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反抗斯大林的人是无所归属的，所以也缺乏抵抗高压的能
耐。但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反抗高压的个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
孤立的原子，而会自认为属于一个强有力的族类-—一具有强力反
抗精神的祖先的子嗣。
122．领袖的人格特质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
因素
领袖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
键因素。林肯和甘地都是优异罕有的领袖，而他们的不凡处除了
表现在努力遏止群众运动固有的邪恶面，也表现在愿意于群众运
动的目标或多或少实现后把它终结。能够让“权力陶冶出高贵与
恢弘灵魂”①的人寥寥无几。共产运动的积极阶段之所以如此漫
长，主要是斯大林的中世纪心灵和斯拉夫部落的残酷作风有以致
之。去猜测列宁要是能多活一二十年俄国革命今天会是什么样
子，是徒劳无益的。不过，一般认为，列宁人格中的野蛮成分不如
斯大林或希特勒显著（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
话来说，这两个人的兽性让我们的眼和耳成了“人类邪恶的见
证”）。斯大林按自己的喜好捏塑他的接班人，所以接下来几十
年，俄国人大概不能指望生存环境有什么改变。清教徒革命在克
伦威尔死后结束，而罗伯斯庇尔的死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积极阶
段的终结。要是希特勒在1930年代就死去，纳粹运动在戈林的
领导下，取向说不定会有根本的改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
是不可避免。然而，作为一种新宗教，让纳粹主义继续生存下去，
其流毒说不定比大战造成的残暴，流血和破坏还要大。
123.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
一个群众运动始创时的作风，对于其积极阶段的长短和终结
时的形态都会有影响。以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命，
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为例，它们的积极阶段都相对要
短，并在形成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后落幕。这些例子都
表明运动初期的情绪和榜样对其后来的发展有影响。所有这些
运动的兴起都是为了推翻一个建立已久的权威。目标愈明确，人
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而个人自由在最后抬头的可能性亦愈
大。反观基督宗教初兴时却没有这样明确的反抗目标。它并不
是要推翻一个国王、一个特权阶级、一个国家或一个教会。基督
宗教固然有它的殉教者，但这些殉教的个人却不是为了整个世界
的利益而向趾高气扬的权势挥拳咆哮。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
故，基督宗教的专制秩序才能历15个世纪而没有受到重大挑战。
基督徒的心灵枷锁最终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获得解放，但其动力
不是来自基督宗教早期的历史，而是得自希腊一罗马时代一些独
立、桀骜的个人的榜样启迪。伊斯兰教和日本集体主义的兴起，
同样不是发自反抗精神，所以哪怕是今天，两者都还看不到有真
正个人解放的迹象。德国的民族主义亦复如此：它不像大多数西
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那样，是为激烈反抗某种既有势力而发，而是
从一开始就处于普鲁士军队的卵翼之下。②德国个人自由的种子
并非民族主义，而是新教。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
①“基督徒对当道者的反抗，其精神要有过于英雄主义，但本身却不是英雄主义。”
②德军在耶拿( Jena)败于拿破仑后，哈登贝格（HAdenBerg）对普鲁士国王建言
说：“王上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发起法国人自下而上发起过的事（指民族
主义——译注）。”
命、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都是由庄严正大的个人反抗
揭开序幕，所以它们的参与者对目标的记忆会历久弥新。
从这个角度看，个人自由最终必会在俄国抬头，大概不是完
全没有希望的。
有益的群众运动
124.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
在“忠实信徒”眼中，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没有骨气和个性
的，不值一哂。另一方面，不同阵营的“忠实信徒”尽管势同水火，
恨不得掐住对方咽喉。却不敢小觑对方的力量。希特勒把布尔什
维克视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并下令任何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如果愿
意归顺，都可马上加入纳粹党。同样的，斯大林也认为只有纳粹
德国和日本人值得他尊敬。即便狂热的宗教人士和激进的无神
论者也并非互不欣赏。其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吉洪主教
有过很好的解释：“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比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
的世俗人更值得尊敬……完全的无神论者仅差一步就会是个宗
教信仰无比热诚的人……但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除恐惧以
外没有任何信仰。”①
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忠实信徒”——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纳
粹党员、法西斯分子、日本人还是天主教徒——都异口同声指责
西方民主国家的颓废堕落。他们论点的核心是说民主制度会让
人变得太过软弱、太爱享乐、太自私，不愿意为国家、上帝或任何
神圣伟业赴死。他们说，缺乏赴死精神正是民主国家已经腐烂到
核心的表征。民主国家业已老朽、腐败和衰败，断不是行将分土
封王、信仰弥坚、雄风凛凛的忠实信徒集团的对手。
这种指控有一点点道理，但以胡说八道的成分居多。正如第
43节指出过的，人们会愿意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乃是一种群众
运动现象。在和平时期，民主国家乃是一些自由个人的制度性结
合。不过、一旦一个民主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它就势必要人民
团结起来，在他们心中激起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在非常
时期，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把自己转化得肖似一个好战的教会或革
命政党。这个宗教化的过程虽然常常是困难和缓慢的，却不涉及
什么深远的改变。“忠实信徒”指证的种种“堕落”，事实上不是
一种有机性的衰败。照纳粹的说法，德国在1920年代是衰败的，
但在1930年代却雄壮威武。这只是天方夜谭，因为短短10年时
间想要在一个千百万人口中引发文化上的重大改变都是不可能
的，更遑论引发生物性的改变了。
但有一点倒是真的：在类似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一个国家能
否在短时间内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是生死攸关的。把人民宗教化
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哪怕他用得着这种本事
的时候并不多。大概同样真确的是，过于言必有据和实事求是的
人是不胜任国家领袖之职的。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日常生活中，需一
要有某些素质，让它可以在危机时期迅速达成宗教化。这些素
质，可说是一个国家的潜在能量。赫拉克利特说过：“让人一切渴
望得到满足，对他大概不是可喜之事。”这个说法，对个人和对国
家来说一样成立。当一个国家不再有强烈热望或是它的理想都
是具体和有限的事物时，它潜在的能量就会受损。只有拥有一个
无止境的目标，一个国家才能保持其潜在能量。这个目标并不需
要多崇高。即便只是追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平庸的目标，也
够一个国家保持相当好的潜在能量。英国人的理想是当个乡村
绅士，法国人的理想是退休后悠游自在，而这两个目标都是具体
而有限的。英法两国目前之所以进取性降低，大概与国民愿望
的局限性不无关系。反观美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的理想都是不
明确而又没有底线的。
125．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