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私（图）
蚂蚁是一种很渺小的动物，它们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却是很精明的，但对于一座花园，它却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私的人就像蚂蚁一样，不过他们所危害的是整个社会。
人应当把自私自利的想法与公共的利益理智地区分开。在为自己的利益谋划时，不要损害到其他人的利益，更不可损害到君主与国家的利益。
这就像地球一样，因为只有地球是固定不动的，而与天空关系密切的一切天体，都是围绕着别的天体的中心在运转着，对别的天体也是非常有益的。认为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这在至高无上的君主身上是可以容忍的，因为他们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善恶是决定公众命运的根本。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君主的一位臣仆身上，或者是发生在共和国的一位公民身上，那么这将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在这种事情上，他们都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将事实加以扭曲，而这往往注定是与他的主人或者国家的目的相违背的。因而君主或者政府应该选择那些没有太多污点的人作为臣仆，除非他们的本意是要那些有污点的人做一些从属性的工作。
谋取私利的危害就在于，一切均衡都会丧失了。把仆人的利益置于主人的利益之上，是足够引起失衡的了，但是如果仆人的一点小小的利益与主人的巨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那么他就走向了一个更大的极端。
但是，这一切正是腐败的官员、税吏、使节、军官以及其他的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打算往往会使他们去寻求旁门左道，顺从自己的蝇头小利和狭隘心理，从而损害了君主和国家的宏图大业。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这种臣仆捞到的好处是自己的，但是他们为得到那一丁点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和祸害，却留给了他们的君主和国家。这样的做法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的天性。因为他们为了烤熟自己的鸡蛋，可以把别人的房子点燃。然而，这种人却往往会得到主子的器重。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如何迎合主子的心意来谋取私利，从这两方面的任何一点来说，他们都是不顾惜其主子的事业和利益的。
聪明在自私者那里，是极其卑劣的。
（Ｗｉｓｄｏｍ ｆｏｒ ａ ｍａｎ＇ｓ ｓｅｌｆ ｉｓ，ｉｎ ｍａｎｙ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ｈｅｒｅｏｆ，ａ ｄｅｐｒａｖｅｄ ｔｈｉｎｇ．）
这是那种为了打洞而掏空了房基，而在房屋即将倒塌前就立即搬迁的老鼠式的聪明。这是那种用欺骗来让熊为它挖洞，当洞一挖成就把熊给轰走的狐狸式的聪明。这是那种在即将吞噬落入口中的猎物，却假惺惺地流下伤心的眼泪的鳄鱼式的聪明。
但是，正如西塞罗在评论庞培时所说的那样：“只知道爱自己却不知爱别人的人最终必将会引火烧身。”正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谋算怎样为了自己而牺性别人。那么到头来命运之神就会让他们成为自我的祭品。要知道，即使是再精于为自己谋算的人，也不可能捆缚住命运之神的翅膀！
论革新（图）
婴儿刚出生时并不好看，一切革新也是这样，革新便是时间的婴儿。
（Ａｓ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ｒｅ ｉｌｌ－ｓｈａｐｅｎ，ｓｏ ａｒｅ ａｌ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ｓ ｏｆ ｔｉｍｅ．）
尽管如此，但是鉴于那些最早给家族带来荣誉的人，通常比大多数的继承者更有价值，所以后来的规则是很少有能够与最初的先例相媲美的。因为对反常的人性来说，恶有着一种自然的运动属性，而且在持续的时候运动是最为有力的，但是善作为一种被迫的运动，却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最有力。每一种药都是一种革新，那些不愿用新药治疗的人，注定躲不过新出现的病症的侵袭，只有时间才是最了不起的革新家，并且，假如在治疗的过程中，事情随着时间逐步恶化，而又没有良计良策可以让它好转，那么它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毋庸置疑，约定俗成的惯例，虽然并不十分完善，但却也是适用的。而且，那些长期在一起相濡以沫的事情，看起来彼此之间相辅相成，而新事物则是很难与它相融的，新生事物固然因为它的特长显示出很好的功效，但是因为它与旧的环境不协调因此难免会招惹麻烦。还有，新生事物就好像客居他乡的外来人，羡慕的人多，而追随的人少。
历史流转不停，如果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是一味恪守旧俗，那么，这本身就会导致混乱。顽固坚持旧传统的人也就难免会成为现实的笑柄。有志于改革的人，最好是以时间为榜样。时间流逝，它在运行中更新了世间的一切，而表面上的一切却似乎并没有改变。假如不是这样，新事物出现得太突然，那么就难免会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
社会改革难免会触犯到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有些人会得益，受益者满怀欣喜，而受损者则必然要诅咒那些改革的发起者和支持者。所以实行改革需要十分谨慎。每一次改革都必须确保产生实际的效果而并不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从事改革更不能够轻率从事。要注意到，即使是有很多人赞同改革，但是它还是很危险的！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你们应该在路上寻找，探求古代的真理。那才是通向善的途径。这样，你们灵魂才会得以安息。”
