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印度立国不能说不古，其文化的发展远在西历纪元几千年以前，其理论的精湛玄妙，即与现在西洋各国的哲学相比，恐亦毫无逊色。又如从前的土耳其政府，也曾盛极一时，礼乐征伐之法，无不完备；国君贤明，朝臣忠正；其人口的众多，士兵的英勇，在当时邻近诸国中，更是独树一帜，因此一时名震四方。所有对印度和土耳其的评论，无不说印度是有名的文化古国，土耳其是勇武的大国。可是现在这两国的实际情形，已经大不如前。印度沦为英国的领地，人民无异于英国的奴隶。印度人的职业是种植鸦片来毒害中国人，而让英国商人贩卖鸦片获利。土耳其政府虽然名为独立，而商业大权掌握在英法人手里。因为自由贸易的关系，本国的物产日益衰微，无人织布，无人制造机器，因此人民不是挥汗耕田，便是游手好闲，虚度岁月。一切制成品都仰赖英法输入，国家经济无法治理，即使一向以英勇著称的士兵，也受穷困的影响失去作用。
以上所述印度之文和土耳其之武，虽曾赫赫一时，但都不曾对其国家的文明有所贡献，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人民所看到的仅限国内的事，满足于本国的现状，并将其一部分情况与他国相较，以为不相上下，即自欺欺人，议论和同伙的见识都停留在这种地步，不知胜败荣辱须指全局而言，因而万民歌颂太平，或作兄弟阋墙之争，结果于不知不觉之中遭受外商权势的压迫，直至国破家亡而后已。试观外商所到之处，在亚洲已是所向无敌，诚属可怕。若对这个劲敌感觉威胁，而又羡慕该国的文明，则须将内外情势详加比较，并为国家前途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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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论怨尤之害
世间不道德的事虽然很多，但是对于人们的交往有大害的只有怨尤。象贪吝、奢侈、诽谤这一类的事，固然都是很明显的不道德行为。可是仔细思考，这些行为的本质并非完全不好，有时由于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就能免于不道德之名。比如爱财无餍称为贪吝。但爱财是人的天性，为了充分满足这一天性，就不能责怪他。惟有贪得分外之财，即求之不得其所，爱财逾乎常轨，出乎情理之外，或昧于求财之方，违背了情理的时候，才可以说是贪吝不道德。所以不能看了爱财的内心活动就马上给它下一个不道德的评语。在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限上有一定的道理。在界限以内的叫做节俭，又叫经济，应当是社会上值得倡导的一项美德。奢侈也是这样，只能依凭是否与身分相称这点来判定德与不道德。喜欢穿轻暖的衣服和住好房子，都是人之常情，合乎自然的道理来满足需要，怎能说是不道德呢？财积当散，不逾常理的散财行为，就可以说是人间的美事。
诽谤和辩驳也是很不容易区别的。诬蔑别人叫做诽谤；发表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以解除别人的疑惑，就叫作辩驳。所以在社会上尚未发现真正的公道以前，还不能断定人们的议论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在是非未定的期间，虽可将社会的舆论作为公道，但欲明悉舆论所在也很不容易。所以不能一见诽谤别人的人就马上说他不道德。要想区别它到底是诽谤还是真的辩驳，就必须首先寻求世间的公道。
此外如骄傲和勇敢、粗野和率真、固陋和踏实、轻薄和敏慧等，都是相对的，要由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来区分德与无德。如果行为的本质完全是不道德的，不管它的场合角度如何，都可以认为是最不好的行为，那就只有怨望了。怨望是行为的阴暗面，而不是进取的。自己由于其他的情况而感到不满，却不反求诸己，而对他人多方苛求，以解慰自己的不满。这种手段，对于自己未必有益，对于他人却是有损的。如在比较别人的幸运和自己的不幸以后，并不省察自己不足之处，设法弥补，却想使别人陷于不幸，使别人的情况恶化，以求与我一致。这就是所谓“恶之欲其死”的行为。这种人为了弥补自己的不幸而损害社会一般人的幸福，实在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
有人说欺诈或说谎这类坏事的实质也不好，与怨尤相比并无轻重之别。我想这句话虽似有理，但如就事件的原因和结果来说，却不能说它们本身之间没有轻重之别。欺诈和说谎固然是大坏事，但非产生怨尤的原因，而多半是由怨尤而产生的结果。怨尤恰如“众恶之母”，因为有它，才产生世间的一切坏事。如猜疑、嫉妒、恐怖、卑怯之类都是由怨尤而生。从它的隐匿形态来看，就是私言密语，阴谋诡计；如一旦爆发出来，便成为朋党暗杀、暴动内乱，不但对于国家丝毫无益，且如祸乱波及全国，大家还不免受害，真是所谓牺牲公利以逞私忿。
