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拉非（Amraphel）作示拿王，
亚略（Ariokh）作以拉撒（Ellasar）王，
基大老玛（Khedorla'omer）作埃兰（Elam）王，
提达（Tidha）作戈印（Go'im）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所多玛（Sodom）王比锐（Bera），
蛾摩拉（Gomorrah）王比沙（Birsha），
押玛（Adman）王示纳（Shinab），
洗扁（Zebi'im）王善以别（Shem-eber），
和比拉（Bela）王。
比拉就是琐珥（Zoar）。
这是创世纪第14章的开端，它记载了一次古代战争，东方的四位国王联合攻打迦南的五位国王。这个故事引发了学者的激烈争论，因为其中有一件关系到首位希伯来祖先亚伯拉罕故事的特别的非希伯来事件，它为圣经中记载的国家的产生作了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确定这些王的身份和亚伯拉罕时代的确切时间，那就太棒了。可是，即便知道埃兰的所在以及示拿就是苏美尔，那些国王又是谁？东方的土地又是指哪儿呢？除了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的事件之外，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海还有待商榷，圣经批评家问道：为何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没有提到基大老玛、暗非拉、亚略和提达这些名字？而如果他们不存在，如果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么有关亚伯拉罕故事的其它部分又怎样证明确有发生呢？
几十年间，旧约批评家们似乎占了上风；接着，在19世纪就要结束时，巴比伦书板的发现震惊了宗教界和学界，上面实实在在地记载着圣经中提到的那些名字，例如：基大老玛、亚略和提达。
这次发现是在1897年伦敦召开的维多利亚学会上的一次演讲中宣布的，演讲者是西奥菲勒斯?平奇斯（Theophilus Pinches）。他在研究了一些大英博物馆的斯巴托利藏品（Spartoli Collection）中的粘土书板后，发现上面记载的文字描述了一场大范围战争，一位名叫库杜尔-拉玛尔（Kudur-laghamar）的埃兰国王，率领着一个国王联盟，其中一位名叫埃里-阿库（Eri-aku），还有一位名叫图-古拉（Tud-ghula）——这些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成了基大老玛、亚略和提达。他在公开演讲中还展示了一份精心抄写的楔形文字记录及其翻译。平奇斯满怀自信地宣布，这一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证据证明了圣经故事的真实性。
那时的亚述学者也怀着兴奋之情证实了平奇斯对于楔形文字姓名的读法。书板中的确提到了“埃兰之地的王，库杜尔-拉玛尔”——与圣经中记载的“埃兰王基大老玛”惊人地相似；所有学者都同意那是一个纯粹的埃兰王室用名，前部分“库杜尔”（Kur，意思是“仆人”），曾被用于多个埃兰国王的名字中，而“拉玛尔”（Laghamar），是某位埃兰神祇的称号。第二个名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读作埃里尔-阿-库（Erie-a-ku），相应的苏美尔语是“埃里-阿库”（ERI.AKU），意思是“神阿库的仆人”，“阿库”则是南纳/辛名字的变体。从大量的铭文中可以知道，拉尔萨的埃兰统治者都拥有“辛的仆人”这一名字，因此，不难认定圣经中记载的国王亚略的王城以拉撒，实际上就是拉尔萨。学者们对巴比伦文献中的“图-古拉”，也一致同意就是圣经中的“戈印之王提达”；另外创世纪中的“戈印”，被认为是指在楔形文字书板中列出的基大老玛的同盟者——“本地部落”。
这里还有一些失落的证据——不仅证明了圣经中亚伯拉罕存在的真实性，而且还可以证明他参与了一个国际事件！
但是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不幸的是，”——套用11年后A?H?塞斯（A. H. Sayce）对圣经考古学会的表述——本应支持平奇斯的论点现代考古发现，被引入了歧途，甚至对此产生了疑问。
第二次发现由文森特?舍尔（Vincent Scheil）宣布，他在藏于君士坦丁堡的奥特曼帝国博物馆中的书板中发现了著名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库杜尔-拉玛尔”！由于这封信是写给拉尔萨的一位国王的，舍尔神父推断，处于同一时代这三人（汉谟拉比、库杜尔-拉玛尔以及拉尔萨的国王），就是圣经中提到的东方的四个国王中的三位——汉姆拉比就是士拿王暗拉非。
有一阵子，似乎拼图的所有碎片都已回复原位：现在仍然有教科书或圣经注释将暗拉非等同于汉穆拉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亚伯拉罕与这些统治者是同时代的人，这似乎说得通，因为汉谟拉比的统治期是公元前2067-2025年，也就是亚拉伯罕、众王之战的年代，而后来的所多玛和蛾摩多的毁灭发生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
