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述论点不错，那么推进我国文明维持其独立就不能单靠政府，也不能依赖洋学家们。我们这些人不仅要在愚民的前面先做出榜样，还要做洋学家们的先驱，给他们指出方向。现在想想我们的身分，固然学识是浅薄，可是有志于西洋学问已久，在国内又是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晚近的改革事业虽不是我们为主兴办，却曾暗中助成。即令没有发挥助成的力量，而世人看到我们欢迎改革，也一定会把我们看成是改革家；既负有改革家之名，又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世人就会把我们的行为当作范例。那么带头示范就是我们的任务了。
凡事与其下令推行，不如采用说服方法，说服又不如做出实际事例给人家看。政府只有下令之权，如果说服人民和示以实例系属私人之事，我们就应当站在个人的立场，或研究学术，或从事贸易，或讨论法律，或著书立说，或发行报纸等等，只要是不超过人民本分的事，就要大胆去做。我们严守法令，按理办事，如因政府不守政令而受到委屈，还是不要屈服，据理抗争，这就象是给政府当头一棒，革除旧弊，恢复民权，诚为今天当务之急。本来私营事业种类很多，做这些事的人也是各有所长，并不是要所有的学者都来从事于此。我的目的不在于示人以办事的技能，而在于使世人知道举办私营事业的方向。
费一百次劲去说服人，还不如示以一次实例。现在由我们来树立办理私营事业的实例，就可以使人们知道，人间事业并不能单靠政府来做，学者站在学者立场，商人站在商人立场，都可以兴办个人事业。政府是日本的政府，人民是日本的人民，那么人民就不应害怕政府，而应靠拢政府；不应疑惑政府，而应亲近政府。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人民就会渐渐知道正确的方向，上下之间原有之风气也会渐渐消灭；才会产生真正的日本国民，使他们不致成为政府的玩具，而成为刺激政府的力量。从而学术、商业和法律就自然会各得其所，国民与政府的力量亦能平衡，才可以维持全国的独立。
概括起来说：本篇是讨论现在的学者协助政府完成独立的两个途径，即参加政府做官和在政府范围以外办理私人事业的利害得失，并且赞成后者。如果详细研究世间的事情就可以知道，无利必有害，无所得必有所失，不会利害得失参半的。我们并非有所为而主张私营事业，而只是将平生所见到的加以论述，如果社会上有人拿出确证来批驳这个论点，明白指出私营事业之不利，我们还是乐于接受，不过，举办私营事业想必不致贻害于天下吧！
附录
兹将有关本篇的几个问题①附记于篇后：
①这是作者在明六社的会议上讲演后，根据提问和反驳作的回答。——校者
一、问：兴办事业，是否不如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为便？
答：推进文明不能专靠政府的力量，其论点已详本文。并且由政府兴办事业，已经实验了好几年还没有奏效。私人办事虽亦难期必成，但是，既然在道理上还明显有希望，就不可不试。如果在未试之前即怀疑其能否成功，就不能算是有勇气的人了。
二、问：如果有力的人物离开政府，使政府缺乏人才，岂不有碍公务？
答：决不如此。因为政府现在正患官多事少，如果实施简事裁员，必能整顿政务，把多余的人员用到社会上，可谓一举两得。并且政府事务庞杂，就会把有用的人置之于无用之地，那不是个好办法。况且这些人虽然离开政府，却并没有到外国去，仍然住在日本，做日本的事，又何足虑？
三、问：若于政府以外聚集许多人来办私营事业，好象自成一政府，会不会使政府的权限旁落呢？
答：这是小人之见，办私营事业的人与办公事的人都是日本人，只是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办事，实系相辅相成，共谋全国的利益，他们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益友。如果办私营事业的人犯了法，尽可以处罚，这是毫不足惧的。
四、问：也有人想办私营事业，但恐离开宦途以后，别无谋生之道？
答：这不是士君子应说的话。因为既然自命为学者，又关心天下事，岂是一个没有技能的人？用技能来糊口，并不是难事。在政府里执行公务和办理私营事业并无难易之分。如果认为办公事容易，所得的利益比私营事业多，那他的利益可以说超过实际的才干了。贪图超过实际才干的利益是君子所不屑为的。至于一无所长，侥幸进入宦途，贪图薪金以便奢侈享受，还要视同儿戏地谈论天下大事的人，就不是我们的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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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劝学篇》本来是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为目的而写的，所以在第一篇到第二、三篇中尽量使用了通俗文字，以期易于阅读。但第四篇的文体稍有改变，间或用了一些较难的文字。第五篇则系明治七年元旦庆应义塾同志集会时的讲话记录。文章的体裁也与第四篇大致相同，或者不免有些难解之处。四、五两篇毕竟是以学者为对象而立论的文章，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世间学者一般都很小心，勇气不够，可是阅读文字的力量是够的，那怕怎样深的文字，也不感到困难，所以我就未加考虑地把这两篇文字写得难了一些，其意义也自然比较高深，因此《劝学篇》一书便失去了作为一般民众读本的意义，对于初学的人们说来，是很抱歉的。可是从第六篇以后，仍恢复了原来的体裁，力求容易理解，以期便于初学，不再用较难的文字了。希望读者不要拿这两篇来评定全书的难易。