怨尤对于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害。今试追溯它的根源，就只是一个“穷”字。但这并不是指困穷、贫穷的穷，而是指堵塞人的言路，妨害人的活动那种行为，使人类的本能活动陷于穷迫。若是把贫穷、困穷当作是怨尤的原因，那末天下的穷人都要申诉不满，富贵的人就成了“众怨之府”，人与人间的关系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不过事实上决不是这样的。无论怎样贫贱的人，如果明白自己所以贫贱的原因，即如了解贫贱的原因在于自己本身，就决不会盲目地怨恨别人了。现在我们不必列举例证，只要看看现在世界上确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却能很好地保持社会上人与人间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了。所以说富贵并不是众怨之府，贫贱也不是不平之源。
由此想来，怨尤并不是由贫贱产生的，只是人的本能活动遭到束缚，处于祸福不能自主的偶然地位之人才易于发生。从前孔子曾经叹息过女子与小人很难对付。现在想来，这可以说是孔子从他自己的体验而指出的弊害。若就人的心性来说，男子和女子并没有差别。再者，他所说的小人指的就是奴仆，但奴仆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奴仆。而奴仆与贵人的天生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单说女子和小人难于对付呢？这是因为经常对人民灌输卑屈的意识，束缚弱小的妇女和奴仆，使他们丝毫不能自由行动，就形成了怨尤的风气，发展到了极点，就连孔夫子也不得不为之叹息。本来如果行动不得自由，就一定会怨尤别人，这是人的本性。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就好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但是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不知道这种道理，又不从别方面研究，而徒作此不明智的叹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孔子的时代距我们明治年间已有两千多年。在没有开化的时期，如果想要顺应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来施行教化，以维持当时社会的人心，就不能不采用束缚式的权宜方法。即令孔子真是圣人，有洞察万世以后的远见卓识，而在当时运用这种权宜方法也不会于心不安的。所以后世学孔子的人，也不可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来决定取舍。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兹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即日本封建时代许多诸侯的侍女的情形，最能说明怨尤的流行有害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在当时的诸侯府里，是一群无学无识的妇女侍奉一个无智无德的主人，勤劳不赏，懒惰不罚；有进谏而被斥骂的，有不进谏而被斥骂的；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欺诈也不好，不欺诈也不好，一天到晚，只是随机应变，以图侥幸获得主人的宠爱。这种情况就如无的放矢，射中的不算巧，不中的也不算拙，可以说是和人世外的另一天下一样。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喜怒哀乐的心情一定会变质，而与其他的人间世界不同。即使她们中间偶然产生出人头地的人，别人也不学习其出人头地的方法，只有羡慕之心，羡慕之极就发生嫉妒。因此成天忙着嫉妒同辈，怨恨主人，那里有工夫去考虑主人家的恩情？在她们之间，忠信节义不过是门面话，实际是席子上撒了油，没人看见的地方就弃置不擦拭，甚至在主人病到危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起平日互相嫉视的情形，而不去照顾主人的病。更进一步，由于怨尤嫉妒到了极点，就是毒害主人的传闻也并不少。如果将古来有关的这种大坏事加以统计，又如将诸侯府中发生的数目和一般社会中发生的数目相比较，一定是诸侯府中所发生的坏事多些，这是可以断言的。怨尤的为祸岂不是很可怕吗？