论迅速（图）
做事时只片面地追求速度是做事的大忌之一。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它就像医生所说的预先消化或快速消化一样，那种做法免不了会使体内到处都残留着没有被彻底消化的食物，以及各种察觉不到的致病的根源。因此，衡量一个人做事是否干净利落，不要以开会的次数为准，而是应当以工作的进展程度为准。
就像赛跑时，脚步跨得大或两腿抬得高，不一定就跑得快，在工作上也是这样，专心做事而不贪多就会做得干净利落。有些人一味强调自己是一个办事利落的人，总是急着把事情做完，或者用投机取巧的方法把没有妥善做好的事情应付过去。然而，做事紧凑省时是一回事，而偷工减料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以这种偷工减料的方法来处理工作，只会使事情来来回回，反复无常。我认识一位智者，他在看到别人急着要下结论时，就会说出一句口头禅：“慢一点儿，我们就能够早一点做完这件事了。”
迅速其实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因为时间是衡量工作的标准之一。如同金钱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一样，在做事不迅速的时候，工作也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斯巴达人和西班牙人都以做事迟缓而著称，有这样一句谚语说的好“让我的死亡来自西班牙吧！”因为这样一来，死亡肯定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到来。
在做一件事情时，最好是先耐心地听取有关人士就有关事务的概要汇报，即使是在汇报之前就发号施令，也不要在别人汇报时打断人家，因为人的思路一旦被打断，往往就会颠三倒四，杂乱无章。所以最好是让他先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否则他边回忆边说会变得非常冗长乏味。
说话重复是在浪费时间。而反复宣讲一件事情的要点，则会让人们很容易就抓住这些要点，反而可以提高效率。讲话不应当过分唆，就如同赛跑的人不适合穿着肥大的袍子一样。讲话不要过多地兜圈子。这种做法貌似谦虚，其实是在说废话。但应当注意的是，对一个在心里持反对意见的人，讲话却是必须谦和而委婉的。否则就好像把盐撒在了伤口上，会使他已有的成见变得更深。
做任何一件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各个部分做出合理的次序上的安排、分类和挑选，才是有效率的生命，只要那分类不是太精细就可以，因为不善于分配的人，也就永远不能很好地开始工作，而分配过细的人，也就永远不能利落地脱身出来。选择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而不合适的举动就好像击打空气一样。工作由准备、争论或者检查三个部分组成，如果你要迅速的话，那么在这三项当中，只有中间的那一项才是许多人从事的工作，而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则只是少数人的工作。先把设想的东西写出来，再以此作为根据开始工作，多半是有助于迅速完成工作的，因为即使所写出的东西被完全否决了，那么也可以获得新的计划，那个反面的设想也比一个含糊其词的设想会更富于指导意义，就像灰烬比尘土更能肥田一样。
论聪明（图）
众所周知，法国人实际上比外表上要聪明，西班牙外表上显得很聪明。但无论国民之间的情形如何，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果然是确有其事的。
圣保罗曾经说过：“只有外表是虔诚的，内心却不是虔诚的”。与此相类似的是，生活中的许多人只拥有一副聪明的外表，而实质却并不怎么聪明——“小事上聪明大事糊涂”。
让我们来看看这种人怎样绞尽脑汁，却净是办出一些蠢事的，让人感到多么的好笑。例如有的人似乎是那样善于保密，而保密的原则其实只因为他们的货色不在阴暗处就拿不出手。
还有一些人喜欢故弄玄虚，说起话来喜欢藏头露尾，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对事情仅仅是了解一点皮毛而已。
正像西塞罗在说到皮索时所说的那样，当皮索回答西塞罗提出的问题的时，皮索把一个眉毛耸到了前额上，又把另一个眉毛弯到了下巴上：“你把一个眉毛耸到前额上，而把另一个眉毛弯到了下巴上，难道是为了说明，你是不赞成残酷的。”
有些人喜欢用一些表示伟大的字眼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且会滔滔不绝、咄咄逼人地讲下去，把他们所不能够证实的事情却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有些人又把他们所不懂的东西，都看成是并不相干或者说是过于微妙的，因而加以蔑视，或者是对它们毫不在乎，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好的掩盖他们的无知了。有些人对于一些事情总是喜欢进行细微的区分，他们往往喜欢用巧妙的语言来博取别人的欢心，但是却离开了正题，Ａ．盖利厄斯评价这种人是“用奥妙的言辞坏了大事的疯子”。柏拉图也曾经在他的《对话录》中说到这种人，他把普罗迪库斯作为了嘲笑的对象。柏拉图让他做了一篇演讲，他在演讲中从头到尾用的都是与众不同的说法。通常这种人在各种会议中，都会把吹毛求疵作为乐趣，而且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好名声，在一些人看来，各种提案如果一旦被否决了那就会万事大吉了，要不然的话，如果提案一经获得通过，那么就要去干新的工作了。这种小聪明绝对是一切事业的祸根。
总之，这些没有什么才干的人是必须靠投机取巧的手段来维护他非常能干的名声的，就像任何运气不好的生意人或破产的富豪他们会处心积虑地要挽回他原来富有时的面子一样，只不过是玩弄一些手腕和伎俩罢了。
