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威利来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实用主义战胜了传统观念。每次他和南希讨论起结婚和要小孩的可能，话题总是转到了“钱”上面。终于，南希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数目。当他们至少存够10万元（也就是超过1万2千美元）时，她就同意要小孩。他们在乐清过了一年半，一起存下来的钱有2万5千元。他们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银行里了。
但还有些问题，像欺诈活动和对外来者的偏见，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些年来，威利从未征询过父母的建议；他觉得在这种新的大环境中，父母没法给他什么指导。虽然他现在仍然考虑着将来回四川的可能性，但他从心底里知道，他其实是永远不会再回家乡了。对他来说，那个世界已经远去；不是因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被毁掉，而是因为农村的变化过于缓慢。在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国家，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跟不上时代节奏的边远地区。每次威利回到10号村，就看见那个地方像是被废弃的一样。有一次回家后，他写道：
我回到家，什么都没有改变，路还是高低不平，人们变得更老了。我找不到少年时相熟的人和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生活——离开家乡来到沿海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和最让人感到压力的事情。
每次回家都让他心灰意冷。而回到乐清以后，他会发现自己不断想着那条逐渐走向衰亡的村庄，虽然他明知这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时候，他会在学习英语中获得安慰。这门语言成了一种分散精神的事物，而他还相信英语材料会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环境提供最好的指引。他仔细留意着国外新闻机构网站的更新，并阅读英语的任何指导性专栏。有一次他打电话去“美国之音”北京站的一个热线电话节目，询问如何处理窦炎的问题。还有一回，“美国之音”广播了一个节目，内容是关于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教育（注：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上学方式），威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详细的笔记。另一个教育系统的存在，并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威胁；这个观点是让威利最为感兴趣的：50个州? 150个儿童在家上学父母就是他们的老师和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一样优秀家庭稳定1997年 50000美元理由：保持互动 ? 满足孩子需要 ? 防止学生受到暴力、性方面等的影响 ? 教育的相关问题公立学校为家庭提供帮助：图书馆课程
自从毕业以后，威利已经弄散了三本英语字典。他仍然把那些旧字典摆在他的书架上，如同一名优秀的内野手，从来不会扔掉那些磨破的手套。在空余时间里，威利不断地翻译和整合着各种信息：“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还有单词表。他常常打电话问我问题，那些问题通常是关于某个词或某个难懂的语法特征。有时他的问题是关于世界大事的。200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情况不明朗，两位候选人中没有明显的获胜者，那段时间威利几乎每晚都打电话给我，问我关于选举团的各种问题。
他对世界上不符合规则的事物特别敏感。在温州，政府赞助了一个保护水资源的运动，运动口号中英文都有。英文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的：
停止浪费水资源 （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
威利认为这句话译得不对，问我的意见。每次他打电话来，我都尽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不过我常常会好奇，他要怎么去处理所有这些英语的资源。我问起威利他的日记的事，他告诉我，他只是想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他说，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编一本英语字典，里面要涵盖这门语言里的所有词汇。酩酊——喝醉 ?boozy-drunk粗野的 ?boorish书报摊 ?bookstall书柜 ?bookrack书签 ?bookmark末名奖 ?booby-prize1998年，比尔.克林顿和莫尼可.莱温斯基有外遇，导致了一段空前的——利物浦和伦敦暴动（1981）。在1980年代早期，街头暴动回到英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似；而这是首次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而引起的暴动。
在2000年的国庆节之间，威利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防犯罪集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违反法律的人会在直播的电视节目中受到审判，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威慑国庆期间的犯罪活动。过去，这种仪式通常在运动场上举行，有时行刑也是公开化的。不过如今只有审判过程是由电视播送的了。威利看着那些罪犯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走：上着手铐，剃得光光的脑袋，蓝白相间的监狱服。一个法官念出了每个人的名字、籍贯、罪行和判决。电视机前，威利不禁拿起笔来记录。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是在“统计数据”。“每当法官说到一个人的姓名和籍贯的时候，我就把它记下来，”他解释道：“来自江西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人最多。最后我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来自四川的。这是最高的比例。我感到很羞愧。”另一个夜晚，威利和南希迟迟没有按时睡觉，他们一遍遍地放着那首流行歌，直到把“打工十二月”从头到尾翻译成了英文：十二月我返回家乡爸爸妈妈哭了一场一家人吃了顿包饺子那味道可真叫个香