但是，其后的研究令很多学者相信，汉谟拉比的统治期是在较晚的公元前1792-1750年（根据《剑桥古代史》），因此舍尔神父提出的三人同时代的观点就被推翻了，而对于那些的铭文所包含的意思——甚至平奇斯的论点也令人产生了怀疑。但即使忽略平奇斯关于这三位国王名字的辩解，而且就算楔形文本中提到的基大老玛、亚略和提达与汉谟拉比并不处于同一时代，记载这三个名字的那份文献仍然因这个“非同寻常的历史巧合，而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在1917年，阿尔弗雷德?赫雷米亚斯（Alfred Jeremias，《关于基大老玛文本》）试图重新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兴趣；但是大家似乎更倾向于探讨曾被忽视的斯巴托利书板。
当M?C?阿斯托尔在布兰迪斯大学的一项专题研究中（创世纪第14章中政治和宇宙的象征）重新开始这个课题时，它们已经在大英图书馆的地下室默默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众所公认，各种圣经和巴比伦文本的编写者们，所记载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源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他将东方四王都看作著名的统治者：
1，公元前8世纪，巴比伦
2，公元前13世纪，亚述
3，公元前16世纪，赫梯
4，公元前20世纪，埃兰
由于四王和亚拉伯罕所处时代各不相同，他聪明地指出那份文本并不是一份历史记录，而是一份宗教哲学著作，那时的作者列举了四个不同的历史事件来说明一个道理（恶王的灾难下场）。其它学术刊物立刻指出了阿斯托尔猜想的不合理性；所以，大家对基大老玛文本的兴趣又消失了。
学术界依然认为圣经故事与巴比伦文本中的事件来自更早的来源，这令我们重新将关注平奇斯及其主要论点：证实了圣经中的一场重要战争的背景并记载其中三位国王名字的一份楔形文本，怎可以被忽视呢？难道仅仅由于暗拉非不是汉谟拉比，就将这份证据（如我们即将说明的，这个证据对于弄清“宿命年代”极为重要）抛弃吗？
答案是，舍尔找到的汉谟拉比的信并未将平奇斯的发现带入歧途，因为舍尔误解了信的内容。他对信中内容的解释是说，由于拉尔萨之王辛-伊迪纳（Sin-Idinna）“在基大老玛那一日表现出来的胆量”，汉谟拉比向他做了一个承诺，这隐喻着两人建立了战争联盟，共同对付同时代的埃兰之王基大老玛。在这里，舍尔发生了误解，因为这既与圣经记载相矛盾（三王是同盟关系），也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不符：汉谟拉比并不将拉尔萨视为同盟，而是看作对手，他曾自夸说，“在战斗中颠覆了拉尔萨”，还“用众神给他的强大武器”攻打它的圣地。
对汉谟拉比的信的原始文本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发现他只是迫切地想证明汉谟拉比-暗拉非之等同性。舍尔神父颠倒了信中的意思：汉谟拉比并非答应交还拉尔萨的某些女神圣地（埃穆特巴，Emutbal），反而是要求她们由拉尔萨回到巴比伦：
致辛-伊迪纳：
这里是汉谟拉比的心意，
从库杜尔-拉玛尔的日子开始，
埃穆特巴的女神们，
就穿着麻布丧服，
被藏在大门之后：
如今她们要求离开你那儿，
回到我的手下送交她们之地；
他们就该握着女神们之手，
带她们到自己的住处。
女神们的诱拐事件发生在更早的时代；她们“从基大老玛的日子”开始，就被囚禁在埃穆特巴了；现在汉谟拉比要求将她们被从基大老玛捉走之处放回巴比伦。这就意味着基大老玛的日子远远早于汉谟拉比时代。
我们对于舍尔神父在君士坦丁堡博物馆发现汉谟拉比之信的解读，还有一些事实证据作支持，后来汉谟拉比又向辛-伊迪纳发出了一次将女神们归还巴比伦的强硬要求。这次的要求是通过高级军事将领传递的。这第二封信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23131），其文本由L?W?金（L. W. King）在《汉谟拉比的铭文与书信》中发表：
汉谟拉比致上辛-伊迪纳：
我现在急派通讯官齐科-伊利舒和先锋官汉谟拉比-巴尼，
带回埃穆特巴的女神们。
对于将在拉尔萨的女神们交还巴比伦的要求，信中下面的指令讲述得更加明白：
你要让女神们登上神殿中船队，
送她们启程前往巴比伦。
神庙中的女仆应在旁陪伴。
船上要备有女神的食物，
纯净的奶油和谷物；
那些女仆们的食物，
羊肉和粮食也要装好；
都要备足抵达巴比伦所需的份量。
你还要派人去拖曳船只，
并派兵保护女神们安全到来。
不得迟误：让她们速速到达巴比伦。
从这些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汉谟拉比是拉尔萨的对手而不是同盟，他在为以前的库杜尔-拉玛尔（拉尔萨的埃兰统治者）时期发生的事件索要赔偿。那些汉谟拉比之信的文本证实了基大老玛作为埃兰统治者在拉尔萨（即以拉撒）的存在，这些是圣经故事中的关键要素。
