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个人所支配，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会显得你心肠软，并让丑闻和坏名声得以自由传播。因为那些不直接说别人坏话的人，却会更大胆地说那些深受主人宠爱的人的坏话，结果也就损害了主人的荣誉。然而如果被多个人搞得不知所措将会是很糟糕的。接受少数几个朋友的忠告毕竟是体面的，“因为旁观者往往比当局者看得更清楚，就像山谷总是能够把山峰显露出来一样。”古代的哲人所高度赞扬和推崇的那种友谊，世界上非常少见，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间更是绝无仅有。世间的友谊，大多是在上下级之间，因为他们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论请托（图）
很多人在做了坏事之后又在背地里托人求情，这样就会损害公众的利益。
（Ｍａｎｙ ｉｌ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ｕｉｔｓ ｄｏ ｐｕｔｒｅｆｙ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而许多好事却因此落在了坏人的手里。说到坏人，我不仅是指败坏的人，也包括狡猾的人在内，就是那种心口不一的人。有些人欣然接受了请托，但却从没打算认真地办理那些请托，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件事情通过某些手段可以做到，这时他们就会满足于获得感谢，或者再次获得酬金，或者最起码是利用投诉者的希望。有些人出面请托，只是为了有机会能与某个人作对，或者是为了把某件事情张扬出去，否则他们是没有适当的借口的，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也就不会在乎请托会有什么结果了，或者说，把别人的事情变成一种占据或者分散人们思维的东西，为的是为自己谋取私利。
不仅如此，有些人之所以接受请托，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请托垮掉，为的是取悦于敌对的一方或者对手。在每一个请托中，都有一种权利：或者是要求公平合理，这是关于争议的请托，或者是要求公正对待功过，这是谋求升迁的请托，如果在评判的时候，个人的好恶导致一个人偏袒了错误的一方，那么他就应该用他的行为让双方通过互让来解决争端，而不是把事情做绝了。如果个人的好恶导致一个人偏爱那些才干不出色的人，那么他就应该做到不去诽谤或者贬低那些才干出色的人。
对一些请托的事情，如果自己也不了解的话，最好是去请教一位可靠而见多识广的朋友，让他看看此事能否体面地处理。但是在选择请教的对象时要小心谨慎，否则就会陷入完全受人牵制的局面中。
托情人对那些办事拖拖拉拉和喜欢玩花招的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应该老老实实地对待托情的事，如果不想办的话，在开始时就应该明说，想办的话，就把具体进展实情相告，事成之后也决不要在应得的酬谢以外另有所求。这种作风发展到现在，是得体的和受人尊敬的。
试图抢先把握重大商机而进行的请托，及早进入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托情人的信任，是应该考虑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内情，如果没有托情人的透露，是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得知的，因此不应该白白占有托情人的信息，但托情人自己可寻求其他门路，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补偿。
不了解托情的分量有多重是无知的，就像不了解是非所在是无良知的一样。对托情的事予以保密是一件事情成功的关键，因为事先就大声张扬，可能会让一些托情人死心，不过，也会让另一些托情人抓紧办事并保持警惕。但是把握好托情的时机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时机不但要合乎你所请托的人的时机，还应该避开可能会反对此事的人。
在选择托情的渠道时，选大官不如选负责实际工作的官员，选总管不如选专管。如果请托被回绝，那也不要沮丧不要气馁，从头再来的时候就会达到和初次托情一样的效果。当一个人有得到关照的资本时，那么，“学习最优秀的，会从中受益”，就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规律。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关照的资本时，那么最好在托情时，从小事到大事逐步进行，因为，人不怕拒绝一个新来的托情人，却不一定会拒绝一个曾经关照过的托情人，因为他们怕这样就会失去昔日托情人的感激和爱戴，使得自己以前对托情人关照一笔勾销。
得到大人物的一封推荐信，被视为再简单不过的请求，不过，如果这封信名不正言不顺的话，那么就会使写信人的名声受到损害。那些无论什么事都要替人张罗，对一切托情的事情大包大揽的人，是世界上最坏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妨害公务的毒素和污染物。
论学习（图）
