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正统的史学，总是关注于历史的单一直线发展：早期的统治家族把正统的规则一代代传给后世的继任者。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会谈及这条皇家血统线索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文的记录，当然是从安阳的商朝国王观点出发看待任何事物的；这就像是一幅纽约人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曼哈顿。
他继续说道：“在这儿，研究工作的其中一个难点，是由于书面的历史记录告诉了你什么属于重要的历史，因而考古的资金一直集中在安阳和其他北方的遗址上。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真正轰动的发现却都是偶然的，例如三星堆那样的地方。三星堆正在告诉我们：它所出土的东西，和我们曾看过的所有其他的古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学者们提出假设说，三星堆的文化，可能与中亚或印度或缅甸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见得是很紧密的：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与这些文明已知的文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只是一个先进文明的作品；这个文明在四川兴起，随后走向衰亡。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贝格利教授解释道：“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任何考古发现，无论多么奇特和惊人，都不如黄河流域的发现重要。因为有2500年的中国传统说，黄河流域中部是我们所有人起源的地方。如今，我作为一名对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定义没有什么心理上先入为主的信念；于是就可以观察观察，然后说，嗯，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核心；而有些事情出于不甚明确的原因，随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四川，你不会看到人们持续不断地铸造出巨大的青铜雕像。不过，如果你只是观察公元前1300年——此时请你忘掉“中国”这个词，公元前1300年的地图上还没有出现黄土地。如果你只是看着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在这儿，好些地方出现了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些社会彼此之间有交流和联系，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三星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文明是没有文字的。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可能比较容易腐烂。在安阳，书写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原因是文字刻写在了能保存上千年的甲骨和青铜器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朝人也在竹子和木头上写字，但那些书写材料在地下埋藏了好些世纪以后，全都腐烂了，没有留存下来。对于这些书写材料的存在，唯一的证据也是间接的：学者认为，某个甲骨文字体是“册”字的雏形，“册”这个现代字体的含义是“书写的板子”。而在商朝，这个字的写法，看起来就像是用皮带把一些竹条或木条捆在了一起。这个字代表的物件本身早就不复存在了，但这个字还保留着：
“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书写记录当然有助于凸显安阳的重要性。”贝格利说到：“因为它是中文书写系统的原型，而人们今天依然使用着这个书写系统。但事实上，安阳有书写记录也许只是纯属偶然。你可以设想，安阳的那些商朝皇帝总是有保留文字记录，但他们的文字都记在易腐烂的材料上。然后，一个大约公元前1200年在位的国王说，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些用于占卜的材料上刻写文字呢？这就是考古记录的源头。可能就是某个国王一时兴起的念头而已。”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以北方为中心，传统看法总认为南方是落后的地区。然而，考古学的发现显示，南部地区的农业早期就有所发展，例如四川。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长江中部流域，早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水稻文化；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贝格利说。“一般中国人都认为，长江流域以前尽是沼泽地，从来没有文明的产生，直到北方人的到来，才把文明传播到那儿去。我怀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继续说道：“在考古中，你就是按照所发现的事物，不断重构过去的图景。然而，这些被发现的事物，只是出于非常偶然的选择。是修路工、制砖厂和犁地的农民发现了它们。你知道的只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你不知道的是那些还未被发现的。”
视角2距离：943英里地点：北京市霄云路第26号鹏润大厦B1509号办公室解说者：徐朝龙
徐朝龙是一个过期的考古学家。他还没有被免去职务，他对自己的追求也没有丧失信念，然而他已经悄然退出了学术界。不久以前，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在四川省长大，毕业于四川大学，随后在1983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他的研究工作里有涉及印度河谷的内容；随后，他开始做起家乡的考古学研究。就学期间，他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日本奖项和奖学金。1990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并接受日本国立茨城大学的聘请，去该校任教。