问题是这些关键要素存在于哪个时期呢？
根据可靠的历史纪录，舒尔基在他统治期的第28年（公元前2068年）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埃兰酋长，并将拉尔萨作为陪嫁送给了他；作为回报埃兰提供一支佣兵军队给舒尔基调遣。这支军队被舒尔基派去镇压西部（包括迦南）的叛乱。从舒尔基统治的末期，直到他的继承者阿玛尔-辛的统治时代，乌尔都是帝国的都城。我们发现这一历史时期与圣经记载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所记录的时代十分吻合。
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那段时期；因为，我们将揭示，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提到了乌尔的没落，而他的时代是苏美尔的最后时光。
由于暗拉非-汉谟拉比同时代的理论已被推翻，所以关于亚伯拉罕就出现了无数可能的生存时代，有些居然将这位早期的祖先变成了后来的以色列国王的后裔…但是有关他的确切年代和事件是毫无疑问的：圣经中提供了线索；我们要做的只是证明它的准确性而已。
令人惊讶的是，年份的推断十分容易。我们从公元前936年开始，相信所罗门在这一年获得了耶路撒冷的王位。《列王纪》中清楚地记载着，所罗门在他统治期的第四年开始在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神殿，并在第十一年完工。《列王纪》上部第六章第一行也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四百八十年，也是所罗门统治以色列的第四年…他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曾经的十二宗族的教士传统可以证实（与之只有细微差别）这个记载，从出埃及开始，十二族各四十年（共480年），“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亚撒利亚，Azariah）他们按着班次执行自己的教士职务”（《历代志》上部，6：32）。
两处记载都证实经过了480年之后，教士职务开始存在。不过区别在于：一个是从神庙开始建造（公元前960年）算起，另一个是从神庙完工（公元前953年）算起。这样反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代，在公元前1440年或公元前1433年；我们发现后一个年代更能够对应其它一些事件的发生时间。
20世纪初期，基于所得到的资料，埃及学家和圣经学者就已经推断出，出埃及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但随后学术界又偏向了一个13世纪的年代，因为由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时间线来看，这个时期似乎与考古确定的几个迦南地点的存在时期更吻合。
这个新的日期到现在还存在争议。最纠结的被征服城市是杰里科；它的主要考古挖掘者之一（K?M?凯尼恩）推断，它的最终攻破是在公元前1560年左右——比圣经中的记载早得多。但是，杰里科的另一位挖掘者J?加斯唐（《杰里科的故事》）却认为，考古证据反应出的攻破时间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85年之间。再算上以色列出埃及之后路上的40年，他和其他人都认为出埃及的确切时间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440年-1425年之间——与我们推算的公元前1433年一致。
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还试图通过研究现存的古埃及史料，希望发现一点有用的线索以确定的准确的出埃及时间。唯一提到此事的是曼涅托的著作。约瑟夫斯（Josephus）在《反阿皮翁》（Against Apion）中引用曼涅托的话说，“当上帝的愤怒击垮埃及之后，”名叫“图特摩西斯”（Thumosis）的法老与放牧的人民商议道，“东方的人们，离开埃及，安静地去想去的地方吧。”接着他们离开，越过荒野，“并在一个现在叫犹大（Judaea）的地方建了一座城…他们称之为耶路撒冷。”
约瑟夫斯有没有为了与圣经记载相对应而调整过曼涅托记载的时间呢？还是说以色列人的寄居、受辱和最终离开埃及这些事件确实是发生在著名法老图特摩斯（Thothmes）的统治时期呢？曼涅托曾在一个献给十八王朝的法老们的章节中提到过“将放牧的人民赶出埃及的王”。埃及学家们已经确认，公元前1567年将希克索斯人（Hyksos，亚洲的“牧人国王们”）逐出埃及的，是十八王朝的开创者——法老阿摩西斯（Ahmosis）。这个在埃及建立了全新王国的新王朝，可能就是圣经（出埃及记，1：8）中所说“不认识约瑟的”法老们的王朝。
二世纪安提俄克（Antioch）的主教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也在著作中提到了曼涅托，说希伯来人被王图特摩斯（Tethmosis）奴役，命他们为他“建造坚固的城市，珀伊托（Peitho）、拉美西斯（Rameses）和奥恩（On），就是赫利奥波利斯”；后来他们被“名叫阿摩西斯（Amasis）的”法老逐出了埃及。