看了上述诸侯的侍女这个例子，就可以推知一般的社会情形。人世间最大的祸害是怨尤，而怨尤的根源是“穷”，因此不可不广开言路，也不可妨害人的活动。试将英美各国的情况和日本的情况相比较，在人的社会关系这点上，如果有人问究竟是哪一方面摆脱了诸侯府中的那种情况，我们就会这样答复：今天日本的情况虽不能说是与幕藩时代完全一样，但如就两者之间的距离来说，则日本的情况是较近于幕藩时代，而英美诸国却是比较远的。英美人并不是不贪吝骄奢，也并不是不粗野暴乱，而且也有欺诈行为，其风俗决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只是在暗藏怨尤之情这一方面，却和日本有不同之处。现在的有识者主张成立民选议会、要求出版自由，其得失姑置不论。这种主张的动机，不外乎是这些有识者认为，不能使现代的日本国家象过去的诸侯府中那样，不能使今天的日本人民象过去诸侯的侍女，而欲变怨尤为积极行动，消灭嫉妒的心理，鼓励互相竞争的勇气，祸福毁誉全凭自己的力量来掌握，从而使全社会的人都认识自作自受的道理。
堵塞人民的言路，妨害人民的活动，乍听起来，好象只限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一种弊病。其实这种弊病不一定只在政府方面流行，在民间也有很大的流毒，所以仅有政治上的改革仍不能根除。兹就政府以外的情形再说几句，以附篇末。
本来人们都是喜好交际的，但因习惯关系，有时却反而厌恶交际。世间有孤僻成性的人，故意住在山村僻邑，躲避一切社会上的往来，这种人名为隐士。也有些人并不是真隐士，只是不愿和别人打交道，深居简出，力避尘俗，自鸣清高。试察这些人的本意，也不一定是因为嫌恶政府的措施而萌退志，只是意志薄弱消沉，没有接触事物的勇气，而又度量狭小不能容人。因为不能容人，也就不为人所容。人退一步，自己也退一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遂致视同异类，最后竟形成仇敌，互相怨尤，真可以说是社会上的一种大祸害了。
又在人们的交往中，还有并未见到对方的人，只看到对方所作的事，或由远方传闻对方的话，觉得与自己的意见稍有不合，就不但不发生同病相怜的感情，反而起了厌恶嫌忌的念头，而且多半是过分的。这也是天性和习惯使然。例如协商一件事情，靠传言和通信多不能解决问题，而一经面谈往往就圆满解决。又如经常传闻某人有什么说法，但当面一谈，却知完全不是那样。盖因人类至情中存有宽恕的心理，既能宽恕，即能互通情谊，怨尤妒嫉的念头就会顿然消失。古今有不少暗杀的事例，我常常说：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使暗杀者和被杀的人共处几天，彼此毫不隐讳地吐诉真情，则无论怎样深的仇敌，不仅会互相和好，而且可能结成至好的朋友。由此可见，堵塞言路与妨碍活动不只是政府的弊病，还普遍流行于全国人民之间，虽学者亦或难免。这说明若不接触事物，人一生的蓬勃朝气就难于发生。故言论应听其自由，活动应听其自由，富贵贫贱也只能听凭本人自行获取，不容许他人加以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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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篇
内心的检查
尝见人们处世，往往无意识地干了坏事，或者无意识地干了蠢事，还有的意外地遭到失败。无论怎样坏的人，都未必一生专想干坏事，但在处事接物之时，偶然产生恶念，虽明知其不可，但仍自圆其说，勉强自慰。或者当时并不认为是坏事，不仅丝毫无愧于心，而且一心一意相信是好事。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反而引起他的愤恨，经过相当年月反省之后，才知自己行为失当，感到惭愧。
人性虽有智愚强弱的不同，但不会有人认为人智不如禽兽。须知世间有种种不同的事业，必须加以分辨，选择承担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不过有很多人在进行工作当中，往往无意中发生错失，致违初衷，而被世人耻笑，自己也感到后悔。侧观世间有志建功立业而谋划失误的人，不禁捧腹窃笑其愚。但是谋划的人不一定是那样愚蠢，如经充分查明真象，即可知其并非全无道理。只因世事变化迅速，不易前知，所以虽属明智之人，也多意外地干了不明智的事。
又人们的计划经常是很大的，很难正确估计事业的大小难易和时日的长短。富兰克林说过：“就是充分考虑过的事，一旦付诸实施，还是会感觉考虑不够的。”这真是至理明言。例如吩咐木工盖房和向裁缝定做衣服，十之八九总是误期的。这并非木工裁缝故意不守信用，而是他们起先没有把工作和时间精确算妥，以至无心违约。世人往往责备违约的木工裁缝，也不是毫无理由，木工裁缝亦常表歉意。这些顾客似乎很明白事理，但是他们自己所保证的工作，是否能够按照期限完成不误呢？再如来自乡间的书生，立志历尝艰苦，期于三年之内完成学业，但究竟能否圆满达成其志愿呢？又如自负才高的人，搜求渴望已久的原版著作，期于三个月内把它读完，届时果能如愿办到吗？还有些有志之士，一再上书政府，力言他们如果参加政府就要如何如何，保证半年以内可以改变政府的面貌。可是等到他达到参与政事的志愿以后，也未必能全符初衷。另外又可能有个贫穷的书生会说：“我若有黄金万两，一定立刻在日本广设学校，决不让一人失学。”但如遇到良好机会，做了三井、鸿池①的养子，却又不一定能够实践其言了。这类梦想，不胜枚举，都是由于未能精确计算事业的难易和时间的长短，即估计时日过宽，而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之过。