徐朝龙是个接受过正统训练的小提琴家。他在教中国弦乐器——二胡的课上，遇到了他如今的日本妻子。他的日语读写能力都非常好。他在考古学方面发表了8本著作，主要都是关于长江流域的内容；这些书都是用日文写作并发表的；还没有一本被翻译为中文。徐朝龙说，他太忙了，自己没时间做这样的翻译工作。从1998年开始，他进入日本京瓷公司工作，这家日本公司是生产手机、相机和复印机的。如今他用业余时间做考古研究。
其他学者对徐朝龙的看法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者的国籍。有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徐朝龙做生意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日本老婆。外国考古学家们说，徐朝龙对中国国内考古这一领域的狭隘和保守感到灰心失望。无论是中外的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徐朝龙对四川的热爱既是他做研究的灵感源泉，也成了他的一个局限。他是个地区主义者。像贝格利这样的外国教授说起三星堆时，总是用到文化和政治的术语；而徐朝龙的词汇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成长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年轻人。
我和徐朝龙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他出版的其中一本日文书，书名是“第五大文明”。
“按照传统的说法，古代四大文明分别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和黄河流域。”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稻米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吃稻米。然而，稻谷产区所产生的文明，还没有获得承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的领袖，都来自稻米产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镕基，李鹏，胡锦涛——他们全都来自中国南方。从清朝覆灭以后，南方人就领导着这个国家。”
“北方人控制了中国两千年，这当然对考古学采用的方法有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古代有两个文明中心，最后合为了一体。”
我们坐在一间极简风格的日式房间里。房间内有四张沙发、一个桌子、几朵绢花和一棵塑料仿的棕榈树。房间没有窗户，雪白的墙壁上也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当徐朝龙说话时，房间里的温度好像升高了起来。他快速地说着中文，语句短促清晰，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显得谈兴更高了。他不安分地改变着坐姿，又把手指关节弄得啪啪响。他说话语速越来越快。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衣，打着一条蓝色和金色相杂的真丝领带。金色边框的眼镜。金银色相杂的劳力士表。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京瓷公司工作。
“我原来在国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日本研究项目，是由这家公司赞助的。我研究的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不久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我有做生意的头脑。他说我可以做海因里希.施里曼——那个德国人发现了特洛伊古城。施里曼既做生意，也做考古研究。我的老板说：‘你可以成为施里曼’。”
“这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经济在变化，政治也在变化。这个变化的力量从何而来？从南方。重新发现长江流域的稻米文化，将对中国经济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应该由南方带领中国经济？因为过去就是这样的。长江流域并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关键词是：稻米。33%的世界人口靠吃稻米生存。这种庄稼的发源地应该被看成是伟大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称它为稻米文明。而长江流域则是小麦文明。”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徐朝龙再次对我说，政治扭曲了中国的考古学。“过去，对领导者来说，政治控制权的集中是很重要的。”他说。“不过如今这是个经济主导的世纪，而不是政治主导的世纪。经济的威力正在显现，它会改变权力的概念。江泽民最近参观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江对那些青铜器很感兴趣。看看政府里其他的官员吧：为什么那么多领导人都来自南方呢？这些领导人自有其伟大的古代文明，他们必须去发掘和探索这样的古文明。一旦他们探索出他们的过去，人民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权力去发展经济；在政治体制里说话也更占分量。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不可割裂。”
视角3距离：几百英尺地点：四川省三星堆的一户农舍解说人：许文秋（音译）
许文秋身高不到5英尺，但她有一种中年农妇常见的硬朗之气。她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茧，两条腿粗壮，脚很大。她脚上穿着一双廉价的网球鞋，上面印着美国国旗。我向她解释，我正在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稿子做调查；她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本杂志。我向她问起1986年那个早晨，她和其他村民们一起挖硬土的事。
