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百万遍的道理：指佛教徒手数数珠，念佛百万遍，这里说的是同一事物的循环往复。——校者
关于凭借政府的强力来压制人民的情形，已于前编论列，兹且略而不谈，只先就男女关系来说说。须知生存于人世间的，男的也是人，女的也是人；更就世间所不可缺少的作用来说，天下既不可一日无男，也不可一日无女，其功用确实相同。但亦有不同之处，就是男强女弱，如果健壮的男子和女人争斗起来，当然是男子获得胜利。这就是男女不同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可以看到，如果有人凭借着力量来掠夺别人的财物，或者污辱别人，就要名之为罪人，处以刑罚。可是在家庭里，却有公然使人蒙耻忍辱，而无人加以责难的事实，又当作何解释呢？《女大学》①里写道：“妇女有三从之道，幼时从父母，出嫁从夫，老来从子。”②在幼时顺从父母，虽然无可非议，但是嫁后应该怎样来从夫，却不能不问。按照《女大学》的说法，纵然丈夫酗酒耽色，诟妻詈子，极其放荡淫乱，可是妇人仍然应该顺从。对于这个淫荡的丈夫，总要敬之如天，待之和颜悦色，尽管存有异议，亦不得牢记前怨。按照这项教条的旨趣，就是说淫夫也好，奸夫也好，既然已经结为夫妇，纵使蒙受何等耻辱，也不得不降心依从。只有不存于心，犯颜婉谏的权利，至于听从与否，那就完全在于淫夫的心意，也就是只能把淫夫的心意当作天命，除了听天由命以外，别无其他办法。佛书上说女人罪孽深重，其实从这种情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确实与犯了大罪的罪人无异。另一方面，对于妇女的责备则极其苛刻。《女大学》有妇人七出之条，明确记载“如犯淫乱，即令大归”的制裁，给与男子以很大的便利，这岂不又是片面的教条吗？由此可见，只是由于男强女弱，即基于腕力的大小，就树立了男女之间的上下名分的教条。
①日本封建时代的女训书，相传系朱子学家贝原益轩（1630—1714）所撰。——译者
②据考证：此语出于贝原益轩的《和俗童子训》，而非《女大学》所载。——校者
以上是就奸夫淫妇来说的。现在再来谈谈纳妾的问题。本来世界上男女出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根据西洋人士的统计，男子的出生率较女子稍高，其比例约为男子二十二人，女子二十人。所以一个男子娶两三个女人，明明是违背天理，不妨直称之为禽兽。本来同父共母的人称为兄弟，父母兄弟共同居住之所称为家庭。今兄弟同父异母，一父而众母，怎能算得是人类的家庭呢？即依照家字的意义，亦复不能成立。纵令其楼阁巍峨，宫室美丽，但从我的眼里看来，却不得不认为它不是人的家，而是畜类的棚屋。自古以来，未听说过妻妾群居一家而能和睦无事的。妾也是人家的子女，为了一时的情欲却把她们当作禽兽来役使，搅乱一家的风纪，有害子孙的教养，流祸天下，遗毒后世，岂能不目之为罪人？有人或者会说：“收养众妾，果能处置得宜，也于人情没有妨害。”这是夫子自道的说法。倘若果真不错，那么，让妇女也收养很多丈夫，名之为男妾，给予二等亲属的地位，又当如何呢？如果纳妾而能善治其家，无害于社会大义，我当闭口不言，天下男子，可自为计。
又有人说：“蓄妾是为了有后，孟子不是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我的回答是：对于提倡违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孟子孔子，也不必有所顾虑，仍当视为罪人。娶妻而不生子，怎么就认为是大不孝呢？这真是故甚其词，只要稍具备人心，谁能相信孟子的妄言？所谓不孝，是指为人子者做出了背理的事，使父母的身心感受不快。在老人的心理，当然是喜欢抱孙的，可是不能因为孙子的诞生稍晚，便认为是儿子的不孝。试问天下做父母的，那有在儿子缔结良缘，获配佳妇以后，因为恨他们没有生孙子，而叱骂其媳，鞭笞其子，或竟要把他赶出家门呢？世界虽大，却也没有听到有这样奇怪的人。这些实在全是谬论，无庸辩解，各人自问其心，自可得到回答。
孝顺父母，本来是做人的当然之理，假如遇到老者，即使是陌生的人，也应该殷勤致敬，何况对于自己的父母，岂能不尽其情？人们尽孝的动机，既非为利，也非为名，只因他们是我的父母，就应当以自然的诚意，来尽孝行。从古以来，在中国和日本，劝人行孝的故事很多，以“二十四孝”为最著名，这类书籍，不胜枚举。但其中十之八九，是劝人做世间难以作到的事情，或者叙述得愚昧可笑，甚至是把违背道理的事情誉为孝行。比如在严寒中，裸体卧在冰上，等待融解，这是人们所不能做到的；又如在夏天的夜里，把酒洒在自己的身体上，以饱蚊蚋，免得蚊子再去咬他父母的身体。如将沽酒的代价来置备蚊帐，岂不更为明智？再如不从事可以奉养父母的劳动，到了无法可施时，却将毫无罪过的赤子挖洞活埋，象这样的人直当认为是魔鬼、蛇蝎，其伤害天理人情，达于极点。前引“不孝有三”之论中既认为不生子是大不孝，现在却又将生下的儿子挖洞活埋以绝其后，究竟怎样做才算是孝行，这岂非前后矛盾的谰言？总之这种劝孝的说法，其目的是严责为人子者，以正父子之名，明上下之分。这些劝孝者在许许多多的教条中，指出儿女在妊娠中使其母受尽痛苦，降生后三年尚不能离开父母之怀抱，其洪恩不知如何浩大。可是生儿养子，不仅以人类为然，禽兽也是一样，人的父母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在于除了与之衣食以外，还加以教育，使其知道为人处世的道理。