①日本财阀名。——译者
又如听听社会上计划兴办事业的人的话，即可知在一生或十年之内完成事业的最多，在三年或一年之内完成事业的较少，在一月之内或者计划后即刻实行的则更少。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谁确已完成十年前所订立的计划。他们谈到那样漫长久远的将来，好象计划得非常远大周密，但是期限逐渐迫近，竟有到了期限当天还不能详述其计划的。此种不妥当的事情，就是由于订立计划的时候未能精确计算时间的长短所致。
如上所述，在人一生之中，往往在道义的事情上意外地作了坏事，或在聪慧的事情上无意中作了蠢事，在事业上也可能遭到意外的失败。对于这种不如意的事情，固然有种种防止方法，但其中一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即对于事业的成败得失，应经常在胸中妥为盘算，拿经商的话来说，就是盘货结算。
大凡经营商业，没有最初就打算亏本的。商人首先要顾到自己的才能和本钱，并洞察商情，才开始营业。以后随着商情的变化，或者如愿以偿，或者大失所望。又可能这批进货亏本，那批销售赚钱，在年终或月终结帐时，也会发现或者按预料的情况顺利进展，或则相差甚大；又或在买卖繁忙时认为经营这种商品有利可图，及至看到盘货结帐后所作出的损益对照表，才知与原来的估计相反，发生损失。又当进货的时候，或者认为数量不足，及至盘货结帐时发现积压，而且销售颇费时日，于是又嫌进货过多了。可见经营商业中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平日精细结帐，并且要如期盘货结算。
其他的人事也是一样。由于人们从十岁左右懂事以后就开始进行活生生的买卖一般的活动，所以必须注意精密盘算平生的智德事业，力图避免损失，并且必须比照经商而计算以下各点：过去十年之间有何损失与收益，现在应作何种买卖及其兴盛情形如何，应该买进何种商品，在何时何地出售，年来律己是否严格，曾否给游荡懒惰的习气以可乘之隙，今后如果从事同样的业务，是否确有前途。此外尚有无其他裨益于智德的方法？如就上述事项逐一检查，象商人盘货清算那样作一总结，则在过去与现在的品德方面，必能发现很多不妥当的地方。兹举例说明如下。
从前有的人口头上说“贫者士之常，尽忠报国”，却贪婪地吃光农民生产的大米，而面有得意之色。时至今日，生活实际困难，却不知有输入的枪枝而购进刀剑，结果为着博取一时小利，却因存货不能销售而后悔。又有人专门研究中日古籍，不管日新月异的西洋学术，过于信古不疑，这就象念念不忘过去的夏季盛况的商人，到了严冬来临，还买进大批蚊帐。还有些青年学生学问尚未成熟，便遽然求作小吏，以致一生沉沦于微职，就象把做成一半的衣服押在当铺里赎不出来一样。也有人尚未具备史地的基本知识，连写普通的信都感困难，却妄想阅读高深著作，开卷不到五六页，又改求他书，这就象手头并无资本就做起买卖来而又不时改变行业一样。又有人虽然读过许多中日两国与西洋的书籍，但不知天下国家的大势，不能解决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这就象连算盘都没有购置，就经营起杂货生意来一样。还有只知治天下而不知修身的人，就象建议邻居算帐，却不知盗贼已进入自己的家里。再如有人口头高唱进步而心中无底，不去考虑自己究竟是何种人物，就象仅知售品的名称而不知其价格。以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现今社会上触目皆是。追溯其根源，就是由于人们与世浮沉，不注意自我检查，对于从前干过些什么，现在正干什么和今后应干什么自己均未加以检查所致。所以说为着了解商业经营的情况，树立今后的计划，就必须作帐目的结算；为着了解本身的情况，建立今后的努力方向，则须作智德事业的检查。
“照顾”的字义
“照顾”一词有两种含义，一为保护，一为命令。所谓保护，即从傍帮助与维护他人，或予以金钱物品，或为别人花费时间，使其不丧失利益和名誉。而所谓命令，则系为他人着想，向其指示妥善方针，如对方认为不妥，即不惜向其提出异议，并竭尽心力所及进行忠告。这也是照顾的意思。
如上所述，照顾含有保护和指示两种含义。若是对于他人的照顾能够做得恰如其分，世间即可安定圆满。譬如父母对子女供给衣食，做到意味着保护性的照顾，子女也听从父母的话，接受指示，则亲子之间就会亲爱和好。又如政府制订法律，认真保护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谋求普遍的安全，做到保护性的照顾，人民也遵从政府的命令，接受指示，则公私之间就能安定融洽。