“那是农历六月的18号。”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在挖着，到了早上8点，就发现了玉。一转眼，我就看见人都跑了。他们都不见了，那些玉也一样！”
她哈哈大笑起来，一群住在附近的人围拢了过来，加入了谈话。在像三星堆这样的村子里，室外的采访从来不会有“私密”这一说。那是个天气凉爽的早晨，正是当地盛产油菜籽的时节，我们周围都是大片的田野，闪着灿烂的金光。这个女人的家很简陋，土砌的墙，瓦盖的顶。不远处是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其现代化的造型在田野中拔地而起，如同海市蜃楼。这个女人告诉我，在1986年的夏天，所有的玉石都立即交还给公家了。
“一些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查看，随后他们发现了那个著名的金面具。”她说：“但陈老师告诉我们，那是铜做的。陈老师骗了我们。他叫我们把那个坑盖好，当天晚些时候警察就来了。真的，那个面具确实是金子做的。陈老师原来是担心会有什么差错发生。那是第二天的事情。”
“那一年夏天，我们都在帮他们挖东西。那都是我们做的活儿。有时我们挖土，有时我们用刷子把东西清理干净。给我们的报酬一个月不到100块钱，不过他们还给一些食物我们。唔，我想那些东西不该叫食物吧。就是饼干之类的。很便宜的东西。”
我问她，她是否认为还有其他的文物被埋在地下面。
“这很难说。”
“嗯，你认为地下面还会有哪一类的文物呢？”
她盯着我看。有那么一些时刻，记者会发现自己在设法套出被采访者的原话，好做引用：诱导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圈套。也有那么一些时刻，某个农民会发现记者正在套她的话。这女人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哦，既然你那么感兴趣的话，你不如自己开始挖挖看。”她说。“我不会阻止你的。”
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结巴起来，试图换个话题。我问起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最初参加挖掘工作的人之一，现在在博物馆里干些维修一类的零活。
“他今天出去了。”女人说。“你知道，她的照片在博物馆里挂着呢。那张照片照的是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挖坑的情形。那张照片可去过世界上好些国家做展览了。但是现在博物馆只给他一个月200块钱。”
“哦，这也不是很差嘛，如果按照零工算的话。”
“你说‘不是很差’的意思是什么？”她说。“你很可能一小时就赚那么些钱啦！”
笑声更响了。我问起他们家种田的事。他们家有六分之一英亩的地，夏天种稻子，冬天种小麦和油菜籽，蔬菜呢——
“你的收入多少？”她忽然问道。
“嗯，这要看情况。每个月不一样。”
“我打赌肯定很多。”她说。“你住在北京，是不是？”
我点点头。
“我可以做好多天白日梦，但我还是想象不了北京长什么样！“
笑声。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重庆。”她说。“北京肯定很好。我敢打赌，你从来不用为什么东西花自己的钱。吃饭，旅游，坐着小汽车到处去——这些你的工作单位都会报销，不是吗？”我承认这基本属实。
“你的收入多少？”
我把转移话题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数码相机上。我给这个女人照了张相，把相机屏幕给她看。“这是电脑的一种。”我解释道。
“我的脑袋也是电脑的一种。”这女人说道。她玩起了电脑的文字游戏，电脑——“电动的脑袋”。她瞥了一眼她的听众，才说出她的妙语：“不过它如今不管用啦。”
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与陈显丹见了面。陈显丹是四川省博物馆的副馆长，他就是农民们口中的“陈老师”。当我说起许文秋对金面具一事的评论时，这男人咧开嘴笑了。“我们一发现了金面具，就停止了挖掘工作。”他说。“那时候我很担心。”他告诉我，他们在下午2：30分发现了那副面具，然而警察直到5点才来。他担心的就是那两个半小时的空档。
视角4距离：一层薄棉布之隔地点：三星堆博物馆的贮藏室
地方博物馆总是我的最爱。无一例外的，这些博物馆的馆长看到有外国记者来访，都会喜出望外；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我获得想要的资料。看起来，他们认为写手写东西的最好方法是通过接触事物。有时，他们会变得激动起来，一件接一件地不断拿文物给我看，忙得团团转，以至于我都担心手里的东西要满得掉下来了。感受一下这把剑的锋刃；掂掂这把有多重。看这个碗。仔细看看这个酒杯。这就像作为一场晚宴的贵宾喝起白酒时一样：一次次地敬酒、干杯，到最后我不得不杀出重围，逃离那张桌子。恐怕我已经喝得够多了。我的酒量没有过去那么好了。谢谢你的热情。
在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人员不让我直接用手接触文物。他们给了我一副白色的棉布手套，但手套薄得跟麻线纱一般，透过它我还能感觉到青铜器的质地。经过好些世纪的磨砺，这种金属摸起来冰凉而粗糙；表面的凹起和不规则是古青铜器的特色。
管理人员向着自己的方向，往桌上摆了6个头像；我围着桌子走了一圈，一个个头像拿起来看。两个管理人员看着我；偶尔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保持沉默。我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间上等的珠宝店里：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观赏，没有人急着向我推销。
围着桌子转了几圈后，我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头像。这个头像有长一英尺多一点，刚好铸造到下颚的位置；重约有20磅。青铜做的表面有些地方仍是铮亮的，那种发亮的颜色甚至比玉石还要深一些。头像的脸部自成风格，这种风格几乎是现代式的：轮廓清晰、棱角分明。耳朵：伸长并向外突出。鼻子：中间起皱褶，鼻翼向外张开，延伸至两边的高颧骨处。嘴巴：抿成一条笔直的横线。
这个头像看起来瘦长，其夸张的形状，自然会把你的视线吸引到它的双眼上。只见它眼眶成清晰的形状，眼睛的中央没有瞳孔，只有一道长长的水平褶线。这条褶线让头像看起来具有了一种超俗的意味：可能它是人类，也可能不是。两只眼睛可能是空白无物，也可能是睁得大大。这种金属是3000多年以前锻造出来的。我双手捧着这个青铜的头像，房间里一片全然的寂静。
