行了一个礼。奥兰多又一次大吃一惊，吃惊的程度还要甚于前一次。
“耶稣基督啊!”她喊道。
幸亏看到久别的故乡能作为吃惊和脱口惊叫的借口，否则她很难向巴托罗斯船长解释此时她心中沸腾的愤怒和矛盾的感情。她如何告诉他，别看她此刻依偎在他的臂膀上，浑身颤抖，她却曾是位公爵和大使?她如何向他解释，别看她如今裹在棱纹丝皱褶中，如一枝百合，她却曾让人头落地，而且在郁金香盛开、蜜蜂嗡嗡飞离外坪老台阶的夏夜，与些荡妇酣睡在海盗船上的珍宝中间?她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当船长的右手坚定地指向英伦三岛的峭壁时，她为何会怦怦心跳。
“拒绝和让步，多么令人愉悦；”她喃喃道，“追求和征服，多么令人生畏；思考和推理，多么崇高。”在她看来，这些词如此组合，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白色的峭壁越离越近，她开始感到内疚和耻辱，觉得自己很下流，而对一个从未想过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些本来是很陌生的。他们离岸愈来愈近，直至肉眼能够看到悬在峭壁半空采海蓬子的人。奥兰多看着他们，感到犹如幽灵附体，萨莎在她的身体里上蹿下跳，不一会儿就要撩起她的裙子，炫耀着不见了。这是她失去的萨莎，她记忆中的萨莎，她刚才还在意想不到之间证实其真实性的萨莎。她觉得，萨莎扮着鬼脸，冲峭壁和采海蓬子的人打出各种不体面的手势。水手们开始哼唱“再会，再会，西班牙女人，”歌词在奥兰多忧郁的心头回旋，她觉得，无论上岸意味着何等舒适、富裕、出人头地和地位显赫(因为她无疑可以嫁个王公贵族，作为他的配偶，统治大半个约克郡)，但如果这意味着循规蹈矩、奴役、欺骗，意味着拒绝她的爱情、束缚她的手脚、闭紧她的嘴巴，限制她的言语，她宁肯调转船头，再次扬帆驶向吉卜赛人。
然而，在这些走马灯似来去匆匆的想法当中，突然有什么东西冉冉升起，如同一座平滑、洁白的穹顶。无论是虚是实，这穹顶都使她激情荡漾的心受到很大震动，她停留在这个意象上，犹如看到一大群颤动的蜻蜓，心满意足地落在一个玻璃罩上，玻璃罩里是鲜嫩的菜蔬。在想象的一瞬间，玻璃罩的形状，勾起了她挥之不去的久远记忆。在特薇琪的起居室里，那个天庭饱满的男子，坐在那里写作，或者说只是向前看去，他当然不是看她，因为他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衣着华丽的她，尽管她无法否认，自己当时是个翩翩美少年。每次想起他，这想法就会在记忆周围，铺开一层银色的静谧气氛，宛如汹涌的水面上升起一轮明月。她把手伸向怀里(另一只手仍搭在船长臂上)，她本来可以在那里放一块护身符的，但现在，那里安安稳稳地藏着她的诗稿。性别及其含义给她带来的烦恼逐渐消失了。她现在想到的惟有诗歌的辉煌。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文豪，对18世纪英国诗歌具有深刻影响。)等人的不朽诗句，
开始在她眼前闪现，在她耳边回响，仿佛一只金钟锤敲击大教堂塔尖上的金钟，而这金钟就是她的意识。事实上，她眼前隐约出现了一个大理石穹顶的意象，她因此联想到一位诗人的前额，引发了一连串无关的遐想，而这个意象并非臆造，而是现实。船在泰晤士河上御风而行，这个意象变得赫然在目，它恰恰就是大教堂的穹顶，巍然耸立在众多精雕细刻的白色塔尖中。
“圣保罗大教堂，”站在她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说。“伦敦塔，”他接着说。“格林尼治医院，已故的威廉三世陛下为纪念他的妻子玛丽王后而建。西敏寺，议会。”随着他的话音，这些闻名遐迩的建筑物一一映人眼帘。这是九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熙熙攘攘的小船不停地穿梭往返于两岸之间。在返乡游子的眼中，再没有比这更欢乐、更有趣的景象了。奥兰多倚身船首，沉醉在眼前的奇观之中。岁月蹉跎，她的双目已习惯了野蛮人和大自然，现在，城市的壮观景象不能不令她陶醉。