明治七年元旦献词
我们今天在庆应义塾迎接明治七年的元旦。这个年号是我国独立的年号，这个义塾是我社独立兴办的义塾；能在独立的义塾中迎接独立的新年，岂不是很可喜的事吗？可是，凡事得之可喜，失之可忧，所以在今天高兴的时候，不要忘了他日之忧。
我国虽因历代治乱相循，政府迭有变更，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丧失独立。其原因就在于国民安于锁国的风习，治乱兴废不与外国相关。既与外国不发生关系，所以治是一国国内的治，乱也是一国国内的乱。再者经过这种治乱而不曾丧失的独立，也只是一国国内的独立，而不是和外国争锋以后所得到的独立。这就象关在家里抚养、还没有和外人接触过的儿童一样，其脆弱性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我国忽然和外国建立邦交，国内的事没有一件不与对外关系息息相关，差不多每件事情都要比照外国办理。如将我国自古以来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今日西洋各国的状况相比较，那就不仅要“退避三舍”，就是想摹仿他们，也不免望洋兴叹，因此更加感觉到我国独立的不巩固了。
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近来我国政府虽然不断开设学校和倡办工业，海陆军制度也大为改观，略具文明的形式。可是人民还没有抱定巩固我国独立的决心，并对外进行竞争。不仅如此，即令偶然有机会得知西方情况的人，也是在尚未了解以前就害怕起来，既然抱着害怕的心理，那么即使我们略有所得，也不能对外运用。可见人民若是没有独立的精神，那些文明的形式也就终于会成为无用的长物了。
我国人民没有独立精神的原因，是由于数千年来国家的政权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文事武备到工商各业，以至于民间的生活细节，都要归政府管辖。人民只知在政府指使下奔走效劳，国家好象是政府的私有物，人民不过是国家的食客。人民既成了流浪的食客，仅得寄食于国中，便把国家看成旅馆一般，从来没有加以深切的关怀，也得不到表现独立精神的机会，久之就酿成全国的风气，到了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了。大凡世间事物，不进则退，不退则进，决无不进不退停滞不动之理。试观现在日本的情形，纵然文明的形式虽似有所进步，而作为文明精神的人民独立精神却日益退步。兹就这点来讨论一下：在以前的足利①和德川时代，政府只凭强力来役使人民，人民服从政府是由于力量不足。力量不足并不是衷心悦服，只是害怕政府的强力而表面服从罢了。现在的政府则不仅有力量，还有敏锐的智慧，向来作事不失时机，所以维新不到十年，就有了学校和兵备的改革、铁道电报的敷设，还建筑了隧道、铁桥等，其决断的神速，成绩的辉煌，实足令人耳目一新。然而这些学校、兵备乃是政府的学校、兵备，铁道、电信也是政府的铁道、电信，隧道、铁桥自然也是政府的隧道、铁桥。
①足利时代（1378—1565）亦称室町时代，初代将军为足利尊氏。——译者
至于人民究竟是如何看法呢？人们都说：政府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智慧，实在远非我等所及；政府是在上面掌管着国家，而我们仅在下面依赖着国家，忧国之事是上面政府的责任，和下面的百姓无关。总的说来，就是古时的政府使用威力，现在的政府力智兼用；古时的政府缺乏治民的方法，现在的政府富于智术；古时的政府是锉抑民力，现在的政府是收揽民心；古时的政府是从外面侵犯人民，现在的政府是从内部控制人民；古时的人民把政府看做是鬼，现在的人民却把政府看做是神；古时的人民畏惧政府，现在的人民则崇拜政府。若不乘这种情势来改弦更张，则政府今后举办事业，纵然越来越具备文明形式，人民却会越来越丧失独立精神，从而文明的精神也会逐渐衰退。例如现在政府建立了常备军，人民本应视为护国的军队，兴高彩烈地祝其壮大，然而事实上却反而把它看成是威吓人民的工具，只有心怀恐怖。又如现在政府开办了学校和敷设了铁道，人民本应把它当作一国文明的象征，加以夸耀，但实际上却把它视为政府的恩惠，在这种恩赐之下越发增加依赖心理。人民既然对本国政府抱有畏缩恐惧的心理，又哪里谈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国竞争呢？所以说如果人民没有独立精神，则徒具形式的文明，不仅是无用的废物，而且反而会使民心萎靡。