读书学习是为了获得享受，培养斯文的气质，培养发展的才干。它所获得的享受，主要是表现在独处的时候，斯文的气质，主要是表现在谈吐上，所发展的才干，主要表现在处理事情的决断上。因为，经验丰富的人固然能做事，也许还能洞察细枝末节，但统领全局和运筹帷幄上的才干，则只是出自那些博学的人士。
读书速度慢会让人变得懒散，为装门面而读书是自欺欺人，做事照搬书本则是书呆子。求知可以改进人性，而经验却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就像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就好比修剪移栽。学问虽然能够指引方向，但却往往会流于浅泛，必须依靠经验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以为是的人蔑视知识，纯朴善良的人崇拜知识，而聪明机智的人则使用知识，这是因为，知识并不能教人怎样使用知识，对知识的使用，其实是一种来自知识而又高于知识的智慧，是一种通过观察而获得的智慧。
读书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提出相反意见和进行驳斥，也不是要完全相信书中的内容，将其视为真理，也不是为了寻找谈资，而是为了在心中进行衡量和斟酌。
（Ｃｒａｆｔｙ ｍｅｎ ｃｏｎｔｅｍ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 ａｄｍｉｒｅ ｔｈｅｍ；ａｎｄ ｗｉｓｅ ｍｅｎ ｕｓｅ ｔｈｅｍ；ｆｏｒ ｔｈｅｙ ｔｅａｃｈ ｎｏ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ｕｓｅ；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ｗｉｓｄ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ｍ，ｗｏｎ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读书既不能吹毛求疵，也不能轻信尽信，更不能为了猎取谈话资料而断章取义，而应该是为了省察和思想。对于书应该有选择地阅读，有些书应该粗略地读，少量的书是应该细读和精读的。也就是说，有些书只要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有些书是需要通读的，但也不必过于用心，对少量书是需要精读的，而且是认真细致地读。有些书也可以请人代读，再由人做出摘要来读就可以了，但这种阅读方法只限于阅读那些次要的和二流的书籍，否则，读摘要就和喝蒸馏的水一样索然无味。
读书使人变得充实，讨论使人变得机敏，写作则能够使人变得精确。
因此，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才，那么他就必须是很狡黠的，那样才能掩人耳目。如果一个人懒于动笔，他的记忆力就必须非常强而且可靠。如果一个人喜欢在孤独中探索，那么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敏锐。
阅读历史可以使人变得明智，阅读诗歌使人变得聪慧，学习数学使人学会精密，物理学则会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则又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够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种种缺陷，也可以通过求知来得到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背，射箭可以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
同样的道理，一个思维不能够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人，他可以研习形而上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细琐的辩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则可以研习法律案例。如此等等，这种种心灵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学习来得到改善。
论党派（图）
许多人认为，君主制国家，或者由大人物决定他的行动时，其政策的要点，就是要尊重各个党派的利益，这是一种并不明智的见解，然而恰好相反，最大的智慧就在于，善于料理一般性的事务，使人们虽然有党派之别但仍然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是对特别的人物，按照特殊的情况，一一分别进行处理。但我并不是说，对党派的主张是可以忽略的。
地位低下的人，必然要依附于某个党派，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大人物，由于本身就有力量，所以最好还是让自己保持不偏不倚和中立。即使是初入仕途的人，还是难免要有所依附，但也应该适度，自己虽然成为一个党派的成员，但也应该让其他党派满意。这样他也就打开了通往自己目标的道路。