假聪明的人或许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获取名声，但是千万不要重用他们，因为如果是做事，那么聘用反应慢的人，肯定比用一个过于注重外表的人要好得多。
（Ｓｅｅｍｉｎｇ ｗｉｓｅ ｍｅｎ ｍａｙ ｍａｋｅ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ｇｅ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ｂｕｔ ｌｅｔ ｎｏ ｍａｎ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ｔｏ ｔａｋ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 ｍａｎ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ａｂｓｕｒｄ ｔｈａｎ ｏｖｅｒ－ｆｏｒｍａｌ．）
论友谊（1）（图）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喜欢孤独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么就是神灵。”
（Ｗｈｏｓｏｅｖｅｒ ｉｓ 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ｌｉｔｕｄｅ ｉ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ａ ｗｉｌｄ ｂｅａｓｔ ｏｒ ａ ｇｏｄ．）
没有比这句话更能够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了。一个人如果他能够脱离社会，而心甘情愿地遁入山林与野兽为伴，那么这也许会表明他的确有几分兽性。那么在他的身上恐怕是不能够找到什么神性的。除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会之外去寻找一种更为高尚的生活，就像古代的克利特诗人埃辟门笛斯、罗马的皇帝诺曼、哲学家埃辟克拉斯、毕达格拉斯的信徒阿波罗尼斯那样。
普通人似乎是不知道什么是孤独的，也不知道孤独可以漫延到多么广阔的空间，在没有爱心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群并不都是情侣伴侣，潮水一般的面孔也不过是一条画廊，而激烈地讨论和谈话听起来更像是铙钹的声音。对于这样一种情景有一句拉丁格言可以非常形象的说明问题：城市其实就是一片荒野。因为在都市里朋友们居住分散，所以大多数的人难以找到那种小镇上的友谊。而我们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朋友和友谊那才是一种纯粹而可悲的孤独，因为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真正的友谊那么这个世界只能是一片荒野，而即便是在这种意义上的荒野，如果有的人天性中缺乏与人友好交往的倾向，那么他的天性肯定是来自禽兽，而不是来自人类的。
友谊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把心中郁积的各种情感和萦绕的心事宣泄和释放的渠道。我们都知道，闭塞和窒息是对人体危害最大的疾病。你可以服用肝精来保养肝脏，可以服用矿物质铁来健脾，也可以服用海狸来补脑，但只有真正的朋友，才是舒心的灵丹妙药。与真心的朋友在一起，你可以通过向朋友忏悔和自白，倾吐你的忧愁、欢乐、恐惧、希望、疑虑、忠告，以及任何压在你心底的事。
伟大的国王和君主，给友谊这种果实定下了一个非常高昂的价格，这其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价格太昂贵了，所以他们往往需要冒着给自己的安全和伟大带来的风险去购买它。因为君主的命运与他的臣民和仆人距离太大了，所以也就不能够摘到这个果实，除非他们能够把一些人擢升到同伴或者接近平等的地位，而这样的结果往往又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在现代语言中把这种人叫做亲信，或者心腹，好像这是一种宠爱或者态度。但是在罗马语中的称呼似乎更能表达出真正的用处和原因，在罗马语中把他们称为分担忧愁的人，因为这样就使他们结合了起来。而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那些软弱而又容易冲动的君主是这样，即使是那些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君主也是这样，他们往往喜欢和他们的一些臣仆交往，彼此之间以朋友相称，并让其他人也觉得他们是朋友，对朋友一词的使用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罗马的大独裁者苏拉曾经与庞培结交，并且能够容忍庞培言语上的冒犯。庞培曾经骄傲地说：“崇拜朝阳的人自然明显是多于崇拜夕阳的人”。伟大的恺撒大帝也曾经与布鲁图斯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并把他立为继承人之一，但结果是他诱使恺撒堕入圈套并被谋杀。难怪西塞罗后来引用安东尼的话，把布鲁图斯称做“巫师”，在西塞罗看来他诱惑恺撒的魅力是来自妖术。
奥古斯都也把出身卑微的阿格里巴作为朋友，后来当奥古斯都为了女儿朱丽娅的婚事向麦塞纳斯咨询时，麦塞纳斯竟然脱口而出：“你要么把女儿嫁给阿格里巴，要么把阿格里巴杀掉。再没有第三条路，因为你让阿格里巴拥有了太大的权力。”
提比略也把塞雅努斯提升到了朋友的位置。提比略在给塞雅努斯的一封信里写道：“这些事我都没有瞒你，因为我们是朋友。”为了表扬他们俩之间真挚无比的伟大友谊，元老院像给女神献祭一样，特地为赞扬他们的友谊而筑造了一个祭坛。
塞珀提米乌斯塞维鲁与普劳提阿努斯之间的友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友谊他强迫他的长子娶普劳提阿努斯的女儿为妻，在普劳提阿努斯公然冒犯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却还是袒护他，同时还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说：“我太爱这个人了，甚至愿意在他死之前死去。”