可是世上做父母的，常有能生儿育女，但并不知道教育子女的道理，本身惟以放荡无赖为事，示子弟以恶例，倾家荡产，自陷贫困，等到年老力衰，家产垂尽，放荡一变而为愚顽，则对其子责以孝道，这又是何居心呢？似这样铁一般的脸皮，真可以算得寡廉鲜耻之尤了。还有些父母贪图儿子的财富，为姑的厌恶儿媳的性情，用父母的意志来压制子媳的身心，即令父母没有道理，儿子总不能作丝毫的分辩；儿媳则如坠入饿鬼的地狱，起居饮食，毫无自由，稍一违反翁姑的意旨，即被责为不孝。世人看到这种情形，虽然心里认为没有道理，但为使自身不致受到责难，却首先袒护做父母的无理言行，毫无情由地归咎于其子。也有人附和流俗，不问是非，授儿子以诡计，使其欺骗父母，这又岂能说是人类处家之道？我曾经说过：“姑鉴不远，在媳之时。”为姑的如果要虐待儿媳，应该回想一下从前自己身为儿媳的时候。
以上是用夫妇和父子两种关系为例来说明上下贵贱的名分所发生的弊害。这种弊害在社会上流行甚广，几乎浸润于人间事物的一切关系之中，下一编内还要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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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分述两种学问的主旨
——赠中津旧友——
细察人们的身心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指个人本身的活动；第二，是指社会上伙伴之间有关交往的行动。
第一，以身心的活动来解决衣、食、住问题，使自己能过安乐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属于个人本身的劳动。但世间万物，对人都是有益的。如种下一粒种子之后，就能收获二三百颗果实；深山树木，不用人工培养，也会自然生长；利用风力可以推动风车；利用河海可以运输；开采山里的煤，汲取河海的水，点火燃烧，发生蒸气，就能推动庞大的火车轮船。自然界的其他奥妙，不胜枚举。人类只不过对自然界的物资，加以改造，使它为自己服务。因此人类所需要的衣食住等生活资料，自然界已经提供了99％，所加的人力只有一分，所以不能说一切都是人力造成的，其实人们只象是拾取路旁现成之物罢了。
因此人们自谋生活，不是什么难事，完成此事，更没有值得夸耀之处。独立生活固然是人们的一件大事，古人说过“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①但是我以为就是做到这点，人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古人的说法只是让人不逊于禽兽罢了。试看禽兽鱼虫哪个不会自己寻找食物，而且不但能求一时的满足，象蚂蚁那样，为了未来还在地下掘洞作窝，储蓄过冬的食物。世上也有人象蚂蚁那样只求自己满足。举例来说，男子成人以后，即做工经商，或充任官吏，逐渐不必累及父母亲友，获得适当的生活，也不侵犯他人。如果租不到房子，就自己置办一所简单的住所，一面布置，一面先娶一位勤俭持家的如意妻子，生儿育女。教育抚养费也不太多，又随时准备着三五十元的医药费等意外开支。总之，细心地作长久的打算，保持一个美满家庭，不但自己因为获得独立生活而得意，世人也赞扬他是独立能干的好手。但实际上却大谬不然，这种人只能说是蚂蚁的流亚，其生平事业和蚂蚁并无二致。他们为着衣食和盖房子而劳力操心，虽无愧于古人之训，但是身为万物之灵，其目的任务，又岂能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呢？
①见《圣经·创世记》三·19。——校者
如果人们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只是为着满足衣食住而生存，那么人生在世就只是生和死，死时和生时的情形毫无差异。这样世代相传，就是经过了几百代，一村的情形还是依然如故。没有人创办社会上的公共事业，既不造船，又不修桥，除一人一家的孤立生活之外，全都听任自然，在生死居住的土地上不留下一点痕迹。西洋人说：“世上的人如果只求自己满足，安于小康，那么，今天的世界同洪荒时代的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固然满足也分两种，切勿混淆。如果得寸进尺，永远没有满足，就叫做“奢望”或“野心”。但如充分进行脑力或体力劳动，而不能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便是“愚蠢”。
第二，人性最喜群居，不能孤立独处。只是和父子、夫妇共同生活，尚不能感到满足，还要同广大群众往来。交际越是广泛，越是感到幸福，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起因。一个人既然活在世上，成为交际的一员，就有他应尽的义务。世上的学问，如工业、政治、法律等都是为着社会而设立的，若是人们互不往来，就什么也不必要了。政府所以制订法律，是想防治坏人，保护好人，以维护社会的安全；学者所以著书教人，是想启发后辈的智慧，以保持社会的进步。古时中国人说过：“治天下如同分肉，必须公平分配”；又说：“除去院里的草，不如扫除天下”。这都是旨在改进人类社会的名言。凡人苟有所得，都愿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也有人在无意之间为世间作些好事，让后世子孙深受其惠。正因人类具此性格，才能尽到社会的义务。如果古代没有此种人物，我们生在今天就得不到现代文明的好处。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过是地上的财产，一旦消失便成泡影；而世上文明遗产，则系所有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其伟大之处，岂是地上的财产所能比拟？对于这种恩惠，现在我们找不到称谢的对象，这就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日光和空气不必用金钱得到而十分贵重一样，享受的人只能称之为前辈古人之荫庇恩赐。