从这些古代记录中看，以色列的困境始于法老图特摩斯时期，而在后来的阿摩西斯时代到达极点而导致了他们的离开。那么，以现在所知的史料来看又是怎样的呢？
阿摩西斯驱逐希克索斯人之后，他的继任者们——历史记录显示，其中好几个名字都叫做图特摩斯——以海之路作为入侵路线，对更广大的迦南进行了进行了一场战争。擅于用兵的图特摩斯一世（公元前1525-1512年）将战火从埃及一直延烧到亚洲的幼发拉底河流域。我们认为他当时由于担心以色利人叛变——“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他们就会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而下令以色列人的头生子都要被杀死（处埃及记，1：9-16）。根据推算，摩西生于公元前1513年，图特摩斯一世死的前一年。
J?W?杰克（《出埃及记之年代》）等20世纪初的学者，曾经怀疑从河中救回婴儿摩西并在王宫中将他养育长大的“法老之女”，就是图特摩斯一世的王后所生的长女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她因为是当时唯一的公主而被赋予“国王之女”的高贵名号，这与圣经中的称呼完全一致。我们那相信个公主的确就是她；在她嫁给继任的法老——她的半血哥哥图特摩斯二世之后，她无法生出儿子，这一历史事实也可以解释她为何要收养摩西作为自己的养子。
图特摩斯二世统治了很短时间就死去了。他的继任者图特摩斯三世——由妃嫔所生——是埃及历史上最尚武的君王，许多学者认为他是一位古代的拿破仑。在他的十七场战役中，他获得了大片土地和朝贡，还有为他从事工程建造的大批奴隶，这些战役大多发生在迦南和黎巴嫩，向北远到幼发拉底河流域。20世纪初， T?E?皮特（T. E. Peet，《埃及与旧约》）等学者认为，奴役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位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因为在他的远征中，向北到达了纳哈瑞（Naharin），这是那个地方的埃及名称，即圣经中的阿拉姆-纳哈瑞姆（Aram-Naharim），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那儿是希伯来祖先的居住地；而这可以解释法老的担忧（出埃及记，1：10），“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他们（以色列人）就会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我们推测，摩西在知道自己的希伯来出身之后，公开地站在自己族人一边，因此图特摩斯三世对他下了死亡判决，于是他便逃往荒野。
图特摩斯三世死于公元前1450年，他的继任者是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ophis II）——即西奥菲勒斯引用曼涅图著作时提到“名叫阿摩西斯的”法老。的确，“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出埃及记，2：23），摩西才敢回到埃及，请求继任者——我们推断是阿蒙霍普特二世——“让我的族人离开。”阿蒙霍普特二世的统治期是从公元前1450-1425年；我们所推算的出埃及时间是在公元前1433年，正好是在摩西八十岁之时（出埃及记，7：7）。
继续向前推算，现在要确定的是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时间。希伯来传统中坚持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年，这与上帝对亚拉伯罕所说的话吻合（创世纪，15：13-14）；新约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使徒行传，7：6）。而《出埃及记》却说，“住在埃及的以色列的后裔已经寄居了四百三十年”（出埃及记，12：40-41）。用“寄居”来强调“住在埃及”可能是有意识地将约书亚（Josephites，在埃及居住）与新到埃及“寄居”的约瑟的哥哥们的家庭成员区分开来。若是这样，那相差的30年可以算作约瑟成为埃及宰相的时候正好30岁。这样，400年这个数字作为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寄居在埃及的年数依然成立，这样他们来到埃及的时间就是公元前1833年（1433+400）。
创世纪47：7-8中还有一个线索：“约瑟领他父亲雅各来到法老面前…法老问雅各说：‘你现在多少岁呢？’雅各对法老说：‘我的年岁是130岁。’”因此，雅各生于公元前1963年。
雅各出生的时候以撒是60岁（创世纪25：26），而以撒出生时，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是100岁（创世纪21：5）。这样算来，当孙子雅各出生之时，亚伯拉罕（他活了175岁）是160岁。因此，亚伯拉罕生于公元前2123年。