亲爱的彼得，你在北京怎么样？……我很想改变自己在这里的现状。南希和我都扔掉了铁饭碗，来到这里碰运气。这儿的环境要比我那个落后而“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的家乡四川好得多。然而，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即使是做一个发了小财的男人这样的小目标，想不断塑造和提升自我，看起来也不切实际。南希和我都想在这儿买一套住房。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每套房子都在30万到40万之间，我们买不起。到我们有能力买得起一套新房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一只脚跨入坟墓里了。这是真的。我长久以来的希望就是，当我们两个都存够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乡，然后为南希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可以做除了教师以外的职业……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我希望到时我会有好运气。
2000年秋天，威利参加了一个英语教学比赛。在全国各地，这种类型的比赛正在中国教育界里迅速流行。在温州，每个比赛者都要面对满满一个教室的学生，而评判们就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些官员会根据参赛者的教案和学生们的反应对参赛者进行评估。
在这样的场合，威利从来不会紧张。在他经历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后,这种比赛就是易如反掌：规则是明确的，而且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要遵守。裁判过程看起来是公平的，虽然学生是独立的部分，但不可能骗过孩子们的自然反应。
温州的英语教学竞赛开始时由500个教师参加，很快就淘汰剩了16个人。威利是其中一个。决赛的时候，所有参赛者都要到温州市中心去。其他的参赛者带去了手提电脑、投影屏、还有用专业的教学软件准备的教案。威利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电脑去的参赛者。他的材料是他亲手做的：几幅对话的图解，几十个小小的红苹果。还有一瓶水，他在上面用英文写了“毒药”这个词。
“当我教他们‘危险’这个词时，我就说我手里的这瓶水是毒药，还叫一个学生把它喝了。学生们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叫他们学习一段对话，并且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竞争的气氛，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我带去的小红苹果。我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答对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苹果。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大声喊着我的问题。我就像个司令官一样，他们觉得这样也很好玩。”在竞赛之中创造了另一个竞赛，这是天才之举。威利拿到了第一名。比赛组织者奖励了他1000元，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过威利说钱并不重要。他的学校为他感到骄傲，而威利认为，他赢得比赛的原因，是其他的比赛者都没有他那么在乎英语。在威利看来，是他写下的所有单词表，他记录的那些电台节目内容，那些晦涩的单词和特殊的短语，让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威利说。“我想是我的疯狂作风让我赢了。”
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叫做刘成民（音）。他读完了小学五年级，这让他成了当时第3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1980年代初，他去了黑龙江。他在那儿的一家鞋厂装配线上干活，过了好些年，又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在村子里，人们公认刘成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都很尊敬他。人们也知道出外打工的经历多少改变了他。他从未结过婚，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19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征收过高的农业税，他拒绝缴付。他说他是个单身汉，理应得到优待：他没有老婆孩子，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的理由清晰而富有逻辑，政府在此之前也没碰过先例。
时不时地，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流言：官员们正计划要拘留刘成民，殴打他，直到他同意缴付农业税为止。对于那些极端的顽固分子，这是常用的处理方式；但流言传说的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地的政府官员似乎被这人的不可预料吓住了。
