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35至37节。②同上，第12章第47至49节。③同上．第8章第22节。
他看来已经预见，因为要求信徒狂热地憎恨敌对
者，他的运动势必会引起丑陋的家庭冲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
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①一个传扬
爱人如己的人竟会反对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尽管奇怪，
却是事实。提倡“兼爱”的中国圣哲墨子会受到孔门弟子的驳斥，
诚属理所当然，因为儒家把家庭看得高于一切。②他们认为“兼
爱”的原则会破坏家庭，摧毁社会。哪怕并不敌视家庭，也完全无
意破坏家庭的凝聚，但只要是呼吁“追随我”的劝人皈信者都会是
家庭杀手。据说，圣伯尔纳（St．Bemalrd）③的讲道是那么有感染
力，以致“母亲要藏起儿子，妻子要藏起丈夫，不让他们见到他，以
免会被他诱惑走。他也真的拆散过很多家庭，那些弃妇多得组成
了一座女修道院”。
毋庸说，家庭的衰落．（不管衰落出自何种原因）会自然而然助
长集体精神，让人易于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
日本的侵略明显削弱了中国紧密的家庭制度，并导致民族主
义和共产主义近期在中国愈来愈壮大。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家
庭主要是被经济因素削弱和瓦解。妇女经济独立助长了离婚。
年轻人的经济独立则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加速家庭提早分裂。大
工业中心对农村和小镇人民的吸引力，也造成家庭纽带的紧张和
断裂。这些因素削弱了家庭，助长了现代集体精神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疯狂的种族灭绝政策和人口大
迁移政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灭和拆散了数以百万的家庭。另
一方面，英美的空袭，从东欧和南欧驱逐900万德国人，以及战后
迟迟不肯遣返战俘之举，对德国家庭的破坏，不亚于希特勒对欧
洲家庭的破坏。在充满这么多分崩离析家庭的情况下，即使经济
和政治环境改善，欧洲要怎样才能回复正常、保守的社会形态，令
人难以想象。
33，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个人落寞的情绪
愈少
落后国家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会产生不满情绪，主要不是因为
西方人的高压剥削所致，那毋宁是共同体的向心力被粉碎或削弱
的结果。
文明的西方世界把自我改善的观念带给了落后地区，但也因
此带来了个人的失意感。西方带来的所有好处，都不足以替代过
去传统农业社会带给人的庇护和安慰。哪怕一个西化的土著事
业有成，他仍然会不快乐。他会感到赤裸裸和孤苦无依。现在出
现在很多被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群
体性的生活和摆脱西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殖民国家把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这两件礼物带给了土
著。他们企图教导他们自立自足，但实际造成的只是个人孤立。
那无异于把一个不成熟和准备不足的个人从群体中扯离，把他委
之于神学家霍米亚科夫( Khomiakov)所说的“在自己无能之下的
自由”( the freedom of his own impotence)④。今天群众运动会在西
方和在被西方殖民的国家之间蔚为风潮，正是人们强烈渴望摆脱
无能无目的感的个人存在所导致的。因此，即使没有俄国人推
波助澜，目前在亚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会带来的，也
很可能是一些多少集体化的社会而非民主社会。
一个专事剥削的殖民政权想要长治久安，就应该鼓励土著加
强他们的集体纽带。应该在他们中间鼓吹平等和手足情谊。因
为被统治者彼此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大，个人落寞的情绪
就愈少；这样，困苦转化为失意感和叛乱的过程就可以被防患于
未然。当“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着力于削弱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
纽带时，它将不会奏效。把一个村庄、部落或国家分割为独立的
个人，并不能窒息或消除当地人民的反抗心理。有效的分化政策
是培养尽量多的团体（种族的、宗教的或经济的），使它们互相竞
争和猜忌。
即使一个殖民国家完全出于善意，一心以把繁荣进步带给落
后地区的人民为念，它还是必须尽所能保存和强化原有的组织形
式。它不能只把焦点放在个人，而必须把革新和改良灌注到部落