如果这些君主像图拉真和马可奥勒利乌斯一样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来自十分善良的天性，这些君主都是非常精明、强大而又严厉的，而且非常的爱护自己，因而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自己的幸福是残缺不全的，而拥有朋友就可以让幸福变得完整。君主们有妻子、儿子、甥侄，然而这些人却都不能提供友谊所能带来的慰藉。
论友谊（2）
法兰西历史学家科梅尼曾对他的君主查理公爵进行过深入的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查理公爵从不愿与其他人商讨重大的事件。科梅尼说：他这种喜欢独往独来的性格毁掉了他的事业。科梅尼后来所服侍的另一位君主路易十一其实更是这样一个人，而这种孤独也正是路易十一一生最大的绊脚石。
毕达哥拉斯曾说过一句略带神秘色彩的格言——“不要啃噬自己的心脏”。的确如此，如果将这句比喻讲得更明白一些，也就可以说，那些没有朋友的人，其实就是在啃噬自己心灵的人。实际上，友谊的奇特作用就在于：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双倍的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那么你的忧愁将会被分掉一半。所以友谊对于人生来说，就像炼金术士所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它既能够使黄金加倍，也能够使黑铁变成黄金。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界中，物质通过结合可以使力量得以增强。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的。
友谊不仅对感情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对于理智的健全也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友谊可以把感情中的急风骤雨变成丽日和风，也可以把理智的混沌黑夜变成明朗白昼，不能够仅仅把这种变化理解为是因为有了朋友的忠告。其实在得到忠告以前，任何被苦思所折磨的人只要与别人讨论沟通，就会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灵活，心智也会更加豁朗，从而也就可以更容易地表达他的想法，更有条理地整理出他的思路，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是如何变成语言的，最终会变得更加明智。这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小时的交谈会胜过一整天的沉思。
特米斯托克利和波斯王讲过一段非常动听的话。他说：“语言就像是一幅展开的挂毯，心象和意念都显现在它的图案之中，而思想则就像是一幅还没有打开的挂毯，心象和意念只是被裹在了里面。”说到友谊具有开启理智的作用，它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以给予忠告的朋友，因为即使没有这样的朋友，人也可以听到自己说的话，可以亮出自己的想法，就像在砺石上磨刀剑一样对它进行一番磨砺，我们应该知道锋刃是不会伤到砺石的。总而言之，人宁可对一尊塑像或一幅绘画去吐露心声，也不会让他的所思所想在心里窒息。
我们再来谈谈友谊的第二个果实，也就是朋友的忠告，这一点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平民百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赫拉克利特有一句非常精彩但语意略显晦涩的话，“干燥的光总是最明亮的”。毫无疑问，一个人接受另外一个人的忠告获得的光，与通过他本人的理解和判断所获得的光相比，要更加的干燥和纯粹得多，因为通过他本人的理解和判断所获得的光，难免会充满和浸透着他的感情和习惯在里面。因而，朋友给予的忠告和自己给予自己的忠告，就像是朋友给予的忠告和拍马屁的人给予的忠告一样存在差别。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自己就是最大的拍马屁者。而朋友的直言则是医治对拍自己的马屁的良药。
忠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道德的，另一种是关于工作的。说到第一种，朋友忠实的劝告是使头脑保持健康的良药。一个人勇于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责，其实是一种有时会过于猛烈和带有腐蚀性的药物。一味地阅读有关道德修养的好书，则可能会有点单调和沉闷。而在别人的身上观察到我们的过失，有时又可能与我们的真实情况不相符。
很多事实证明，很多人由于没有朋友向他们提出劝告，从而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甚至做出了一些极端荒唐的事情，结果给他们的名声和成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正如圣雅各所说的，他们就是“有时会照照镜子，但是很快就会忘记自己长相”的人。
很多人认为两只眼睛所看见的，并不比一只眼睛所看到的多，或者是局中人所看见的，总是多于旁观者，或者是一个怒火中烧的人，会和一个数过二十四个字母的人一样明智，或者像一只火枪，既可以托在胳膊上开火，也可以架在支座上开火，以及其他的这样幼稚而又可笑的想像，结果便认为自己是一切的一切了。归根结底，良好的忠告会使工作更加井然有序。如果有人认为，他将接受忠告，但应该是一条一条地接受，向一个人求教一个问题，又向另外一个人求教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却要冒着两个危险：一个危险就是，他会得不到忠实的劝告，因为除非这个劝告是出自一个完全诚心的朋友，否则的话就很少有这样的劝告，只有那种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提出的劝告。