在刘成民出外打工期间，他写了好些关于在外见闻的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喜欢读那些诗句；而多年以后，当这个男孩自己也成了一个出外打工的人，他仍然记得刘成民那些诗句的内容。诗歌采用了毛诗的风格形式，常常有自然风景的描绘。有一句诗赞美了长江的力量。还有一首诗描述的是蜗牛河，那是家乡当地的一条河流，就在胜利桥下流过；威利还记得那首诗的最后一个对句：吾乡河宁静，吾心却不然。（The river in my hometown is peaceful,?but my heart is not.）
不可言说的周年纪念
周年纪念
2000年10月26日
是纪念日前一天传来的消息。是一封发给外国记者的加密邮件：10月26日，广场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个高潮将出现在下午一时左右。在国旗和纪念碑之间的地方。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再出现如此盛大的聚会了。祝您一天愉快！
一个身在北京的Falun功拥护者发出了这个消息。他是个电脑专家，知道如何掩饰自己所写的电子消息的轨迹，他总是很小心地对信息加密。然而，在网吧监控之下，他注定将要在两年内被捉获，然后遣往劳改营。不过从电子邮件的口气里，你不会想到这个“集会”可能涉及的内容，也不会想到邮件的作者正处于危险之中（“祝您一天愉快！”）。他所用到的“聚会”这个词则格外让人感到困扰。一整年来，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一个个日子就如同是某种残酷的牺牲仪式，不断累积着。4月25日的抗议活动后接着就是5月11日，那是Falun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生日。 5月13日随后（Falun功组织成立的周年纪念）。然后是7月22日（设立第一条反对Falun功法律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走入51周年。
每个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人举行抗议活动，参加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国记者们溜到旅行团的人群里，从来不做笔记；通常我们只是闲站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并用脑子记住发生的事。摄影记者就要更有谋略了。我们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开始在脖子上挂两台相机，有时候他挂三到四台，那些照相机总在他脖子底下摇晃着；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从臀部后面拍照。他被警察拘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且警察会成功夺去他那些显而易见的相机的胶卷，在此之前，那部数码相机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了。不管怎样，相关照片总会登载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
抗议者也变得更老练了。他们仍然遵循其基本原则：如果警察讯问他们问题，他们总是会如实告知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会想方设法到达天安门广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时他们戴着廉价的棒球帽，那是中国国内旅行团游客常戴的帽子；他们也常常会买一些小小的中国国旗，就像为祖国自豪的外省人初次来到首都时所做的一样。不过，他们无法隐藏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缺钱。看起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很多人在国有工厂或共产党时期的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人常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吃了苦头：原来的工厂要不就破产，要不就易手了，他们得到的退休金金额很低，或者干脆就没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时期，他们中的好些人在Falun功中获得了安慰，这不足为奇。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常常可以通过衣着辨认出这些人：廉价的衣服，廉价的鞋子，廉价的棉袄。很少会看到一个穿着体面地抗议者。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女性。
他们的抗议活动策划得更精心了。偶尔，策划中包括了确定的时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行动。他们把手臂举过头顶，有时会展开他们的横幅，横幅上写着Falun功的三个基本信条：真、善、忍。他们把传单仍向空中。从5月开始，他们开始撒菊花的花瓣，因为黄色是幸运的颜色。随后，警察会把花瓣全部清除干净，似乎那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警察则没什么改进。 他们还是例行公事：便衣们仍然粗暴对待抗议者，下手残忍而又毫无意义。有时看起来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展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例行公事一次又一次上演，你就开始意识到，这些便衣只是一些没有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那些抗议者一样，他们来自一个外观可以辨识的阶层；这些人是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的中国青年男子。他们的长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感到了思想上的虚空，而他们却只是一群纯粹的失败者。他们错过了新经济形势下的各种机会。