接下来是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这教堂是她离开时雷恩先生((1632—1723)，英国建筑师、天文学家、数学家，伦敦大火后设计了圣保罗大教堂等50多所伦敦的建筑物。)的杰作。近处，一根柱子上飘起一绺金发，她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告诉她，那是纪念碑；他说，在她离开期间，曾发生了瘟疫和一场大火。她禁不住热泪盈眶，她记起女人流泪并无不妥，才任由泪水流淌下来。她想，此处，曾是狂欢节旧址。此处，在波涛拍岸的地方，当年矗立着皇家凉亭。此处，她第一次邂逅萨莎。约摸是在此处(她俯视波光粼粼的水面)，人们可以看到那个冻僵的女贩，膝上放着苹果。当时的种种辉煌、种种腐朽，都已一去不返。黑夜、惊心动魄的滂沱大雨、脱缰野马般的洪水，亦已一去不返。当年，黄色的冰山旋转奔腾，挟裹走惊惶万状的人们，如今这地方只有几只高雅的天鹅漂浮水面，怡然自得。自最后一别，伦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记得，当年的伦敦满是黑乎乎、了无生气的小房子。礼拜堂栅栏的铁尖顶上，挂着反叛者面目狰狞的头颅。鹅卵石的人行道，散发出垃圾和粪便的臭味儿。现在，船驶过外坪，她瞥到宽阔整洁的通衢干道。高头大马拉着富丽堂皇的马车，停在一排排房屋前。弧形的圆肚窗、格子玻璃窗、闪亮的门环，都显露出主人的富有和尊贵。女士们身着花绸衣(她把船长的望远镜举到眼前)，在加高的人行道上漫步。男士们身穿绣花外套，在街隅的路灯下吸鼻烟。她瞥到彩色的店招随风晃动，上面画着烟草、各色衣料、牛奶、金银器、手套、香水或其他千百种商品，让人一看就立即明白那是家什么商店。船向伦敦桥旁的锚地驶去，她刚好能够瞥到咖啡馆的窗户。由于天气晴朗，咖啡馆的阳台上闲坐了许多有身份的市民，身前的桌上摆着瓷碟，身边放着黏土烟斗，其中一人正在朗读报纸，不时被其他人的哄笑和评论打断。这里可都是小酒馆?这些人可都是才子或诗人?她问巴托罗斯船长。他热心地告诉她，他们现在正经过可可树村，如果她稍稍向左侧一下头，顺着他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也许可以看到艾迪生先生(艾迪生(1672—1719)，英国散文作家、剧作家、诗人、期刊文学创始人之一，与人合办(看客)杂志。)正在喝咖啡。瞧，他在那里。另外两位绅士，“那边儿，小姐，电线杆右边一点儿，一个驼背，另一个跟你我差不多，”是德莱顿先生(德莱顿(1631一]700)，英国桂冠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和蒲伯先生。(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善用英雄偶体，主要作品有《劫发记》等。)
(随便查阅哪本文学教科书都能知道，船长必定是弄错了；但这错误无伤大雅，我们姑且不去纠正它。——作者注)“不可救药的家伙，”船长说，意指他们是天主教徒，“不过照样儿是能人，”他补充道。然后匆匆走向船尾，安排靠岸的事情。
“艾迪生，德莱顿，蒲伯，”奥兰多重复道，仿佛这是些咒语。刚才她还看到布罗沙耸立的高山，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踏上了故乡的河岸。
但是此时，奥兰多将要领略到，面对铁面无私的法律，激情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法律之坚，胜过伦敦桥的岩石，法律之严，胜过大炮的炮口。她刚回到布莱克弗里亚斯的家，就不断有博街的跑腿儿和法庭派出的严肃差官，前来通知她，她已成为三大官司以及由此产生、或取决于此的无数小官司的当事方。那三大官司均是在她缺席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的。对她的主要指控是(1)她已死，因此不应拥有任何财产；(2)她是女人，这基本上与(1)是一回事；(3)她曾是英国公爵，娶了舞女罗莎娜·皮佩塔，育有三子，这三子现在宣称其父已去世，他的所有财产应归其所有。如此重大的指控，当然需要时间和金钱来应付。官司期间，她的所有财产由大法官监管，头衔归属待定。因此，现在不能确定她是死是活，是男是女，是公爵还是寻常百姓。就是在这种极端暖昧的情况下，她回到自己的乡间居所。法律允许她在司法判决之前，隐名埋姓居住于此，但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女人，还要视诉讼的最后结果而定。