注：1英寸相当于约1.54厘米，1英里相当于约1.6公里，1英尺相当于约30.48厘米。
出外打工的日子
出外打工的日子
公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即威利）和南希是作者何伟在四川涪陵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两人毕业以后都离开了家乡，来到浙江省工作。关于两人的故事前文见于美国之音（农民的儿子：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一章）
四川人
2000年11月
每当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想家的时候，就会一起听那一首歌。那首歌的调子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歌名叫做“王二小”。那首歌里描述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男孩，在日本入侵期间他住在中国的北部。有一天，日本兵王二小为他们做当地的向导，但男孩把敌人直接引到了埋伏点。共产党的八路军消灭了这些入侵者。王二小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这首歌的歌词使他永垂不朽，千百万中国少年儿童都传唱着它。
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个叫迟志强的流行歌手根据新的经济形势重写了这首歌。日本人消失了，战争也不见了；原来的英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来自四川的成年打工者。移民取代了侵略，这首歌也有了一个新名字：“打工十二月”。
一月我离开家乡叫上我的哥们李志强两天两夜的坐火车要去广州闯一闯二月我俩遇见一老乡他在一个玩具厂……第三个月，叙述者听说了一个打工者变成有钱人的事情：都说那谁谁谁可发了财想当初他也是这样
第四个月，他和哥们儿李志强失去了联系；第五个月，他在建筑工地干活，顶着大太阳汗流如雨。第六个月，他领到了薪水：六月我薪水才领上?领钱时候心都在发慌?一个来月挣了有六七百?致富路上看见曙光?七月我写信给爹娘?还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乡?想到了他们该多高兴……
威利和南希离开四川时并没有告诉各自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回家。在取得成功之前，他们都不想回去和长辈碰面；而在王先生的草包学校里，不可能有什么“成功”而言。幸运的是，威利在乐清的第二份工作要比第一份好得多了。乐清是温州的一个卫星城，以发展飞速闻名。威利工作的那家私立学校运作良好，后来学校的管理人员也雇用了南希；每个月，这对年轻人都能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积攒下来。不过，远离家乡过上整整一年，仍然有糟糕的地方，特别是到了节日的时候：八月十五明月挂天上胖工头送来啤酒一箱他告诉我们都别想家说这里就和家一样……
第二年暑假，这对年轻人终于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到了出来工作的第18个月，他们已经积攒了3万多块钱，相当于4000美元。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提高到约500美元一个月了。这足够赢得南希父母内心的原谅，他们两人耕地的收入一年也不超过200美元。他们热情地欢迎这对年轻人回家，好像他们当初离开家时彼此关系也是如此融洽。
对威利来说，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农村里的人如此迅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南希的村里，基本上年轻一代人全都移民到工业区去了，老一辈的人主要靠他们寄回来的工资生活。这里到处可见造了一半的房子：第一层楼盖好了，人也已经住了进去；但上面却立着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空架子，如一副骨骼一般。如果那些移民的打工者运气好，他们可以一年建起一层楼。如果他们碰上了坏运气，那么，他们的老一辈会在那半个家里耐心地继续等待。九月我大祸临头上一块砖头把我手砸伤没想到胖工头会把我炒发了点钱就算了账……
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它的地理环境，似乎是专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波动理论所设计的。四川位于成都盆地的中心，有许多的河流和平原，物产富饶，天生就是繁衍大量人口的地方。（三星堆就位于这个盆地西面的边缘。）不过，四川盘地四面环山，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一旦超过某个程度，生存环境就会急剧恶化。这块土地先是养育了它的子民，然后又惩罚了他们；成功导致了竞争，随后竞争变得令人绝望。有成千上万的四川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然而，共产党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的迁移，况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兴城市。四川的乡下人像其他在中国内陆的人们一样，在贫困中等待着，直到邓小平终于推行了经济开放。
在离四川东面700英里处，浙江省的人们也同样在等待着，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大不相同。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很贫瘠，在温州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是适合耕种的。那儿的高山阻断了当地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的陆路联系，当地人自然开始从海上谋求出路。好些世纪以来，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到了国外，在其他国家做起了生意。然而1949年以后，共产党终止了他们的私人贸易和海上往来。当局特别担心台湾，台湾离这儿的沿海地区只有200英里。温州成了缓冲地区的一部分；像深圳一样，当局故意让它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于是，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温州没有什么产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当地的人口总数就像螺旋弹簧一样忽然增长起来。当地人天生的生意头脑已经压抑了近30年。