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他得到的劝告是有害的和不安全的，而且混杂着损害和补救，这其实就像你生病看医生一样，那位医生被认为是治疗你所患那种疾病的权威，但是他并不了解你的体质，因而也就可能只是暂时的把你治愈，但在某些其他的方面却又毁掉了你的健康，结果是虽然治好了疾病却又杀死了病人，真是得不偿失。但一个了解朋友状况的人却会留心这些的，在促进当前工作的同时，又不会带来其他不必要的麻烦。因而，不要依赖于分散的劝告，因为它们可能会转移注意力甚至会误导，而不是使你心情平静下来和做出指导。
友谊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益处，就像一个石榴上的果仁那么多，难以数计。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么只能这样来说：只要你思考一下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事情是不能够自己去独立完成的，那么就可以知道友谊有多少种益处了。因此，古代的哲人说过：朋友就是人的第二个“我”。其实这句话的分量还是不够的，因为朋友并不仅仅是另外一个自我。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多少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完就死去了。但是如果有一位知心的挚友，那么人就可以安心地瞑目了，因为他将会承担你没有完成的事业。因此，一个好朋友实际上可以使你获得又一次生命，最起码是生命得到延续。人生中又有多少事，是一个人不方便由自己出面去办的。比如为了避免有自夸之嫌，因此就很难由自己来讲述自己的功绩。人的自尊心往往又会使人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低下头去恳求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位可靠而忠实的朋友，那么这些事就都可以很妥当地办到了。又比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到作为男子汉的体面，而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作为第三者的朋友，你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一切了，他会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为你出面主持公道。
由此可以看出，友谊对人生是多么的重要，它的好处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他平生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很无奈地告诉他一句话——他只能自认倒霉了！
论消费（图）
赚钱是为了花钱，这是一个浅显而又寓意深刻的道理，而花钱还是应当考虑到荣誉和善行的。
（Ｒｉ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ｏｎｏｕｒ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所以，大笔的开支是必须根据它的用途和价值大小为度的，要知道为了祖国和为了天国都有人去甘愿破产，而日常的花销则是应该以个人的财产多少为度的，必须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确定支出，不要被仆人所欺瞒，并尽可能地把一切都安排得体面些，使实际花销远远低于外人的估计。
很明显，如果一个人如果只是想保持收支平衡的话，那么他的日常消费就应该是他收入的一半，而如果想变得更加富有的话，那么他的消费就应该不超过收入的三分之—。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屈就一下来检查自己的财产也决不是有失身份的事情。有些人不去做一些事情，这不仅仅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是因为害怕发现自己已经破产了，从而使自己感到沮丧。但是如果不探查伤口，那么伤口是不能治愈的。凡是根本不能检查自己财产的人，就必须用人得当，还必须经常调换他们，因为新雇佣的人可能会很胆子小而不是狡诈。凡是能够即使只是偶尔检查自己的财产的人，也有必要把一切收入和支出固定下来，以保证收支的平衡。
如果某项开支增大了，那么就必须在其他项目上加以节俭。比如，如果在饮食上开支大了，那么就应当在衣着上节俭，而如果在住房上开支大了，那么就应当在马厩上节俭，其余依次类推。在每一项开支上都大手大脚的人，是会倾家荡产的。
对于那些还背负着债务的家庭，如果想要清偿欠债，那么在消费上就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就会把偿还的期限拖得太长，这样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因为，长期支付利息是不划算的，但是为了急于把债务还清而出售财产，也多半是要吃亏的。另外，一下子就还清欠债的人往往是还会去再次借债的，因为他一旦发现自己已经脱离了困境，就会重走老路，而慢慢地偿还欠债的人，就会逐渐养成一种节俭的习惯，这既有益于他们心态的健康，也有益于他财产的增加。
不甘落后的人是不能鄙视小事的，在通常情况下，与其低声下气地去赚取一些小利，倒不如体体面面地去节省一些小钱。对于那些属于开了头就会收不住的连续性开支，是应当三思而后行，对于那些不会重复的一次性的开支，大方一回倒也是没有什么妨碍的。
论强大（1）（图）
雅典的特米斯托克利的言论喜欢为自己表功让人觉得傲气十足，但是他的言论却历来都被视为真知灼见而倍受推崇。有一次在宴会上有人请他弹琴，他却回答说：“我不擅长琴艺，但是对如何把小城变成大邦却非常精通。”他只是借助了隐喻的方法，也就把政府官员所具有的这两种不同本领给形象的表达了出来，因为如果对政府官员来一次认真的审查，那么国人便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中那些能够使小国变成大邦的人是不擅长弹琴的，而那些精于弹琴的人不但没有把小国变成大邦的本领，却具有一种相反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把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引向衰败和没落。毋庸置疑，既然很多的官员凭借这种已经蜕化的功夫和本事可以讨得君王的欢心并赢得百姓的喝彩，那么这种本事没有比“弹琴”这个名称更合适的了，因为这一类雕虫小技只能让人一时喜欢，使玩弄手腕的人自己觉得体面，但是对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繁荣进步是毫无益处的。