那是十二月一个美丽的傍晚，她到家时，天空中正纷纷扬扬飘着雪花，那横斜的淡紫色阴影，恰似她在布罗沙山顶所见。大宅在雪中闪烁着褐、蓝、玫瑰、紫各色斑斓，屋顶上的烟囱忙碌地冒着白烟，仿佛焕发出自身的生气。与其说它是栋宅子，毋宁说它是座城镇。奥兰多看到它蛰伏在草坪中，宁静、浩大，禁不住冲口喊了起来。黄色的马车驶进庭园，车轮从两侧树木成行的小道上滚滚轧过，几只赤鹿昂起头，好似在期待什么。它们没有露出天生的腼腆，而是跟随马车之后，马车停下后，它们站在了院子四周。踏板放下来，奥兰多踏着它们下了车，赤鹿又是摇头晃脑，又是用蹄子蹬地。据说，还有一只，真地跪在了她面前的雪地上。她的手刚要触到门环，两扇大门豁然敞开，格里姆斯迪奇太太、杜普尔先生和由仆人组成的全体随从，高擎烛灯和火炬，列队迎接她。但挪威猎犬卡努特的狂热首先扰乱了这井然有序的队列，它热情地扑向女主人，险些把她掀翻在地。格里姆斯迪奇太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喘着粗气连声说老爷!夫人!夫人!老爷!奥兰多亲切地吻了她的两颊，以示安慰。在此之后，杜普尔先生开始朗读一张羊皮卷子，但他没能有多少进展，狗就吠叫起来，猎人们吹响号角，成年牡鹿也趁着混乱跑进院子，冲着月亮乱叫一气。大家簇拥着女主人，千方百计表明，她回来带给了他们无比的欢乐，这之后，他们在屋内散开。
没有人现出瞬间的疑惑，怀疑奥兰多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奥兰多。即使人们头脑中有疑问，鹿和狗的举动已足以驱散这些怀疑，因为众所周知，这些不会说话的生灵判断身份和特征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此外，那晚，格里姆斯迪奇太太一边喝中国茶，一边对杜普尔先生说，老爷现在若是变成了夫人，那可就是她见过的最可爱的夫人。根本不必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就像一根树枝上结的两个桃子，哪一个都不错。格里姆斯迪奇太太然后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过去她早有怀疑(此处她非常神秘地点点头)，她对此并不感到惊奇(此处她非常会意地点点头)，而且就她而言，这不啻是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毛巾需要缝补，小教堂会客室窗帘的镶边流苏已被虫蛀，他们现在正是需要女主人的时候。
“再有一些小男主人和小女主人，”杜普尔先生补充说，凭他所担任的圣职，他有权对这类微妙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
老仆们在下屋里闲言碎语之时，奥兰多再次秉烛信步走过那许许多多的大厅、走廊、方庭、卧室；再次在冥冥之中，看到她的祖先，某位科波尔爵士、某位张伯伦爵士面色阴沉地俯视着她。她时而坐在贵宾椅上，时而斜倚欢乐榻，观察壁毯不断地晃动，看策马飞奔的猎手和惊惶逃逸的达弗涅。月光透过窗上盾徽的豹身，洒下一片黄光，她像儿时喜欢做的那样，把手臂沐浴在这一片黄光之中。她沿走廊那些打磨光滑的木地板滑行向前，这些木地板的反面，是粗糙的木材。她摸摸这块丝绸、那块绉纱，想象木雕上的海豚在水中遨游。她拿起詹姆斯王的银发刷，刷刷头发，把脸埋在百花香中，这些干花的制法，依然恪守几百年前征服者威廉的教诲，而且使用同样的玫瑰。她眺望花园，遐想酣睡的番红花、休眠的大丽菊，看到仙女们袅娜的白色身影在雪地和大片的紫杉丛中闪现，那些紫杉丛在漆黑夜幕的衬托下，浓密如房屋。她看到柑橘园和参天的欧楂树。她从这一切以及我们粗粗记下的每一景象、每一声响中得到慰藉，心中充满渴望和欢乐。最后，她终于疲惫不堪地走进小教堂，趺坐在古旧的红色扶手椅上，她的祖先曾坐在这把椅子上听礼拜式的乐曲。她点燃一支方头雪茄(这是她在东方养成的习惯)，打开了那本祈祷书。