由此可见，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兴办，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方向，一面与政府共同协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国历史，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政府创造的。它的基本技术，都是居社会中等地位的学者们研究出来的。例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铁道是斯蒂芬荪研制的，首论经济规律和改变经商方法的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既不是国家的执政者，也不是干体力活的小民，而是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发明，先是一个人在心里有所领悟，然后公开发表，在实际施行中广结私人同志，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把造福人民的事业留传万世。在这个时候，政府只须不加妨碍，适当的予以鼓励，并考察人心所向，尽量加以保护就行了。所以兴办文明事业的是个别人民，而保护文明事业的则系政府，这样一国人民就能把增进文明引为己任，互相比赛竞争，互相羡慕夸耀。国内有一件好事，全国人民都拍手称快，惟恐别国捷足先登，所以文明的事业就都成为增长人民志气的工具，一事一物无不有助于国家独立的。然而我国的现况却与上述情形相反。
今天在我国居于那种“中产阶级”地位，可以首倡文明、维持国家独立的只是一些学者。可是这些学者观察时事的眼光不高，或者忧国不如忧己那样深切，或者溺于世风，以为只有倚仗政府才能成事，几乎都不安于其学者的地位，而走上了宦途，奔走于微末的俗务，徒劳身心。他们的举动虽多可笑之处，但却甘心而为之，别人也就不以为怪；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野无遗贤”，而感到高兴。这固然是时势使然，其罪不在某个人的身上，但是为了国家的文明前途着想，却可以说是一大灾难。学者身当增进文明的大任，坐视文明精神日渐衰退而不以为忧，真足令人长叹息和痛哭了。惟独我们庆应义塾的同仁，尚能免此灾祸，几年来还没有丧失独立，在独立的义塾中培养独立的精神，并期进而维护全国的独立。但是社会潮流的力量有如急流狂飙，要在这种激流中屹立不动确非易事。如果没有非常的勇气毅力，便会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往往有失足的危险。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作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我们同仁中已经掌握方法的人，就应当忍受贫苦，克服困难，把获得的知识应用到文明事业上去。至于可办的事业则不胜枚举，如振兴商业，研究法律，兴办工厂，开发农业和从事著作翻译及新闻出版事业等。我们应当把一切文明事业都引为己任，为民前驱，协助政府，使公私的力量平衡，以增进全国的实力，而将脆弱的独立奠定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与外国实行竞赛而毫不退让。如果从现在起过了几十个新年以后，再回想今天的光景，不但不觉得今天的独立可喜，反而觉得可怜可笑的话，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快事吗？因此我希望学者们认定正确的方向，并努力求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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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论尊重国法
政府是代表国民，按照国民的意志执行事务的。它的职责不外乎是制裁罪人和保护无罪的人。这就是执行国民的意志。如能达到这种目的，对于国家是有益处的。本来有罪的人就是恶人，无罪的人就是善人，如有恶人想来妨害善人，善人就须自行预防；有想杀害自己父母妻子的人就捕而杀之；有想盗窃自己财产的人就捕而鞭笞之，这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要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来对付和防止多数的恶人却是很费力的。即令有相当准备，也要花很大的费用，并且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就如上述那样，订下了这样的约束：建立代表全体国民的政府，以尽其保护善人的职责，而官吏的薪俸和其他政府的各项费用，都由国民来负担。既然政府代表全体国民而行使政权，那么政府所做的就是国民的事，国民也就必须服从政府的法令，这也是国民和政府间的约束。因此国民服从政府，并不是服从政府制定的法令，而是服从自己所制定的法令；国民破坏法令，并不是破坏政府制定的法令，而是破坏自己所制定的法令；国民因违法而受到刑罚，也并不是被政府处罚，而是由自己所制定的法令处罚。换言之，这就是意味着国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第一是建立代表自己的政府，来制裁国内的恶人和保护善人，第二是严守同政府的约束，服从国法，并接受保护。
如上所述，国民既已与政府约定，把执行政令的权力委交政府，那就丝毫不能破坏这种约束和违背法令。比方逮捕杀人犯和处以死刑是政府的权力；逮捕和监禁盗贼是政府的权力；提起公诉是政府的权力；取缔流氓斗殴是政府的权力，人民是丝毫不能干涉这些权力的。如果违背这项原则，私杀罪人，或捕擒盗贼私加体罚等等，那就成为触犯国法而私自裁判他人罪行的人，叫做私设公堂，是不能免于罪责的。对于这种罪行，文明各国所定的制裁法律都很严格，真可以说是威而不猛。但是在我们日本，政府的权威虽然好象很大，可是有些人民只畏惧政府之尊，而不知法之可贵。兹将私自裁判的弊害和国法之可贵缕述如下：