亚伯拉罕生活的世纪——他的儿子以撒出生都在他百岁之后——正好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崛起和衰亡的年代。我们通过对于圣经年代和故事的研究，推断出亚伯拉罕的年代正好处在当时发生的那些大事之间——而他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而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与圣经批评者的主张相反，对于亚伯拉罕的故事，圣经并没有描述人类在近东的繁衍历史或某支特别部族的“部落历史”，而是继续关注那些（如同大洪水和巴别塔的故事）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主要事件：
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和一场特殊的自然灾难；希伯来的祖先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这是一个讲述苏美尔在走向灭亡之时，它的文化遗产如何被救赎的故事。
尽管有关亚伯拉罕的研究非常之多，但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一切都来自圣经。他是闪的后裔。亚伯拉罕——那时叫做亚伯兰（Abram）——是他拉（Terah）的儿子，他的兄弟是拿鹤（Nahor）和哈兰（Harran）。哈兰很年轻就死了，一家人住在“迦勒底的乌尔”。亚伯兰在那儿娶了撒莱（后来叫做撒拉）。
然后，“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了哈兰（卡拉万瑞，The Caravanry），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的山脚下，它是古代一个重要的交叉路口。如同马里控制着从美索不达米亚去往地中海岸区域的东大门，哈兰也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通往西亚地区的通路。在乌尔的第三王朝时期，哈兰是南纳领地与阿达德的小亚细亚领地接壤的边界。考古学家发现，哈兰如同乌尔的镜像，城市布局及对南纳/辛的信仰都与乌尔完全一致。
圣经中没有解释他们离开乌尔的原因和也没有记载具体时间，但是如果联想一下美索不达米亚和乌尔所发生的事件就可以可以猜到大概的答案。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后来从哈兰去迦南之时是75岁。圣经的大略叙述暗示他在哈兰停留了较长时间，因为他去哈兰之时，是一个刚刚娶妻的年轻人。若亚伯拉罕如我们推断的那样，生于公元前2123年，那么，当乌尔纳姆在乌尔登上王位以及南纳首次获得信赖掌管尼普儿之时，他还是个孩子。到他27岁之时，乌尔纳姆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阿努和恩利尔的恩宠，并在远方的战场上丧了命。我们已经描述过乌尔纳姆的横死带给美索不达米亚民众的悲痛，以及动摇了他们对南纳的信仰和对恩利尔的忠诚。
乌尔纳姆之死是在公元前2096年。是否就是那一年——在这件事情的影响下或因此事导致的结果，所以——他拉带着自己的家人远离了乌尔，到了哈兰——一个远方的新乌尔？在后来的乌尔的衰亡和舒尔基的渎神统治期，他拉一家都住在哈兰。然后，突然间，上帝再次现身：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得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这次的突然离开也没有交代原因。但是分析一下年代线索我们就明白了。在亚伯拉罕75岁时，是公元前2048年——正是舒尔基死亡的那年！
因为亚伯拉罕家族是闪的直接后裔（创世纪，11），亚伯拉罕就是闪族人（希伯来人），他的身世背景、文化传承以及语言文字都是闪米特的，学者认为这与苏美尔的非闪文明和后来的印欧文明都不相同。但是圣经中的原意是，居住在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族群都是闪的后裔。“闪米特”和“苏美尔”的发音也很相似。圣经中从没说过——如后来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是迁移到苏美尔的亚摩利人（即西闪米特人），后来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居住地。与此相反：所有事实都指明这个家族源自苏美尔，后来又突然离开自己的本地，按照指示去往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两个圣经记载的故事与两个重大的苏美尔事件在时间上的重叠——后面还有与此类似的情况——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亚伯拉罕并非是个外地移民的儿子，而是与苏美尔的国家大事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家族的后裔！