还有一些高官要员是可以被视为“称职”的，因为他们能够巧妙的处理国家事务，使它不陷入危机和明显的麻烦之中，但是却远远没有能力使国力得到增强，使国库得以充裕，使国运走向繁荣昌盛。关于官员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我们更想谈的是国事本身，也就是谈谈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以及如何走向强盛的道路。这才是雄主明君想要听到的。谈论这个话题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让君主们不要因为高估了他们的势力而热衷于徒劳的计划，二是让他们也不要过分地低估了自己去屈从于那些怯懦的建议。
一个国家疆域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得出的，它的财政收入的多少是可以计算的，它的人口是可以从户籍册中得知的，而它的城镇的多少和大小，则是可以由图表和地图上得知的。然而在民政事务中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就是涉及到对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兵力的正确估计和判断。基督并没有把天国比做一个大的果仁或者干果，而是把它比做一粒芥菜种子，芥菜种子是一种非常小的种子，但是却拥有迅速成长和扩展的性质和精神。然而，有一些国家虽然疆域辽阔，然而却并不能够扩大领土或者领导其他国家，有一些国家疆域虽然狭小，就像一株瘦小的树木，然而却拥有成为伟大君主国的能力和气质。
如果国民的体质和气质不是那种强悍而且崇尚武力的，那么，即使有坚固的城池、弹药库、骏马、战车、军械和大炮等也只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外强中干罢了。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军队应该注重的是士兵的勇敢精神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优势，正如维吉尔所说“羊即使再多，狼也是不会感到为难的”。
在埃尔比勒平原上的波斯军队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甚至让亚历山大阵营里的将军都感到有些惊恐，于是他们建议亚历山大在夜间进行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喜欢偷偷摸摸地夺取胜利，结果他轻轻松松地取得了胜利。亚美尼亚王提格拉尼率领四十万军队驻扎在一座山头上，看到进攻他的罗马军队仅有一万四千人马，便乐了起来：“这些人作为使者绰绰有余，但是作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还没到傍晚，他就已经发现这帮人足以把他打得屁滚尿流。这就是兵力强弱在于骁勇而不在于数量的最好明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国家要想强大，那么关键就在于要有一族善战的国民。
俗话说：“金钱是战争的肌肉。”但是如果这肌肉不是生长在一个健康人的身体上，那么也就只是一堆烂肉罢了。
当利底亚的国王克里沙斯向雅典政治家梭伦夸耀他的财富时，梭伦说：“陛下，这些财富是没有主人的。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只能归强者所有。”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是应当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的，数量庞大的军队和财富都是不值得炫耀的。至于那些花钱雇来的军队，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一个国家如果他的人民负担着太重的苛捐杂税，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不可能是勇敢尚武的。这就像负重的驴子不可能成为彪悍的雄狮一样。但是，一个人民自愿缴纳所得税的国家是例外的，荷兰和英国就是这一类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军费负担过重的国家，也是不可能走向强大的。
论强大（2）
如果想让国力强盛，那么就应当抑制贵族和那些依赖收取利息为生的人的发展，不能使这两个阶级过分膨胀。否则，就会发生本末倒置的情况，农民与工匠的劳动成果，都将被他们吞食消耗掉。这也正像森林中的情况一样，高大的乔木下面，很难有灌木生长的。
同样，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官僚的人数过多，那么平民百姓的地位就会变得卑贱。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一百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配戴头盔的，在步兵部队里尤其是这样的。而步兵又是军队的神经，结果就是，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实力却非常弱小。把英国和法国放在一起做比较，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英国虽然领土比法国小得多，而人口也比法国少得多，然而却一直是力量非常强大的，这是因为，英国的一般民众可以成为优秀的士兵，而法国的雇农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就这一点而言，国王亨利七世的策略是值得敬佩的。在农业上，他给耕地和住宅都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也就是说，让耕地维持着一个比例，可以使一个臣民的生活达到富裕和便利的程度，而不是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同时又使种田的人成为土地的拥有者，而不仅仅是雇佣工。这样一来，也就确实可以出现维吉尔所描述的古代意大利的那种局面了：