人们开始做生意时并没有投入很多的钱，政府也没有从来没有像对待深圳这样的城市一样，给予当地什么特别的经济优惠政策。不过在温州，政府优待并不必要，这儿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们的直觉和海外关系。1980年代早期，一些家庭开起了小规模的工厂，里面通常只有不到10个工人。他们做一些小东西：鞋子的某个部分，衣服的某个部分，还有小塑料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厂逐渐扩大规模，不过生产的产品仍然是小的东西。温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纽扣产地。低电压产品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他们做鞋底，也做活塞。他们做打火机，然后继续做更多的打火机。到2000年时，世界上60%到70%的打火机产自温州。这个城市几乎全是私人经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温州和其他的浙江城市一样，都需要劳工、装配线工人、秘书和老师。对此四川省便是绝配，浙江的企业常去涪陵这样的地方招人，便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最优秀的那一批学生之中，好些都去了东部，他们在异乡首先意识到的事情便是地区差异。我有个叫雪莉的学生去了玉环工作，玉环是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岛屿，她在一封来信中描述了她前往玉环的旅程：
这是我过去的人生中最为漫长的一次旅程。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一个“发达地区”，去“做开拓性的工作”。按照情理来说，我们是应该非常兴奋的。但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去玉环的一路上，我都是出乎意外的冷静。
我们在7月5日下午坐火车离开了重庆。火车开了快一天之后，我在车上碰到了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当我第一眼看见他们时，我大吃了一惊。是那个婴儿的缘故——那个如此瘦小的小东西。他的父亲告诉我说，婴儿生下来70天了。我以为他不到10天大。他那么小，黑瘦黑瘦的，我肯定我在小人国家族里就见过这么个小孩。我敢说这就是营养不良的典型……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引来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有些热心人向这个手足无措的父亲伸出了援手，想方设法想让婴儿安静下来。不过那些办法都不见效。同时这个孩子引来了人们诸多猜测：“孩子的母亲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的妈妈肯定跑了，留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有些人猜测是这个父亲和孩子母亲吵嘴了。最后人们认定这个孩子是非法生下来了。火车高速行驶着。人们的猜测和议论还在继续。孩子的哭声回响在火车上。
雪莉的这趟旅程用了3天，坐船、坐火车、再做汽车。在最后一段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这男人是岛上的本地人。在一封写给亚当（注：作者以前的同事，雪莉的另一位外籍老师）的信中，雪莉描述了她内心的惶恐——惶恐人们把她看作是另一个贫穷的移民打工者：随后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跟他说实话，因为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玉环的人对外来者很有偏见。我为我的出身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告诉他，我是在玉环出生的，不过童年时在四川长大。我很少回家，所以对浙江并不太熟悉。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事实上我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我甚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出生在哪条村子？”而且我也不懂得当地的方言。看见我无法解释的样子，他还帮我说：“你住在四川这么多年了。不记得这么多年前的事，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玉环的很多东西，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告诉我怎样适应玉环的生活，还有怎么在这里工作。
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我很后悔对这么一个诚实人说了谎。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玉环当地人。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之前我所听说的当地人的种种毛病。我记得，以前人们告诉我说，不能相信这儿的人；但事实证明，我才是那个不可相信的人。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忙于其他的事情，也没有空回想这件事。但随后，当我安顿下来，我就想起这件事情，并为此责怪自己。好多回我都想打电话给这个男生，告诉他真相（他给了我他的电话）。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够勇敢。我是个胆小鬼。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它们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她开始新工作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彼得，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感觉到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种感觉不太妙。我现在可以理解以前你和亚当跟我们说的话了。你说你是个外国人，这让人们的内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于当地人来说，你是个陌生人。这让你感到受伤，因为他们不会把你归入他们的群体里。你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于是想家的感觉自然缠绕着你的心。