学者们在研究“亚伯拉罕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发现了他的希伯来名称（伊伯里，Ibri）与“哈普鲁”（Hapiru，近东地区叫做哈比鲁，Habiru）之间的相似之处，“哈普鲁”是公元前18、17世纪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对掠夺西闪米特地区的土匪部落的称呼。在公元前15世纪末，耶路撒冷的一支埃及卫队的司令，曾要他的国王派兵增援以应对来犯的“哈普鲁”。学者们把这些都作为证明亚伯拉罕是西闪米特人的证据。
不论这个词是否是指代一个种族，很多学者怀疑这个词中根本没有“掠夺者”或“入侵者”的含义；有关“埃伯里”（这个名称明显来自动词“穿过”）和“哈普鲁”本是同一个词的推测，涉及了大量语言学和词源学的问题；另外，这里面还有许多年代矛盾，特别是在将圣经记载的年代与“哈普鲁”所包含的“匪徒”含义进行参照对比时，令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份（指西闪米特人）遭到了多方质疑。例如圣经中提到的水井事件，表明亚伯拉罕在经过迦南时，十分小心地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当他卷入众王之战时，拒绝分享战利品。这些都不是掠夺成性的匪徒行为，而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品行。到达埃及之后，亚伯拉罕和撒拉被带去法老的宫殿；在迦南，亚伯拉罕与当地统治者订立了协议。这也不是游民侵占他人居住地的描述，而是一个拥有高级交际能力和谈判手段的人的描写。
基于这些考量，1930年，一位权威亚述学者和莱比锡大学的宗教史教授阿尔弗雷德?杰里迈亚斯（Alfred Jeremias），在他的主要著作《发生在古老东方的旧约故事》（Das Alte Testament im Lichte des Alten Orients）中宣布，“以他的理性分析，认为亚伯拉罕是一位苏美尔人。”在1932年，他在另一部著作《苏美尔的秩序》（Der Kosmos von Sumer）中又详述了这个观点，“亚伯拉罕并不是闪族巴比伦人，而是苏美尔人。”他认为，亚伯拉罕是苏美尔的改革先驱，致力于将苏美尔社会提升到更高的信仰层次。
这是一个见证了纳粹种族理论兴起的德国人的大胆想法。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杰里迈亚斯的异见就遭到了尼古拉斯?施耐德（Nikolaus Schneider）的一篇名为《亚伯拉罕是苏美尔人吗》的回应文章的猛烈抨击。他断定，亚伯拉罕既不是苏美尔人，也不具有纯粹的血统，“从阿卡德王萨尔贡统治乌尔之时起，亚伯拉罕的本土就不再拥有纯粹的苏美尔血统和正统的苏美尔文化了。”
后来的混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止了这个问题的讨论。遗憾的是，杰里迈亚斯的新思路从此无人问津。但是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提供的所有证据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确是苏美尔人。实际上，旧约（创世纪，17：1-16）中记载了具体的时间和事件，并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与他的上帝之间的约定，令他从一个苏美尔贵族变成了一个西闪米特地主。在行割礼后，他的苏美尔名字亚伯-兰（AB.RAM，意为“父亲心爱的”）被改为阿卡德/闪族名字亚伯拉罕（Abraham，意为“各个部族的总族长”），他妻子的名字撒莱（SARAI，意为“公主”）也改成了闪族名字撒拉。
他在99岁之时才成为一个“闪米特人”。
知道了亚伯拉罕的身份-年龄关系和他神秘迦南之行，我们就能在苏美尔的历史、风俗和语言中寻找（他改变身份和姓名的）答案了。
如果认为上帝只是在乌尔的大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完成迦南之行，或创建一个部族，以及统治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土地，那不是太天真了吗？亚伯拉罕的年轻妻子拥有“公主”的称号；由于她是亚伯拉罕的半血姐妹（“她确实是我的姐妹，她与我同父异母”），我们可以猜出亚伯拉罕的父亲，或撒拉的母亲是王族后裔，既然亚伯拉罕兄弟哈兰的女儿，也拥有一个王族名称（密迦，Milkha，意为“女王的”），这说明亚伯拉罕的父亲拥有王族血统。因此亚伯拉罕家族是苏美尔最高阶层家族；苏美尔的一些雕像就刻画了姿态高贵和穿着精致的一些人们的形象（图片. 98）。
这个家族不仅是闪的后裔，而且还保留了血脉传承的家谱，每一代的长子都被记载下来：亚法撒（Arpakhshad）、沙拉（Shelach）以及希伯（Eber）；法勒（Peleg）、拉吴（Re'u）、西鹿（Serug）；拿鹤（Nahor）、他拉（Terah）、亚伯拉罕（Abraham）；家谱的延续超过三个世纪！