一个国家凭借强大的武力和肥沃的土地而走向强大。
还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那种连贵族和上流人士的奴仆都享有自由的国家。据我所知，这种情形大概是英国所特有的，除了在波兰以外，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些享有自由的奴仆在从军的素质上，一点不逊于自由的平民。因此，毫无疑问，贵族和上流社会的辉煌、豪气、前呼后拥的排场、慷慨有礼的风尚，潜移默化地成了习俗之后，的确是特别有助于一个国家走向军事上的强大的。与此相反，贵族与上流人士在生活上深居简出，省吃俭用，会导致兵力的困乏。
尼布贾尼撒在梦中所见到的国王之树的树干，无论如何都要强大到足以支撑起树枝和树叶的程度，也就是说，君主或国家的原有国民同他们所统治的归顺臣民，必须保持着一个适当的比例。一个弱小的民族，如果拥有无与伦比的大智大勇，固然可以征服并占有大片的国土，得逞一时，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走向衰败。斯巴达人在外人归顺这件事上非常挑剔，因此当他们守着自己的边境时，他们是坚不可摧的，但当他们开始对外扩张了，树叶大到连树干都支持不了的时候，他们就如同被风吹落的果子一样，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在历史上罗马是最乐于向世界开放的城邦。他们愿意把公民权授予一切愿意归顺和在罗马城定居的人，而对于他们出生在什么国度是根本不关心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允许这些外籍公民享有与罗马人完全相同的权利——不但享有贸易权、婚嫁权、继承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罗马人不仅将这些权利授予个人，也可以授予家族、城邦甚至一个国家。同时，罗马人也把自己看做世界的公民，他们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和移民。于是罗马的制度也就随着罗马的发展而被世界化了。一方面是罗马走向了世界，而另一方面是世界走进了罗马。这也正是罗马由一个小城邦，迅速成长为称霸一方的世界强国的原因。
为什么那么少的西班牙人可以获得并保持那么强大的宗主权，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异。西班牙本土无疑是一株巨大的树干，它的力量远远胜过了兴国之初的罗马和斯巴达。除此之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让异族人自由入籍的惯例，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仅次于授予国籍的方式，那就是他们可以一视同仁地招募各族人进入军队，而且有时候还让异族的人担任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从西班牙国王刚颁布的国事诏书来看，他们此刻好像也意识到了本土人丁不旺的缺陷。
有的行业是需要长时间坐着并且在室内工作的，比如制造精密的仪器，从它的工作性质来说与军人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对立性。一般情况下，好战的人都有一点懒散的习性，更多的是喜欢冒险而不是劳动。如果要让他们保持着那种魄力的话，那就不要过于苛求他们，试图让他们去改变性格。因而，在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以及其他的国家里，他们使用奴隶，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再从事那些劳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条件。蓄奴制在最大的程度上被基督教的法律废除了。最接近于蓄奴的做法，就是让异族人来从事那些行业。由于这个原因，异族人也就更容易地在所在国里生存和生活，从而可以把大多数的本国平民限制在三种行业中——土地的耕作者、自由的仆人、以及从事有力而又有男子气概的行业的手工艺者，如铁匠、石匠、木匠等等，职业军人还不算在内。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要想强大，那么举国上下就必须把军事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学问和职业。前面所讨论的那些事只不过是军备而已，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行动的话，那么军备再好又有什么用呢？罗穆卢斯死后，留给古罗马人一个劝谕，教他们首先应该致力于军事，这样，他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斯巴达的国体结构完全是为了达到这个意图和目的而建立的，虽然它这样做并不是非常明智的。虽然波斯人和马其顿人也做过这种努力，但是结果不过是转瞬即逝。
论强大（3）
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逊人、诺曼人以及其他民族也都曾有过全民皆兵的阶段，土耳其人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虽然比起过去的要逊色多了。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现在实际上只有西班牙人是这种样子。不过“人人都会从他所最专注的事情中得到好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是用不着赘述的。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希望成为伟大的国家，那么他就不能够离开武力的支持。而另一方面，那些长期以来不断声称要动武的国家，也就创造了奇迹，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而那些只是在一个时期声称要动武的国家，在很久以后的那段时间内，当他们已经不再声称要动武而且武力已经衰败的时候，却仍然拥有那种伟大。