每当抗议活动涉及到了确切的时间——比如说，1点开始；那么一切就会像一场吓人的运动一样，在比赛准备阶段已经宣告结束。记者们富有策略地混在外国旅游团的游客之中。便衣警察搜寻着衣着穷酸的老太太，试图找出抗议者。不过那些女人常常能把便衣警察辨识出来，并千方百计地避开他们。这逐渐成了一场慢动作的追逐活动：一个平头男人走向一群中年妇女，女人们四处散开。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是北京城里最为令人沮丧的景象之一：便衣大肆追捕中被剥夺财产的中国人；一群过气者和一群虐待者，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搜寻着没有安全保障的中老年妇女。你知道自己该站在谁的一边，但你也知道没有人会在这场追逐中胜出。
12：30分，所有人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警察：鬼鬼祟祟的，闲站的，不断徘徊的。信徒：假的游客，手里抓着中国国旗，避开便衣。记者：假的游客，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已经劳累不堪了：我的这一天早晨，是从当局动手强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事情开始的。有那么一些在北京的日子，一天过起来就如同一周那么漫长；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大多数参加集会的人都在北面的广场上等待着。这一大片石板地被分割了两回：第一个分割物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二个是毛主席纪念堂，那是座矮矮的花岗石建筑，外观丑陋，里面存放的是毛主席的尸体。纪念堂的两侧都停满了车辆。我飞快地数了数：14辆货车，11辆巴士。天安门上很是热闹，到处都是真正的游客，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人抢先行动了。差10分1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一群假扮的游客忽然举起了横幅，并大声喊道：“Falun功是好的！”警察开始奔跑起来；一辆货车隆隆地驶离毛主席纪念堂。在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边，另外一群抗议者如法炮制，也举起了他们的横幅。在国旗前面，有人往空中一把把地扔着传单；另外两辆车加速开过广场。更多的横幅，更多的传单；更多的巴士和货车。我刚好站在广场的东边，那儿有个信徒拼命把白色的传单扔到纪念碑上。直觉驱使，我弯下腰，飞快地抓住一张传单，一把塞到口袋里：神不会原谅蛮不讲理的行为还我们信徒同胞还我们Falun大法的清白
我站起身来，广场上已经变了个样子。到处都在行动：一张张传单四处飞散，一条条横幅铺展开来，人们奔跑着、叫喊着。站着不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步步走过脚下的石板地；下意识地、毫无目的地。我瞥见一个男人的脸上流了很多血，一个女人被踢打，像胎儿般蜷成一团。另一个男人被按倒在纪念碑上。一个老太太被推到巴士里。最后，在所有的纪念和抗议行动过后，一个受过教育、会说英语的便衣警察，特地被指派过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公关。“请你离开。”他用地道的英语发音对我说：“这些人违反了法律。”就在我们旁边，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忽然打开了一条横幅。那个小孩大概两岁左右。那条横幅是黄色的，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它只出现了一刹那，我还没看清上面写着什么：XXXXXXX。一个便衣警察打了这女人。第二个警察一把夺过了横幅。第三个抢走了那个孩子。女人倒下了，孩子尖叫起来。一个警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又有什么不同呢？都使劲踢着她。那个受过教育的警察又发话了，用英语：“请你离开。”1点时一切结束了。警察成功地把游客和记者都赶到了天安门的外围，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死寂；估计有300个人被逮捕。然而，你很难数清楚数目——你的手要插在口袋里。最后出现的车辆是扫路车。这些车往转动刷子上喷着水，把传单和血迹都清理干净。一个英文品牌的名字用蓝色字体印在钢制的车身上：中国天津扫路汽车有限公司（China Tianjin Sweeper Automobile Compnay,Ltd.）。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不见一片云彩。这是中国颁布“打击邪教法”的第一个纪念日。
一本书：打倒美帝
一本书
打倒美帝
今天,考古学家们要为地下之城的一段城墙绘制地图。那段城墙离地表不远，大概有5英尺深。工作队在黄土地上的挖掘工作进展很快。队里一共有18个男人，由考古学家荊志淳带领，他们的装备是铁铲和洛阳铲。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相信，这段城墙可能是地下之城王室领域的一部分。
午后，荊志淳小憩了一会儿，我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里采访了他。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书，凉爽而宁静；只有我们俩呆在房间里。荊志淳向我描述了一些安阳出土的文物。后来，当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不经意地指了指桌子上摆的一本巨型旧书。书的封面已经被撕破了，还褪了色，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
我国殷周铜器图录
(“Our Country’s Shang and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书上没有列出作者的名字。这本书是1962出版的，由中国考古研究所编纂，里面有800多幅青铜器的黑白照片。有低矮厚实、三条腿的鼎，也就是“锅”；有造型优雅的长颈觚，也就是“圣餐杯”；还有细长而带柄的觖，可能是用来加热酒的。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商朝，通常它们都设计有商朝文化特有的饕餮：那是一具固定风格的动物面具，眼睛和嘴巴都是弯曲的。过去，有些专家认为这种神秘的图案画的是一条龙；其他专家说可能是老虎，或者是鳄鱼，又或者是蛇。还有一些理论把这种图案和萨满教联系起来。不过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饕餮失却了它的含义，成了一个沉默的符号。