这些名字有什么象征意义吗？如果按照创世纪11章的记载，沙拉（Shelach，意为“剑”）比亚伯拉罕早出生258年，那么他生于公元前2381年。正好是萨尔贡争夺新都城阿加德（Agade，意为“统一”）王位之时，因此这个名字象征着疆域的统一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64年后，家族的长子被命名为法勒（Peleg，意为“分裂”），“因为那时国家分裂了。”就在那时，萨尔贡试图在巴比伦取走圣土，苏美尔与阿卡德就分崩离析，萨尔贡后来也死去了。
但是，最有趣的是公元前2351年出生的长子希伯（Eber）的命名，圣经中的“伊伯里”（Ibri，意为“希伯来”）就来自他的名字，“伊伯里”这个名称也是亚伯拉罕家族的自称。这个词的词根明显有“穿越”的意思，而很多学者认为它与哈比鲁/哈普鲁有联系，我们前面已经讨论并推翻了这个观点。这个误读来自这个名称的西亚语的含义。我们认为应该在苏美尔渊源和亚伯拉罕及其祖先的苏美儿语言系统中寻找答案。经过对这个家族苏美尔根源的探究，就会发现这个名字的意义简单得令人惊讶。
亚伯拉罕家族自称的“伊伯里”（“希伯来”）一词就来自法勒父亲的名字“希伯”，它的词根是“穿越”。我们并没有去寻找西亚语名称“哈普鲁”的含义，而是在苏美尔渊源和亚伯拉罕及其祖先的苏美儿语言系统中寻找答案。于是，一个简单得惊人的新答案出现了：圣经常用的词尾“i”，加在一个人的名称后面，表示“本部族的”；例如“Gileadi”意思是“吉力厄德族”。同样“Ibri”就表示地名叫作“穿越”的那个地方的部族：而那就是尼普儿的苏美尔名称：尼-伊碧-鲁（NI.IB.RU）——“穿越”之处，即大洪水前地理坐标中重要位置间彼此连接的交叉中心，地球原来的中央枢纽，旧的任务控制中心。
从苏美尔语转化成阿卡德/希伯来语时常常会将“N”略去。圣经中说亚伯拉罕是一个“Ibri”（伊伯里），其实是说他是一个“Ni-ib-ri”（尼-伊碧-里），一个本族住在尼普儿的人！
亚伯拉罕家族从乌尔迁移到哈兰，令学者们认为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的本族所在地；但是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他的以前的住地，上帝给他的指令中却有三个分别的描述：父家（哈兰）、本地（乌尔）、本族（不详）。我们的推测——伊伯里（Ibri）的意思是“尼普儿部族”——解释了亚伯拉罕真正的本族所在之地。
而“希伯”（Eber）这个名字的意义则是那时——公元前24世纪中期——这个家族与尼普儿之间的联系开始了。尼普儿并不是王城；它是一座圣城，正如学者所定义的，它是苏美尔的信仰中心。它也是高级祭司们学习航天知识之地，因此也是历法——太阳、地球、月亮的轨道关系——起源之处。
学者们已经证实我们现在使用的日历源自原本的尼普儿历法。证据显示尼普儿历法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金牛座时代。在此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连接希伯来与尼普儿的核心：犹太历仍在使用的始于公元前3760年的神秘纪年起点（因此公元1983年的犹太纪年是5743年）。这个起点曾被认为是“世界开始的时刻”；但是犹太传说中说，这是 “从纪年之时开始的”年数。我们认为这里是指尼普儿历法的传入时间。
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先族中还找到了一个拥有王族血统的祭司家族，这个家族的家长是尼普儿的一位高级祭司，他是唯一被许可进入神庙中最隐秘的密室的人，他在那儿接受神谕，然后转达给国王和民众。
在这一点上，亚伯拉罕父亲的名字“他拉”（Terah）就变得十分有趣。在闪族系统中找寻线索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名字与“哈兰”（Harran）和“拿鹤”（Nahor）一样，都是指代某个地方（即人格化的地名），认为这些都是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城市名字。在阿卡德语（首先出现的闪族语言）系统中进行探究的亚述学者只找到了“提尔胡”（Tirhu），意思是“用于魔法的工具或容器”。但是如果我们在苏美尔语中寻找，就会发现“提尔胡”（Tirhu）的楔形文字符号直接来自一件物品，它的苏美尔语名称为“杜格-纳姆塔”——字面意思是“言命者”——即宣示神谕的人！
也就是说，他拉是一位传达神谕的祭司，他被指派靠近“低语石”聆听并向高层祭司们传达（或解释）神谕。后来这变成以色列高级祭司的职务，他获得单独的许可进入“圣中之圣”之地，靠近“的沃”（Dvir，意为“说者”），并且“从两位覆盖着约柜的基路伯之间的地方听取（上帝）对他说出的话语” 。以色列人出埃及期间，上帝在西奈山宣布他与亚伯拉罕后裔定下的约定，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这就说明亚拉伯罕本族的地位是：拥有王族血统的祭司。