譬如有强盗进入我们的家里，威胁家人，想要掠夺金钱，此时作为家长的职责应当是将事件的经过报告政府，听候政府处理。但如事出火急，已经来不及报告政府，而盗贼已在纷扰中进入贮藏室，就要把金钱抢走。若是想在这种情势下加以制止，就连家长的生命也有危险，因此全家被迫要进行私人防御，作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擒拿这个强盗，然后诉诸政府。擒拿时可能使用棍棒利刃，还可能伤害盗贼或打断盗贼的腿，万分紧急时甚至可能枪杀之。尽管如此，主人毕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才采取上述一时权宜之计，其目的决不是追究盗贼的违法、处罚盗贼的罪行。因为处罚罪人只是政府的权限，而不是私人的职责。所以用私人的力量拿住盗贼以后，作为一个平民，就不许伤害他，殴打他，也不许对他稍加侵犯，只有诉诸政府，听候政府的审判。假如拿住盗贼以后乘怒杀伤和殴打他，其罪行就等于杀害和殴打无罪的人。譬如有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盗窃现款十元者处笞刑一百，用脚踢他的脸的人也处笞刑一百。在这里如有盗贼侵入他人住宅，盗窃了十元钱以后想要逃走，却被主人拿住，并将其捆绑起来，甚至乘怒用脚踢了他的脸，那么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办，犯窃款十元之罪的贼固应处以笞刑一百，而主人犯了平民私自制裁盗贼和用脚踢他的脸之罪，也须处以笞刑一百。国法之严如此，所以人们不可不有所畏惧。
从上述道理来考虑，可以理解报仇是不妥的。①杀我父母的人是在国内杀人的公众的罪人，逮捕处刑只是政府的职责，而非平民所能干予，纵因自己是被杀者的儿子，也没有私自代替政府杀害这个公众的罪人的道理。那不仅是冒失大胆的举动，也可说是不顾人民的职责、违背与政府订立的约束。假如政府对此处理不当或偏袒罪人，也只能根据不公正的情形对政府提出控诉。无论发生什么事故，都不能自己动手；即使杀亲的仇人在眼前徘徊，也没有私自杀害他的道理。
①作者写此文的前一年，即明治六年二月，政府公布了禁止报仇的法令。——校者
在从前德川时代，浅野①的家臣们为了给主人报仇，杀了吉良上野介，世间称之为赤穗义士，那岂不是大错而特错吗！当时日本的政府就是德川幕府，浅野内匠头、吉良上野介②和浅野的家臣们都是日本的国民，即都是约定服从政府法律，受政府保护的人。但因一时错误，上野介对内匠头有了无礼行为，内匠头竟不知诉诸政府，而在盛怒之下想私自杀害上野介，遂至引起双方争斗。德川政府裁判责令内匠头切腹自杀，上野介免刑。这一裁判实在是不公正的。可是浅野的家臣们如果认为这个裁判不公正的话，为什么不诉诸政府呢？兹假设四十七位义士于计议以后，据理依法诉诸政府，也许政府暴虐，初时对这个诉讼置之不理，也可能把他们逮捕处死。尽管如此，假如他们有一个被杀，仍不畏惧，又代之上诉，前仆后继地向政府控诉，一直到四十七名家臣诉尽了理、丧尽了命为止，那么不管它是怎样坏的政府，总会终于为理所屈，对上野介加以刑罚，从而改正其判决，只有这样才可以叫做真正的义士。但是他们过去不明白这种道理，身为人民而不知尊重国法，妄自杀害上野介，真可以说是错认了人民职分，侵犯了政府权限，私自制裁了别人的罪行。所幸当时德川政府把这些暴徒都处了刑，而使事件平息了结。假如不加惩处，那么吉良的族人一定会对赤穗的家臣们进行复仇而杀害他们，接着家臣们的族人又要对吉良的族人进行复仇，仇仇相报，永无休日，不到双方的族人和朋友死尽不止，所谓无政无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私自制裁之遗害国家如此，岂可不慎？
①浅野，播州诸侯。其封地名赤穗，今属广岛县。——译者
②内匠头是浅野长矩的职名，司理土木工程事务，相当于清朝的营造司郎中；上野（州名）介是吉良义央的官职。介是次官。——译者
从前日本古时对于农民商人之辈冒犯了具有武士身分的人，设有格杀勿论的法律，这是政府公然默许私人制裁，岂非荒谬已极？凡是一个国家的法制，只应该由唯一的政府来施行，法制愈滥，政府的权力也随之愈弱。例如封建时代的三百诸侯，都握有生杀之权，从而政府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削弱了。
私自制裁中最厉害的和为害政治最大的就是暗杀。环顾古今暗杀事件，有的是为了私怨，有的是为了夺取金钱。企图进行这种暗杀的人们，本来就怀着犯罪的决心，自己打算做个罪人。另外还有一种暗杀，并不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是憎恶所谓政敌（Political enemy）而加以杀害。这种人由于各自政见不同，即以个人的见解，裁决他人的罪行，并侵害政府的权限，随意杀人，而且不仅恬不知耻，反而自鸣得意，自称为奉行天诛。也有人加以赞扬，称之为报国之士。可是所谓天诛，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难道说是替天代行诛罚的意思吗？如果是这种意思，那就先要想一下自己的身分。本来在一个国家里居住，无论和政府缔结什么契约，总须约定遵守国法并接受保护。如在国家政事中发现令人不平的事，或认为有人危害国家，理应平心静气地诉诸政府。对政府置之不理，而自己来做替天行道的事，岂不是逾分已极吗？归根结底，这样的人虽然性情耿直，但是昧于事物之理，只知忧国之当然，而不知忧国之所以然。试观天下古今的事实，未曾有以暗杀而能成大事和增进人间幸福的。