（Ｍｅａｎ ｍｅｎ，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ｓｉｎｇ，ｍｕｓｔ；ｂｕｔ ｇ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ｗｅ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Ｙｅｔ ｅｖｅｎ ｉｎ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ｓ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ａｓ ｈｅ ｂｅ ａ 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ｏｓｔ ｐａｓｓ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ｇｉｖｅｔｈ ｂｅｓｔ ｗａｙ．）
地位低而力量又小的党派，它的内聚力却是非常牢固的，所以温和派在对付这些少数人时，往往筋疲力尽。党派相争中的一方被消除的时候，存活的另一方就会自行分裂。就像卢库鲁斯和罗马元老院中其他贵族所组成的那个党派，曾与庞培和恺撒那一派抗争。后来，元老院的权威被打倒了，恺撒和庞培旋即就分道扬镳了。安东尼奥斯和屋大维的那一派别，也曾团结起来抗争布鲁图和卡西乌一派，但当布氏和卡氏覆灭之后，安东尼奥斯和屋大维就反目成仇了。这些都是公开的对抗的事例，即使是非公开的党派之争也是如此。从这一点上看，当一个党派分裂的时候，许多次要的党员往往会跃升为头面人物，但往往也会成为废物而被抛弃，因为许多人的长处就是与人的斗争，一旦对手消灭了，自己也就没有用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一旦借助某个党派的力量获得权位，马上就会与该党派的对立派系接触，这些人的想法多半是：既然前一个党派已抓到手，现在就该准备抓点新的东西了。派系斗争的倒戈者往往能轻而易举地捞到好处，因为当两派的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争取某人倒戈就会导致天平倾向一边，而这获胜的一边会对倒戈者感激不尽。在两党间保持中立态度的人并不是人人都主张中庸调和，实际上有人是出于替自己打算，一心只想坐收渔翁之利。
不可否认，意大利人对教皇的不偏不倚就有所怀疑，虽说他们嘴边常挂着“众教之父”这个字眼，但却认为这字眼指的是想把众人的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伟大的那种人。作为君王必须当心，不要让自己偏向一方，不要让自己成为某党某派的一员，对君主制国家来说，政府中的党派永远都有害无益，因为党派要求它的成员尽一种义务，而这种义务往往是高于对君王的义务的，这个党派会把君王视为“我们中的一员”，这种情况曾见于法国的天主教同盟。如果党派之争愈演愈烈的话，那就表明君王是软弱无力的，而这就会极大地损害其权威及朝政。君主制国家的党派活动应像天文学家所说的内侧行星的运动那样，它们虽说可以有适当的自转，但其公转运动仍然在暗中受到来自第一运动的更高运动的支配。
论礼节（图）
只有那些内在品格很高的人，才可以不计较小节。就像没有衬托背景的宝石，必须自身珍贵才会受到珍爱一样。
深入观察人生就会发现，获得赞扬的途径就像经商致富的道路，正像一句俗话所说：“薄利才能多销。”同样，小节上的一丝不苟常常能够赢得很高的赞赏。因为小节更容易被人注意，而施展大才的机会就像节日，并非每天都有。因此，彬彬有礼的人，一定能赢得好的声誉。就像西班牙的伊丽莎白女王所说的那样：“礼节是一封通行四方的推荐信。”
想要有礼貌，只要不蔑视礼貌也就足够了，因为—个人一定会在别人的身上观察到礼貌的，至于其他方面，他应该相信自己。因为如果他花费太大的力气来表现礼貌，他就一定会失去礼貌的光彩，要知道礼貌的光彩应该是自然的，而不是矫情的。有些人的举止就像诗句一样、其中的每一个音节都是讲究韵律的：一个人的头脑如果是过分的关注小事，他又怎能够领悟大事呢？不注意礼貌，就等于告诉别人不要对自己礼貌，并减少对自己的尊重，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和正式的场合，尤其应该注重礼貌。但是把礼貌强调得和推崇得比月亮还高，也会令人感到厌恶。就像在向别人表示祝贺的时候，是可以表达得既有效而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如果—个人能够找到那种表达方式，那将是非常有用的。
同辈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亲热随便的，因此不妨持重一点，在下属面前肯定是可以得到尊敬的，因此也不妨随和一点。客套到了不分场合、令人腻味的时候，反而会使自己显得庸俗。自己顺从别人并没有坏处，但要让别人明白这样做的动机是出于对别人的尊重，而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一般来说，附和别人的话是有窍门的，就是要加上一点自己的见解。具体来说，你如果赞成他的主张，说法上就要有所不同，你如果肯认同他的提议，就要附上一些条件，你如果接受他的论断，就要加上一些其他的理由。
需要注意的是，恭维也不要太过分。否则，无论你在其他方面如何过硬，妒忌的人都会给你扣上善于巴结逢迎的恶名，从而贬低了你更为高尚的品德。做事时过多的客套和谦让，或者观察时机上过于谨小慎微，都会贻误良机，蒙受损失。所罗门说过：“看风的一定不会撒种，望云的一定不会收割。”
聪明人是在挖掘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人的举止应该像他的衣着服饰一样，不可太紧或过分拘泥，以便在活动或行动上自如一些。