书后列出了那些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密苏里的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在名单之中，博物馆拥有一个细长的觚。在密歇根州的青草湖，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主教团（这名字听起来既非属于美国，也不像是帝国主义者）拥有一个鼎和一个觚。其他的名字则不太会让人感到意外：纽约市的W.K.范德比尔特夫人；同样来自纽约市的桃丽丝.杜克小姐（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她夺去了9件青铜器）；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埃弗里.C.布伦戴奇（30件青铜器）；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伯瑞（58件青铜器）。
草草翻阅一下这本书，大概就能够了解到这些著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考古上有怎样的品味。桃丽丝.杜克所拥有的9件青铜器都是商朝的，显然她很善于发现那些精巧细致的东西：
一对细长的觚，一个精细的觖。相反，皮尔斯伯瑞就是中西部人的鉴赏口味，喜欢那些坚固结实的铜器：一件三国时期的四方鼎，外型粗笨；一口战国时期的大锅，低矮而颜色灰沉，看上去就完全是一副历史悠久的模样。布伦戴奇的品味神秘莫测。他的收藏品从商朝、西周到春秋时期都有；他拥有厚实的鼎和细细的觚。他最独特的一件收藏是一个春秋时期的酒壶，那酒壶的造型简直是异想天开，铸成了一只鸟的形状——一件准备飞翔的远古青铜器。
我问起荊志淳这本书的事情，他说书是由一个叫陈梦家的甲骨文学者研究写成的。
“他在美国呆了很久。”荊志淳解释道。“陈梦家的妻子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不过后来他们俩回了中国。陈梦家还是个很棒的诗人。”我问荊，陈梦家是不是还住在安阳或者北京。
“他已经去世了。”荊志淳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我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封面：没有名字。荊志淳说，陈梦家曾经两次自杀。我合上了书，问安阳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学者。
“和老杨谈谈吧。”荊志淳说：“老杨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陈梦家自杀时，老杨和他在一起。当时安排了老杨和其他一些人照管着陈梦家，不过那件事还是发生了。你过去院子那头，就可以找到老杨了。”
安阳考古工作站离地下之城不远。这地方仍然种着庄稼，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地；在将近12座的楼房中，只有少数人是在这儿全职工作的。白天，风吹过梧桐树，沙沙作响；偶尔远方传来一阵火车的轰鸣，那是驶向北京的火车，离北京还有6个小时的路程。除此之外，工作站里一片宁静。高高的水泥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
工作站的很多楼房里放着文物。有放满了青铜器的房间，有散布着陶器碎片的工作间，有的房间里则是一些上锁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无价的玉石。还有就是大量的骨头。在一件展览厅里，展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是一副婴儿的骨骼；这可能是商朝时某种恐怖的仪式留下的遗迹。另外一栋楼房里有一架四轮战车，还有4副骨骼，它们都是1987年从附近的田里挖掘出来的。那些骨骼刚好是成对的：两副马的骨骼，两副人体的骨骼。它们可能是献祭用的，为某个君主的来生服务；那两个男人大概是战车的御者。一个男人的骨骼倒卧在战车后面。另一个男人是仰面躺着的，就在马的旁边，双手被绑在背后。他的头盖骨转到旁边，就像在咬地上的泥土。
那副战车已经不再是战车了。被埋在中国中部平原的竹子，是不能持久保存的，那儿的雨水能轻易地渗透干燥的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竹子逐渐腐烂，取而代之的是保持原来形状的泥土模子。30个世纪过去了。1987年，挖掘工作逐渐深入，考古学家们不可思议地分开了泥土模子与外部的泥土，最后战车的外形出现了。有车的侧板，一个车轴，一副杆子，还有一个车厢，可以容纳三个跪坐的乘客。一副弯曲的车轭跨放在那一对马的脊椎上。辐条式的车轮直径有4英尺多长。这个战车看起来是完完整整的，仿佛还是由木制作而成；但只要推它几下，它就会变成一堆尘土。考古学家把它形容为一个“鬼魂”；一件早已不复存在的物品，一份泥土的记忆。
在存放战车的那栋楼旁边，我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见到了杨锡张（音）。他今年66岁，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的牙齿镶成了银的，每次他一笑，我就被他的牙吓一跳，像是看到了某种意料之外的遗迹在闪光。
老杨说，陈梦家在1940年代做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在那以前，陈梦家和妻子一起住在美国。陈梦家的妻子来自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这是后来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之一。”老杨解释道。“她的家庭和外国的事物联系太紧密了。当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陈梦家就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标签。这源于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也源于他妻子的家庭因素。不过‘nannu jiaoliu shenghuo’是他尤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个短语听上去并不熟悉。我请老杨把它写下来，以确保我没有听错。他停了一会儿，像是后悔提到这一点，不过后来他写下来了。这些字看上去意思明确，但整个短语的含义仍然很模糊：