这是一本金线装订的小书，丝绒封面，当年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断头台上，手握的就是这本书。信徒的眼睛可以察觉出，书上有一块褐斑，据说这是一滴带有皇家血统的血迹。然而，看到在所有的交流中，与神的这种交流是最不可思议的，谁敢说它在奥兰多心中引起多少纯洁的遐想，又抚平多少邪恶的激情?小说家、诗人、史学家把手放在这扇门上，却都犹豫了。甚至信徒本人，也没有能给我们以启示，难道他比别人更乐于献身、更渴望与他人分享财产?难道他不是与别人一样，拥有众多的婢女和车马?而且在拥有这一切的同时，又有一个信仰，他说因为这信仰，财产化为虚幻，死亡成为渴求。在女王的祈祷书中，除了血迹，还有一绺头发和一小点儿面饼渣，现在，奥兰多又给这些纪念品添加了一小片烟叶，于是，奥兰多一边读祈祷书，一边吸雪茄，深受头发、面饼、血迹、烟叶所有这些尘世混合物的感动，陷入沉思，因而显露出一种与周围环境相符的虔敬神色，虽然据说，她并未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帝交流。讲到众神，只有一个上帝；讲到宗教，只有说话者信仰的宗教。虽然这种假定再普通不过，但它同样也再傲慢不过。看来奥兰多有自己的信仰。她正以世上最炽热的宗教情怀，思考自己的罪孽和偷偷潜入她精神状态的不完美之处。她反思到，字母S是诗人笔下伊甸园中的撤旦。她竭尽全力，但在《大橡树》的第一节中，仍有太多这些罪恶的爬行动物。不过在她看来，相比用“ing”结尾，“s”不算什么。现在分词是魔鬼本身，她想(既然我们现在处于相信魔鬼的境地)。她的结论是，逃避这种诱惑，是诗人的首要责任，因为既然耳朵是灵魂的前厅，诗歌肯定就能比欲望或弹药更多地掺假，并摧毁更多的东西。那么，诗人的职责就是最高的职责，她接着往下想。诗人的言语传得比别人更远。莎士比亚一首无聊的歌，对穷人和坏蛋所起的作用，超过天下所有的传道士和慈善家。因此，为了让传播启示的通道少一些扭曲，花多少时间和精力都不为过。我们必须塑造自己的辞藻，直到它们能够最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思想是神圣的。因此，很显然，她又回到自己宗教的地盘，她不在英国的这段时间，她的宗教只是更加坚固，而且迅速获得了信仰的那种不宽容。
“我长大了，”她想，终于拿起细蜡烛。“我正在失去某些幻想，”她说，合上玛丽女王的书。“也可能又生出其他的幻想，”她从埋葬先祖尸骨的墓地间走下来。
然而，甚至先祖麦尔斯爵士、杰维斯爵士、还有其他人的遗骨，也多少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意义，这从那天晚上在亚洲的莽莽高原上开始，当时拉斯多姆·埃尔·萨迪大手一挥，对这一切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三、四百年前，这些骷髅的主人，如同现代的所有新贵，正在这个世界上奔走钻营。如同所有的暴发户，他们建大宅，谋高官，终于显赫一时。而或许诗人，乃至有思想、有教养的人，则更喜欢乡村的静谧。为此选择，他们付出了代价，沦为赤贫，如今或者在斯特兰德大街兜售大幅双面印刷品，或者在乡下牧羊。这些想法让她心中充满自责。她站在教堂的地窖里，想到埃及金字塔和那下面埋葬的尸骨。有一会儿，与这个拥有众多房间的府邸相比，马尔马拉海边那些连绵起伏、人烟稀少的山脉，似乎是更好的栖居之地，尽管这里每张床上都有锦被，每个银盘都有银盖。
“我长大了，”她想，拿起细蜡烛。“我正在失去某些幻想，也可能又生出其他的幻想，”她说，漫步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她的卧室。她想，这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一个麻烦多多的过程。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她一边想，一边把腿伸向炉火(因为此时没有水手在场)，她循着往昔的时光，回顾自己的进步，仿佛它是一条两侧楼宇林立的林荫道。