在开天辟地之初，人智未开，那时的情况恰似无知无识的初生幼儿，还未见知识的产生。比如用麦制造面粉，最初是用两块天然的石头将麦粒捣碎。其后经人改进，把两块石头磨成扁圆形，中心掘一小孔，在一块石头的孔中安装木制或金属制的轴，一块放在下面，把另一石块放在上面，再将下面石块的轴，装入上面石头的孔里，把麦粒放在两石之间，转动上面的石块，运用石头的重量来碾碎麦粒，就是磨子。这种磨子是由人推动的，以后逐渐改进磨形，并改用水车风车之力，最后又用蒸汽之力，日臻便利。世上无论何事都是这样向前推进的，昨天认为便利的，今天便觉笨拙，去年认为新颖的，今年便觉陈旧。试看西洋各国的进步情形，其各种各样的电气和蒸汽机器，没有不是日新月异竞相改进的。岂但有形的机器为然，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智慧愈开，则交际愈广，交际愈广，则人情愈和，因此就用国际公法来限制战争。同时经济之学日盛，政治商业之风一变，学校的制度，著作的体裁，政府的措施，和议院的会议，都愈改愈精，全无止境。试读西洋文明历史，从1600年到1800年的二百年间，其长足发展的情形，实足令人惊叹，简直令人想不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若究其进步的根源，无非是古人的遗产，前辈的恩赐而已。
我们日本的文明最初来自中国和朝鲜，后经国人努力钻研琢磨，才达到近代的地步。西洋学说远在宝历①年间即流入日本。（参阅《兰学事始》②）晚近由于和外国开始往来，才盛行起来。教洋学，译洋书，人心趋向大变，从而改组政府，废除藩治，遂有今日之局，再次打开了文明之端，这也不能不说是古人的遗产，前辈的恩赐。
①日本桃园天皇的年号，当公元1751—1764年。——译者
②《兰学事始》是兰学家杉田玄白（1733—1817）的作品，书中叙述了洋学传入日本的情况。兰学，指荷兰的学术文化。——校者
如上所述，自古以来，以身心之劳在社会上作成事业的有志之士，本来很多。就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这些人是只满足于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我认为这都是些重视为人处世的义务而志向高远的人。现在的学者从这些人物承受了文明的遗产，如能站在进步的前列，其进展是无止境的。再过数十年，到了以后的文明之世，必然会使后人象我们今天推崇古人一样敬仰我们的恩泽。所以生当今世，必须给后代子孙留下生动的事迹，责任非常重大，岂能以念几本教科书以后经商，作工，或充任小吏，每年收取几百圆的报酬，得以仰事俯畜，维持家人生计，就心满意足呢？似此虽不损害他人，但亦于人无益。此外建功立业要遇机会，机遇未至，有能力亦莫由施展，此种例子，古今都有不少。例如我们明明知道我的故里近邻中也有英俊的人才，固然用现在文明的眼光来批评这个人，或者可以指出其言行或方向有不少错误，但此系潮流使然，不是他个人之罪。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不幸生不逢时，以致满腹经纶一筹莫展，潦倒一生无补于世，真是遗憾。今则不然，如上所述，西洋学说逐渐盛行，终于推倒旧政权，废除藩治。我们不能把这种变动，只看成是战争的结果。须知文明的功用不能以一场战争而了结。所以这次变动不是战争所引起，而是文明所促成的人心的动荡。因此战争虽已于七年以前结束，其痕迹消失，而人心之动荡依然存在。一切事物必须有引导的力量才能推动。首倡学问之道，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目前尤为大好机会，所以逢此机会的人，即现在的学者应该为着社会的福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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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赠中津旧友（续前）
前编曾将学问的旨趣分两类加以讨论。大意是说吾人不可只以一人一家的衣食为满足。因为人们生来就赋有比此更高的义务，那就是必须投入人类社会，并以成员之一的身分，努力为社会服务。