男女交流生活
我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眼睛往旁边看，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道银光闪过。“意思是，”他不情愿地说：“你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那么，陈梦家是这样？”
他又看向一旁。“我不清楚。”他说。
好一会儿，我们之间是一阵奇怪的沉默。当我们继续开始交谈时，我意识到，老杨显然更愿意谈论陈梦家的死亡。当我问起陈自杀的事情时，老杨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老杨说。“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人们救了他。从那以后，考古研究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看管着他。我们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里，任务是不让他自杀。但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尝试过，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看了他大概1周。”
为解释他们如何失去了和陈的联系，老杨站了起来，手指向窗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在外面的树间洒下了斑驳的光。“试想一下，你现在站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看着外头的四合院。”他说。“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老杨手一挥，就像在追随一个想象的人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
老杨坐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然而，从老杨的表情上，我看不出来他是否觉得内疚或伤心，或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他看起来面无表情，当中国人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时，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感情都隐藏在遥远的别处。我问老杨，他和陈梦家在一起的那一周，陈说了些什么。
“我们没怎么说话。坦白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起来显然是心烦意乱的。我和他说话好像不太合事宜。”
老杨解释说，当时陈梦家的妻子并不在家，因为红卫兵在城市的另一边拘留了她，她在北京大学里。后来，文革结束了，她继续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老杨告诉我，她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一起走过院子，来到老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陈梦家的照片。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数家的书，还有一张搭了蚊帐的床。水泥铺的地面没有任何装饰。老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褪色的考古研究所年鉴。
“关于那本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封面上没有陈的名字？”“1957年，陈梦家批评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老杨说。“他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右派不能发表书籍。但是那本书非常重要，所以研究所把它出版了，但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人人都知道是谁写了那本书。”
老杨把年鉴翻到有照片的一页，其中一张照片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下的题字注明陈出生于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在照片里，陈梦家笑出了酒窝，眼睛明亮，一头浓密深黑的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衬衫。在这一页所有人的照片中，陈梦家笑得最灿烂。
“他长得很帅。”我说。
老杨轻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没有露出那排闪烁的银光。
在安阳，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陈梦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年纪都太轻，不清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这次作的笔记归档，然后就做其他事情去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讲到一半的故事，然后任由它们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个印记，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灵魂。
2001年1月，我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它描述了我在四川教书的那一段时光。那一年，“美国之音”广播了一篇中文书评。随后，写书评的人给我寄了封介绍信，信里附了他的书评的复印稿。那个闹着玩似的副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
读洋鬼子何伟的新书