少年时代，她多么喜欢声音，在她看来，发自口中的一连串喧闹音节，是最美妙的诗歌。后来，或许是萨莎和她引起的幻灭起了作用，在阴郁情绪的笼罩下，她由狂热变得怠惰。慢慢地，某些复杂、千头万绪的东西，在她内心展开，只有打着火炬，才能在散文而不是韵文中寻觅到这些东西。她记得自己曾经狂热地研究那位诺维奇的布朗医生，他的书就在她手边。与格林的事情了结后，她孤独地在这里形成或试图形成一种抵御的精神，因为上帝知道这些成长需要漫长的过程。“我将写作，”她曾经说，“写我所喜欢写的。”于是她潦草地写出二十六大卷。然而，她出门旅行和历险，她不断深刻思考和转变，尽管如此，她依然处于成长过程中。未来可能带来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变化不断，而且变化永不会止息。思想在激烈斗争，本来好似岩石般牢固持久的习惯，在另一些思想的触动下，如阴影般坠落，露出无遮无拦的天空和光闪闪、亮晶晶的星星。此时，她走到窗前，窗外寒气逼人，她仍忍不住推开窗，探出身去，感受寒夜潮湿的空气。她听到树林里有一只狐狸在叫，一只野鸡扑簌扑簌在树枝中穿行。她听到雪在移动，从房顶滑落到地上。“就我的生活而言，”她高声宣布，“这里胜过土耳其一千倍。拉斯多姆，你错了。”她喊道，仿佛在与那吉卜赛人辩论(她想出一个论点，不断与本不存在因而无法与她抗辩的人去论争，靠了这一新生的力量，她再次显示了自己灵魂的成长)，“这里胜过土耳其。头发、面饼、烟叶，我们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的混杂物，”她说(想到玛丽女王的祈祷书)。“人的头脑真是一个幻影，一个矛盾的汇合体。我们一会儿哀叹自己的出身和现状，渴望苦行的高尚，一会儿又为一条古老花园小路的气息所征服，为听到歌鸫的啁啾而流泪。”一如既往，事物的无奇不有令她困惑，这些事物需要得到解释，却只留下讯息，没有任何关于含义的暗示。她把方头雪茄扔出窗外，上床去睡了。
第二天一早，她拿出纸笔，循着这些思路，重又开始写作《大橡树》。对一个曾用浆果和页边勉为其难地应付写作的人，纸笔充足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喜悦。于是，她时而因删去一词而陷入绝望的深渊，时而又因添加一个词而攀上喜悦的巅峰，正在这时，一道阴影落在纸上，她赶紧把手稿藏了起来。
她的窗户面向方庭中央；她吩咐过，不见任何人；她谁也不认识，而且从法律上讲，也没有人认识她，所以刚才看到人影，她始则惊讶，继而气恼，然后(她抬起头来，看到其原因)又喜出望外。因为这个熟悉、怪诞的身影非同小可，她正是罗马尼亚芬斯特—阿尔霍恩和斯坎多普—伯姆女大公海丽特·格里塞尔达。她正大步跑过方庭，依然身着一袭黑色女式骑装和披风，连头发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那么，这就是那个从英国一直追逐她的女人!这就是那个猛禽，那个代表淫欲的秃鹫——那个给人带来灾难的猫头鹰!想到自己为了躲避她的勾引(现在变得极其无味)，一路逃到土耳其，奥兰多不禁大笑起来。那情景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滑稽味道。奥兰多以前就觉得，她酷似一只畸形的跳兔，眼睛直勾勾的，两颊瘦长，发式也像那种动物。她现在停下脚步，活像一只跳兔蹲在玉米地里，以为无人看到它。她盯着奥兰多，奥兰多也从窗里盯着她。两人对视了一段时间，奥兰多别无办法，只好请她进来。很快，两位女士就开始相互赞美，女大公一边掸掉披风上的雪。
“愿上天降祸于女人，”奥兰多自言自语，去拿柜子里的葡萄酒杯。“她们从不肯给人片刻安宁。世上再没有人比她们更爱多管闲事，更爱搬弄是非。就是为了逃避这个瘦高个儿，我才离开英格兰，现在……”说到这儿，她回身将托盘递给女大公，却看到站在那里的，是一位身着黑衣的高个儿绅士。一堆衣服搭在火炉的围栏上。她现在是独自与一个男人在一起。
奥兰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她刚才已把这一点忘得干干净净。她也意识到他的性别，而男性现在遥远得同样令人不安。奥兰多突然觉得头晕目眩。
“啊呀!”她喊道，手捂住肋骨，“你简直吓死我了!”