不知尊重国法的人仅知畏惧官吏，在官吏面前尽量设法逃避表面上的罪名，实际上却已犯罪，而不以为耻。不仅不以为耻，还以其狡猾地破坏法制和逃避罪行为能事，企图博得好评。在现今社会上的日常谈话中，常有人说道，这虽是国家的大法，但也不过是政府的外表，要办某件事，只要私下计议妥当，使无碍于外表的大法，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这种人边笑边谈，毫不内疚于心，甚至于还和小吏们秘密策划，互相勾结，而装做无罪的人。固然国家的“大法”是过于烦琐，如果不是这样，前述阴谋也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从一国的政治来讲，却是最可怕的弊端。因为这样会养成轻蔑国法的习惯，助长一般人民不诚实的风气，不遵守应当遵守的法律，终于酿成罪行。例如禁止当街小便是现今政府的法律，可是人民却不能体会这个禁令之可贵，仅仅是怕遇见巡警，因此在日暮人稀的时候，等到没有巡警便违法自行方便，没想到竟被发现而受到了处罚。他们虽然当面认罪，但是内心并未体会到是犯了严肃的国法才被处罚，而只认为是倒霉才碰到了可怕的巡警。这种情况岂不令人可叹？因此，政府立法应力求简易，法律既定，就必须严格执行。如果人民看到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有不便之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如已承认这些法律，并在其下生活，就不应窃议是非，而须严格遵守。
我们庆应义塾在上个月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贵族太田资美①先生，从前年起捐款雇用一个美国人充任义塾教师。这次任期已满，准备雇用另外一个美国人，已经和本人谈妥，遂由太田具文向东京府申请让这个美国人充任义塾的文学教师。但据教育部的条文规定，用私款雇用私立学校教师，虽是私人教育，当教师的也必须持有在本国学完该学科的毕业证书，否则不准雇用。可是这次想雇用的美国人没有这种证书，教育部就通知太田说：要是只当语学教师尚无不可，若按照申请内容派他充任文学教师却碍难照准。接着福泽谕吉又向东京府提出书面申请，指出这位教师虽然没有毕业证书，但其学力足以教授本校学生，故请按照太田的申请准予任用；并提出，虽说申请雇用那个美国人为语学教师，可以邀准，但是我校学生原来是想学文学，不愿伪称语学以欺政府。
①太田资美：原为远州挂川藩主。明治四年入庆应义塾学习，后为赞助人。——校者
结果由于教育部的规定不能变更，谕吉的申请也被驳回。因此已经谈妥的教师就不能雇用，那人已于去年十二月下旬离日返美，太田先生的心愿成为泡影，数百学生也为之失望。这实在不仅是一个私立学校的不幸，又大大妨害了我国文学的研究，真是不智已极。但因顾全国家法制的尊严，也就无可如何了。最近我们还想再申请一次，曾与太田等人就此事在社中进行磋商，认为教育部所规定的私立学校教师规程固属国家大法，但如将文学字样改为语学二字，申请便可邀准，对学生即为大幸，似可进行。可是经过再三商议以后，终于认为这次不能雇用那位教师，虽然可能影响学生们的学业，然而欺瞒政府又是士君子所耻，所以谨守国法，不违人民本分是为上策，此事就告一段落了。本来一个私立学校的问题似乎是无关重要，但因上述议论的主旨有关世道，所以附记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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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论国民的职责
我在第六篇里论及尊重国法，主张每一个国民都要努力尽到两个人的职责，在这里我要再来详细叙述一下国民的任务与职责，以补第六篇之不足。
凡属人民，均应一身兼负两种职责：一方面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充当一个公民，这是作客的立场；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共同协商，结成一个称为国家的公司，制订法规，并付诸实施，这是当家作主的立场。比如某一市镇有居民一百人，结成一个公司。大家商定章程，并付诸实施，从这一点来看，这一百个人都是公司的主人。但就公司里的人都不可违背所定章程来看，这一百个人又是公司的客人了。因此国家就象一个公司，人民就象公司里的成员，每一成员都负有主客两种职责。
第一，先以客人的身分来讲，凡属一国的人民，均须尊重国家法律，不可忘记人与人平等的原则。我既不愿他人损害我的权利，我也不可损害他人的权利；我之所乐，他人也以为乐，故不可夺人之乐，以增我之乐；更不可窃取他人之物以自富；既不可杀人，也不可谗害别人；而应严守国法，服膺人与人平等的大义。基于国家政体而制定的法律，即或感到尚不完备，也不应妄行破坏。出兵或与外国缔结条约，权在政府，虽然此权系由人民根据约法授与政府，但如非参与政府职权者决不可干预其事。若是人民忘却此义，一见政府措施不合己意，即肆加非议，或不遵守法令，兴师动众，甚至一马当先，拔刃相见，那末国政就一天也不能维持了。这好比上述一百个人组织的公司，经协商后推定十位经理，但其余的九十人都不赞同经理的办法，各自为政，经理要卖酒，九十人偏要卖饼，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人一意孤行，私自卖起饼来，或者违背公司章程，毫无道理地与他人争论，这样公司的买卖就一天也做不成，势须解散，而公司的损失，则将由百人分担，那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由此可见，国法中若有不完备之处，没有道理以此作为口实而进行破坏，如果事实上发现不正不便的具体条款，也须平心静气，向相当于一国经理的政府建议，促其改革，万一政府不肯采纳，也只好尽力忍耐，以待时机。