所以保护与命令既为两事，却又相依并存，不可丝毫加以混淆。保护所及，也即指示所达之处，而指示所达，又不能不是保护所及之所。如果两者所起的作用的程度有距离，则虽极微小，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成为祸害的根源，世间不乏其例。因为人们常常把照顾的字义弄错，有单独理解为保护的，也有仅只理解为指示的，偏于一方，未尽全义，以致铸成大错。
譬如无限制地拿钱给不听父母之言的堕落子弟，结果愈益助长其游乐放荡。这就是保护性的照顾做得周到，而没有做指示性的照顾。又如儿女虽然谨慎勤勉、听从父母的话，但父母不充分供给衣食，使其陷于失学文盲的苦境，则系仅有指示性的照顾，而忽略了保护性的照顾。前者是为子不孝，后者是为父不慈，都可以说是人间不幸之事。
古人曾有“朋友数，斯疏矣”①的教言。就是说对于不听规劝的朋友过分表示关怀，又不明了其心境，老是厚着脸皮提出异议，以致反而让对方感到厌烦，被对方憎恨轻侮，于事无补，结果反而落得疏远了。这说明指示性的照顾既行不通，保护性的照顾也就没有必要了。
①见《论语·里仁篇》，意为“对待朋友，责备他，就会被疏远”。——校者
又如从前曾有过乡下老汉，拿出旧的族谱来扰乱别人的家庭；还有过贫穷的叔父，唤出本族的侄子，指示其家事，谴责其薄情，痛斥其品性不端，甚至假借来历不明的先祖遗言，夺走侄家的私产。这种情况，是命令过多而保护全无，俗语所谓“照顾太甚”，即指此而言。
又如世间的所谓贫民救济，既不问其人的品德好坏，也不究其致贫的原因，只要看到贫穷的状况，就给与米钱。对于鳏寡孤独没有依靠的人，固应加以救助，但在领到五升救济米的人中，却难免有将其中三升换成酒喝掉的。既未下令禁酒，而漫然给米，就是未实行指示性的照顾，超过了保护的限度，俗语所谓“操劳过甚”，即指此而言。就是英国在救贫法中也对这一条感到为难。
若将此理推广到一国的政治上来谈，经常是人民以租税方式向政府交纳经费，政府用以保护一般人民生计。但在专制政治之下，政府全不采纳人民的建议，并且也无建议之所。这就是做到保护一方面，而堵塞了指示的道路。就人民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操劳过甚”。
这类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足见这个照顾的字义已成为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人们在生计方面，不问职业的异同和事务的轻重，都须经常加以注意。或者有人会认为此种论点全系依凭算盘的计算，似乎失于刻薄。不知如将应该薄的地方勉强加厚，或者不顾其实之薄而欲厚其名，则反而有害人类的至情，使人们在往来中感到十分苦恼，那就可以说是沽名而失实了。
以上的论点固可成立，但犹恐世人误解，特再附加数言：修身之道并不完全与经济的法规并行不悖。因为个人的私德不完全影响天下的经济。例如将财物施舍给素昧平生的乞丐，或者一见贫穷可怜之人，不问其来历，就接济一些财物，这种施舍接济行为即为保护性的照顾，但这种照顾并未与指示性的照顾同时并行。如果缩小思考的领域，专就经济上的公平与否来看，则似有未妥，然而就个人私德来讲，则施惠之心最为可贵，应加嘉许。倘若天下有禁止乞丐之法，固属公明正大之举，但是人们私下将钱物施与乞丐的好意，也未可厚非。世间的事情不能用算盘来决定一切，而须严格区别可用与不可用的地方，这点十分重要。希望世之学者勿迷惑于经济上的公论而忽视了仁惠的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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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论怀疑事物与决定取舍
轻信易受欺骗，怀疑可致真理。何以见得？试看世间愚民，往往轻信人言和书信、小说、传闻；迷信神佛卜筮；父母如有大病，则信按摩之说，或服用草根树皮；女儿出嫁，则轻信阴阳先生的指点，致失佳婿；病不延医而求神拜佛；甚至有迷信不动明王①能镇压邪鬼而绝食丧身者。这些流行民间的风习，并没有什么真理，真理少则欺骗必多，但因一般人易于轻信，故受其迷惑，所以我说，轻信易受欺骗。
①不动明王是佛教中降伏魑魅烦恼之神。——译者