在这里，我们听不懂当地人说什么。他们的方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的语调和节奏跟我们的方言很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普通话，但有些当地人听不懂普通话，特别是老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似乎每个离开家乡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一封类似的信。适应新生活的困难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有外国人一样的感觉。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更像是一个大洲而非一个国家才会出现的情况。官方用语是“普通话”，英语里面也叫做“中国官话”（Mandarin）。“中国官话”是北京和北方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所说的方言，也是学校、政府机关、大部分电视台和电台所使用的官方用语。
然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由出生到长大，都说着和普通话截然不同的语言。中国人管这些不同的语言叫“方言”：通常英语会把这个词翻译为“dialect”（注：dalect强调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的不同），而准确地说中文“方言”的意思是“某个地方所说的话语”。实际上，方言常常可以算作不同的口语。例如，北京和广东两地的方言，其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那么大。语言学家有时候会把中国人口语的多样化和一些主要的罗曼语作比较（注：罗曼语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 如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等）。此外，中国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维吾尔族语、藏语、蒙古族语。
在中国人之中，温州以拥有一些最难懂的方言而著称。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次方言，而这些次方言没有一点和普通话相似之处。即使像雪莉这样的人——一个很有语言天赋的年轻女子，也只是能掌握当地方言的一点皮毛。在搬去温州半年以后，她的信上写道：
来到浙江好几个月了，我对很多东西都开始习惯了。我可以听懂当地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去市场买菜时，我基本上可以处理各种问题了。
浙江和四川都是中国的大省。不过它们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吃”上面。浙江离东海很近，人们喜欢吃海鲜。他们觉得海鲜很新鲜。我不喜欢吃海产的食物，尽管我知道海产食物营养价值很高。我觉得海鲜味道很怪。这儿的人不喜欢吃辣，所以我经常吃我们自己做的饭。
这儿的人和我们这些内地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人觉得钱要比教育重要得多。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浙江的经济是比四川发达很多。但他们常常为此觉得骄傲，还在我们面前故意卖弄。我为此很气愤，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们四川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
在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以前，普通中国人很少有出门旅游的，也很少人有亲身的个人经历，能体验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汉族人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这些看起来都是基本的事实。然而当人们有了流动的空间，他们就开始体验到国家统一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同。对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来说，每次回四川的旅程都是艰难的，因为他要体验到温州和家乡之间种种的不平等和偏见。有一年，在寒假过后，他的信上写道：
春节期间我回了四川。春节后返回学校的旅途，让我十分伤感。头几天我几乎都睡不着觉，现在我仍然在回想着那段旅程。在船上，很多的四川人都忘沿海城市去，有些人要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乞丐。大冷天，他们就睡在地上。不管去哪里，那儿的人都会多要我的钱。在江西，汽车司机把我们载到一家路边小店，小店的老板用警棍赶我们下车。他强迫我们花40块买了份猪食一样的快餐。两个年轻的四川男人被打得躺倒在地上，只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东西。司机说，如果你敢跟那些人吵架，他们会把你打死。