研究学问时立志必须远大。做饭，烧洗澡水是学问，议论天下大事也是学问，但解决一家的生活易，而筹措天下的经济难。大凡世间的事物，易得的不足为贵，物品之所以可贵是由于得来不易。而据我所知，现在的学者似有舍难就易之弊。在从前的封建时代，学者或有所得，但因社会上的机会似乎很有限，无法施展其所学，便不得不再求上进。这样的学风虽不甚好，而其勤于读书，力求学识渊博，诚非现在的人所能及。现在的学者则不然，他们可以边学边实地使用。例如当了三年洋学生，仅学到一些历史、物理书籍，就号称洋学教师，可以开设学校，又可以受聘充当教授，或担任政府官吏，获得大用。还有更容易的，就是念几本流行的翻译书，在社会上到处奔走，访听些国内外新闻，即进行投机，并且一登仕途，就摆起官架子来。如果这样的情况形成风气，那么世间的学问就绝对达不到高深的境界了。用轻视的笔调来形容学者虽非所宜，但如替这些人算一笔账，他们入学读书一年，所费不过百圆，三年之间不过投下资本三百圆，出校后一月就能获得六七十圆的利益，这就是洋学生的生意经。至于那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而作官的人，还不用花费三百圆的本钱，则每月的薪金就成了纯利。社会上那里还有利益这样大的买卖呢？恐怕就是高利贷也要退避三舍了。原来物价的高低是根据社会需要的多寡而定的。现在从政府机关起，各方面都急于使用洋学生，因此他们很时行。当然我并不敢责备那些洋学生投机取巧，也不敢诽谤使用者方面的蠢笨，只是认为这些学生尚须艰苦忍耐三五年，认真努力求得实学，然后任事，才能有大的成就。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全国的智德增进，也才能和西洋各国的文明争个短长。
现在的学者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从事学问呢？不是说为了追求独立不羁的大义和恢复自由自主的权利吗？既然谈到自由独立，自然也必须考虑到其字义中包含的义务。所谓独立，不仅是居住一所房屋，衣食不仰赖别人而已，这只是内在的义务；进一步谈到外在的义务时，就应该无愧于身居日本的日本人这一名称，与国人共同努力，使国家获得自由独立的地位，才能说完全尽了内在外在的义务。所以只顾一家衣食的人，只能说是一家独立的家长，尚不能称为独立的日本人。
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现在我国的海陆军能和西洋的军队交战吗？决不能。现在我国的学术能教导西洋人吗？不但不能，反而向其学习唯恐不及。所以在外国有留学生，在国内有雇用的外籍教师，政府各部、局、学校以至于府县、港口，都雇用了外国人。甚或私立的公司和学校，在兴办新事业时，大多亦必首先雇用外人，付给优厚的报酬，依赖他们。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虽系一般人的口头禅，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好象我们只有短处，他们只有长处。自从我国打破了数百年来闭关自守的锁国状态，蓦然和文明人接触以来，其状况有似水火之不相容。为了调整这种关系，就雇用他们的人，或购买他们的物品，以应急需，而调节水火相克的矛盾。如系迫不得已，才仰赖他们一时的供给，自然不能就说是国家的失策。然而依赖外国货物，只图本国使用方便，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仅将此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聊以自慰，那么所谓一时权宜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如何才能掌握不须仰赖他人而能自给的方法呢？这个期望是很难实现的，只有静待我国现在学者们的成就，即除这些学者能设法供应本国需用的物资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这就是学者们所担负的迫切责任。现在我国雇用的外国人，可以说是我国未成熟的学者们的代理人；现在我国购买外货，是由于我国工业幼稚，所以暂以金钱换来，以便使用。为了雇用外人和购买外货而花费金钱，是由于我国学术尚不如外人，这使日本的财富流于外国，实在可惜，对学者来说也是可耻的。
一个人对于前途必须抱有希望，如对前途无望，社会上就没有努力工作的人了。预想明天的幸福，能安慰今天的不幸；为了来年的快乐，才忍受今年的痛苦。从前世事都受制于旧的规范，有志之士也没有可以期望的目的。今则不然，由于限制的消除，恰似替学者开辟了新的世界，达到可以担负天下任何事业的地位。诸如务农、经商、治学、为官、著书、办报、讲法律、学艺术、创办工业、开设议院等等，百般事业，都可进行。这些事业的成就，不是在国内与兄弟阋墙，而是和外国人作智力竞争。这一智战的胜利可以提高我国的地位，反之就会降低，因此可以说希望很大，目标亦甚明确。当然兴办的社会事业有先后缓急之别，但是国家所必不可缺的事业，则须依靠各人贡献所长，从现在就开始研究。如系通晓处世义务的人，决没有在这个时候袖手旁观之理，愿我辈学者奋勉之！
由此可见，现在的学者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我们对于只知治人而不知修身的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根本没有好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本书第一编起就主张人民权利平等，并力言人人各尽其责、自食其力的重要。但是仅只自食其力，还不能算是达成了学问的趣旨。比如这里有一个沉湎酒色、放荡无赖的子弟，要用什么方法来挽救他呢？要把他导入为人的正轨，必须首先禁止其酗酒，制止其冶游，然后使他从事相当的职业。在他没有戒绝酒色以前，还不足以谈到振兴家业。即令此人不沉湎酒色，也不能说他有道德，只算是于世无害的人，仍难免被称为无用的长物。如果他不仅戒绝酒色，并进而从事职业，能自养其身，有益于家庭，这才可以说他是个普通的青年。此即自食其力之说。