第二，再就主人的身分来说，全国人民不能人人执政，故订立下述的约法，即设立政府，委以国政，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可见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比如由公司的成员百人中选出经理十人，等于政府。其余的九十人则相当于人民，那九十人虽然不在公司里办事，但也将事务委交自己的代理人，那么他们就是公司主人的身分了。至于选出的十位经理，现在办理公司事务，乃是按照契约，受了公司的委托，依据其意志行事，所办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司的公务。因此世人称政府事务为公务。顾名思义，追本溯源，凡属政事，决不是官吏的私事，而是代替人民管理全国的公共事务。由此可见，所谓政府，就是承受了人民的委托，遵行约法，使全国人民，无分贵贱上下，都能行使其权利，并须做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假如有一群盗匪闯进民家，而政府见了不能制止，就可以说政府是盗匪的徒党。若是政府不能贯彻国法的旨意，以致人民遭受损害，则不论损失的多少，出事的迟早，都应该负责赔偿。比如由于官吏的疏忽，使国人或外侨遭受损失，因而赔偿了三万圆。而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赔款的出处是人民，那末按日本人口三千万人计算，每人就要分担十文钱，倘若官吏如此疏忽十次，每人就要出一百文。如果一家五口，就要出五百文。乡下的农户有了五百文钱，就可以一家围坐，摆设酒宴尽一夕之欢。由于官吏们的疏忽，而使全日本国的无辜小民失去无上的欢乐，那是多么不幸？从人民的立场来说，好象是无端出了一笔傻钱，无奈人民具有国家主人的身分，既已将国事付托政府，这一切损失只好由主人承担下来，不应专为金钱损失而苛责官吏。所以人民应该时常留心，如果看到政府措施有不妥之处，即应毫不客气地予以深切正确的忠告。
人民既然是一国的主人，那么负担保卫国家的一切费用就是应尽的职责，在缴纳的时候，决不应稍露不满之色。要知道为了保卫国家，即须发给官吏薪俸，还不能不支付海陆军费及法院和地方官的经费。总算起来，数目似乎很大。可是每人要分摊多少呢？就日本的岁入来看，按照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出一、二日圆。一年间一人只出一、二日圆，却受到政府的保护，晚上不怕盗贼，单身旅行不怕抢劫，得以安然度日，岂不是大为上算吗？世间尽管有合算的买卖，可是再没比纳税给政府而受保护的事更便宜的。环顾世人，有的把钱花在美轮美奂的建筑上，也有的倾财于锦衣美食上，甚至有人花天酒地以致倾家荡产，这种花费是不能与纳税同日而语的。总而言之，不应当出的钱，即使一分也该爱惜，但是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钱，就该毫不迟疑地付出才是。
如上所述，如果人民和政府各尽本分，和衷共济，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政府方面越出本分，施行暴政，这时站在人民立场，就可能采取以下三种举动。一、屈从政府；二、用实力对抗政府；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
第一，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遵从正道是人的本分。倘若屈从政府人为的恶法，便是违背了作人的本分。并且一度屈从恶法，便为后世子孙留下恶例，酿成天下普遍不良风气。在日本古代，往往愚民之上有苛暴的政府，政府逞威，人民震恐，见到政府的处置，明知其不合理，但恐明辨是非就会触怒官吏，致贻后患，所以该说的话也不说了。所谓后患就是俗话所说挟私报复，由于人民害怕这种挟私报复的后患，所以不管政府如何无理，只知一味唯命是从。这种心理相沿成风，造成今日卑屈的状态。这就是人民卑躬屈节遗患后世的一例。
第二，用实力对抗政府，原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事，必须纠合同党，掀起内乱。这实不能称为上策。因为既经起兵与政府为敌，就只好把事理的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而致力于力量大小的较量。但就古今内乱的历史看来，人民的力量常较政府为弱。而且内乱一起，那一国的原有政治机构必然颠覆。可是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年月。因此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它，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再探索内乱的根源，总由于不合人情而起，可是人类世界上不合人情的事，再没有甚过内乱的。内乱一起，父子兄弟都会自相残杀，更不用说朋友关系了。真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这种恐怖情况下，人心越发残忍，人的举动几乎近于禽兽。弄到这样地步却希望施行比旧政府还好的良法善政，欲引导天下人情复归于善良，岂非梦想？