很多的出外打工者很快就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相信他们的这种新生活只是暂时的状态。他们做苦工——工地的民工，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如果你设想下半生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干着这些活儿，那也未免太凄惨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很大，足够让你心存希望：在沿海地区赚些钱，然后回到家乡慢慢花。几乎所有人都打算起初工作几个年头，然后就回家去；人们谈论着回到乡下附近的城市开店或开餐馆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和很多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相似，他们非法移民去了美国，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留在祖国。他们在一种经济环境里工作，然后在另一种经济环境里花他们所赚来的钱。
而威利的父母和威利的哥哥们一起住，他的哥哥们在当地的建筑业中小有成就，为他们人口渐增的大家庭盖了一座两层住房的大院子。威利不需要给家里寄钱，他和南希以后就定居在东部也是可行的。威利感到了两种相反力量的较量：浙江的发达经济情况，四川熟悉的文化风俗。有一天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但同时他会宁愿自己都不属于这两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学着去说温州话——不可能学得会，而且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学英语和听“美国之音”上。反而威利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到第二年工作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来四川的口音了。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常常会说谎，告诉他们他来自江苏附近某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不过，当他和南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谎就不太好圆了。南希说话仍然有四川的口音，而且她拒绝让威利帮助她提高普通话水平。在她看来，威利是在装腔作势。
但对威利来说，这关乎自尊。他在浙江的第一个老板，那位糟糕透顶的王先生，常常和威利说起他在1980年代去四川北部的事情。那趟旅程让王先生开了眼界：四川北部的贫穷状况让他受到了很大震动，以至落下了眼泪。很多年以后，他说起那趟旅程，还是常常会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他喜欢利用这个机会，让威利为自己能逃脱这种糟糕的处境而对他心存感激。威利讨厌王先生的诸多方面：他的中山装、他的吝啬、他麻烦的妻子等等；而其中威利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同情心。
即使威利到了乐清，做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一些只言片语的评论还是会让他感到困扰。在乐清，有些人偶尔会偷了下水道的井盖，然后当废铁卖掉；这时居民们晚上出行时就要格外小心。有一次，威利和一个也是做老师的同事在街上走，经过了一个空的下水道口，那同事厌恶地摇了摇头。“那些四川来的人把井盖偷了。”他说。威利没有回答，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同事说的话。威利也注意到，乐清当地的父母骂小孩时，会用那些外来移民的故事吓唬他们。威利小的时候，他村子里的成年人常常会跟小孩说，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外国人会来把他们吃掉。但在乐清，不再由外国人充当吓唬人的角色。父母们会说：“如果你还哭的话，从江西或四川来的人会来把你给带走。”
我完全能理解你在中国遭到别人不同对待时的感受。很明显，其他地方的人对四川人区别对待，因为四川的贫穷和落后可是出了名的。在这儿人们也是如此。当地人总是看不起四川人和江西人。我对此不是很在意，我知道中国不只是他们的中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你写作的对象是中国的普通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真好。在我看来，你会像总是亲近普通人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样获得成功，在有生之年迎来文学上的巅峰。事实上，我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总是说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总能正确地、完美地对待一切事物；这一点美国有时也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而美国会说中国是个问题百出的国家。
在1980年代，政府标榜和表扬了“温州模式”的发展。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天生就是自力更生型的，自然就讨官员的喜欢；他们愿意什么都不用投资，就看着这些家族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工厂。然而事实上是，很少有地方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甚至在温州本地，这种发展模式也会有限制。成功的工厂进行扩张，然而人们从制造纽扣、打火机、鞋底、低电压产品上获得的利润也就这么多了。这些产品获利很低，很难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品牌，也很难去通过研发为产品增值。按理来说，这些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大概应该是转换到高科技产品或者跨国投资上面，这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普遍的发展策略。
但温州人的某种心态导致他们宁愿让事物保持在简单的状态。在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于改革开放，温州当地的教育反应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温州的私立教育机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座城市里将近30%的高中生和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学校里就读。