“可爱的人儿，”女大公高声说，一条腿跪下来，同时把一种烈性甜酒贴在奥兰多的唇上。“原谅我曾经欺骗你。”
奥兰多啜着那美酒，大公跪在她面前，吻她的手。
简言之，有那么十分钟的时间，他们两人热烈地扮演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然后才进入自然的交谈。女大公(以后得称他为大公了)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是男人，而且从来就是男人；当年他看到奥兰多的一幅画像，无可救药地坠入爱河；为达目的，他男扮女装，寄宿面包房；奥兰多逃到土耳其，他因此而痛不欲生；现在耳闻她的变化，他匆匆赶来为她效劳(此处他的窃笑令人无法容忍)。哈里大公说，这是因为，在他眼里，奥兰多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无缺。若不是其间夹杂诡异的窃笑和呵呵大笑，这三个形容词会很有说服力。“倘若这就是爱情，”奥兰多此时站在女人的角度，看着火炉围栏另一侧的大公，心说，“此事可未免太荒唐了。”
哈里大公双膝下屈，热烈地宣布向她求婚。他对她说，他拥有差不多两千万达克特（达克特，旧时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或银币名。天回来听她的答复。），存在他城堡里的一个保险箱中。他名下的土地超过英国任何一个贵族。那里是狩猎的好地方，他保证她能猎到一口袋雷鸟和松鸡，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沼根本就比不上。不错，他不在时，野鸡患了口疫，雌鹿早产，但这些都可恢复正常，而且是在她的佐助之下，只要她肯与他一起住在罗马尼亚。
说着说着，眼泪溢满了他那暴突的眼睛，顺着粗糙、瘦长的两颊淌下来。
曾经身为男人的奥兰多根据亲身经历，明白男人经常像女人一样毫无来由地啼哭；但她开始意识到，男人当着女人的面流露感情，女人应该感到震惊，而她也确实感到震惊。
大公向她道歉。他很快控制住自己，说他现在要走了，第二这是星期二。他星期三来，星期四来，星期五来，星期六又来。事实上，每次拜访都以求爱开始，以求爱继续，以求爱告终，其间则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分坐壁炉两侧，有时，大公踢翻了火铲火钳，奥兰多把它们拾起来。然后，大公记起，他曾在瑞典射中过一只赤鹿，奥兰多问这赤鹿是不是很大，大公说没有他在挪威射中的驯鹿大；奥兰多问他是否射中过老虎，大公说他射中过一只信天翁，奥兰多又问(半掩饰她的哈欠)信天翁是不是有大象那样大，大公说些非常理智的话，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奥兰多没有听见，因为她正在看自己的书桌、窗外或门。大公说：“我崇拜你，”而就在同时，奥兰多却说：“看哪，下雨了，”对此，两人都觉得很尴尬，脸涨得通红，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的确，奥兰多已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若不是记起一个名叫“苍蝇卢牌”（卢牌戏，古代一种有赌金、罚金的纸牌游戏。）的游戏，而这游戏又是无须费神就可以输掉大笔钱，她寻思自己怕非得嫁给他不可了；因为她不知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甩掉他。这游戏很简单，仅需三块方糖和足够多的苍蝇。用这个办法，可以克服交谈中的尴尬，避免谈论婚嫁。眼下，大公将出五百英镑，赌一只苍蝇会落在一块而非另一块方糖上。于是，整个上午，他们都有了一个观看苍蝇的消遣(在这个季节，苍蝇当然是懒洋洋的，往往一小时只围着天花板飞来飞去)，直到某只美丽的青蝇终于作出选择，游戏于是分出输赢。在这一游戏中，成百上千的英镑在他们之间转手，天生就是赌徒的大公发誓，这游戏毫不逊于赛马，他可以永远玩下去。而奥兰多很快就厌烦了。
“若是每天都得拿出整整一上午，与一位大公一起看青蝇，”她自问，“那么女人年轻貌美又有什么用呢?”