（Ａ ｗｉｓｅ ｍａｎ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ｎ ｈｅ ｆｉｎｄｓ．Ｍｅｎ＇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ａｒｅｌ，ｎｏｔ ｔｏｏ ｓｔｒａｉｔ ｏｒ ｐｏｉ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ｂｕｔ ｆｒ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ｒ ｍｏｔｉｏｎ．）
论赞扬（图）
赞扬是对美德的反映，但又好像是由玻璃或者其他物体反射出来的影像一样。
（Ｐｒａｉ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 ｏｒ ｂｏ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如果赞扬是来自平民百姓的，那么赞扬通常也就是虚假的和毫无价值的，所赞扬的就是徒有虚名的人，而不是道德高尚的人。这是因为，平民百姓并不懂得许多优秀的美德。最低等的美德会从他们那儿得到赞扬，中等的美德让他们感到惊奇和羡慕，而最高等的美德，他们就根本意识不到或者感知不到了。而假象和“类似于美德的表象”，对他们才是最起作用的。不可否认，名声就像一条河流，它可以让轻的东西漂浮起来，而把沉重坚实的东西淹没。而如果赞扬来自上等人和有判断力的人，那么“好的名声就会像芬芳的油膏”，它的芳香充溢了四周，而且不会轻易消失。因为油膏的香味，比花的香味更持久。
虚情假意的恭维太多了，以至于有人对称赞也产生了怀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些称赞纯粹是出于阿谀逢迎。那些没有什么水平的献媚者，只会说些适合任何场合的好话。老练的献媚者，用的是将心比心的方法，先找到人们心中最自以为是的地方，然后再对他大吹特吹。但是最厚颜无耻的献媚者，却会找到人心中感觉最不足和最难堪的地方，拼命说他在这些地方有什么长处，使他对自己的不足视而不见。
也有一种称赞是帮助别人向善的方面发展的，这就是所谓的“鼓励性的称赞”。许多贤臣曾经对他们的君主运用这种方法。表面看来是在称颂，其实他们是在暗中指点他的不足和应当怎样改进。
有些称赞甚至比咒骂还恶毒，这就是那种煽动别人来嫉恨你的称赞。这就是古谚语所说的“最狠毒的敌人就是正在称颂你的人”。希腊人说：“我们应当注意那些在我们鼻上有疮的时候却还在恭维我们很美的人。”
毋庸置疑，有益的赞扬也应当适度、适时，而并不流于庸俗。所罗门说：“早早地起床对朋友大加赞美，那就好像是在对朋友大加诅咒。”对人对事的赞扬如果过分夸张那只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并且会招来嫉妒和嘲笑。除个别的情况之外，自吹自擂不可能显得非常得体，但一个人如果是赞美自己的工作或使命，他便可以显得非常体面，甚至显出一种崇高。那些身为神学家或经院神学家的罗马红衣主教就自命不凡，对世俗事务极其鄙薄，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将军、大使、法官和其他非神职官员都叫做“代理执政官”，仿佛他们不过是在代行职权。然而这些“代理执政官”的所作所为却往往比主教们高深的思辨对人更加有益。圣保罗在夸耀时常常会说“恕我妄言”，但当他说到他的工作时却往往会说“我要赞美我的使命”。
论虚荣（图）
苍蝇坐在战车轮子的轮轴上，高声叫道：“我扬起了多少尘土啊。”这是伊索的—个绝妙的寓言。某些爱慕虚荣的人就是这样，任何东西，不论是自己来做，还是通过别的手段来做，只要他们参与了哪怕是—点儿、他们就以为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完成的。凡是喜欢自吹自擂的人，必定喜欢结党营私。因为一切炫耀都是依赖于比较的，所以他们一定是狂热的，那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大话。他们也不能保密，因而不起作用就像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名声大，成果小。”
炫耀这种本领在民政事务中是有用处的，每当需要为大德或者大才“制造舆论和声势的时候，这些人就是出色的吹鼓手。而且，如提图斯李维有关安条克和埃托利亚人的事例所指出的“对双方分别说谎有时是会有很大效果的”。例如，如果一个人在两个君主之间进行斡旋，为了引诱他们联合起来与第三方交战，那么他就要向两位君主大肆吹嘘对方的兵力。有时一个人在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涉，他会对双方都夸张他在对方的影响，结果是提高了自己的声望。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使事情无中生有，因为谎言足以产生舆论，而舆论又会导致实体的产生。
虚荣心对军队将士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剑与剑可以互相磨砺一样，虚荣心可以让将士互相激励勇气。在那些要付出代价和冒险的伟大创举中，吸收一些好大喜功的人，可以使事业有声有色一些，那些天性老实稳重的人，更像是一艘大船上的压舱物，而不是风帆。至于做学问的名望，如果没有炫耀的羽毛在飞翔的话，它也就难以名扬天下。“写作《漠视名望》一类著作的人并不反对把自己的大名印在扉页上。”