我国士族以上的人，溺于千百年来的旧习，不知衣食为何物，也不懂致富的由来，傲然认为不劳而食是他的天然权利，这就和沉湎酒色，忘乎所以的人一样。这时对于这些人，只有提倡自食其力之说以惊醒其迷梦，除此再无别法，又岂能劝他们探求高尚的学问和恪守有益于世的大义呢？如果这样劝导他们，那就等于梦中上学，他们的学问也就是梦中之梦了。这就是我们专门主张自食其力，并不劝他们研究真正学问的缘由；所以这只是普遍地忠告尸位素餐之辈，并非晓喻学者之言。
最近听说中津旧友中间有早在就学期间就讲谋生之道的。固然轻视生计是错误的，而人的才智也有长短，并且考虑个人前途亦属必要，但如互相效尤，势必争谋生计，则恐英俊青年不能成器。为其本人计固属可悲，为国家社会计也是可惜的。谋生虽然困难，但为一家的生活打算，与其很早就挣钱使用以求小康，却不如勤学节约以待大成，这样学问亦可期渊博。所以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巨商；学者不要贪图小康，而须不怕粗衣淡食和寒暑之苦，不怕碾米采薪之劳。人们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学，人的食物，并不限于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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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论名分产生伪君子
在第八编里，已经举例说明了上下尊卑的名分在夫妇父母子女之间所发生的流弊，并指出还有很多害处。考察名分的由来，形式上虽无异于用强大的力量制服弱小的人，但归根结底，并不一定出自恶念，而是把社会上的人，都认做是愚昧而善良的人，想要加以挽救，施以诱导，并予以教诲或帮助，使他们一切惟尊长的命令是从，虽微小的事情，也不让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只凭尊长的意志任意安排。这样一国的政事，一村的管理，商店的经营和家务的操持，都能收上下一心之效。其主旨好象是把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都当成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一样。
对待十岁前后的儿童，本来不能让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般地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思，给予衣食。儿童只要不违背父母的话，听从指点，那么天冷的时候便会及时准备好棉衣，饥饿的时候就会准备好饮食。他们的衣食，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有什么，自由自在地安然在家里生活着。父母爱子，有如爱护自己的身体，一面加以教育，一面也予以奖励或申斥，但无一不出自真正的爱情。父母子女宛如一体，其乐无比，这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上下的名分也就在其间很自然的建立起来。不过社会上主张名分的人，往往想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社会上去，虽似独具匠心，但极大的错误也就产生在这里。殊不知上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仅能在智力成熟的亲生父母和十岁左右的亲生子女之间实行，至于对他人的儿童，则难于适用。就是亲生子女，等他过了二十岁以后也不能不逐渐改变方针。何况是年岁既长，已经成为大人的一般人之间，更无应用同样方式之理，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现在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村子、一个政府或一个公司，凡是可以名之为人类关系的，都是成人和成人的结合，陌生人和陌生人的交往。要想在这种结合交往上，应用亲生父母子女的方式，岂不很难？可是纵然实际实行很难，而心中想象可能顺利实行的人，依然想把他所想象的办法付诸实施。这也不失为人之常情，而这也就是世间名分之所由产生和专制之所以盛行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名分的本源并非恶念，而系某些人凭着想象而勉强制造出来的。