在乐清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和他们俩最初工作的学校——那家草包“百才学校”名字有点像，不过这纯属巧合）。在乐清，这所新学校有将近两千名学生，年级分布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寄宿。在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制约。有部分课程和教材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都必须参加一次统一的标准考试。私立学校可以雇佣自己的授课教师，并且从开放的市场上招收学生，但它们也必须教授和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
育才学校创办以后，为突显优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课程，而其他学校一般都是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当地的公立学校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但私立学校还是占了先机。私立学校更早地开设英语课，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授课时间。育才学校招生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包括周日。八年级的学生一周上75节课，这几乎是公立学校每周课时数的一倍（公立学校的周课时数为45节）。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
育才学校蓬勃发展，直到1998年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新的公立学校。创办之初，公立学校的校长就公开地说，他要逼育才学校倒闭掉。他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以后，第一个策略就是高薪聘请最好的老师。他在这片地区到处物色富有经验的授课老师，这些老师都是被教育局认定为“一级教师”的。这些老师带着奖状和资格证走马上任，然后一败涂地。英语老师不会说英语，数学老师不会教数学。学生学习情况糟糕，家长们大发雷霆。很多人怀疑这些老师的奖状和资格证是假的；到处都可以买到那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一切事物都变化飞快，所谓经验的价值相当于零。一年以后，这所新的公立学校开除了这批老师，开始只聘用年轻的老师。
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每年都变得更为激烈。在备考这一块尤为如此，其中牵涉到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第一种策略立足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之上：通过系统、有效、勤奋的学习，学生在考试中成功的机率自然会提高。不过，如果他们提前知道试卷的问题，成功就更有把握了。这就是第二条竞争策略，当威利和南希来到育才任教时，这条竞争策略已经发展很完善了。每一年，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都要和手握大权的人们打好关系，这些人可能会透露一些考试的信息。
有一个温州教育局的官员，以“巧妙的暗示”而闻名。这个地区的各个学校都邀请他去给老师们做讲座，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认为有足够实惠的邀请。威利和其他的英语老师每年都要去温州市中心，听那个人说话。有一次，威利描述了那样的场景：
“我们的校长邀请了那个人来做讲座，来给我们那些所谓的中考信息。他的讲话模棱两可。老师们都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有时他只是以沉默作为回答。讲座有两个小时，我们一直尝试着问些问题。我们问他考试里会有些什么题目。他只是说，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涉及到那个。比如说，他说今年填空题可能会要学生们填两个词，把句子补充完整；而不是往年的一个词。
“讲座结束以后，我们学校就请他去了温州的红太阳酒店。那是一家很高级的酒店，有大概15个老师陪他吃饭。吃完饭后，学校就给他两千块钱。随后，就请他去卡拉OK唱歌，叫一个小姐陪他。我认为那个小姐就是妓女。还给他们一间双人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尽可以想象。我认为这人就是个色鬼。他今年50岁了，其中一个儿子出了国，在美国。”
这人常常给公立学校一些准确的考试信息，但他的讲座对威利和同事们来说却从来没有什么帮助。但不管如何，育才学校仍然每年都如此行事。我问威利，为什么他们还要为这种毫无用处的信息买单，他说：“要是哪一年他说对了呢？”
每年六月是考试开始的时节。那年我收到了威利的来信，言辞间满是厌恶：
在乐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学校提前收到了中考的信息。我们学校只得到了一点二手或甚至是三手的信息。这注定了我们学生考试的失败。那个教育局的混蛋又一次泄露了英语考试的题目。
这种欺诈活动让威利感到苦恼，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新环境因素：当你离开了家乡，道德的基本准则就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威利对此应付自如，例如在对待婚姻传统的转变上。威利和南希在浙江已经两年了，但还没有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似乎没什么意义，他们俩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还在四川。威利留意到，很多乐清的外来者好些年后才会举行结婚典礼，因为他们要存钱和建立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他参加过好些婚礼，新人的小孩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