国家要动用武力时，就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战争理由或法律和惯例，因为人的正义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如果没有某些至少是看起来公正的理由，那么人们一般是不会投入一场将导致无穷灾难的战争的。土耳其人通常会以传播宗教作为战争的理由，那是他们随时都可以使用的战争借口。罗马人虽说把拓展帝国疆域视为建立大功的统帅们的殊荣，但并不是说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对外发动战争的理由。由于这些原因，想要通过武力走向富强的国家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其一就是要对其他国家施加在本国的边境居民、过境商人或外交使节身上的无礼行为非常敏感，并且要及时地对挑衅做出反应，其二是随时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出兵援助盟国，就像当年的罗马人那样。罗马人的原则就是，如果一个受到外敌入侵的盟国与其他国家也订有共同防御的盟约并分别向多个国家求援，那么罗马人的军队总是最先赶到的，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份荣誉留给其他国家的。
至于古人为了某个党派或某个国家的政府性质而进行的战争，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证明它的理由是否正当，如罗马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进行的那场战争，又如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在希腊各城邦间建立或推翻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而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再如一国或以主持公道、或以提供保护、或以解救其他国家受到专制压迫的国民为理由而发动的战争等等。总而言之，一个对寻找战争理由不敏感的国家是不可能走向强大的。
一个人如果不经常进行锻炼，那么就不可能有强壮的身体。同样，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每参加一次战争就可以得到一次锻炼。
（Ｎｏ ｂｏｄｙ ｃａｎ ｂｅ ｈｅａｌｔｈｆｕ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ｎｅｉｔ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ｏｄｙ ｎ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ｔｏ 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ｒ ｅｓｔａｔｅ，ａ 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 ｗａｒ 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但这不包括内战。因为内战会耗损元气的，而对外战争才是对国家强大有利的运动。为了准备这种运动，就应当经常鼓励人民崇尚武力的精神。此外，还应当保持一支强大的、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常备军。西班牙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那支训练有素、常备不懈的军队已经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
成为海上的霸主，就是获得最高权力的一个象征。西塞罗在给阿提卡的一封信中谈到庞培为了与恺撒交战而进行的准备。西塞罗说：“庞培严格地遵循一种真正的地米斯托克利式的方针：他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也就控制了一切。”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庞培不是出于虚荣和狂妄而在平原上与恺撒作战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恺撒疲于奔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战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埃克兴之战对那个世界帝国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勒盘托之战则终止了土耳其人的伟大。
海战决定了战争胜负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这是在君主或者国家为了支持那些战斗而拿一切来冒险的时候。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控制了海洋的人，也就拥有了巨大的自由，他想从战争中获得多少，就能获得多少。另一方面，那些陆军力量强大的国家，却往往会陷入窘境。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欧洲的各国来说，海上力量的优势是巨大的。这既是因为欧洲的大多数王国并不仅仅是内陆国家、他们的大多数疆界被大海所围绕，同时也是因为不论是东印度群岛还是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对控制海洋的一种附属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