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羊看待。把这个名称公然标榜出来，真是无礼已极。似此视人民如孩童，或把人民当牛羊，如前所述，其最初的本意并不坏，而系按照亲生父母之养育亲生子女，首先认定国君为圣明，而举贤良方正之士为辅，其间无丝毫私心，无半点私欲，其清如水，其直如矢，推己之心及人。抚民以爱护为主，饥馑则给予粮食，遭到火灾则予以扶助救济，使他们能过丰衣足食的安乐生活。国君的德化有如南风的熏陶，人民的景从则如草木之披靡，其柔顺如棉，其浑沌如木石，上下一体，以实现歌舞升平之治世，真象是一幅极乐世界的图画。但如进一步考察事实，即知政府和人民本来不是骨肉至亲，实际只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这就是国法的起源。再进一步来说，以上所说的圣明之君，贤良之士和柔顺的人民，只是一种愿望，可是究竟哪种学校才能培养出符合愿望的尽美尽善的圣君贤臣，哪种教育才能造成这样善良的人民呢？中国自周朝以来，即曾不断为此焦思苦虑，可是直到如今，连一次符合愿望的治世也没有出现。其多次的结局，往往和今日遭受外国人的压迫一样。这也是因为那些并非神明的圣贤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有病乱投医”，妄施小惠以充仁政。其所谓仁政含有强迫性质，企图强使人民“叨沐圣恩”，结果“圣恩”一变而为骚扰，仁政一变而为苛政，怎么还想要人来歌颂太平呢？如果真想歌颂，恐怕只有自己独唱，无人奉和，其谋划之迂阔，可怜亦复可笑。
这种风气，不限于政府，就是商店、学校和神社寺院之中，也同样有这种现象。今举一例来说：商店里面，店主是最熟悉店务的，掌握总账的惟有店主一人。店中虽有各级店员担任各种职务，但各级店员并不明了买卖的全部情况，完全听任店主一人布置：工资任其安排，工作听其分配，买卖的盈亏从总账上也看不出，惟有早晚窥视店主的脸色，才能略知一二。店主面现笑容，即可推知买卖得手，店主愁眉深锁，即可断定生意亏损，此外便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事情。其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想在自己管理的账目上，用笔玩弄不可告人的勾当。那怕店主象猫头鹰似地监视着，也不能如所想象地那样周到。他一心以为店员是循规蹈矩的人，直到发现了亏空，或者店员突然死去，查出篡改了账目，有了大漏洞，这才叹息其不可靠。其实并不是人不可靠，而是专制思想之不可靠。店主和店员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其他的陌生人，而店主在盈余分配上并未给店员以适当许诺，待他如对待小孩一样，实在不能不说是店主的失算了。
如上所述，由于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形成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叫做伪君子。比如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表面上都装成忠臣的模样，看他的外表，好象是在恪遵君臣上下的名分，其行为举止也象是奉公守法一丝不苟。主君死后，就去守灵；主君生子时，就穿着一身礼服去拜贺。他如新年的祝贺，家庙的参拜，也从无人缺席。他们的口头禅是“贫者士之常，尽忠报国”、“食其禄者死其事”，振振有辞，仿佛马上就准备为君效死，因此一般人很容易受到他们的欺骗。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就是上面所述的伪君子。在诸侯的家臣之中，如果真有忠于职守的人存在，他们的家里就不会积累财富，因为家禄和薪金都有一定的数目，除此之外便没有取得分文银钱的道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在收支相抵后颇有富余，岂非怪事？并且不论是宦途所得也罢，贿赂也罢，总不外乎是抢夺主人的东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监工人员向工匠要求分成，理财人员向往来的商人索取礼物，这些事情，在三百诸侯①的家里习以为常，已成惯例。声言决心为主人效死的忠臣义士，竟在经办采购事务时抽头自肥，成何事体？这可以叫做镀金的伪君子。如有少数正直人员没有受贿的坏名声，就算得是史无前例的名臣，在一藩之中博得好评，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不偷钱的人。人无盗心，并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事，只是在伪君子集团之中有了和普通人一样的人夹杂其间便觉得特别引人注目而已。伪君子之所以多，是由于古人妄想把世上的人都看成是好人，容易驾御，其弊害发展为专制压迫，终致饲犬咬了自己的手。所以我再三地说社会上最不可靠的是名分，流毒最大的是专制压迫，岂不可怕？
①德川时代有诸侯二百，号称三百。——译者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列举人民不忠实的恶例，实在漫无边际，何况并非人尽如此；而且日本素称仁义之邦，自古以来义士之为主捐躯者甚多。但是我认为：诚然古来不是没有仁义之士，惟其数极少，不值得拿出来说。
在元禄年间①，义气的发扬可以说是盛极一时的。在封禄七万石的赤穗藩里有过义士四十七人。封禄七万石的领域大约有七万人口，如果在七万人口之中仅有义士四十七人，那么在七百万人之中就只有四千七百人。加之人们常说，物换星移人情逐渐浇薄，义气也就日益衰退，想必是不错的。若是从元禄年间到今天，人的义气减少了三成，剩下七成，那么七百万人之中就只有义士三千二百九十人。假定现在日本的人口为三千万，则义士仅有一万四千一百人。以如此有限的人数来保卫日本国家，岂足胜任？就是三岁的孩子也可以算得出来。