虽然这些结论听起来有些牵强，但却绝对符合苏美尔的惯例，国王们往往指派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甚至亲自担任高级祭司的职务，这令到祭司血统和王室血统相互混合。在尼普儿发现的祭祀铭文（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探险队发现）证实，乌尔的王被冠以“尼普儿之虔诚牧者”的称号同时履行祭司职务；尼普儿的总督（帕特西-尼伊碧鲁，PA.TE.SI NI.IB.RU）同时也是第一“乌尔-恩利尔”（UR.ENLIL，恩利尔的首仆）。
其中一些重要的王族祭司的名字与亚伯拉罕的苏美尔名字（亚伯-兰，AB.RAM）很相似，前半部分也是“亚伯”（AB，意为“族长或祖先”）；例如，舒尔基统治时期的尼普儿总督的名字就叫“亚伯巴姆”（AB.BA.MU）。
与尼普儿联系紧密的那些家族成员被称为“尼普儿部族”（即“希伯来人”），他们在乌尔仍然拥有高位的情形， 与我们指出的那时的苏美尔惯例完全一致，因为在当时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南纳与乌尔的王史无前例地首次获得信任，被授权管理尼普儿的信仰及世俗事务。因此，在乌尔纳姆登上乌尔的王位时，他拉就与他的家族从尼普儿搬去了乌尔，他的职务可能是尼普儿神庙与乌尔王宫之间的联络官。整个乌尔纳姆统治期间，他们都在乌尔居住；在乌尔纳姆死去的那年，这个家族离开了乌尔去到了哈兰。
这个家族在哈兰的情况没有记载，但是考虑到他们的王族血统和祭司身份，他们在哈兰一定也是身居高位。从亚伯拉罕后来与许多国王交往中驾轻就熟的表现看来，他应该在哈兰处理过外交事务；他与住在迦南的以军事能力闻名的赫梯人的特殊友谊，也可以解释他在众王之战中所表现的出色军事才能。传说亚伯拉罕还精通航天学——以星体位置导航的远距离太空飞行的知识。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贝罗索斯曾提到亚伯拉罕（但并没有写出他的名字），他写道，“在迦勒底人中，出现了一位伟大正义之士，他精通天文。”（若巴比伦史学家贝罗索斯在此确实是指亚伯拉罕，那么希伯来祖先出现在巴比伦编年史中的意义远大于他所具备的天文知识。）
在舒尔基可耻的统治时期，他拉家族一直住在哈兰。然后，舒尔基死后，神谕又指示他们去往迦南。由于他拉那时已经很老，所以他的儿子拿鹤就和他仍旧住在哈兰。亚拉伯罕就担负起了这个任务——他也已经75岁了。那是公元前2048年；这标志着24年的宿命年代的开始——包括18年的战乱期（由舒尔基的两位继承者阿玛尔辛和舒辛统治）和6年的伊比-辛——乌尔最后一位君王——统治时期。
舒尔基之死，不仅与亚伯拉罕的离开发生在同一时期，近东众神也在那时进行了重新组合，毫无疑问这些并非凑巧。正好在亚伯拉罕由一支精兵的护送下（后面将说到）离开哈兰——去往赫梯的门户——之时，被流放的马杜克出现在了“海梯之地”（Haiti land）。另外，更巧的是马杜克在整个24年的宿命年代都呆在那儿，也就是大灾难爆发的那些年。
有关马杜克的证据是一块在亚述巴尼拔的档案馆找到的书板（图片.99），上面是老年马杜克的回忆，述说了他往昔的流放年代和最后回到巴比伦的故事：
哦，伟大的众神啊，
请倾听马杜克诉说的秘密。
抚摸着腰带，我回忆往昔：
我曾是伟大神圣的马杜克，
因犯下的罪过而遭受驱离。
走过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
还有人迹罕至的荒凉土地：
从日出之处走到日落之地。
我来到了哈提的丘陵地区。
我在哈提之地祈求着神谕，
请让我重获王位和权力吧，
迷雾中回响着酸楚的问题，
何时才能结束流亡的苦难？
二十四年中我蜷伏迷雾里。
图片. 99
马杜克在小亚细亚的出现——暗示了他与阿达德结成了联盟——是亚伯拉罕急迫前往迦南的另一个原因。从文本的其它部分我们知道，马杜克从自己新的流放地派了使者和代理（通过哈兰）去联络自己在巴比伦的追随者，还派商人进入了马里，因此攻击了这两处门户——一处由南纳/辛控制，另一处由伊师塔/伊南娜控制。
舒尔基的死亡为似乎是个讯号，令整个古代世界都受到了震动。南纳渐失民心，马杜克曙光在望。当马杜克本身依旧被逐于美索不达米亚之外时，他的长子纳布就替代了他父亲的位置。他的主要工作是建造自己的“信仰中心”波西帕（Borsippa）；但是他的行动涵盖了包括广大迦南的所有地域。
亚伯拉罕被派往迦南就是为了制止这种快速扩张。虽然旧约中对亚伯拉罕的任务只字未提，但却明确指出他的目的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和侄儿罗得，以及随从们迅速向南方的迦南去。他们在示剑（Shechem）有一次停留，上帝在那儿对他说了话。“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Beth-El）东边的山，支搭帐棚。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伯特利的意思是“神之屋”——亚伯拉罕经常回到这里——它临近耶路撒冷和圣山摩利亚山（Mount Moriah，意为“指向之山”），当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好耶和华的神殿后，圣约柜就被放在圣山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