第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
在以上三策中，这第三策才是上策中的上策。因为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已由此论阐明，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来年。此外，用实力来对抗政府，会有得不偿失之患，若用真理来说服政府，就只会除去应除之害，而不会发生其他流弊。说理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不正当的措施，只须政府处置归于正途，则议论也就自然停止。若是用实力来与政府对抗，必然引起政府的震怒，势将不顾一切，益逞淫威，为所欲为，甘冒不韪。至于采用平心静气的说理办法，则虽暴虐政府的官吏，也是我们同国的人，见到我们因坚持真理而舍身力争，必将发生同情相怜之心，从而决心悔改。
凡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西洋称为“殉道”（Martyrdom），虽然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日本自古以来，有很多战死的，也有很多切腹自杀的，均被称为忠臣义士，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如追寻他们舍身的原由，总不外是与两主争夺政权的战争有关，或是为了替他的主人报仇而慷慨捐躯，表面上似乎很堂皇，其实对于社会并无益处。他们相信各为其主，到了有愧主人时，就只有一死相报。这是不文明时代常有的事；今天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他们是不知死所。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指人类智德进步，每个人都能支配他自己，使人世间交往没有互相为害的事，从而各自行使其权利，达到社会上普遍的安全和繁荣。那么兴师也好，复仇也好，只要合乎上述文明的精神，兴师能克敌制胜，复仇能保全主人的名誉，且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工商业，以实现普遍的安全和繁荣，则亦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未抱有这种目的，况且那些忠臣义士也没有那种眼光，只是泥于因果之理，图报主人罢了。时至今日，这种为主人而捐生的所谓忠臣义士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名叫权助①的仆人，奉主人的命令出差，丢了一两金子，徘徊途中，自觉无以对主人，就决定在道旁树枝上用腰带自缢身死。世间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推此义仆寻死时的心理，察其实际情形，也未尝不可怜悯，真可以说是“出使未返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权助受了主人的委托，却丢失了一两金子，就拿一死来尽君臣之分，自以为无愧于古今忠臣义士，其忠诚可与日月争辉，名声可与天地共存。决不料世人是这样薄情，对他并不重视，既不为他立碑表扬，也不为他建祠祭祀，却认为权助为了一两金子而死，视生命轻于鸿毛。但是事体的轻重，不能用金子的多少和人数的众寡来衡量，而应视其是否有利于社会文明而定。因此那些忠臣义士杀了一万敌人而战死也好，权助丢了一两金子而自缢也好，其无益于今世文明则一，同时也分不出孰轻孰重。可以说义士和权助都不知死所，这等行为是不值得称为“殉道”的。就我所知，主张人民的权利，提倡真理，进谏政府，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自古以来，只有佐仓宗五郎①一人。但是关于宗五郎的传记，只有民间俗本之类，还没有详细列入正史。我如果能够得到材料，今后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表扬其功德，以供世人借镜。
①本文发表后，由于作者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引起了保守派的反感，导致“楠公权助论”的论战，楠公指楠木正成，即所谓忠臣的代表。后来作者化名写了《评〈劝学篇〉》一文，请参阅。——校者
①日本民间流传的农民运动领袖。传说他是十七世纪中叶下总（今千叶县）的村长，由于领主横征暴敛，独自向将军进行控诉，以致被处极刑，但赋税得以减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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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