或村落里去，使部落或村落得以整体进步。一个落后国家想要实
现现代化，大概都少不得一个坚强的团体行动架构。日本现代化
的空前成功，就是在团体行动和群体意识的热情气氛中取得的。
苏联占便宜的地方（除了没有种族偏见）是它有一个现成的、
有效的集体行动架构。因此它可以罔顾甚而扫除殖民地各种既
有的团体纽带，而不怕会引起个人不满并演变为叛变。对本地人
进行苏维埃化并不会让他们孤孤单单落人一个带敌意的世界，
他们会以一个紧密团体成员的身份展开新生活，而这个团体的紧
密性和凝聚性要比他们原属的氏族或部落犹有过之。
这种加强共同体凝聚力的方法除了可以安抚殖民地人民的
不满情绪，也可以用于安抚殖民工业国家内工人的不满情绪。
雇主要是想工人安于工作，竭力从事生产，那他使用分化的
方法——也就是在工人间挑拨离间的方法——将无法达成目的
更符合他利益的做法毋宁是使工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一部
分（若能把雇主包含在这个整体中就更好了）。一种强烈的团结
感，不管是种族、国家或宗教上的，无疑是防止工人不安分的最有
效方法。经验显示，当工人感觉自己是团队的一员，他的生产力
将会是最大的。任何企图扰乱或拆散这团队的政策都一定会引
起严重麻烦。“按个人表现发奖金的鼓励办法总是弊多于利……
倒不如按照全体工作成绩表现颁发团体奖金，最好是连工头都包
括在内……这样做看来更能促进生产力，而工人方面也会更
满意。”
34．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一个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
诺，而是能不能提供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
和无意义的生活。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
对真理，或是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予能让他们摆脱无能
的“自我”。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
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因此，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取得成功，必须从最早阶段就发展
出紧密的组织和一种把加盟者整合起来的能力。依主义的真确
性和承诺的可实现性去判断一个群众运动的存活能力是徒劳的。
真正有效的判断标准是看它的组织能不能迅速和完全把失意者
融合起来。凡是有几种新信条互相竞争信徒的地方，会胜出的都
是集体组织最完美者。在罗马帝国境内竞争的众多信仰与哲学
派别中，只有基督宗教是一开始就发展出紧密组织的。“ 基督教
会没有一个对手拥有它那样强有力而凝聚的结构。没有其他的
势力能让它们的信徒感受到，他们进入了一个紧密无间的共同
体。”①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的竞争中，之所以能超越其他马
克思主义流派，靠的也是紧密的组织。同样的，纳粹运动能打败
1920年代德国多如雨后春笋的其它民粹运动，亦是因为希特勒很
早就体认到，一个新兴的群众运动再怎样强调凝聚性也不为过。
他知道失意者的主要渴望是“有所归属”，而要满足这种需要，一
个组织把个人空间压缩得多小都不嫌过火。
35.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
最有利于群众运动兴起和传播的环境，是一个原本就有紧密
组织但却因为某种理由而处于解体中的社会。基督宗教兴起和
扩散的时代，就是“一个有大量人流离失所的时代。那些原本紧
密的城邦一部分被一个大帝国所吞没……而旧有的社会与政治
群体不是已经弱化就是已经解体 。基督宗教传教最成功的地
方是城市，因为城市里住着“数以千计离乡背井的人，有些是奴
隶，有些是自由人，有些是商人，他们都是被迫或自愿从其世代居
住的环境里分离出来的”③。反观在传统生活方式未受严重扰乱
的乡村地区，基督宗教的发展并不理想。居住在乡间或荒野的异
教徒继续死守着古代信仰不放。类似情形也见于民族主义和共
产主义兴起的19世纪后半叶：“在那几十年间，人口的高度流动
性和都市化使大量人离乡背井。因为经济上极不安定和心理上
适应不良，他们很容易为煽动性的宣传所感染，不管那是来自社
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宣传。”
看来这是一条一般法则：当既有的集体纽带弱化，供一个群
众运动兴起的条件就告成熟，并会最终建立起一种新的和更有活
力的紧密集体。当一个无所不管的教会控制力松弛，新的宗教运
动往往就会出现。韦．尔斯(H.e．Wells)指出，在宗教改革的时
代，人们“反对的不是教会的权力，而是它的弱化 ---教会
内外发动反教会运动，并非要从宗教的控制下获得释放，而是希
望得到更充分更多样的宗教控制”②。如果一地的宗教情绪已经
被启蒙运动动摇，那代旧教会而崛起的，就会是一个社会主义或
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运动。法国大革命——一它同时是一场民族