古代贤哲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等，也都是喜欢夸耀的人。虚荣心是人生事业的推动力之一。所以注重德行本身的人，决没有以德行作为猎名手段的人更能获得荣誉。西塞罗、塞涅卡、小普利尼的事业都多少和他们的虚荣心有关，所以他们的努力就会持久不懈。虚荣心就像油漆一样，它不仅可以使物体显得华丽而且能保护物体本身。
我在这里所谈到的虚荣，并不是塔西佗所认为的属于缪西阿努斯的那种特性：“他拥有一种能够使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均得到有利的展现的技巧。”因为那种特性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天生的高尚和谨慎，而且在某些人的身上，那种特性不仅是适宜的，而且也是得体的。因为道歉、让步，以及有分寸的谦虚本身，只不过是炫耀的技巧而已。而在那些技巧当中，最出色的就是小普林尼所说的那一种，那就是对你所擅长的某个方面，慷慨地赞扬和称赞别人。
喜欢自吹自擂的人是聪明人轻蔑的对象，是愚蠢人的羡慕对象，是食客的偶像，也是他们自己大话的奴隶。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ｍｅ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ｎ ｏｆ ｗｉｓｅ ｍｅｎ；ｔｈｅ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ｌｓ；ｔｈｅ ｉｄｏｌ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ａ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ｖａｕｎｔｓ．）
论荣誉（图）
荣誉的获得不仅没有使个人的美德和价值遭到毁损反而是更加昭然。
（Ｔｈ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ｎｏｕｒ ｉ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ａｎ＇ｓ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ｔ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追逐名誉，虽然他们常常被公众挂在嘴边，但却很少赢得人们的发自内心崇敬。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在展示他的美德时总是会有所遮掩，所以舆论往往都低估了他们的价值。
如果有人能够完成一项别人从未尝试过、或尝试过但没有成功、或成功了却不很圆满的事业，那与完成一项虽然非常艰巨或高尚但已经有人曾经圆满完成的业绩相比，前者应该获得更高的荣誉。如果有人做事讲究中庸，结果他的某项中庸的举动使各党派、政派、教派、学派都感到满意，那么为他唱出的赞歌就会更加圆润。如果一个人在着手做事时不善于珍惜自己的名声，那么失败对他名誉的损害将远远多于成功为他带来的荣誉。因为战胜他人而获得的荣誉是最为光彩夺目的，就像经过琢磨的钻石，所以应力争战胜任何有声望的竞争对手，如果可能，最好是在他们所擅长的方面胜过他们。
谨言慎行的门客和家仆能为主人赢得很好的名声，也就是“主人的名声出自仆人之口”。嫉妒是荣誉的天敌，所以必须消除他人对自己的嫉妒之心，方法是表明自己所追求的是功绩而非名望，并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上帝和命运，而非归因于自己的聪明才智。
对于君王的荣耀，其合理的层次排列如下：第一层次是那些开国立邦的君主，如罗穆卢斯、居鲁士、恺撒、奥斯曼一世和伊思迈一世等等。第二层次是那些创立法典和规则的君主，也称“亚开国者”或万世之君，因为他们所创立的法典在他们死后，照样治理国家，如莱克格斯、梭伦、查士丁尼一世、埃德加以及创立《七部法》的明君阿方索九世等等。第三层次的就是那些国家的“解难之君”或救国之君，他们结束了内战所带来的艰难困苦，或者把国家从外族或暴君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如奥古斯都大帝、韦斯巴苔、奥勒列纳斯、狄奥朵里克、英王亨利七世以及法王亨利四世等等。第四层次的，就是“扩疆之君”或“卫国之君”，他们借助辉煌的战争扩张领土，或者以崇高的自卫战争抵御了侵略者的进犯。最后一个层次，应数那些所谓“他们的国父们”了，也就是那些治国有道，使他们当政的时代成为太平盛世的君王。
臣民的荣誉也是有等级的：第一等级是分忧者，君主倚仗他们来处理重大的国事，我们把他们称做君主的“右手”。第二等级是军事领袖，例如国君的副官，他们在战争中为国君立下了显赫的战功。第三等级是安守本分的亲信，他们可以给君主带来慰藉，而又不给人民带来伤害。第四等级是能臣，他们位于君主之下，居高位且又胜任。还有一种荣誉，同样可以位列最伟大的荣誉之中，这种荣誉是罕见的。那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捐躯或者使自己遭受危险，马可雷古卢斯和德西乌斯父子就是这样的。
论司法（图）
司法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ｊｕｓ ｄｉｃｅｒｅ而不是ｊｕｓ ｄａｒｅ。也就是说，只是解释和实施法律，而绝不是制订或修改法律。否则，法律本身就形同虚设了。就这一点来说，可以借鉴罗马天主教会的经验。我们可以看看罗马天主教的僧侣们是怎样假借《圣经》的名义，根据需要随意加以解释或杜撰甚至歪曲的，为的是满足自身的私欲！