①元禄是日本东山天皇的年号，当公元1688—1703年。——译者
根据以上的议论，可知名分之论已经完全破产，但为慎重起见，还要再加补充说明一下。所谓名分，乃是指虚饰的名义而言。既为虚名，则上下尊卑都成了无用的东西。若把虚饰的名义和实际的职分互易其位，那么只要恪守职分，名分也不碍事了。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看作是一国的账房，有支配人民的职分。把人民看成是一国的财东，有供给国用的职分。文官的职分是议定政治法制，武官的职分是服从命令，效命疆场。此外学者和商人也都有其一定的职分。可是一知半解平步青云的人，听了名分无用的说法，很快地就连自己的职分也忘掉了。他们在民间破坏政府的法纪，用政府的命令干涉民营产业。军队干预政治，擅自兴兵，文官处于武官威力之下，只好任其摆布。果真如此，则国将大乱。不彻底了解自由自主的真实意义，违法乱纪的骚乱必因之而起。总之名分和职分，文字相似而其旨趣完全不同，学者切勿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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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论提倡演说
演说一语，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许多人讲话，即席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听的一种方法。我国自古没有听说有过这种方法，只有寺院里的说法和演说差不多。在西洋各国，演说极为盛行，上自政府的议院、学者的集会、商人的公司、市民的集聚，下至冠婚丧祭、开店开业等琐细的事情，只要有十个人以上集合在一起，就一定有人说明集会的主旨，或发表个人生平的见解，或叙述当时的感想，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实已无待赘言。例如现在世界上有所谓议院之说，议院开会时，如不先有讲演的方法，则虽有议院，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用演说的方式说明事物，其重要与否姑不置论，现在且只指出一点，即口头叙事会让人自然产生兴趣的。比如用文章叙述出来不大使人感兴趣的事情，一旦改用语言说出，则不但容易了解，而且感人至深，古今有名的诗歌都属于此类。若把这些著名诗歌译成普通文章，便觉索然无味。但如按照诗歌的方法，具备诗歌的体裁，便觉兴趣盎然，使人心受到感动。因此把一个人的意见传达给众人，其快慢程度与传达的方式方法大有关系。
为学不限于读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实已无待赘言。学问的要诀，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便等于无学。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朱子学派的书生，在江户①钻研多年，把朱子学派各大家的学说抄写成本，昼夜不息，几年之间抄了几百卷，自以为学业成就，可以返回故乡。他自己走东海道，把抄写的书放在箱里，托绕道航行的船装运，不幸船在远州洋面出事。由于遭此灾难，书生自身虽然返回家乡，可是学问则尽沉海底。这时候他的身心已经一无所有，恢复所谓“空无一物”的原状，其愚昧正与以前无异。现在的洋学家，也不是没有这种毛病，试到现在都市的学校里去看一看他们那种读书和讨论问题的情况，似乎也不能不称他们是学者。但如一旦收回他们的原书，让他们到乡村里去，恐怕他们在遇到亲戚朋友的时候，就会说出“我的学问存放在东京了”这种奇谈吧。
①明治维新以前东京的旧名。——译者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说学问的本旨不限于读书，而在于精神的活动。要想灵活进行这种活动，付诸实践，就非下种种工夫不可。“observation”一语，是观察事物的意思。“reasoning”一语是研讨事物的道理，并加上自己的见解的意思。只此二者，还不能说是已尽为学之能事。此外尚须博览群书，著书立说，与人交谈，或发表意见。要用尽以上各种方法，才能算是致力学问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借观察、研讨、读书等方法搜集知识，借谈话交换知识，并以著书和演说为传播知识的方法。不过在以上各种方法之中，有的只要一个人即能办到。至于谈话演说，则非借助于多数人不可，演说会的重要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国人民最可忧虑的事情，莫过于见识太低，指导他们提高，当然是现今学者的职责。只要认清了指导的方法，便不可不尽力从事。可是明明知道谈话演说在治学上的重要性，却没有人肯实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那只是由于学者们的懒惰罢了。人世间的事情，原有内外两面的区别。正因为事有两面，所以非双管齐下，全面发展不可。现在有很多学者，只在内部一方面下工夫，而对外界的事物不甚了了。这一点不可不加思考。殊不知必须做到内心沉潜如深渊，待人接物活泼如飞鸟，律己严谨不苟，待人豁达无边，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学者。