书评人是一个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名叫巫宁坤。他来信的邮戳盖的是佛吉尼亚州的赖斯顿。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附在信里的文章是……根据一个广播谈话节目“今日美国”所写的，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普通话节目。如果你从前的学生恰巧听到了这个节目，他们会十分惊喜……巫宁坤在信里提到，他于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在那里教英文。1990年代初，他再次横渡太平洋，这次是永远的了。从那以后，他就和妻子住在华盛顿市附近。我给他回了信，问他在芝加哥读书时，是否认识陈梦家。
回信很快来了：原来，在共产党革命以后，陈梦家的妻子还帮忙说服巫宁昆，劝他回到中国去。巫宁昆建议我读一下他用英文写的传记《一滴泪》(A Single Tear)。书中其中一个部分描述了巫宁昆在1950年代早期回到北京的事情，那时候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还未开场：
当时，我还在等待住房分配，所以我暂时在露西和她的先生家里客居。露西的先生是陈梦家，是附近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陈先生很瘦，皮肤黝黑，走路时老驼着背，像不堪重负；他40多岁，但驼背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苍老。露西的父亲T.C.赵博士，是圣公会主教和神学院的院长……在优雅的明朝家具、上等的小艺术品和史坦威钢琴之间，她步态轻盈地来回走动；在我眼中，她完全就是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亨利.詹姆斯正是她博士论文的论题），然而却被硬塞入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环境里，就像她身上套的那件毛式服装一样。我很好奇，在她沉着的姿态之下可能隐藏了怎样的“道德意识”。而陈教授和他天生沉默寡言的妻子不同，他脾气很坏，常直言不讳。当上级宣布，教职工和学生都要参加每天的集体运动时，他踱来踱去，一遍遍地原地转圈，同时大声埋怨：“这就是《1984》变成现实了！这么快！”
当我看到露西这个名字，我忽然意识到，这部分的故事很眼熟：赵露西是赵老先生的姐姐。
她就是那个在四合院东边的屋子里翻译《草叶集》的女人（注：关于四合院和赵露西的故事，请参看“拆哪：一个老人捍卫四合院的战斗”一章）；她就是陈梦家的遗孀。我和老杨谈话时，没有注意到人物之间的联系；老杨没有怎么提到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提到她的英文名。和那个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学家一样，赵露西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98年。但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们的新家。
赵老先生唯一的变化是晒黑了。他耷拉的眼睛还是一样：冷静、深邃、看不出年龄；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军人一样。他仍然打网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当我问起他最近的比赛，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肤是在泰国晒黑的。当局为拆毁四合院，赔偿了这对夫妇近3百万元，相当于35万美金，在中国，这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在中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么大一笔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赵老先生和妻子黄哲刚从曼谷度假回来。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接受当局的赔偿，表示他承认了这场斗争的失败，现在再谈论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谈论文革。起初，我请求和他见面，谈谈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绝了。我想了些办法刺激他以后，他最终同意了会面，不过他再三重申他没什么可说的。
赵老先生和黄哲搬到了城市的东面，在嘉里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那堆杂乱无章的商业建筑旁边。这对老夫妇住在一栋叫“金贸”的新楼里。他们家的窗户装的是绿色玻璃——像码头尽处的那一点灯光。
这对夫妇在客厅里接待了我。屋子里的装饰有些是我所熟悉的：赵老先生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卷长长的书法作品。耶稣和法利赛人。一件新的物品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四合院照片，也是黑白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告诉我说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的一员，新月派是20世纪初一个很流行的诗歌派别。我问他陈梦家的写作风格。
“很浪漫。”赵老先生干巴巴地说。
“怎么浪漫呢？他写作的主题是哪一类？”
他挥挥手打发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是很懂那些东西。”
“那么，陈梦家本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很难想起来。”老杨说。“不过我记得他是个工作狂。他和我姐姐都是那样。他们不停地读书，整天埋头写作。他们是为文艺而生的。有时会觉得他们俩再没有其他活动了。”
我提到了那本写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老人点了点头。