对于法官来说，学识要比机敏重要，谨慎要比自信重要。摩西在戒律中说：“私迁界石的人必定会受到诅咒。”而篡改法律的人，他的罪行比私迁界石的人更加严重。应该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所带来的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是冒犯法律，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破坏法律，如同污染了水源。所以所罗门曾说：“如果谁让善恶是非颠倒，那么他的罪恶就犹如在水井和泉水中下毒。”
以下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司法与诉讼、律师、警吏以及君主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第一，关于诉讼当事人。《圣经》说：“有人把审判变成了苦艾。”想必还有人会把审判变成醯醋，要知道偏私袒护会使审判变苦，而拖延耽搁审判则会使审判变酸。法官的主要职责是惩治暴行和诈骗，因为暴行张狂时可以致人于死地，诈骗诡秘时也可以谋财害命。至于那些只为争长论短的琐事而打的官司，法庭应该视做妨碍公务而不予受理。要做出公正的判决，法官首先应该替自己铺平道路，就像上帝削平山峰、填满沟壑、铺平大道那样。所以遇到一方当事人专横跋扈、栽赃诬告、施计耍奸、合谋串证，并借助有势力的靠山和强悍的律师的时候，法官的高尚德行就在于削山填谷把控辩双方摆在平等的地位，从而使自己做出公正的判决。要知道拧鼻子可能会拧出鲜血，而榨葡萄用力过猛榨出的果汁就会有苦涩的葡萄核的味道。因此，法官务必当心，解释法律千万不要穿凿附会，推理论断也不能勉强，因为这世上最要命的曲解就是对法律的曲解。
在解释刑法时法官尤其应该当心，不要把旨在以儆效尤的法律变成可以滥施的苛刑，别在人民的头顶上铺开《圣经》中说的那张罗网。其实刑法施行过度，就是把法律之网撒向了民众。所以对刑法中长期没有人援引的条款，或是不能够符合现实的国情民情的条款，明智的法官应当慎重地援用。“既要了解案情本身，又要考察案件背景，这才是一名法官的责任”。因此在审理人命案时，法官应在量刑时想到慈悲为怀，应该以严厉的眼光看待事情，而用仁慈的目光来看待人。
第二，控方和辩方的律师。耐心而严肃的听讯是审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多嘴多舌的法官就像是一个连音准都没有调过的钹一样。对法官来说，如果时机没有到，就急不可待地询问本该由律师自己主动陈述的事，或者把证人或律师的陈述过早地打断，以显示自己的明察，或者用询问的方法诱供案情，这都是失态的表现。法官在审讯中有四项职分：督导举证，控制冗长、重复及无关的陈述，总结、甄选并复核已做陈述的要点，做出裁决或判决。超出这些职分的任何行为都是过分的，其产生的原因不过就是为了炫耀。或者无心听讯，或者记忆力不够，或者是欠缺稳重而公正的注意力。
令人费解的是，法官时常被敢想敢说的律师所左右，他们坐在上帝的审判席上，本来应该效法的是上帝，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法官居然宠信一些有名的律师。这只能是抬高了这些律师的收费，还会让人们怀疑法院是否也徇私舞弊。当审讯顺利进行，答辩得当的时候，法官有责任对律师表示欣赏和称赞，尤其是对败诉的一方，以维护该律师在委托人心目中的信誉，而且也可以挫一下他对自己所代理案子自信的锐气。与此相应的，当律师油嘴滑舌、丢三落四、举证勉强，又咄咄逼人或强词夺理时，法官就有责任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该律师进行一些合情合理的斥责。律师不能够与法官争吵，也不能够在法官宣判之后把自己纠缠在翻案的事情中。但在另一方面，法官不能够以折衷的方式来仓促结案，也不应当给当事人以口实，说他的陈述或证据还都没有完全呈上来。
第三，关于法庭的警吏。法律的神圣性，不仅体现在司法者身上，而且也体现在执法者的身上。《圣经》上讲，“在荆棘丛中是采不到葡萄的”。同样，法官如果被贪赃枉法的警吏所保卫，那么从这里绝不可能得到公正的果实。法庭中的警吏有四种人是绝对不能用的：那种包揽诉讼的讼棍，借司法以谋私的法院寄生虫，狡黠的人，敲诈勒索的人。有人把法院比做灌木，当有困难的人像躲避风雨的羊一样钻入灌木丛中时，难免会被刮伤皮毛。而如果法庭中有了这几种人，那么恐怕就不仅是刮伤皮毛那么简单了。相对而言，如果法官的助手们正直而且富有经验，那么就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关于与君王和政府的关系。法官们首先应该记住罗马十二铜表法的最后一条：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法律。同时法官们应该懂得，如果不以保障人民的幸福作为目标，法律就会成为刁难人的陋规，是没有得到神灵启示的神谕。因此国家君王和政府如果能够经常与司法者协商，而司法者也能经常同君王和政府商量，那么这将是国家的一大幸事，前一种协商出现在司法有碍于政务的时候，而后一种协商则往往是在政府的某种考虑会有碍于法律的实施的时候。