世界文明的进步，是由于人们钻研天地间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人事两方面的动态而发现其真理所致。西方各国人民所以能达到今天的文明，追溯其根源，可以说都是从怀疑出发。例如，伽利略怀疑天文旧说而发现地动；伽伐尼①怀疑蛙腿的痉挛而阐明了动物电；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怀疑，就发现了地心引力；瓦特见壶水烧开产生蒸汽而怀疑，就发现了蒸汽的作用。可以说都是由怀疑而引起研究，才达到真理的。如将物质领域撇开，改就人事方面来考察，就可以知道其进步情况也是一样的。例如托马斯·克拉克森②反对奴隶买卖法律，也是由怀疑出发，结果为天下后世杜绝了人类的悲惨根源。马丁路德怀疑罗马旧教，认为不合理，就进行了宗教改革。法国人民怀疑贵族的跋扈，就展开了革命运动。美国人民对英国成文法的束缚产生怀疑，起来反抗，终于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试看现代西方许多学者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地创立学说，引导人们进入文明之域，其要领即在于大胆驳斥古人认为确定不易的学说，对社会上一般不容怀疑的习惯也加以怀疑研究。例如今天一般人都认为男子主外，女子治内，好象是天经地义，但斯图亚特·穆勒的《妇女论》则主张打破这一万古不变的陋习。又如英国经济学者一向都主张自由贸易，相信这种主张的人认为这是世界普遍的法则，而美国经济学者则提倡保护贸易，建立了本国的经济学说。总之，一种议论产生，就有另一种学说来驳倒它，异说纷纭，不知其极。较之亚洲人民轻信虚妄之说，为巫蛊神佛所迷惑，一闻所谓圣贤之言即随声附和，万世之后还不敢逾越，与之相比，其品行之优劣，意志之勇怯，实不可同日而语。在异说纷纭中探求真理，好象逆风行船，船受风浪打击，时而向右，时而向左，虽航行了几十百里海域，而直线路程不过前进三、五里。航海有时还会碰到顺风，而在人事方面，却决不会一帆风顺，要使社会进步，达到真理，只有通过不同学说争论的方式。而各种异说之所由产生，其根源即在于怀疑。所以我说：怀疑可致真理，就是这个道理。
①伽伐尼（Galvani，Luigi，1737—1789），意大利解剖学家。——校者
②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1760—1846）英国的奴隶制废除论者。——校者
虽说我们对于事物不可轻信，但如确系事实，亦不可轻加怀疑，即在怀疑之间，不可不善于辨别取舍，而学问要旨就在明辨此理。日本自开禁以来，人心趋向突然转变，从而改革政治制度，打倒贵族，开设学校，创办报刊，又使铁路、电讯、兵制、工业等百般事务改换了旧的面貌，都是因为对数千百年来的旧习惯发生怀疑，试行改革，才获得这样的成就。但如追究我国人民在思想上所以怀疑数千年来旧习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海禁开放，与西方各国交通往来以后，看到他们的文明情况，信以为好，并起而仿效所致。因此怀疑旧习，并非自发的怀疑，不过以相信旧习之心，来相信新鲜事物，即从前信心在东，今日信心转向西方罢了。所以疑信取舍之间是否恰当是很难保证的。我们浅学寡闻，对于疑信取舍问题，未能一一提出讨论，深感内疚。但如考察世事变迁的大势与人心趋向，就可以显然看出人们不是流于轻信，就是过于怀疑，而未能信疑适度。兹特申述如下：
东西方人民风俗不同，思想感情自相悬殊，各国相沿的习惯已历数千百年之久，纵使利害十分明白，也不应骤然强搬硬套，何况利弊得失尚未彻底了解，如欲采用，更须深思熟虑，历经岁月，彻底明了之后，才能决定取舍。但观日本最近社会情形，不论中人以上的改革家，或自称文明开化的人士，开口即赞扬西方文明之美，一唱万和。举凡知识、道德之教，到政治、经济，以及衣食住等细微末节，莫不羡慕西方风尚，争先仿效。甚至有些对于西方情形一知半解之人，也随波逐流，厌旧趋新，何其轻信不疑如此？纵使西方文明高出日本数倍，其文明也未必尽善尽美，其缺点亦不胜枚举。我们既不能相信西方风俗全是好的，也不能怀疑日本的习俗全是坏的。譬如有一青年倾慕某位学者，立志仿效，灵机一动，就购置书本文具，日夜伏案苦读，这固然是无可非议的好事。但因摹仿太过，甚至学他的深夜聊天、爱睡懒觉的习惯，以致损害健康，这岂是智者所为？这是由于那个青年只见学者博学而未察其行为好坏，盲目仿效，以致招来不幸。中国有一句成语“东施效颦”，就是说美人之颦自有风趣，故竭力仿效，这种行为虽属可笑，但还不足深责。若因所崇慕的学者有睡懒觉这种懒惰而不卫生的恶习，也加以仿效，岂不是更为可笑吗？而今日我国社会上却有很多所谓文明开化人士和这个青年不相上下。试将东西方的风俗习惯加以比较，再来看所谓开化人士的评论是否合理？例如西方人每天洗澡，日本人每月只洗一两次，开化人士就评论说，文明人喜欢洗澡，促进皮肤的蒸发，是很卫生的，不文明的日本人却不明此理。又如日本人在卧室内放置尿瓶盛放小便，上厕所后又不洗手，但西方人虽在半夜也到厕所去，做事后一定洗手。评论者又说，文明人喜爱清洁，不文明的人不知道污秽是什么，和知识未发达的小孩不辨污秽或清洁一样，等到他们进入文明之域以后，终于会仿效西方的优美风俗的。再如西方人用纸拭鼻，用后抛弃，日本人用布代纸，洗过又用，评论者忽然灵机一动，把这种小事附会到经济学的大道理上说道：在贫穷的国家里，人民自然会知节省，倘使全日本的人民都象西洋人那样用纸拭鼻，就会浪费国家财产，所以用布代纸，洗过又用，可以说是由于国家贫穷而不得不实行节俭。这些人对于日本妇女耳带金环，欢喜束腰和讲究衣饰，也抬出大道理来，皱眉蹙额地说：太严重了！