在美国人威兰德②所著的《道德学》一书内，有一段论述人的身心自由的话，这段话的大意说：一个人的身体是和他人相离的独立个体，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的身体，运用头脑思维，自己支配个人来做他能做的事。因此之故，第一，人们既各有其身体，就应该利用这个身体，接触外界，获取物资，以满足其需要，例如播种栽稻，采棉制衣。第二，人们既各具智慧，就应该凭着智慧来阐明事物的道理，以免迷失达成目的的途径。好比种稻，要思考肥田的法子；织布，应先研究织机，这些都是发挥智慧的工作。第三，人们各具欲求，应当用这个欲求来激起身心的活动，借以满足这个欲望，而造成个人的幸福。比如人们固然没有不喜爱锦衣美食的，但是这些锦衣美食并非自然生长于天地之间，要想获得这类的东西，没有人们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的劳动，大都是由于感受欲求的迫促而起，倘若没有这种欲求，就①不可能有劳动，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享有快乐的幸福。例如禅寺里的和尚们不从事劳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第四，人们各具有虔诚的本心，就应该用虔诚的意志来抑制情欲，端正方向，借以决定行止。倘若情欲漫无限制，也就难于充分肯定锦衣美食的界限。今若抛弃应当做的事情，只满足一己的欲望，那就只有害人利己，实在不能说是人类应有的行为。处在这种时候，使人们能够分辨情欲和道理，脱离情欲而走向道理这一方面来的，便是虔诚的本心。第五，人们各具自己的思想，应当凭此思想来立定作事的志向。比如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做成的，无论好事和坏事都是由于人们具有要做这件事的意志才能做成。
②威兰德（FrancisWayland，1796—1865）美国的教育家。——校者
①字加了着重号，本电子书以加粗代替。其它均同此例。——CTJ121
以上五点，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因素，能自由自在地运用这些因素的力量，就可以达到一身的独立。但是所谓独立，决不是象乖僻之士那样离群索居，落落寡合。因为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朋友的求交于我，也和我的企慕朋友相同，世间的交往是相互间的事。要紧的是运用上述五种力量，依据自然确定的法则，不可逾越其限度。这个限度，乃是我用这种力量，他人也用这种力量而互不妨碍之谓。只有这样，才不致违背做人的本分来处世，既不怨天，又不尤人，这才算得是人生的权利。
由此可见，我们做人的道理，就在于不妨害他人的权利，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至于行其所好，忍其所欲，或事劳动，或事嬉游，或为此事，或务彼业，或则昼夜用功，或则懒散无为，终日蜷伏安寝，因与他人不发生关系，也就没有从旁议论其是非的理由。
与此相反，现在可能有人会发表议论说，“人们不问是非，只应按他人的心意行事，不宜提出本人的想法”，那就应该问问，这种议论究竟是否合理？如系理所当然，就应当能通用于一切人类居住的世界？兹特举例说明：天皇比将军尊贵，所以天皇任意将其意志强加于将军的身上，欲行却要他止，欲止却要他行，起卧饮食，都要将军依照天皇一己的意志来进行。将军又来限制手下的诸侯，把自己的意志，恣意加诸诸侯的身上。诸侯又以自己的意志限制大夫，大夫又用自己的意志限制属吏，属吏限制侍从，侍从限制步卒，步卒限制农民，到了农民，因下面再无人可供其限制，就感到为难了。要是这个议论本可通用于人类世界，并系基于当然之理，则按百万遍的道理①，经过循环，必然会返本还原。“农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顾忌”，既然得到许可，农民以自己的意志任意加之于天皇身上，当行幸时要他休止，当居行宫时要他还朝，起居饮食，都要他按照农民的想法来做，废除锦衣玉食，但食麦饭葵羹，又当如何？这岂不是意味着日本人民并无控制其本人身体的义务，却有限制他人的权利？这也就等于说人们的身心完全异地而处，其身体恰如他人的灵魂所留宿的旅店。好比酒徒的灵魂挪装到酒量小的人身上，小孩子的身上存在着老人的灵魂，盗贼的灵魂借用孔夫子的躯壳，猎户的灵魂寄宿在释迦牟尼的身上，于是酒量小的任情痛饮美酒，酒徒喝着糖水高呼满意，年老的人攀树作戏，小孩儿手执拐杖和人应酬，孔夫子带着门徒去作盗贼，释迦如来拿着枪炮肆行杀生，这都是离奇怪诞而不可思议的事。如果把这些说成是天理人情，文明开化，就是三岁孩童也不难作出否定的答案。再者远自数千百年的古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学者们，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垂涕道来，谆谆于此，直到末世的今日，其影响所及，已经渐见显著，成为以大制小，以强凌弱之风，因之学者先生们就带着得意的颜色，神代的诸神、周代的圣贤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满足。现在试就其影响所及，举一两个例子说明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