她开始讨厌看到方糖，苍蝇也让她头晕。她觉得，总应有个办法摆脱困境，但耍弄女性的各种计谋，她依然做不到得心应手。既然不再能给男人当头一击，或用长剑刺透他的身体，她就想不出比下述更好的办法了。她抓了一只青蝇，轻轻把它碾死(它已经半死，否则她那么怜惜不会说话的生灵，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再用一滴阿拉伯树胶，把它牢牢粘在一块方糖上。在大公死盯着天花板时，她巧妙地把这块方糖与她押下赌注的那块方糖掉了包，然后大喊：“罚钱、罚钱!”宣布她赢了赌注。她猜大公精通体育与赛马，必定会察觉她的作弊。既然在卢牌戏中作弊是最卑鄙的罪行，男人因此会被永远逐出人类，只能在热带与类人猿为伍，她算计他会有足够的大丈夫气，拒绝再与她有任何往来。但她错误地估计了那可爱贵族的单纯。他对苍蝇的判断力极差。在他眼里，死苍蝇与活苍蝇是一回事。她对他耍了二十次同样的把戏，他付给她一万七千二百五十英镑(合我们现在的四万零八百八十五英镑六先令八便士)，直到奥兰多的作弊明显到连他也无法视而不见。他终于意识到真相，接踵而来的是一幅痛苦不堪的场面。大公腾地站直身子，脸涨得通红。泪珠一颗颗从他的面颊上滚下来。她从他身上赢走大笔钱并无所谓，他很乐意她这样做；她欺骗他，这有点儿问题，想到她能这样做，他觉得受了伤害；但最不可原谅的，是在卢牌戏中作弊。他说，爱一个在游戏中作弊的女人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他彻底崩溃了。略微恢复后，他说，幸好没有旁人在场。她毕竟只是个女子，他说。简言之，他正准备发扬骑士风度，宽、恕她，已经躬身请她原谅他的语言粗暴，当他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时，她把一只小小的癞蛤蟆塞到他的皮肤和衬衫之间，于是这件事戛然而止。
公正地说，她宁可用长剑。癞蛤蟆冷冰冰、湿腻腻的，藏在人身上整整一上午挺难受。不过既然不能用长剑，就只好诉诸癞蛤蟆了。而且有时，癞蛤蟆和大笑制造的效果，恰恰是冰冷的铁剑所不能。她大笑。大公开始脸红。她大笑。大公开始诅咒。她大笑。大公砰地一声摔上了门。
“赞美上苍!”奥兰多喊道，笑个不止。她听到四驾马车的车轮疯狂驶过庭院。她听到它们沿路发出的格格声，这声音渐渐远去，最后彻底消失。
“就剩我一人了，”奥兰多说，既然没有别人，她的声音就很大。
喧嚣之后的静寂愈显深沉，这一点仍然有待科学来证实。但刚经过求爱，孤独会显得更明显，许多女人都可以发誓证明这一点。随着大公四驾马车的车轮声渐渐消失，奥兰多觉得，离她一点一点远去的，是一位大公(对此她并不介意)，一份家产(对此她也不介意)，一个头衔(对此她同样不介意)，婚姻生活的安全感和氛围(对此她仍不介意)，但她听到生活，还有恋人，正在从她身边远去。“生活和恋人，”她喃喃自语道；走到书桌旁，用笔蘸了墨水，写道：
“生活和恋人”——不合韵律的一行诗，与先前所写的也不合拍——那是用正确的方法给羊洗药浴，免得羊得疥癣。读了一遍，她的脸红了，又重复道。
“生活和恋人。”她把笔放到一边，走进卧室，站到镜子前，整整脖颈上的珍珠项链。她觉得，与枝状花纹的棉布晨袍相配，珍珠显不出华丽，于是换上鸽子灰塔夫绸，又换成有桃花图案的塔夫绸，又换成酒红色锦缎。没准儿需要敷一点脂粉，头发盘绕额头，或许会显得更漂亮。之后，她把脚伸进尖头的浅口便鞋，又戴上一只翠玉戒指。“这下好了，”一切收拾停当后她说，并点燃镜子两旁银制壁式烛台上的蜡烛。看到奥兰多当时看到的雪中之火，哪个女人会不激动呢?因为镜子四周都是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好似一团火，一丛燃烧的灌木，而她头颅两旁蜡烛燃烧的火苗是银的树叶。或者说，镜子是绿水，她是颈挂珍珠的美人鱼，是洞穴中的塞壬（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惑过往水手，使驶近的船只触礁沉没。），用歌声诱惑水手探身船外，落入水中，拥抱她。