不开化的人民不懂道理，违反自然，而且伤害身体，他们耳挂重荷，把妇女顶重要的腹部缚得象蜂腰一般，既妨碍妊娠，又增加了分娩的困难，小则祸延一家，大则妨害全国人口的增殖。又如西方人住宅内外很少用锁，旅行时雇工搬运行李，虽然没有上锁，也无被窃之忧；又如招请木工和泥瓦匠承包建筑，不订合同，仍能如期完成，很少发生纠葛诉讼。而日本人却须把每间房子关好，甚至身旁的手提箱亦须加锁，而且还会被窃；建筑包工均须订立书面合同，一字一句都要争执，虽记在纸上但仍多违约争讼之事。评论者又叹息说：珍贵的耶稣圣教！可怜的异教徒！日本人好象群盗杂居，万不能和西方各国的自由正直风气同日而语，认为在信仰耶稣圣教的西方国土里，真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再如日本人直接吸卷烟，而西方人民则用烟嘴，他们便说日本人缺乏器械技术，连烟嘴也没有发明。假如日本人穿皮鞋，西方人穿木屐的话，他们便要说日本人不知道足趾作用之大。如果豆酱也是进口货的话，恐怕就不至于这样受人轻视。豆腐如能上西方人的餐桌的话，一定会抬高声价，至于烤鳗鱼串和蒸鸡蛋羹，如被西方人称为世界第一美味就会博得很高的评价。其他类似的事情实在不胜枚举。以下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意义比较大的问题：
假设在四百年前西方产生了亲鸾上人①，日本出现了马丁路德。亲鸾上人改革流行西方的佛教，推广净土真宗，而路德则在日本反对罗马旧教而推行新教，那末评论者一定会评论道：宗教以普渡众生为主旨，不应杀戮人民，如果违反此旨，其余就一无可取。西方的亲鸾上人深体此旨，卧草枕石，历尽千辛万苦，竭尽毕生之力，终于改革了该国的宗教，到了今日全国人民大半受其感化，其教化之宏大如此。上人死后，他的门徒在宗教事务上既不杀戮异教之人，也不被杀，真可以说是专门以德化人。回顾日本情形则大不相同，日本的马丁路德出世之后，即反对罗马旧教，而旧教徒并不轻易服从，以致旧教如虎，新教如狼，虎狼相斗，流血成河，路德死后，为了宗教，他们杀害日本人民，浪费日本的财物，兴师灭国，其祸非文字言语所能形容。野蛮的日本人杀气腾腾，为了普渡众生的宗教而致生灵涂炭；口称爱敌，而屠杀无辜同类。我们在今天试问其成效，真可以说路德的新教简直不可能使日本人民的半数受到感化。宗教对东西方人民造成的结果悬殊如此，我们怀疑了很久，还不能找出其确切原因。细细思考可能是日本的耶稣教与西方的佛教其性质虽然相同，但在野蛮的国家里就会引起互相残杀，在文明的国家里自然会养成淳厚的风气；或者东方的耶稣教与西方的佛教本来就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者是日本的路德和西方的亲鸾上人这两位改革宗教的始祖品德有优劣之不同，由于我们见识浅陋，不敢臆断，只有留待后世博学之士来下结论。
①亲鸾（1173—1262），日本净土真宗的开山祖师。——译者
然而现在的所谓改革家们，厌弃日本旧习，信仰西方事物，未免过于轻信轻疑，他们以对旧物的信心来信仰新物，但因过于羡慕西方文明，竟类乎东施效颦或竟仿效学者睡懒觉的恶习。甚至尚未找到可信的新事物，就抛弃原有的旧物，以致一身空空如也丧失安心立命的地位，竟至有人为之发狂，岂不可怜？（据医生说近来日本患神经病的和发狂的病人很多。）本来仰慕西洋文明，择其善者而效之是可以的，但如这样不加辨别地轻信，就还不如不信。例如西方国家富强，当然是值得羡慕的，但西方人民贫富不均之弊却不值得效法。又如日本赋税虽重，但如想到英国人民受地主虐待的痛苦，却反而感到日本农民的情况可喜可贺。再如西方诸国非常尊重妇女，虽然是人类世界的一件好事，但悍泼之妻凌辱丈夫，不孝之女看不起父母，行为放荡之习俗，就不值得赞赏了。今天日本流行的事物，究竟是否都是很好的呢？例如今日的商业公司法是否可行？政府的体制是否合理？教育制度是否良好？著作界的风气是否进步？我们研究学术的方法是否尽善尽美？仔细一想，不禁百疑丛生，几如暗中摸索。现在我们正处于混杂纷乱之中，必须把东方和西方的事物仔细比较一下，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虽然疑信取舍得宜并非易事，而我辈学者责无旁贷，却不可不以此自勉。我们认为空想不如致学，更须多读书刊，多接事物，平心静气，放开眼界，以求真理所在，自然会知何者应信，何者应疑。昨日所信，今日可能生疑，今日所疑，明日也许消释，一般学者不可不奋勉。责无旁贷，却不可不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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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论保持本身的独立
近来世间常常听到“独立不羁”这一句话，而人们说这句话的涵义则各有不同，必须加以辨别。
独立分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简略地说：一种是物质方面的独立，一种是精神方面的独立。它们是有区别的。所谓物质方面的独立，就是世人自有财产，各务家业，不依靠别人的照顾，而能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在物质上求人帮助。