“陈梦家1948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游遍了整个国家，给人们家里的中国文物拍照。如果他听说某某有一件青铜器，他就会去询问那个人，他能不能看看。他就是这样为写那本书做调查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人物，很出名。要买那样的青铜器，你得有钱。”
我问起那本书的名字——“美帝国主义者”，老人说，不是陈梦家选择了那样的字眼。“他的兴趣与政治无关。他只是想要研究青铜器。他常常会说青铜器有多么漂亮；他说了好多回：3000年前的人们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真是太了不起了。对于明朝的家具，他有着同样的感受。他是个正经的收藏家，他有20多件明朝的家具。他和我姐姐回到中国以后，他们俩的薪水是差不多的。我姐姐的薪水用于日常花费，而他的薪水则用来买古家具。”老人提到，这对夫妇的家具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常设展里。我问他陈梦家的政治问题，赵老先生说那是1950年代的事，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中文的书写系统。那段时间，毛泽东下了命令，要把一些中文字体简化，他还希望用一套字母系统完全取代中文字。陈梦家写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这个计划。
“他认为，中文书写不应该改变。”赵老先生解释道。“从那以后，他就被控为右派了。那段时间对他有很多批评，当然，后来文革的时候情况还要糟糕得多。”我问他，陈梦家为什么要自杀。
“他是个学者，是个知识分子。”赵老先生说。“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你知道，他自杀了三次。我姐姐救了她两次。第三次，她睡着了。我姐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到他死了以后，我姐姐才找到他。”
黄哲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听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你不懂那种压力有多大。”她说：“他们会让你跪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的错误。他们会为无中生有的事情指控你，说你想要谋杀谁、说你脑子里想着什么坏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指控你。那些我们都经历过。不过我们的情况都没有陈梦家那么糟糕，因为他是个很有名的人，又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这就是我不愿意谈起过去的原因。”她的丈夫说话了。“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改变过去了。”他们讲的故事和老杨所说的有矛盾。那个考古学家没有提到变革中国字体的运动，而且他还说陈梦家自杀时，露西不在她的丈夫身边。老杨说是自杀了两次，而不是三次。他还提到了人们指控陈与别的女人有暧昧。
“我和考古研究所的一个人聊过，他认识陈梦家。”我说道，尽量小心翼翼地措词。“他告诉我说，文革的时候，有人批评陈梦家，是因为他们认为陈梦家和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被夸大了。你还记得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吗？”
停顿；这个女人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赵老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听过别人说这方面的事？”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平静地说，眼睛里没有任何反应。我转换了话题，紧张的气氛过去了；我们开始谈网球。赵老先生说，他还是一个星期打三次网球。
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有未竟之处，但我无法再从赵老先生这儿获得任何的其他信息了。我和他谈话多次，但他的某部分的性格，仍然是隐藏得严严实实的。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亲眼目睹过可怕的事情的人。他们的记忆埋藏在一个硬壳底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硬壳愈加坚固。
然而，偶尔我们还是会窥见一些埋藏在深处的东西；我想起了赵老先生告诉我的另外一个故事。他的房子被拆毁了几个月以后，某个冬天的下午，赵老先生发现自己来到了以前住的那一带。他一时心血来潮，在四合院原来的地址停下了。站在街上，他的故居外面看起来仍然和原来一样：灰泥抹的墙壁，红色的大门。赵老先生碰巧带了故居的钥匙，他试着去开门上的锁。门打不开，于是他弯下腰，透过信箱的投信口张望着里面。破碎的砖块和瓦片。尘土，尘土，还是尘土。老人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意思很明显：他人生里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然而，肯定有某种原因，让赵老先生还保存着故居的那把钥匙。
政治避难：波拉特在华盛顿
注：维吾尔族人波拉特是作者何伟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波拉特原来是一名知识分子，在新疆教书，因为抗议当局在新疆进行核试验等问题入狱，出狱后来到北京雅宝路从事黑市交易。随后通过移民公司协助提供的假文件拿到商务签证，来到美国。关于他的故事前文请看《中间人》、《断桥》章节。
政治避难
华盛顿市和北京一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首都。两个城市都是方形的：笔直的街道，不偏不倚的转角。它们的布局严格按照指南针的指向，当初它们各自那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选址时，都把它们看作一张可以任意描画的白纸。明朝的永乐大帝在北部的平原选中了建都的地址，乔治.华盛顿则选择了波托马克河的拐弯处建立都城。两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那一座座排成网格状的纪念碑和一条条宽阔的街道，明白无误地告诉访客，这就是当权者的所在。