其实可引起诉讼的争端也许只是归属权的问题，但争端的起源及其后果却可能牵涉到国家的核心问题。我所说的核心问题并非仅仅是指君权，而是指任何有可能导致发生重大变故、产生危险的先例，或对大部分国民有明显影响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轻率地认为公正的法律和合理的国策会有什么抵触，因为这两者就像精神和肉体，思想和行动应该协调一致一样。
法官们还应该记住，所罗门王的宝座两边有雄狮护卫。法官也应该做雄狮，但他是王座下的雄狮，所以必须时时刻刻谨慎行事，不要在任何方面约束或妨碍君王行使权力。此外法官们不能够对自己的授权缺乏了解，以至于不知道要求他们担负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精到而明智地运用和实施法律。
圣保罗在说到一部伟大的法律时说：“我们知道这律法是天经地义的，关键是司法者要依法行事。”
（Ｆｏｒ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ｏｓｔｌｅ ｓａｉｔｈ ｏｆ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ｒｓ：Ｎｏｓ ｓｃｉｍｕｓ ｑｕｉａ ｌｅｘ ｂｏｎａ ｅｓｔ，ｍｏｄｏ ｑｕｉｓ ｅａ ｕｔａｔｕｒ ｌｅｇｉｔｉｍｅ．）
论愤怒（图）
想要彻底熄灭愤怒的火焰，那只不过是斯多葛派学者的狂妄之语。我们有更好的神谕：
“你们如果发脾气，那么不要因为这脾气而犯罪。也不可生一整天的气。”
（Ｂｅ ａｎｇｒｙ，ｂｕｔ ｓｉｎ ｎｏｔ． Ｌｅ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ｕｎ ｇｏ ｄｏｗｎ ｕｐｏｎ ｙｏｕｒ ａｎｇｅｒ．）
愤怒在程度上和时间上必须都有个限度和受到必要的限制。我们先来谈谈，怎样使产生愤怒的倾向和习惯变得缓和与平静，其次，我们再来谈谈，怎样使愤怒的行动受到抑制，或者起码是受到克制，而不至于惹祸，第三，我们将谈到，怎样使别人发怒或者息怒。
就第一点来说，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针对发怒的结果及其对正常生活的破坏，做出认真的反思和省察。最佳的时机，就是在怒气完全平息之后。塞内加说得好：“怒气就像坍塌的建筑，倒在地上把自己摔得七零八落。”《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存忍耐，就必须保全灵魂”。无论是谁，失去了忍耐的话，就会丢掉自己的灵魂。
人决不可学习蜜蜂：
“在蜇人的伤口上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愤怒的确是一种卑劣的情绪，因为老弱病残和妇幼最容易受到它的摆布，而它又偏偏出现在这些人脆弱的时候。但是，万一免不了要生气时，千万别夹杂上焦躁，而宁肯带点嘲弄的口吻，这样可显得自己不会被伤害。这一点做起来不难，只要把上述的方法当做行动准则就可以了。
关于第二点。有三种人容易发怒：第一种是过于敏感的人。他们的神经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就足以刺激他们。其次是认为自己被蔑视的人。被人蔑视最容易激起愤怒，那效果远胜于其他的伤害。最后是那种认为名誉受到损害的人，也容易被激怒。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加强一点自信，就像高德瓦所说：“人的荣誉之网应当用粗的绳索来编制。”也就是他人所不能轻易摧毁的。
人在受到伤害后最有效的制怒方法就是等待时机，克制忍耐，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将来。
人在愤怒时千万要注意到两点：第一不可恶语伤人，这不同于一般的对世情不满而发的牢骚，而是会种植下怨毒的种子，第二不可因为愤怒而轻易泄漏他人的隐秘，这会使自己不再被他人信任。总之，无论情绪上如何愤怒，在行动上千万不能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来。
要是故意诱使他人动怒，首先是要选择好时机，就是要在对方心情最糟、最容易发火时激怒他们，另外再用你所能找到的一切手段来加重对方受辱的感觉。不想让他人动怒的办法则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要向某人，讲某件可能会令他生气的事情，开口的时机一定要选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因为第一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尽可能地使他觉得他所受到的伤害中没有丝毫轻蔑的成分，你可以把那伤害归罪于误会、担心、激动或任何你能想到的理由。
论变迁（图）
所罗门说：“世上没有新鲜的事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因此，柏拉图也有一种看法，说：“所有的知识都只不过是回忆。”同样地，所罗门总结出的格言说：“所有的新事都不过是失忆的往事而已。”由此可见，勒忒河不但在地府里流淌，也在人世间流淌。有一位隐姓埋名的占星术士说：“有两件事是永恒不变的：其一就是，天上的恒星是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永不靠近，也永不远离，其二就是，它们每日都总是有规律地运转，否则的话，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存留一瞬间的。”