上述有形的独立看得见，很容易了解，至于无形的精神上的独立，则意味深长，牵涉广泛，看来似乎与独立之义无缘的事情上也具有这种含义。因此有许多人误解。兹以小事为例说明如下：
谚语说道：“一杯是人吃酒，三杯是酒吃人”。这就是说人们喝酒过度，就会迷失本性，丧失独立的主宰。今就世人的行为来看，迷惑本性的东西，不仅是酒，还有形形色色的事物。例如有人觉得这件衣服不大合适，就想另制一件外衣；接着又想买一个烟盒来配上衣服；衣服既已齐备，又嫌居宅狭小，起居不便，而设法盖一所房屋；房屋落成后不请一回客，好象不大体面；吃了煎烧鳗鱼还嫌味道不好，又要吃一顿西餐；吃了西餐之后又觉得最好再来一个金表。得寸进尺，漫无止境。就好象一家之内没有主人，一身之内没有主宰，这种人一心追求物质，为物质所支配，真可以说是受物质的奴役。
更有甚者，上述人们虽受物质支配，但因物品尚系自己所有，还不过是在个人和家庭范围里面受到奴役。有些人却被别人的物品奴役。例如看见别人穿这样的西装，自己就想照样做一套；看见邻家盖两层的楼房，自己也想盖一座三层的楼房；只要看见朋友们有一件好东西，自己就想照样购办；把人家的说法当作自己购书计划的腹案。又如黑脸莽汉，手指粗大如茧，却也带上金戒指，虽明知其不大合适，但想到这是西方风俗，就转了念头，不惜倾囊购办。又如酷暑傍晚，实在很想按照日本风俗，于浴后穿上浴衣，挥摇团扇来凉快凉快，但因一心只摹仿西洋人，不愿用扇，而忍受炎热，以致汗流如雨。这种人一心只想摹仿他人的嗜好，还不足责备，最可笑的是误认他人的嗜好。例如听说邻居的妻子穿绸衣和带金簪，就沉不住气，连忙也去制办，后经仔细考查，始知邻居的衣服实系棉布所制，首饰也是镀金的，并非真金。因此，支配自己本心的既非自己的东西，也非他人的东西，而竟如身处五里雾中，为虚构的妄念所迷惑，也可以说是让个人和家庭任凭妄念摆布，心中失去主宰。这与所谓精神上的独立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个距离的远近，可由不同的情况推测而知。
象这样如在梦中度日，不但心身劳瘁，而且一年纵有千元收入，每月纵有百元工资，也会完全花光。不幸一旦家产收入之源断绝，或工薪无着，就只好没精打彩，垂头丧气，此时家里只剩下无用的杂物，身上却染有奢侈的恶习。与其说这样的人可怜，不如说他是一个蠢才。建立家产的目的本来是为独立生活打下基础，不料虽然身心交瘁，却因处理失当，而受了家产的制驭，失去独立的精神，真所谓本欲求之反而失之。我们并非称颂守财奴，不过认为用钱应该得法，希望人们能制驭金钱而不为金钱所制，丝毫不要损害精神的独立罢了。
论思想和行动一致
议论与实行虽是两件事，但必须一致，这是一般人常说的话，但也只是一种议论，真能实行的究竟很少。所谓理论就是指心有所思，发之于言，笔之于书。在未发言和写出以前，只能说是思想或志愿，因此所谓议论就可以说是与外界事物尚未发生接触，存于内心，自由而不受限制的。至于实行则指心思表现于外，已与外物接触，采取了行动的。所以实行必然要受到限制，为环境制约而不能自由超越。古人区别这两种东西，或用言论与行为，或者说是志愿与成绩，现在一般人则简称言与行。
所谓“言行龃龉”就是指议论与实行不相一致；所谓“可使食功，不使食志”①，就是说“应根据实地的工作给予相应物品，至于其心何所思，既属无形，就难以对其心事作出赏赐。”人们常常说某人嘴很会讲，就是说他是缺乏行动的人，而有轻视之意。这大概是责备议论与实行不相一致，就是说议论与实行不可丝毫抵触，而应互相平衡。现在为了使初学的人便于了解起见，特采用思想与行动二语，将二者相辅相成方能有益于世的道理和二者失去平衡时就会发生的弊病论述如下：
①见《孟子·滕文公篇下》。——校者
第一、人的行动有大小轻重之别。演戏、求学都是人的行动；拉人力车、驾驶轮船、扶犁耕田、挥笔著书也都是人的行动。凡不愿作官而愿当学者，不愿拉车而愿学航海之术，不愿做农夫而愿著书，就是指人们辨明行动的大小轻重，舍其轻者小者而从事其大者重者，这是人间美事。其所以能够辨别，就全靠人的心思志愿。有了高尚的心志，才能成为高尚的人物，所以我说人们要有高尚思想，没有高尚的思想，就没有高尚的行动。
第二、人的行动不论难易，有的效用较大，有的效用较小。例如围棋和象棋并不容易下，研究这些技艺和运筹谋划之难与学习天文、地理、器械，数学无异，但其效用的大小却不可同日而语。凡能辨别有用和无用而从事有用工作，就是思想明白的人。所以说思想不先明确，则人的行动就会徒劳无功。
第三、人的行动应该合乎规律，必须认清行动的场所与时间。譬如宣传道德固属美事，但在欢宴时忽然提倡起道德来，却只会招人嘲笑。又如书生的激烈议论有时也很有趣，但在亲戚儿女欢聚一堂之际，听到这种激烈议论，却可以说是不合时宜。凡能辨别适当场所与适当时间，使行动合于规律，就是头脑清醒的人。如果盲目行动而头脑不大清醒，就好象蒸汽缺少调节机关，行船没有舵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