她是如此幽暗，又如此光明，如此坚硬，又如此柔媚，只可惜当时无人用简单的英语直截了当地说，“真该死，夫人，你是美的化身。”确实如此，甚至奥兰多(她对自己的身体并不自负)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她不由自主露出的笑容，正是女人的美貌似乎不属于她们自己，而宛如水滴洒落或喷泉升起，突然在镜中出现时，她们露出的笑容。奥兰多露出的即是这种笑容，然后她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只听到风中树叶的簌簌声和歌雀的啁啾声，她叹了口气说：“生活，恋人，”旋即转身，扯下颈上的珍珠项链，脱去缎子衣裙，换上普通贵族男子灵便利落的黑绸灯笼裤，站得笔挺，摇铃唤来仆人，命令立即备好六驾马车，她有急事要去伦敦。于是，大公离去还不到一小时，她就乘车离去。
沿途照旧是朴素的英格兰风光，无须再加描述，但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在奥兰多驾车时，使读者特别注意叙述过程中不经意插入的一两处议论。譬如，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受到打扰时，奥兰多把手稿藏了起来。然后，她久久注视镜子里自己的身影；而现在，她驾车去伦敦，人们又可以注意到，马跑得飞快时，她吓了一跳，极力抑制，才没有叫出声来。她写作时的谨慎、她对自己身体的虚荣、她对自己安全的担心，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暗示了一条，即我们不久前所说的，奥兰多作为女子与男子没什么两样，已经不再完全正确。她正在变得如女人那样，对自己的头脑多少有些疑惑，对自己的身体多少有些虚荣。某些感情正在发挥威力，有些则在渐渐消失。一些哲学家会说，换装与此有很大干系。他们说，看似无关紧要，其实衣服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御寒。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举例来说，巴托罗斯船长看到奥兰多的裙子，旋即令人为她支起一架天篷，并竭力劝她再吃一片牛肉，乃至邀她与自己一起乘大艇上岸。倘若她的裙子不是飘垂的，而是紧紧包在腿上，剪裁得像紧腿裤那样，她就不会得到这些恭维。而且我们在得到别人的恭维时，有责任加以回报。奥兰多行了屈膝礼；她遵从礼节，恭维那位可敬的先生非常幽默；如果他的紧腿裤是女人的裙子，他的镶边外衣是女人的缎子上衣，奥兰多就绝不会这样做。因此，有很多事实可以支持这个观点，即不是我们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们；我们可以把它们缝制成手臂或胸脯的形状，而它们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塑造我们的心、我们的脑、我们的语言。因此，既然奥兰多穿裙子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她身上可以看到某些变化。读者读一读第八十八页，即可发现这些变化，甚至她脸部的变化。对男性奥兰多的画像与女性奥兰多的画像加以比较，我们会看到，他们无疑是同一个人，但依然有某些变化。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滑下来。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为他所用，由他随意塑造。女子则小心翼翼，甚至疑虑重重地斜视这个世界。男女若是穿同样的衣服，对世界或许就有同样的看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