论人的品行必须高尚
前节已经指出现在我国最可忧虑的事情是人民的见识不高。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不能专凭谈论玄妙的理论来衡量。如禅家有所谓悟道之说，其理论玄妙无稽，看了僧侣们的行为更觉迂远而不切实用，事实上等于毫无见识。
再者，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又不能专凭见闻渊博与否来判定，有的人读万卷书并与天下人交往却没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如墨守陈规的汉儒学家就是这样。不但是儒学家，就是西洋学家也不免有这种毛病。现在有志于日新月异的西洋学问的人，或读经济书，或讲修身，或学哲学，或习科学，把精神日夜寄托在学问上，其辛勤钻研之苦，有似古人之刺股悬梁。但如果涉及他个人的情况，却会发现并非如是。这种人眼里看着经济书，却不会经管自己的家产；口讲修身，却不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把他们的言行比较一下，完全和两个人一样，更看不到他们有一定的见识。
这一类的学者，他们口里讲的和眼里所见的事情虽然不能说是不对，可是把事物的“是”当作“是”的心情，和把“是”当作“是”而加以实行的心情，完全是两回事。这两种心情，有时并行不悖，有时分道扬镳，俗语所说“当医生不会养生”和“读论语不懂论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不在于空谈玄理，也不能只凭见闻渊博。
那么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提高人的见识，从而提高品行呢？其要诀只有一个，就是把事物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力争向上，不要自满自足。不过这里所说的事物情况的比较，不单是一事一物的比较，而是把此一事物的全面情况和另一事物的全面情况排列起来，权衡双方的得失，毫无保留地进行观察。例如现在的青年学生，如果没有沉溺酒色的坏名声，并能谨慎用功，便不会受到父兄尊长的责备，甚至会表现出得意的神情。可是这种得意的表现，不过是和其他无赖学生比较的结果。学生谨慎用功，乃人之常情，不值得特别表扬。人生的目标本应有更高的要求。如果遍数古今人物，与某人比较，仅能与其功绩相等，便不能认为满足，必须向更高明的人物看齐。比如我有一件拿手的事情而他有两件，那么我便不能安于一得。何况要在后来居上的原则下，立志做个旷古空前、无与伦比的人呢？可以说现在人的职责，是十分重大。可是若仅根据谨慎用功一事来断定人生的前途，那就太缺乏考虑了。本来沉溺于酒色的人，只能说是一种不寻常的怪物。若与此怪物相比，而自鸣得意的话，那就好比仅具双眼即洋洋自得地向瞎子夸耀一样，适足表现其愚蠢。因此好作酒色之谈的人，不论他是言语中肯，或者论是说非，总而言之，不外是一个下流的论客，人的品行稍臻上流，就不会再说这种低贱的话，否则纵然议论风生，也不过惹人讨厌罢了。
现在日本人评论学校，不是说这个学校校风如何，便是说那个学塾管理如何。世间作父兄的人，专门关心校风管理之事。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那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西洋各国的校风决不能算好，甚或发生不堪入目之事，但在评论他们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仅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因此我认为主办学校的人，不要将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其他不良的学校相比较，而须参照世界的高水平的学校，来判定其是非得失。校风好和管理严密，虽不失为学校优点之一，可是这种优点正是学校中最不足挂齿的部分，毫不足夸。如果要想和高水平学校相较，就应在别的地方加倍努力，所以谈论所谓管理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时，决不能因管理周密而感到满足。
就一国的情形来说，也是这样。例如现在有一个政府，擢用贤良方正之士管理政务，体察人民的苦乐而采取适当的措施。信赏必罚，恩威并行，万民欢乐，歌颂太平，这似乎是值得夸耀的。可是所谓赏罚，所谓恩威，所谓万民，所谓太平，都不过是一国内部的事，一个或几个人的意识里面所形成的概念。因此其所谓得失，也只是和本国前一时代或其他坏政府相较，决非将全国所有情况，和其他国家从头到尾详细比较的结果。若将全国视为一个整体，来和其他文明国家对照，考察双方在数十年间所有设施的得失，而适当地取长补短，再据实际所见而论其损益，那么他们所夸耀的事情就决不足以夸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