主义运动——真正要反对的不是天主教会和旧王朝的专制，而是
它们的软弱无能。当一个极权社会的人民揭竿起义时，他们要反
对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
在社会纽带强固的地方，群众运动难以找到立足点。不管是
在巴勒斯坦还是在离散时代，犹太人的高度凝聚性大概就是基督
宗教难以打入犹太人中间的原因之一。圣殿被毁一事如果对犹
太人的凝聚性有任何影响的话，那就是让这种凝聚性更强。从前
流向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只是流向了犹太会
堂和犹太学校。后来，当基督教会有权力把犹太人隔离在隔都
（ghetto）①，却反而更加固了犹太人的凝聚力，无意中让犹太教得
以历许多个世纪而不衰。
不过，“启蒙运动”的来临却动摇了犹太教的正统和隔都的
墙。犹太人在一夕间发现自己成了孤单的个人，无助地置身在充
满敌意的世界。这样的事，自约伯( Job)和《传道书》的时代以来，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再没有集体是可以让他们融入
其中的。犹太会堂和聚会所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而2000年来
的传统与偏见也让他们无法完全融人异教徒的集体中。
因此，现代犹太人成了自主性最高的个人，也就无可避免是
失意感最深的。这就不奇怪，很多现代的群众运动都在犹太人中
间找到了现成的信徒。他们也挤满各种可以通向舒缓失意感的
道路，例如忙于赚钱或移民，或是一头扎进追求物质性的成就和
创造性工作，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当然，还是有一个微弱的
集体是一个犹太人可以自力创造的，那就是家庭。但在欧洲，犹
太人这唯一的荫庇所却被希特勒的集中营与煤气室所绞碎、烤
焦。因此，今天的犹太人（特别是欧洲的犹太人）要比从前任何时
候都是更理想的群众运动皈依者。犹太复国运动不迟不早，偏偏
在犹太人这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出现，仿佛就是上帝的旨意。
它用一个新的集体抚慰了犹太人的个人孤立。以色列确确实实
是一个稀有的荫庇所：它既是家园，又是家庭；既是国家，又是革
命政党。
德国的近代史也为集体纽带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提供了例子。
在德皇威廉主政的时代，真正的革命运动很难兴起。德国人对于
德皇的极权与专制感到满意，哪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仍然没
有改变德国人的这种偏爱之心。1918年的革命只是一起人为事
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威玛共和，在多数人的心
目中只是一段可厌和屈辱的回忆。由于习惯了接受自上而下的
命令和服从权威，松懈的民主政体让他们觉得乱七八糟。他们震
惊于“他们必须参与政府，选择一个政党和对政治事务作出判
断”①。因此，他们盼望有一个新的政治整体，一个比德皇时代更
为刚强果断、无所不管和雄壮威武的政府——第三帝国完全满足
了他们的愿望。希特勒的专制政权一经站稳，就用不着担心会出
现群众革命。只要纳粹的统治集团愿意扛起一切责任、下达各种
大小决策，民间就不会有反对声浪。只有当纳粹纪律废弛，极权
统治松懈，危险才会出现。托克维尔有关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论
述也适用于其他极权秩序：它们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
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②
健全的集体结构会对群众运动免疫，而瓦解中的集体结构则
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军队与群众
运动的关系得到证明。几乎从未有过一支组织健全的军队发动
宗教运动、革命运动或民旅主义运动的例子。相反的，解体中的
军队——不管其解体是因为有秩序的复员还是因为士兵士气低
落而纷纷开小差——则是群众运动的沃土。刚脱离部队的人是
群众运动理想的招募对象，而在所有当代群众运动的最早期依附
者之中，都可以找得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感到孤单，在“人人皆有
自由”的平民生活中茫然若失。独立自主生活所包含的责任感和
不确定性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他们渴望确定性，渴望同志情谊，
渴望可以不用负个人责任。总之，他们憧憬的是迥异于竞争性自
由社会的东西——而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正好可以提供他们向往
的弟兄之爱和再生气氛。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