地上的万物不断变化，永无休止。最终无不会被一张大网席卷而去。那张大网，就是地震与洪水。至于火灾与旱灾，似乎并不能完全毁灭人类。太阳神之子驾车狂奔也不过只跑了一天。伊利亚时代那场大旱也不过只有三年。至于西印度岛上神秘的天火，燃烧的范围也仍然是有限的。但一场巨大的洪水与地震，却完全可以毁灭一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的历史似乎还很短。很可能他们正是地震或洪水的幸存者。
有位埃及僧人曾告诉梭伦：“大西洋中曾经有一个巨大海岛在一次地震后被海水吞没了。”尽管地震在那个地区似乎并不多。另一方面，美洲的河流流势浩大，相比之下旧大陆上的大河不过只是小溪。那里的山峰也比我们的高得多，例如安第斯山就是这样。假如没有这些高山，当地那些居民可能早已被淹没在洪水中了。至于马基雅弗利的看法有些学者倒不以为然。他认为往事被人类遗忘主要是因为宗教相争，并诬蔑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曾倾其全力消灭多神教的古迹和传统习俗。但我们以为宗教狂热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也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譬如紧随格列高利之后的萨比尼安教皇就曾复兴多神教的风俗习惯。
世界如果有足够长的寿命，柏拉图所谓的“大年”或许会发挥一些作用，不过不是使人们死而复生，而是使世界改天换地地更新。毫无疑问，彗星对于一般的事物是有作用力和影响力的，但世人只是对于彗星的出现，感到惊异并看着它们划过的痕迹，而不大留意它的影响，更不大留意它具体的影响：即出现的彗星是哪种星，它的大小、颜色、光线变化以及在天空中的位置如何，或持续时间的长短如何，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曾经听到过一件小事，我不想让人们把它抛弃，而是想让人们给予关注。据说在低地国家里，每过三十五年，种类和次序相同的年成和气候就要再次产生，例如大冰冻期、大涝期、大旱期、暖冬、凉夏，等等，而且他们把它称做最初时期，这是一件我尤其要提及的事情，因为在向前推断的时候，我发现在时期上有某些巧合或者相符的地方。
我们再来谈谈人世间的演变。其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宗教。因为宗教是人类灵魂的支配者，惟一真正的宗教必然具有坚如磐石的基础；而各种异教则只是漂浮于时间海洋中的泡沫。至于新的宗教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兴起，我也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当人们对现有的教义产生异议时，当主教及宗教领袖的生活腐败、行为不检点时，当一个时代充满了愚昧和野蛮时，那么只要有人倡导，就可能建立一种新的宗教。穆罕默德当年就是这样的。假如没有以下两点，这种情况就永远不必担心。第一是出现了对权威的蔑视。第二是人们放纵无忌。
新教派的树立有三种方式：一是借用神迹和奇迹；二是依靠雄辩和明智的布道；三是凭藉武力。至于以身殉教，我们将它归入奇迹一类，因为殉教的行为似乎超越了人性的力量。我们还可以把至善至美的圣洁生活也归入奇迹。无可置疑，要防止宗教分裂和新教出现，教会只有革除那些陈规陋习，调和小的争端，实行温和政策，放弃血腥迫害，对异教的发起人运用说服和提升的办法加以争取，而不要用暴力和仇恨的手段将他激怒。
战争是变化多端的，但主要应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发生战争的地点；二是兵器；三是打仗的战略战术。古代的战争，似乎总是从东向西打的，因为身为侵略者的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都是东方人。当然，高卢人是西方人，但据我们所知，他们的侵略只不过有两次，一次是到加拉西亚，一次是到罗马。但东方和西方在天上并没有明确对应的座标，因此，打仗也不可以绝对说是自东向西或从西至东的。但是，南方与北方却是确定的，并且，南方人入侵北方的事，是少有或没有的，而相反的事例倒是见得很多。由此可见，世界的北部是天性好战的区域，或许是由于星宿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北半球有广阔的大陆；而南方则以海洋面积广大而著称，最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北方气候寒冷，那里的人不锻炼依然会身强力壮、血气方刚。
当一个大国或帝国处在分崩离析、风雨飘摇的时候，世人便知道肯定会有战争爆发，因为那些庞大的帝国在强盛的时候，往往都削弱或取消了它们所征服的各民族国家的武装，整个帝国的防御都依靠统一的帝国军队，所以当帝国日渐衰微的时候，帝国大家庭的各民族国家也随之走向没落，成为外族人掠夺的对象。罗马帝国衰亡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查理大帝之后的查理曼帝国也是这样，每只鸟都夺得了一片羽毛。如果西班牙帝国走向分裂，那么其结局也不会例外。几个王国的结盟与合并也同样会导致战争，因为当某个国家变得过于强盛时，它就会成为一场必然要泛滥的洪水。这种情形在罗马、土耳其、西班牙和其他帝国的历史上都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